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相信了“娘打儿子”论，把错误路线当作“娘”，则如此之多的血的教训就不值得研究，而总结经验不仅多事，且有违“孝”道了。试问：这种观点和论调究竟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还是在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辩护呢？
哪怕退一步说，作为一种蹩脚的比喻，姑且承认党是母亲、党员是儿子，也根本不能得出冤假错案是“娘打儿子”的结论。因为制造冤假错案，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政治权利以至人身自由的，并不是党，而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某些个人野心家，以及有心紧跟或一般执行了整人指示与部署的党员；除去个人野心家如张国焘和后来的林彪、江青、康生一类不论外，这些不同程度整过人的人，和被整的党员一样，按照上述逻辑本来同属党的“儿子”。因此，“娘打儿子”也者，不过是党的一些“儿子”整另外一些“儿子”，整人时却“以母亲的名义”而已。整得眼睛红时，还要整到党外去，那自然谈不上“娘打儿子”，而是打邻居、打朋友、打路人了。
我问邵燕祥，这是不是针对刘绍棠的。答曰是听到别人同样的论调后所作。
刘绍棠还有个“有所不写论”。刘绍棠在南开大学作报告：“每一个阶级的作家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即使是真的东西，也是有所写有所不写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更是如此。”一位同学递上一个纸条：“刘老师，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既然是真实的，就应该给予表现，就可以写。”刘绍棠拿着这张条子问是谁写的。台下站起来一位女同学说：“是我写的。”刘绍棠见是个女子，就开玩笑：“你把你的学生证给我看看好吗？我要看看你的学生证是不是贴着脸上长疮的照片。”“我为什么要把脸上长疮的照片贴在学生证上啊？”“长疮时你为什么不拍一个呢？”“长疮时拍照片啊，怪寒碜。”刘接着说长疮时是非本质的，不漂亮是暂时的，它不是你的真正面目。“共产党的缺点也是同样如此，你为什么对自己是那样的公正，而对共产党却是这样的不公平呢？”——小小花絮，作家几次沾沾自喜，我却看出一个作家的浅薄来。——多么好的刘绍棠啊，怎么写不出多么好的作品呢？
“我觉得刘绍棠写了那么多，你评论过的《蒲柳人家》稍好，还有《瓜棚柳巷》，但同是写风情，和汪曾祺的《受戒》无法相比。”我说。
“那当然。《边城》和《受戒》是观止。刘绍棠写东西不求个性。比如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读到刘绍棠这些成语，问道：‘你呢，你在哪里？～林斤澜说。
我，知道，刘绍棠拜孙犁为师。孙犁语言多么干净。多么清丽，多么隽永，多么富有个性，刘绍棠对不起老师呢。
刘绍棠和浩然，性格各别，但都是农村出来的“写家”。林斤澜说：“刘绍棠以最后的精力，写完计划中的长篇小说。浩然写不动时，还口述回忆。他们最后的力气，还是放在写作上。”我却认为作家要对人民负责，起码不要浪费纸张。中国有不少自以为“伟大”，实则浪费纸张的作家。
世事倥偬，人生如梦。“日月之行，若出其中”。风兮云兮，潮水潮鱼。春秋好梦几何？譬如朝露。京华珍品几多？晨星数粒。惜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均非等闲，倘风好水好，温熙适体，不定孵出鲲鹏来哉。然人兽交替，不可回首。汉河遥寄，安，息安息。
原载《当代》2006年第1期
原刊责编 吴玄
本刊责编 王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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