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说实话，无论是从没去过，还是那篇文章，并不完全是我想去岳坟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但我并不想去；也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实地考察。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过是借口，景由心造，一切由心而已，为什么一定要问理由呢，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反正我想去，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据我所知，跪在岳坟面前的除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还有张俊和一个姓万的，虽然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万”字，并不知道作为姓的时候应该念什么，可以肯定不能读“万”，忙查字典，以免在朋友面前出丑。一查才知，那个奸臣姓的是复姓，不是姓万，而是姓“万俟”，名叫万俟卨，这三个字我从来就没读准过。我也从没遇到过姓“万俟”的人，万俟家出了这样一个大奸贼，是不是别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三个字念“抹其谢”，我怕记不住，把它和我老家的老头老太太们说“不用谢”三个字的读音联系起来，才把它记住了。我老家说不用谢，一般说成“抹用谢”，抹是没的意思。
刚落地，朋友阿军和小郭就把我接到宾馆。阿军是小说家，小郭是诗人，以前我们只在电话里联系过，我所在的刊物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乍一见面，我老是搞错，把阿军叫成小郭，把小郭叫成阿军。可是在电话里，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谁是阿军谁是小郭。阿军的声音清脆，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小郭的普通话也说得好，但他的声音是试探性的，有那么点儿女性化。我以此判断阿军是个大个子，小郭是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子。见了面才知道恰恰相反，阿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
到了宾馆，阿军立即打电话，不一会儿又来了木蓝、沈竹、介子修和穆有见，阿军介绍了一遍，我又一个一个地核对了一遍，但脑子里仍然是懵的，被他们的热情冲懵了，谁是谁还是不能完全分清。其实如果不说人名，指着人说作品的名字，还好记一些，他们的作品我都拜读过。他们的热情让我陡生感慨，一是感觉他们比较团结，互相通气，不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一旦有什么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来了，刚下飞机就被人接走了，像被秘密绑架一样，其他人被蒙在鼓里，终于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人家不是正在告别，就是已经起飞甚至已经到家了；二是觉得当编辑太好了，尤其是当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提着地质锤，挂着放大镜，端着罗盘，在大山沟里钻来钻去，谁理我呀？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远远地一个农民问我：“喂，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我说不是。农民不相信，他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敲石头，还说不是。”非要我承认是修磨子的石匠。我说我是地质队的。农民不高兴地说：“地质队的？地质队的你跑到这里来你敲什么敲！”有一次我刚从野外回来，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在大学里搞讲座，我连衣服都没换，连地质包都没放下就去了，崇拜人家呀。走进教室，主持人小声说：“师傅，你一会儿再来好不好？”我莫名其妙。他见我不走，指了指教室里的灯，说：“讲座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再换好吗？”把我当成换灯泡的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红得发亮，比那间教室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亮。想到这些，我心窝里就发热。我到这里不过两小时，身边就已经高朋满座了，并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郑老师。我叫他们别叫我老师，叫名字就行了，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可人家叫老师的时候，心里真舒服啊。
和朋友在一起，饭是要吃的，酒是要喝的。我在地质队呆了十几年，一不怕喝酒，二不怕吃辣椒。野外寒气大，这两种东西都是驱寒的。心想江浙一带的人，大都温和秀气，喝酒应该不是我的对手。阿军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饮食城，我们的朋友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毕竟大家还不太熟，刚开始的时候多少总是有些拘谨，喝了两杯酒，喉咙暖和了，话也多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刊物虽然在西部，可你们江浙作家的作品我们是用得最多的，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一，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说我们成了江苏和浙江作协主办的刊物，我们领导说了，不要管他，我们面向的是整个中国，不是面向某一个地区，要的是好稿子，是好稿子主义，大家今后有好稿子尽管寄来。”这话一出，全都来向我敬酒。我这才知道酒桌上说话稍不留意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圈下来便是十三杯。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笑着说：“郑老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要厉害些？”这话我不爱听，作家就是作家，每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不应该说谁比谁厉害。我仗着酒劲，不客气地说：“是的，江浙作家是要厉害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一冒出来就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明一些，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劲。但你们江浙的作家上了四十岁，写得就少了，上了五十岁，那就更少了，到了六十岁，基本上就不写了，即便写也写的是随笔散文，诗歌和小说只能勉强为之。”我说完后发现大家有点尴尬，自己是不是说重了？忙端起杯子，自己先挤了一脸的笑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过是瞎说，你们批评，你们批评，来，各位，谢谢大家的盛情，我敬各位一杯。”阿军说：“如果论小说，的确是这种现象，但其他文体，我们有很多老作家还是很厉害的。”我忙说：“那当然，那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小说。”给我台阶下，我连滚带爬地下来了。喝到二十七杯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已经喝了二十七杯了，再喝恐怕要趴下了。但不喝是不行的，我是那种只要有人敬酒就不拒绝的人。他们问我来杭州这几天有什么安排，我说我一共五天时间，除了一天和约好的作家见面，其他几天没别的事，玩。阿军他们忙替我安排游玩路线。我说，杭州我没来过，去什么地方玩都行，但是岳坟我是要去的。一半的人立即惊讶起来：“啊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去岳坟干什么，现在游人一般都不去岳坟的，我们本地人更是不去。”性格直率的穆有见说：“介子修你不是有车吗，郑老师和介子修可是作家中的大老板哩，子修你用车带郑老师玩玩，郑老师难得来一次的。”介子修问我想去什么地方玩。我说随便。穆有见说：“郑老师你也是搞文学的，既然来浙江了，怎么也应该去绍兴和乌镇玩玩，那可是鲁迅和茅盾的故乡啊。”我坚持道：“那我什么时候去岳坟？”好几个人都笑了，穆有见笑得最响，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穆有见说：“郑老师你真想去岳坟啊？”我说，我真的想去。她说：“你住的地方离岳坟很近的，岳坟就在西湖边上，你哪天随便抽两个小时，打个的去就行了，用不着专门去的。”原来是这样，我也笑了。我高兴地说：“好啦，那就先去朝觐二位大师的故乡，回来后再去岳坟。”
回到宾馆，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阿军问我：“郑老师你没事吧？我慷慨地一挥手，没事没事，我是从酒乡来的，还怕喝酒么？”等他们都走了，我推开窗户，想吹吹风。他们告诉我，推开窗户便能看见西湖。可我推开窗户后，除了能看见到处都是灯，根本不知道哪儿是西湖。感觉脑子转得特别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如果我平时都能转得这么快，我十有八九会成为著名作家。当我想到那首古诗：不愿无来不愿有，只愿西湖变美酒，闲时静卧苏堤上，浪花扑来嘬一口。五脏六腑立即翻腾起来，人到这时候是最怕吃酒的，西湖里的水全变成了酒，天啦，受不了啦，不行了，跑到卫生间，呕吐叫唤起来。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浑身像被人用软棍子痛打了一顿似的，没有一个地方舒服，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昨晚上吐的时候还难受，最不好受的是头，像熟透了的西瓜被人用拳头砸开了缝。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我问她：“这儿能看见西湖吗？”她说：“如果你视力好，可以看见保俶塔。”“那怎么说能看见西湖呢？”她反问：“保俶塔不是在西湖边上吗？”也是，并不是非要看见水才说那是西湖。我什么也吃不下，泡了杯茶，喝了几口也吐了。幸好还记得要去见那位名作家。对一般编辑，名作家如果不恩典恩典，是难得一见的，但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名作家那里拿走一篇稿子。打电话过去，保姆说名作家正在睡午觉，叫我晚一点再联系。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去买头痛粉，走了几个药店都没有，只好胡乱买了颗感冒药，心想即使治不了头痛，骗骗这狗日的头痛也好。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干，连电视也不想看，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蚂蚁抽我一耳光，也能把我抽昏过去。我躺在床上，比死还难受，突然想，我是不是要死在杭州？这时名作家打电话来了，比我想象的热情多了，叫我马上到他家去，他在家等我。
晚上名作家请我吃饭，特地点了东坡肉，说这是杭州名菜。我惭愧得不行，因为我一块也吃不下。想当年我做地质队员，一碗东坡肉我一口气就可以呼噜下去。
直到第三天早上起床，我才回过神来。
介子修把车开来了。我问他绍兴有多远？他说，不远，八九十公里。八九十公里，来去不是要一天？人家是做生意的，我哪能让他整天陪我。我说：“子修，要不咱们不去了，就到西湖逛逛得了，反正西湖我也没去过。”子修说：“不要紧的，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上住绍兴，明天去乌镇，今天明天我都陪你，后天穆有见陪你逛西湖。”
盛情难却，我钻进子修的车。对车我是外行中的外行，除了常见的几种，别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贵贱。子修这车是银灰色的，看上去有些小巧，我问他什么牌子，他说是日本的富士。我说：“怕要二三十万吧？”他笑了一下，说：“还得再加一倍。”我在心里咋了一下舌头，哪能用穷人的见识去估价富人的生活呀。子修不太爱说话，默默地开着车。这让我不好受。
我说：“你经常去绍兴吧？”
介子修答：“记不清次数了。”
“鲁迅故居也经常去吧？”
“也记不清次数了。”
我笑起来，子修也在笑。
我心想，你已经去过那么多次了，还陪我去，这不是很难受吗？早想到这一点，我应该自己去。因为我有经验，单位上每当有客人，都没人愿意去陪，那些所谓的景区，实在由于去的次数太多而心烦了。客人因为好奇，什么都要细细看，慢慢走，这就让陪的人双倍地心烦。心烦却又不能表露，还要时时做出热心的样子，那就是三倍的心烦了。这么一想，我这不是自讨没趣吗？我想把这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看子修如何回答。但这无疑太下作了，人家好心好意地陪你，你竟然故意让人家为难。
我说：“我还记得《秋夜》里的前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介子修说：“我学写作的时候，把鲁迅的所有文章的开头都抄了一遍：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着一支小青虫，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飞机似的。”这是《春末闲谈》的第一段。
“你和我一样啊。”我高兴地说：“但我抄的不是鲁迅的文章，我抄的是所有我喜欢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开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我除了抄开头，还抄那些写爱情的段落，因为我老是写不好爱情。”
说到文学一二的事，子修的话多起来。他说鲁迅的小说他最喜欢的不是《阿Q正传》也不是《狂人日记》，而是《铸剑》，读了好几遍。他无比感慨地说：“宴子敖替眉间尺报仇，为什么非要用眉间尺的头，他另外找个人头不行吗？”我说：“这有两个说法，一个在小说之内，另一个在小说之外。宴子敖必须吸引大王走近大金鼎，才有机会斩下他的头，这就需要眉间尺的配合，如果不是眉间尺的头，而是一个随便什么人的头，他不但不会唱歌，而是要告密了，这就报不了仇。小说之外的说法，是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一句话，他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绝不会想到用别人的头去替代眉间尺的头的。”
介子修说：“我喜欢第一种说法。这篇小说本来是非常残酷而又血腥的，但读起来，又处处是幽默，想笑笑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
“是啊，的确是篇好小说。”
不知不觉间，到绍兴了。鲁迅故居门前那条街正在改造，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去，只能停在咸亨酒店门口。已经不是鲁迅写的那个咸亨酒店，而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
鲁迅故居、鲁迅陈列馆、三味书屋三处，我们先看陈列馆，最后是三昧书屋。子修一点一滴，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解，估计专业导游不及他十分之一。因为他是上虞人，对当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对先生的著作又是熟读数遍了的。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如若不然，就用他给我说的逸闻趣事，就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有四里路，原以为鲁迅故居离三味书屋也应该有三里四里，没料到只隔了一条小河，距离不到一百米。鲁迅刻在课桌上那个“早”字，如果不是为了给父亲抓药，肯定是不会迟到的。还有百草园，想象中，怎么也有好几亩地，那么丰富，那么富有诗意，其实不过是一小块菜地，也就七八分地吧。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的时候，分到我头上的稻田是一亩七，旱地三亩八，在土地稀少的地方，差不多是个小地主了。
感觉这一天过得相当快。从三味书屋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子修说，还有点时间，干脆到兰亭去看看。兰亭这个地方，不大像一个旅游景点，有些野趣，更像一个乡村。在书法展览馆，各个时期的大家作品琳琅满目，但我能认得的字却没有几个，我对书法也是一窍不通。他不知道，我到任何地方游玩，是最怕认字的，能背诵的诗词还能“认”几句，别的嘛，它们认得我，我认不得它们。子修一幅幅讲给我听，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让我大开眼界。
第二天在乌镇，我因为对茅盾的作品读得太少，更是不敢开腔，全是靠介子修说给我听。他没有半点勉强，更没有半点不耐烦，我庆幸昨天在车上没把那种想法说出来，否则太伤人了。
回到杭州，我想请介子修吃饭，耽搁了人家两天，实在不好意思，而且经过两天的接触，觉得这人够朋友，没有一点商人的影子，倒像一个真正的文人。介子修抱歉地说，他没时间了，公司有非常重要的事等着他。他说他也还想和我聊聊，但的确不是一般的小事，非他回去不可。
分手的时候，介子修笑了笑，说：“郑老师，我见过的编辑、记者也不少了，你是唯一没有和我谈怎么做生意的人。”我说：“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啊。”他说：“可有些人和我在一起，谈来谈去都是怎么才能赚大钱，名片上印的至少也是省级作协会员，可没有一个人和我谈小说诗歌，所以这两天，与其说是我陪你，还不如说是你陪我，我好久没有这么愉快了，谢谢你。”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开名车，住别墅，这些我也想的，只是想也白想，没那福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介子修哈哈大笑。
宾馆里住进来一个从贵阳来的旅行团，我们是老乡啊，他们一张嘴还没说话我就知道了，因为贵阳人的口腔里有一股酸味和辣味。
我忙问导游：“游览的项目中有没有岳坟？”
导游说：“岳坟？”
我说：“怎么了，就是岳飞同志的坟。”
导游说：“那叫岳庙。”
我说：“管它叫什么，岳坟不是在岳庙里吗。”
导游说：“有的，我们有这个景点。”
“哪一天？”
“就明天呀。”
太好了。我说我交点钱，明天跟她的团一起去。她小声说：“行是行，但你不能跟别人讲。”
正好这时穆有见打电话来了，说太对不起了，明天她要到上海去，不能来陪我了。我立即说没关系，我已经联系好了，有一大帮老乡陪我哩。
早上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灵隐寺。我心想，灵隐寺离岳坟不远，大概是从灵隐寺出来后再去岳坟。可从灵隐寺出来，导游却带着我们去“梅坞问茶”。我问导游什么时候去岳坟，她说，下午去。我旁边的人说：“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你还没看够哇，庙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就想到岳坟去看看。”导游说，下午她把我们带到岳庙后，她就不进去了，大家自己看，现在一般旅游团都不去岳庙，没什么好看的。我心想，别人不想去是别人的事，我想去，我是一定要去的。
所谓的“梅坞问茶”，不过是向游客推销茶叶，导游也顺便找一点小费。真要问茶，应该三两个人自己邀约前往，见山问山，见水问水，见木问林。
我们被带到一个茶场，先每个人泡了一杯，然后抬出几筛茶叶，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没超市里的好。但总有人上当，似乎来都来了，不买一点是不好的。而这买茶叶的人，回去后十有八九要被人嘲笑的，那么孬的茶叶也要买，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好茶。买好茶叶，倒回八盘岭吃午饭。已经能望见西湖了，而且这时已经是两点多钟了。我高兴起来，心想马上就要去岳坟了。坐上车后，导游说：“好了，大家都吃好了，现在我们去胡雪岩故居。”我心里凉了一下，我说：“怎么还不去岳坟？”导游说：“还早，从胡雪岩故居出来后就送你们去岳庙，岳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我不满地说：“早知道这样，我应该自己打的去。”导游说：“你不想看胡雪岩故居呀？胡雪岩可是大财主呀，清朝末年的红顶商人，好好去看看，回去后做生意好发财啊。”车上的人都嘿嘿笑，说到发财，有谁不笑？只有我觉得应该先去岳坟。
到了胡雪岩故居，我一下就迷惑了，我来干什么呢？我对复杂的东西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一个商人，家宅这么豪华，豪华到了只能以复杂来呈现的境地。占地十亩八，修了十三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明廊暗弄，曲里拐弯，款款用心，对一个在阡陌陋巷里住惯的人，首先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迷路。走了两个地方，我就感到简直是在迷宫里走，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将要从哪个门出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么多房子，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深宅大院。太深了，深不见底。胡雪岩娶了十三个老婆，不用怀疑的，十三个老婆个个如花似玉。在这幽深之所，花朵也会早早地凋谢吧？胡雪岩一个人浇灌不过来的话，凋谢得更快吧？房子很密，天井并不是很宽的。宅子里各种木雕、石雕、砖雕、灰雕，每一件都是艺术品，连雨漏、挂钩、门环也是上等的青铜工艺。一些在现代人生活中已经消失的词汇，原以为只有在古典文学里才能找到，在这里却比比皆是，如堂、阁、轩、榭、亭、台。不少大饭店的包房也爱用这些字取名，但名不副实，就像卖艺的人取个好听的艺名而已，刚开始还让人新鲜，模仿和重复的一多，就没什么意思了。一缕阳光射进来，正好照在廊沿上，朱红的雕花木窗一扫暮气，泛着深沉光辉，当初豪华的容颜似乎正在回来。大家都觉得这景致非常好，纷纷留影以作纪念。在如此深幽的院子里，阳光也是稀罕之物。走到芝园，我终于有一种逃出来的感觉。芝园有一个大鱼池，池中的红鲤鱼，已经习惯了游人喂养，看见有人过来，便聚成一团，摇尾摆鳍，讨好卖乖。我正感慨有奶便认娘，我的电话叫起来。
是阿军打来的。他急急地说：“郑老师，你在哪里？你的机票已经买好了，还有两个小时就起飞，早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一个也打不通。”我说：“不是二十五号的吗？”阿军说：“你没有说二十五号啊，你不是说在杭州呆五天吗？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呀。”从我到达那天算，的确是五天，可我的意思，却是从第二天算起，因为那天已经天黑，不能算一天。江浙人的精明真是处处可见，连计算时间也要打折。但机票已经买了，我不能不轻轻地招手，作别西湖的云彩。在机场，送我的仍然是阿军和小郭。阿军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说能去的都去了，就是想去的地方还没去。阿军说：“留一点、留一点，下次再来，一次全都看完，下次就不想来了。”我暗想，下次再来，还有特别想去岳坟的心劲吗？没有心境，即使去了，也会是另外一番感觉。也就是说，我永远永远去不了我想去的那个岳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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