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遥远的白房子走来-老兵没有死亡,只有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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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真值得叫人尊重。五年前,他们把我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盘龙卧虎高山顶》,一番热播以后,取得了不错的收视业绩。尔后,他们又将我一部早年写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

    剧本已经出来。春节前,编剧老韩送来剧本,说在拍摄之前,让我给改一改,圆满圆满,再就是给一个授权。

    说到改本子,我满口应承,我说这是原作者的本分。如果他肚子里还有一些货,他一定要掏净,免得等拍出来以后,看着遗憾。我还说,这是对观众负责,也是对我自己负责。

    于是,我从甲午年春节,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开始,每天坐到电脑前拿个手写板,边看边改,每天三集,直到正月初十晚上完成。我当然没有大动,只是将那些对话,那些场景,那些我还一直念念不忘的生活积累,无私地奉献出来,献给这部即将开拍的电视剧。

    剧本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增添了许多人物,铺陈了广阔背景,故事继续沿着我小说的那个主干线行走,但是旁枝横生,热热闹闹,人物粉墨登场,个性张扬,充满了中国电视剧以前所没有的许多元素。记得整整二十六年前,央视就有将《遥远的白房子》改成电视剧的想法。我到央视去,当时的台长杨伟光先生,在央视旁边的财政部招待所里约见我,谈过这事。想不到他们还一直念念不忘,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事。这真叫人感动。

    这是第一件事,即改剧本和认可剧本的事。第二件是签授权书,这才是编剧老韩找我的主要目的。老韩坐在我的工作室里,端着茶杯,谈到这授权书,很紧张,明显地能看出他压力很大,我明白,他一是怕我不签字,二是怕我漫天要价。

    老韩说,为了拿出这个剧本,他们花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五十多万字的工作量,数不清的场景描写,翻来覆去几十次地改本子,他们硬是出于对这部名作的热爱,咬着牙把它完成。他还说,央视送审已经通过,委托张纪中导演和他的团队拍摄。开拍前,为稳妥起见,又将剧本送呈新疆自治区宣传部审查。审查意见已经回来,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注意民族问题,二是注意与上合成员国组织的关系问题。现在,他们的团队,正就这两个问题修改或削弱某些部分。老韩还说,导演有信心,将它拍成一部类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那样的西部经典。

    我说,别的不说了,交给你们了,你们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作品一经出版,变成铅字,它就成为一个独立体,有了它自己的命运。相信能拍好。至于转让费嘛,我停顿了一下,笑盈盈地伸出一个指头。

    “一个指头是多少?”老韩很紧张。

    我说:“不是六位数,也不是七位数,更不是八位数,而是——个位数!”

    “一块钱!”

    “是的,一块钱!希望你们拍好。”

    老韩长出了一口气,我也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我走过去点燃了一炷香。

    就这样,我签了个一元钱转让费的合同。然后,我们喝酒。最后分手时,我让老韩将我的最好的酒带两瓶去,送给导演,为他的拍摄以壮行色。

    “守土有责,北方安宁”是我给这部电视剧定的主题词。当年,它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主题词。

    我希望他们拍好。我感谢他们,能将我的作品借助影视“放大”,得到更多的受众,这叫我高兴。这些年来,我对中国的批评界已经深深地失望,明白他们有限的视力很难关注到我的创作。我也对所谓的文学评奖之类早已心灰意冷,他们把中国文学引导得格局越来越小越弱。这就是为什么我重视影视剧改编的原因,我更看重后者,我把读者对我的作品的认可当作最高褒奖。

    1972年12月14日上午,在渭河畔那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我穿上军装,16日到县上集中,17日从西安坐上铁闷子车,于是,这三百多个关中子弟兵在那个多雪的冬天,踏上去新疆的路途。四天五夜之后,到达乌市。在乌市一个大剧场的戏台上和过道里,合装歇息一夜后,然后分别被装进-长溜大卡车里,向北向北,五天以后,这三百多人中,一半的人到了中苏边界,一半的人到了中蒙边界。从军的年代就这样开始了。

    这三百多人或当兵三年,或四年,或五年,然后复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新回到家乡,回到他们的小村子去。我是1977年的4月10日离开边防站的。从进站到离开,是四年半的时间。过去说是五年,那是大致的说法,严格地讲来是“五个年头”。

    我计算了一下,从进站到离开,这五个年头,我一共得到的供养费不到一千元。第一年,津贴费每月十一块,第二年每月是十二块,第三年每月是十三块,第四年是十五块,第五年是二十块。然后复员时,复员费是六十块。再就是医疗补助是八十块。这就是五年中这个士兵得到的全部供养。

    医疗费这事很有趣。营部派了个兽医,到各边防站巡回,给每个退伍兵检查身体。医疗补助费最高是一百块,最低是四十块。兽医姓许,大家都叫他许医生,而不叫他许兽医。因为他谈了几个对象,领到部队后,大家叫一声许兽医,对象一听,就不高兴了,抬脚走人了,所以他忌讳人家叫他“兽医”。他是天津人。

    我敲了敲边防站医务室的门,喊了声“报告”,推门进去,并且很响亮地叫了声“许医生”。许医生问我有什么病,叫我一一道来。我说我的大门牙掉了,在一次摔马中嗑掉的。许医生真诚地说,这个医疗补助只能是四十块,你再说说看。于是我说我有关节炎,不但关节疼,而且凉气窜到腰眼上,腰都直不起来了。

    许医生听到这话,是高兴了。他说这是慢性病,可以拿到八十元医疗补助费,于是他就在表上填写了。临出门时,他对我说,关节炎到了内地,不用治疗,就会好的。正应了许医生的话,关节炎到了内地之后,果然不治自愈了,但是,当晚境渐来以后,它突然重新发作,回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变得异常严重。湿邪之气从膝盖窜到腰间,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坐便器上起不来,弯腰穿袜子也做不到,晚上睡觉时,腰蜷得像一个弓一样。接下来,腰轻了,湿邪之气又窜上了肩周,胳膊抬不起来了,肩胛那地方,渗凉渗凉,僵硬僵硬。

    我相信那三百多名退伍士兵,我的乡党,他们的身体状况大约和我都差不多。有些甚至还不如我,因为他们大都生活在农村,那里条件更差一些。当年怀着一种我很重要的崇高感,一种界桩的后面就是祖国的信念,在那块孤寂的要塞上,守了五年,当你回到内地后,你发现你其实什么都不是,你的崇高很可笑。很滑稽,没有人买你的账,也没有人关心你。每当看到美国大片《第一滴血》时,我就不由得有无限悲凉之感,我能体会到那主人公为什么那样行事。

    现在流行着一首朴树的歌,歌词中说:那些花儿——你们在哪里呀——你们都老了吗?这曲调,这歌词,叫我听了每每流泪不已。

    是的,他们都老了,都在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待着。他们不说他们是谁,你永远不会知道。当年我们心中那位至高无上的政委,后来转业渭北地面一家煤矿,担任个什么职务,后来这煤矿被股份制改造,别人承包,他沦为下岗者,每月领取一千三百元的工资。前几年,他来报喜说,国家把他收回来了,进入劳保系统,现在每月可以拿到三千多块钱了。营长好像转业到渭南的市属自来水公司,也已经退休多年了,战友们聚会,看见垂垂老矣的他,唯一叫人能记起当年的他的,是他一笑时,嘴里露出的那颗铁质的假牙。

    大部分是农村兵,他们重新回到他们生活的那个小圈子里去了。他们都已经沧桑得不成样子了,有一小部分人已经死去。如蝼蚁如草芥般死去。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他们中某一个人死去的消息。

    通常为我带来消息的是战友老段。老段比我们大一两岁,入伍前是民办教师,后来回去后,转成了正式工,然后在西安一家纺织厂做个小领导。当年我在西安钟楼签售《最后一个匈奴》时,他闻讯赶来,这样我通过他,和战友们有了一些联系。

    他当兵的那地方不在北湾,而在界河的源头,那个名叫阿赫吐拜克的边防站。他在站上当文书。站的对面,界河对岸,有个俄罗斯小城,叫阿连谢夫卡。我的白房子小说中,那个有着无头烈士墓的墓碑,就竖在那座城里的广场上。

    我在2012年秋天重返白房子时,曾经去过阿赫吐拜克,登上瞭望台看那座小城。望远镜中,小城较之当年前苏联时期,已经萧条了许多,当年阿连谢夫卡城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这-次,我搜索了半天,只看见一个穿着裙子,臀部肥大的妇女,走进一座建筑物中去。

    阿赫吐拜克是白色的沙山的意思。这个边防站距北湾卡伦是50公里,我在给编剧韩老师的短讯中,详尽地描绘了那块地方的地理位置。

    我说,阿赫吐拜克向西走30公里,是克孜乌营科(红柳)边防站,再往前走20公里,是位于额尔齐斯河北岸的北湾(白房子)边防站,过了额尔齐斯河,再往前走80公里,是吉木乃边防站。依次再往前走,沿边境一线,就是博尔塔拉、塔城、伊犁的诸多边防站了。而由阿赫吐拜克向东南,即进入阿尔泰山,它们依次是扎木拉斯边防站,白哈巴边防站。白哈巴就是喀纳湖那地方,而翻过阿尔泰山第一峰奎屯山,再往前走,就是中蒙边界的红山嘴边防站了。

    上面我谈到战友老段。因为老段,才引出上面这些话题。不过还是回到老段吧,此一刻,我觉得,战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城里几个,经常聚会的地方是老侯的烤肉摊。记得,那一年,当听到中俄、中哈的重新勘界、划界、定桩中,55.5平方公里的白房子争议地区,将永久划归中方,成为不再争议的永久中国领土时,我们几个,在老侯的烤肉摊前嚼得烤肉,喝着烧酒庆祝。这时老段说了一句话,说得我们热泪盈眶。

    老段说:“当年,如果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此刻,我们都躺在一个烈士陵园里。我提议,为我们都还活着,为我们有儿有女,为我们还能在这里嚼着烤肉,喝着烧酒干杯!”

    这句话,让我们这些满脸沧桑的老兵,双目潮湿,热泪涟涟。

    老侯在白房子时期是炊事员。他们家是“文革”中西安回到原籍合阳县落户,所以从合阳当兵后,又回到了西安,然后在一个工厂当工人,后来工厂破产,老侯下岗,于是在工厂门口摆了个烤肉摊。我给他写了个牌子“新疆退伍老兵侯老大烤肉”,挂在摊前的一棵道旁树上。

    “侯老大烤肉”在那条街很有名。侯老大本人也好像是个名人,整条街都知道他。每天晚上,五点钟以后,烤肉摊支起,烟熏火燎中,老侯坐在那里,两手摊开,翻动着铁钎子。他蓬松的头发,黑白相间,脏兮兮地遮住了半个脸。胡子刮得精光,露出黑胡茬子和尖尖的下巴,眼睛眯着,被烟熏得红勾勾的。鼻孔里,鼻涕不时流出来,然后腾出翻动钎子的手,用手背一抹,-吸溜。老侯的生意很好。我曾经说过,我好多次回新疆,每次一路吃过去,最后还是回来吃老侯的烤肉,觉得他烤得好。

    老侯的肉烤得好,害得街边别的烤肉摊没了生意,于是,他们就经常来寻衅滋事。后来双方闹到派出所里。派出所说,你个侯老大,一点眼色也没有,别人没法活,肯定要来闹你!老侯听了,明白了这道理,二天起,每晚只烤到十一点就收摊,他一收摊,别处的生意也就起来了。

    草根百姓,弱势群体,难免经常要受到市容的骚扰。有一次我在现场,眼睁睁地看着一辆工具车,开着高音喇叭,从街口一路走来,小商小贩们吓得四处逃窜。我看老侯怎么办。老侯不逃,说实话,他也没办法逃,人行道上,摆着个烤肉摊,还有一堆高高低低的桌凳。只见老侯,两手抱在胸前,面无表情地蹲在马路旁边的台阶上。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烤肉摊,他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凳子被抬上工具车。

    我站在老侯旁边,冲城管们喊道:“这个人你不敢惹,他当过兵,是个二毬!在部队上,连营长的碗都敢甩!”城管白了我一眼,冲老侯说:“侯老大,明天你到所里来,领回你的炉子,接受罚款!”

    老侯听了这话,像放闷气一样“哼”了一声,然后冲我苦笑了一下。

    通常我们在老侯烤肉摊前聚会的,还有一个战友,他是老樊,当年是白房子边防站的卫生员。老樊是西安人,当年插队,来到我老家的公社,后来接兵的来了,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我们一起当了兵。因为在部队上是卫生员,所以回来就安排在了医院里当了医生。他是个老实本分人,平日话不多。我的母亲有心脏病,他就把医院里的氧气瓶,搬来放在我家里,给母亲用。他也已经退休了,被医院返聘回去。

    正是在这个烤肉摊前,在战友的聚会中,我零零碎碎地听到那些农村战友们的消息。而最近几年,我听到的最多的消息是,战友们正在发起签名、请愿活动,要求民政部门给这些当年参加过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的退伍老兵生活补助。而最近的一次,也是在这烤肉摊前,老段报告说,经过老兵们几年来的跑动、上访、闹事,终于现在得到了一个结果:从现在开始,民政部门将登记人数,给每个尚且健在的农民户籍的白房子老兵,每人每个月补助一百块钱!

    “是一百块钱吗?”

    “是一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大家都会满意。觉得这起码是对老兵的一种尊重!多一个总比少-个好。人家要不给你,你白看人家两眼。”

    就在老段说这些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小年轻的手机铃声,正在唱着朴树的《那些花儿》。因此,这支歌就深刻地印到我脑子里了。

    是的,那三百多个白房子老兵就这样在城里或乡里的某一个角落,慢慢老去,如草芥,如蝼蚁。无声无息,无香无臭。

    其实,公允地讲来,他们和周围的普罗大众比起来,不见得差,当然也不见得好,庸常的生活,平凡的人生,如此而已。只是,当我从灰色大众芸芸众生中将他们提取出来,将他们就近描写时,才突然有了一种苍凉的感觉,一种隐隐的痛楚。

    阅历会留下烙印。他们大约都会和我一样,关节炎发作时,会彻底彻夜地失眠、呻吟。大约在箱子的最底层,会压上一件旧军装,或旧军帽。会有一把蝇刷子,那棕毛是自己骑的那匹马的马尾上剪下来的,而把儿,是用戈壁滩上一棵野苹果树的树身做成的。他们在通常看到一匹旅游点上正在使役的马匹以后,眼前会突然一亮。他们的嘴边,会偶然蹦出几句草原谚语来,比如“不要和骑走马的打交道”,比如“马背上摔下来的是胆小的”,比如“骑兵的小命系在马肚带上”等等字眼。

    我们曾经常常相约,要重返白房子,但说归说,他们都没有回去过,倒是我,常常回去。这原因是我有个会,接个什么电话,屁股一抬,飞机票一买,就走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的腿长。而作为他们来说,好像把这重返的事看得很庄严,很沉重,不停地约,还要成立一个团,拖家带口,由这个的老婆担任团长,那个的老婆担任秘书长,集资、买票,联系住宿等等,这样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现在还没有成行。我对他们说,这是个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机票一买,直飞乌市,不用出机场,联运票直接到阿勒泰,四团的车来一接,直接到哈巴河县城,然后各个边防站再来接你们。电视剧开拍时,我将请战友一起去参加开拍仪式。

    我们还有一个战友,现在在哈巴河县城,这大约是我们这一拨兵中,留在那个地方的最后一个人了。他叫陈新才,原先在部队里放电影,后来提干,曾经在县武装部做过政委,后来转业到当地,做县上的政协主席。现在已经退休。我2012年回去的时候,就是他陪我到边防各站去的。我最近一次回边防站,是2012年的八九月间。我是1972年冬天奔赴白房子的,到了2012年,恰好是四十周年,当我在一个场合说出,一个白房子老兵想在四十周年之际,重返白房子时,我得到了几位西安朋友的响应,几位作家、出版家表示要和我一块去,这样,我们联络了自治区宣传部接待,然后飞往乌鲁木齐,再飞往阿勒泰。

    当一步一步走近白房子的时候,我的情绪变得暴躁、易怒,难以控制。对同行的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旅行,普通而又普通,但是对于一位老兵来说,这是又一次地走进青春,走进岁月,走进那沉重恐怖得令人窒息的年代。在走进白房子的前一天,我们在哈巴河县城小憩,然后中午时分,在哈巴河古河道那片十几公里宽的白桦林中,一座蒙古包里用餐。

    中亚细亚的阳光,明亮,透彻,阳光透过白桦林洒在地面上,洒在人身上,给人一种异样的、梦幻般的感觉。饭还没有熟,所有的人都被白桦林美景吸引,顺着条条林间小道走向密林远处,蒙古包里只有我一个人,疲惫、苍老,心事重重。蒙古包有一个卡拉OK,卡拉OK在不停地播送着一支歌。这支歌就是朴树的《白桦林》。

    以前我听过这首歌。那歌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宿命的东西,每每听得我为之心疼。以前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在这片白桦林里,在这离白房子90公里远近的地方,尤其是在第二天就要重回白房子之前,我突然明白了这歌那魔咒般的音乐语言,是在说什么。

    这是一个阵亡了、埋在白桦林里的二战士兵,夜半三更之际,从坟墓里冉冉走出,用他褪色的嘴唇,为他的爱人歌唱。

    他说,你答应过的,你会来找我的!那么爱人呀,我在等你,在坟墓的这边等你,在雾气升腾的白桦林里等你!在世界的另一端等你!归来吧,我的永远的爱人!

    听着这歌,我双泪迸流,打湿了前襟。我在这一刻想起战友老段在侯老大烤肉摊前说过的话:

    “假如当年那场中苏战争爆发,我们现在都在一个烈士陵园里待着!”

    老段说的当年那场有可能爆发的中苏战争,是指1973年3月14日苏联武装直升飞机越界事件。当时双方剑拔弩张,已经到了临界点上。苏方照会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切严重后果,由中方负责。只是后来由于两个国家的克制,交还飞机,战争才没有爆发。

    我说,幸亏那场战争没有爆发,要不,中国文坛也许会少了一个不算太蹩脚的小说家的。蒙古包里,四处观光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看到泪流满面的我,心情也都开始变得沉重。

    第二天我们启程,这样我又重回了一次白房子。

    那块惹是生非的争议地区,现在已经永远归中国所有。这由于我们的坚守,由于自白房子第一位站长马镰刀开始的历任站长、历茬士兵的坚守,它成为不再争议的中国领土。

    在1997年中俄中哈重新勘界、划界,栽桩中,它秉承的原则是“谁现在实际占有,原则上归谁”的精神,所以说,马镰刀和他的士兵们,老高和我的战友们,我们的坚守是值得的。这个最终结局是我们坚守的结果。

    那是喀拉苏干沟,那是阿克别克河,那是额尔齐斯河,它们都在静静地流淌着,一如往昔,只是这个老兵,已经满脸沧桑了。漠风起了,打湿了我的眼睛。在白房子,我们并没有做过多地逗留。这里于我来说,已经是很陌生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十年前重返白房子时见过的人,现在一个都没有了,连当时谁是连长谁是指导员,现在的他们都说不清楚了,更何况我是一个四十年前的人。四十年前,他们还都没有出生。

    下午,我们离开白房子,亲爱的战友,步履已经有些蹒跚的陈新才一直陪着我,送到哈巴河县城,再送到布尔津。在布尔津歇息一夜后,第二天,我们和他告别,前往克拉玛依、奎屯、伊犁、库尔勒、乌鲁木齐,十天以后返回。

    此行中,在阿勒泰,在乌鲁木齐,我见到了几位当代最好的哈萨克族作家,他们希望我为哈萨克民族写一部史诗,就像我写过的《最后-个匈奴》-样。“哈萨克”是迁徙者、避难者的意思,这个伟大的游牧民族历史上经历过许多的迁徙,许多的磨难,他们还是第一个“胡汉和亲”的民族,好像是细腰公主或者解忧公主嫁给了乌孙王。他们在两千年前的欧亚古族大飘移时代,民族的名字叫作“乌孙”。

    我对这些朋友说,你们自己写吧。你们更接近脚下的大地,我已经有些老了,写不动了!我还真诚地说,一个民族,要让它的心灵变得更加强大,需要有经典作品来支撑,需要有二百个自己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来支撑,这样心灵会变得更加广阔而强大,更能经得起风风雨雨。

    我还想将两首歌献给亲爱的读者,这是我为编剧家老韩提供的,要他用到电视剧《白房子》中去。一首歌是一支游牧民族的古歌。俄罗斯作家普希金在他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曾经引用过这首歌。

    歌词如下:

    我的地方,

    小小的地方!

    并不是我自己要来,

    也不是马儿载了我来,

    是那,

    可诅咒的命运,

    它把我带来的。

    另一首歌,是一首著名的哈萨克族民歌,名叫《燕子歌》。这首歌,是在乌市时,尊敬的哈萨克族女作家、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伊尔克西为我们即席唱出的。她唱得真好,深情,动人,且有一丝淡淡的哀伤。她本人也给人-种高贵的感觉。

    歌词如下:

    燕子啊,

    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

    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啊!

    燕子啊,

    你的性情愉快亲切又活泼,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

    啊——

    眉毛弯弯眼睛亮,

    脖子匀匀头发长,

    是我的姑娘燕子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燕子啊,

    听我唱个我心爱的燕子歌,

    亲爱的听我对你说一说燕子呀。

    燕子啊,

    你的性情亲切愉快又活泼,

    你的微笑好像星星在闪烁。

    啊——

    眉毛弯弯眼睛亮,

    脖子匀匀头发长,

    是我的姑娘啊。

    燕子啊,

    不要忘了你的诺言变了心,

    我是你的你是我的燕子啊!

    除了歌曲以外,我还请导演在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白房子》结尾时这样处理。我说这是巴尔扎克式的叙事方法,即把前面所有铺张开来的线头,到结束时挽个疙瘩,将所有的艺术打击力量,放在最后,“啪”的一声结束。结尾时是二十个战死在白房子的士兵的墓碑,一身素白的女主人公从戈壁采来火红的红柳花穗,黑梭梭花穗放在方尖碑前。劫后的北湾卡伦废墟上,士兵们在打土块,一座白房子悲壮地又站立起来了。残阳如血,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一片死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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