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我开车来到天刚所在学校，天刚还没下课，我站在教学楼楼梯口等他。三叔过世8个月来，除开暑假的两个月，每逢月底，我都要来一趟天刚的学校，再去一趟天娇的学校，预支给他俩下月的生活费。我本可以不来，直接把钱按月打到他们卡上，但我坚持每月来一趟，除了送钱，还询问一些他们的学习情况和生活情况，看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忙解决，有什么心结需要我帮忙打开。我想当初三叔把钱托付我代管，也应该包含这层意思，要我替他关心照顾好兄妹俩。我每月给天刚的钱，估计他并没有花完，把结余的钱存起来了；而每月给天娇的钱，她都不够花。这从两人接待我的不同态度看得出来。每回送钱给天刚，他总是平平淡淡，顺手接过钱，塞进书包，像是塞进一本书而已。头两回我来，天刚反劝我下回不要来，把钱直接打到他卡上就行，说我没必要来回耗费汽油。后来看我坚持要来，也就不说了，只是建议我别开车，告诉我坐几路几路公汽，很方便，公汽虽然停靠站多，但本城司机喜欢开快车，估计跟我自己开车所用时间差不多。为了顺他的意，下回再来，我把车停在校门口，不开到教学楼来，骗他说我坐公汽来的，路上所用时间真的跟开车差不多，他听了很得意。还好，他最终没有建议我走路来。天娇就不一样，每月月底见着我，就像见到救星。要是路上堵车，晚了时间，她会不断地来电话催，问我到了哪儿。一旦从我手上将钱抢接过去，立马跟同学打电话，邀同学一块儿下馆子或逛街。有回她指责我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太过教条和死板，建议我采取科学合理的按需分配原则。像他哥这样开支不大，就该少给；像她这样开支比较丰富，就应该多给。她告诉我，某家权威调查机构数据统计，大学女生的开支是男生开支的1.73倍。她举例说，女生要做头发，要买化妆品，购置衣服的钱也比男生要多。虽然她的动机不怎么纯，但我听了还是高兴，毕竟她学了知识后懂得用知识来说服别人。我最终并没有如她所愿重新调整分配方案，只是每月从自己钱包里拿出些钱，以补贴她的开支。

    我在楼梯口等天刚的时候，习惯性地走到旁边的公告栏，看看栏里花花绿绿的小广告。广告缝里贴的一张小纸条，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是个“招领启事”：

    捡到一个钱包，找学校垃圾站王伯认领。

    我好奇的不是这张小纸条的内容，而是它的笔迹。笔画极细，字体又长又瘦，每个字相互之间挨得很紧，无疑这又是三叔用那支有胆钢笔写的。这回我的反应，让我自己感到意外，我居然没有太多的惊讶。也许是三叔出事后，他让我惊讶的东西太多，以致现在我会觉得，凡突然冒出的有关三叔的情况，一切皆有可能，所有意外均不构成意外。

    我不再等天刚下课，跑去垃圾站找王伯。王伯看我气喘吁吁的模样，不等我开口，便道：“教授，你也是来认领钱包的？”他错把我当成本校老师，我说：“不是，我找写这纸条的人。”我把“招领启事”给他看，王伯说：“你来晚了，上礼拜他死了，拖去火葬场火化了。”我听了心口一阵绞痛。我要王伯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王伯说他是个哑巴，来了8个月，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也没见他跟任何人联系过，估计他没有亲人，他一直在学校捡破烂，每个月都会失踪好几天，他身体很坏，王伯让他住在垃圾站里。我正要离开，王伯说等等，从屋里拿出一件用报纸包着的东西给我，说：“哑巴临终托付我的，让我帮他把这个转交给来找他的人。”我打开报纸，是一支钢笔，那支三叔在我上高中的时候送给我，又在我高中毕业后私下拿回去的钢笔，笔盖上依稀能辨认出“吴刘年生专用”的字样。这支从我手中消失27年的有胆钢笔，如今又意外地回到我的手中。

    我分别给天刚、天娇发信息，告诉他们今天我有事脱不开身，明天去学校送钱给他们。我直接开车去殡仪馆。我想殡仪馆应该还保存着三叔的骨灰，我要赶在他们下班前，将它取回。一路上，我心里冒出太多的疑问，这些疑问随着三叔现在真正的过世，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我只能是自己去想象它们的答案。

    4月2日下午窑上发生穿孔之前，三叔早已准备了一具替身——附近山冈上，有一些新坟，三叔从中挖掘一具尸体，在穿孔之前，将他摆在窑里的穿孔处，自己却从窑里溜了出来。替身被送回三叔家后，正如三叔事先设想的那样，画师用神奇的双手，将替身修整成了三叔。三叔从窑上逃脱后，径直去了天刚所在学校，装扮成哑巴，以捡破烂为生，每天在天刚经过的地方，远远地望着，目光里盛满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深情厚爱。每个月里，三叔还会去天娇所在学校呆几天，同样远远地望着……三叔知道月底我给天刚送钱时，会去观看公告栏里的文字，他在辞世前，便以“招领启事”的方式，透露给我他并没有在窑上出事的秘密，并把赠送给我的这支有胆钢笔归还给我，“引领”我去殡仪馆取回他的骨灰。

    我回想起3月28日三叔来我家，晚上我去送他，我们坐在桥头马路边的栏椅上，一面等小李的煤车，一面闲聊。那晚雨停了，桥头风很大，月亮在天边忽隐忽现。三叔盯着很远的天空发呆，突然问我：“谷良，你说天堂有窑不？”我愣了下，很肯定地回答他：“没有。天堂哪有这么辛苦这么冒险的活？天堂里，每个人都生活得很轻松，很快乐，很平安。”三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意，转而脸色沉了下去，自语道：“要是没窑，怎么赚钱供孩子读书？”

    那晚三叔说过的话，我只当是闲聊，没放心上。哪知三叔是有意问我，他其实早已给自己的人生布好局。

    汽车开出城，远山上的殡仪馆似隐似现，天空陡然开阔高远，大大小小的云朵，在天际飘忽，我想问三叔，你在那边还好吗？

    原载《文学界》2011年8月号上旬刊

    原刊责编 刘雪琳

    本刊责编 章颖

    创作谈：做小说的乐趣

    吴刘维

    做小说，跟做公司、做产品不一样。现在做公司、做产品，很难标新立异，很难避免同质化。做小说则不同，优秀的小说永远是独一无二的，包括它的细节、情节、人物以及叙述方式、内在含蕴。

    做小说只需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一场手指运动，便可以缔造一个理想王国。它以最低的成本，赚取最大的快乐。

    做小说是一个人的游戏。好比在湖边建造一间木屋，从设计到搭架，从钉木板、镶嵌门窗到安梁盖瓦，从头到尾是你一个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很主动也很主观、不受任何胁迫的劳动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即便你建好后看见它突然倒塌，你也会哈哈大笑。没什么的，大不了重来。

    当然，你要是指望拿这房子去卖钱，指望这房子成为一处著名的风景，招揽众多游人，以此换取你所需的名利，那就另当别论。那就不会有这份怡然自乐。

    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网吧，文字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出口。文字是让我们沉重的人生缓过一口气来的氧吧。

    所以我重新回到文字，回到文学，以最平和的心态，努力呈现最深邃的文字。

    写《天堂无窑》这篇小说，除了揭示当下农民的生存困境，表达的还有两层意思：一是，农民不是农民。商业时代的农民已经跟农耕时代的农民有了本质区别，他们懂得用最低的成本去获取最大的利润。三叔的肉体就是三叔的成本，这具行将死亡的肉体，实际上算不上成本，三叔用零成本获取了35万元。二是，罪犯不是罪犯。在道德沦丧、人性堕落的当下，不为人知的犯罪，已经不算是犯罪，就像官员收取贿赂，只要无人举报，官员就心安理得，不觉得这是犯罪；就像我们开车闯红灯，只要不被发现，就心安理得，不觉得这是违规。普遍有犯罪意识，却无犯罪感，这是当下社会的一种变态。好比三叔，他诈骗了35万，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罪犯，因为比起某些人一个电话、一张批条、一个公章便可以获取滚滚横财，三叔以生命为代价，反倒令人同情，让人感动。

    感谢《文学界》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让三叔活下来了，也让大伙看见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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