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岁月里，有没有法国人到过雅安？他们在雅安看到了什么？在他们笔下，雅安又是什么模样？
最早对雅安有记载的是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古伯察到雅安，其实也很偶然，在他的“中华帝国行”的行程计划中，并没有雅安。虽然他是“礼被”到了雅安，但在他的书中，雅安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成为他“中华帝国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的《中华帝国纪行》一书中，第一章写的就是他从打箭炉到雅安的旅程，而且对雅安的山川风物有较多的描写，为我们勾勒了100多年前雅安的大致“轮廓”。
在古伯察“途经”雅安之后，更多的法国人到了雅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法国博物学家、传教士阿尔芒·戴维，他在雅安发现了珍稀“旗舰”动物——大熊猫，以及其他如珙桐、川金丝猴、大卫两栖甲等动植物，雅安被誉为“上帝遗忘的后花园”“动植物基因库”。雅安独特的动植物资源，成为后来西方人到雅安乃至川西一带探险探秘的“宝典”。后来，法国驻昆明总领事方苏雅、法国汉学家谢阁兰也到了雅安。
古伯察：窥探中华大地
——他发现了雅安藏茶
古伯察，1813年6月1日生于法国海边小城勒阿弗尔，是古伯察家族的第四个孩子。他的母亲怀孕时，曾偷偷发下誓愿：如果上帝再赐给她一个男孩，并使他活到成人年龄，那么，她愿意将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让他成为一名司铎或传教士。
1839年3月5日，古伯察一行3人坐上“阿代玛号”启程前往澳门。古伯察抵华之时，正是天主教在中国最为困难的时期。1821年，清政府在《大清律》中明确规定：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任何人只要宣扬信仰、传播天主教思想，就会受到流放，乃至凌迟之刑。
后来，在澳门苦等差遣的古伯察终于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前往清帝国最为偏远的蒙古教区传教。
古伯察煞费苦心，“以中国人的方式”给自己装扮了一番：头发一直剃到头颅顶上，发辫垂到大腿，脸上染上一层淡淡的黄色，嘴里叼了一根中国式的烟杆。甚至，他还弄来了一套中国长衫。
后来，他和另外一名传教士秦噶哗放弃去北方喀尔喀蒙古部落，改为西行，将最终目标指向了世界屋脊的西藏。
1846年1月29日，两名乔装打扮的“法国喇嘛”，经过18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进入了他们向往已久的拉萨。在两个远离繁华多年的外国人看来，当时拥有4万人口的拉萨城，简直就是“一个嘈杂、混乱的世界”。
抵达拉萨不到一个月，两人还是难免被驱逐的厄运。他们在清军的押解下，回到了澳门。在澳门，古伯察一边整理两年来的资料，撰写回忆录，一边竭力说服法国政府和罗马教廷协助他们重返西藏。
古伯察完成了回忆录的整理，并取名为“鞑靼西藏旅行记”。后世诸多冒险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普热瓦尔斯基、美国的柔克义和日本的后藤富男等，都是此书的忠实读者。不少人还旁征博引，对《鞑靼西藏旅行记》进行过注释和考证。有人甚至将这本小书装在马鞍口袋中，在旅程中时常翻阅。
后来，古伯察还写下了《中华帝国纪行》，讲述了他从西藏被驱逐，经四川雅安回到澳门的始末。
古伯察的这两本书，记载了他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穿越了中国的过程。
在从康定到雅安的路上，他看到了背着茶砖的背夫。在书中，他写到雅安生产、藏区饮用的雅安藏茶（南路边茶）——
“茶砖是雅州生产的，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贸易的大宗货物，很难相信这么大宗的货物每年从四川运进去。这种茶经过压制，粗粗地压成一包包，再用皮带捆紧，背在背夫的背上，他们个个背着大捆大捆的茶砖。茶砖与藏民生活习惯和需求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他们现在到了如果没有茶砖就不行的地步。”
他还写到了雅安的两个城市，清溪县（今汉源县）和雅州府（今雅安市雨城区）——
“清溪的风特大，每天傍晚狂风大作，摇撼房屋，发出啸声，仿佛一切要化为碎片。”
“离开清溪县之后，我们在雅州府停留，雅州是一个漂亮的城市，有着令人陶醉的清新。我们住的客栈，有一个漂亮的大院子，供旅客住的房间环绕着大院子。”
戴维：走进神秘天堂
——他发现了大熊猫
阿尔芒·戴维神父第一次发现大熊猫，是在1869年的3月11日。那天，一户姓李的教徒邀请他去做客。在李家，他看到了一张“从来没见过的黑白兽皮”，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动物”。猎人不以为然地告诉他：“这种动物有两个名字，一是黑白熊，因为它的身体只有黑白两种颜色；还有一个名字叫猫熊，因为它看上去像猫一样温顺。如果你需要，我们也会得到这种动物的，明天一早就去猎取。”
过了几天，这位姓李的猎人派人请阿尔芒·戴维再到他家做客。果然那人从深山带回了一只幼体黑白熊。本来是一只活的，“遗憾的是他为了便于携带，就把它活活地弄死了。他把这只黑白熊幼体卖给了我。黑白熊的毛皮和我在李家看到的那只成体相同，除四肢、耳朵和眼圈是黑色以外，其余部分都呈白色。因此这一定是熊类中的一个新种。”
1869年4月1日，阿尔芒·戴维雇用的猎人又带回一只完全成年的大熊猫，“它的毛色同我已经得到的那只幼体完全相同，这种动物的头很大，嘴短圆，不像熊的嘴那么尖长”。
5月4日，阿尔芒·戴维终于得到一只活体“黑白熊”。他根据“黑白熊”的体毛、脚底有毛等特征，认定“黑白熊”是熊的一个新种，他满怀希望要将“黑白熊”带回法国，向世界推荐这种新动物。
后来，“黑白熊”得病不治而亡。戴维只好把“黑白熊”的皮剥了下来制成标本，并写下“黑白熊”研究文章，交给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米勒·爱德华兹。
“黑白熊”标本运抵巴黎时，正值普法战争，普鲁士军队已经逼近巴黎，但好奇的法国人还是为熊猫掀起了一阵热潮。“黑白熊”标本在巴黎展示后，立即引起了轰动。人们从兽皮上看到一张圆圆的脸，眼睛周围是圆圆的黑斑，就像戴着时髦的墨镜，而且居然还有精妙的黑耳朵、黑鼻子、黑嘴唇，这简直就是戏剧舞台上化妆的效果，太不可思议了！
西方人所不知道的、在欧洲大陆荡然无存的这种冰川时期以前生存的动物，居然还顽强地生存在东方这片神秘的大地上。地球历史上无数次灾害的重演均未能把大熊猫从自然界淘汰出去，夹金山脉等山系成了大熊猫最后的“避难所”。
发现大熊猫的阿尔芒·戴维成为加载史册的生物学家，阿尔芒·戴维的家乡人民更是把奉他为英雄，以他为骄傲。2000年11月，在戴维逝世100周年之际，阿尔芒·戴维家乡法国埃斯佩莱特市组成“亲友团”，重走当年阿尔芒·戴维神秘之旅，凭吊阿尔芒·戴维留下的遗迹。法国驻华大使也专程来到雅安市。2004年11月，埃斯佩莱特市市长戴海杜还到成都挥铲打工，为他在雅安认养的大熊猫“戴维”挣生活费。埃斯佩莱特市与雅安市缔结为友好市，大熊猫搭起了中法友谊的桥梁。
方苏雅：俯瞰深幽峡谷
——他发现了茶马古道
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刚问世不久的相机来到中国。
在随后5年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云南、四川，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甚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进入到了他的镜头里。
他叫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为方便在中国工作，他还取了一个中国名，叫“方苏雅”，据说他有两个身份，一是法国驻昆明总领事，二是法国滇越铁路总公司驻云南总代表。
说起来，方苏雅跟雅安还很有缘。
1904年，方苏雅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程，他走到了雅安，就是为了考察四川至云南之间，能不能修一条铁路，将正在修建的滇越铁路，延伸到四川，与计划修建的川汉（四川至武汉）铁路连接在一起。
当年，方苏雅沿着川滇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行至川藏交界处，最后折转回到康定，经泸定、汉源、荥经、雅安，再取道乐山，乘船到上海后回国。
这一段路的地质条件太复杂了，崇山峻岭，沟壑纵横，海拔落差较大。在方苏雅的眼里，要在这里修建起一条铁路，无疑是“天方夜谭”。
连想象都难，就更别说修路了。虽然方苏雅的考察结论是“这里无法修建铁路”，但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风物，被他永远定格在了镜头中，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
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鸡毛小店、背夫、轿夫、马帮、茶包……这一切，全都定格在了他的胶片里。
方苏雅任满后，他带着一个紫檀木箱回到法国。
方苏雅和小他20多岁的妻子马尔芒女士回到了法国的一个小乡村，他们修建了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在那里过着隐居的生活。
1935年，方苏雅病逝。他们一生没有儿女，方苏雅留给妻子最珍贵的遗产只有一样，那就是他从中国带回去的那个紫檀木箱。
紫檀木箱装着方苏雅收藏的中国物品、110幅玻璃底片和上千张老照片。
后来，方苏雅的妻子过世，箱子传给了侄子。
箱子里面的照片被发现。
一个叫殷晓俊的云南人无意中得知了此事，他不惜花了大价钱，买下了这批照片的使用权，并将这批老照片一一翻拍后，带回了中国。
2004年，成都、雅安先后举行了“茶马古道百年老照片展”，这些照片震撼世人，留下了一段永远的记忆。
谢阁兰：赞美中国汉阙
——他发现了雅安汉阙
近一百年前，谢阁兰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这样陈述自己：“我生来就是为了四处漂流，去看并感受世界上所有可看与可感受的事物，我继续我的收藏系列，无疑从远东开始。”在谢阁兰的视界里，“远东”——他心目中的那个文化历险的目的地，即是遥远的中国。
1909年至1917年间，谢阁兰先后以海军见习译员、医生、客座教授、考古领队等身份三度来华，除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生活、工作外，还同友人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长江流域等地各做过两次为期半年的观光旅行和考古旅行，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在对中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的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多部有关中国古代陵墓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学术论著，其考古成就至今为行家称道。
1909年12月6日，谢阁兰来到四川盆地，感到自己来到了一处彬彬有礼的富饶之地。他带着15匹骡马进入当时有50万人口的成都，成都的富饶和独特的文化地域特色让他非常感慨，这位法国才子用镜头对准成都，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并形容这是“一座世界尽头的大城”。而更让谢阁兰着迷的是这座城市中随处可以体味的川派文化。其中有大量独特的民风民俗传统，充分展现了蜀地的灵异之气。
1914年，谢阁兰带领一支考古队考察了四川汉阙。那是晚春时节，处处青翠，黄花烂漫，万物氤氲着蓬勃的瑞气。谢阁兰骑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穿行在异域的诗情中。他曾向妻子宣称：“自己心中长期沉睡着一个骄傲的神秘主义者。”现在，这位秘密的“神秘主义者”正从包裹着重重光影的真实中苏醒过来，将其撞醒的是神秘主义之物汉代石阙——中国留存于地表之上时代最早的建筑物。这是历史上首次对四川汉阙进行大规模实地考察。
谢阁兰寻访了今雅安雨城区、芦山县等地十几个汉阙，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属于首次发现，考察成果后来被收入《中国西部考古记》一书中。当如此多约两千年前的中国建筑被揭示出来时，欧洲学界不禁吃了一惊。
谢阁兰到达著名的雅安高颐阙的时间，大约是1914年6月25日前后。在一大片玉米地旁的萋萋荒草间，高古雍容的石阙带给他一种欢愉的震颤——有孔的高颐碑上端缠绕着“汉代体范最美之螭龙”，两头长着羽翼的神兽腰部高高耸起，蹿入他精神高地的幻象之巅。“设此次考古之行，不于雅州及芦山县见高颐及樊敏二氏之壮丽建筑，吾人必将以为四川无一完全汉碑可觅也。”
谢阁兰之前，一个叫阿隆的法国人曾实地来看过高颐阙、樊敏阙。谢阁兰之后，梁思成对高颐阙进行了实地考察。
从他们拍的现场照片可看出，阙顶上长出的灌木已有一米多高。
谢阁兰的观察十分仔细——
“雅州高颐阙上小树一株，正在助其崩解”；
“别又一危险，即诸阙多环以稻田是已，阙座浸入水中，不久将为水所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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