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俊峰

    有几次，我梦见了他。

    一直想写点文字，纪念他，可是，几次动笔，均半途而废。有一段时间，我仍然习惯于寻找所谓的闪光点，寻找所谓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他身上，我却暂时没有找到这些。我想，他是不是太普通了？可是，不为他写点什么，心里又纠结，总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写与不写，怎么写，就这样在内心深处僵持、冲撞。一晃几年过去了，忙忙碌碌中，我仍然无法忘记他。我发现是我自己的平庸与狭隘才无法动笔，才写不出他的精气神来。

    从哪说起呢？

    几年前的一天，无意中听到他已经过世的消息，非常震惊。怎么就走了呢？他喜欢喝酒，我一直说带两瓶酒去看他的，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愿望竟也落了空。一想到他的音容笑貌，我就想起自己童年的那些快乐，仿佛就在眼前。

    他叫杨维君，比我父亲大几岁。1965年，他和我父亲一起从毫县（现为毫州市）农机厂调往990厂。在来自五湖四海的几千名工人中，只有他俩来自同一个单位。本是好朋友的他们，来到大别山深处的这家军工厂，自然是亲情加友情，好上加好了。

    我喊他“杨叔”，后来听到许多单身职工都叫他“老杨头”，我再和别人说起他时，也称呼他“老杨头”了。这或许反映出那么多年轻人爱戴他的原因。老杨头长着一张圆脸，说话有点结巴，总是未语先笑。他的脾气非常好，憨厚、善良，乐于助人。所以，厂里认识他的大人孩子都喜欢他。他的妻子孩子都在老家，不愿意离开故土，他就一直住着单身宿舍，和单身汉们住在一起，一直到工厂在20世纪90年代初搬迁进城，他才分到一小套房子。

    山里的生活乏味单调，每到周末晚上，工会大多会放映露天电影，男女老少以及附近的村民都去看。我和老杨头常常在电影场遇到。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就让我去他家住，第二天，他再送我回家，在我家吃一顿饭，和我父亲聊聊天。我最乐意的就是去他家。

    老杨头的宿舍在半山腰，是那种黄泥堆积的干打垒房。他的房间还住着另外一个年轻人，姓吴。我发现他似乎不怎么和吴说话，吴也不怎么和他说话，他们即使说了也是客客气气的，感觉相隔一段距离，不像和隔壁的年轻人，说说笑笑，亲密无间。我曾经问起这个话题，老杨头悄悄告诉我，吴的家人都在香港，厂里特意将他安排和自己住一起，因为老杨头是一名老党员，他可以“照看”他一下。有一次，看过电影，我又随老杨头去了他家。正碰到吴在组装一辆新自行车，那是他的家人从香港寄给他的。吴很高兴，和我说了许多话。他的自行车零件把不大的房间占了一多半，弄得我们走路都得侧着身子。

    住在老杨头家，可以接触到许多青工，他们的床头，总有几本书是我没有看过的，可以借来看。他们说的话，都是新鲜的内容。就连吵架骂人，都是别具一格，语言丰富。这对于我这个小学生，非常具有吸引力。

    星期天早晨，老杨头会早早起床，在门前的空地上把炉子生着，熬稀饭，烙饼。他在宿舍周围的荒地上开辟了菜地，种了许多菜，还养了几只鸡。也奇怪，他养的老母鸡下的蛋多是双黄蛋。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见过双黄蛋。老杨头烙饼的时候，总会打进几个鸡蛋和在面里，碰到双黄蛋，他就会很高兴，大喊着让我去看，也喊邻居去看。他一边烙饼，一边洋洋得意地吹嘘：瞧这双黄蛋，美国总统也吃不到。他自得其乐，惹得众人也跟着乐，像说相声似的言来语往，将吃鸡蛋饼的快乐推到了极致。他烙好饼，总会给吴一个，吴推脱，他就会说，吃吧吃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说话一急更结巴，有年轻人就会故意在他面前学他，他也不生气，仍旧是笑眯眯的。有时候，他也会善意地拍年轻人一个巴掌，以示惩罚。但是，惩罚之后，众人却更乐了。老杨头笑的时候，皱纹更明显。他是圆脸，皱纹也跟着肌肉一起弯起来。他很快乐，看不出他的忧愁，总是那么乐呵呵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有愁云惨淡的时候。快乐会感染，我们也就跟着他一起快乐了。现在想起来，那是人生的豁达，生活的态度。

    老杨头没有读过什么书，是靠学徒走出来的。他有时候去我家，就是让我父亲帮他代写家书。他笑称我父亲是“知识分子”。虽然那时候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在社会上并不吃香，但是“知识分子”这四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分明是羡慕、赞赏的意思。

    老杨头是个锻工。原先我不懂，不知道锻工是干什么的，后来，去他的车间看了，才知道，锻工其实就是“打铁的”，和街上那些叮叮当当打铁的一样，只不过，老杨头打铁不用自己挥锤砸，锤是电动的，一按电钮，电锤就啪啪地往下落，劲头可大可小，铁锤可快可慢。老杨头用大铁钳固定着烧红的铁，在巨大的铁墩上翻转。看着那些烧红的铁在铁锤下像揉面一样容易，我跃跃欲试。但是，他始终不让我动手。对“安全第一”的要求，他丝毫不马虎。

    因为老杨头是锻工，我家里用的勺子、锅铲、菜刀，种菜用的锄头、锹、镐，劈柴用的斧，砍柴割草用的刀、镰，等等，凡是能锻打的，都是他的杰作。他用那些边角废料，帮了我家大忙。不仅如此，许多家境不富裕的人家都有老杨头的这些“手艺”。

    大多数的星期天，老杨头不是帮这家买煤球，就是帮那家盖厨房，谁家有重活、难活，谁家有困难，就会请他去。在我的印象中，他是有叫必到，总是笑呵呵的，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有一次，我家要盖厨房，父亲请老杨头帮忙上山割八茅草，我也跟他们一起去了。山上有一种带有锯齿的长叶子草，据说鲁班发明锯子就是被这草割破了手。我们拉着板车，走了十几里山路，才到达一个叫小干涧的地方。那个山坡上，长满了八茅草。我们中午吃了自带的干粮，夕阳落下时，就往回赶。走着走着，天就黑了，又累又饿，板车越来越沉重。到家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老杨头吃了点饭回家了，第二天还得上班。盖厨房时，老杨头自然又来帮忙。是那种简易厨房，用毛竹做柱、梁、椽，墙壁用破开的毛竹编织，里外糊上黄泥，屋顶先铺上油毛毡，再盖上八茅草，用铁丝捆实在就成了。当时的条件，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厨房。几年之后，有外国人要去参观附近的水库，我家的厨房恰巧盖在了路边，有人认为这样的厨房有辱国家的脸面，就动员我父亲拆除。我父亲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那天晚上，厂里有关领导就坐在我家做工作，一直不走，直至深夜。他们争执的声音把我从睡梦中吵醒了。

    我父亲舍不得拆房子，又不得不拆，便想了一招，把厨房墙上的泥敲掉，把四角墙边的几个柱子挖露出底，然后，在正屋旁边靠墙头的一处空地上，按厨房的原大尽寸，挖了埋房柱的深坑。父亲做完这些，便买了几包烟，找了附近正在干活的十几个山民来帮忙。那天我恰巧放学回家，见识了那个宏大的场面。众人一齐用力，硬是抬起了厨房，然后，步步移动，将厨房移位到了墙头的新位置。这样，外国人坐在小汽车上一闪而过，就看不到这间给国家丢脸的草棚了。

    这间房子来之不易，命运多舛，所以，我一直记得它的模样。想想真是艰苦，军工厂的人就是住这样的房子，撑起了国家的脊梁。历史大概不会忘记。

    那几年，我喜欢上了舞刀弄棒，想当英雄，非常渴望老杨头能给我打一把宝剑，做梦都想拥有一把剑。我把想法和他说了，他答应了。但是，我却迟迟见不到剑。见到他，我就追问，催促，他总是笑着找这借口那借口搪塞过去。终于，被我问急了，他郑重地拒绝了我。他说，你这半大小子，有了剑惹出事咋办？原来，他是担心我有了剑会惹祸。宝剑的梦彻底黄花菜了，我不甘心，便自己动手，将八号粗铁丝截成手掌那么长，然后将一头磨尖，另一头打个小孔，拴上一条红绸子，做成了飞镖。没有剑，我练飞镖，天天对着门前的那棵大梧桐树，将飞镖甩出去。一段时间后，由近及远，十几步之外我也能将飞镖扎进树里。梧桐树被我“练”得千孔百疮，我却乐此不疲，非常专注。有一次，老杨头来我家，我特意表演给他看，以示对他不给我铸剑的抗议。由飞镖我又爱上了弹弓，漫山遍野去找合适的树杈子，做了好几把弹弓，天天大清早打麻雀。那些站在树梢歌唱的麻雀，常常被我击中脑袋，一头栽下来。摸摸脑袋，骨头都是碎的。现在想想，真是罪过，但是那个时候，能给老师剃阴阳头的年代，打死几只小鸟，又何足挂齿呢？后来，一个同学弄来一把气枪，我如虎添翼，兴致更高，常常拎着一串麻雀回家。

    工厂搬到省城之前，我已经在省城一家新闻单位工作了。那时，老杨头已经退休。有段时间，我经常星期天回父母家。盛夏的一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很像老杨头的人，穿着白背心，戴着草帽，拉着一板车蜂窝煤，低头吃力地前行。回家一打听，证实我看到的就是老杨头。原来，他的女儿顶替他进厂当了工人，他退休后就找了一个活，帮别人送煤，挣钱贴补家用。我听了，心里隐隐有点痛。那么热的天，已经退休的老人，还那么挥汗如雨，这个人竟然是老杨头，怎么不令人心痛？那天，我买了两瓶酒去看老杨头，可是老杨头不在家，大概还在外面忙。

    后来，逢年过节，我去看父母时，就想着去看看老杨头，可是每次他都不在家。春节他肯定是回了老家，除了女儿，他的其他亲人仍然还在老家。我总也看不到他。时间，不知不觉就流走了，直到得知老杨头因病去世的消息。真的很遗憾，在老杨头生命的后几年，我一直没能见到他，这是我难以原谅自己的遗憾。

    老杨头就是这么一个人，平凡，普通，太平凡，太普通，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平凡普通的人，我却无法忘记他，有几次，我还梦见了他。行文至此，我突然这样想：一个人，如果能让另外一个人感到温暖，这个人就是好人。一辈子能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像老杨头——我梦见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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