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启动到批准立项再到完成鉴定，本书经历了10年时光。
2004年，我在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艺社会学史纲》完成后，即着手开始了新项目的申报工作。然而，好事多磨。2005～2008年，连续申报了4年，其间3次通过了通信评审，但最终获准立项是2008年。同年省高校项目也获准立项。真是要么都不来，要来全都来。于是，在研究过程中，这两个项目也就自然合二而一了。
之所以锲而不舍，坚持申报，在于做第一个项目过程中的发现和感悟。
在《文艺社会学史纲》中，我将当时的中国文艺社会学形态分为三大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三民主义学派、自由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这一章分为三节：阶级话语、民族话语、党性话语。为了写好阶级话语这一节，我在进入左翼文艺的同时，也进入了苏区文艺。尽管我是江西人，但是，对于苏区这段历史，其实并不熟悉。进入之后，感觉到过去对于苏区，包括苏区文学、苏区文艺、苏区文化的了解与识见，比较肤浅，且不少成见、偏见。从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视角，把一些东西梳理清楚是有必要的，也是有价值的。不过，囿于当时的研究目标和宗旨，未能深入。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有待后续研究了。所以，上一个课题完成后，便开始了新项目的准备工作。
项目迟迟未能获批，但研究并未中断。我带的2004级文艺学3位研究生，从入学开始便跟我开展了这项工作。首先是资料的查找、收集、整理。当时南昌文教路的旧书市场，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有时我没时间，便让研究生自己去。他们给我打电话，说看到一些书，该买还是不买，拿捏不准。我告之以一个简单方法：只要是和苏区有关的，就买。于是，有时一捆捆扛回来。厚厚的14卷大本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则是2002级的何世剑同学在北京读博期间，从旧书市场淘得并搬运回来的。孔夫子旧书网，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常可淘到一些有用的书。接着，便是将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文献资料，做成电子文档。这是一项极繁琐、细致的工作，不但需要一页页扫描，而且需要一行行校对。张剑锋、吴超昭、熊安宇3位同学，为此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再接着，便是进行初步研究。3位同学的硕士学位论文，全是写苏区文艺。其中，张剑锋的是《中央苏区文艺理论研究（1927～1934）》，吴超昭的是《中央苏区文艺体制研究》，熊安宇的是《中央苏区文艺形态研究》。以后几届研究生，陆续写这方面的学位论文的还有陶运宗的《革命与景观——苏区图像文化研究》、龙文武的《从苏区文艺到延安文艺——比较文学视野下中国革命文艺形态的历史建构研究》、徐春的《1940年代周扬、冯雪峰对〈讲话〉阐释的差异性研究》等。
由于前期准备比较充分，所以2008年立项后，项目进展比较顺利。首先，我拟定了研究大纲，并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分工。尔后，我先写出了第一、二章，以便为整体研究提供一个具有统一性、协调性的基调与规范。项目的第二负责人杜吉刚教授对全书的体例安排和观点表述等，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并负责撰写了第三章。第五章由汤建萍撰写完成。由于有的成员后来担负了其他任务，所以，第四、六章，以及引言和参考文献等，也由我来完成了。课题组成员江马益、王建美、吴超昭、龙文武、徐春、严惠仁等，参加了课题组的多次讨论以及资料的查找、收集、核实。初稿完成后，杜吉刚参与了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项目经费的日常管理和报销审核等一系列繁琐工作，则由吴超昭负责。因此，这一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本书得到了诸多专家学者的悉心关照和大力支持。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黄南南教授，在苏区文艺与文化研究中多有耕耘与建树，早在1998年便合作出版了《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一书。因此，当初申报时，他担任了项目的第二主持人。只是因为后来他自己也要申报项目，而按照当时的规定，凡申报者便不能作为其他课题组成员，所以才不得不退出。不过，尽管如此，他仍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相关资料，毫无保留地向我提供，这是我始终特别感激的。河北师范大学曹桂方教授，在延安文艺研究中术有专攻，当他得知我亟须《延安文艺丛书》时，很爽快地表示愿将他珍藏的那套借我。后来由于他自己要做《延安文艺史》研究，一时还离不开这套书，而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也收齐了这套书，于是他在表示歉意的同时（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俟自己的《延安文艺史》 （上、下册）一出版，马上给我寄来了一套。南昌大学周声柱教授，2005年在他负责的学校211工程项目中，同意了我的“苏区文艺政策研究”立项并给予了经费支持。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导陆贵山教授和北京大学博导董学文教授，从本课题的设计开始，便对我的研究给予了悉心指导和帮助。其实，准确地说，应该是从1998年的第一个项目开始，陆贵山、董学文两位先生的关心与关照，就始终伴我前行。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我还要感谢南昌大学社科处处长宋三平教授、江西省社科规划办李小华处长，以及南昌大学财务处、社科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和便利。还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以及各位评审专家，正是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使我的研究得以完成。
最后，我还要感谢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将书稿纳入了2014年度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全额资助；我还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孙燕生先生为本书顺利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课题在研期间，我的级别获得了突破性提升：2008年做了外公，2012年当了爷爷。一个个新生命的到来，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和无穷乐趣。我对生活充满了感恩。不过，先是照顾外孙，现在是照顾孙女，一大堆家务活，一如既往地由太太全包了。20年前，我在第一本著作的后记中曾提了一句：“上饶师专图书馆陆蕴芳女士为笔者查找收集资料提供了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10年前，我在第一个项目的后记中特别写了一段：“我还要感激我的妻子陆蕴芳女士。多年以来，小至油盐酱醋，大到购房装修，她里里外外一把手。没有她的全力支持和支撑，我的研究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有了第三代，我本该在日常生活中多尽一些责任和义务。但是，一时半会儿还难以如愿。2013年又拿了个新项目，而且是重点。我称之为最后的绝唱。我必须继续努力。太太，也得因此而又要和我重新上路，风雨兼程了。
囿于学识与精力，无论是理论概括还是文献征引，疏漏与舛误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指正。
是为记。
周平远2013年12月15日于南昌高校小区
2014年6月4日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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