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今天，1998年12月4日，我开始整理追记我在多伦多的故事。
今天的多伦多华语新闻报道，为了迎接圣诞旺季，零售业新聘了三万五千三百人，加拿大失业率降到四年最低点。
又报道，多伦多是个多元文化城，全球很多人到多伦多来提高英语水平。
MEN和WOMEN（男和女）
九八年十月十一日
他讲英语，第一气氛热烈，是是！谢谢！第二绅士风度，对方咕噜噜噜噜讲一大篇，他讲话大都只发两三个词：Yes！thanks！
多长的英文单词到了他那里，全简化成两三个字母，好比Toronto（多伦多），刚来时他只记住前有To，后有To，反正一看To，To，就知道是多伦多。再譬如商店招牌上的ANTIQUES（古董）。他只记第一个字母A和中间一个字母Q。他在他的路线图上标出哪里有古董店，就写上AQ。他用他的简化英语认路标路，通行无阻。他说他的英语是月亮走，我也走。
我想，将来如果英文也像中文那样改为简体字，要成立英语文字改革委员会，一定不要忘了找他。
他到多伦多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分辨公厕门上的“男”和“女”。先看看，男厕门上写着G、E、N、T、L、E、M、E、N九个字母，女厕门上写着L、A、D、Y、S五个字母，就是说长的是男厕，记住了。
下一次去洗手间，他的眼睛聪明地把两扇门上的字母一扫，就知道哪个长，就老道地推门而入。可是，怎么没有男人的便池？
没有。他急忙把事情处理完，慌慌地往门外走，就有一位妇女正往门里走。加拿大妇女见人习惯地笑着打招呼，那妇女刚说“Hi”刚发出第一。个音节的时候，就疑惑了，只是随着身体的惯性继续往里走。他那时连“Hi！”也不会说，只会嘿嘿地报之以笑。只是这回可有点皮笑肉不笑，赶紧窜到门外，再看门上的字：W、O、M、E、N五个字母，那边男厕呢？M、E、N才三个字母！后来注意到洗手间绝大多数是M打头和W打头这种写法。怎么能记住M是男，W是女呢？他体味M这个字母，想，只要是两条腿中间挂个小东西的，就是男了。万一碰到G打头的，G字侧面也是挂个小东西的。
也许，画家能把英文字母也看成中文似的象形字。画家杨玉琪的杨氏英语绝招叠出。他把儿子从江苏接到多伦多后，儿子上幼儿园不能不起个英文名字。可是，儿子起了英文名字，万一睡一觉起来他自己就再记不起儿子叫什么了，怎么办？有了。多伦多，条最繁华最美丽的街叫莱斯理（Leslie），无人不知烂熟于嘴。对，儿子就叫莱斯理了。
儿子很快能讲稚嫩又地道的英语。玉琪开车出去办事，总带上儿子。需要住店问路什么的，他把儿子举起往柜台上一放，由儿子解答一切问题。对方每每吃惊地望着这笑而不答的父亲和四岁的全权大使莱斯理。
九年前玉琪第一次从中国飞到多伦多上空，从天空向下面的灯海望去，想，这片灯海里，会有一盏属于我的灯吗？九年后，今天，1998年10月11日深夜，我下了汽车走向多伦多的玉琪家。松树墙旁葡萄架下，红砖墙白木门。墙下门边，是鲜花和干花。走进门去，一种毋庸置疑的通透感、温暖感，感觉好得叫我蹦起来：好可爱的房子！
买房总要看很多房子。玉琪1993年买房时，房屋经纪人陪他走到第三幢房子，玉琪不走了：就是这儿。经纪人很吃惊：你才看了三处就定下了？玉琪自己也很吃惊。他当时总共只有六万元，想留下一万生活费，那么只有五万元，买房贷款是百分之七十，怎么买这所开价二十三万九千的房子？
不过那位房屋经纪人是位气功师，说他感到玉琪的气和这所房子相合，他要从中说和。居然玉琪就成了这所房子的主人。气功师感觉玉琪的国画上气场很强。他让玉琪把一幅幅画放到他身后，他把手背到身后，用手指探索气场。“这里！气最足！这里！”气功师说：气功师的手指在背后抖动的时候，正好都对着一幅幅画上玉琪最着力的地方。
玉琪笑，他根本不懂气功，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带气的。
我想他身上确有一股子气，他要做的事都能做成。1989年底我听说江苏泰州有个画家。画得极好可是很有压力，我直奔泰州，认识了这位杨玉琪。1990年他来加拿大的第一天，就想着一定要接我来加拿大，虽然当时他连自己怎样创业都不知道。后来他想，只要有北京到多伦多往返机票钱，就可以请我来。再后来写信一定一定要我来。我不，他如何地说有了车子有了房子，给我一间房子一张桌子，我也不会去。他在国外如何连连地在国际上获得一堆终身成就金像奖、杰出人物金质奖章，我总想，他其实很不容易的。
他笑，说他做事一个球要打三五个球。
他笑得脸颊鼓鼓红红的，眼睛眯眯地笑没了，整个脸像一只生动的好球。
我想起很多好莱坞电影的结尾：吉人自有天相，好心自有好报。
三次奇遇
九八年十月十六日
玉琪说：好像，从你来的第一天，你就想着要走。
我不是想着要走，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手续还未办。就不免计算办赴美签证的时间。中国人去外国，叫出国。外国人去外国，譬如加拿大人去美国去日本，今天想去今天只要买到机票就可以去。“出国”这个词，玉琪觉得怪怪的，他如今想走就走，感觉中就好像从这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
九二年七月十六日
翻译问玉琪：你懂不懂英文？玉琪说：不懂。翻译说：不要谦虚，申请移民的基本条件就是懂英文，你的英文是什么程度？玉琪说：从头到尾会，中间不会——只会讲Good Morning和Good—bye。翻译说这很麻烦。上周有个人是一家加拿大大公司的高层人员，移民所有的条件吻合，仅仅因为英语不行给否决了。一会儿你见移民官恐怕不行，我们来恶补一下。玉琪说：不可能，怎么恶补我现在也学不会英文。翻译说：那你怎么去面谈？正说着，移民官走出房间，走到过厅来请玉琪了：请问哪位是杨先生？玉琪大声招呼移民官：“Good Morning！How are you？”移民官一看玉琪圆头虎脑，两颊红红鼓鼓，笑得像个傻娃娃。他笑着对玉琪讲——讲了一堆亲切的话，玉琪一句也不懂，他只是运用他的“国际性语言”一一点头和笑。
走进房间，移民官坐到桌后翻看玉琪的材料。那是验明正身的。玉琪得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他问第一个问题，玉琪听那咕噜噜噜噜一句话里有一个“Yang Yuqi”，心想，那一定是问他是不是杨玉琪。他赶紧回答：“Yes！”移民官又咕噜噜噜噜一串话，里边有个“CHINA”。对于玉琪，“CHINA”和“Yang Yuqi”是同样地熟透于心，铭刻于心。玉琪坚定地回答：“Yes！”移民官又咕噜噜噜噜一串话，里边有个“江苏”的老外念法，“Yes！”又一串话里有个“王丽君”的老外念法，王丽君是他爱妻，自然“Yes”。
移民官问的是他填的申请表上的一项项，玉琪一概地“Yes！”了。
移民官是位女士，看上去怀孕七个来月了。她面对玉琪那一大堆的画展、获奖的资料，呵呵地笑着，笑出一派善意，她未来的孩子一一定会带着善良和爱心来到这个世界上。
玉琪不失时机地从材料堆里取出他的令人连连叫绝的画册，放到她面前，玉琪想，看好画总是开心的，入同此心。
移民官一边看画，一边不住地咕噜噜噜噜。入看好画的时候，总会禁不住感叹称赞的。那么，得表示感谢啊！她咕噜噜噜噜，玉琪说“Thank You！”那时，玉琪连“Very Much”都不会讲，无法说非常感谢。只能不住地说谢谢。再加上他的“国际性语言”，移民官以为她说什么玉琪都懂。绝不会想到玉琪压根儿不懂英语，更不存在英语水平的问题了。
接下来，得正儿八经地提问了。譬如在哪里得奖，高级职称的评定等等。这些问题玉琪是再答不上的，只能让翻译一一作答。移民官也只以为玉琪是对正规问题持慎重态度。
移民官从桌后站起，面孔明朗得叫人想起贝多芬的《欢乐颂》。她向玉琪伸过手来：“加拿大欢迎你！”
玉琪像傻女婿见丈母娘似的，居然就获得“丈母娘”的接受，自然满心欢喜，以为大功告成。
没想到移民官又请他坐下，好像嘱咐老朋友那样，告诉他怎么把握加拿大的机会，怎么考虑税务问题。移民官的话，都是事后翻译告诉他的。当时玉琪只是用他的真心感应着她的热诚，“Yes，Yes！”地觉得难以表达他的感谢。他站起来，把画册送给她。她笑了：我们的纪律规定，不能接受谈话对象的任何东西。不过我很感谢你！
和移民官面谈，一般是二十来分钟，至多三十来分钟。而玉琪这次面谈，或者不如说是交谈、交流、交心，长达一小时三十分钟。移民官始终不知道杨玉琪其实不懂英文。杨玉琪始终感激移民官的知人识人。
九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以玉琪的性格，想做什么事马上就做。慢一分钟可能情绪就坏了。想去哪个国家，放下正吃着的饭，买上机票就走——这是他这位艺术家多么希望的一份自由。不用让对方发邀请函，不用填表，不用等待审批，不用办护照办签证。他想走遍他要去的国家，光有个永久居留的身份不行，一定得有个加拿大护照。
考加拿大公民先得笔试二十题。也就是，先得去上英语班吞下上万个单词。玉琪那不受约束的心，不愿强迫自己去背单词。笔试的通知来了，不去。通知第二次又来了，不去。
所有想考公民的人，都巴不得早点笔试。很多香港人，都是特意从香港飞来赶考。而玉琪两次都不去，让人觉得这里一定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公民大法官要见杨玉琪。
玉琪硬着头皮去了。今天还不让带翻译。他在休息厅，见前边两个人愁眉苦脸地出来，显然，被否决了。
玉琪走进屋去，和公民大法官握手的时候，做了一件外行的事——掏出名片递给他。公民大法官那里有玉琪的全部资料，再递名片很可笑吧？不过玉琪是故意外行，存心外行的。资料再多，没有也不可能有玉琪最简明扼要的身份介绍。而一方名片，把玉琪是国际华人美术家协会主席，获美国世界风云人物金质勋章、美国ABI终身成就奖、美国20世纪杰出人物金质勋章、英国世界名人殿堂金质勋章、美英世界前五百名人大奖等一一介绍。以玉琪之超然，哪里会把这些放心上？他对安省（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一条条小路的感情远胜于这些勋章。但是这个世界，有几个人能懂得他呢，又有谁不懂这些勋章呢？
公民大法官温厚而很有气势，诚挚而很有韵味。他接过名片一看，哦哦地敬佩着，再不会想到一个问题——面前这个人懂不懂英语？当然，这样一个入怎么会不懂英语？
他咕噜噜噜噜地和玉琪聊起画来。玉琪听英语只能靠猜想、理解、领悟。公民大法官的咕噜噜噜噜里冒出一个“上海”的老外发音，玉琪立刻来个“Yes！”一会儿又冒出个“苏州”的老外发音，“Yes！”玉琪这回带了他的一个英文好的学生一起去的。此时没入正题，学生可以插话。玉琪事先跟学生说好，一旦大法官提问玉琪完全猜不到该回答Yes还是No，就让学生对大法官说玉琪耳朵不好，请再说一遍。
玉琪现在会说非常感谢了，一通点头，憨笑，Yes，Thank you very much之后，公民大法官谈兴十足。大约切磋画艺四十五分钟之后，突然想起正题：“我们现在开始考试。”
玉琪一下紧张起来，双方正襟危坐，法官也坐稳了，玉琪也坐稳了。
公民大法官问：加拿大有几个省？
玉琪清晰地回答：“Ten！”只要发一个音。加拿大有十个省，他当然知道。如果问每个省的省名，那时他可说不全这十个英文地名。
又问：加拿大的首都在哪？
玉琪清晰地回答：“Ottawa！”他来加拿大这么些日子了，像幼儿学语似的，有些词虽不会写，但是会讲了。渥——太——华，三个音。
公民大法官站起来和他热情握手：欢迎你成为加拿大公民。
握手后又坐下继续谈画，两人谈个情绪高涨，依依惜别。当然，大法官也没有发现玉琪不懂英文。
我想：这是最好的公民大法官了。像玉琪这样的艺术家，任何一个有识之士都该为他打开大门的，这里不需要细节的纠缠，只需整体的把握和心灵的感悟。一个玉琪这样的艺术家降临在一方土地上，这本身就是一份惊喜，为这方土地感到的惊喜。
九一年三月十八日
玉琪的故事好像充满了奇遇。我想，这是一个有大才能的人，在一个良性社会里的必然。
玉琪决定办移民要聘移民律师。朋友把他介绍给加拿大的皇家御用大律师。一般的收费是一万美元。约见人的时候按动马表，按时间收谈话费，一小时最少六百美元。
玉琪的朋友是当地侨领，向大律师简单介绍了玉琪。大律师端坐着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玉琪用“Yes！”全能回答的问题。然后皇家御用大律师就用洋腔洋调的中文说：没——有——问——题。
也许，这是他能讲的全部中文了。但是这一句洋腔中文在屋子里弥漫开来，荡漾开来，空气变得温润起来，光线变得柔和起来。他站起来拉起玉琪的手，亲热地拉着玉琪往偌大的律师楼里边走。玉琪心想他要把我拉到哪里去？律师楼大，几十名律师在为这皇家御用大律师工作。他一路把玉琪拉到他自己的办公室，那么阔大豪华，摆了那么多的艺术品、雕像。这间像艺术馆似的屋子里，除了艺术品，就是艺术家——玉琪是艺术家，大律师也是艺术家。大律师谈伦勃朗、毕加索、梵高，当然，用英文谈。杨玉琪谈梵高、毕加索、伦勃朗，当然，用中文谈。艺术本身就是世界语，大律师讲话的意思杨玉琪懂，杨玉琪讲话的意思大律师懂。两人携手在艺术世界里遨游了一个多小时。
当然，这种谈话不按马表不收钱。
后来大律师又请玉琪到他家共进早餐，看他家里的艺术品，看他的游艇，两人好像已经坐了游艇，酣畅地在艺术世界里驰骋。他们再无语言障碍，只有对艺术的膜拜。
玉琪想，艺术，是真正的世界语。那么国画又怎么找到世界语让全世界的人都能懂得呢？
从多伦多开车五分钟到香港
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红个嫩，绿个正，黄个透，蓝个纯。蓝天的背景下，我好像看到了色彩的博览，美丽的竞选。各种色块的枫叶堆聚成山，堆聚成峰。又像一张美丽的大幕，把世界围住。整个世界暖色溶溶。冬青也疯红，松树也柔美金黄，不像天生像人工。那是什么树？没有树叶地掺在枫树群中雾也似的朦朦胧胧。这里美得叫人觉得无一不美，没有树叶也是一种美，一种独到一种特立独行。白桦依然地白越发地白，越发地点缀得这个世界斑斓缤纷。每个人都鲜明单纯，大地才这样地色彩纷呈。
我昨天午夜抵多伦多，今天拂晓就被玉琪、丽君叫醒驱车直奔阿岗昆自然保护区看枫。看了枫就好像明白了加拿大。枫的丰富一如加拿大的多元。加拿大的包容，又一如美丽多彩的枫。
晚上到一家叫“贺鸿生”的中餐馆，离玉琪家才五分钟的汽车路。我一走进去，真不明白这是在加拿大还是在香港？阔大的餐馆里没有～个英文字，一色的中文繁体字。好像，从多伦多的玉琪家开车五分钟，就到了香港。
来这里才两天，就发现各种餐馆里，中国人真多。在多伦多，一到七八月，老外们纷纷度假去了。听说某人没出去度假，在自家后院猛晒太阳，把皮肤晒黑了，表示也是度假回来了。每个假期后同学们和莱斯理相见总问：你去哪里了？就是说你去哪个国家了。这种通常的见面问话。好像中国人过去见面常说的：你吃了没有？
中国人尚吃。“贺鸿生”餐馆人头挤挤，话语嗡嗡。殷勤的经理在餐桌间巧妙地滑行——他走路连跑带滑，最后几步总是靠惯性滑过来的。不这样就接应不了一桌桌、一批批的顾客。穿旱冰鞋滑行的不算稀奇，不穿旱冰鞋也能滑行的才算稀奇。如果让卓别林看到这样一位经理，一定会学他的快跑几步滑行几步，然后搬上银幕。经理吱溜到我们桌前，我说，你真辛苦。他说：不很辛苦，没有钱赚才辛苦。
“贺鸿生”所在的一圈商店，几乎所有的招牌上全是中文字。
从玉琪家出去三公里内，这样的中文圈有大约八九处，每一处都有几十、上百家中国店。我坐在车里一路看，“皇上皇”、“大三元”、“好运来”、“天华楼”、“回春园”……在多伦多，这样的中文圈至少有几十处。
老外吃汤圆，问这馅儿是怎么进去的？香港小女孩生母亲的气，故意讲法文，叫母亲听不懂（四年级开始有法文课）。老外讲国语讲不大，对人说玉米“要年轻一点的”（他想讲要嫩一点的）。大陆新移民要饮料，服务员问：“ACo？”新移民不懂。服务员又问：
“ACo？”原来这里把一罐可口可乐简称为ACo。
女皇运来郁金香
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玉琪让我猜谜：“零存整取”打一国名——加拿大。
我觉得加拿大比起Canada更像Canada，也就是说，“加拿大”这个译名很像加拿大这个国家欢迎各国移民的包容和大度。
据说当年荷兰女皇带着身孕逃难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荷兰的传统是生女才能继承皇位，但必须是生在本国的。加拿大就立刻指定女皇住下的那一块土地归荷兰，插上荷兰国旗。后来，女皇在渥太华的“荷兰”生下一女。后来，荷兰女皇每年春天为渥太华为加拿大运来大批郁金香。
玉琪是清晨五点把我叫起来的。昨天他驱车带我开了六百三十六公里，在他不算多。今天喊我早早上车去渥太华，总想让我早一分钟到多一分钟看。
我一上车，他第一句话照例是：“你可以睡了。”当然，他是不可以睡的，有人绝对清醒，才能有人绝对糊涂。任何的幸福都是有代价的——或者自己付出的，或者是别人为你付出的。
一上路就见一个红灯。清晨五点的路口，无事无入。要在国内很多地方，车早开过去了。可是玉琪只不动。一个有序的地方，秩序长在每个人的身体里。
从多伦多到渥太华的四百四十一公里，哗哗地甩到我们脑后了。十点来钟我们走向国会山。这里，参议院有一百零四个席位，众议院有三百零一个席位。国会开会时，先要将象征立法权威的权杖放在桌子。议议院开会时，议长坐在会议厅一端的高椅上，议员分坐两旁：执政党在右边，反对党在左边。
我们一步步走近高耸的国会山的时候，一个问题越来越大地挡在我的眼前：我们能进去吗？
门口有一些人正要进入国会山。一位女性显然是国会工作人员。我找到她，说我们从中国来，可以让我们进去参观国会吗？她和气得像一只大苹果。她说十点五十有个参观团，我们可以跟这个团进去。“大苹果”又关照里边的服务员，说十点五十的团里有两位中国人，请准备两份中文说明书。
就这样走进国会山，就拿到了中文说明书。我，一个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参观加拿大国会。加拿大真是加拿大。还可以照相，还有小卖部。主要是有国会山标记的各种商品。国会兼营小卖部，并不降低什么，反而觉得国会的平易、亲和。
走向国会图书馆的时候，有人叮嘱图书馆内不能照相。我不明白为什么图书馆那么神秘？在一层层19世纪的拱形顶下，有一个显得那么小小的门。推开那扇小小的门，便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不，天！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走进了一幅名画，一幅辉煌的经典的油画。那阔大灿烂的三层楼的图书馆，好像歌剧院的三层包厢。一本本书像一个个贵族似的坐在一层层一格格“包厢”里，俯视着一个个走进来的本国人外国人。
不少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工作，没有一丝声音。当然，油画里的人怎么会发出声音？感觉中，这些人只是在白天会动，夜里一定被定身在这幅油画里。而名画，自然不能照相的。
电脑可以取代图书馆的库存，但是电脑永远不能取代图书馆的雍容美丽。
走出图书馆回头再看看那个小小的门，想起那个石门开的童话。好像只要在山前叫一声石门开，山洞就大开了，里边堆满了耀眼的珍宝。
离开国会山的时候，是中午十二点。国会山的钟声响了。我以为，或许国会山上会旋转出一些跳舞的木偶。我浸在好听的音符里，盯着国会山看，没有。没有跳舞人。我只觉得我自己旋转过了，舞蹈过了，陶醉过了，荡漾过了。
傍晚，玉琪驱车开进蒙特利尔市。蒙市都讲法语。玉琪下车问路，对方讲一堆法语，我坐在车里很笃定地看玉琪听法语。法文他一个字也不懂。但是，如果他听英文靠理解，法文他也一定能理解，果然他笑笑地回来了。我说你问清楚了吗？他笑：我连英文都会说了，还不会讲法文？
迷路的詹姆斯
九八年十月十九日晚
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的张晓凌，是玉琪的朋友，又是我的朋友。她邀我们去蒙特利尔，就住她家，让我们一到蒙市就与她的法裔丈夫詹姆斯联系，让他驱车接我们。
玉琪先把车开到一家叫Sear’s的大商场前。有这么大一个标记，詹姆斯好找。可是玉琪又怎么能讲清Sear’s的方位呢？
就见玉琪用，手机拨通了詹姆斯的电话，然后飞快地把手机塞到Sear’s门口一个正在抽烟的男人手里，让詹姆斯用法语问这位抽烟人。
玉琪对我讲，他感觉这位抽烟人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了，显然是对这一带很熟悉的，让他讲方位一定清楚。
然而詹姆斯一直没来。
我和玉琪坐在Sear’s门里的长凳上。Sear’s里的商店全部关门了。走来一位警察，问我们有什么事？需不需要帮助？我常常觉得加拿大的警察好像圣诞老人似的可亲。我说谢谢，我们没什么事，我们在等人。
然而人呢？
终于一辆车驶向Sear’s，急匆匆走出一个手拿地图的人。“你是詹姆斯？”沃（他把“我”念成“沃”）也秘（把“迷”念成“秘”）路了。詹姆斯用他的法式汉语说。
詹姆斯就爱钻书本，尤其钻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的书本。他很清楚琉璃厂在北京的什么方位，却拿着地图也找不到Sear’s在蒙特利尔的什么地方。于是“沃也秘路”了。
现在踏实了，詹姆斯的车带路，我们跟上就是。
詹姆斯开车，这里，我们紧跟。詹姆斯开个飞快，完全不从汽车后视镜，上看看我们的车是不是跟上。玉琪开车，从来注意着前后左右，自己的车不出事那是当然，也不能叫别人的车撞上自己的车。然而詹姆斯一个路口一个路口地疾驶而去。他的车过去后正好是红灯，我们的车过不去，中间拉开了距离，中间又插上别人的车，我们如何找他去？
“乖乖！”玉琪喊：“他这么开车哦，乖乖！”
后来听晓凌讲，中国的家庭，大半是丈夫开车。这里，她刚学会开车，詹姆斯就毫不在乎地说：你开。然后带了两个儿子全坐上晓凌的车。“我们全家都在车上！”晓凌说。
我想，詹姆斯如何地酷爱中国文化，他终究是法国人。玉琪如何地在多伦多如鱼得水，他终究是中国人。晓凌如何地在法语世界里游刃有余，也终究是中国人。詹姆斯和张晓凌一个是讲汉语的法国人，一个是讲法语的中国人。
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晨昨天早上醒来，晓凌已经去电台上班了。詹姆斯也早和儿子一起吃过早餐了。他飞快地对我说：这是盐，这是蛋，这是奶，这是面包……就是说，我要吃什么就取什么。最后指着地上的猫笑：
“还有猫。”说完就走了。
西式早餐，哪里都差不多。我和玉琪很熟悉地把该吃的都吃了，主人不在跟前，倒也自由自在。
今晨下楼时，晓凌正在为我们忙早餐。晓凌的潜意识里，一定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我们最多的友爱。吃，吃。她不断地招呼我们。
詹姆斯过来了，他走到我身边学晓凌的语调说：“吃！”又走到玉琪身边学晓凌的语调说：“吃！吃！”然后对我们发表公开演说：你们一定觉得昨天早上比今天吃得好。
在詹姆斯看来，吃东西，自已想吃什么吃什么，何必叫别人吃，吃。
西方入更科学，中国人更情感。西方人变不成中国人，中国人也变不成西方人。不过西方人詹姆斯也是很情感的，他为我们做了早点小松饼，又往我们车里塞进几只，说：“要不你们会饿死的。”
（后来我们常常学詹姆斯说话：“沃也秘路了。”实在是喜欢这位喜欢中文的法国人。）蒙特利尔最多的是教堂。蒙市的很多地名都带个“圣”字。夸张地说，不管朝哪个方向砸块石头，都会扔在教堂的玻璃上。在我看来，不去圣母院和大教堂，等于没到蒙特利尔。昨晚七点多我们到了蒙特利尔大教堂前，这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堂。这个时候，教堂还开着吗？夜包裹着教堂，杳无人声。前边有两个小门，推推看？
推不开。不行了，关门了。我们正要走，就见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从另一个门里出来了，能进？再看刚才推的那扇门上，分明写着EXIT，出口。教堂的神圣感叫人诚惶诚恐，看见门就不容易了，哪里还看得见字？
教堂里一排一排地还有不少人在祈祷。每一个视角都是最艺术最圣洁的建筑。信仰可以化出怎样的智慧和想像！怎样的细腻和力量！怎样的不可思议和无与伦比！教堂的顶那么高，一定与天国很近，在这里说话，上帝一定能听见。我不知不觉走向前排，再走向前排。总觉得好像越往前走，与上帝越近。我坐下来，闭上眼睛，我知道，现在，上帝看见我了，上帝会保佑我的，我对上帝说我对上帝说的话，当然只能让上帝一个人知道。
我从教堂出来的时候，再不记得我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只记得，刚才，我和上帝走得很近，很近。我不想站起来，我在信仰的光芒里，向教堂的顶上渐渐升去。
在前世荡秋千
九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晓凌开车带我们到魁北克，先去一处公园。10月下旬了，草地葱绿清纯，如豆蔻少女，枫树雍容绰约，似风韵贵妇。公园里几乎只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几乎在独吞这份静谧中的美丽，美丽中的静谧。
忽然，我看到一个轮胎秋千。三道铁丝把一只轮胎垂挂在秋千架下。我跑过去坐上轮胎荡了起来，我说你们来荡呀。玉琪说：
我不。晓凌说：我不。
为什么不呢？晓凌从来没有荡过秋千。玉琪从来没有荡过秋千。从来没有荡过，不是更应该荡吗？晓凌老家在江西，玉琪老家在泰州，小时候都没有机会荡秋千，小时候没有机会荡秋千的人太多，大起来没有想像荡秋千的人更多——好像秋千只是孩子的玩具，大人怎么能荡秋千？很多生活的乐趣，是自己摒弃自己丢失的。谁的内心里没有稚气没有顽皮？来吧晓凌，来吧玉琪！
晓凌荡起来了，咯咯咯咯。玉琪荡起来了，哈哈哈哈。晓凌那播音员的清亮的笑声顺着秋千荡漾开去。玉琪那男低音的厚重的笑声顺着秋千滚落开去。著名画家杨玉琪荡秋千喽！一只轮胎秋千，把宁静的草坪荡成一池春水。
我们疯笑着觉得再难忘今天的一荡。谁知道下午去魁北克老街后，我好像把老街以前的一切都忘了，也忘了上午还荡过秋千。
走到魁北克老街。我震惊了：这里是法国，还是加拿大？这是，19世纪的法国？
我，一个现代人，一步闯入了19世纪的法国街道，就觉得自己的衣着、说话、举止都有点格格不入，书包里也没有一个法郎。
这里每一家店面，每一个门窗，都像一张张贺年卡似的精美。整条老街，就好像是用一张张古典的贺年卡排列起来的。一块招牌，一个吊篮，甚至一个停车牌，皆是艺术，又一律地古雅。整条长长的老街，美丽得就像是舞台上搭出的布景。人们总是佩服艺术家，其实生活远远比艺术美丽丰富，抑或，这里每一家店主都是艺术家？
这条老街的商店根本走不过来，每家商店的商品也根本看不过来。仅仅是一家店一家店地感觉一番，已经叫我乐不可支晕头转向。那么多的美丽堆积在这条街上，叫我觉得透不过气来。
老街过去一点，玉琪指给我看一家麦当劳。麦当劳在北京无人不知，还用得着玉琪指引？可玉琪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来。麦当劳从来给我大红大黄的喜兴。但这家麦当劳，一长排店面全漆成墨绿近黑色的。McDonald’s和那个大M也是近黑色的。据说当初麦当劳要到这里开店，很多人反对。因为麦当劳的大红大黄会破坏魁北克老城的古雅。于是麦当劳把自己漆成魁北克色。
魁北克胜利了，把麦当劳也变成魁北克色。
麦当劳胜利了，把魁北克也变成麦当劳店。
在圣劳伦斯河旁一片陡峭的坡上，有一座城墙环抱的魁北克古城。那里堆积着很多很多的美丽，和很多很多的遗憾——我想很多游客都会像我这样，因为来不及看尽老城而留下多多的遗憾。我真想，拍下那一个个门面，一个个招牌，做成一本画册，送给人们分享——没来过魁北克的，和来过魁北克的。
这种冲不淡化不开的美，压迫着，叫我再想不起其他。晚上什么时候，不知谁说了句：啊呀，都忘了今天上午还荡了秋千！我觉得那荡秋千好像是前世的事了。好像我们是在前世荡秋千，淡忘了淡忘了。如何地欢快，也会随着笑声散发到体外。而一份遗憾，会随着思想浸入血脉。
男人负责讲故事女人负责笑
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有女人死了亲人，在墓地哭个死去活来。有人想让她宽心让她笑，在她身旁的一个墓前故意大哭大叫：奶奶呀，你生前喜欢看我翻跟斗，我翻给你看翻给你看！说着在“奶奶”墓前来回翻跟斗。那位哭个死去活来的女人不禁看傻了。那翻跟斗的突然停住说：啊呀，错了，我奶奶不是这个墓！女人一下笑了出来。
这是玉琪讲的一个笑话，我和丽君大笑起来。我觉得，生活里常常是男人负责讲笑话女人负责笑，各有分工。今天我们在安大略湖旁说笑。在丽君和我看来，玉琪是什么都能的，那种翻跟斗的聪明他还少？丽君对玉琪说：你敢不敢走下湖去？玉琪拔直了浑厚的嗓门说：“敢！”我一愣。玉琪说：“我走下去再走上来！”
丽君和我又负责笑。
好像球队队员被啦啦队的女孩鼓劲后情绪饱满，玉琪更来劲了。他说起夏天来湖边，十几个十几岁的女孩，穿着泳衣坐成一排休息，很美。玉琪捡起湖边小石片往湖里打水漂，一个石片蹦蹦蹦地在水中连连跃过去，打出七八个水漂。这排泳装女孩一下蹦起，像溅起一排水花那样，鼓掌喊：“Good！”“多美！”玉琪笑眯眯地，又余兴未尽地捡起石片打水漂，蹦蹦蹦地那石片连连溅起七八个水漂，我看到湖中溅起的是一个个泳装女孩。
安大略湖太美，整个儿一个天鹅湖。三只大天鹅成一排地向我游来，好像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三只小天鹅舞。成群的天鹅游来，就差一位王子在天鹅的群舞中寻找公主奥杰塔了。有一只纯白纯白的天鹅，独自游动，游到岸边抖动着羽毛，眼看就要变成公主。
岸上，在人来人往的地方，一群海鸥目中无人地散步。不受惊吓，一无恐惧感。非常地知道加拿大人都会让它们。它们都没有被伤害的概念。我想，如果一个良性的社会，人人没有恐惧感，没有被伤害的不安全感，那么万物会展现怎样的个性和怎样的美丽！
湖里有一只海鸥，独自站立在一块礁石上。好有气质，好有风度，就像一个卓尔不群的艺术家。“你们快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不由地把海鸥叫成了“人”。
生命，多么渴望得到充分的展现，尤其是那种不安分的、不创造就不能激活生命的人。
玉琪原先在江苏好像该有的他都有了——高级职称，名声地位。可是，再画下去再画下去，他就要死掉了。不不，当然不是说他这人四十出头就会死掉，他只是总想过一段面对一场新的挑战。
他最怕的是能一眼看到自己最后一天是什么样，譬如是著名的画家。这于他，等于是死掉了。他总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自己。虽然总有很多很多人要买他的画，很多香港人预交了款——只要他答应收款，香港人就非常高兴了，就知道早晚会得到玉琪的画。可是玉琪没有画意的时候绝对不画。有人实在忍不住问他，可不可以给我画了？玉琪说：你要急的话把钱拿回去吧！
他最恨应付，恨混过去。他的脑子里涌动着种种各异的明天——明天，画家杨玉珙可能又去做别人意想不到的别一番事业。
如同九年前他举目无亲地只身一人来闯荡加拿大。香港一些画廊对大陆画坛是非常敏感的。几个画廊惊呼：那个轰轰烈烈的杨玉琪怎么一下失踪了？
玉琪刚来多伦多，还不知道怎么赚钱的时候，不能不尽可能少花钱。譬如不上理发店。他对着镜子试着给自己理发。两鬓的发，还好办。后边的发，他剪几刀，拿着镜子和墙上的镜子对着照，眼睛使劲儿拐过去看镜子里自己的后脑勺。后来他有钱了很有钱了也不愿上理发店，他的后脑勺和他的眼睛配合得很默契了。后脑勺拼命往前转，眼睛使劲往后跑，好像有情人终会相会在一朝。
我在玉琪家看到过一副象棋，规正美观。刚从店里买来的？玉琪笑：在多伦多上哪里去买象棋？几年前莱斯理要副象棋，我给莱斯理做的。他在家具店木料店一通找，买到一根不粗不细的圆木棍。锯成一小截一小截，写上蓝色的“士”、“象”，红色的“仕”、“相”。我决想不到这副象棋上的字是玉琪一个一个写出来的。我来回看这堆象棋，那字体，与常见的象棋子一模一样，实难想像！玉琪说，小时候他家穷，他也想要副象棋，他自己用废纸搓成条，再卷成小饼，贴上一张张圆纸，上边写一个个蓝“士”红“仕”的。
1995年玉琪想学电脑，不懂英文又不愿麻烦别人。他在电脑前三天三夜不睡，居然就在圣诞节前用电脑打出了二十几封信。虽然，没有标点，没有行距，连分段也不会。二十几封信打成二十几封屎疙瘩。而且打个咬牙切齿——本来可以哗哗流水般地写信，现在打一个字就费好大劲！不过，那二十几个“屎疙瘩”到底也给他成功感。丽君说他动脑子的事都干，不动脑子的事都不愿干。玉琪说：
我就是心不老。人要是心老了，连玩的兴味都没了。
玉琪顺手又向湖里扔去一一个石片打水漂，飞溅出一派淋漓尽致。一群天鹅悠然游动，好像一首无标题音乐，调动起人们对生活的各种体味。那个人——那只海鸥，依然独立在礁石上，思索他的明天。
爱情岛的故事
九八年十月十八日
美国和加拿大相接处，有一个千岛湖。尽管湖中不止有一千个岛，但是游客都知道的，或者说压根儿游客就是奔这个岛来的，只有一处：爱情岛。曾经有位丈夫在这个岛上为爱妻兴建豪华的房子，房子如宫殿如城堡，数年后房屋还没造完，妻子病逝。丈夫就再没有来过这个岛上。
爱情失去了，所以叫爱情岛。如果像童话故事的结尾：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后人未必会称这个岛叫爱情岛。
爱情，因为思念，因为失落，因为无法传递，因为无可宣泄，而情长夜长，夜深情深。“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没有思念，就没有诗篇。现在要是想谁了就打个电话，诗篇被电讯淹没了。稍一茫茫，就走到电话机旁。过去谁谁离婚会弄得风烟滚滚，现在有的老朋友见面了，劈头一句：你还没离啊？
淘汰不了的，是真情，是实感。我们从爱情岛回来经过一个小镇，随便下车走进一家工艺品店。好高的品味！有几个洋娃娃还会施法术，施定身法，把我们三人都定在那里，只会朝着娃娃们看。
我每到一店都看娃娃，但这家一个娃娃一个性情。其中一个刚刚哭罢，两眼都是泪，脸颊上分明有一颗还没滴下来的泪珠，两只手臂弯弯地倔着，在使劲儿制住自己的哭。好可怜好可怜啊！我们怎么能让她再待在这里呢！她一只手上挂着一个小纸牌，介绍她叫尤娜她的性格等等。我不想知道更多，我只想把她抱走，让她住进一个温暖的家。我在美国有个好友，让她领养尤娜最好。
标价太高，一百二十四元。花这么多的钱买一只洋娃娃，我们的各种感觉都调到了极致——太想买了！太贵了！但是既然让我们遇到尤娜，那就是命定尤娜要跟我们走的。
不知能不能还价到一百元？
我们抱起尤娜一起走到柜台前。我刚想还价，店主笑道，今天是半价。天，她要不说，我们用一百元买下都高兴死了。如今我们用六十二元带回了尤娜。
玉琪唉唉地看尤娜，直说：真是太好了！她要什么我给她买什么！
我对丽君说，以后我想要什么，就打电话到加拿大，只说是尤娜要什么。我想要一辆宝马车，就说尤娜要宝马车了！
丽君一个劲儿笑。哦，真正的尤娜在这儿呢！我是说，玉琪的真爱在这儿呢。
玉琪来加拿大一年多，就往泰州给妻儿寄去了移民纸。信封上的地址一清二楚是泰州家里，天知道怎么回事，这信竟送到了扬州的一个装卸队里。一个并没什么文化的装卸工看到了，居然就知道名画家杨玉琪的名字，知道他是泰州人。中国的电讯，是这十来年发展起来的。那时候一般人不会打长途。这位装卸工居然就去打长途到泰州，找到丽君。丽君大惊，这信丢了，等于把她去加拿大见玉琪的路给断了。她坐上长途车就往扬州赶，赶到装卸队，看到敞开着门，那封信放在一个镂空的尼龙兜里，就这么放在桌子上呢。那是谁都可以拿走，风都可以拿走的啊！1992年10月，丽君带着儿子到加拿大。到11月19日她满三十岁了。生日那天，凌晨四点玉琪把妻叫醒，玉琪说：“走！”丽君带上莱斯理坐上车，也不知上哪儿。玉琪一路开去，开过边境开进美国，丽君这才知道，前些日子玉琪瞒着她清晨三点到美国领事馆排队，给妻儿办了去美的签证。玉琪在冰天雪地里排队，站了五六个小时！
在美国水牛城，玉琪找了家餐馆要给妻子过三十岁生日。可是，菜单上全是英文。怎么办？他铺开了一张餐巾纸，往上面画了一条牛递给侍者。侍者看了笑，问他要吃牛的哪一部分？玉琪拍拍自己的肋骨，意思是吃牛排。侍者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那儿拍打自己。又问。玉琪只好在他画的牛上，又圈出排骨的部分。侍者看看牛的肋骨，再看看玉琪的肋骨，大笑起来。
生日牛排吃了，水牛城玩了，晚上回到多伦多，直接开到一家蛋糕店取蛋糕。蛋糕上有奶油浇成的八个字：“丽君爱妻，生日快乐”。丽君很吃惊，蛋糕店怎么知道她生日的？玉琪笑——又是瞒着她打电话订制的。
千岛湖的一个个岛上，往往有一幢小房一片小树，看上去像一个个盆景，千岛湖倒像个盆景园。惟有爱情岛，那童话般的城堡，诉说着一个美丽的忧伤的爱情故事。美丽而不再忧伤的爱情，要听玉琪和丽君的故事。
九八年十月三十日
玉琪是个最好侍候的人，又是个最不好侍候的人。
晚餐剩下的饭菜，留着，午夜一热就是玉琪的宵夜。我想我是如何也咽不下这样的“宵夜”的。他偏香香地大口吃大碗的剩饭加剩菜，还笑眯眯地说：人这一个洞（指嘴）一天天的得倒进多少东西啊！这个洞才叫无底洞呢！
他说他是中国人，他就是要吃中国的东西。莱斯理偏偏像他，连牛奶都不喝。其实玉琪不吃的东西，很难鉴定哪是中国的哪是外国的。不吃白薯，太面太粉，白薯算中国的外国的？
不吃玉米，太费事，玉米也是既有中国国籍又有加拿大国籍的。不爱吃鱼，懒得吐刺，鱼是哪国公民？不吃蛋塔蛋糕一类，太女性化，蛋糕也是世界公民。不吃大部分水果，太麻烦。譬如葡萄，还要一只一只往嘴里送？玉琪画过很多的葡萄。他画过的葡萄比他吃过的葡萄要多得多。
蔬菜是一概起油锅炒着吃的。但是我要吃生菜，我要浇上千岛汁，我要喝冻奶，我要倒进很多Cheerios（用粗麦、玉米等做成的脆片），我还要吃粗麦面包片，还要抹黄油果酱。我一边吃一边总说早餐要西化，才是科学的。玉琪说那生菜沙拉一点味道也没有好像兔子吃的，有什么吃头？丽君其实很想早餐西化，只是从来以玉琪的所好为自己的所好。如今我俩联合起来，终于强迫他喝了第一碗加上Cheerios的冻奶，他觉得还可以接受。这以后就天天不由分说地给他倒冻奶，让他吃浇上千岛汁的“兔子沙拉”，吃粗麦面包片。玉琪本是对吃极内行的，要讲中菜，菜谱他都能讲上一百个，如今面对“兔子沙拉”一类，他完全不懂了，反正丽君给他吃什么他就往脸上那个洞，那个无底洞里送什么。
今天我觉得对玉琪的全盘兔化工作有了明显进展。玉琪已经习惯地、惯性地自己倒Cheerios，浇上冻奶，傻乎乎地没滋没味地往“洞”里灌。丽君递给他烤好的粗麦面包片，玉琪说：“哦，还有啊？我以为就是这个（冻奶）了。”我说：“你不饿死？”玉琪苦笑：“我现在哪里知道还有什么要吃的？”说着乖乖地往面包上抹黄油、抹果酱。这一切的动作，都只是对我的机械模仿。我忽然想起他胖，我说黄油果酱对你不利。他手里拿着涂满黄油果酱的面包片，冲我说：“其实我也知道黄油果酱对我不利，我敢说？”他的眼睛瞪那么大。他本是小眼睛，可是他说话的气势，他那雄厚的男中音从那个无底洞里边爆发出来，爆破出来，叫入觉得他的眼睛好大。
傍晚我们一起去超市买菜，各人挑各人想吃的，生菜、水果、酸奶、牛奶、果汁、冰淇淋、面包、鸡蛋，把一车食品推去结账时；玉珙又苦笑：以前我们家买菜总是买很多肉，你来以后，这么一车东西里也没有肉，我就觉得好像什么也没买。
谁让你自己什么也不拿的？
玉琪爱大块吃肉，痛快。丽君已经在炉上做好了一锅红烧肉。丽君端上饭桌，玉琪一看就沉下了脸：怎么这么不好看？我不明白他生的什么气。丽君说他要吃切得方方正正的红烧肉。他什么都要完美。
玉琪气呼呼地：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这样做好像是为了别人，其实是为自己砺练出一种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习惯。
我和丽君就在背后叫他大老虎。
大老虎生气两分钟就过去了。然后笑笑地对丽君说：过了这两分钟你就都是幸福。
我想，这幢房子，是他们的爱情岛。既然是岛，有时也有风浪。
九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我们三人坐进车里，玉琪说送丽君去换驾驶执照。加拿大有个有趣的规定：凡换驾驶执照，最后期限一律在各人的生日那一天。因为生日是各人不同的，换执照的人就不用在同一时间里拥挤。生日又是不易忘记的，免得过了期限带来很多麻烦。
玉琪说丽君这人傻乎乎的，到昨晚才想超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丽君只是笑。玉琪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她知道她不会挨骂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哦，丽君的生日！我说，丽君，今天我帮你想出一大堆错事来做！
傍晚我小睡一会儿，走下楼，天，整个客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篮。感觉中，我好像一下楼就走进一部甜蜜的好莱坞电影一我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这样浪漫奢华的场面。玉琪笑眯咪地坐在花篮丛中。我说，我说不出什么了，玉琪突然买回这么多花，玉琪突然这样地电影化，叫我吃惊得只会呵呵地惊呼了。
玉琪经常笑而不露的。后来丽君说，今天玉琪办的画展结束了，这些花都是人家送给画展的，她刚才把花篮全搬回家了。
不管怎么说，丽君的生日好福气啊！我也给她买到一盆太好看的外国杜鹃。一个草编的帽子套住这盆花，一个大大的红缎带打成的蝴蝶结，衬出一份美丽和喜兴。红白相间的花瓣嫩得好像一碰就要破。而那绿叶，又老得好像深秋的冬青。我为这盆花叫好又叫好。
晚上在一家叫“老地方”的餐馆为丽君过生日。玉琪说，以前他和丽君约会总是说：老地方。
八八年九月
至亲至爱的人之间，是有感应的，哪怕隔着千山，隔着海洋。
玉琪正带着二十个人在深圳布置泰州出口商品交易会。18日这天玉琪烦躁不安，突然就想今天一定要赶回泰州，一天都不能停留，半天都不能等待。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没理由地火烧火燎地只想奔回家。赶到上海是夜里一点。好容易找到旅店躺下，不行，睡不了。天一亮就去买到泰州的长途汽车票。没票。
那么坐火车到镇江，镇江也没车去泰州了。那么，豁出去了，叫出租车往家赶。
现在叫出租是家常便饭。在1988年，出租车和老百姓还是没什么关系的奢华交通工具。很少有人叫出租，更不用说坐上出租跑长途了。玉琪心里烧烧的只觉得要拼老命回家，只要能凑够钱数，花多少钱也无所谓了。
当晚八点总算赶到家。黑灯瞎火的，丽君呢？真有什么事了？
又赶到母亲家，母亲也不在。邻居说上医院了。
上医院？难道丽君提前生产了？可是预产期还早啊！玉琪急急往家赶也并没有以为丽君会提前这么多天。
丽君真的在医院待产。
丽君从来不打电话干扰玉琪，自己忍着阵痛走了二十分钟走到玉琪妈妈家，又一步一痛地走了二十分钟走到医院。丽君痛得在妇产科病床上抖动。医生怕她生孩子时抖动太厉害，给她打了安定针。丽君看着自己鼓得特别大的肚子，怕怕地想孩子这么大怎么能生出来？这时护士长进来说玉琪回来啦！丽君翻身就下床，没事儿人似的。病房的病人说你怎么能下床？可就那一会儿，丽君肚子不痛了，身体不抖了，几步走到产房外，对玉琪说：没关系，没事的。也真的在那一刹那丽君觉得不怎么痛，觉得很安心，觉得开心得不得了。
玉琪在产房外站了一夜。
清晨四点多儿子生下来了，儿子啊！
爸爸不在家我就是爸爸
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加拿大今年流行一种玩具，叫Yo-Yo。其实很简单：松紧带的一头缠在手上，把另一头缠着的球扔出去又收回来。今天晚饭后莱斯理扔Yo-Yo玩。玉琪笑：这种东西我像你那么大的时候就玩过了，那时候还没你呢。
莱斯理说：那时候我在妈妈肚子里。
玉琪说：那时候还没你妈妈呢（丽君比玉琪小十多岁）。
莱斯理说：妈妈在她妈妈的肚子里。
玉琪大笑，说：好吧，该做功课了。今天做好作业，明天送你去书店劳动。
起VCD坏了。莱斯理问哪里坏了？我帮你修。丽君说你怎么会？莱斯理说老师教过的，不过教得不多。丽君笑：你说怎么修？莱斯理那带奶味的童声变得十分认真：说不清楚，我去看看就知道了。
加拿大的店一般都是两道门，防止寒气的侵入。两道门之间大约相隔一米。每去饭店吃饭，莱斯理冲在前边，用手拉住前一扇门，用脚顶住后一扇门，整个人几乎趴在地下了。我们三个大人就通行无阻地从这个趴地下的“小童工”身边鱼贯而入。
“小童工”喜欢吃自助餐。常常是丽君先看着座位（看着我们的包），我和玉琪、莱斯理先去拿菜。这天我和莱斯理先去餐馆，莱斯理坐下了只不去拿。我说莱斯理，你怎么不去拿？他说他不想去。我想他今天胃口不好。后来问及莱斯理刚才为什么不去拿。
莱斯理说：总要有人看座位的。
玉琪去旧金山了，丽君开车莱斯理坐一旁为她作技术指导：
先挂到泊车那一档再打火！吃饭时莱斯理要坐到平时玉琪的座位上，说：爸爸不在家我就是爸爸！玉琪对我讲过，莱斯理老想当大人，进公厕撤尿也非要往大人的便池撒，可又够不着，只好使劲地吃力地拼命地踮着脚。
莱斯理想把妈妈抱起来，抱不起。我说，再过五年，你十五岁的时候能抱起了。莱斯理像大人那样明晰而肯定地说：要不了，十三岁可以了。
也许？不过现在他还只有十岁，13日去超市，他还爬进手推车当Baby。丽君在货架间推他走，他一脸幸福蜷缩起身子好像又缩进了妈妈的肚子里。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是圣诞第二天，Boxing Day礼品日。圣诞老人是在圣诞夜送来礼物的，当然今天可以拆开礼品盒。
早上我刚起床，还没洗脸，莱斯理就走到我门前，对我笑。莱斯理一笑，小姑娘小安琪儿般的可爱甜蜜。我不由喊：莱斯理！莱斯理还是安琪儿般的笑。他今天穿的新T恤真好看，蓝底带红、白色块的，我最喜欢这种颜色搭配。什么时候我也去买一件。
早餐时莱斯理好像没吃什么东西，就匆匆说吃完了。就跑到圣诞树下提起一大包礼品给我。丽君笑：这包是莱斯理给你的。我很吃惊一大包巧克力，一只莱斯理才玩两天的最心爱的球。
这种球叫Pressure Ball，就是可以承受高压的球。球上画一个笑脸，你怎么捏它挤压它，它还笑。莱斯理告诉我，生气了的时候只要捏这种球把气出在球身上，就不气了。当然这只是玩具。但真是个好创意。包里还有两件新T恤，就是莱斯理身上穿的这种！他们知道我喜欢这种格调的，当然是丽君买的。我转身就换上新T恤，再看穿着一样衣服的莱斯理，觉得好像从镜子里看自己，我大笑。我才明白为什么莱斯理起床就走到我门前，笑。
孩子的真情是这样动人，叫人就想为孩子去做点什么。我想起玉琪看着尤娜说的：她要什么我给什么。
玉琪的朋友们都不知道该给莱斯理送什么圣诞礼物。因为十岁的莱斯理已经不愿玩一般小孩的玩具了。他要玩的是真正的曲棍球、棒球，或者VCD、电脑。朋友们只好都送他巧克力。他拆礼品的时候，一边拆一边喊：给阿姨，给阿姨！把一半的巧克力都给了我。还有一些小孩的玩具，他也是“给阿姨”。他知道我这个阿姨是喜欢玩具的。
莱斯理拆开我给他的礼物时，也叫了起来。我送给他两条真正男人的领带。他平时穿衣随便到家，长裤只有两条。但他参加晚会、画展，都自己梳个小分头，还要穿西服系领带。他没有领带，只好用爸爸的。18日他学校圣诞晚会，爸爸在美国，他自己还不会打领带，丽君和我也不会。莱斯理像他爸爸，总是有办法的。他让丽君去书店上班的时候，找一位男顾客帮忙打一下领带，打得松松的。然后他把那打得松松的领带套进脖子，再一抽，行了。男孩总是巴不得一天就变成男子汉，女孩总是巴不得永葆青春。
Boxing Day这天很多商品降价。我和丽君、莱斯理去商店凑热闹。我喜欢逛店偏偏腿喜欢撒娇——走多了就犯病。傍晚玉琪来接我们，我们把购物车推出商店。莱斯理冲我大喊：“阿姨你快上车！”他的眼睛瞪那么大，小嘴张那么圆，甜甜的童声里带有一种叫你不能不听从的命令感。他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有担当了。
晚上，莱斯理给我看他贴了一本的各种卡通贴纸，说：阿姨，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又给我看他的头顶，说，他头顶上有两只角。我一摸，他头顶两侧是硬楞楞的。莱斯理把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了，从贴纸到头上的“角”。
总之，莱斯理今年十岁。
我反正没事
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丽君来帮我收拾屋子，老是说：“我反正没事。”我看到她老在忙家务，知道她忙，不过也以为家务是做不完的，多做一一些少做一些有时也差不多，她抢着做我也不想和她再抢。
我说我平时几乎没有生物钟，愿意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愿意什么时候吃饭就什么时候吃饭，我很高兴你们家正好也这样。玉琪笑，亮起他那浑厚的中气十足的声音：是你来了我们才这样的！我们平时吃饭都是有钟点的！
是吗？天！我好糊涂！
今天上午我下楼到餐厅，看到餐桌上摆好了黄油、果酱、一盘切好的哈蜜瓜，每人碟里一只煮鸡蛋，一只煮破的当然地被丽君放在她那碟里。丽君人呢？
楼上没有。我打开地下室的门，走下去，一屋子的裱画，丽君在裱画！
“早上好！”她说：“你饿了吗？”一一张一下扑近的疲惫而关切的脸。
“我不饿。你裱了这么多画？”
“你饿了就先吃。”
“不饿。”“你不用等玉琪。要不我陪你先吃。”丽君吃或不吃或放在什么时候吃，都只是为了别人。
我才知道，她近来一直在裱画。玉琪一年办一次学生画展，一般二三百幅画，都是丽君裱的。今年的画展定在11月14口。这些天她常常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打发了，就是说，莱斯理睡了，衣服放洗衣机了，碗碟放在洗碗机里了，甚至还没事儿人一样和我和玉琪在厅里说说话，一派散淡“没事”的宁静。我怎么会想到，每天午夜我们一个个上楼到各自房间里以后，她独自下楼进了地下室！
加拿大天气干燥。丽君刚来加拿大裱画，裱了就裂，裱了又裂。她一天二十四小时站着看画，一一瞌睡就听叭嗒一声画又裂了。有一次困极了，裱反了，再揭就破，幸好玉琪用点睛之笔把破损处补上几笔。这幅画挂在画展上，那作者很吃惊：我怎么画得这么好？
“学生一年就一个Show的机会，还要请亲朋来看，总要帮他们裱好。”丽君说。
这些天丽君的头发有些蓬乱，她一一无修饰从不打扮。玉琪说话：她不打扮也好看！说女人打扮，是因为知道自己有缺陷。当然，在玉琪眼里丽君没有缺陷。不，玉琪常常说丽君傻乎乎，所以把书，店也交她经营，让她多一些独立生存的手段。虽然从丽君来加拿大，玉琪就为妻儿做好了一切的保险，万一自己有个意外，人生地不熟的妻儿都能一直过下去。玉琪说：男人在海外应该更有责任心。丽君笑：光有责任心还不行，还要有爱心。玉琪笑，所以，到了下辈子我情愿做女人。
海外的女人常常存私房钱。丽君不存，说：有了玉琪我什么都有了。
我看到玉琪送丽君的生日礼物——一艘豪华游艇，上边写着：丽君号。我想，对于玉琪，有了丽君也什么都有了。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家里住的一位朋友明天要去美国哈佛大学。朋友那间屋里堆了一地的东西——洗头液、洗手液、洗衣粉、香皂、两袋米、一瓶油、两只锅、切菜板、大大小小的刀、各种杯碗盆碟、刀叉匙筷、洗生菜用的小筐、洗碗用的海绵、擦桌用的毛巾、二十四卷一捆的手纸、大包的面巾纸、半米多高一包的餐巾纸……丽君用一一大布围在朋友脖颈上，玉琪拿把推子给朋友理发，真好像一父一母好生照料儿子呢。玉琪笑指朋友：“儿子”考上哈佛了，我们当父母的为“儿子”送行啊，你得用功读书啊！我说不是用功读书，是用功读“须”（京剧念白把“书”念成“须”）。
那一地的东西，都是丽君买来让朋友带上的。丽君忙乎这些快活得过节似的，正好像儿子考上了哈佛。朋友自己从来没想到要带这些，只有母亲为儿子送行，才会这样准备。虽然那朋友比丽君要大二十来岁。
丽君对谁都有一种母爱。
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昨天朋友走了。丽君撤走了一张餐椅。她看看剩下的四把餐椅，说：怎么还多出一张椅子——她只想到玉琪、莱斯理和我要坐，忘了她自己也要坐。
九八年十二月八日
莱斯理有点感冒。早晨丽君给他冲了碗感冒冲剂，莱斯理嫌苦不喝。丽君端起碗就把药喝了。我说你没病喝药干什么？她哈哈笑着，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总是不愿意在自己手里浪费东西。
我想起她给客人买的那一大堆东西。幸亏是坐轿车过关到美国，否则叫人怎么搬上飞机？
三色冰淇淋
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玉琪总喜欢去几乎不大有人去的地方。今天傍晚玉琪、丽君和我走出乡村公园，走到乡村一方空地上。那里停了一辆警车。一个两岁小孩奶声奶气地嚷嚷着，用双手拍打警车的门。他妈妈给他塑料奶嘴也不要，哭闹着就是要进警车。那警车，一方蓝，一一晃，有一种摇动的快感。手抚着两边的芦苇，好像抚两边的琴弦，密密的琴弦。远远看去，对着阳光的芦苇荡，一派银白；背着阳光的芦苇荡，一片暗黄。银白沙沙，暗黄沙沙，了无人迹。
只有我们。
再往前是原始森林了。脚跟前，有大动物走过的脚印。
我说，如果大老虎来了，杨玉琪再伟大也不行了。
丽君说：有玉琪我不怕老虎。
玉琪说：她怕我不怕老虎。
前边有几棵倒下的柳树，有一种不屈的生命感。玉琪说：你们看，多好！
我想，老柳树容易成精，到夜里就变成美人了。反正一个人我是决不敢来的，三个人我也有一点害怕。
玉琪说：这片芦苇荡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我来过好多次了，你们看这柳树，艺术魅力就在不经意中。
我想起新四军走进沙家浜，又想对着芦苇荡喊：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你啦！真觉得人的想像其实也局限很大。让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芦苇，录下每一个人的想像就可以测定这个人的经历。
我们已经走进了原始森林。加拿大把锯木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又薄又小的碎片，在林中地上铺成小路，脚踩在上边又防潮，又保暖，又松软，好像环保地毯。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碎木片的路边，一路放过去。游人本能地踩在“地毯”上，顺着一棵棵方白，一方红，三色冰淇淋一样的鲜艳好看，怪不得小孩不肯离去。
警察也在车旁笑着看小孩。他高大憨厚，笑笑的眼睛里洒下一片暖暖的善意。他抱起那小孩，放上车顶，感觉里，好像NBA篮球赛中，球员把篮球放进球筐那么居高临下。小孩挂着泪水就笑了，笑得大张着嘴，流着冰糖样透明的口水。
小孩在警车顶上围着车灯爬来爬去，好像那警车顶是儿童游乐场。警察站在车旁作保护，好像游乐场的服务员。
警察的形象常常就是国家的形象。这就是Canada！我取出照相机正要照警察和小孩，警察谦逊地躲开。我邀他一起照，他立刻就走过来。
告别了警察和小孩，我们的车开进一个陌生的小镇。玉琪得问一下路。在车道上很少有问路的——你停车问路，后边的车就不能开了。小镇车少，但后边也有了两三辆车。后边那辆车里，一男士轻悠地拍打驾驶盘，好像你们要问路就问吧，决不按响喇叭催你。我想起在国内流行一一句话：一份好心情。好心情是一种教养、一种素质、一种全社会缔造的氛围。
我们在小镇随便走进一家家商店。这家布店，卖一方方小花布，很好看，我想或可用来做洋娃娃。牌上写着一元钱四条。我挑了四条去交款，对方说不对，一元钱十条。我说那上边写着一元钱四条。对方说你再去拿六条，我说不，一元钱就是四条。对方说刚刚改成一元钱十条了，那牌子上还没改。
这样一个私家小店，就一个妇女。顾客自己愿意拿四条就交一元钱，本来她收下钱也行了。所谓的四条还是十条，还不是她自己订的。然而她就像恪守法律那样恪守自己制定的价规。
又进一个私家小店，有一半是旧物。旧物独有的品味往往新商品很难具有。一种小碟，玲珑精巧，上边贴着条：一元。两只叠在一起，我拿了一只。交款时，店主叫我再去拿一只。我说我只要一只。店主说一元两只。我说这条上写着一元一只。店主说这碟两只叠在一起收一元。哦！
像这样诚实的国民，还需要警察吗？不过，正是有这样的国民才有这样的警察；有这样的警察，就有这样的国民。
树往前走。这路这树，呵护你关爱你又全然不着痕迹。
如果这小路用砖来铺，那就情趣全无。
如果一路插上常规的路牌，那就在原始中插进了人工。
现在，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由地走去，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越走越远。我偶一抬头，看见前边露出一片开阔地，咦，还有一辆白色轿车。咦，那不是我们的车？
玉琪笑：你已经走出原始森林了。
走出了？原来，那碎木片的路，那一棵棵树，就是引导游人从那头走进，从这头走出的。
这种不知不觉被呵护的感觉啊！
我觉得加拿大就像那种老实人，做得很多很好，但不会宣扬，不为人知，评不上先进——当然，我讲的只是我的感觉。联合国评最适合生存的国家，加拿大连续四年被评为第一。
现在，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芦苇荡。阳光下，微风里，银白的芦苇翻卷，好像银白的宠物狗快活地翻动着它的卷毛。
我轻声叹息：真好。
玉琪说：我有这么多好东西向你推荐，我觉得很自豪。
我笑：你带我看这么多加拿大的好地方，你大概拿了加拿大的回扣了。
前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人坐在打开的车后厢上绑四轮一排的冰鞋。他向我们滑来，快活地招呼我们：“Have a nice day！”
谢谢！我们这一天真的很美好！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玉琪的车14日给撞了。他当即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把自己的车号告诉公司。玉琪把撞坏一点的车开到修车的地方，保险公司开来一台红色的丰田车借给玉琪用。这辆红车干净得叫我觉得没有人气。原来玉琪那辆白车，里边总有矿泉水、面包、面巾纸，一进车就有吃有喝，像家一样，面包渣掉一地更觉得自由惬意。
不过坐在那辆红车里，实在觉得在加拿大出什么事也很方便。保险公司前几天来电问及车用得怎么样了？今天又来电问有没有服务好？而今天，我们已经坐进我们的白车里了。那辆红车么，保险公司开回去了。
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玉琪今天要去旧金山三天。他打电话给一家出租车公司，请来一辆车接他，送他去机场。再让公司在15日什么时候到机场去接他回家。其实玉琪有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请哪位学生接送一下杨老师，学生会多高兴呢！玉琪不，尤其不愿麻烦学生。麻烦了别人，总要还情。麻烦出租公司只要还钱。出租公司派车到家接玉琪再送到机场，只要三十元。
想起有一天夜晚，我们车经多伦多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好像每个窗户都亮着灯。黑夜的背景上，这些窗户亮得好像是用金箔做的。玉琪介绍，加拿大政府规定，下班后办公室都得亮着灯。
当然，加拿大的水电太充足。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昨天和丽君、玉琪一起去一家叫Moores的宽敞高档的店。玉琪要买长裤。我的腿走累了，走出病了。看看店堂里没有坐处，只好坐上一张大桌子，那是用来给顾客量西服的。经理的脖子上挂一根皮尺，来回照料顾客。我看他内行到几乎不用皮尺，目测就能说出你的裤长、腰围等等，只在需要精确的时候才动用他脖子上的“饰物”。
坐了会儿，我觉得写字桌后有什么动静。回头一看，两位西装革履的男士在量铺在桌上的西服袖口。因为我坐在桌上，他们只能把西服尽可能铺得不要碰到我。他们就没一个人叫我下来！他们是应该可以叫我下来的。
我忽然想起在多伦多一家超市门口上挂的牌，上面写：You are the boss！你是老板。
我乖乖地下来了，歉意地走开了。
玉琪那边已挑选了一条长裤，我们都说好。经理走过去一看，说这裤料子不大好，不要买。等他找到更好更合适的再买。居然有经理叫顾客不要买自己的商品！
昨晚我太累，早早地睡了。今早下楼走到厅里，沙发上摆着一条崭新的裤子。玉琪说，昨晚九点多经理送来的。
我想，我们常常说开心或者不开心。谁都希望开心，也就是活得好，活得更人性更美好。我又想起那辆三色冰淇淋一样的警车。
不知不觉的呵护
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我们走在窄窄的小木板上，桥是用木条连成的，走起来一步一晃，有一种摇动的快感。手抚着两边的芦苇，好像抚两边的琴弦，密密的琴弦。远远看去，对着阳光的芦苇荡，一派银白；背着阳光的芦苇荡，一片暗黄。银白沙沙，暗黄沙沙，了无人迹。
只有我们。
再往前是原始森林了。脚跟前，有大动物走过的脚印。
我说，如果大老虎来了，杨玉琪再伟大也不行了。
丽君说：有玉琪我不怕老虎。
玉琪说：她怕我不怕老虎。
前边有几棵倒下的柳树，有一种不屈的生命感。玉琪说：你们看，多好！
我想，老柳树容易成精，到夜里就变成美人了。反正一个人我是决不敢来的，三个人我也有一点害怕。
玉琪说：这片芦苇荡最大的好处是：没人。我来过好多次了，你们看这柳树，艺术魅力就在不经意中。
我想起新四军走进沙家浜，又想对着芦苇荡喊：快出来吧，我们看见你啦！真觉得人的想像其实也局限很大。让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芦苇，录下每一个人的想像就可以测定这个人的经历。
我们已经走进了原始森林。加拿大把锯木厂的下脚料加工成又薄又小的碎片，在林中地上铺成小路，脚踩在上边又防潮，又保暖，又松软，好像环保地毯。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碎木片的路边，一路放过去。游人本能地踩在“地毯”上，顺着一棵棵树往前走。这路这树，呵护你关爱你又全然不着痕迹。
如果这小路用砖来铺，那就情趣全无。
如果一路插上常规的路牌，那就在原始中插进了人工。
现在，我们在原始森林里自由地走去，愿意走多远就走多远，越走越远。我偶一抬头，看见前边露出一片开阔地，咦，还有一辆白色轿车。咦，那不是我们的车？
玉琪笑：你已经走出原始森林了。
走出了？原来，那碎木片的路，那一棵棵树，就是引导游人从那头走进，从这头走出的。
这种不知不觉被呵护的感觉啊！
我觉得加拿大就像那种老实人，做得很多很好，但不会宣扬，不为人知，评不上先进——当然，我讲的只是我的感觉。联合国评最适合生存的国家，加拿大连续四年被评为第一。
现在，我的眼前又是一片芦苇荡。阳光下，微风里，银白的芦苇翻卷，好像银白的宠物狗快活地翻动着它的卷毛。
我轻声叹息：真好。
玉琪说：我有这么多好东西向你推荐，我觉得很自豪。
我笑：你带我看这么多加拿大的好地方，你大概拿了加拿大的回扣了。
前方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人坐在打开的车后厢上绑四轮一排的冰鞋。他向我们滑来，快活地招呼我们：“Have a nice day！”
谢谢！我们这一天真的很美好！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玉琪的车14日给撞了。他当即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把自己的车号告诉公司。玉琪把撞坏一点的车开到修车的地方，保险公司开来一台红色的丰田车借给玉琪用。这辆红车干净得叫我觉得没有人气。原来玉琪那辆白车，里边总有矿泉水、面包、面巾纸，一进车就有吃有喝，像家一样，面包渣掉一地更觉得自由惬意。
不过坐在那辆红车里，实在觉得在加拿大出什么事也很方便。保险公司前几天来电问及车用得怎么样了？今天又来电问有没有服务好？而今天，我们已经坐进我们的白车里了。那辆红车么，保险公司开回去了。
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玉琪今天要去旧金山三天。他打电话给一家出租车公司，请来一辆车接他，送他去机场。再让公司在15日什么时候到机场去接他回家。其实玉琪有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请哪位学生接送一下杨老师，学生会多高兴呢！玉琪不，尤其不愿麻烦学生。麻烦了别人，总要还情。麻烦出租公司只要还钱。出租公司派车到家接玉琪再送到机场，只要三十元。
想起有一天夜晚，我们车经多伦多市中心的政府办公楼，好像每个窗户都亮着灯。黑夜的背景上，这些窗户亮得好像是用金箔做的。玉琪介绍，加拿大政府规定，下班后办公室都得亮着灯。
当然，加拿大的水电太充足。
没来过加拿大的时候，老听人说加拿大冰天雪地！其实，我在多伦多的房子里，冬天只穿短袖T恤。我在多伦多的黑夜里，看见金箔一样闪亮的办公楼。我坐在玉琪的白车里走了，一万来公里。
有风景的地方就能泊车，有泊车的地方就有公厕，一个公厕往往就是一景。头些天往各处跑时，天天拿着照相机拍公厕，看见风格独特的公厕就想进去参与一番。北京人说话叫做：方便方便。在加拿大，真的很方便。
拼死拼活地玩
九八年十一月四日
我一上车就笑。玉琪说：笑什么？我说真滑稽，上了车也不知上哪，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
玉琪说：要拼死拼活地工作，也要拼死拼活地玩。如果工作为了吃饭，吃饭为了工作，为了活着而活着，有什么意思？如果该做的事没做，该去的地方没去过，那才终身遗憾呢。
他开车，好像几十公里、百把公里只是个基数。车一上路，他又说：现在可以睡觉了。当然，这是指我和丽君。我说：你要是也睡了，那我们就终身没遗憾了。
清晨的阳光铺满了401高速公路，或者说那401公路就像一条光带，像一道阳光铺展开去。我说我来多伦多，每次出门都是好天气。玉琪说：你一出来，太阳就出来了。你不出来的时候，老天才抓空下点雨。
加拿大的高速公路旁，凡有房子处，都有隔吝墙隔开高速路上车流的声音。曾经有人对玉琪说，他在401路上开车很久了，没看到过好风景。玉琪说；你没看到那么多隔音墙么？你要看风景，得离开高速公路，到叉路上去，小路上去，要锲而不舍！
多伦多所在的安大略省，地图上勾勾弯弯的边沿他全走过了，每一个凹进去的地方他都走过了。他说高速公路好比鱼骨，旁边的小路好比鱼刺，他要把每一根鱼刺都缕一遍，这是地毯式搜查。丽君和莱斯理还没来多伦多的时候，玉琪有空隙就在乡间开车。车上还有一。只两公升的桔汁瓶，不过瓶子不是装桔汁的，是专门在不能停车也不想停车的时候，装小便的。大小正合适。人家说他傻乎乎的花那么多汽油钱干什么？他说他就是要这种在乡间小路上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他与土地与大自然的感应。如今他走在七叉八拐的小路上，就像走在家里一样烂熟。我想，玉琪好像一棵树，那一条条小路是他这棵树的根须。
我说你怎么这么熟这些小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那是车自己走的。我说这条路好像走过，可是没见过这一段啊。他说上次你中途睡着了，你的记忆把睡着的这一段路删掉了。
现在，他又换另一条路走了。我说你会不会走错？他说：这是我的地盘我还会走错？我的内心深处总想开拓。反正要走一趟，何必不换一个新鲜的感觉自己也享受一下？这就好像画画，不想重复自己。形成风格难，突破自己更难。
我们走进了一个乡村公园。错落的枫，倒下的树，生命的张力，自然的叙述。我用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吸进这自然之气。一位独自散步的加拿大人远远向我们走来，说要不要给你们一起照张相？他走这么多路，只是为了想帮助我们来张团体照！我想，常常在这里散步的人，就会和这阔大而充实、自然而丰富融为一体。
曾经有人问玉琪，常常到乡村去是不是去写生？玉琪十多岁的时候想写生，又买不起纸，向老师要来旧地图。那种旧地图折起来正好是十六开大小的纸，正好用来写生。如今他还来写生？他只是来感觉。他说，你看这原始的、粗犷的、还没被人工破坏的、人迹未到的地方！你看那折断的树，那种打破平衡的感觉多好！
你再看远处那枫，那完全是点彩派、印象派的画！你看小鸡，你得像理解小孩一样去理解小鸡！有的小鸡，一见小虫就冲上去；有的迟疑；有的跟着小虫朦朦胧胧地就跑多像一群可爱的小孩。
面对折树和群枫，玉琪走进了诗情画意。他说，你看那鸟，好像在做梦，在回忆。鸟也有鸟的感觉。如果没有感觉，我坚决不画。
不想应酬！我下半辈子就是吃我的感觉！山水花鸟都不是我的本意。意不在花，意在吾心！有了感觉，吾心呼唤而出！要唤起人类的共鸣！要让东西方的人都懂国画，我要寻找一种世界语言！有人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不一定。走向世界的国画家，林风眠、吴冠中，都有西画功底。一定的是，国画还没能走向世界，和中国的国力有关。日本画卖价高，因为国力强。一旦我们的国力强大了，中国画的影响一定会增强！中国的艺术能不能走向世界，不是去提高洋人的欣赏水平，让他们懂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而是提高我们自己让国画成为世界语！国画，是最便于把心灵的东西宣泄出来的。十年前我也用小技巧，现在我就是想把心里要说的话说出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就是不知道怎样把我的话说出来。我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远远没有！
我本来以为，今天跟着玉琪，是拼死拼活地玩。
玉琪的“玩”，其实都是在感觉在积累在蕴酿，然后，一气儿画一大堆画。去年春天他关起门来画三个月，画一百多张好画，又出一一本令人叫绝的画册。我常听到有人找丽君要求买玉瑛的画册。
要是找玉琪，他是非知音不卖的，出多少钱也不卖。而玉琪不卖丽君自然听玉琪的。我禁不住说玉琪：人家那么想买你的画册，你就别犟了！
玉琪不理。
懂一点中国
九八年十月十六日
如果光看年龄和服装，就搞不清这一屋子人是什么样的组合。
一位淑女，浅米色的狭长毛衣外，浅米色的缕空披肩。典雅的耳坠，纤秀白洁，好像民国时期的女子。只是她用来压宣纸的物件，提醒我这是20世纪末——她把她的手提电话当镇纸用了。
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穿着加拿大孩子最流行的又肥又大的黑色T恤，和比实际裤长长出半尺的大牛仔裤。她黑发披垂，两个手腕都套着一摞五彩的手镯。黑T恤背上是大幅摇滚乐队的照片。看这个现代女孩的背影很难和她正在写的书法联系起来。她四年前还不认得中文，现在竟正楷篆书的写一手好字：“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摇滚夫如何，书法写末了。
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正要打喷嚏，拎起身上的绒衣。捂住鼻子，把喷嚏捂了回去。他双手抓头顶，吐一吐舌头。他的左脚趾头从袜洞里伸了出来。他看玉琪写字，他的右手食指惯性地跟着玉琪的毛笔一笔一划地在空中写字。玉琪夸他今天写得不错，他才敢把藏起来的大字拿出来给玉琪看——原来，玉琪要他先打底稿，他没打。我看他临的玉琪的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我就觉得这屋里有明月照，清泉流。
听说本来孩子的爸爸一起来学字学画的，但是孩子进步太快，爸爸不想和他一起来了。爸爸接送孩子上这一堂课，爸爸自己再来上另一堂课。
一位衣着华丽脸庞俏丽的女士，是香港一家好几百人企业的老板。前些年迁来多伦多，现在又要搬回香港了，就想下周开始能一周让她上三堂课才好，或者她回港后玉琪能给她函授。港人常常用“凶”这个字，背后都说杨老师好凶。这位女老板，也被玉琪讲哭过两三次，她说：老师，我一辈子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我也是管几百人的。可是我特别喜欢上老师的课，你怎么骂我我也不走，你不要以为骂就能把我骂走。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离下课还有十分钟的时候赶到了。
“杨老师对不起，刚才我坐巴士坐反了，下了巴士还要走很长一段路。”这位老人家当初要来学画之前，有人警告他：当心，杨老师要求很严很凶的，你受不了！他说：我到别处人家都把我当老师，我到这儿当个学生也不行？
又一位八十来岁的老先生，他是从纽约飞来学画的。后来觉得这种飞行学画不方便，干脆离开纽约儿子家，带着老伴到多伦多，在离玉琪家很近的地方买了幢房子住下。为了中国画。
这位老先生厚厚的绒衣，厚厚的镜片，他一边临摹玉琪的小鸡，一边说：看看好可爱，画成这样可难了，杨老师说起码要画一两百张！老先生又笑道：现在这里的人还要我的字画，这画要送人。
后来我送这位老先生出门，看到他上楼时两手搿门框，驼背，脚步重得像石锤，一锤一锤地砸到门口。他从他提的大纸袋里拿出一个长长的鞋拔，用鞋拔把他的鞋拨到跟前，再把脚伸进鞋，再用鞋拔把鞋套上脚。
有一个美国学生，每次由丈夫开车六七小时开到多伦多在酒店住下，然后丈夫再送她来上两三节课。她六十多岁了，英国医学院毕业的高级护士。雪天也来，那六七小时的路程就变成了十一小时。先生很腼腆，每次她上课时，先生说什么也不愿进屋。汽车不发动是没有暖气的。先生每次在车里冷藏两小时。
有一次一位老到不能再老的美国小老太太说：杨老师，我希望你一定收下我的儿子学画，他听不懂中国话没关系。我希望他学点中国画，我一定要他懂一点中国！
懂一点中国！
玉琪感动了。玉琪不就是希望多一些人懂一点中国。他约见那位儿子。他以为“儿子”总是小小的。没想到“儿子”高大得快有两个玉琪那么大。
牙医，五六十岁了。哦，那老太太那么大岁数，儿子怎么能小呢？
我住在玉琪家，老有人来电话要求“拿位”。在多伦多，进生意好的餐馆，排队等座位叫“拿位”。没想到玉琪家永远有很多人在排队“拿位”。有的学生要回港四个月，怕返回多伦多时就拿不到位了，不如把这四个月的学费先交上，要求保留一个位。
玉琪的学生，除了两个小孩，其他大都是硕士生或双学位的，有一份好工作和一份好年薪。有人每周从别的城市赶来，有人常常从海外把自己的书法传真过来，然后再打一个多小时的长途向玉琪请教。有这样学位这样素养的人才有这样的需求：懂一点中国。
我看学生写的书法：“幽兰在山谷，本自无人识；只为馨香重，求者遍山隅。”
杨老师是“凶”，但杨老师教两小时才收多少学费？而他一张域得卖多少钱？买他画的人登记成一个本，他偏不画，偏热心于教画。学生明白，老师不是靠这个吃饭，是拼死拼活地要教会他们，是把教学当作事业的！我听玉琪在教学生：“写行书要贯气！”“这牡丹花是什么情绪，能给人什么？”“你说差不多？有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差得多！”“染背景的方法都不一样，表现方法要不择手段！”
“越是看上去平淡的画，越是有技巧！你看这幅画，深秋两只鸟，是老夫老妻了，讲了很久的话了，他们没有激情，但是，他们的心是亘古不变的。这样一对鸟，表达的是：但愿人长久。”
在加拿大，在多伦多，就有这样一个把加拿大人、日本人、香港人、美国人都吸引过来的地方，让大家懂一点中国。每个学生拎一个大购物袋，里边放着大卷宣纸、大把毛笔、大堆图章等等。一个学生正在写：
“事在人为，境由心造。”
我想，玉琪这样的人也只有Made in China，懂了玉琪也就懂一点中国了。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清晨一看门外，觉得这才像到了圣诞前夕了——房上墙上圣诞树圣诞灯全压着厚厚的雪。车怎么开呢？“我可不可以去铲雪”莱斯理问丽君。我常常管莱斯理叫全国劳模。这位“全国劳模”一会儿回来了——如何也铲不动。今天，什么都得耽误了，玉琪的学生们是来不了了。
十点不到的时候，大门又开又关、又关又开地像闹着玩呢——学生们全准点到达，一个不差。虽然都在说不好开车，说一下雪堵车了；虽然，这里不打卡，迟到不扣薪；虽然，二十四日开始放圣诞假，今天真正是节前了。但是，十点上课，十点前只听一个个在喊：
杨老师好！
失控的一晚
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今天是鬼节，Happy Halloween！
半个月前，我们去离多伦多三十公里远的小小世界。走进第一幢楼的第一间屋，立刻觉得时光倒流到了一百年前，一切的家具用品都是19世纪的。一个穿着拖地长裙系着白围裙的妇女正在餐台前忙乎，突然一个小男孩推开一侧的门蹦了进来对他妈喊：OH！OH！（哦哦！）他妈纹丝不动。OH！她是个假人？一会儿小男孩又推门蹦进来喊：OH！OH！噢，原来小男孩也是假的，每过一会儿蹦进一次逗游人的。
走到一间间屋子，有人在躺椅上打瞌睡，有人推着摇篮唱催眠曲，有人趴在床下找东西，全是复制的活灵活现的19世纪的人。
走到出口处柜台前，正有一男推门进来大声招呼柜台后的妇女：OH！OH！那妇女也同时招呼他：OH！OH！又是逗游人的把戏。定睛一看，他俩都是真人。
我大笑起来，跑进园子OH！OH！地叫着。还没到鬼节，就人鬼不分了。前边是一排穿着牛仔裤长着南瓜脑袋的鬼乐队，OH！头上有一个老妖婆骑着把扫帚不停地念咒语。空中又有一个魔鬼的声音可怕地在说着什么。其实谁能知道魔鬼说话到底是什么声音？不过谁都会认为魔鬼说话就是这种低沉阴冷的声音。
有的鬼坐在树枝上眯起眼睛调侃，有的鬼靠着秫秸做可爱的鬼脸。我想，鬼本来是人制造出来的。叫他可怖就可怖，要他可爱就可爱。鬼节在北美可能是仅次于圣诞的消费最大的节日。大约每个孩子都能要到十来斤甚至二十来斤糖。家家做南瓜灯，用各种材料扎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鬼。人说画鬼容易画人难。谁也没有见过鬼是什么样的，鬼是最不拘一格的。大人小孩在这个节日里，都可以把想像发挥到极致。人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并不是每个人在每一天都有机会创造，漫无边际地创造！即使是圣诞节，做圣诞老人，也大体有个红衣服白胡子的模式。鬼节造鬼，你就穷尽你的想像吧，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份快乐，惟有鬼节！
昨晚莱斯理用刀在南瓜上雕眼睛、鼻子、嘴。莱斯理说，去年爸爸不让他动刀，爸爸用笔在南瓜上画了个鬼脸。可那是个中国鬼。我明白，中国鬼容易是圆眼睛的。莱斯理挖了两只三角的眼睛，嘴上还雕出两只门牙。倒像一个正换牙的大头娃娃。可爱的莱斯理，雕出来的鬼也是可爱的。
我和莱斯理躺在床上退想着鬼节的到来。我说，等到明天傍晚六点，我们可以上街去要糖果了。
莱斯理说，五点一过就可以。我说天还没黑呢。莱斯理很肯定地点着头：
可以的。
我知道他是巴不得明天没有白天，直接就到夜晚才好！他说他会套上吸血鬼那样的假牙，还要在脸上抹血。说着他下楼找来他做鬼穿的披风，再套上四只尖利的狼牙。我想，我好想，也有一件过鬼节穿的披风。
丽君怎么就会知我在想什么呢？她找来一件莱斯理八岁时穿过的披风。丽君说领子得放一放才能穿。我一穿，居然领子也行。披风窄小也好，人变得瘦高，再套上一只很大的鬼脸面具，正好冒充大脑袋细高个的小孩去要糖。
我一身“鬼装”下楼对玉琪喊一声：
Happy Halloween！
终于到了今晚，要糖的时间到了！在我看来，鬼节最开心的，就是去按一个个人家的门铃，伸手跟一个个亲爱的陌生人要糖。
鬼节要糖。世界上哪有这等好事——你想要糖，每个人就都会给你糖！
丽君在门外挂了满满一篮子糖，让路过的孩子们自取。现在，玉琪丽君带着莱斯理和我上街了。是的，我现在是一个长高个子的大脑袋小孩。鬼节实在是儿童节。满街套着鬼面具的小孩欢叫着奔跑着挨家挨户地要糖。有些人，干脆敞着门，主人坐在门口，给孩子们发糖。两个四五岁的小孩，看着我这个“同伴”甜蜜地、带点崇拜地笑——这个要糖的“小孩”长这么高啊！
其实在满街盛装的小鬼里，我是一点不神气的。一个男孩把双背书包挂在胸前，胸膛鼓鼓的——全是糖！一个男孩黑帽压脸，黑色披风在地上拖得很长，好像黑魔骑士。一对两岁半的双胞胎女孩，穿着洁白的小天使服，身后都有一对透明的翅膀。这对小天使“鬼”，瞪着透明的大眼睛，没头没脑地也提着小篮子要糖，惹得我们都把要来的糖又往她们的篮子里倒。
我倒空篮子又去要糖。这种要糖本不是为了吃，只是为了享受这份人人都给你糖果的喜悦。平时，怎么能敲一家家的门向陌生人要糖？偏偏在鬼节的夜晚，人生可以失控，可以放纵，可以做出违背常理的事，可以聊发少年狂！为什么只有小孩可以要糖？为什么大人就不能要糖？小孩有很多的机会撤欢，大人总受着很多的制约。你是大人！这一句话，就可以剥夺一切的童趣。你是中年人了！这一句话，又可以剥夺一切的童心。你不能奔跑不能疯笑不能吃糖不能胡闹。如果我能在中国制造一个鬼节什么节，我就要让大人小孩一样地奔跑要糖。
我和小孩们一起跑到一家家门口，喊Trick or Treat，就是说，恶作剧还是请客。当然，主人们立刻请客发糖。发了糖还拉一拉门前的鬼，用鬼叫声来欢送我们。有一个发糖的人也套了个鬼面具。发了糖他故意转过身去，嗅，他后脑上套着另一个面具。他又转过身来，揭开面具问：看见我脑后的面具了吗？
好天真的老外。我又到另一家要糖。门前汽车里坐着一个鬼。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做个鬼放在汽车里也跟真的似的。我冲这鬼OH！OH！地乱叫，咱还怕假鬼？突然那鬼从车里向我捅来一刀，我大叫而逃。我才知道那是真人化装成的假鬼！
前边的南瓜灯，低低地一闪一闪。地上一个鬼的身上，被捅了一刀。这是真鬼。一只木箱里，伸出一只血手。当然，木箱里什么也没有，一定是在木箱口放上一只血手。
我想，老外干活时真干，玩起来也真下功夫玩。前方一户人家，在门前搭了一个鬼屋，里边发出各种鬼叫。门口有个女人用手电从下往上地照自己伸出舌头的脸。这把戏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用手电这么照着自己去吓同学。这当然不可怕。我们当然想进鬼屋看个究竟。这位手电女鬼还数人数，一批一批地放入，倒好像进国家博物馆似的。里边黑乎乎地烟雾腾腾。右边窜出一鬼，我吓得叫着往左边靠。左边脚下一鬼大叫着就要扑来。我大叫着挤在人堆里往前移，前边上方又掉下一鬼头。噢！大家惨叫着竟是都不敢往前走了，可也不敢往后退。我喊后边的玉琪，让他走到我前边来开路。
玉琪老老实实地走到第一个。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找玉琪就壮胆就有办法。
等我们又坐上玉琪的车回家的时候，我才看见满街满地的塑料鬼——画着鬼脸鬼身的大塑料袋，里边塞满枫树的落叶，这是最简易的鬼。二十来天前还那么绚烂的枫叶，现在只能用作鬼的填充物了，如何绚烂的人生，最后也只能化作尘。所以，干活的时候干个痛快，玩的时候玩个尽兴。我看莱斯理要来的一大袋糖，总有二十来斤。我摘下披风摘下面具再看自己要来的一大袋糖，我高兴得欢呼：OH！OH！
又：写鬼节写到凌晨要去洗手间。楼上的洗手间连着主人房，容易吵醒他们。午夜后我总去楼下的洗手间。刚从楼梯上往下走两步，我停住了。一楼黑乎乎的，我迟疑着不敢往下迈步。我怕。
尽管我每夜都这么下楼，而且楼梯上彻夜亮着灿烂的吊灯。但是，我的腿好像有点软，楼下客厅的沙发上堆着大衣，或许，那里边会钻出一个塑料鬼，或者伸出一只手？
我逃回楼上的洗手间。
阿甘在长椅上等你
九八年十一月二日
来多伦多的朋友，玉琪是一定要带到，一百六十公里外去看大瀑布的。
Niagara Falls。明明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不知为什么，我上学时的世界地理课本上，总写着尼加拉瓜大瀑布。
不管是尼亚加拉还是尼加拉瓜，都只是一个符号，美加的人大概是嫌Niagara这个词太长，一概地简称为Lake Falls，湖瀑布？瀑布湖？每秒钟有千千万万吨水从堤上冲下湖里，溅起厚厚的洁白的水堆，好像厚厚的积雪。好像大瀑布玩命地往下冲，就是想冲化这些“雪堆”。
“积雪”旁的水，绿个透，绿得嫩，绿个难以想像的绿，好像只有用人工才能造出这样乱真的绿。世间的物如同世上的人，太真了别人会以为是假，当然假得太地道了又可能被信以为真。如果说智慧的痛苦，是孤独。那么真诚的痛苦，是误解。
绿得似假的水，和白得如雪的水相交相掺。绿水盈盈和冰天雪地，嫩绿和雪白，染出一派最纯净美丽的色块。
千吨万吨水冲下溅起的水雾，连接云天。上边是云，下边是雾。云雾冲天处，没有瀑布，只有云雾，天地一雾。如果说雪是从堤上冲下水的，那么云是从水里送上天的。漫天云雾挡住了雾后边的世界。阳光打在雾上，水气白亮成镜，一面顶天立水的耀眼巨镜。
干吨万吨的水声隆隆，又像车间里机声隆隆。大瀑布如织布机，厚厚的水流，好像织出的厚厚的布匹，万千布匹倾泻下来，呈弧形落入地下，蓬松、柔软、温厚。大瀑布叫人感觉到的，不是危险，而是吸引，而是想投身其中的欲望！
那一定是清爽、丰厚，丰厚的清爽，清爽的丰厚。如果从堤上顺瀑布而下，腾为水、腾为雾、腾为梦、腾为英雄颂。1901年，一位总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钻进一只木桶，乘桶漂流，顺堤冲下。木桶冲到滩边，人们把木桶拉上岸，打开桶盖，居然老太婆从桶里钻了出来，手里还抱着一只喵喵叫的猫。那只猫原先是黑色的，可能受了过度的惊吓，出桶时变成了白猫。
像这种老太婆历险记在中国发生的概率就太低了。玉琪认识的一位美国妇女，她的五个子女分在世界各地。她九十岁了，腰弯得像虾米。但是她从来不要人陪，一个人飞来飞去的在五个子女家走动，好像巡回大使。在加拿大，七八十岁的人单身旅行很平常。但是中国人常常七十来岁就声称自己老了，不能一个人走动了。
不喊老的人就不老。生命是在动态中激活的，人类是在创造中延续的。
还有各种人“乘坐”各种特制的罐啊球啊船啊的从大瀑布直泻而下。或者在瀑布两岸拉上钢丝，一根钢丝下边，是尼亚加拉瀑布，一根钢丝上边，是探索向前的脚步。
天黑了，玉琪又带我在这个小镇转了一圈，我累极想回家了。玉琪不由分说地又把车停到瀑布前，叫我一定再看看夜间的瀑布。他说：不看你要终身遗憾的！
我走下车来。只见射灯打在瀑布上，粉红、淡紫、黄绿、天蓝。
远处缀满灯的桥，精致得好像缀满宝石的工艺古董，小巧玲珑地搁在夜的背景的衬托下。
连天的水雾，好像从云天挂下的大屏幕，瀑布只是映在雾幕上的些许幻灯。往前走一些，正对着白色射灯的瀑布，冰凉晶莹，好像堆起了全世界的刨冰。侧对着灯光的瀑布，如暗淡粗重的毛毯，好像水底下有人在使劲儿拽毛毯，不住地拽，永远拽不尽拽不完。
我走进车再回头看，那从水升向天的雾，如柱，是托起云天的雾柱。左侧的瀑布，在淡紫和粉红的射照下，好像大团大堆的紫纱红纱，暂且堆放在那里，等我明天来整理。
我的脑子里，开始整理傍晚在小镇一处一处的游玩。这个小镇，因了一个大瀑布，自然可以吃旅游饭了。有一个游乐场叫“Believe it or not”，我想可以译成“信不信由你”，里面收集了这个世界上的千奇百怪，和各种高科技的游戏。譬如玻璃里有一张大嘴，嘴里有一块钻石。任游人把手伸进玻璃去取钻石。任何人都可以伸进手去，伸进去一拿，钻石就没了。倒好像每个游人都是大魔术师，能把钻石变没了。或者是一架竖琴，但是没有琴弦。只要把手伸过去弹，就可以随意弹奏出十几首各种节拍的乐曲。
这里的蜡像馆也有巧思。售票处一侧，阿甘坐在长椅上等你——这是电影《阿甘正传》宣传画的场面，是《阿甘正传》最有名的一个镜头。这条长椅是专供游客和阿甘的蜡像合影的。不过得先买门票。门票不便宜，但是想和阿甘（汤姆.汉克斯）同演电影的人再不会计较那几块加币。
小镇的一家家商店像一个个童话般美丽纷呈。小镇的一个个车站，又古雅如古旧台灯。看那么多的旅游商品，实在觉得把脑子用尽，穷尽了。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终究是人的小精巧。在顶天立地的大瀑布大冲击下，都只是小摆设小玩意。哪怕阿甘在长椅上等你。
什么时候，也会有几个中国人，钻进一只木桶，顺瀑布飞流直下？
玉琪抱起灰姑娘就走
九八年十一月三日
远远看去，成排成排掉了叶的树，似雾，如淡墨，又好像大捧大捧的芦苇插在天地间，古雅朴拙地衬托着依然大片大片的绿。
绿色中点缀着一幢幢尖顶错落的农舍，和在绿地上悠闲着的牛羊。
现在，我们好像一见高速公路就躲，躲到柏油路上，或者乡间小路上。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景观，不管是近蒙特利尔还是近多伦多，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大致相仿。现代化在一路带来速度、效益的同时，也一路抛却了特色、韵味、意境。有时候望着高速公路真想说：Thank You一路骂去（very much）。当然，心里又巴不得中国一转眼就能有美国加拿大这样的高速公路网。
早上玉琪问我：今天去哪里？我笑：小镇，老店。玉琪照例拿过地图查。加拿大迷住我的，首先不是一个个大城市，甚至也不是美丽极了的魁北克。魁北克那浓重的法国情调，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而小镇只是一次偶尔的路过，就叫我领略了那现代社会中的一份经典，那高速发展中的一份原朴。
从此有机会就想去寻访一个个小镇。玉琪在地图上随便找好两三个小镇，我就像个没头苍蝇似的跟他钻进汽车。今天到的第一个小镇，小得没有一条街。我们开车围着小镇转一圈，明白了只有一间极小的卖日用食品的店，一间糕饼店，一间旧物店。加拿大小镇最令我感动的，是如何地小巧，如何地寂静，也会为我献上一间旧物店。那些旧物把简练和精美，纯朴和经典交杂得这样浑成！
我从来不懂文物也不会问津文物，那种天文数字拒人于千里之外。尤其是，人人都知道的东西也不需要我的称赞。我的乐趣，只在发现被人忽略被人薄待的好东西，然后OH OH着投去我的惊叹我的热爱。
旧物店前挂着个牌，写着十二点开门。玉琪看表，已经十一点二十了，先在镇上随便走走吧。
就走到对面那家糕饼店。门口竖着一块木牌，上边随便地写着：“Take a Look”，叫人进去看一看。我推门进去一看，迎面一个柜台里，放着三层的糕点。看了，就走不动了。其实，十点才吃的早餐，可这么好吃的糕点，是不能不吃的。再看这个只有几张小桌的小店，湖绿的墙上，是一扎一扎的干花。通往洗手间处用最常见的白木条钉成一个格子的间隔，木条上还是干花。
推开小小洗手间的门，感觉中好像推开了卧室的门。暗绿带花的墙布，凝重而温暖，木质椭圆的镜框夺目而浑然。洗手池旁，一卷卷封着的手纸装在一只好看的藤篮里，这篮手纸就成为这空间点睛的工艺品。
我们在桌旁坐下。小店的女主人可掬地问我：你们是来旅行的？我想，找到这么一个僻静小镇的中国人，怕是很鲜见了。我说我不是来旅行的。那么我是来做什么的？我好像觉得，我就是特意来寻找这家小店的，我从北京坐飞机到加拿大，又在一条条乡间小道上奔驰，就是为了找到这家小店。
小店一面墙上，是一个木架，密密层层地放满了小瓶的各色果酱。一概没有标签，反正都是这家店自制的，新鲜而红黄绿地美丽着。架上还散放着尤其美丽可爱的各色小包装水果茶，好像一架工艺品似的叫人驻足观看。
我问女主人是不是她做的？她说不是。说所有这些糕点、果酱，都是后边一个人做的。
说话间，已经又坐上三桌顾客，正在看菜单点菜。后边做蛋糕、果酱，做菜，一个人。店堂里送餐结账照料顾客一个人。这家小店，把古雅推到极致的同时，也把效率推到了极致。
我想，如果明年来加拿大，我一定要再来这家小店喝杯咖啡，吃两种好吃极了的蛋糕。还有，享受一下卧室那样温馨的洗手间。
和女主人互道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正好十二点。对面那家旧物店一定开了。我们走进去，如入无人之境。又好像走进一一间主人早已逝去的百年老屋。所有的东西都旧得不能再旧，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拿起来观赏、把玩的。旧家具废铁桶空瓶子破信筒，我拿起既没有一个字母也一无特点的破信筒看标签，天，一百七十五加元。谁要这个？我OH OH地叫着，反正没人。看到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放着一块牌，写着：上面有更多的东西。我们禁不住往上跑去，原来好东西在上面？上面一间一间的东西更多，还是这些烂木头烂铁皮，惟一给我带来“惊喜”的还是标价，有谁会出这样的高价来买一只破旧不堪的铁桶？
我们走下楼，看到底楼有一处还有一扇门，半开着，那里还有物品？我推开门，是一个短短过道，再推开一扇门，竟到了人家家里。一位老人正背对着我在听音乐。他慢慢转过身来，满脸皱纹缓缓地漾开一点，再漾开一点，他站起来，好高好高的个子，好老好老的年纪，一步一步向我走来，好像从上一世纪向我走来。
他问我，有没有上楼去看看东西？我说去过了。感觉中，在他，楼上那些破铁烂木头的，是最好的东西，希望给更多的人分享，我抱起那个标价一百七十五的破信筒问他为么这么？他说这东西好啊，我问是什么年代的？他说上一世纪的，一百多年前的。
那么，也许，这些东西是他祖上的？也许这一切只是他的爱好，他意不在卖。在他，这里是世上最有趣味的博物馆。
然而他只是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听音乐。这一边楼上楼下，大开着门，运走多少上一世纪的东西他也不会知道。不过他一定知道，这个镇上的人，谁也不会拿人家的东西，不是这个镇上的人，谁会到这么个小镇上来？
我向这位“上一世纪”道再见。他颤悠悠地祝我快乐，我想，此时我和他都觉得很快乐。我见到了楼上楼下这么多上一世纪的东西，尤其是这位介乎于这一世纪和上一世纪的人。他么，见到了一个来自东方的面孔。
我们的车又在乡间小道上开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驶上柏油路后，突然就见路边有一古旧商店。一般路边的店不是给车加油，就是给人加油的。我说，今天看来充满了奇遇。推门进去，好像从地板到天花板堆满了旧物。又是没有人？循着轻悠的音乐声，我从一大堆旧收音机、留声机堆里看到一个人头。我走到跟前，眼光越过堆得高高的旧物，看到里边端坐一男子，双手插裤兜里，身子一动不动。只有脑袋随着旋律微微摆动。否则我或会以为他也是古物呢。
我捧起一只八音盒问他多少钱，“二十八”，那声音轻漫而飘然，不是从天上飘下就是从地下漫出的。简练到把二十八元的“元”字也略去了。好像不屑多说一个字，非常贵族。买旧物，讨价还价是一乐事。那八音盒并不好，我只是讨价还价玩的。另一只白玻璃的苹果，带一瓣古铜的叶，打动了我，然而开价偏高。我放下苹果和玉琪说话，留声机后边又传来轻漫而悠远而不失高贵的声音：你不买点什么？我回头看他，脸颊红红的，好像被音乐薰红了，我用五元加币买下了这只苹果。
又钻进车的时候，我对玉琪说那位双手插在裤兜里，一动不动地把自己埋进古旧物件中的青年，很有气质，或许是隐姓埋名的皇室后裔呢。或许这家店真正的古董正是他自己呢。
车一路开去，一个路边小铺前，摆着几件旧家具，这是家什么店？推门进去，一屋子的古旧物品，一位村妇在捏着什么。我认真看去，她捏的不是古董，是Muffin（超市、快餐店常见的油亮金黄的圆蛋糕）。再一看，她身边那一角还兼卖自制糕点和咖啡。主妇的脸，也好像刚出炉的Muffin，鲜亮而实在。一说话就笑，咯咯咯咯地。她其实更像上海的一种糕点，叫：开口笑。我们已经行家似的把物品一样样看过去，好像王子审视待选的美人，无一叫我们动心。走到里间，走过一堆堆待选的美人，忽然，我的心跳停住了。那里，一个旧柜子上，坐着一位真正的灰姑娘。低着眉眼，好像要把一份美丽藏起。一条村姑的头巾，托起一张欧式的脸，托起一份经典。洁白柔滑的脖颈，污渍皱巴的上衣，这种强烈的反差，越发让这份美丽更加楚楚动人叫人怜惜。她刚刚从田间劳作回来，回到这个破旧的穷家，还来不及摘下头巾。她被我们看得不好意思，只低垂下公主般的头颅，矜而不骄，静而不傲。再远一分就冷，再近一分则太温。
在这样一个兼卖糕点的杂货铺里，居然有这样的绝品！这样一座一百年前欧洲名家的大理石雕像！再一看标价：加币三千！
我请“开口笑”跟给放在这里寄卖灰姑娘的主人商量一下，能不能多降点价？当然，我是为玉琪，我自己是如何也买不起的。
“开口笑”咯咯咯咯笑着答应，又说往北过三条路往右拐，有一家和她一样的店，非常可爱。她给我一张单子，是这一带的古董店——这里把古旧破烂，一概称为Antiques（古董）。这下我知道我是如何也走不过来这么多的店了。先找“非常可爱”的那一家，可是越走越是农田和小路，哪里会有Antiques？经过一处农舍，玉琪下车去问，正好农舍里走出一个姑娘。我一惊，就觉得“开口笑”店里的灰姑娘怎么从这屋里走出来？
她修长的身子，修长的脖子，白晰而典雅。她轻轻盈盈地向我们走来，白衬衣都来不及系好，敞着，雕塑般的线条。她一边合上衬衣，一边笑着招呼我们Hi！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在屋里看到我们下车，特意走出来帮助我们的。
我们顺着这位灰姑娘指的方向，拐进一条小路，就觉得进入荒郊野岭似的。路口拐弯处的乱草坡下，有一块大牌“Antiques”，真觉得在加拿大，乱草堆里也可以有Antiques卖，顺着牌上的箭头，又拐上一条小土路，再一条小土路，只见这里的树都老得有年头了。一棵树上挂一块牌，上面写着“Store”和一个箭头。我们像箭一般奔向那农田里惟一的一所房子。房后的两条狗很不像话地向我们大叫。但房前的牌叫我们高兴得也大叫：Antiques！好像要和房后的大叫决一高低。
走了这么曲曲弯弯的土路才在农田里找到这家Antiques，竟是正规而高档而琳琳琅琅。我们肃然起敬又小心翼翼地在多种雕塑、陶瓷间察看。谁会跑这里来找Antiques呢！我也不想多站，这里太过高档，感觉中好像多站一会儿也收钱似的。就听又有人进来和主人互道你好！午安！还真有人找到这里来！
主人也给我们两份印着多处Antiques店的材料，介绍我们可去别的店看看。决不介意我们只看不买，倒好像他们开的都是展览馆，欢迎来宾参观。告别店主，再看房前那些古树，觉得其实树也是古董，主人更有古风。车开到第一条土路口，看到路牌上写着：乡村路。
加拿大乡村小路旁，好像撒落着一家家Antiques。小路上能长出一个个Antiques，这样的全民工艺化，需要怎样的全民性的文化素养？
九八年十一月九日
经历了3日那天的奇遇后，我们天天念叨“开口笑”店里的灰，姑娘，一见钟情后得了相思病。我鼓励玉琪人生也潇洒一回，放纵一回把灰姑娘抱回家。今天我和玉琪又驱车一百公里到了“开口笑”那里。进门直奔里间，玉琪抱起灰姑娘就往门口亮处走。那速度之快，就觉得他再多走两步，就走出门去了。“开口笑”咯咯咯咯大笑，也不怕玉琪万一在货物中磕绊了把雕像砸碎了，更不怕玉琪抱着雕像一路走出门去上车去也。刚才我看见门前停一辆运货车。后门大敞着，里边全是日用商品，车上车下都没人。我想，在加拿大，“小偷”这个词，是不是也要变成Antiques？玉琪冲着灰姑娘嘿嘿嘿嘿地笑，唉唉唉唉地咂嘴叹气，一派一往情深的样子。我笑他。他说如果是真的女孩子我不会这样的。我喊：讲不定的！
玉琪在近门的光亮处发现雕像石质较差，已有几处驳落和裂痕，但是灰姑娘的这份纯美典雅是再遇不到的。“开口笑”说，寄卖的主人最低价要二千五，再不能低了。我对玉琪说别买了，石质差。看来，觉得太美好的地方最好不要去第二次，带着美好的期望值去寻找美好，常常是找不回来的。找回的常常是失望。当然这只是讲的一般，也有再去再美好的。
玉琪来回细察灰姑娘，说裂痕处他都能处理好，说：“我需要得到鼓励。”当然，花这么一大笔钱买一件半身塑像！我说：不能买！这样的石质，怎么能花二千五？玉琪急了，说：我是做好充分准备才来的，我是受人委托的。丽君说了，难得你对一件东西这么动心，这个雕像放在你家比放在我家更合适。我叫起来：哪有这个道理？走走走！
三个中国来的外国人
九八年十二月七日
早餐后玉琪把手一挥说：“准备！”丽君跳起来就把大旅行瓶放在电壶下咚咚咚地冲咖啡，真好像玉琪一喊准备，她就抱起炮弹开炮似的。她几乎从来不问上哪，好像士兵不会问指挥官为什么要开炮。玉琪对我说，走，今天找几家Antiques。我说不去了，我要写。玉琪说，过两天他要去美国一趟，怕回来后就下雪了。好吧！
走！虽然昨晚我写到很晚才睡，七点才睡，哦，那已经不是昨晚，是今晨七点才睡。
我和丽君都被玉琪训练得像军事前线的女兵，说走就走。T恤衫套件毛衣，一手拎大衣，一手拎书包，嗵嗵嗵地跑到大门边。
玉琪笑：你们总抢在我的前头，可是我不把车开出来你们先出去有什么用？
我们先他跑出门去，快活地喊：有用！我们要呼吸新鲜空气。
12月的多伦多，依然草地油绿，天空碧蓝。我高伸双臂旋转起身子，搅动起清新的空气，让全身都吸进阳光和空气。
玉琪车前的那一大瓶咖啡，是我们远行的旗帜。丽君坐在玉琪身旁的座位上只是开心着，享受一份傻乎乎的快乐。
我问，今天去的第一家Antiques离多伦多多远？
“一百来公里。”玉琪说。
我说：“哇！”可能我今天太乏太困觉得第一站就是一百公里，好远。玉琪说：你怎么觉得一百公里是回事？你看，前边也看不见人，后边也看不见人。前边也看不见车，后边也看不见车，多舒服！
今天雾这么大，我还不能开快。你看前方全在雾里了。我们好像开进雾里，开进海里！
我雾里梦里地睡着了。不知怎么醒了，眼睛一睁，左边小路旁，有一家门上写着Antiques。“眼睛一睁就是一家Antiques！”我喊。“你不是睡着了吗？”玉琪说。“睡着我也能看见Antiques！”玉琪说我们的车没法过到对面去。而且这一带，电话七零五局的这片村镇里，有几十家Antiques。几乎有小镇就有老店。他寻找Antiques乐趣在过程。野外开车，经常考证自己的判断是不是对也是乐趣。他经常换着路开，也有找不到路的时候，就下车问路。他说他问也要问个死（彻底），做也要做个死。一一直问到心里没有疑惑，一直做到自己没有遗憾。“其实我从小就这样。如果到了加拿大才这样，那我就很痛苦了。”
我想，第一，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二，路是从小就开始走的。
我来之前，他读遍安省的每条小路，寻找大自然。现在，他寻找历史，寻找艺术。“而且，你就是看看这种小路，多好哇！”
“对加拿大小路的熟悉，恐怕我是加拿大之最了。”我说。去年玉琪开车带全家到大瀑布附近去摘樱桃。摘了吃了买了两小筐回家，全家乐个疯疯颠颠的。有人笑他：在超市买樱桃，才一块九毛九一磅，十磅才二十元。你来回樱桃园驱车三百公里，光是汽油费都不止这个钱。玉琪笑：我要的就是驱车到地里摘樱桃的过程。他老是说：我是不算汽油费玉琪知道我今天困得不行，说，前边，森林后边，就有Antiques。当然，前边，是一个距离，森林后边，又是一个距离。
终于我们三人砰、砰、砰地关上车门，投奔到那家店门口，一看，门上挂着牌，上边写着这家店只有周六才开。我和丽君趴在大玻璃窗外看里边，哦，这么大一屋子的Antiques，一周只开一天，太可惜了！主人肯定也不指着这店过日子。
玉琪宽厚地笑笑：这样开店，就好像以文会友，很有意思。
我刚来多伦多时，走过每一间工艺品店都兴趣十足地进去看。后来越看Antiques，越觉得新工艺品不耐看。古旧的物品做得这么精致，下这么大的功夫。而高科技使世界变得简练划一。现代化也带来了生活的快餐化。那种精雕细刻，已经留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然而人总要追求品质和韵味。
又到一家店，侧墙上写着礼品和古董。玉琪说：“如果是新的马上上车！”我喊：Yeah！
果然都是新的，琳琅满目又有点一览无余。我们马上进车再往前开。玉琪已经把刚买来的一只古旧茶几，加工了作旧了。今晨我去客厅一看，这只茶几怎么会变得这么气派，真有点皇家气象。玉琪说：我画都会画还不能作旧？我要的就是气派和气象。
又在路边找到家Antiques，很大。墙边一个空间还卖咖啡、糖果、汤。这些小食品粗看过去，竟也如Antiques般的古典。每一小塑料口袋的汤料都用印制精美的硬纸套上，再系上一根缎带。每一塑料口袋糖果，更是装在各种格子布袋里，系上蝴蝶结。
再一家Antiques，也很大，我走进洗手间，居然洗手间的墙也是挂满古董。都有标价。让你在洗手间里也可以估量古董，买或不买。而洗手间，也如一件大Antiques似的，叫你不忍离去。
这里统称为Antiques，60年代的、70年代的都算。我看到一些刻着1978年的盘子。这里的人把六七十年代的东西都称作Antiques来珍藏。也就是说，六七十年代的人很知道把东西留着成为Antiques。人家全民工艺化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全民皆兵？砸烂“四旧”？
我们三人在小路、小镇上一路走，一个栅栏、一个信筒、一个标牌，都叫我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拍大特写似的要把这些局部拍下来。小镇的房子，小镇的橱窗，小镇的局部，我觉得，好像人家随便一做，都是艺术的、古雅的。这种全民的Antiques化，叫我这样地感动！
墓地也Antiques化了。每次经过墓地，也要瞪大了眼睛尽可能多看一眼，就觉得那些小块错落的墓碑，和墓碑上的鲜花、干花，看上去好像田野里的Antiques集散地。我还发现，有大片墓地的附近小镇，往往有更多的Antiques，既有古人，就有古物。记得11月19日，在一大片“Antiques集散地”近处，有一个叫Port Hope的小镇，我们找到的Antiques店有四家。后来从一份材料上，发现这个镇专卖和兼卖Antiques的店，有十二家！
这个小镇的街上，常常看见老夫妇相偕相伴地散步，两头银丝，两张史书一般写满了故事的脸。小镇的店里，也最多老年人。
年轻人得去城里工作，退了休，不用上班了，才能到小镇安居。小镇上的居民，有充实的人生经历和殷实的经济积累。小镇的品味、氛围就远在大城市之上。这个Port Hope，百货店、眼镜店、服装店、理发店，乍一看都是工艺品店。橱窗里几瓣枫叶，两扎秫秸，几段原木，几个花束，洋娃娃，蝴蝶结。咖啡店、冰淇淋店，也都兼卖工艺品。不知道是买工艺品兼吃冰淇淋，还是喝咖啡也买工艺品。谁来欣赏谁来购买满街的工艺品、洋娃娃？就是那些迈着历史书一般沉重的步伐的老人们。
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快餐店，中等的餐厅里，惟一的服务员也是历史书——一位老年妇女。但是她有少女般的身条和少女般的轻捷，小鸟般地在餐桌间滑行。店也美丽，菜也迷人。我禁不住问这位“历史书”能不能送我一份菜单？她少女般地欢乐着，说问问后边的厨师有没有多一一份的。一会儿厨师来了，又是“历史书”，一位年长的男子，也是青年般地鲜亮欢乐。他可掬地笑着，把一份装着硬塑胶套的菜单送给我，还让我留下北京的地址，说以后如果换了新菜单，好再寄给我。
我才注意到这里有个厚厚的留言本。我写下我的名、址，写了两句感谢的话。我笑：一百年以后，这个留言本也是Antiques了。
走出餐馆想看看店名，哦，叫Olympia奥林匹亚，那是诸神去的地方。
一个美丽可爱的小镇，又一个美丽可爱的小镇，安静地、默默无闻地坐落在一条条小路旁。好像童话里安睡的公主，等待有一天，来了一个王子。一个甜美的亲吻，公主才能醒来。玉琪笑：以后这些小镇要挂牌，上边写：杨玉琪发现的小镇。
今天我们来回约二百八十公里。玉琪说：“才一百多公里一趟，等于没走。”我坐在这辆车的后座上，大咖啡瓶放在车的前方，这样，这辆车开了一万来公里了。
一路走，一路喝水喝咖啡，一路要上洗手间，咖啡店、快餐店、加油站、卖农机的店，我们单刀直入地往洗手间去。一家加油站，洗手间在商店外边的侧面，洗手间平时锁着，钥匙挂商店一，角的墙上。我每次进商店去取洗手间的钥匙，熟门熟路的好像取自家钥匙。一家卖农机的店，我们经过了三次，也去了三次洗手间。离去的时候，店主还友好地挥手向我们道再见。我真觉得很不好意思。自己也不买人家东西，对人家一无贡献。如果有钱的话真想买他一台农机！这一万公里的路上，真是做尽了不好意思的事，又阅尽了太有意思的事。
又想，一百年后，有人翻开Olympia餐馆那个留言本，会想，这么蹩脚的英文是谁写的？哦，一个中国来的外国人。这是个男人还是女人？怎么会找到这个小镇上来？这个中国人写的都是我们怎么怎么，那么一定不止一个中国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我们的小镇呢？
爱的托举
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后天，一年一度的玉琪师生画展开幕，今天要布展。来了五六个学生取画，一片嘈杂：“西母（师母）！西母（师母）！”学生不管多么高龄，一律管三十多岁的丽君叫师母，对玉琪的尊重波及丽君。我们终于可以去了。学生们的车一开，玉琪的车子马上就开，他不能让学生等他的。
但是，玉琪在门外叫起来：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搞的？
他那浑厚雄壮的男中音这么一吼，我知道出大事了一个粗心的学生搭了另一个学生的车走，把自己的车停在玉琪家的车库跟前，玉琪的车怎么出来？
学生从各自的家都按时去了，老师不去怎么布展？
玉琪一下大怒，像充足了气的足球，每一声吼叫都像一记射门。
丽君赶紧说，那学生有手机，给她打电话让她赶紧返回来就是。玉琪嗵嗵嗵地穿着大皮鞋就往客厅地毯上走——平时我们光着脚在地毯上又坐又躺。丽君冲上去抢过电话——她知道这时候杨老师一开口，准得把学生吓死。
我们对玉琪说，别着急别着急，电话已经打通了么。我们对“足球”进行远距离“按摩”。
那学生很快就返回了。好心的丽君生怕刚才吓着了她，跑出客厅，双脚伸进玉琪的一双大皮鞋就冲出门去招呼她——如果穿自己的鞋，还得用手提那鞋太慢了。
终于玉琪开出自己的车来。丽君拎上几瓶矿泉就往外跑，今天给我们开车的是只“足球”，谁敢动作慢？突然，丽君叫起来了：
啊呀！我穿了你的鞋了！
“足球”掉过脸看坐在他一边的丽君的脚，小小的美丽的脚套在他那又大又难看的旧皮鞋里，“足球”笑了。
丽君咕咚咕咚地套着大鞋奔回家。家里还有位客人，走前说好谁按铃也不用开。客人当然不会想到是丽君按铃，自然不开。铃声响了又响，客人坐不住了。走到门边，拎开上边的门窗一看是丽君，这才开门。他慢悠悠地说：幸亏我看上边，如果我看下边，看到一双男人的大皮鞋，我就不敢开了。
展厅外已经停满了车，学生无一敢迟到的。有的学生带丈夫来帮忙，有的带儿子。杨老师真的很“凶”：“你把包放下来！你把手插口袋里很难看的，你把手一插，人家就会有看法！你在这里做无用功，不算你的工作量，看看谁还在做无用功？”
我很吃惊。他批评的学生，年龄都比他大。我听说办画展的头一两年，玉琪真发大火。头一年，有些学生只顾挂自己的画，把自己的画先挂上好位置。玉琪一看大怒，把几幅挂在好地方的画拿下来放到近洗手间的最不好的地方。完了吼吼地骂：像这样自私还能学画？先有人品才有画品！我们要把正气培养起来！只顾挂自己的画，一盘散沙！中国过去搞不好，就因为一般散沙！有几个人明天开始不要到我这儿上课了！
在多伦多，教画的决不是玉珙一个。但是敢这么骂学生的，只有杨老师。这里一般的概念里，老师是由学生供养的，再说白了，老师是靠学生吃饭的。但是玉琪的学生们知道，玉琪不是靠这吃饭的，玉琪拼死拼活地教，把这些英国、日本、美国、香港的名牌大学的硕士生、双学位生当小学生来教，这对于玉琪，是一种大付出，是对中国文化的薪传。
玉琪还在吼：我们中华民族，要的就是团体的凝聚力！
听说第二天，那几位被批评的学生又来上课了，一个也没少，说：老师你讲的是对的。
第二年，画展结束收画的时候，有几位学生没到。还剩十来分钟的时候，那几位学生的丈夫到了，把各自妻子的画收下。玉琪又变成一个足球面孔：说几点到就是几点到！如果都像你们这样，像打败仗的样子！
丈夫们满脸通红，往前走一步不是，往后走一步不是。
“足球”继续射门：我不要这些学生！明天起不要来我这儿上课！
明天，学生还是一个不少。
越来越多的人要投奔很“凶”的杨老师。一般都找“西母”，“西母”好说话。“西母”的小本上，总有很多学生等着“拿位”。
画展办了八年了。今年布展玉琪不用变足球了。他“凶”名在外，学生训练有素。只有新学生可能有点差错，被杨老师“凶”几句。
两三百幅画，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错落有致地布好了。有一位男士站在一张折叠桌上挂字，不知怎的那桌自己折叠起来，把翩翩男士摔倒地下。男士依然翩翩，把桌子拉开了又站了上去。我看到那幅书法是四个大字：“乐在其中”。又一位丈夫来当义工，站在高桌上。妻使劲伸直手臂托住丈夫的臂部。纤纤玉手本托不住伟岸夫君，但是爱本是一种托举，一种使双方都提升的托举。
有两个人一边挂画一边说：“我是先看英文，再在心里译成中文，我本来已经不会中文了。”“我本来毛笔都不会拿，我从小去南洋，就想学国画，没想到直到六十岁才开始拿笔！”
我好像听到了中国画的世界语，我看这些字画，有的景是多伦多的，船是中国的。好像一幅书法：“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
不少画我乍一看一惊，好像看到一个个长得像玉琪的人。玉琪的点彩，玉琪的小鸟，玉琪的春色朦胧，玉琪的雪压巨松，玉琪的月圆月缺，玉琪的飞瀑直泻，玉琪的孤鹤傲立，须发飘拂，玉琪的对鸟冥思，饱经沧桑。当然，再看，不是玉琪，没有玉琪的气势和风骨和才情。但是终究一看就像玉琪的孩子，玉琪、玉琪、玉琪，面对展厅两三百个玉琪，我明白了这个很“凶”的杨老师，在用自己的生命做爱的托举。
花鸟泄天机——我又想到，玉琪，将又会是一个新的玉琪。当很多很多人在学杨玉琪的时候，当别人重复他的时候，他不能不再…次地走出自己。
我想想他一幅画上的款：“花非花，雾非雾，来去如春梦。”玉琪会做梦，所以他活得很丰富；玉琪会做梦，所以他活得很痛苦。
我在想，什么是他的下一个梦，多伦多之梦，国画的世界语之梦？
世界文化穷人和中国文化传人
九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两三百幅画，一二百个人，第八届杨玉琪师生画展开幕了。
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各自画下合影，好像在照毕业照。玉琪成了“名模”，被学生们蜂拥着在这儿那儿照相。香港学生正在说：多介老西（多谢老师），多介打伽（多谢大家）。七年前，1991年5月，玉琪在市政厅举办个人画展。举办个人画展对市政厅也是第一次，后来也没再举办过。那时玉琪刚来加拿大，一下面对好几百的参观者，面对不少国会议员，玉瑛也搞不清谁是谁。当年11月，又在列治文山市举办杨玉琪个人画展。四大排的花篮更叫玉琪吃惊——多伦多的花篮很一般的都要一百多加币。从不问津的花店也给玉琪送花篮了，大概太多人在花店订花篮，感动了花店？这是不是国画的世界语？世界上做蛋糕最好的人，一位连续几年在世界蛋糕比赛获第一的先生，特意送来一个大蛋糕。蛋糕面上是用奶油、糖仿制的玉琪的一幅画。这是不是国画的世界语？
还有一个舞狮队，从展厅外舞到展厅内，舞了一个多小时。我不能想像在中国美术馆展厅里会出现舞狮队，越是海外，越是中国。
1995年开始，加拿大电视台的国家多元文化台开辟一个栏目：杰出人物专访。分几部分。中文部分的片头，就是玉琪的镜头。前几天我在客厅里打开电视机正好看到这个镜头。我已经鼓动玉琪淘汰客厅里太一般化的柜子桌子，从Antiques里买来古旧家具、烛台，自己油漆、打理，客厅古稚气派。我笑玉琪：现在，一走进这客厅，就觉得是走进世界文化名人的家了。
玉琪说：什么世界文化名人？我是世界文化穷人。
玉琪当然不穷。不过他平时的穿着也常常像文化穷人。第一不愿去服装店买衣服。第二买衣服也绝对不肯试穿。打死也不试穿，宁可袖子长了裤腿长了回家让丽君改。
今画展开幕，他自然得西服领带。不过谁也不会想到，他只有三两根领带，而且还是莱斯理出生前在深圳买的。在玉琪看来，名人名家，不过尔尔。他问我：你说，世界上肖像印得最多的是谁？
我一时答不上。他笑：肯德鸡！——国内都把肯德基家乡鸡简称为肯德鸡。那位发明家乡鸡的老人印在多少招牌上快餐盒上！
这次画展他不想再展出自己的画了。任何重复性的事，他从心里不愿做，譬如展出。昨天午夜，丽君好歹说服了他。学生的画都用崭新的画框。玉琪自己只把一些旧画框里的画取下，放上今天他要展出的画。玻璃里边的灰也不吹掉，有的画也没放正，露出白边。倒是很像他这个“世界文化穷人”，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不修边幅。
展出也很低调，不拍录像（以前年年拍），不给记者新闻稿。他上台讲话，说我们是自拉自唱，用作品说话。说宣扬中华文化，不用请名人剪彩、捧场。
不过画展开幕式还是隆重。玉琪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但是在玉琪跟前，在画展上，一个个小学生似的兴奋。
他（她）们的家属又如同家长，陪着学生看画。这些学生有一位大师姐，八岁。她学画最早，画得又好，五六十或七八十的学生都管她叫大师姐。1993年的画展上，有一位长者要买大师姐的两幅画，他以为这样的画一定出自老先生的手。他找到玉琪，说要买老先生的这两幅画。玉琪笑：我不卖画，把大师姐找来。长者肃然起敬地迎候大师姐。一看那小女孩，笑死。小女孩也不会卖画，拉来了她的爸爸妈妈。
后来大师姐在画展上年年卖出一两幅画。
又一位老人，认识玉琪后每天吃两顿饭画十六小时——虽然完全不懂玉琪的话。画了四年多，直画到脖颈坏了，不能画了，只能来看画展。
玉琪这些年，用他的话讲，以亦中亦西之身，作亦中亦西之画。画里多了宁静多了缤纷。我一直以为是因了加拿大的枫和加拿大的多元、平和。我这几天看到的，是学生们反馈给他的对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热爱。越是海外，越是中国。
我们说好画展一结束，轻松一下去找Antiques。但是，我又提心里不愿做，譬如展出。昨天午夜，丽君好歹说服了他。学生的画都用崭新的画框。玉琪自己只把一些旧画框里的画取下，放上今天他要展出的画。玻璃里边的灰也不吹掉，有的画也没放正，露出白边。倒是很像他这个“世界文化穷人”，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所以不修边幅。
展出也很低调，不拍录像（以前年年拍），不给记者新闻稿。他上台讲话，说我们是自拉自唱，用作品说话。说宣扬中华文化，不用请名人剪彩、捧场。
不过画展开幕式还是隆重。玉琪的学生，大部分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但是在玉琪跟前，在画展上，一个个小学生似的兴奋。
他（她）们的家属又如同家长，陪着学生看画。这些学生有一位大师姐，八岁。她学画最早，画得又好，五六十或七八十的学生都管她叫大师姐。1993年的画展上，有一位长者要买大师姐的两幅画，他以为这样的画一定出自老先生的手。他找到玉琪，说要买老先生的这两幅画。玉琪笑：我不卖画，把大师姐找来。长者肃然起敬地迎候大师姐。一看那小女孩，笑死。小女孩也不会卖画，拉来了她的爸爸妈妈。
后来大师姐在画展上年年卖出一两幅画。
又一位老人，认识玉琪后每天吃两顿饭画十六小时——虽然完全不懂玉琪的话。画了四年多，直画到脖颈坏了，不能画了，只能来看画展。
玉琪这些年，用他的话讲，以亦中亦西之身，作亦中亦西之画。画里多了宁静多了缤纷。我一直以为是因了加拿大的枫和加拿大的多元、平和。我这几天看到的，是学生们反馈给他的对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热爱。越是海外，越是中国。
我们说好画展一结束，轻松一下去找Antiques。但是，我又提议还是先回家一下，我今天为了这个开幕式也穿得人五人六，我觉得好难受。这种硬挺的衣服早一分钟脱下都好！冲进家门，我以最快速度从连裤袜、皮鞋里脱颖而出，套上白线袜、运动裤、T恤衫，啊，这份躯体的自由人生的自由！我走下楼，不觉笑——玉琪也已经从西服革履里脱颖而出，便裤线袜，一看就是“世界文化穷人”。
玉琪笑：怎么样？我说好看是穿给人家看的么！
玉瑛开车。有什么办法，他开车开得好，再累也只好由他来开。他说：我是个永动机。
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记下今天的日期时，不知怎么就写上6月22日，自己也笑，明明是11月22日。不过，今天太阳这么旺，好像春来了，春来了。春意朦胧中，好像树梢朦朦地绽出绿来了。
明天玉琪一个学生举家搬回香港，好歹今晚要请杨老师和“西母”吃顿饭。请玉琪吃饭是请不动的，但是明天就“拜拜”了，不能不去的。来了十来个学生一起热闹。有香港移民的，台湾移民的，大陆移民的。他们管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叫“竹笙仔”，就是竹子两节中间的那层膜，意思是西人把他们当中国人，中国人认为他们不懂中国文化把他们当西人，他们两头不通。中国移民中，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人蜂涌，这两年不少港人又返回香港。讲国语的人越来越多。去大陆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说，他二十年前去昆明，一位十岁孩子很神气地说：美国算什么？这种对美国的一无所知令他吃惊。去年去南通，又一位十来岁的孩子说：我长大要考哈佛！这种言必称哈佛的口气也令他吃惊。他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
玉琪正在把中国的变化搬进多伦多。玉琪在多伦多新开的一家中文书店，由大陆十六家出版社供书，一下成为多伦多最大的中文书店，大陆的书一一下蜂涌进北美。今天玉琪走进书店，一位顾客说：
你就是杨先生吧？报上天天在连载你的事。玉琪脸上一派茫然。他只是想做事，想做没有做过的事，画没有画过的画。他的内心深处有一股什么劲，总想实现自己的能力，再实现自己的能力。他说西方人重结果，中国人重过程。他么，不是不重结果，不过他的兴趣只在过程。
他那张脸，笑眯眯圆乎乎的，像一只很招人的皮球，很容易使大大小小的球滚到他周围。一般人看到的，是他画画，或者他教画，或是他开书店。看不到的，是他发一只球要连续击中五六只球，做，一件事要达到几个目的。虽然一个人其实一生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有学生问他学好国画要多少时间？他说：两千年。国画的基本功是对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
这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传人。
他常常眯起眼睛看画的整体感受。我也想眯起眼睛看看他和他的学生们，找一下感受。但是一位学生带头高唱起（毕业歌）来了：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同学们，我们要兴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晚餐时又聊起文学。玉琪赞叹他昨天刚读完的贾平凹的随笔集。由贾平凹他讲到王安忆的小说，陈村的散文，程乃姗的《兰屋》。我知道玉琪光是读《红楼梦》，就读了二十多遍。用他的说法，读一两遍的时候觉得不大好看，读三五遍的时候才读出点味道，读八九遍的时候被抓住了，读十几遍后那是真正走进去了。
玉琪八九岁时家里穷，没电，他每晚蒙在被窝里偷偷用手电照着书看。有一天早上醒来，发现手电还亮着，那是他看书看困了就睡着了，忘了关手电。这一夜得浪费多少电池！把小玉琪心疼得不行！他没想到心疼的，是他的眼睛。他九岁就得戴眼镜了。可是哪来钱呢？他姨娘把一副用旧了的眼镜给了他，也不知是多少度的，反正他觉得戴了比不戴好一些。
玉琪十八岁的时候，就自认为是同辈中读书最多的。后来他在上海遇到一个比他小两岁但是比他读书还多的女孩，他再忘不了！
他一年后再去看那女孩时，那女孩已经死了，贫穷，肺结核。玉琪讲起三十几年前的这个女孩，激动不已，说：她读的书能比我多三分之二！
他的雄厚的男中音，在屋子里扩散开来，扩散开来。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画家像玉琪这样重读书，一直在苦读。今春他去泰州，有人求他一幅行书。这种事，他只要答应了一个人，就会立刻出现一队人——立刻排起了长长的队。玉琪来者不拒地哗哗写来，一人一一幅行书。整整写了一个下午，一分钟没停过，一幅都不重复，给不同的人写不同的诗。我想，得读下多少古书才能有这样的积累？
我想起他说的，学好中国画要两千年。
玉琪可以为老家泰州的随便什么人一人一幅字，也可以对海外这儿那儿盗用他名字的假画，或是不经他同意就把他的画搬上挂历的做法不置一词。他的学生说：老师，你为什么不打官司？可以赔你很多钱的。玉琪一一笑：我哪有这个精力。
人的精力常常是不能分散的。有的时候，即使精力分散了再能收回来，也已经不是原先的自己了。
玉琪未必没有孤独感，但是绝无寂寞感。他把媒体全挡在了门外。他正在几小时几小时地蕴酿和思考。他年轻时有二十年的水彩画和油画的功底，他才会有如今亦中亦西的绘画语言。他涌涌地觉得他就要有全新的突破，他就要找到他的国画世界语了。
在他看来，未必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是，越是世界的越是中国的——他要把他的世界语国画，全部送给中国。
玉琪讲到动情处，好像已经走进他的画境，走回他的中国。
这顿晚饭我和他都没吃什么。我说，本来我以为文章写完了。想看看电影了。这下我又得去加上一段。早知道不跟你聊。
他说，正因为你文章写完了，才和你瞎聊，本来也不过是聊聊而已。你想，你的文字都写完了，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写的你都写了些什么，我那里有一大堆材料都没给你看。我也只是难得有你这么个人可以什么都谈的。
圣诞的铃声响起来了
九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玉琪要晚上才从旧金山回来。乘他不在，我白天也穿睡裙。天蓝色，白纱的圆领，又臭美，又舒服自在。但是，我忘了家里还有一个男人。“阿姨，你可以换衣服了。”莱斯理提醒我。一会儿我和丽君要去莱斯理小学，参加他们的圣诞晚会。
我飞快地换好衣服背了书包下楼。莱斯理在楼梯下等我：“阿姨，你不用带书包。”他又行使男人的责权了。玉琪不在家的这两天，他好像长大了许多。在超市购物，一定不让我付款，一定要丽君一起付。我把我买的东西划拉到一起让售货员结算，莱斯理赶紧对售货员说：“Together！”示意我的一堆和丽君的一堆放在一起结算。坚决得完全像个大男子汉。我说，莱斯理，等你长大赚钱了，再给阿姨买东西。
圣诞前夕，家家户户在屋子外边都拉起了彩灯。或者是给房子勾边，或者把一棵棵松树打扮得好像一个个挂着大串饰物，穿起节日裙装的美丽姑娘。门前挂了干花蝴蝶结，院子里放了鹿车、圣诞老人。当然是为自己高兴，不过更多的是给大家享受。我想起中国百姓过新年，更多的是讲究实惠，譬如吃，譬如求个好兆头，恭喜发财，大吉大利。这些年大家对春节的兴趣越来越淡化，或许正是由讲究实惠进而追求精神、氛围、心情、感觉、情调、意境。
晚上六点半，我们三人走进莱斯理的Terry Fox小学，这是多伦多很不错的一所学校。一进过道，满眼全是学生做的工艺品，学生画的、剪贴的画。我一一下明白了，加拿大为什么全民工艺化，为什么乡间小路能长出一个个Antiques店。我想照下来。刚照一张胶卷用完。我书包里有新胶卷。“莱斯理，你给我换一下胶卷。”莱斯理什么都能做好。
走到莱斯理教室前，老师还没来，门还没开。莱斯理和几个学生站在门前，自然地排成队，只要是不止一个人，就自然地站成队。这种自小养成的有序，就好像早起要洗脸，睡前要刷牙一样。
忽然，队伍生动起来，莱斯理的眼睛辉亮起来，好像发生了令他们最快活的事。莱斯理捏起两只小拳头，别的学生也捏起两只小拳头，这是要做什么？我寻找他们的眼光的聚焦点，哦，老师来了，老朋友般对他们笑着。不知哪个学生快活地喊了句：“I miss you（我想你）！”老师也快活得叫：“Yeah！”学生们大叫“Yeah！”“Yeah！”一下冲进教室。
原来，捏紧拳头是在准备冲锋，冲进他们心爱的教室。Yeah、Yeah地和他们老朋友老师在一起。老朋友的平等关系，最能释放个性，激发快乐的心情。世人总在苦苦追求各人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其实人生最难得的东西，就是——快乐。
学校的圣诞晚会，每个学生都可以表演，每个学生都可以不表演。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服装最好上身白色下身黑色，如果没有白衣黑裤（黑裙）也可以不这么穿。
不知怎的我想起那辆三色冰淇淋似的警车，那个两岁的小孩一定要上警车，那位高大的警察尊重两岁小孩的意愿，把他抱上警车顶的“儿童游乐场”。
学生们晚会前都在教室里游戏，好像这只是个周末。晚会时学生们走上台去，男生女生的上衣，虽然几乎都是白色，但就是平时穿的短袖汗衫、长袖T恤、衬衫。认真看来，有的过长过大，这里的孩子常常穿过大的T恤。有的过短过小，显然是孩子长个儿了还穿着旧衣服。刚才在过道里，看到墙根下排满了总有一百多个大塑料口袋，学生们经常把自己穿小的衣服交给学校，学校再送专门机构处理后送给贫困的孩子。我在长长的过道里走，感觉着这种自小养成的对人的呵护。我好像走在那条原始森林里用碎木片铺成的小路上，松软温暖。一棵棵砍下的树随意地放在路边，不着痕迹地为游人指路，这种不知不觉的呵护！
校长致开幕词后，一位壮壮的西装革履的先生上台主持。但是，怎么的？麦克风里传出小女孩的声音？他怎么发出女孩的声音？再看他其实很小，大概是小学高年级的学生。这里的小学是八年制，外国孩子就已经长得高高大大了。再加上笔挺的西服领带，我以为是年轻教师，可他还没变嗓呢！
学生上台前或是上台后，一样的轻松自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西片里的儿童演员演来那么自然。
学生品种繁多，黑的，白的，黄的，棕的，好像加拿大的枫叶多彩而丰富。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从这里开始。最多的居然是中国孩子。学生唱圣诞歌，唱《欢乐颂》。歌声轻漫甜柔，好像圣诞夜，轻漫的雪片飘洒到灯光温暖的屋子上。屋子里，圣诞树下，黄孩子、白孩子、黑孩子一派欢乐、甜蜜，等待圣诞老人驾着鹿车远远地在天际出现。
Jinggle bells，jinggle bells；铃儿响叮当；铃儿响叮当。圣诞的铃声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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