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翰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理学院Microbiology/Bacteriology，2014年11月5日
去年春初，你曾来函提及贵室将于四月中旬主办“抗击非典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参会或者交篇论文。我不知为何你们会找到我，但既未如期交稿又未去函解释，我很抱歉。可能有些理由不登大雅之堂，难以启齿。请姑且就认为是隔行如隔山吧。我以前攻读政治学，主修国际关系，2003年6月我重新回到维多利亚大学后，转到理学院开始钻研微生物和细菌学，毕业后留校执教至今。在显微镜下看着细菌们分分合合，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也只能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生命的指示。能不能得到就看个人造化了。说白了，早在很久之前我就认为，所有的自然与社会科学其实都不过是在研究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单层或多重的关系，然后形成符合时代与发展的一定之规，供人类暂且使用，直至被推翻，产生新的适应需要并被验证为可行的所谓公理。任何学者的使命莫过于此。也许我的方向与病毒可以勉强扯上一些关系，但依然觉得在相对较为陌生的领域，还是少发言为妙。来函称在五年前一个两岸三地的呼吸病研讨会上见过我，没错，但在我的认识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类似于追思会性质的集会。你可能注意到，一周会期里我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因为，对于经历过的苦难，我们除掉默哀是不能通过说上什么便可以挽回的。尤其是在想象中不得不面对在苦难中死去的人们时。
还是不妨直接告诉你吧——感谢此刻杯中的祖国烧酒给了我勇气，我不去参会的主要原因并不为此。我能说那些现在还忍受着残疾分分秒秒折磨的不幸者体内的糖皮质激素当初是被迫注射的吗？你当然可以反对，说什么情势所迫，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并且做到了，你立足于利弊权衡的出发点。可是，对于如今还苟活在世上的幸存者、痛苦的个体，你不能无视，他们生命与痛苦孰轻孰重的问题。你我都不是他们，无须置辩。但至少当年面对注满糖皮质的针管时，有知晓激素在自己体内游动的后果的权利。我反感用半吊子成果来给彼此庆功的会议，尤其是痛苦声还不绝如缕的时刻。在科学上，99％也等于0。
今天，我之所以提笔给你写信，不是打算写什么文章。因为前几日你又锲而不舍地来函，说要编撰一本《非典幸存者》纪实故事集。我想了几天，老实说我不够格——下文会让你明了此意，但这次倒愿意说说了。如实讲出我的故事，比写篇起承转合得照顾方方面面感情的文章，可能对你的编撰计划更有裨益。至少是另外一种声音吧。我希望如此，但人各有所好，或许是你不想看到的那种。
我的案例确实足够特别。
我被关进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室里。我先是准备逃离，但这显然是徒劳的。我想给我当时的女友打个电话。我们是高中同学，同桌两年，属于日久生情的那种，在互帮互助中彼此产生依赖。我来加拿大留学，她留在杭城一所高校。那里是我们的故乡。四年异地恋时光似乎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厚了。也许是没能在身边找到像她一样可供依赖的人。在我隐晦地向她求证时，敏感的她立即否定了这一点。但这种想法在我脑中祛除不去，甚至直接导致我怀疑起自己的爱情来。而她从来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或者意识到了却视之正常。她是个小家碧玉类型的江南女性，信念坚定，对我们的未来充满热情。当时，我也不认为一个单纯的想法就会带来什么改弦更张的变化。人一定是循着惯性的步调走下去的。至多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点也不重要，我宁愿看作错觉。但事与愿违，它带来的影响似乎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商量好了，我一学成回国就领证结婚。她说，那就让我们开始踏上安逸幸福的生活征途吧。我没有反对。
但是手机被没收了。直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这个必要。而且，没几天，我感觉自己的声音也消失了。偌大的隔离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人和你交谈。语言功能认识到自己的多余，干脆躲到爪哇国逍遥去了。周围不是静谧、深沉，而是像地窖一般窒闷，像雾霾一般昏沉。有一扇窗户，但它被恍如铁皮的黑布封死了。我头顶的一只白炽灯没日没夜地亮着，让人分不清黑夜和白天。我刚从加拿大回国，但显然已经丧失时差感。无法睡着。只能通过保洁阿姨的莅临来推算时间。第一次她进来，我问几点了。她隔了半晌——可能认为对于我这类病人来说时间不再重要——每天早上八点左右我到达你这个房间，她说。她不掩饰脸上被逼无奈的神情。她下午六点左右再来一次，给我量体温。我觉得她是认识到我并不像其他有气无力的病人那样可怕，方才解释说，这是医生告诉她，这个时间点人身体的温度最高。为何要选择体温最高的时刻？
我刚表达出要给女友写封信的意思，保洁阿姨就阻止了我。她说，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严密检查，院方也不提倡病人写信，因此基本上是无法寄出的。虽说明知无法投递，也许是出于安慰我，她才没有把话说得那般绝。
是防止疫情泄露？我问。她可能理解成疫情蔓延，做了个模糊的否认手势。她暗示我，院方不准她和病人交谈。一开始，我的隔离室里，几乎没有医护人员进入，仿佛我是一只关于笼中的野兽，仍然具有近距离伤人的能力。他们就像动物园里的游客一样躲在门上的玻璃——它五寸见方，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是否掀开覆盖其上的布帘——之外，面无表情之上是一双双藏掖着惊恐、忧虑的眼睛。渐渐地，我从里面都已经看不出同情。他们的经历让他们有了这种转变，可我却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保洁阿姨为了她微薄的薪水，才不得不来打扫房间，顺便给我量体温。也许后者更为主要。我活动的区域仅限于床上，地面干洁，而床她从来是不碰的，所以她在这里待不上五分钟。我只好故意将地面弄脏，但即使这样，我也越来越难以从她嘴里刺探出什么消息。我想，她该是被玻璃外的窥视者警告过。
仿佛我是一团火——我的整个身体确实被烧成这样了，也许只是幻觉——她往前探几次，才敢用体温计的尖梢触及我的身体。通常不过一分钟，测量任务就完成了。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包括我。体温计上显示的不过是隔离室里密不透风的空气的温度。后来事实证明，只不过是隔离——是隔离——摧残了我的精神，发烧虽不是幻觉但与非典毫无关系。直到一种药物被研究证明可以控制疫情，少却了自身感染的担心，才陆续有满身装备的医护人员靠近我。不过我被确诊，并未感染，只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我只是患了普通感冒，被他们押解进这里。
于是——我能说真是天幸吗？他们，就在我的病床前几经争执，良心人士占了上风，我才没有被注射一种激素。它就是后来我闻之色变的糖皮质。但是，他们一致认为，我仍然得继续隔离。没有人征询我的意见，他们当我不存在。但他们解释原因，以观后效，他们说。我尽管没有感染非典但被隔离进来，而这里SARS冠状病毒和空气一样密集，因此仍然存在我在这里被感染的可能。以观后效。我的生命权、选择权和自我保护权呢。不值一提。他们像狱卒一样，掌握着牢囚的一切生死。
在上回国飞机前的十多天我就不得不正视那个问题。白天浑噩，夜不能寐。日子临近，头疼脑热也益发加剧。一个办法也没有想出来。想了很多但又逐一推翻了。怎么和她说上第一句，我都不知道。而且我还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选择。愿意回来面对她，就说明我仍然处在矛盾的煎熬之中。那么，就把决定权交给她——她让我依赖的魔力依旧存在，或者，见机行事？十三个小时的飞机，很快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夜里十一点。春夜的风沁人心脾，有一种芬芳的气息。出口就在前方。忽然，我们被要求体检。也不过是测量体温。但谁能料到，我却被隔离起来。隔离，与正常世界脱除任何关系，包括她。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我不太想和我的女友就这样结婚。如果非要问及原因——也许你并不感兴趣，无论怎么说，它毕竟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最初导火索。没有这个想法，一心想着要见到所爱的人兴冲冲踏上归程的我，会发烧吗？我想，用生疏可以勉强表意吧。但显然不止于此。那时，我觉得我的人生还应该充满不确定性，不可以就这么被固定下来，被捆死绑牢。从此刻起，就能预测停止最后一声呼吸之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加拿大四年，我的眼界开阔了——原谅我吧，神，这也只是一个借口。我开始嘲笑以前所认为的爱情是生命最重要成分的想法。我为我的嘲笑而恼火，但无法遏制。当然，按照最通俗易懂的理解，就是——背叛。还能有更好的答案吗？而她的不幸在于，她不是特定的对象，无论她是谁，都得面对我的背叛。我的背叛是对我曾经经历的生命历程的背叛。而绝不在爱情层面，当时和后来，包括现在，始终没有另一个女人能像她那样可供我依赖。即使在她死后。
后来我想，这也许是一件幸事。对谁都是。你和我都见过太多，爱只会被日常生活消磨，不知觉间减少，却没有机会增加。总有一天不得不成为负值。要么像细菌一样，一个人吞噬了另一个，壮大了自己，让对方不复存在。但对世界也没有任何好处。
时间像被谁一刀划断了，历史不再衔接。出院后，我又回到加拿大。我无处可逃。既然上天给了世界一场非典，我被牵扯其中，自我凌辱的方式便是告诉自己，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它是契机，也是暗示，连是最直白不过的命令都有可能。以前的岁月不存在了，“我”也从此消失似的。每个人都得遵从自己的想法行事，如果要想获得内心安宁的话。我偶尔还会想，如果没有非典，我该怎么面对她，也许我只是给她一个期待的拥抱，什么苗头都化为无形了，权当内心里一直没有旁骛地坚守，像她构想的那样——也像我的——平淡无奇地厮守下去。人生是不是和现在截然不同。这一切当然都无法验证了。
在小汤山医院的墙面上，我曾见过她的名字。
我现在的妻子是意大利人。几年前她来维多利亚大学进修意大利研究专业。她因为与父母闹翻而得不到经济资助，具体原因我没问。后来虽然知道了，但我既不理会也不在乎。世界各个角落里每天都在播散着类似的情绪。他们之间至多通通电话，一年也不过两三次，到现在，我还没见过我的岳父母呢。当然，国界不是问题。在我们的祖国，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我们倒安心于此。他们一心想要她回国。所以才一直守在那里。不来探望就是一种决绝姿势的无言表达。而她却认为那是个不能安静地待上一秒钟的伤心地。我有时甚至想，我不过是她的一枚棋子，向她父母证明她反抗的决心。我不会向她提及这糟糕的设想。为了自食其力，她只得在图书馆兼职。我经常去查阅医学书籍。我们相识了，没有经历过如胶似漆的恋爱，但不排除也存在一种激情或者年龄带来的甜蜜，未出半年就讨论婚姻事宜，仿佛这很顺理成章，就该这样。也的确容易，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十多年，高中三年我经常吃住在我以前的女友家，她父母视我如子，我不知道是否因此才让我过早地步入婚姻的沉闷期，这听上去很荒谬，我们还不是夫妻呢。而她绝不愿意父母掺和此事，考虑他们情理之中的反对干脆未通知。我们在2009年圣诞节举行仪式。在一座建于殖民时期的过于陈旧的教堂，由代表上帝的牧师宣布我们成为夫妻。整个过程都有些潦草。
据她说，她的父亲以前做汽车修理生意，后来贩运汽车，赶上了经济潮流，赚到了花不完的钱，接着拓展经营搞起了皮革，亏损了一些，但对于存款的账面金额来说不值一提，于是完全按照兴趣——也是出于她母亲的要求，她凡事总要插上一杆的——只在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的业务范围内倒腾，雇佣了很多中国人。事业渐趋巅峰时却急流勇退，过早地安度晚年起来。瓷器、茶叶和丝绸，让她从小对中国就有了好感。但是，且慢——这种凭空产生的，因为陌生和距离方才存在的好感，即使不是难经推敲的，也会像幻彩的泡沫一样。我曾经质问过她，你是因为中国才喜欢我吗？我刚出口，就厌恶了喜欢这个词。它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显得别扭，甚至可笑。而且，我和我以前的女友之间从来不会这么直接，更不会质问。她的回答既不经意倒又坦然，她说，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吗？我收敛了莫名其妙诞生出来的受伤情绪，装作开玩笑地说，那么，你也应该到中国去，我身上不具有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她像是想将一个不太有意思的玩笑开得更深入些似地反问，什么才是典型的中国男人特质？我们之间自有默契。或者说，我们之间的默契也仅止于这种话题和这种程度。在我不作回答之后，她倒也没有盘根问底。由此可见，这并不是一个盘踞在她身体里的心结。那个在她内心阴魂不散的幽灵不是这个，我模糊知晓，但从来不问。就像她从来不打听我的过去，连一点这样的意愿都没有。这该让人感觉伤感还是庆幸。不，都不是，殊途同归的结果是唯一的，麻木。她时刻注意不让那个幽灵出来，就像我避免不让过去来干扰生活一样。值得珍惜与否是另外一码事，生活有着它自身约定俗成的规则，得服从。但它们就在那里，不消淡，不远离。她和我一样。
不过有次她说，要不，你带我回中国吧。我没有不置可否，干脆利落地拒绝。当你远离祖国时，那一整块大陆都变成了伤心地。即使梦里都没有勇气重新踏上它。她没有意外，甚至都没有等待回答，仿佛问题问完也就完了，又低头开始织起毛衣来。她比照着书里的中国花式，但织得针眼粗大，布局拙劣，没人穿，她也不送给流浪的乞丐。于她不过是一种消遣，或者——缅怀？——她见过太多中国人，其中有一个……总之织了拆，拆了织。没完没了。
我从来都不想去考虑这次婚姻的前因后果。就像非典一样，我需要一个变化。最好无中生有。就这么简单。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的家庭，可以面对不同的生活。这才是我需要的。她是谁、什么样的女人，残酷一点说，在当时我都在所不问的。也许对我来说唯一存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直接对她说，我们其实就是凑合在一起的，我想她都不至于反对。她想不出理由要来反对。至多不屑争辩地呃一声，赞同？她再坦诚些，会说，事实就是这样，她当初和现在也都是这样想的啊。
因为没有共同语言我们少有争吵，日子不甜蜜，却也无人无事生非。我让她获得了加拿大的永久居留权。在她也肯定认为，我的某种意图得到了满足。我不否认。比如割断过去。但不是交换。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复杂。是的，割断，在当时，在未来与过去之间划一条线，彼此都无法逾越，偷袭对方阵地。
孩子已经上幼稚园。是他，在我们像偶然与必然交织而成的流水账似的生活里，注进了一些亮色和活力。
偶尔思念故乡了，我就去中国城转转。那里天南海北的乡音，在我听来都很悦耳。但我几乎不和他们交谈。维多利亚是个港口城市，风景宜人，我因为什么烦闷时常去离家不远的卡皮兰诺吊桥公园，有时去詹姆士海湾，甚至去惠斯勒小镇滑雪，那里的风和冰都有家乡的味道。时隔多年，生活渐趋稳定，难得再有变故，不管这变故是我期望的还是惧怕的。
我想过要去寻找她。但脑海里一出现那个场景，我就丧失了所有的勇气。小汤山医院墙壁上我的名字，是她的笔迹，清瘦，像初生的竹笋，娟秀却有力度。那说明她就在那里。她可能是在寻找我。她在寻找我。她在我身边，甚至咫尺之内。但咫尺天涯。我六月十八日出院。天空多云，预示着明日的晴朗。距我们计划领证的时间已过去整整一个月了。我甚至什么都还没想清楚就登上了十九日的飞机。我没有在那里等待她，或者等待她找到我。
既然半斤烧酒都下肚了，那么就顺便提一件事。我有个年长的北京朋友，他当年也是感冒，却一心以为自己感染了非典。他经常偷听外国电台，知道疫情已有多严重。可是，中国电台里一直说北京很安全。所以没有医院将这当回事。他深夜辗转街头，去往三家医院却不被接纳。他是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未能顺利毕业的大学生，很叛逆，为了尊严可以拿生命作赌注。他干脆不再求医，并且为了不传染他人，将自己封死家中闭门等死。后来一聊及类似话题他总忘不了跟我说，如果当时被收治进去，还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祸福无常啊，他每次通话都以此感叹收尾，代替再见。我已经和他说过你的征稿，他是个老北京，见的人事多，而且他这些年背着档案里的包袱，一直不如意，生活困顿在温饱线上。我想，如果稿酬还较为客观的话，说不定他愿意写上一写。他会主动去信与你联系。
这些年我也一直委托国内的朋友收集与非典后遗症有关的文章和报道。2008年夏季的一天，有人给我寄来一份报纸。我故乡的晚报。一位小汤山医院医生的遗信。没有称谓，但我猜就是她。我这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已没有她了。
我去过杭城。专程回国去寻找，那是2009年春天，因为我不想面对她的父母而一无所获。我在她家——也是我生活三年的家——附近的几处公墓里，一连数天查看每个墓碑上的名字。没有她。无功而返回到加拿大。我甚至开始希望我的猜想是错误的，那份报纸指向的并不是她。我的渴盼越来越强烈了。于是，两年后，我出乎自己意料地接受了国内一个学术会议的邀请，也就是你见到我、而被我称之为追思会——将此作为办会的宗旨也许更为合适——的那次，我几天会期里都基本上一句话没说，一直在想着如何找到她。我还是不敢事先面对她的父母。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会议还没结束我就逃离了，去杭城钱江晚报社找刊文的编辑，几经周转啊，他引我找到了遗信的提供者，一位传染科女医生。她和他的丈夫一起领我去那座野山。他原先是位摄影记者，当年已辞职成为一个公益维权团体的组织者。他曾想帮助她，在她死后虽然受到她父母的拒绝，但仍坚持去了她家，不是采访，而只是以一位同情者的名义祭奠。
一座孤零零的瘦坟。位于野山顶的天然湖泊西侧。湖水湛蓝，透骨的寒冷。他说，她就是自沉在这里的。然后他们就走了。被人看见哭泣对于悲伤者来说是种残忍。墓碑朝南。墓前石阶上已有薄薄的青苔。上面放着一束略微有些干枯的野菊花。那是她最喜欢的花。说明还经常有人来看她。她父母还健在。墓侧有一棵已半人高的银杏树，虽然和她一样清瘦，但在漫山遍野深浅不一的绿色中，却放出耀眼的金黄。它与野山上的树木如此不搭调。像如今在我脑海里越来越有着明晰形象的她的特立独行。深秋，它正逢其季。而她，却在青春正好时命落黄泉。我注意到，木质墓碑上她的名字，杨素华，那是我的笔迹。高中时，每学期新发课本，她都要求我在扉页上写上她的名字。那些青葱岁月里，她不止一次说过，这样做，是因为她要今生她的名字只属于我一个人。
她父母这样做是顺从她的遗愿吗？
我在她墓前阴郁的树林中穿梭了三天，才下定决心去看望下两位老人，既然她已经死了。他们只有她一个女儿，而曾经视我为子。他们更加老了。尤其她父亲，估计中风过，颤巍巍地被满头银发的母亲牵着手，在门前街道的阳光里缓步。我等在她门口，看着他们漫步，看着他们走回来，走近。她母亲从远处看见我，让她父亲安坐在斜对面一张木椅上。他睁着失神的眼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对我活着没有表示出一点惊讶。她走近前来，盯着我半晌，眼睛里意味复杂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未等我开口，她说，你走吧，我们不认识你。
她回头看了一眼坐在不远处椅子上的老伴。他在傍晚的微风中已经有些发抖。她说，她父亲，也不想知道你还活着。
你的来信还向我征集给非典后遗症患者补偿的设想。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我很反感。什么是可以补偿的？她死了。
如果说过去是无法挽回的，那么我的罪恶就是无法救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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