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伯夫才识高明，体事入微，连最细微的差别都能提到笔端。他大量采用趣闻轶事，以便拓展视野。他关注个体的人和特殊的人，经过仔细探究之后，运用美学规律的某个典范高瞻远瞩，而后根据这个大写的典范做出结论，也迫使我们得出结论。”
这段话是对圣伯夫方法的定义和颂扬，我援引自保罗·布尔热那篇文章，因为定义简要，颂扬可信。我还可以列举其他二十位批评家。他们众口一词，公认圣伯夫总结了思想自然史，从人的生物学、家庭的历史学以及各种特征吸取其创作的智慧和才华的品位，从而独树一帜，圣伯夫本人也直言不讳，言之凿凿。泰纳自己就梦想写一部更系统更成体系的思想自然史，对此，圣伯夫不同意泰纳关于种族问题的观点，尽管如此，泰纳对圣伯夫的颂扬仍与布尔热等人如出一辙：
“圣伯夫先生的方法同他的作品一样弥足珍贵。就此而言，他是一位发明家。他把自然史进程引入思想史。
“他揭示如何着手认识人，指出是相继的社会环境系列形成个体，必须依次观察才能了解个体：首先必须了解种族和血缘，通常研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就能识别；其次必须了解幼年教育，家庭环境，家庭影响以及塑造童年和少年的一切因素；再次必须了解后来成人时周围第一批杰出人物，参与的文学团体。最后对如此形成的个体加以研究，寻找揭示其本质的线索，探究反面和正面的因素，以便点明其主导的激情和独特的气质，总之分析其人，追查在一切情况下的表现，不管其伪装有多么巧妙，都要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因为文学姿态或读者偏见总免不了将其乔装改扮，混淆视听，让我们看不清真面目。”
这还嫌不够，泰纳加添道：
“这种运用于人类个体的植物分析，是把精神科学与实证科学靠近的唯一手段，只要把它运用于民族、时代、种族，就可使它结出硕果。”（圣伯夫悼词，1869年10月17日，《历史与批评文集》第二卷——译者所加引文出处，下同）
泰纳如此说，因为他的理智主义观念虽用于现实却把真理只让给科学。由于他有鉴赏力并赞赏各种不同的精神产品，所以为解释精神产品的价值，他把它们视作科学副产品（参见《智力论》序言）。他把圣伯夫誉为启蒙家，“他一代”的杰出人物，认为圣伯夫几乎找到了他泰纳要找的方法。
然而，哲学家未能在艺术中找到实在的东西和独立于一切科学的东西，从而不得不把艺术、批评等假想成科学，这样前人必然不如后人先进。艺术上没有（至少从科学意义上讲）启蒙者，也没有先驱。一切取决于个体，每个个体为自己的艺术从头开始艺术或文学尝试，前人的作品不像科学那样构成既得真理，可供后人利用。今天的天才作家必须一切从零开始。他不比荷马先进多少。
再说，何必一一列举称颂圣伯夫方法杰出并把它誉为独树一帜的人名呢？只要听听圣伯夫自己说的就够了：
“关于古希腊古罗马作家，我们没有足够的观察手段。手捧作品，在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如见其人，不可能了解真正的古希腊古罗马作家，我们只掌握他们残缺不全的雕像，不可能了解其人。充其量评论其著作，欣赏其著作，凭空想象作家和诗人。由此，人们怀着崇高的理想情愫重塑诗人或哲学家的面容，诸如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或维吉尔的半身雕像，只能如此，因为对他们的认识很不完全，缺乏原始资料，缺少信息和反馈手段。一条大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涉水而过，把我们与古希腊古罗马伟大人物隔开了。那就让我们隔岸向他们致敬吧。
“关于近代现代人物，那就迥然不同了。批评是按照手段来支配方法的，它赋有其他的义务。认识一个人，完全认识一个人，尤其这个人是个出众和著名的个体，就是一件大事，不可掉以轻心。
“对人物品格的精神观察尚着眼于个体、最多几类个体的细节和描绘，连泰奥弗拉斯托斯和拉布吕耶尔也未能超越。终将有一天，我自信在观察过程中已经瞥见这一天终将到来，届时科学将建立起来，几大精神族群及其主要的分支将确定下来，并将广为人知。一种精神的主要品位一旦确定，就可由此类推出好几种。或许对待人类，永远不可能完全像对待动物或植物那样，人有思想，复杂得多；人拥有所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管怎样，意味着巨大的随意性，可能进行种种灵活的组合。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猜想，我们终将更广泛地建立精神学家的科学，它今天的处境犹如朱西厄以前的植物学和居维叶以前的比较解剖学，可以说还处在趣闻轶事阶段。我们承担了一些简单的专题论著，但本人瞥见一些联系一些关系，将来总会出现一位智者，他的思想更加广远更加明晰，他定能发现适合各精神族群的自然大分裂。”（《月曜日丛谈》第三卷，第25页）
圣伯夫说：“我认为文学与人、与人体构造是不可区分的，或至少是不可分离的……我们不大知道用什么方法从什么角度着手认识一个人，即一个思想清纯的人。只要对某个作家没有提出一系列问题，只要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哪怕单单为自个儿的和悄悄不对外的答案，我们就不能肯定全盘掌握这个作家，即使这些问题看上去跟他作品的性质离题万里：例如他对宗教有何想法？他对自然景观如何反应？他对女人问题、金钱问题持何种态度？他富裕或贫穷？他的饮食制度怎样？每天的生活方式怎样？什么是他的癖习或弱点？对判断一本书的作者和书本身，上述问题的任何一个答案都不是无关痛痒的，假如不是一本纯几何学论著的话；尤其倘若是一本文学著作，就得无所不包。”（《月曜日丛谈》第三卷，第28页）
圣伯夫的著作不是深刻的著作。但，按照泰纳、保罗·布尔热等人的看法，著名的圣伯夫方法使得圣伯夫成为十九世纪无与伦比的批评大师，这种方法在于不把人与著作分离，在于认为首先回答同著作最不搭界的问题（如对女人问题、金钱问题持何种态度），对判断一本书的作者不是无关紧要的，除非是一本“纯几何学论著”，还在于取得有关一个作家的尽可能全面的资料，还在于核对他的书信，还在于讯问认识他的人们；跟他们谈谈——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看看他们写过什么有关他的东西——如果他们已去世，总之，这种方法无视我们稍为触及自己心灵就知道的东西：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不是我们在习惯中在社会中在癖习中表现的那个我。这个我，假如我们设法了解，就要到我们心灵深处设法重新塑造，才可以办到。需要我们的心灵做出努力，舍它莫属。这条真理必须由我们全盘进行创造；设想一天早晨我们打开信件，朋友的图书管理员向我们通报一封未发表的书信，或从某个十分熟悉作者的人那里采访，如获至宝，那是浅薄之见。圣伯夫在谈到斯丹达尔的作品引起新一代好几位作家不胜仰慕时说：“请他们允许我告诉他们，为了明确评价这个颇为复杂的智者而不至于产生任何夸大其词，我总是不顾自己的印象和回忆，宁可信赖那些在他风华正茂，乃至生活起步时就认识他的人们所说的话，宁可信赖梅里美先生、安培先生有关他所说的话，宁可信赖雅克蒙对他可能产生的看法——如果他还活着，总之，宁可信赖经常见到他、在他初出茅庐时就赏识他的那些人。”
为什么呢？难道做过斯丹达尔的朋友就可以对他做出最佳评论？创造作品的“我”，被另一个“我”向伙伴们遮掩，可能远不及许多人外在的“我”。再说，最好的证据，莫如圣伯夫自己认识斯丹达尔，又从梅里美先生和安培先生那里采集了尽可能全的有关资料，总之，按他的说法，他拥有使批评家较准确评价一本书的一切素材，可他是这样评价斯丹达尔的：“我刚重读或试着重读斯丹达尔所有的小说，实在糟透了。”他在别处重新提及斯丹达尔时，承认“不太明白《红与黑》为何取此标题，不得不从某种象征去猜测，但至少是有情节的。上卷有点意思，尽管矫揉造作，多不足信。但毕竟有灵机。据说，贝尔在小说一开始就抓住他熟人中的一个具体事例，只要他抓住不放，就能写得栩栩如生。腼腆的小伙子迅速及时地闯入与出身截然不同的社会，等等……这一切描绘得惟妙惟肖，至少像那么回事儿。但人物不是逼真的活人，而是巧妙制造的机器人……以意大利题材创作的中篇小说，他写得比较成功……贝尔所有的长篇小说中，首推《巴马修道院》，赋予几个人以崇高的思想，很符合他这类才华的人。不过，对待《巴马修道院》，显而易见，我远没有德·巴尔扎克先生那种热情。读罢掩卷，我觉得人们自然而然怀念法国体裁……事出有因嘛……曼佐尼《约婚夫妇》的故事提供了范例，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美不胜收，格扎维埃·德·梅斯特有一本中篇小说，既精彩又简练，除此之外，剩下的这类作品只不过是风雅人士的雕虫小技。”
接下来是两句结论性的话：“我如此坦率批评贝尔的长篇小说，远不想责备他写出来出版。他的小说虽平淡无奇，但不庸俗。一如他的评论，他的小说尤为随大溜儿……”圣伯夫结束其文时写道：“实际上，贝尔在私交关系上是正直和可靠的，永远不应该忘记承认，当向他实话实说时更应如此。”归根到底，这个贝尔，一个大好人！得出这么个结论，也许大可不必那么经常在晚宴上，在法兰西学院，会见梅里美先生，那么多次“请安培先生发话”；掩卷回味，想到未来的新生代，我们倒比圣伯夫更心安理得了。巴雷斯作一小时阅读，不需“有关资料”，就比您，圣伯夫，讲得出更多的道道儿。我不是说圣伯夫有关斯丹达尔的言论全盘错误。但我们记得他以多么狂喜的调子谈论加斯帕兰夫人或托普弗尔的中篇小说，显而易见，倘若十九世纪著作，除了《月曜日丛谈》，全部烧毁，倘若我们必须按照《月曜日丛谈》把十九世纪作家的地位依秩序排列出来，那我们会发现斯丹达尔排在下列作家之后：夏尔·德·贝尔纳、维纳、莫莱、德·韦德兰夫人、拉蒙、塞纳克·德·梅朗、维克·达济尔等一大批，说真的，排在阿尔通·谢和雅克蒙之间倒相差无几。
卡莱尔说：“一个艺术家……”到后来可以不用观察世界，终将“运用幻想来描绘世界”。
任何时候圣伯夫好像都没有明白灵感的特殊性和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好像不曾明白这与其他的工作以及作家的其他事务截然不同。他混淆文学工作视线，因为文学创作在离群索居中进行，迫使他人的话语和我们的话语沉默下来，单独由我们自己在摆脱我们自己的情况下判断事情，我们面对面跟我们自己握手言和，努力谛听我们真正的心声，并把它表达出来，而不是交谈！“对我来说，那些年份（一八四八年以前）可以说是幸福的，我上下求索，满以为已经安排好我的一生，既有温馨又有尊严。时不时写些令人愉快的事情，读些既轻松愉快又严肃认真的东西，尤其不要写得太多，跟朋友维持情感，对每日的交际保持清醒的头脑，既善于交际又不十分注重，献给私人的多于献给公众的，把最精美最亲切的部分，把内心自我的花朵恰到好处地留给智力与情感的温存交流，留给青春的最后年华，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风雅文人，既懂得真正事情的价值，又不让职业和辛劳过分蚕食其灵魂、思想的精华。后来因急务缠身，我迫不得已放弃了我先前唯一的幸福，或感伤者和智者那种美不胜收的自慰。”（《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团体》序言）这仅仅是虚假的外表形象，虽然这形象具有比较深刻比较内在的东西，但实际上是比较外在比较模糊的东西。事实上献给读者的，是作者独自为自己写的东西，倒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作品。献给私下的，就是说献给交谈者的，不管交谈多么文雅，往往越文雅越糟糕，因为交谈不谋而合，便使精神生活变样了：福楼拜跟侄女儿和钟表匠的交谈倒无伤大雅；这些旨在为私人的创作，就是说为适合几个人的情趣创作的作品，只是把交谈笔录下来而已，这类自我的作品其实更外在，与深层的自我无缘，只有撇开他人和摒弃认识他人的我，才能找到这种深层的自我，当我们与他人在一起时，自我在一旁等候，明明白白感觉得出那是唯一真实的，对这种真实唯有艺术家能最终体验到，犹如一尊神明，艺术家越来越离不开，为之牺牲了一生，因为他们献出一生仅仅为了光神耀圣。想必自出版《月曜日丛谈》之后，圣伯夫不仅改变了生活，而且思想上也升华了，升得不太高罢了：那是一种迫使自己写作的生活，不管怎么说，他是比较多产的，对那些本性懒散的人来说，这种生活很有必要，舍此展示不出内心的丰富。圣伯夫在谈到法布尔时指出：“他的境遇有点像某些年轻女子嫁给老头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她们便失去鲜艳的容光，不知道为什么，安静的近邻环境使黑夜冷漠不堪，而自由的暴雨则使黑暗充满生机勃勃的激情。有维克多·雨果的诗为证：
我以为人打从眼睛开始衰老，
成天看见老人就衰老得更快。
维克托兰·法布尔这个才华出众的年轻人便是如此，他紧随衰老的文学不肯回头，其忠贞不渝反倒毁了他的前程。”（《月曜日丛谈》第八卷，第240页）
圣伯夫经常说文学家生活在他的书斋，可是他奋起对巴尔扎克在《贝姨》中说的话进行不可思议的抗议，他说：“最近发现，曾经有人闯进安德烈·谢尼埃的创作室，发现了他的工作和研究方法，看见好多诗稿的草样都写得认认真真。德·拉马丁先生的书斋则截然不同，大门向我们敞开，可以说硬拉我们进去观看。他写道：‘我的诗人生活重新开始了，几天而已。您比谁都清楚，诗人生活向来最多只占我实际生活的十二分之一。好的读者不像耶和华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那样创造作家，他们随心所欲地歪曲作家形象，以为我花了三十年生命去排列诗韵和静观星星。实际上我用不了三十个月，诗歌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祈祷。’”（《月曜日丛谈》第二卷，第353页）但是，圣伯夫始终弄不明白诗人灵魂这个独特的世界，这个封闭的世界，这个与外界没有沟通的世界。他坚持认为别人可向诗人灵魂说长道短，可激发可贬抑：“没有布瓦洛，没有封布瓦洛为诗歌总监的路易十四，会发生什么情景？最伟大的天才难道光靠他们自己也能为后世留下最坚实的光辉遗产吗？恐怕拉辛会写出更多的《贝蕾妮丝》，拉封丹会多写《故事诗》而少写《寓言诗》，莫里哀倘若坚持《司卡班的诡计》那种写法，也许达不到《恨世者》朴实无华的高度。总之，这些卓越的天才每个人都会屡犯错误。好在有布瓦洛，就是说凭他作为权威诗人，这才控制了他们，约束了他们，因为是他抬举了他们最优秀的作品，抬举了他们最严肃的作品。”（《月曜日丛谈》第六卷，第417页）由此可见，圣伯夫没有看出横在作家和上流社会人物之间的鸿沟，没有懂得作家自我只在其著作中显现，而在上流社会人物面前只表现出像他们一样的一个上流社会人物，或者那些上流社会人物是另外一些作家，他们在上流社会中仅仅以作家身份出现，仍不失为上流社会人士；圣伯夫存心开创了他著名的方法，按泰纳、布尔热等许多人的看法，那是圣伯夫的荣耀；为了解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圣伯夫的方法在于贪婪地讯问认识诗人和作家的人，跟诗人和作家来往频繁的、能给我们讲诗人和作家对女人问题抱何种态度的人，就是说弄清诗人和作家所有的问题，但恰恰排除他们真正的自我。
圣伯夫的著作，尤其《帝政时期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学团体》，恰似一间间相通的客厅，该书作者邀请各种不同的人来谈论他们熟悉的人，交谈者提供的见证旨在驳斥别的交谈者的见证，从而指出通常大家赞扬的人也多有可指责处，或者把说相反意见的人列入另一种派别的思想。
矛盾不是出在两次寻访之间，而是出之同一寻访人之口。圣伯夫不会错过机会提起一则趣闻，索取一封书信，吁请一位权威哲人作证，而这些想入非非的哲人求之不得横插一杠子，指出刚才表示某种意见的人原来持完全不同的意见。
莫莱先生手持大礼帽回忆道，当拉马丁获悉鲁瓦耶-科拉尔参加竞选法兰西学院院士，主动写信给他，提出为他投赞成票，但等到选举那天，他却投了反对票；另外一次，拉马丁明明投票反对安培入选，却派德·拉马丁夫人去雷卡米耶夫人家向安培道贺。
我们将看到，如此肤浅显露的观念虽然未变，那种牵强附会的理想却永远消失了。需索缠身，迫使圣伯夫不得不放弃那种理想生活。他被迫辞去马扎兰图书馆馆长之后，为了生计，不得不首先接受到列日大学授课，后来为《宪政报》写专栏：《月曜日丛谈》。从此，他曾经企望的闲情逸致让位于发奋工作。他的一位秘书写道：“我不禁想起我们杰出的作家早晨梳洗时，用铅笔在某份报纸一角潦草写下一件事，一个想法，一句油然而生的句子，他脑子里已经定好这个句子应当放在什么地方，尽管文章还处在腹稿中。我来上班，就得保存好报角，容易丢失呀。圣伯夫先生对我说：‘放在这样的地方……注意我要加进的内容……’他一清早就顾及我的秘书工作，甚至在我们开始工作之前，突然提醒那篇写了两天的文章。但大师很快让我进入本题，我早已适应了，他头脑灵活，思维敏捷。”
想必靠此勤奋使得圣伯夫把许多想法公诸于世，倘若他囿于起初喜爱的那种懒散的生活，也许他的想法永远见不了天日。他的心好像被打动了：正急需创作的某些才子，诸如法布尔、福里埃尔和丰塔纳，倒获益匪浅。十年中，他原来留给朋友们的，留给自己的，留给一部深思熟虑的著作做素材的，尽管也许永远写不出来，他不得不把这一切络绎不绝公布于众。他备用的思想库，我们认为有不少弥足珍贵的想法，可以用来作为一部小说的结晶，可以发展成为一首诗，可以在某天读书时，从自己的思想深处感受到某个想法极好，把它说出来，勇敢地公布出来，作为精美的献礼，但圣伯夫没有这样做，反而牺牲了他的以撒，牺牲了他最珍爱的伊菲革涅亚。用圣伯夫自己的话来说：“我用了一切手段，直到弹尽粮绝。”可以说，十年中他每周一放出的烟火明亮无比，在制作中，他用掉的素材，写成作品比较有可能传世。但他非常清楚，用掉不等于失掉，因为传世无非永久一点或流传一时，反正文章犹在，即使昙花一现，自会有人收集汇编，总会有人继续引用，流芳后世。事实上，这些书有时非常有趣，有时甚至着实讨人喜欢，着实使一些人消遣解闷，欢度时光；毫无疑问，这些人会真心诚意用圣伯夫评论贺拉斯的话来评论圣伯夫本人：“现代各族人民中，尤其在法国，贺拉斯已经成为一本必备的书，无论培养情趣和诗意，还是培养审时度势和通权达变，都必不可少。”（《论维吉尔》，第455页）
圣伯夫取《月曜日丛谈》为总题，提醒我们那一篇篇文章对他来说是一周狂热的劳动和可喜的成果，是每星期一早晨在蒙帕纳斯街睡醒时的光荣感。周一早晨，冬季天亮时紧闭的窗帘上端还是灰蒙蒙的，他打开《宪政报》，感到就在同一时间他精选的词语把他发现的光辉思想作为新闻送到巴黎的许许多多房间，引起许许多多人的赞美，这种赞赏是一种自我感觉，发现自己油然而生一个好想法，比在别人文章中读到的想法更美好，并把想法表现得非常有力，发挥得淋漓尽致，连他自己起初都没有发现，有明言直说，也有暗度陈仓，两者中特别对暗示隐语爱不忍释。想必他不至于有初出茅庐的激动：初试锋芒的文章躺在报馆好久了，年轻人每天打开报纸总见不着自己的文章，到头来灰心丧气了。但一天早晨，他母亲走进他的房间，比平时更漫不经心地把报纸放在他身边，好像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可读。然而，她把报纸放得离他很近，让他不可能会忘记读报，于是匆忙退出，生硬地阻挡正准备进屋的老女佣。他笑了，因为他领会了亲爱的母亲存心不露声色，让他自己获得完全的惊喜，让他自个儿享受快乐，不因别人多嘴多舌而受刺激，因为他阅读时，若有人在旁边万一不谨慎希望分享他的快乐，他出于自尊，不得不掩盖快乐。尽管天边朝霞火红，大街小巷薄雾迷蒙，成千上万份报纸油墨未干，加上清晨湿润，随着报贩奔跑，把他的思想送到千家万户，在灯火依旧的房间里，泡入牛奶咖啡的热蛋糕不如报纸更富有营养更美味可口。他很快叫人再买几份，企图亲自用手指触及这种繁衍惊人的奇迹，设想自己是新读者，用不带偏见的眼光打开另一份，结果找到同样的思想。恰似太阳膨胀、饱满、照耀，从紫红的地平线喷薄而出，他在这同一时辰，看见自己的思想得意扬扬地在每个读者的脑海里太阳似的升起，把每个脑海染得五彩缤纷。
圣伯夫早已不是初出茅庐，体会不到上述快乐。然而，冬天的凌晨，他躺在高支柱床上想象德·博瓦涅夫人打开《宪政报》，想象下午两点掌玺大臣拜访德·博瓦涅夫人，跟她谈话；没准今晚他会收到阿拉尔先生或德·阿布维尔先生一封短简向他通报什么想法。因此，他的文章在他看来就像一座拱桥，一端扎根于他的思想和散文，另一端扎进读者的头脑和仰慕，从而结束其拱形曲线以及最后的表象。有篇文章，像报载的议会简报，我们读了不禁打寒噤，比如这样的句子：“部长会议主席，暨内务及宗教事务部长：你们将看到……（右翼强烈抗议，左翼热烈鼓掌，长时间喧哗。）”从句子布局看出，开头直呼职称，后跟感情波澜，中间插实际的话语，构成浑然一体。“你们将看到……”句子还没有完，紧接着“右翼强烈抗议”，等等，作为结束，比中间更漂亮，与开头呼应合璧。这样看来，新闻文体之美不完全在于文本，美完成于思路中断之际，恰如断臂维纳斯。由于美从众人（哪怕众人都是精英）吸收最新的表现，这种表现总有点庸俗。记者面对这个或那个读者，斟词酌句，不肯表示赞赏与否，并寻求与自己的思想相平衡。所以，他的作品是在别人无意识合作下写成的，缺少个性。
正如刚才我们看到圣伯夫认为他所喜欢的沙龙生涯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会儿路易十四宫廷，一会儿督政府选定的文社，同时，这位每周出现一次的创作者，经常甚至星期天都不休息，但每周一得到光荣的报酬，与优秀鉴赏家交谈津津有味，对没有出息的作家口诛笔伐，把整个文学设想为不同类型的《月曜日丛谈》，汇集成书后也许有人会重读，但写作时必须及时考虑优秀鉴赏家的意见，为了讨好卖俏，无法过多指望身后如何了。他按四时八节看待文学。他给贝朗瑞的信中写道：“我向您宣布一个有趣的诗歌时节。有人在牧场上等待我们……”由于他赋有崇高的古代智慧，他说：“此后适合我本人派上用场的诗歌已荡然无存，您的诗歌也不复存在了，我们之后是乱哄哄、醉醺醺的几代诗人，他们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哩。”（《文学家肖像》［1862—1864］第一卷，第139页）听说他临时寻思是否以后还有人喜爱文学，他对龚古尔兄弟谈及《热尔韦泽夫人》时指出：“回来时要容光焕发，胃口大开。这部罗马小说将适逢其时，我觉得对于你们，文学舆论已处于觉醒和知音的好奇阶段，你们只需发挥一下才华，就可一鸣惊人。”（《龚古尔兄弟日记》［1887］第三卷，第275页）文学在他看来是一件时事，人物有多少价值作品就有多少价值。总之，宁可起重要的政治作用和不操笔杆，也不可做政治反对派和写处世之道的书籍……如此等等，简直就像爱默生所言，必须把双轮马车套在一个星座上。圣伯夫千方百计把他的车套在最偶然的东西——政治——上，他说：“为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撰稿在我看来是有意思的。”他反复二十次惋惜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参政，但实际上政治与他们的创作无干，反正，与圣伯夫的评论相比更加无干。为什么他说拉马丁“天才旁落”？谈到夏多布里昂时竟说：“他的《墓外回忆录》确实有失和气，这是大缺陷。因为，就天才而言，夏多布里昂血管中充满恶俗和各种流弊，几乎在其著作中比比皆是，尽管如此，我们从许多篇页中觉出大师的手笔，老狮子的利爪，一边是离谱儿的幼稚，一边是突如其来的高屋建瓴，有些段落优雅，美妙，神奇般的美妙，显见神工鬼斧……”（《论〈墓外回忆录〉》，1830年3月18日，《月曜日丛谈》第一卷，第343页）“至于雨果，我实在无可奉告。”
圣伯夫认为他涉足的沙龙情趣盎然，大家又彼此尊重。德·阿布维尔夫人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请记住，您若珍视人家的意见，人家便珍视您的意见。”他告诉我们，德·阿布维尔夫人在信中送给他一句座右铭：“存心讨人喜欢，依旧我行我素。”事实上，我行我素，在他难以做到，在同一篇文章两页以后他自己承认，只要雷卡米耶夫人活着，他便始终诚惶诚恐，不敢说夏多布里昂的坏话，一等到雷卡米耶夫人和夏多布里昂去世，他才报了一箭之仇；我不知道他在笔记和思想录中写的是不是这层意思：“久做律师之后，我急切希望成为法官。”不管怎么说，反正把先前的观点逐字逐句加以摧毁。先前圣伯夫需要述评《墓外回忆录》，在雷卡米耶夫人家进行诵读，当读到夏多布里昂说：“那个时代谁都不愿意是自己父亲的儿子，难道不是粗俗的自负和离奇的光景吗？是的，正是进步时代、革命时代所产生的虚妄。”圣伯夫提出异议，认为夏多布里昂律己太严，显得过于温情：“不对，在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身上，骑士风度是一种不可剥夺的品质，他作为绅士从未有过闪失，但也从未成为进步的障碍。”（《文学家肖像》第一卷，第25页）等到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夫人死后，他重读《墓外回忆录》，谈到这一相同的章节时，断然截住威风凛凛的叙述者下列这句话：“一看到我的贵族头衔，我就有权自以为是布列塔尼公爵们的后裔，如果我继承了父亲和兄长的自命不凡。”但这次圣伯夫改弦易辙，不再说：“那太自然不过了……”而是说：“怎么，如果不是像您所说兼有他们俩的自命不凡，您难道还自以为治愈了自命不凡？那正是双重的自命不凡，至少您所指责令尊令堂的自命不凡还比较朴实一点呢。”（《月曜日丛谈》第一卷，第350页）甚至对掌玺大臣帕斯基埃也是如此，他曾经狂热颂扬过，好处说得无以复加，说什么言明意晓，情趣盎然，锲而不舍；我觉得他之所以没有反悔，大概因为德·博瓦涅夫人无限期做老寿星，阻止他反悔吧。掌玺大臣给他写信：“德·博瓦涅夫人抱怨见不到您了。请您来卢森堡公园接我，好吗？咱们好好聊聊……”正如乔治·桑给他的信中所写：“缪塞经常想去拜访您、为难您，上门邀请您来寒门一聚，但被我阻止了，尽管我随时准备陪他一起登门拜访，如果我不怕这是徒劳的话。”掌玺大臣死后，德·博瓦涅夫人依然健在。为了讨好这位悲伤的女朋友，圣伯夫发表三篇文章纪念掌玺大臣，颇多溢美之词。帕斯基埃去世时，圣伯夫在《当代人物肖像》专栏著文：“库赞如是说……”可他在玛尼晚宴上对龚古尔说：“在夏多布里昂文学团体中，他（帕斯基埃）勉为其难……儒贝尔最瞧不起他。”有趣的是，圣伯夫说了这番话后，还吹嘘自己记忆力“超群”。于是龚古尔向他宣告：“如果我死在您前面，上帝保佑我不受您的哭丧。”（《龚古尔兄弟日记》第二卷，第189页，1864年4月11日）
一般而言，圣伯夫敏感易怒，任性多变，对先前迷恋的东西迅速厌弃，这一切使得他“我行我素”，即使别人还活在世上。用不着死掉，只需跟他翻脸就够了，这我们从他自相矛盾的文章看得出来，诸如论述雨果、拉马丁、拉姆内……以及贝朗瑞，举他在《月曜日丛谈》中论述贝朗瑞为例：“十五年前我描绘过贝朗瑞肖像，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有人可能记得，现在恰恰为了纠正他们的视听，我决意重绘贝朗瑞肖像。十五年，够久了吧，模特儿起变化了，或至少有更成熟的标志了；对有志于艺术的人，尤其久了，有志者必须自我修正，自我塑造，自我改变，总之出自他内心深处。我年轻时给这位诗人描绘肖像不免带着友爱和激情，我不后悔，那时甚至存心串通捧场。今天，我有言在先，不捧场了，真诚希望按人与事的本来面目看待和表现人与事，至少按当前我亲眼目睹的人与事。”（《论贝朗瑞》，1850年7月15日，《月曜日丛谈》第二卷，第225页）这种“夺回的自由”使他“讨好的愿望”获得了抵消力量，这种平衡力量对于思考是必不可少的。应当补充一点，在他身上，有某种对既定权贵屈膝的禀性，既有世俗的温情和保守派的体贴，又有自由温存和自由思想家的亲切。多亏前者，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七月王朝所有的政治大人物都在他的著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一家家沙龙，他召集各路英雄前来交谈，心想真理越辩越明，每到一处必有莫莱先生，尽可能搜罗诺阿耶家族的后裔，二百年后他仍狂热崇拜他们，以至因在一篇文章中全文援引圣西门描绘的德·诺阿耶夫人肖像而备感罪过，同时，与此相反，他愤怒申斥贵族出身的候选人申请进入法兰西学院，尽管德·布罗伊公爵入选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竟说，这等人到头来指使他们的看门人给予称号。
就拿他对法兰西学院的态度来看吧，他一面支持莫莱先生，一面虽认为他的好朋友波德莱尔参加候选是开玩笑，却声称他游说院士们博得了好感，已经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您留下了好印象，这难道微不足道吗？”他一面支持勒南入选，一面又支持泰纳，却认为泰纳把《历史与批评文集》送交院士们审阅是卑躬屈节；他愤怒申斥杜庞卢主教大人阻止利特雷入选法兰西学院，从第一天起他就对秘书说：“每周四我去法兰西学院，我的同事们是无名鼠辈。”他写了些讨好卖俏的文章时，私下对一些人直言不讳，但粗暴拒绝为蓬热维尔先生说好话，他说：“今天，他进不了。”（《新月曜日丛谈》第十二卷，第422页）他有他的所谓尊严感，并郑重其事地表现出来，有时显得滑稽可笑。且不说那次荒唐地被指控接受一百法郎的贿赂后，他给《辩论报》写公开信，声称这封信的语气光明正大，只有正人君子才写得出来。且不说受到彭马丹指控后，他愤怒反驳道：“请弄清楚，先生，您若不是人微言轻，无足轻重之辈，想必是恶意中伤之徒。”更不用说他认为受到维尔曼先生影射后大叫大嚷。他滑稽可笑。不仅如此，请看，他通知龚古尔兄弟说他准备说《热尔韦泽夫人》的坏话之后，从第三者听说龚古尔兄弟向玛蒂尔德公主告状：“圣伯夫尖刻……”他大发雷霆，嚷道：“我才不尖刻呢。”当龚古尔兄弟写信询问圣伯夫何时发表他曾许诺为《热尔韦泽夫人》写的文章时，他书面回答道：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觉得很可能进退维谷，这项行动计划很难乃至几乎不可能实现：作品的细部受到一片赞扬，在这样的氛围中很难对创作手段和整体阐述提出异议，更难的是不但不可伤害两位作者，而且要避开他们好友们的评论，这些评论或多或少是宽厚的，没准是很机灵的。
“我不得不考虑我自己，所以我坦然承认。因为已经有反响，虽然不严重，但敲响了危险的警钟。
“由于我的意图和打算写这些文章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由于这些文章今天与六个月前没准会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写出来，那正如我们的朋友泰纳所说，绝不会对环境的温度变化有任何贡献，那样的话我会感到难过的。”（《龚古尔兄弟日记》第三卷，第292页）
这是另一副面孔的圣伯夫了。
有时我寻思，圣伯夫著作中最精彩的，是不是他的诗。反正在他的诗中，一切趣味游戏中止了。笔到之处不再转弯抹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极尽诱惑之能事。奇妙而可怕的怪圈破裂了。仿佛圣伯夫始终如一的虚妄取决于表达时矫揉造作的技巧，一旦停止以散文形式评说，便停止撒谎。就像一个大学生，当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用拉丁文表达时，他不得不和盘托出；圣伯夫也一样，当他第一次直面现实时，他从现实获得直接感受。《金黄的阳光》和《拉辛的眼泪》以及他全部韵文所表达的直接感受多于他的散文。只是，倘若他抛弃撒谎，他便抛弃一切优势。有如一个好酒成习的人戒酒改饮牛奶，旋即失去虚假的活力，从而一蹶不振。“这家伙，多么笨拙，多么丑陋。”这位饮誉天下的大批评家风流倜傥，精明仔细，戏谑诙谐，善于怜悯，熟悉门路，文笔娴熟，写起诗来却黔驴技穷，真真叫人可怜。一无所长。除开他博古通今的学问和文人的生涯，他的诗才仅限于摈弃夸张、俗套、放肆，其形象讲究矫饰，选择严格，有点像安德烈·谢尼埃或阿纳托尔·法朗士，工致而精美。这叫功夫不负有心人，但不属他的天分。他仰慕忒奥克里托斯，库珀，拉辛，千方百计仿效他们。至于他自己，无意识的自己，内心深处的自己，私下的自己，无非只有笨拙。东施效颦，成了他难移的本性。他的诗少得可怜，虽可爱和真挚，但也凭学识的功力，有时也靠运气，才表达出爱情的纯洁，大都市傍晚的忧郁，回忆的奇妙，阅读的激情，多疑老人的惆怅，这一切让人看到——因为我们感到这是他身上唯一真实的东西——完全没有评论作品的含义，而他的批评著作不可思议，浩如烟海，闹得沸反盈天，满城风雨，是把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必然结果。《月曜日丛谈》，表面文章而已。小诗几许，才是实际成果。批评家的小诗为其整体著作的不朽肩负着重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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