1

    事件发生前几分钟，在凤凰坡坡顶上，钟昭让郭水龙努力克服困难，忍一忍。

    这个困难不好克服。郭水龙肚子一阵阵绞痛，实在忍不住，所以才请求赶紧去“处理”一下。郭水龙其人比较粗犷，言辞一向直接，当晚难得地略有斟酌，顾及女士不宜。他所谓的“处理”其实就是排泄，可能还需要呕吐，情况比较严重。其时车在坡顶，荒郊野岭之地，路边野草丛丛，四下里一片漆黑，怎么处理呢？男左女右？

    钟昭指点前方让郭水龙看，深夜里，靠车前大灯照射，视线很有限。不过他们都知道前方就到下坡路了，这是个长下坡，从坡顶路牌到坡底，总长有三公里半，其间两个大弯，三个岔道口，以他们现在的速度，不超过十分钟可以搞定。坡底有一个村庄，村庄外围靠路边处有一座公厕，比较适合“处理”。

    “有，有吗？”郭水龙问。

    “你不知道？”

    钟昭要郭水龙多留意，常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路段长度、地形标志、路边相关建筑和设施应当基本有数，心里要有一张路线图。无论到哪里干什么，先要确定目标，然后知道自己该怎么去，通过哪条路径，这条路上都有些什么，碰上了要怎么办。有了这样一张路线图，才能事半功倍。

    郭水龙只好忍着，一边痛不堪言、大汗淋漓，一边附和：“领导，领导讲得重要。”

    钟昭笑笑：“我是帮你分散注意。别总想怎么‘处理’，想前边那个大拐弯。忍一忍，马上就到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个大拐弯。

    那是星期日午夜二时，也就是星期六之夜刚刚过完不久那个时段，出事的凤凰坡公路下坡第一个大拐弯一向事故多发，因为这里弯大坡陡。凤凰坡旧有地名是“老鸦坡”，坡上常有大片鸦群起落，呱呱呱一片鸦叫，听上去挺骇人。大家都说“老鸦坡”鸟名不吉利，所以总出事，上边领导听进去了，郑重予以更名，把坡上那块地名牌由“老鸦”改成了“凤凰”。恶鸟变成喜鸟，新鸟名果然好听许多，但是人们却还改不过来，多按老习惯叫它老鸦，因而事故依旧不减，每隔一段时间，这里就会出点事情，不是单车失控翻车抛锚，就是连环相撞车毁人亡。

    钟昭他们这起事故为两车相撞，事故中死亡两人，重伤一位，死伤者均为钟昭一方，他们所乘警车撞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相撞另一方是大货车，该车撞击部位在车厢前部，车头没有严重损伤，司机安然无恙。

    这起事故比较异常，因为事故中撞毁的警车标志很明显，直至车毁人亡之后，警车上的警灯依旧闪烁不止，顽强显露自己的执法身份。除了警灯和白色警务车牌，警车车身还漆有鲜明的“交警”标志，交警是干什么的？公路上来来去去的所有车辆，别说车上的司机，连司机手中的方向盘差不多都认得那个醒目标志，谁也不敢跟交警乱来，有心碰一碰也得挑其他车。但是当晚在老鸦坡上，双方摸黑儿就给撞上了。

    事故发生时天气不好，为阴天，有零星小雨，公路的柏油路面比较湿滑，公路上没有路灯，但是双方都亮着大灯。相撞两车中，警车是下行，从坡上往下俯冲，并拐弯，占据右车道，挨着山崖，货车从坡下往上拱，沿着山沟一侧行驶，路肩下边是深沟，有十几米落差。两车交会时，货车驶在偏中位置，一侧车轮压在中线，由于是重载，速度不快，看到对面警车闪着警灯急冲而下，位置也偏中线，货车司机赶紧打方向盘往路边靠，紧急避让并刹车减速。这时候警车稍加闪避，往山崖靠一点，彼此就过去了，却不料警车驾驶员一点反应都没有，速度减都不减，一头就撞了上来，还好货车车头闪开了，车厢受撞。货车车厢装有一车袋装水泥，警车冲力虽大，被一车水泥抵消，货车没给撞翻，也没有撞出公路，只是偏离方向，甩了尾巴，一个车轮悬在路沟边，车身向外倾斜，往下就是十几米的深沟，如果车身失衡处理不当，滑下深沟就车毁人亡。货车司机反应很快，立刻松刹车，踩油门，让货车继续往上冲。待悬空的车轮着地，车厢恢复平衡，惊魂初定，他把车停下，探头去看，相撞警车已经完全失控，它被巨大冲力弹向路另一侧山崖，与山崖的石头再次重撞，又弹回路面，倾覆于路中间，车轮朝天飞快打旋。

    货车司机很年轻，他吓呆了，当时不假思索，立刻启动车子，逃离出事地点。几分钟后他的车气喘吁吁翻过老鸦坡，顺坡而下，快速消失于夜幕。

    午夜过后，这一条公路车辆不多，十几分钟后才有两辆车一前一后经过出事地点，先到的是一辆小货车，司机在事故地点停下车，跑到失事警车边查看情况，后边那辆车紧接着赶上坡来，这是辆轿车，速度很快。前头小货车司机一看又有车来，没再耽搁，赶紧上车驶开，绕过事故现场扬长而去，后边的轿车经过现场时稍微减速，没有停车，但是一过现场，车主就拿手机报了案。

    事发地点离县城有十五公里，县交警大队值班人员接到报案，听说老鸦坡出了车祸，翻了一辆警车，顿时紧张，处理人员没有片刻耽搁，立刻出警赶往事发地点，值班的一中队长亲自带队，去了七八个人，值班人员还通知120急救中心出动了救护车。二十分钟后处理人员到达现场，现场一片狼藉，出事警车倾覆于路中，从撞车点到倾覆点近三十米路段上遍布警车部件破碎残骸，玻璃碴破车架甩得到处都是。出事警车的车牌掉落在地上，已经扭曲，却还看得出车号，现场处理人员对这个车号非常熟悉，因为是本县交警大队自己的车，车辆使用人为副大队长郭水龙。

    出警人员心知不好，郭副出事了。郭水龙是本县人，家住县城，双休日期间，如未有重要事项，通常会在家里，他半夜三更开着警车跑到老鸦坡，翻倒在路中间，其中必有特殊情况。这个情况无疑比较隐秘，需要夜半匆匆，同时秘而不宣。县交警大队值班人员和现场处理人员对郭水龙的此次外出均一无所知。

    此刻救人要紧。警察开启警车大灯罩住事故车辆，几个人跑过去趴在地上朝车里大声喊叫。郭水龙黑糊糊挂在驾驶座上，身子朝下压着脑袋，脑袋顶在车顶棚，头上身上和顶棚到处是血，无论怎么喊都不反应，已经声息全无。

    中队长下令：“快把他弄出来。”

    处置人员使用应急工具把警车车门撬开，但是人弄不出来，因为这一侧车身严重变形，郭水龙的下肢被变形的车体卡住，根本拽不动。

    “快摸脉，看人怎么样！”

    已经摸不到脉搏，鼻孔也没有气了。

    有一个警察忽然叫了一声：“不对，这个人不是。”

    一中队长与几个出警人员一起趴到地上往车里看，这才发觉果然不对，驾驶座上的死者着便衣，没穿警服，也没戴警帽，身条比较细长，脸盘也显细长，与身宽体胖的郭水龙不是一个模样。虽然是在夜间，虽然激烈撞击会让当事者身材头脸变形，但是此人与郭水龙的外形差别太大，足以断定为假冒。

    “这是谁？怎么回事？”

    一个年轻警察喊：“那边还有一个！”

    大家立刻转移，跑到另一侧助手位上，几个人不约而同一起出声：“是他！”

    助手位这个人不必细看，他就是郭水龙。他也是头朝下悬在座位上，由于身材比较臃肿，他的头部被自己的身子挤压在顶棚上，一个大脑袋整个儿陷在警帽里，模样比驾驶座上的无名死者还要恐怖。他身上穿警服，警号确切无误，正是郭水龙。

    他居然还有一口气，尽管已经昏迷，人事不省。一条保险带把他扣在座位上，座位已经在撞击中变形，但是居然没有哪个部件卡住他。警察七手八脚弄开车门，把他从血淋淋的座位上解下来，拖出车门，这时120救护车呜呜叫着，刚好开到现场。

    郭水龙立刻给抬上救护车。一个女医护人员“哇”地一下，当场呕吐。

    郭水龙身上有一股酒气，还有呕吐、排泄物的酸臭，味儿很冲，强烈逼人。

    警察在警车后排座位上发现了第三个乘客，这是个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子，留披肩发，穿短裙，耳朵上挂着两个小环。她已经死了。

    救护车把郭水龙急送县医院抢救，两个死者被相继弄下废车。女尸弄下车比较容易，她坐后排，后排座位挤压情况不严重，警察鼓捣一阵就把她拖出车子，抬到路边。男尸不好对付，其下肢被驾驶座下的变形部件卡住，警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用类似拔河的方式，几个人一起动手，把他从车里硬拽出来。抬下车时他的双腿软不拉塌拖在地上，也不知是车祸时已经骨折，还是此刻才给弄断。警察采取相对野蛮的方式请君下车也属无奈，因为需要尽快处理现场，翻车现场存有隐患，汽油从受撞变形的油箱渗出，稍不留神可能引燃，一旦燃烧爆炸，车上物体包括尸体不烧成灰烬，也将面目全非，有碍办案。还好死者已经辞世，死人没有知觉，承受得了类似服务，生拉硬拽问题不大，活人只怕没死也得拽死。

    两具尸体抢下车后并排陈尸于路边等待。这两人需要确认身份，判定死因，送殡仪馆，待找到其亲属后按规定火化。两人因严重车祸身亡，头上破相，身上有伤，所幸尚留全尸，身上衣物亦还蔽体，没有太多破损，但是身份均很难确认。警察检查女尸身上衣物及随身物品，没有找到能够证明其姓名来历的任何物件。女子身上衣物没有口袋，随身背着一个小包，小包里装有若干化装品、两个避孕套，还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近千元现金，但是没有卡，没有名片，也没有手机。男尸的情况更特别，身上什么都没有，比女尸还要干净，皮带上只挂着一串钥匙。

    “查他酒精。”中队长说。

    男子已经死亡，无法让他往酒精探测器里吐气，现场也无法抽血检测，但是这个检查不做不行，因为男子是本次事故中损毁警车的驾驶人员，事故有可能因其失误造成，他是本次事故的主角、主要责任人，其驾驶失误出于何故？是不是因为酒驾甚至醉驾？这个需要弄清楚。由于情况特殊，检测器械用不上，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一个干警俯下身，拿鼻子不停地嗅，感觉男尸脸上身上的气味。经认真检测，该干警得出结论，报告说感觉不到酒味，死者生前即使喝过酒，显然很节制，没喝多。

    已经被救护车接走的郭水龙是喝多了，不需任何检测器械，大家的鼻子都发现了，确实酒味浓烈。郭本人是交警副大队长，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因此把驾驶座让给这位男子，让他送自己回家。这男子不负所托，开着警车把郭水龙送进医院，捎带着把自己和一个身份不明女子双双送进了阎王殿。

    “谁见过这个人？”中队长问，“都来认一认。”

    警察们围着男尸看，几把手电筒的光一起罩在男尸脸上。大家都觉得男尸的脸面似乎眼熟，但是没人想起那是谁来，能够肯定的就是他不是县交警大队的任何一位同事。郭水龙会把车交给这个人开，他与郭应当相熟，那么本大队的干警都可能见过他，只是死者受伤破相，有一道伤口从右额斜拉到左嘴角，鼻梁皮肤也被划开，死者脸面被恐怖伤痕划得面目全非，令人目不忍视，很难与记忆中的任何人联系起来。

    这时突然手机铃响，现场警察顿时紧张。

    不是哪位警察的手机肇事，铃声响自一旁翻毁的警车上。凌晨二点时分，怎么还有电话？事故现场的静夜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

    中队长大叫：“快找！小心！”

    翻车现场到处汽油味，从安全考虑，这里不敢打手机，万一引燃汽油就坏了。但是此刻这个手机铃声对迅速了解情况，掌握死者身份非常重要，它肯定是三个乘客中某一位丢弃的，因此中队长下令弄出手机。

    一个警察执行命令，冒险扑到车边，以最快速度伸手到车里抓。这个活儿有危险，却相对容易，不像把死人从卡住的座位上拽出来那般费劲。只一眨眼工夫，手机被抢出废车，送到中队长手中，中队长快步走向上风处，离开损毁车辆。手机在他手中持续不绝地叫唤，打电话者非常执着。

    中队长接电话。

    “你干什么？没听到吗？”

    是一个女声，音调里饱含不满。

    中队长问：“请问你是谁？”

    对方愣了：“谁？钟，钟呢？”

    “哪个钟？”

    “把电话给他！我跟他说话！”

    中队长赶紧解释，他是交警，此刻在一起车祸事故现场，手机是事故受害者丢弃的。现在需要尽快确认受害者身份，请对方配合。

    电话那头的嗓音顿时变了：“他，他他怎么样了！”

    “请告诉我你是谁。”

    她是手机所有人的太太，钟夫人。姓钟的是什么人呢？他叫钟昭。

    中队长大惊：“钟副书记吗？”

    “他出什么事了？”

    中队长脸色全变。他捂着电话，对钟夫人说明有关情况正在调查核实，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他们会在第一时间与钟夫人联系。一边打电话，一边他腾出一只手，对着身边警察拼命比划，指着前方与女尸并排陈列于地的那具男尸，手下几个警察茫然，不知究竟。中队长急了，一关电话就跑过去，从地上顺手抓起一件损毁警车上掉下的蛇皮袋，把它盖在男尸的头上。

    此时还不能断定男尸就是钟昭，如果贸然把钟昭死讯通知其夫人，万一搞错了岂不糟糕，所以中队长与钟夫人通话时留有余地。但是他心里有数，觉得八九不离十，躺在路边这个已经破相，看上去感觉熟悉的死者很可能就是本县县委副书记钟昭。该领导当了一次临时警车驾驶员，因为某个特殊事项深夜疾奔，不幸遭遇车祸，死于非命。在不明底细情况下，警察把他从损毁车辆中生拉硬拽出来，将他与一具同案女尸一起并排暴尸于途，等待运尸车辆到来。

    “头大了。”中队长喊，“大家注意。”

    他立刻打电话将情况报告了上级。

    几小时后天亮，星期天的太阳升起于东方，钟昭死讯正式通知其夫人。钟夫人赶到县城，钟昭的遗体已经做过简单清理，暂藏于县殡仪馆的冷藏冰柜中。

    其妻情绪冲动，难以自持：“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有关领导相继赶来劝慰，保证尽快搞清情况，请钟夫人节哀顺变。

    这天上午有两个人相继投案自首。

    于事故现场逃逸的大货车司机跑到市交警支队投案，称自己不是肇事逃逸，是一时慌张，糊里糊涂，慌不择路。肇事者不是他，是警车司机，货车车身的撞痕可以验证，如果是他肇事撞人，货车车头必定有伤，但是他的车头完好，伤在车厢前部，表明是人家撞他。当时他一看交警的车翻在地上，心里害怕极了，跑离现场后越想越怕，所以到市交警大队投案自首。

    另一位投案自首者最让人意外，是一个小货车驾驶员。钟昭一行三人在老鸦坡出事后十几分钟，该自首者开着自己的小货车经过事故现场，他把车停在一旁，下车查看究竟，后边忽然传出喇叭声，另有一辆轿车快速从坡下拱上来，自首者赶紧爬上自己的车，一踩油门离去。这个自首者应当是事故之后第一个到达现场者，他应当及时向警方报告自己发现的情况，但是他一声不吭。现在他忽然跑出来自首，强调自己只是路过者，并不是肇事者，警车在他到达之前已经出事，不要怀疑他。

    经过事故现场而未报告，并不涉嫌犯法，此人又何必要出来自首？因为他听到了一些传闻，知道那场事故非同一般，除了警车被撞，里边还死了一个做官的，这种事肯定会查的，凡沾上边的都脱不了干系。他离开现场时，后头追来一辆小轿车，小轿车上的人一定看到他的车牌了，因而与其等警察上门，不如他自己投案。

    这个人之所以需要投案，因为他在事故现场捡了点便宜。他在下车查看时，脚下踩到一个石块，仔细看看却不是石块，是一部手机，他捡了那手机。回过头他看到地上黑糊糊还有一块小桌板，捡起来看看不是小桌板，是个密码箱。密码箱不大，却很结实，被从车里甩出来，撞到山崖又摔在路上，边角受到损伤，却没摔开。他把该密码箱也拎走了，丢在小货车的车斗拉回家，回家后他还设法把密码箱弄开。

    经查，自首者上交的手机是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郭水龙的用品，它已经在车祸中摔坏。自首者上交的密码箱来历不明，里边装有五万元人民币。

    自首者咬定只有这些钱，他知道这种钱一分钱都拿不走，因为警车里摔死的那个人不是普通百姓，警察肯定会一查到底，所以他把钱如数上交，权当自己无效劳动，这个便宜真叫白捡，眼下别给自己找麻烦就好。

    这笔钱让星期日午夜二时事件备受关注。

    2

    我把这起事件称为“702疑问”，这是一种私人提法，出自个人原因，与公共部门对外正式公布的口径无关。

    所谓“702疑问”的命名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时间，事件发生于星期天午夜二时，星期天可视为一周第七日也就是人们开玩笑所称的“星期七”，凌晨二时即为当天的2时，可简称为702。另一条依据是其清晰度，这个事件存在若干看上去不太清楚，让人感到可疑，有待解答之处，该解答与我相关。

    有一件事需要在疑问解答前先行处理，这就是死者的遗体。本事件中一共产生两具遗体，女尸有些特殊情况，先不说她，钟昭这具尸体比较重要，在确定身份和直接死因之后，应当尽快办理后事，用大家熟知的说法，叫“入土为安”。古时候实行土葬，死人不入土就会发臭，气味很不好。如今实行火葬，同时发明有大型冰柜存放死者遗体，想藏多久藏多久，气味已经不成为问题，但是成本高昂，而且不是上策。人肉并非食物，冷藏死人既无谓耗电，还容易节外生枝产生其他问题，所以应尽快处理，先让死者入土为安，再来解疑。

    钟昭的遗体于四天之后，也就是星期三上午火化。按照目前惯例，其葬礼被称为“遗体告别仪式”，我以相关部门人士，以死者生前故旧的身份参加了仪式。钟昭为在任县委副书记，他的葬礼规格与其身份相称，市里所有领导都送了花圈，数位重要领导到场参加仪式，告别仪式由该县县长主持，县委书记亲自介绍生平。我注意到该生平介绍措辞谨慎，却也相当巧妙，在谈到钟昭死因时，说他是因公参加文化与经贸活动，连夜赶回县城处理突发事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定性为因公，同时避开驾车肇事等敏感细节。如此处置可以理解，人已经死了，遗体准备拉去烧了，值此悲痛场合没必要过多计较。

    葬礼程序依次完成，最后与遗体正式告别，参加葬礼人员排队依次从钟昭遗体边走过，三鞠躬，然后跟站在一侧的遗属握手致意。我注意到玻璃棺里的钟昭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像与我相熟的那一位。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在车祸中破了相，殡仪馆化妆师费尽吃奶之力为之涂抹美化，希望死者以尽可能美好的形象告别世人，但是一不小心就把他变成了另一个人。遗体化妆师对钟昭的美化重点是他脸上的伤口，该长条伤口已经缝合，伤痕蜈蚣般爬在其右额与左上唇之间，断开其鼻梁，化妆师使尽浑身解数也很难将其彻底掩盖。这位化妆师对死者了解有限，否则说不定会突发奇想放过它，那么钟昭脸上就会有一条醒目的路线图蜿蜒，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这只是我的个人观感，估计很难为钟昭家人认同。钟的父母已经过世，他有一弟一妹，弟妹率其侄甥辈在现场哭哭啼啼，感情真切，但是他们并非主要人物。钟昭的岳父汪国华、妻子汪玲，以及钟昭正在读初中的儿子组成了第一亲属方阵，站在最突出位置。痛失爱婿的汪国华显得很悲痛，他垂首无语，却不失风度，他的手掌让我感觉温润，与平时握手时无异。突然成为寡妇的汪玲则表情麻木，她没掉泪，她的手掌冰凉。钟昭的儿子茫然失措，似乎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钟昭入土为安的第二天，领导给我打了个电话。

    “李和，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去了副部长办公室。

    “昨天你也去了？”他问我。

    领导知道我跟钟昭是老相识，昨天领导也在场，他看到我了。

    “外头有些说法，听说了吧？”他问。

    我听说了。事情已经捅到网络上，我看到了其中一些帖子。

    “省领导也看到了。”领导说，“已经决定你为主，具体负责这个事。”

    什么事呢？钟昭事件的调查。用我私下里的话说，就是“702疑问”的破解，这件事归我了，于公于私，该任务我都必须承担。

    钟昭的遗体已经顺利火化，从物理学层面看，这个人已经从人间消失，可算“入土”，却尚未“为安”。事实上，遗体之火化并不意味其他事情全部一笔勾销，钟昭死得比较突然，死亡的具体情节比较曲折，涉及的面比较宽，难免会引发外界注意。如今是信息时代，电话、短信、微博之类传播媒介和渠道一个比一个发达快捷，钟昭去世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二上午，他的死讯就成了新闻被传播于网上，有人以“一官员离奇死亡”为题，在网络上提出质疑，追问钟昭半夜三更开警车是在干什么？县交警副大队长为什么不去开车？死于同一起车祸的妙龄女子到底怎么回事？最受热议的是那个密码箱，几乎所有发表议论网民都认为里边的钱肯定是贿金，车上的官员肯定涉嫌腐败。钟昭生前不过是本地一个县级副职官员，出了他那块地盘，除了我们这些“生平故旧”，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岂料死后一炮走红，从一个普通地方官员一跃而为网络名人，这让大家始料不及，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压力。事情已经引起上级领导关注，省里一个网络舆情部门把这件事登在简报中，省领导做了批示，要求本市认真对待，查清情况，回应质疑并反馈。市领导按照上级要求，决定从纪委、组织和政法几家抽人组成一个小组调查此事，组长由我们领导挂，具体事项要我协调。

    我在本市干部监督室工作，为副主任。干部监督室是组织部一个内设科室，所处理的干部监督事务与纪委有所不同，各有侧重。我们室主任由副部长兼，日常工作主要交给我管。钟昭这件事涉及几个相关部门，领导考虑避免外界误解，以我们监督室为主调查较妥当，因此我就奉命领衔解答“702疑问”，这么说当然属于调侃。

    我与钟昭是早年故旧，钟昭与我同龄，月份稍大一点，他毕业于警校，进市公安局后干刑警，业余兼做青年团工作。我本人在大学读文，毕业后通过考试进了团市委，工作中与钟昭有所接触，因而结识。当年有一次团委开会，本市各界青年领袖坐主席台，我和钟昭叨陪末座旁听，两人的位子正好相邻。会议期间我们偷偷讲话，交流各自情况，钟昭拿手比划，说从我们这里一直到主席台上，直线距离不过二十来米，这段距离其实很长，有的人可以走过去，有的人一辈子也走不到。能不能走过去要看机遇，也靠努力，努力不能盲目，心里要有一张路线图。

    他的话让我印象很深。

    钟昭干刑警搞破案，他干的那一行挺特别，让我免不了好奇。我打听他们平日里如何破案？他告诉我有的案子确实错综复杂，破案过程很有意思，但是他不会一直干那个，因为他的路线图不是那么画的。

    当时钟昭已经显得老成持重，比我成熟，心里很明白，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他行事周到，话并不多，开会时碰上，有时就是笑笑，握个手，什么都没说，却能让人感觉不错。他跟我说的话比其他人要多，一来我在上级团委机关工作，二来我们背景差不多。我出自乡村，父母都在乡下小学教书，他是城里人，父母是城区小学老师，如钟昭所说，彼此背无大树，万事只靠自己，心得可以交流。每次碰上面，只要时间允许，他会给我讲一讲案子，交流心得，话题比较广泛。

    有一次他问我：“知道汪玲吗？”

    我当然知道。

    “她怎么样？”

    我说：“钟昭你得想清楚。”

    他说他很清楚。

    汪玲后来成了钟夫人，在此之前可算钟昭的领导。她比钟昭大两岁，早两年当警察，在市公安局办公室干机要，局团委书记。汪玲为人直爽，嗓门很大，笑起来哈哈哈，如钟昭自己形容，十公里外都听得见。她的长相比较一般，脸很长，身子矮胖，自然条件相对困难，但是她择偶标准很高，我们单位几位老团干都张罗过给她介绍对象，无一成功，因为她很挑。人家有资格挑选，她虽然模样不怎么样，背景却好，她的父亲汪国华时为市委常委、秘书长，本市一大人物。

    汪玲看上钟昭了，钟昭比她年纪小，家境一般，人家并不计较。他俩其实不太般配，门户不对，外在形象差别也比较大。钟昭长得帅气，个头细长，有模有样，身上透着股聪明却又老成持重，很招女士喜欢，当年我们身边一些年轻女团干总在打听他，问小伙子找了没有？不少热心者为他牵过线，一一败落，因为钟昭也挺会挑。他脸上笑笑，心里有一套，自有要求，高不成低不就，如本地俗话所说，“没挑个青蛙，也没挑个蛤蟆”，结果让汪玲看上了，落入汪书记之手。

    他问我汪玲怎么样？其实并不是让我说，是他自己要说。他告诉我汪玲的脾气挺大，这一点不奇怪，那种家庭娇生惯养，自然弄成这样。这个可以克服，不怕。汪玲长相不尽如人意，比较勉强，这一点可惜。有什么办法？她父亲汪国华就是那个矮胖模样，要怪只能怪她老爸，不好怪她。要是长得好一点，恐怕等不到这个时候，早被人家牵走了。说起来模样好坏没什么了不起，眼睛一闭都一样。

    我问他：“要那么勉强吗？”

    他笑笑：“老弟，咱们这种人机会不多。”

    于是他就成了汪玲的丈夫、汪国华的女婿。敢于接受挑战，克服困难，勇挑重担总是会有回报。钟昭娶了汪玲之后一帆风顺，几年一个台阶，雨后春笋一般节节拔高，先在市公安局提任副科长，不久派到分局当副局长，几年后调到另一个县当公安局政委，而后不当警察了，调任县政法委书记，去省里挂一年职，回来后升为县委副书记，一步一个脚印，在他的路线图上奋勇前进。

    跟他比我自愧不如。身处眼下这种环境，心里难免会有想法，也知道自己得做些什么，但是基本上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缺乏明确计划，没有清晰目标，我这种人能够走到今天，领衔探讨“702疑问”，想来真是有点奇怪，老天爷实在太关照了。当年我在团干位子上一直干到不能再干之时，就是说我的年纪已经不再可以混迹青年队伍，必须走人，这才转岗到了组织部。组织部管干部，很多人想去去不成，怎么会有我这种人的机会？因为我在当团干期间埋头苦干，号称“一大笔”，单位里的大材料基本由我包干。写材料看似堆砌文字，实为重体力活，平时要知道收集资料，时候一到脑子里要有东西，笔要出得了水，加班加点、突击作业是常事，躲得开的人都想躲，很少有人愿意一直干那个。我因为没有其他本事，自觉吃苦耐劳，其他的不敢奢求，以“一大笔”为荣，结果被组织部领导看上了，人家那里的研究室恰好需要笔手，于是我顺利转岗，写了几年材料，而后调到干部监督室。

    这么多年来，我与钟昭不时有些接触，深入交谈却已不多，因为我们都不再年轻，特别是钟昭本人步步上升，俨然成为领导，彼此间有了落差，来往得符合身份。我感觉钟昭有一好，当上领导，主席台一坐，念起稿子拖腔拿调，气派十足，走下台子倒不盛气凌人，不像有的家伙官帽子上头整个人变个样子。钟昭对我一直比较客气，可能因为年轻时的那段交往，见了面他会主动笑笑，伸手握握，有时还会开玩笑，问我：“李和怎么样？香烟不够抽？”

    我说：“不够。”

    “找我啊。”

    “明天我去了？”

    “来吧。”

    机关里的“大笔”多半抽烟，我也抽得挺凶，结婚后受老婆管制才略有收敛。我老婆在机关幼儿园当老师，她老爸是机关食堂里的大厨，也是个烟虫。我不知道钟昭和他的重要岳父平日里以何交流，也许每一句都是“重要讲话”？相对而言我和我丈人简单得多，我们坐在一起时非常默契，一句话都不用多说，比赛抽烟即可，我抽完了他给我塞一支，他抽完了我给他塞一支，这就够了，乐在其中。由于收入与权力的原因，我们抽的烟质地相对较差，这方面与钟昭一类地方官员确有差距。

    有一回钟昭到我们单位办事，顺便过来看看，在办公室里跟我聊了几句。我问他最近忙些啥？情况可好？他说还行，按照既定方针办，沿着革命道路奋勇前进。我说别太奋勇啊，只怕再过几天地球上已经无处前进，得进登月舱了。他笑笑，说有时候静下心想想，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这样下去还得了？

    “什么东西不得了？”我不解。

    他不加解释，只开玩笑，说他特别应当学习雷锋，多做好事，助人为乐。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报纸卷，丢在我的桌上，起身告辞。他走后我把报纸卷打开，里边是条香烟，软包中华。那一刻免不了心里特别温暖，幸福感油然而生。

    所以我来领衔解答“702疑问”，于公于私均义不容辞。

    3

    钟昭出事之前十一小时，也就是星期六下午三时，有一个摄影展剪彩仪式在市美术馆展厅外举行，钟昭出席了该仪式。

    这个摄影展是他们县宣传、文化部门举办的，主题为重点建设工程巡礼，主要作品出自省内十数位著名摄影家之手，其中有几位号称金牌摄影师，曾在国内外获过大奖。数月前该县宣传部门以优厚待遇，请这批摄影高手前来采风创作，而后征集作品、评奖，再组织展览，先于本县开展，然后展到市区，借此宣传本县。整个活动从策划到实施均得益于钟昭全力推动。钟昭在县里并不分管宣传，但是对这个展览高度重视，因为他管重点项目，从某种程度上说，展览上的每一幅照片都在为他评功摆好，所以钟副书记特批了经费，从县里剪彩剪到市里，百忙中乐此不疲。

    却不料市美术馆的剪彩出了岔子：钟昭拿了一把坏剪刀。如今类似剪彩活动举办频繁，多交给专业机构代办，那一天承办展览剪彩的公司牌子不错，所提供的礼仪小姐、彩带花球都还可以，镀金剪刀闪闪发光，看上去很值钱，偏偏中看不中用。主持人一宣布剪彩，礼仪小姐拉出彩带花球，用托盘把金剪刀端到几位剪彩嘉宾面前。钟昭一手捏紧彩带，一手抓过剪刀，没待下剪，金剪刀中部的固定件突然掉落，两片剪刀散架脱开，分别挂在钟昭右手的拇指和中指上。

    他倒是不慌不忙，顺手把两个剪刀片丢到地上，然后向旁边另一位嘉宾伸手讨剪刀。这位嘉宾一看钟昭出意外，赶紧一刀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工具转让给钟副书记。

    负责筹办开展仪式的县文化局长顿时满头大汗，吓得脸都白了。

    钟昭笑笑：“你的破剪刀拿鼻涕糊的。”

    “对不住领导，对不住。”

    钟昭吩咐：“不要丢，留着做纪念。”

    领导没有当场拉下脸训斥下属，此时先顾全大局，在与会各媒体的照相机、摄像机前，率大家走进展厅，带头欣赏本县各重点工程。

    十来分钟后，钟昭的秘书钻进人群，在他耳朵边说了几句小声话。

    “人在哪里？”钟昭问。

    “在休息室。”秘书说。

    钟昭抽身离开展厅到了休息室，休息室位于展厅侧面，通过一条过道与展厅相接，此刻有三个人来到休息室等待钟昭接见，分别是钟昭手下的县经贸局长、土地局长，还有一个马大道，市区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钟昭问。

    他们说是从郭大队长那里了解的。

    “郭水龙大嘴巴。”钟昭说，“讲吧。”

    他们的事情比较急。物流公司老板马大道与本县签约，在县城附近建设一个物流中心，其项目和用地等事项需要报批。两位局长按照钟昭要求，分别去市里、省里送报告，找上级主管部门联系相关事宜。上级主管部门经办人员对马大道这个项目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重新做方案，修改文本，再行报送。马大道得知情况，跟着两个局长跑来找领导，要求钟昭出面帮助。

    “钟书记可要支持我。”马大道说。

    钟昭问：“我没支持吗？”

    马大道笑：“有这句就放心了。”

    他提出请钟昭等几位领导一起吃晚饭，一边吃一边商量。

    钟昭说：“吃饭免了，还有事。”

    钟昭让三个人先回去考虑对策，下周一上午开个碰头会商量办法，好事不怕磨。

    马大道临走前报告，说两瓶酒放在郭大队长车上，小意思。

    钟昭笑笑：“假酒吧？”

    马大道叫唤：“货真价实！”

    “我要验一验。”

    这是星期六下午发生过的两个情况，属于我们需要了解的范围。两个情况都有大量旁证提供证实，剪彩那件事有新闻照片和录像，还有一把散架了的金剪刀，钟昭当时交代破剪刀要留做纪念，文化局长不敢擅自丢弃。这把破剪刀也被人传播在网络上，因为十来小时之后钟昭就死于非命，剪彩时的这一幕有如预兆，为什么别人的剪刀可以用，钟昭手中这把就散了？可见该领导大事不好，人家老天爷已经提前内定。钟昭在休息室听取汇报的情况并未在网上披露，它出自两位局长口述，可以认定基本属实。钟昭葬礼上提到，车祸发生前他在市里因公出席文化和经贸活动，看来确有依据。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剪彩仪式和“经贸活动”均于星期六下午举行，钟昭遭遇车祸是在午夜二时，那么晚饭到午夜二时这段时间里，他在哪里，在干些什么？

    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因为外界议论纷纷，网络上纷纷扬扬，对钟昭等三人午夜奔走于途充满疑问，这个疑问必须有所解释。这里边的情况当事者无疑最清楚，但是三个当事者已经死了两个，剩下一个郭水龙虽未死亡，跟死人也差不多。郭被送到医院后一直昏迷，医生发现他头部受到重击，颅内出血，神经中枢受损，意识模糊，身上多处骨折，腰椎受伤，腿部失去知觉。我带着我们调查小组几个人去医院看过他，我们在他耳朵边，拿他的名字喊话，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因此我们只能从外围了解。两位在美术馆休息室向钟昭汇报工作的局长说，钟昭以“还有事”为由，谢绝马老板饭局，没有提及有什么事。两位局长估计他是回家去了，钟昭家住市区，双休日拨冗参加文化与经贸活动，完事了不回家还去哪里？

    这个情况需要与钟昭的家人核实，我们去了钟家，见到了汪玲。我跟钟昭是故旧，跟钟夫人也不是新识，当年我在团市委当小干事时，她是市公安局的团委书记，工作中时有接触。眼下汪玲还是汪书记，为该局机关党委副书记，级别与其亡夫相当。这个人性格依旧爽直，笑起来声震八方，她要是恼火起来可不得了，大家避之唯恐不及。

    她的态度比较奇怪，对我们很冷淡，对我们的调查很不耐烦。

    “李和你们走，那些事不要问我。”她说。

    我表示理解。钟昭不幸遇难，英年早逝，家人万分悲痛，我们非常同情。上级要我们了解相关情况，也算是帮助他回应外界议论，入土为安，有些情况旁人不清楚，所以才上门打扰，向家人了解，虽然知道家人不愿触及伤痛，还是希望能够配合。

    我们要了解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星期六当晚，钟昭同志是在家里吃晚饭吗？吃晚饭后做什么？什么时候离家返回县城？

    她竟然冲我喊叫：“李和你烦不烦啊！”

    当年钟昭说过，汪玲娇生惯养，脾气大不奇怪，他不怕，可以克服。这么多年里，想来钟昭同志克服不易。以往我只听说过汪玲大脾气，没有感同身受，这回为了解答疑问，率组里同志隆重上门，亲自碰个钉子，这才知道汪书记果然名不虚传，只是此刻她的脾气大得没有道理，这是谁跟谁啊？

    当时僵持，我们只能先告退。

    隔日，有个电话挂到我的手机上。

    “是小李吗？”

    “汪主任？”

    “是我。今晚你们有时间吗？”

    “惊动汪主任了，不好意思。”

    他说没关系，晚上就到他家吧，请组里几位同志一起喝喝茶。

    这是汪国华。我管他叫汪主任，因为他当过市委秘书长，后来因为年龄原因调到市人大当副主任，在那个位置上退休。他当主任时，我跟他有过工作接触，这一次我们却不打算找他，只想请汪玲提供情况，因为钟昭婚后与妻子独立生活，并不住在岳父家，钟昭的动向老婆可能知道，岳父未必清楚，而且汪国华官大，退休后依然很有影响，我们这些小干部实不便去惊动。没想到我们在汪玲那里碰了钉子，倒是他主动出来收拾局面。

    当晚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了汪国华家，他和他夫人都在，汪玲和钟昭的儿子也被他叫回家来。当着我们的面，他批评女儿，说无论怎么情绪不好，不应当对小李发脾气，小李他们是在工作，给钟昭一个说法，也是为家人着想。

    我客气：“没关系，我们理解。”

    他告诉我们钟昭出事之前确实回家了，只是没跟汪玲在一起。星期六晚间，汪玲母子到外公外婆家吃饭，晚上住在他这边，没回家。钟昭出事后汪玲回家查看，发觉钟昭换过衣服，才推想当晚他在家里。

    “是这样吧？”他问女儿。

    汪玲“嗯”一声表示认可。

    我心里感觉有异。

    以钟昭家人的说法为据，时间线索已经可以联结起来，不再留有疑问空间。星期六下午钟昭出席完“文化与经贸活动”后干什么去了？他回家换衣服，当晚独自在家，也许他为自己煮了一碗方便面充饥，时间到了就上床睡觉，直到午夜急返县城。网络上沸沸扬扬，“该官员当晚究竟干些什么”可以以此作答，不算天衣无缝，大体说得过去，该官员没那么诡异。这里边当然还有问题，钟昭于县城和市区间来去，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车，用的是郭水龙的警车？我们了解，原来那个周末钟昭的司机始终未离县城，司机老婆生孩子，钟昭给他放了假。钟昭没让管理科另外派车，临时抓差，把郭水龙叫来帮忙。为什么老鸦坡失事时不是郭水龙开车，是钟昭在打方向盘？具体细节有待郭水龙恢复意识才能搞明白，眼下只能猜测。估计他们原本没打算连夜返回，所以郭水龙跑去跟人喝酒了，事到临头只好由领导自己开车。钟昭早在当警察时就会开车，也许他私下里喜欢掌握方向盘？哪怕不喜欢，深更半夜，情况特殊，一时无法再去找个谁来抬轿子，他只能自己坐到驾驶座上。事情恐怕就是这样。

    这个问题已经有个说法，可否到此为止？我觉得还不行。我跟钟昭有些交往，关系并不特别密切，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希望钟昭不幸身亡后还不得安宁，无论他有什么事，毕竟人已经死了，我身边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可能也是这种想法，但是我却不能因此敷衍了事。我奉命领衔率组调查，必须努力掌握真实情况，我们的答案不仅要得到领导认可，还必须经得起各方质疑，这也是对钟昭本人负责。

    我与小组人员核对了事发当晚钟昭的手机通话记录。从星期六下午到晚间这段时间里，钟昭手机的通话记录并不多，打进打出的电话加起来不过十个，通话时间都不太长，短的一两分钟，大多五六分钟，但是有一个电话比较特别，通话总长近半个小时，时间为晚九时许。我们与这几位记录在案者分别通了电话，这些电话半数以上为工作联系，其他几个电话则带有私人性质，反映了钟昭当晚的确切行踪。

    原来当晚他并没有回家，一直待在本市北郊的金叶大酒店，这家酒店归属烟草部门，为本市一处高档消费场所。钟昭在那里接待一个调研课题组，该课题组来自省城，由十数位不同省直部门的中级官员组成，莅临本市调研的主要课题是白酒酒量，重点目标是钟昭。钟昭以往酒量不错，近段时间由于操劳过度，胃溃疡了，酒量失常，为了表示歉意，他特地请郭水龙作为自己的替身，与各位课题组成员拼酒。郭水龙身宽体胖，酒量惊人，以一当十，越战越勇，而且擅长活跃酒桌气氛，能为钟昭分忧。由于课题组成员是利用周末从省城下来，在调研酒量之前先到本市若干名胜点调研旅游资源，大家兴致勃勃，晚宴因此推后一点，于晚七时半才正式开始，直到午夜一时才尽兴结束。其间课题组成员倒了几个，郭水龙也喝得差不多了，钟昭则稳如泰山。散席之后所有人员都在金叶大酒店过夜，包括钟昭与郭水龙，他俩直到午夜一时三十分才从各自房间的床铺上爬起来，匆匆离开酒店。第二天也就是星期日清晨，课题组圆满结束本次调研活动，返回省城，其时钟昭已经丧生于老鸦坡上。

    这个所谓“课题组”只是玩笑称谓，课题组成员其实就是钟昭的研修班同学，两年前他们一起在省里学习，大家分在同一个组里。当时小组曾共同承担班部一个课题调研，在省内数个地方跑过，研修结业后大家回到各自单位，却没有走散，不时找机会聚一聚，一起到某个地方走走，开玩笑称之为继续进行“课题调研”。

    当晚九点，课题组热烈调研之际，钟昭的手机有一个长达半小时的通话记录，这是在场全体课题组成员用钟昭的电话跟同一个人讲话，张三讲几句，李四讲几句，合起来足足讲了半个小时。这个通话也是本次调研活动的一部分，通话对方是大家的重要同学，当年的课题组成员，未能一起前来调研钟昭酒量，大家在酒桌上特别想念，所以相继在电话里同他干杯。这人为什么没有一起前来？因为眼下他是省里一位重要领导的大秘，地位非常了得。

    有一个细节发生于这个电话期间：在课题组成员轮一遍之后，钟昭向该重要同学做最后报告，他称自己近日胃部损伤严重，表现失常，今晚几乎滴酒不沾，让前来调研酒量的课题组同学非常失望。但是有一杯酒他非喝不可，就是通过电话敬的这一杯，他请全体课题组成员作证，要对着电话一饮而尽。

    他果真喝了一杯，当晚他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此一杯。放下酒杯，关起电话后他摸了一下肚子，说了句：“完了，这样下去还得了。”

    几小时后他于午夜时分驾车离开，惨遭车祸。警察没有在他身上嗅出酒气，他对着电话喝的那杯酒却很可能是祸首，迟钝了他的反应神经，给他送了终。他曾经说过：“真不知道会走到哪里去。”很可能是这杯酒让他一步迈进了终点，丧生于老鸦坡下。

    这是当晚的真实情况。钟昭参与的该“课题调研”并不让我感觉奇怪，类似活动眼下早都司空见惯。大家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这条路相当拥挤，时常塞车，哪一个可以走到哪里，要看机会，要靠努力，还得有人相帮。经常一起搞搞课题，调研一下酒量，可以增进友谊，加深了解，互通有无，共同发展，无疑是路线图的一个依托，钟昭肯定得积极参与。但是这种课题调研与文化经贸活动略有不同，不宜张扬，不好请媒体报道，也不便在葬礼上写入生平介绍，以防负面影响。如果钟昭没有出事，本次调研将波澜不惊，酒醒之后很快就被忘记。不巧钟昭死了，有人质疑“该官员当晚究竟干了些什么”？该调研课题顿时变得非常敏感，相关人士缄默不语。

    钟昭的家人也许并不清楚钟昭当晚如何调研，但是他们替他掩饰，假称钟昭在家。汪国华当过大领导，处事大处着眼，注重安定稳定，不愿节外生枝，特别是女婿已经身亡，此刻入土为安，深究何益？但是汪玲心有不甘，不情不愿。我一听她语气就感觉有异，我的直觉不错，所以才不放心于钟昭家人的证言，要去核对钟昭的通讯记录，最终搞清钟昭当晚行踪。应当说接待客人或称参与“课题调研”，把若干人灌得烂醉，并非什么光辉事迹，但在时下也不是什么特大问题，我们需要搞明白，却不必因此去过多追究死人。比较而言，钟昭深夜急返的原因更为重要，因为他就死在返回路上。

    在钟昭的葬礼上，领导介绍死因时说他“连夜赶回县城处理突发事件，途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当晚真的发生过这么一个事件吗？

    经我们查核，情况属实。星期六晚间，钟昭所在县西北山区一个乡镇中学有十几个学生接连发烧，伴有咳嗽、呕吐等症状，被相继送到乡卫生院急诊救治。这些学生都是寄宿生，多为初三年段孩子，因为全县统一的模拟中考临近，他们留在学校复习备考，没有回家过周末。学生们相继入院，卫生院医生怀疑是集体感染不明病毒，一边紧急救治，一边急报县卫生局。卫生局对此类事件备有应急处置方案，他们派出专家赶往出事乡镇，同时向领导报告。县委办迅速将相关情况通知几位县领导，包括钟昭。根据记录，县委办值班室于午夜一时许打通钟昭手机，报告了情况。

    钟昭连夜急返县城的原因就是这个。从时间上分析，手机响铃时，钟昭可能刚入睡不久，接电话后他立刻有动作，十几分钟即离开金叶大酒店，开车返回。钟昭在县里分管重点项目，教育与卫生另有领导专管，因此该突发事件不需要他做过多反应，保持关注就可以了，但是他没有丝毫耽搁，匆匆动身。后来这起突发事件迅速烟消云散，专家发现它只是一场普通流感，事件中一些孩子心理比较脆弱，看到同学病倒，自己产生恐慌，感觉也得了病，加之卫生院医生经验不足，引发许多不安。突发事件以虚惊一场告终，为之奔走而归的钟昭却在老鸦坡遭遇车祸，以身相殉。

    钟昭有什么必要匆忙赴死？因为路线图吗？突发事件忽起，跟他关系不大，不动声色不一定减分，迅速赶到现场则肯定加分，这种算法一年级小孩都会。如此考虑不对吗？假如钟昭不如一年级小儿会算，对突发事件不多理睬，继续在金叶大酒店里睡觉，躲过了丧生大祸，是不是更好一些？

    钟昭身为地方官，还是应当尽量往好里做，如此说路线图亦有其益。

    4

    当年我们都还年轻，年轻人聚在一起总是热气腾腾。有一天团区委搞联欢，请了我们团市委一帮年轻人去，活动完了大家吃饭，团区委经费少，拿不出几个钱，加上当年风气不像现在奢华，有吃就好，高兴就够，我们一行十来人跑到小吃街吃大排档，拿啤酒瓶嘴对嘴吹，大家都特别快活。

    有一个人忽然想起钟昭，说：“怎么不把他叫来？”

    那时候钟昭刚在他的路线图上前进一大步，从市局调到区直属分局当副局长，跟我们常有来往。我们吃大排档的地盘是钟副局长辖区范围，所以免不了大家会想他。有一个人应声而动，拿出手机给钟昭挂电话，钟昭一听张三来了，李四也来了，很高兴，但是没办法过来跟我们坐大排档，因为市局来了人，他在陪客。

    “啤酒喝完了干什么？”他问。

    我们说不干什么，回家睡觉。

    “睡什么觉。”他说，“去新世界吧。”

    于是吃饱喝足之后，大家去了新世界。新世界离大排档不远，是个歌厅，钟昭安排了一个大包厢，让大家卡拉OK。半个多小时后他送走市局客人，亲自来到新世界，还带来手下两个女警察，一个姓江，一个姓庄，小江小庄，都是警校出来不久的新警花，长得很有特色，嗓子也好，话筒一拿，包厢里一片掌声。

    那天大家唱得很尽兴，闹得比较晚。接近午夜时分，新世界突然停电，包厢一片漆黑，然后轰隆轰隆，过道上一片杂乱脚步，传出一片大喝：“不许动，不许动！”

    我们全都傻了。

    钟昭于黑暗中大声道：“别慌。”

    眨眼间包厢门被人踢开，几把极其刺眼的强力手电筒一起照过来，大家闭上眼睛，抬手遮挡，同时喊叫：“是谁？干什么？”

    “不许动！治安检查。”对方大声宣布。

    钟昭冷不丁发问：“是老范？”

    对方呆了：“谁？钟昭？”

    “搞什么名堂？”

    “哎呀，误会了！”

    这时电来了，包厢恢复照明。我们这才看到踢门进来的治安警察除了手电筒，还扛着摄像机。一看包厢里男男女女一堆年轻人，还有女警察，来人现出尴尬。

    钟昭很镇定，什么都不问，让手下两个女警察给市局同志倒酒，热烈欢迎开展检查，认真配合执行公务。他向来人介绍包厢里的人物，说明都是市、区两级团委的干部，今晚在这里联欢、唱歌。

    “老范要不要唱一个？”

    “你们唱。”来人说，“钟昭咱们回头聊。”

    他们退出门去。

    事情就这么过了。当时大家多不在意，以为偏巧碰上突击检查，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一段时间扫黄抓得紧，常听说警察到歌厅舞厅查暗嫖娼客，一不留神还让我们碰上了。但是我有直觉，认为不那么简单，显然钟昭也一样。

    我悄悄问他：“这怎么回事？”

    他不吭声。

    “是汪玲吗？”

    他不承认。

    他和汪玲婚后有一些笑话，我们都听说了。汪玲比他年纪大，长相跟他有反差，对他不太放心。他在市局当刑警还好，提拔到分局当头后，汪玲对他身边的女子特别警惕。有一天分局办公室干事小江报告一件事，电话打到钟昭家里，汪玲接电话，一听这女孩声音有特点，她立刻追问“你是谁”，要小江自报家门。隔天她就跑到分局追查小江长什么样。一看这女孩青春靓丽，她非常不满。

    “怎么弄个这么骚的？”她查问钟昭。

    钟昭说这是谁弄的？他吗？

    钟昭在分局分管办公室，但是人家小江比钟昭早到分局，是分局局长手上进来的，跟钟昭一点关系都没有。她的嗓子很柔和，那是天生的，要怪只能怪遗传，不能怪她，除此之外她并无劣迹，汪玲盯着人家很没道理，但是她不能不盯着。

    新世界歌厅事件后不久，有一次钟昭到机关大院办事，跑到团市委见老朋友，特地到我办公室转了一下，问我最近都忙个啥？搞什么大材料？我则打听他最近办了什么好玩的案子。他忽然提起他老婆：“那事是她。”

    “新世界？”

    其实事情一发生他就怀疑了，只是不说而已。事后他悄悄了解，得知市局治安科当晚安排扫黄行动，本来不到新世界歌厅，行动前有人打电话举报新世界某包厢里有多人卖淫嫖娼，老范他们临时改变计划，直扑歌厅。钟昭设法查核那个举报电话，却是用歌厅里的座机打的，当天钟昭家的电话通讯记录里，也发现了同一个电话号码，显然为汪玲遥控。汪玲安排人跟踪他，用这种方式提出警告，她明知钟昭刑警出身，侦破这种事对钟是小菜一碟，她并不在意，实际上就是要让钟昭知道。

    我感觉这也太过分了。

    “她就这样。”钟昭说，“你知道就好，别吭声。”

    我当然不会到处乱说。我问钟昭怎么办？他笑笑：“难道离婚？不是时候。”

    “时候到了就离？”

    “走着瞧吧。”

    他走路按路线图，这个我知道。

    几天后小江被调出分局办公室，派到基层派出所锻炼。

    钟昭步步上升，当上县政法委书记后不久，我也到了干部监督室。当时我处理过一封群众举报信，涉及钟昭的敏感事项，也就是男女关系。该信举报钟昭所在的县政法委有一位女打字员，年轻貌美，与钟昭关系不正常。钟昭给这女的很多好处，年终奖金给特等，考核等次给优秀，进门出门带在身边，应酬相偕，出差同往，经常下班不走，两个人关在办公室里鬼混，号称“加班处理材料”。举报信直接寄给我们部长，部长批给我，要求我找当事人谈谈，了解情况，提醒注意。这种信件通常只能这样处理，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线索，指控事项很难立案查实，而事涉基层重要领导干部，我们又不能毫无反应，所以要谈一谈，也属敲敲警钟。钟昭这一级别干部，通常应由部长或副部长找他谈，如果情节较轻且领导授权，也可由我们监督室出面，因为我们是干部监督业务部门，专业对口，这就像大领导住宾馆，服务员可以打电话为他叫早起床，不必非要总经理不可。

    我约了钟昭。事情一说，他点头：“又来了。”

    “汪玲？”

    “总这样。”

    “你跟这个打字员没事吧？”

    “你说有事吗？”

    我断定没有，因为他有一个路线图，他还在这个图里走着呢，弄出什么异常动静没好处。他妻子作为家庭纪委书记非常称职，他岳父虽然退居二线，依然很有影响力，钟昭自己还得继续走下去，不会拿前途开玩笑。

    他忽然又是那句话：“这会走到哪里去？”

    “你自己不清楚？”

    他曾经自认为很清楚，现在忽然有些疑惑。这么走下去真的有意思吗？他是不是非得这样？或者不管那些，离婚算了，就娶这个女打字员？小姑娘确实不错。

    我大吃一惊：“是真的？”

    他笑笑：“别紧张，跟你开玩笑。”

    没多久我到钟昭他们县出差，抽检干部监督工作。县里同志告诉我政法委就在同一座楼，钟昭这几天都在，于是我抽个空上楼，突袭钟书记办公室。意外相逢彼此都很高兴，他问了我一句：“李和来干什么？”

    我说：“实地监督。”

    他笑：“捉奸啊。”

    这时有人敲门，我过去把门打开。门外站着个年轻女子，圆脸弯眉，笑盈盈模样可人，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不好意思，我找钟书记。”她说。

    此人就是举报信提到的女打字员，她送一份文件给钟昭签发。当着我的面，钟昭什么都没说，提笔签字，把文件夹递还年轻女子，女打字员接过文件夹，对钟昭侧一下头，嫣然一笑，步履轻盈，转身走开。

    我感觉不对。我的直觉通常很可靠。

    一个月后恰逢年关，老团干聚会，我和钟昭相逢，他忽然告诉我女打字员结婚了，对象是县人事局一个干部，钟昭是介绍人，事情办得干脆利落，一对新人闪电结婚。婚礼他去了，作为介绍人兼领导热情致辞，举杯祝贺，新娘子在婚宴上泣不成声。

    “是吗？”

    “当断得断，只能这样。”他说。

    不久钟昭离开政法委，给派到省里挂职，一年后返回本县，提拔为副书记。

    以上是钟昭在男女关系方面的若干记录，可以为破解“702疑问”提供若干参考。

    作为领衔解答者，星期日午夜二时这起车祸中最让我困惑的无疑是车上的女尸，这具女尸非常奇怪，查无出处。

    根据法医鉴定，女死者大约二十五六岁，身高一米六五，体重五十五公斤，已有性生活经历但是尚无孕史。从警察拍摄的照片看，该女子即使在成为死者之后，依然模样出众，俏丽工整，化妆很醒目，打扮很时髦，抹眼圈涂口红，着短衣短裙，穿高跟鞋，带着一个冒牌LV包，有足够的风尘气。该女子的直接死因被确定为颈椎折断，因车祸所致，这就是说可以排除他杀，不是被哪个人先勒死然后弃尸警车。女子在被损毁警车中所坐位置在后排右侧，警车与大货车相撞时，先是左侧前方驾驶座这边撞上去，这一撞受害最严重的应当是钟昭，估计他在那一下就完了，但是警车还没完，它受反作用力控制，像个铅球般飞出去弹向右侧山崖，猛烈撞击石崖，这一撞把坐于右侧前后位置的郭水龙和女子毁了，前排郭水龙身系安全带，保住了一条命，后排女子未系安全带，她整个人飞起来，脑袋撞上车顶棚，然后在翻车时又七碰八碰，脖子断了，死于非命。

    警察在该女子的包里找到了现金、安全套和化妆品，却没找到任何足以证明身份的东西，没有信用卡，也没有手机。她的包里没有，身上更没有，因为浑身衣物上下无一口袋。这是个什么人？这个人怎么会坐到那辆警车上？车祸后女子的尸体一直冷藏于停尸房中，无从通知其亲属，也一直无人前来认领，令我们非常困惑。

    汪玲突然给我打电话，要求见一面，有话说。我去了她的办公室。

    “这个女的到底是谁？”她问我。

    我告诉她警察正在设法搞清楚，他们已经在报纸和电视台登了悬赏认尸公告。汪玲作为当事人之一，自己也是警察，在市局管一个重要部门，不会不知道这个情况。

    她说：“我要知道这个人。”

    这就是汪玲的症结。她丈夫死了，我们奉命找她了解情况，为什么她向我发脾气，拒绝合作？因为她跟车上的女尸，以及女尸包里的安全套过不去。如果车上只有钟昭和郭水龙，没有该可疑女子，汪玲表现出来的可能就不是愤怒，更多的该是悲痛，毕竟丈夫是她自己喜欢自己挑选的，她其实非常在意这个丈夫，否则也不至于醋成那样。

    虽然情况并不明晰，我还是试着小助一下钟昭，毕竟彼此故旧，且人已经过世。我要汪玲注意一个情况：出车祸时钟昭坐在驾驶位上，他旁边是郭水龙，那个女的独自坐在后排，靠右侧车门，那应当是该车中离钟昭最远的座位。

    “这个不说明问题。”她断然反对。

    她认为车上这具女尸只会与钟昭有关，不会与郭水龙相涉。郭水龙是下属，哪怕包有二奶，决不敢弄来跟领导搭车。钟昭并不是故意与该女在车上隔开，只因为郭水龙开不了车，钟昭自己当驾驶员，所以才坐到前边驾驶位上。

    她是警察，她的分析不无其理。

    汪书记找我去谈话，并不只为排解情绪，她有具体事情，居然十分敏感。她告诉我钟昭在省里挂职期间，与一个年轻女子过从甚密，关系不正常。这个女子在一家大酒店里，据说是个配菜师，钟昭时常到那个酒店吃饭，请客也都安排在那里，每一次都点名要这个女子配菜，有时还叫来一块陪客喝酒。这女的会打扮，很会来事，有一回当着客人的面管钟昭叫“老公”。消息传到汪玲耳朵，她气坏了，跑到省城找这个女子算账，不料钟昭听到风声，让那女的藏了起来，汪玲扑了个空。钟昭从省里挂职回来后，还常有省城女子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她查过，怀疑钟昭还跟这个女的有瓜葛。死在车上的会不会就是这个呢？

    她要我帮助查一查，她给我提供了一个名字，该女子曾用这个名字，她核对过了，是化名。她还提供了两个手机号码，都是当时该女子用的，现在已经作废。

    “但是都可以作为线索。”她说。

    我怎么合适去查这个？我受命带一组人员了解钟昭车祸身亡相关事项，钟昭既往的男女关系不在我们的调查范围，车祸中丧生的女子是谁应由警察去确认，不是我们可以认定的。但是汪玲坚持要我帮助，认为我可以在调查中借机了解。钟昭与省城这个女子的事情她不能告诉办案警察，钟昭已经死了，她还活着，儿子还活着，她不能不顾及钟昭的名声。但是这个女人的事无论如何她放不下，所以要我帮助，因为我除了牵头相关调查组，还是钟昭的故旧。

    我劝她：“人都不在了，汪书记你何必呢？”

    “我一定要知道。”

    “你是不是有些那个那个。”

    她知道我的意思。她承认自己确实疑心很重，结婚之初还好，钟昭一步步上升，她父亲一点点淡出权力，情况开始变化，她的疑心也一天天加重。她知道钟昭对她越来越没有感觉，会在外边偷偷找感觉。她父亲权力在手，钟昭自己没上去的时候，他会有顾忌，待到她父亲没影响了，钟昭自己当大了，就会不当一回事，甚至肆无忌惮。她要防止这种状况，所以紧盯不放，发现不对就追，一有苗头就掐。

    “汪书记恐怕反应过度了。”我也直言。

    以我对钟昭的了解，他不太可能肆无忌惮，因为他有路线图，哪怕他升得比岳父还高，也还有下一步要走，不能不顾及影响。汪玲无尽怀疑穷追不舍，效果倒可能相反。不过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钟昭死了，一笔勾销了，念在夫妻一场，算了吧。

    当着我的面，她竟然失声痛哭。

    她说钟昭没有死，天天还在她的梦里，但是后边花枝招展老有鬼魂跟她抢人。她求我做个好事，帮她把那些鬼魂驱走，把丈夫还给她。

    我能怎么办呢？

    我带着两位组员去了省城，带着一张照片和一张复原图片，照片为车祸死亡女子，复原图片为专家根据尸体照片复原的生前模样。我们不事声张找了几个人，让他们辨别，以求解答人们所质疑的“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我们找的那几位都是钟昭出事当晚的“课题调研组”成员。据了解，课题组聚会本市金叶大酒店时，为了活跃气氛，增强友谊，负责操办的郭水龙叫人安排了几个小姐到场助兴，负责给各位领导敬酒并唱歌。我们猜想是不是其中有一个后来坐着警车随钟昭他们离开，并丧生于老鸦坡？由于课题组成员多为省直重要部门处长，让警察去找他们可能惊动太大，领导认为我带人去比较合适。

    这几位课题组成员都还合作，经辨认，当晚调研活动中未见该女子。

    借此机会我去了汪玲所说的省城那家酒店，打听当年那位配菜师，居然听到一些情况。该女是四川人，早先在该酒店待过几年，后来走了，前些时候又回来干过一小段时间，然后辞职回家，说家里有事。酒店人事部给我提供了她的另一个姓名，还有另一个手机号。我跟她通了电话，她还记得钟昭，钟昭的死讯让她非常震惊。

    显然她并未死于警车。

    我们在省城一无所获，警察却在白水桥附近发现了线索。

    有一位出租车司机看到警方在报纸上登的悬赏认尸公告和照片，向警方报告了一个情况：星期日午夜时分，他送一个客人从市区火车站到钟昭那个县，而后空车返回，途经白水桥。白水桥在老鸦坡以东十五公里，是一座公路界桥，桥东属于市区，桥西则是县域地界。出租车司机从桥西上桥，看到桥东对面车道停着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车头向西，朝向本县行驶方向，车旁站着个年轻女子，穿着短裙，举起手向他晃动，似为求助。由于时间太晚，附近曾发生过犯罪分子利用女色打劫过路司机事件，出租车司机担心其中有诈，不敢停车，油门一踩就跑了过去。

    办案警察立刻追索相关记录，在市交警支队直属大队处查到了这辆白色桑塔纳轿车。这辆车很奇怪：星期日上午，直属大队接报，得知白水桥东有一辆挂省城车牌的无主弃车，即派员前往查看，把弃车拖回处理。警察打开车门检查，没有找到车主线索，只发现该车相当破旧，无法打火，推测是途中电路损坏，故障抛锚，车主不得已暂弃。奇怪的是，弃车被拖走了，车主却一直没有出现，连个报案电话也没有。处理弃车的民警与省城交警部门联系，意外发觉这辆车是套牌车，其车牌是假冒的，由此断定车主不敢露面是怕违法套牌受处罚。直到出租车司机出来认尸，才把这辆弃车与老鸦坡车祸的女性死者联系起来。当晚发生的两件事此前之所以互相隔开，很大程度是因为车祸和弃车分别发生于两个辖区，分属两个交警部门管理地域。

    但是车主也就是女尸的身份依然未能确定。警察根据掌握的新情况，组织力量在白水桥东弃车位置附近进行搜查，从路坡下一个草丛里搜到一部手机，由于连日下雨，手机进水已不能使用，但是技术部门设法恢复了手机里的数据，终于查到了其使用者的线索。经核对，使用者就是死于老鸦坡车祸的女子，她姓黄，二十六岁，湖北人，离家外出谋生已经数年，前些时候与家人失去联络。她究竟以何为生，怎么会开一辆套牌车，半夜三更去哪里干什么，都还有待查实。

    对我们来说这已经够了，显然钟昭与这个女子没有特殊关系，女子与他共赴车祸出于偶然。当夜该女子开着一辆违法破车赶路，中途抛锚，女子的手机可能是没电了或者其他什么缘故，意外掉落草丛，黑暗中无处寻觅。女子不得不冒险于路旁拦车求援，路过的出租车司机生怕有诈，不敢相帮。末了来了一辆警车，警灯闪闪烁烁，有如一颗救星自天而降，女子大叫救命。警察不怕诈骗，交警有责任处理路面各种意外情况，于是警车停了下来，施以援手。女子把她的破车暂时丢在路旁，作为临时乘客，搭乘警车西行十五公里，不料撞死在老鸦坡上。

    当晚的警车驾驶员不是警察郭水龙，却是钟昭，是钟昭为该女提供了帮助，也让她搭上了一条命，很难说他干了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他正在急返本县处理突发事件途中，有足够理由可以拒载，不去理会路旁求助无门的可疑女子。如果他打点方向绕过女子，继续赶路，也许就错过与大货车相撞于老鸦坡的机会，那么现在他也许还坐在主席台上。他有什么必要去管这个女子？出于本能吗，或者因为该女子也在他的路线图上？领导学习雷锋多做好事，深夜停车救美，有可能传为佳话，他会需要这个。如果以被助者的角度看，似乎并无不好。

    总之他把车停了下来。

    5

    还有一个大疑问，就是密码箱和箱里的五万元。这个问题把我们套住了。

    我得先说一件事，发生于一年多前。有天下午我到单位上班，骑自行车进机关大院，我家所住小区离机关不远，一向都是自行车来去。刚进大院，有一辆轿车从我身边开过去，忽然喇叭响了一声，我回头看看，那轿车已经停在路旁。

    有一个人从车上下来，却是钟昭。他朝我招手，喊话：“李和！过来！”

    那时候钟昭已经当副书记了，我跟他不时相逢，都是我看他他没看我，因为人家是在本地电视新闻上露脸，我是坐在家里餐桌边，吃晚饭看新闻，如此相逢。难得钟昭还念故旧，坐着他的轿车经过机关大院门边，一看这小子骑个人力双轮优哉游哉，便主动屈尊，下车相问。

    “来开会吗？”我问他。

    他来给市领导送一份报告，事情比较重要，他亲自送。已经办好了，他得马上赶回去，晚间县里有客人。

    “领导百忙，赶紧走吧。”

    他笑笑：“不急。抽根烟。”

    他的烟好，当然抽他的。我俩站在路旁，一人一支，边抽边聊。他问我最近搞什么材料，我问他最近办不办案子，都是老话题。彼此间没什么事，忽然碰上了，随意聊聊，有烟相伴，感觉很惬意。

    几分钟后烟抽完了，彼此握个手告辞，他忽然拍拍轿车的后盖，示意他的驾驶员把后盖打开，司机赶紧在驾驶位按控制钮，解开后盖锁。当着我的面，钟昭打开后备箱，那里边东西堆得挺多，有驾驶员的工具盒、小水桶，还有若干纸包与袋子。钟昭从里边抓出一个黑塑料袋，随手丢在我自行车头的筐子里。

    “什么好东西？”我问。

    “参考资料。”他说，“你写东西用得着。”

    黑塑料袋很普通，有如垃圾袋，袋子有点鼓，袋口随随便便打了个结，看起来真是其貌不扬，但是我知道里边东西肯定好，估计是香烟，中华烟。

    “雪中送炭啊，感谢。”我说。

    他笑笑：“谢什么，又不是花我工资买的。”

    他说的是实话，钟副书记抽烟不需花钱，自有人送。难得他宁可浪费资源，懂得节制，保重身体，抽得很少，不像我没人送还抽得多，工资比较紧张，烟的档次上不去，家人饱受劣质二手烟摧残，老婆意见很大。

    钟昭坐上车，跟我招一下手，走了。我骑车往单位赶，一路上止不住高兴，恨不得立刻进办公室，大门一关再来一支，狠狠过把烟瘾。可惜刚进办公室就听电话铃响：领导找我有事。我把东西丢在办公桌上，上楼去部长那里列席一个碰头会。会上研究的事情比较复杂，一直开到黄昏。下班前回到办公室，我一看桌上多了个黑塑料袋，心里陡然一惊，这才想起钟昭，想起袋里的香烟尚未欣赏。于是赶紧解开袋子上的结，取出里边香烟，忽然间我的汗就从额头上冒了出来。

    塑料袋里有一条烟，果然是软包中华，钟昭喜欢抽的品牌。但是除了烟还有一个纸袋，纸袋里装着现金，一共五叠，都是百元钞票，估计一叠是一万，一共五万。

    这钱怎么回事？“写东西用得着”的“参考资料”？钟副书记把它送给我了？他说得很清楚，香烟不是他拿工资买的，那就是人家送的，袋里的五万元当然更不可能是从他工资卡上取的，只可能是人家送的。钟昭是要把人家送的钱转送给我吗？不可能，我们是老相识，以往有过一些愉快的交谈，有过很惬意的共同抽烟经历，他还曾往我的办公桌上扔过一条香烟，除此之外彼此间没有更多物资交流，特别是从未有过金钱来去。眼下他是地方领导，职务在我之上，他可以对我表示善意，却没有必要给我送钱，特别是我所处位子比较敏感，搞的是干部监督，给我送钱有如自我曝光，自己找枪口撞，钟昭这种人哪里会这般愚蠢。

    因此肯定是出了岔子。有人把这个黑塑料袋送给他，说是一条香烟，小意思，他以为就那么回事，没有及时检查，不知道里边还有其他东西，全盘笑纳，没多在意，随便丢在轿车的后备箱里，刚好碰见我，随手转送。对我而言这是一笔飞来横财，除了我自己知道，别的人都稀里糊涂。给钟昭送钱的人通常不敢去核实此款下落，只会认定钱已被领导接受。钟昭对自己无意中把一笔钱转送给我更是浑然不觉，所以我尽可把这五万元拿去买烟，写材料时“供参考”，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追查到我的头上。但是我是什么人？我是干什么活的？我能这么做吗？

    我不能拿这种钱。我有几种选择，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这笔钱拿去上缴，如实说明情况，那么钟昭将面临调查，需要就这一笔钱的来历做出说明，并接受相应处理。五万元不算巨款，但是已经足够，这笔钱如果被定性为礼金，情节会轻一点，它将被没收，钟昭本人会视情况受到相应处分。如果发现这笔钱实为贿款，那么足够他身败名裂。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于他都是一大灾难。

    我不能这么简单行事。倒不是因为钟昭这么够意思，送了我一条烟，我不好转过身就给他一棍子，主要还是因为这件事有其特殊情况：显然钟昭并不知道黑塑料袋里有钱，如果他知道有这个东西，他不会把它转给我，也可能当时就不会收人家这个黑塑料袋。因此这件事还是交其本人处置为妥。

    我立刻给他打了个电话。他早就回到县城了，正在陪客人。接到电话他挺诧异，追问究竟，我告诉他有事，比较急，电话里不方便说，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见我？不巧他明天还有事，得到省城开会，可能要几天。

    “我现在就去。”我说，“你陪完客有时间吧？”

    “这么急？”

    “是。”

    “来吧。”他说。

    我们约定晚九点在他办公室见面。我请部办公室主任支持派车，下班后赶紧动身，直趋钟昭。以我多年从事干部监督工作所见所闻，这种事宜速战速决，拖拉不得。我把钟昭送的黑塑料袋重新打个结，连烟带钱，一并带走。

    比预计时间提前二十分钟，我们在他办公室见了面。他还记得黑塑料袋，中午他刚亲手丢在我的自行车车筐，一看我把那东西拎进办公室，他“啊”了一声。

    “袋里有鬼？”他问。

    我没吭声，让他自己看。他解开袋子上的结，从里边掏出那条烟，还有那个纸袋，当着我的面把纸袋打开，把那五叠钱一一摆在办公桌上。

    “好家伙，不少啊。”他很镇定。

    “还你了，你处理吧。”我说。

    他点点头：“我查一查，回头跟你说。”

    他把那些钱和香烟重新塞进黑塑料袋，打个结扔到桌子一边。我没多耽搁，起身告辞。他把我喊住，低下身打开办公桌的柜子，从里边抓出另一个白色塑料袋子，打开来看看，再塞给我，让我带走。

    我知道这是香烟。黑的还了，他换我一个白的。

    “免了吧，不客气。”我说。

    他笑笑：“这个不怕，很干净。”

    他把我送上车，说了句：“谢了。”

    半个月后，有一次市里开会，我们俩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他告诉我那件事已经处理好了，是他那里一个乡长搞的鬼，该同志所在乡位于山区，比较穷，交通不便，干了几年，想换个地方，求他帮忙，没想到还玩这个。他把该同志叫来臭骂一顿，东西也退还了，那人让他吓得不轻。

    “在下边工作，这种事防不胜防。”他说。

    我表示理解。我知道无论如何，这种钱再多他也看不上，因为他有路线图，这东西在他的路线图里只是麻烦。

    “这是给我敲警钟嘛。”他笑笑，“再三感谢。”

    我们一块抽了支烟。他拿着他那支烟比划，说很多事情就像抽烟，过把瘾，转眼烟消云散。路线图什么的也就是一个说法，没上路时想着上路，上了路就有另外的感觉，不知道走着走着，会把自己走到哪里去。有些事其实不能做，但是还得做，一边做一边心里免不了感慨：眼下这些家伙都怎么啦？这样下去还得了？

    “不能不做吗？”我问。

    他说没那么简单，势比人强，且人有欲望。平日多做好事，遇事多加小心吧。

    话没说得太明白，各自领会就行。人家钟昭身临其境，知道眼下风气不好，黑塑料袋这类勾当只算毛毛雨，倾盆大雨有的是，防不胜防。他很担忧，这么弄下去真是不得了，大家都怎么啦？难得他还有如此情怀，不忘悲天悯人，忧国忧民。问题是他自己也在其中，不能免俗。怎么办呢？需要多加小心，以后凡遇黑塑料袋，转送之前要开袋检验一下，以免再出意外。平时可以学雷锋做好事，既是需要，也找心安，就好比某老板往猪肉里注水，赚了钱再去慈善晚会捐款，总是胜于那些一个子儿不出的。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其实它没有过去，从此横在我们之间。那以后他再也没有给我送过烟，就此而言我真是亏大了。我也一样，那以后我留了一个心眼，悄悄隔开了一点距离。以前隔一段时间我会给他挂一个电话，随意聊聊，有事到他们县，也会自报家门问候一番，这件事出来后我就不再多去打扰。

    我说过钱在他的路线图里只是麻烦，其实不尽然。以我的专业经验和观察，时下相关人士的路线图里，暗中常有这个东西，因为路线图通常很难自动绘就，它需要谋划和经营，其谋划经营均需要投入，包括人力和经费投入。就像给钟昭送黑塑料袋的那位乡长，他的路线图画得并不长，换个地方而已，为此他在奉送钟昭的袋里装了五万元。钟昭经营他的路线图不需要这个吗？如果那个黑塑料袋只是因为意外被我知道而须退还，不为人知就予笑纳，那么很可能有一天我将奉命调查钟昭的类似事项。说实在的我不希望出现那种情况，希望给他一点提醒，但是我也很清楚，与时下风气、现实需要以及强烈欲求相比，我的作用可能微不足道。

    这一次这笔钱恰好又是五万，虽属巧合，也是刚好。这一次包装比较精美，用了一个密码箱，不再是类同于垃圾用品的一只黑塑料袋，密码箱和钱为路人拾得，迫于压力投案交还，因此广为人知，不像当年黑塑料袋里的物件只有你知我知，未曾透明，可以私下处理。钟昭死后，这只密码箱被网民热议，普遍认为里边的钱是一笔贿款，一定与警车中的主要人物钟昭相关，网民如此断定出于某种情绪，可以理解，我们却得设法查清情况，这笔钱是不是有其正常出处？它跟钟昭必定有关吗？出事警车是郭水龙用车，也许密码箱本来就在车上，是郭水龙的？车上还有另一个死者，也许该女子才是这笔钱的主人，她在应急转移时，把她的密码箱从抛锚轿车拎上了警车？这些可能都存在，但是我最担心钟昭，因为我领教过他的黑塑料袋。我知道任何路线图都有其重要路口，钟昭如果未曾丧生，也将面临一个路口。今年是我们所称的“换届年”，通常是许多干部升迁调整的关口，有心人在这种时期会特别在意，未雨绸缪，认真开展课题调研，积极学雷锋做好事，或许还需要多方筹措经费。钟昭是这样吗？

    办案警察无法为我们提供答案，我们把希望寄托于郭水龙。

    县交警副大队长郭水龙是当晚车祸中警车里唯一幸存者，经医生全力抢救，他奇迹般在病床上苏醒过来，渐渐恢复意识。他已经记起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记起了家人，但是对车祸发生时段的记忆还是一片空白。医生们见多识广，对此不表奇怪，他们说有的病人会丧失记忆，会下意识地抹去特别恐怖的那些印象，就如从电脑里剪切删除一样。这种删除有时是暂时性的，慢慢还可以恢复，有的则会是永久性的。

    我跟医生们探讨是否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病人其实并没有丧失记忆，他整个都想起来了，但是事情不能说，说了很麻烦，因此宁愿装傻，做痴呆状，因为他是病人，旁人奈何他不得？医生承认，这种可能在理论上是存在的。

    我们向郭水龙问起那个密码箱，他表情一片茫然。他应当知道这个密码箱的，如果东西是他的，或者是钟昭放上车，他必定知道，如果是搭车女士拎上车，他也肯定当场看到，除非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我们等待他恢复意识，如果他愿意的话。同时警察也在追索车上死亡女子的线索，查她身后以及非法套牌车的来历，这种事只要投入足够力量，总会搞清楚，但是有可能耗费相当时间，甚至旷日持久。

    汪国华给我打了个电话，提出要找我们谈一些情况。我当然不好劳驾老领导，赶紧带着组里几个人一起登门拜访。

    他向我们表示痛心。他的女婿死了，遗体已经烧化，所谓入土为安，人都烧了，怎么没完没了，议论纷纷，总是安不下来？这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把我们调查的情况扼要说明了一下，有的东西是公开的，可以谈及，有的还在了解，不宜多讲。我发觉他对相关事项其实了如指掌。他是钟昭的岳父，当然非常关注女儿女婿，他还是市里的老领导，他有很多了解情况的渠道。

    “现在症结在哪里？”他问，“那个密码箱？”

    我说那是一个问题。

    “小李你们抓紧一些。”他说，“这种事拖下去对家人伤害很大。”

    我表示理解。

    两天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有一个人出面认领了那个密码箱，为我们解了套。

    这个人是物流商马大道，他跟钟昭他们签了一个项目，正在做前期审批事宜。钟昭出事之前数小时，他曾与两位县局局长跑到市美术馆找钟昭，还跟钟昭“小意思”一下，带两瓶酒放在郭水龙的车上，当时钟昭笑他是假酒，声称要“验一验”。现在马大道报称，两瓶酒是真的，他还给钟昭送了那个密码箱。

    “送他五万？”

    钱不是他主动送的，是钟昭直接开口向他要，但是不属公然索贿，而是作为善款捐赠给郭水龙的下属。县交警支队一个干警家逢不幸，上初中的女儿患白血病，为治病几乎倾家荡产。钟昭知道情况后，要马老板拿点钱帮助，奉献爱心。马大道考虑到自己的项目需要钟昭支持，就咬牙放血，拿出了那一笔钱。这笔钱还没有拿到凭证，钟昭表示会让当事人写张收据给马老板，不想却死在路上。

    我们追问：“这个事情为什么早不来说？”

    马大道解释，这段日子他一直在外边跑，还出国去了一趟，事情多，连钟昭的葬礼都没赶上。回来后听说密码箱成了一个事，有心找我们澄清，只怕反受怀疑，影响他的项目，所以迟迟没有出面认领。为什么现在忽然想通了，出面说明疑款？因为有位老领导找他了解情况，督促他主动找我们，这位老领导就是钟昭的岳父汪国华。

    我们立刻核实情况。郭水龙所在县交警大队，确有一位干警女儿患白血病，需要筹集治病经费，大队里的干警都给他捐过款，但是患者家人以及其他大队领导都不知道马大道这件事。有可能是钟昭在事成之前不想张扬，要等马老板把善款拿出来后再予宣布。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马大道这笔钱本与慈善无关，它就是送给钟昭的礼金，因为车祸意外暴露，有如当初一只黑塑料袋的结子意外被我打开，这时候需要给它找一个说法，于是它就成了善款。

    钟昭已经死亡，这笔款究竟是啥对他个人价值不大，但是其名声对家人还有意义，汪国华出于对女儿、外孙的关心，出面干预此事。这位老领导很有经验，知道应当怎么处置，他亲自导演了马大道的认领行动，而且并不着意隐瞒。他不怕我们知道是他在马大道背后，他关注女婿后事属于人之常情，马大道的说法也无明显破绽，因而与其鬼鬼祟祟，不如明摆着以示正常。汪国华以老领导之影响帮助我们找到一个答案，我们不能漠视。在掌握足以推翻马大道证词的可靠依据之前，只能先接受马氏说法。

    “702疑问”各重要问题就此圆满解决，在“一官员离奇死亡”之后，历经多方猜疑和深入调查，钟昭终于被画上句号，入土为安。作为领衔描画该句号的具体人员，我觉得自己已经尽职尽责，从心里说，身为往昔故旧，我也希望钟昭早日入土为安。

    人都死了，算了吧。

    6

    钟昭的夫人汪玲提出要求，以其丈夫因公深夜归返处理突发事件，途中救助求助女性，还为困难干警家人设法筹款，不幸车祸身亡为由，要求追认其为烈士。

    我觉得这个不好办。且不论烈士条件是什么，无论钟昭经我们认真调查如何灿若桃花，他毕竟是车祸的直接责任人，是导致自己死亡的肇事者。

    钟昭的岳父汪国华比较务实，他说钟昭死了，遗属最可怜，出于对以往的抱憾和对未来的考虑，有些要求可能不尽合理，办得到当然好，办不到也不必勉强。但是至少可以整理一下先进事迹，适当宣传一下。这么做似乎并没有太大困难，也算是对外界各种声音的澄清，还钟昭及其家人一个公道。

    汪国华是老领导，他说的事哪怕办不成，也须认真对待。我们部长很重视，要求我提出一个意见，因为钟昭这件事的调查由我领衔牵头。我心里说钟昭这家伙真是难缠，没完没了，以为他已经入土为安，哪想还有折腾。阳光下的路线图不幸走完，中途夭折，难道他心有不甘，还要在阴间于黑暗中继续奋勇前进？他又能走到哪里去？那边是不是同样也要认真开展课题调研，尽量多做好事？他是不是还会一边拎着黑塑料袋，一边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担心这样下去还得了？

    此刻车祸中的幸存者郭水龙已经有所恢复，有选择性地记起一些细节，例如出事之前他的肚子阵阵发痛，钟昭指着前方下坡大转弯让他忍一忍，等等。至于钟昭其他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他暂时还未能为我们提供更多情况。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市里派了一个人到县里接任副书记，需要把钟昭已经用不上的办公室腾出来。办公室虽是办公场所，免不了有若干私人物品，因此县里特地派人过来，请钟昭夫人汪玲和我一起去现场参与清理，清理中公物留下，可以确认的私人物品交家人带走。我因为工作职责关系，在这个交接活动中充当监督和见证人，如果双方有不同看法，对清理出来的某些物品归属发生争议，由我现场提供权威意见，如他们不能认同，则报上级处理。

    我们打开钟昭办公桌的抽屉，这个抽屉上锁，由于不知道钥匙是哪一把，特请一位锁匠现场开锁。该抽屉为钟昭自己掌握，未经秘书整理，物品显得比较零乱，我们从中翻出若干文件材料，一些杂物，最特别的是一个大档案袋。档案袋看上去很普通，牛皮纸质，有一个封口，用一条细绳缠在封皮纸扣上，袋里鼓鼓囊囊满装材料，打开封口看看，却不是什么材料，整整一个大档案袋装的全是人民币，一共有十万元。

    参与清理的县委办主任和钟昭夫人汪玲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

    我问：“这笔钱是谁的？”

    双方都不吭声。

    我说：“那么暂请县委办登记保管，待确定来源后处理。”

    由于钟昭已经死亡，这笔钱的来历无从查实，无法认定它是否是礼金贿款，也没有第二个马大道闻讯前来认领并提供又一个感人故事。这样一笔数额的秘藏款项令人怀疑，汪玲不敢要求作为钟昭个人财物交还家人，最后它被交由有关部门充公。

    关于追认钟昭为烈士，以及“适当宣传”其先进事迹的动议因意外发现的十万元而草草作罢。这以后钟昭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网络点击率迅速降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层出不穷的其他类似事件，直到这个时候，该同志终于入土为安。

    但是疑问犹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