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开天地的传说故事

    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最早见于三国时吴人徐整所著的《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记》。这是一个推原天地开辟、世界构成的神话。

    神话传说，上古的时候，天和地混沌得像一个大鸡蛋，盘古就生长在这混沌的环境当中。经过一万八千年，天地分开，清而轻的“阳”物升成天，浊而重的“阴”物降为地。盘古在天和地当中，一日九变，比天神明，比地通圣。天每日增高一丈，地每日加厚一丈，盘古的身体也每日生长一丈。像这样又经过一万八千年，天计算起来极高了，地计算起来极深了，盘古的身材也极长了。然后才有天皇地皇人皇出现在世界上。

    一般地说，数字从一开始，建立于三，成就于五，壮盛于七，到九结束。所以天和地的距离是九万里，盘古的身高也应该是九万里。

    明末周游著《开辟衍绎》中又说，（盘古）将身体一伸，天即渐高，地便坠下。而天地更有相连者，盘古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时间久了天地就分开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此以后，混沌苍茫的天地被开辟出来了。

    盘古的神话反映出先民们现实而又浪漫的构想，宇宙天地的形成原来与盘古这样的英雄有关。生气蓬勃的神话，塑造出一个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形象。

    女娲补天的传说故事

    民间传说，当天地初开的时候，大地上没有人，女娲用手抟了黄色泥土制作人类。因为工作十分繁忙，凭双手的力量做人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她便拿起一条绳子，沾在泥浆当中，然后举起绳子一甩，溅落的泥点子都变成了一个个的活人。所以世间富贵的人是女娲抟黄土造的人，贫贱的人就是女娲用绳子甩出泥点子变成的人。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说，女娲抟土造人。而《淮南子·说林篇》却说，女娲和黄帝等共同造人。“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李冗在《独异志》伏羲女娲图中说，上古宇宙初开的时候，有女娲兄妹二人，住在昆仑山上，普天下没有人民。兄妹商量婚配成为夫妻，又自己感到羞耻。哥哥就与妹妹分别登上昆仑山头，在两座山头各烧一堆柴火，然后向天祷告：“上天要是派遣我二人婚配生人，柴火的青烟就合在一起，要是不同意，就叫烟各自散开。”说完，两处的青烟居然合在一起了。做妹妹的女娲就到哥哥伏羲那里去了。去时用草编一把扇子，遮住自己的脸，表示害羞的意思。如今娶媳妇拿扇子遮脸，是从伏羲女娲兄妹结婚那里模仿来的。

    女娲不仅造人，成为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她还是人类的保护神，她杀猛兽，治洪水，补苍天，造福于人类。功成而不居的伟大美德为后人传颂。

    《淮南子·览冥篇》上说，上古的时候，天的四边塌陷了，九州大地裂开了；天不能遮盖万物，大地也不能承载万物了。大火熊熊燃烧不灭，洪水泛滥不停；猛兽吃咬善良的人民，凶猛的鸷鸟抓老人小孩啄食。

    于是女娲炼五色石用来补苍天，斩断大龟的脚用来做天柱，立在大地的四方支起塌陷的天空，杀死兴风作浪的黑龙，为了拯救中原的人民，堆积芦苇烧成灰用来防止洪水。

    苍天补好了。天的四边端正了，泛滥的洪水干涸了，冀州一带安定了。恶禽猛兽被处死了，善良的人民获得了新生。他们背负着方方的大地，怀抱着圆圆的青天，过着幸福的生活。这个时候，所有的禽兽虫蛇，没有不隐藏起它们的爪牙和螫毒的，全没了吃人的恶毒心肠。

    考察女娲的功业，真是上到九天，下到黄泉。她的名声被后世人们传扬，她的光辉煦照万物。她坐着雷车，应龙驾辕，青虬拉套，手里拿着罕见的瑞玉，坐着萝图的席子，车子周围缭绕着黄色的云气，白龙在前面开路，后面跟着腾蛇，浮游在空中，逍遥自在，导引着四方的鬼神，登上九天，在灵门朝见天帝，然后宁静肃穆地在天帝那里住下来。不显耀自己的功业，不张扬自己的声名。隐藏了一个具有真正美德之人的神通和本领，来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这就是伟大的女娲。

    甲骨卜辞

    甲骨卜辞又称“甲骨刻辞”、“甲骨文”，是殷人用刀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出土文献之一。因出土集中地不同，分为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并高价收买。1901年，刘鹗（字铁云）开始搜集，于1903年编印出《铁云藏龟》。1904年孙诒让写出《契文举例》一书。1908年确定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1928年政府组织在小屯村进行发掘。董作宾据发掘材料写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83年中华书局出全了由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共收甲骨卜辞1956片，有单字4500个。郭沫若《卜辞通纂》、孙海波《甲骨文编》、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是学习和研究甲骨卜辞的参考文献。

    3000多年前。商朝统治者迷信鬼神，无论国家大事，还是日常生活，都要占卜问神，预知吉凶。占卜后，由卜人在甲骨上刻下占卜的月日及兆头所示的吉凶，大事用龟甲，小事用兽骨，所以称卜辞。卜辞实开记事文之先河，其内容涉及国家的征伐、狩猎、畜牧、农事、疾病、灾害、祭祀、日月、风雨诸多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珍贵的文献资料。卜辞语言精炼，问答确切，语气斩钉截铁，不乏辞令文采。如《令雨》卜辞：“戊子卜，毂贞：‘帝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令雨？’王占曰：‘丁雨，不寅辛。’旬丁酉。允雨。”这段卜辞用现代汉语说：“三月下旬，卜人毂问：‘天帝，到四月让下雨吗？’又问：‘天帝不让到四月的时候下雨吗？’商王观察兆象认为：‘丁酉日下雨，辛卯日不下雨。’四月上旬的丁酉日。果然下雨了。”

    如此叙事惜字如金，人物口气惟妙惟肖，叙事有头有尾，为后世叙事文学树立了典范。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

    《诗》或《诗三百》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上自西风吹初年（前11世纪）下迄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另在小雅中有6篇用笙演奏没有歌词和乐章、只存篇名的“笙诗”。《庄子·天运》始以《诗》与《书》、《礼》、《乐》、《易》、《春秋》并称“六经”。西汉时置五经博士，《诗》成为官定的五经之一。于是，《诗》遂称《诗经》。始见于《史记·儒林列传》：“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

    《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分为周南、召南、邶、庸、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邠十五国风，160篇，是各地民间的曲调。“雅”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是周王畿所在地的曲调。颂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是用于宗庙祭祀配合舞蹈的曲调。

    《诗经》各篇的作者依诗中所提，《小雅·节南山》为家父所作，《巷伯》为寺人孟子所作，《大雅·嵩高》、《蒸民》为尹吉甫所作，《左传·闵公二年》所载《鲁颂·閟宫》为奚所作，《鄘风·载驰》为许穆夫人所作，《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小雅·常棣》为召穆公所作，《吕氏春秋·古乐》所载《大雅·文王》为周公所作。此外，《诗经》大多数诗篇的作者都无法查考。

    《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国风》中的《桧风》、《邠风》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小雅》中多数诗篇是西周后期东周初期的作品。《鲁颂》、《商颂》和《国风》其他作品全都产生于春秋时期。最早的诗当以《大雅》中的《生民》、《公刘》和《文王》为代表，大约产生于西周初年或西周之前。最晚的诗应该是《陈风·株林》，事关陈灵公，《左传·宣公十年》（公元前599年）有记载。

    《诗经》产生的地域十分辽阔。就十五国风而言，遍布黄河中下游流域及江汉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分。可见《诗经》是众多不同身份的作者在广大地域上所创作并历经漫长时间所形成的文化积淀，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

    《诗经》的成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认为是孔子删定的。从唐代孔颖达、宋朝朱熹到清代的一些学者都认为“孔子删诗说”不可信。一般认为《诗经》上下五百年间诗篇的整理成集，是经过多人多次完成的。

    《诗经》在春秋时代部分诗篇已经广为流传了，特别是外交场合，往往引诗言志，“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成为高雅的交际交流的语言工具。春秋末期的孔子十分重视《诗》学，他教训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教训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母，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到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等儒家学派尊《诗》为经典，常常引诗作为立论的依据。秦火焚书坑儒，《诗经》通过学者口头传授得以流传下来。汉代有齐（辕固）、鲁（申培）、韩（韩婴）、毛（毛亨、毛苌）四家传诗。东汉末，经学家郑玄作《毛诗传笺》使毛诗兴盛，其余三家诗渐亡，毛诗独传于世。今有毛苌所传毛亨著《诗诂训传》30卷，魏晋后与郑玄笺注（通称《郑笺》）20卷并行于世。唐孔颖达《毛诗正义》40卷，即依毛传郑笺所作。

    《诗经》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它反映了西周到春秋末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情抒发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诗》三百篇皆缘情而发，形成朴素、自然反映现实的风格。在表现手法上多用赋、比、兴。所谓“赋”，就是铺叙直言，采用直接叙述描写的手法。“比”就是以具体形象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事物来打比喻。“兴”就是起兴，借助其它事物来作诗歌的发端，用来引起所歌咏的内容。这种表现手法不仅成为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具民族特色的表现手法，也成了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诗经》无论体裁、表现手法、语言还是内容方面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采薇图《左传》

    曹刿论战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事见《左传·庄公十年》，记的是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年（前684）齐鲁长勺之战。齐国以强凌弱，攻打鲁国，形势危急。曹刿看到有权位的“肉食者”没有智慧，很难应付局面，主动询问鲁庄公准备的应战条件，认为，战前准备，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察狱以情”才“可以一战”。曹刿亲自参战，辅佐鲁庄公待“齐人三鼓”之后，一鼓作气打败齐国的进攻，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司马迁称之为《左氏春秋》。这部书与公羊高所著的《公羊传》和谷梁赤所著的《谷梁传》被后人合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是一部与孔子所作《春秋》相配合而又自成体系的史书。采用“春秋十二公”的世次作为记事线索，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记载了255年间的史实，比《春秋》多13年，是中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而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书中广泛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列国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活动。内容比《春秋》丰富，篇幅是《春秋》的10倍。无论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都超过《春秋》，也远非《公羊》、《谷梁》二传可比。

    关于《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中明确记载是左丘明。唐代以后许多学者提出不可能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当今学者一般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初年智伯灭亡之后，作者无法考定。

    《左传》的思想内容丰富，它忠于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民本思潮，评人论事也体现出进步的观点。鞭挞统治者的荒淫残暴，表彰了一些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

    《左传》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也是一部艺术成就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主要表现为故事性很强，人物描写生动形象，性格鲜明。特别善于描写战争，全书写大小战争400多次，其中“晋楚城濮之战”、“秦晋殽之战”、“晋楚邲之战”、“齐晋鞌之战”、“晋楚鄢陵之战”五大战役写得最为出色。作者不惜笔墨介绍战争的背景、战争胜负的因素、民心向背、实力对比、外交活动、战术运用以及胜败的分析。在谋篇布局方面，详写战争前后，略写战斗场面，齐鲁长勺之战，用222字，只用8个字“战于长勺”、“齐师败绩”就完整地叙述了战争全过程。在语言方面善于使用辞令，正如刘知几所说：《左传》“文典而美”，“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开创历史散文的优良传统。

    《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各国的史料汇编的，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次序整理编订成33篇，共497章，以其“游士所辅用之国，为了策谋”因取名为《战国策》。《战国策》记事上起智伯之亡，下迄战国末年，所载240年左右的史事，是继《国语》之后中国古代第二部国别史书。今天所见到的《战国策》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南宋姚宏、鲍彪、元代吴师道等人汇注的《战国策》，其中附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战国策》。资料丰富，可以订正司马迁《史记》和刘向《战国策》的有关史事。

    《战国策》思想不讲春秋礼法信义，重权谋谲诈，“趋士”、“贵士”，突出“士”人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生观，也反映部分谋臣策士为国家安危坚持正义、反抗强暴的思想言行，突破了西周、春秋以来的某些传统观念，具有不同流俗的新思想特征。

    《战国策》文风犀利直言不讳，畅所欲言，不用修饰隐讳之辞。以苏秦为例，开始游说秦国连横失败，“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后来，游说赵国合纵成功，“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苏秦曰：“嗟呼！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战国策》的语言多用排比、比喻，生动而有气势，其寓言的运用不仅生动形象，而且寓意深刻，耐人回味，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陈轸游说昭阳“战无不胜而不知止”，用“画蛇添足”的寓言使“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江乙用“狐假虎威”的寓言游说楚宣王，苏代用鹬蚌相争游说赵惠王，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庄辛以蜻蛉、黄雀捕蝉说楚襄王。这些寓言都合情入理，极具说服力，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引用。

    《论语》

    自宋朝以来，中国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论语》一书是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记录。属语录体散文著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论语》一书杂出众手，由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编订成集。流传到汉代，有《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3种不同的本子，只有《鲁论语》后经安昌侯张禹传出而行于世，流传至今。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语录体散文的范本。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人。父亲叔梁纥，母亲颜征在。孔子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家庭。3岁丧父，不到17岁母亲去世，残酷的现实使孔子自幼学会了生存的本事，同时虚心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养。他聪颖好学，依靠自身的努力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孔子做过“儒”（从巫史中分化出来的职业，任务是在贵族人家举办婚丧祭祀等活动时担任“相礼”），也做过“委吏（管理仓库）”和“乘田”（管理牛羊畜牧）。孔子无常师，古代自学成才第一人。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首创私人办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收徒讲学直到终老。据说孔子有弟子3000人，贤人72。孔子办学的成就，使他赢得了社会声誉，引起鲁国贵族和政府的重视，51岁时出任鲁国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宰，不久又出任大司寇（掌管刑狱）并“行摄相事”（代理宰相），很有政绩。由于当时鲁国政权由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3家贵族把持，孔子与他们在政治上时常发生冲突，55岁时愤然辞官去职，带着几十名弟子周游列国，先后到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希望得到“明君”的任用。奔波之旅吃了不少苦头，在匡地被围困5天，在郑国与弟子走散，在陈国断粮7日，“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的希望落空了。68岁时他回到鲁国，除了继续讲学育人而外，致力于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直到73岁辞世。

    雪夜访普图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剧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两千年前司马迁最先为孔子树碑立传，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破例把孔子列为“世家”，盛赞孔子的伟大人格与历史贡献：“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同时司马迁还写了《仲尼弟子列传》，使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名垂史册。

    孔子所创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和“礼”。“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在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体系中有“孝、悌”、“忠恕”、“恭、宽、信、敏、惠”等不同的“爱人”内容。又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爱人”原则。“爱人”首先“自爱”，这是“仁”的主要内涵。“仁者，人也。”人应当通过“修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成为“君子”。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过勿惮改”，“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君子固穷”，“君子务本”，“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成人之美”，“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当仁，不让于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见利思义”，“朝闻道，夕死可矣”，“杀身以成仁”。如此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修养，每个人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每个人都有社会责任感，每个人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社会就和谐了，人间就充满了爱。“仁”用于政治，就是“德政”主张。孔子主张文德教化，用和平手段使人服从，反对暴力。

    孔子的思想极富理性思辨和人文精神，孔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20世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聚会，会议主题是“面向21世纪”。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瑞典人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以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堪称“师表”，语言诙谐富于生活气息，多用比喻而有哲理性，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言简意深，引起人们无尽的思索，遂成格言警句流传后世。

    孟子施政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省邹县）人。父孟激，字公宜，早逝。由母仉氏培养教育成人。《韩诗外传》载有孟子母亲“断织”、“买东家猪肉”、“不敢去妇”等事，刘向《烈女传》载有“三迁”和“去齐”等故事。宋人王应麟编著《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孟子受业于孔子之孙孔伋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权威代表人物。后世以孔孟并称。

    孟子为了实行他的政治主张，曾经游说齐宣王、梁惠王，皆不见用。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主要记载孟子的言论和活动，表达孟子的政治主张。

    孟子主张“仁政”，与孔子提出的“德政”一脉相承。其基本内容是“省刑罚，薄税敛”，使民有“恒产”，“养生送死无憾”，实行一夫授百亩田的小农经济，宣传“王道”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告诉梁惠王说：“仁者无敌。”告诉齐宣主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认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具体措施要“与民同乐”，“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孟子把古代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致。孟子还主张“性善论”。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的“四端”，皆与生俱来，人人都有，他鼓励人们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是有意义的。但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是有负面影响的。

    孟子好辩，文章论据充分，方法恰当，推理逻辑缜密，气势磅礴，笔锋犀利，文中流动着浩然之气。同时善于运用比喻和寓言故事增强论辩的说服力。有时只用一句话：“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来说明问题；有时讲一个情节。如“五十步笑百步”、“日攘一鸡”来讲道理；有时用寓言故事发人深省。如《孟子·离娄下》所讲的寓言：

    齐国有一个人，家里有一妻一妾。丈夫每次外出一定吃得满嘴流油、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妻子问他和什么人在一起吃喝？他说全是有钱有势的人。于是，他的妻子把他说的话告诉了他的妾，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决定跟踪丈夫，看看他究竟去什么地方。

    第二天早晨起来，妻子尾随在丈夫后面走，走遍全城，没有一个人站住跟丈夫说话。最后丈夫走到东郊外的墓地，到扫墓的人那里乞讨残菜剩饭吃，不够吃，又东张西望地到别的地方乞讨——原来这就是丈夫吃饱喝醉的方法呀！

    齐人的妻子回到家里，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妾，说：“丈夫是我们仰望终身依靠的人，如今他竟是这样无耻。”妻子和妾咒骂着丈夫，在堂屋里抱头痛哭。丈夫还不知道，大摇大摆地从外面回来，向他的两个女人吹胡子瞪眼耍威风。

    在君子看来，某些人所用的乞求升官发财的方法，能不让他的妻妾感到羞耻而哭泣的，实在太少了！

    孟子的寓言情节曲折，人物惟妙惟肖，讽刺尖锐辛辣而不乏幽默情趣，文采焕然，直令后人拍手叫绝。

    老子非常道

    老子（约前580—约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周朝守藏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通晓上下古今之变。孔子曾向老子问礼。“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疆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

    流传至今的《老子》一书又称《道德经》，是战国时楚国人环渊收集整理的，分上下篇，共81章。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是迄今发现的最古抄本。

    如果说孔子教人博学，那么老子则教人智慧。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是混沌未分的，是原始的，永恒运动的，不可感知的，无名无形的，先于天帝的万事之宗。万事万物皆由“道”生。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他认为事物都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互相转化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识事物要“静观”、“玄览”。就是说，认识个别事物要一个一个地考察，认识事物总体发展规律要用深远的思想去审察。老子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主张清心寡欲，绝巧弃利，绝圣去智，无为而治。“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反映出中国古代小自耕农的幻想，是古代小自耕农自发的原始共产主义心理的自然流露。

    《老子》一书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语言特别简括精练，多用对偶和比喻，其中许多论述都成了格言、警句。如“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大方无隅，大器晚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为之于有，治之于未乱”、“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上善若水”、“功遂身退”、“宠辱若惊”、“知其雄，守其雌”、“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大巧若拙”、“无为则无不为”、“出生入死”、“不敢为天下先”、“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启迪人们的智慧。可以说，中国人的智慧莫不源于老子，不了解《老子》便无法解读中国文化。

    逍遥游

    庄周（约前369—前286）又称庄子。道家学派的重要学者，中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与老子并称为“老庄”。宋国荥（今河南省商丘县）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代，曾任蒙漆园吏。楚威王听说他贤能，聘他为宰相，不干，终生穷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略载其事，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推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7篇为内篇；《骈拇》、《马蹄》、《胠箧》、《在宥》、《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秋水》、《至乐》、《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15篇为外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11篇为杂篇。传统认为内篇是庄子的作品，外篇和杂篇兼有庄子的门徒或后学所作。

    庄子的思想源出老子而有所发展，认为“道”是宇宙的总根源，一切皆由“道”而来。主张“绝圣弃智”，使社会回归到“愚而朴”的蒙昧时代。他认为事物都是相对的，所谓贵贱、大小、有无、是非、荣辱、生死的判断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人们采用的标准不同，因而他抹煞事物的界限。“齐万物，一死生”。在人生方面，宣扬养生，全身，追求“无用之用”的同时又宣扬人生如梦、乐死厌世的观点，玩世不恭。妻子死了，“箕踞鼓盆而歌”，貌似“达观”，实则苦闷中寻求自我超脱，企图进入所谓“逍遥游”的境界。庄子对现实不满，蔑视礼法权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骂诸侯是窃国强盗：“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统治者不仅窃取了权位，连仁义也偷去了，成了他们利用的工具，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其愤世嫉俗的情绪对后世进步文人影响很大。

    庄子的散文，大都由寓言构成。庄子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同他们“庄语”，因而“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他用随机应变地直接辩论所谓“卮言”、用某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所谓“重言”、用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或借事物说事的所谓“寓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这是很特殊的。庄子寓言多为虚构的神话故事，甚至用拟人化的手法把生物、无生物、抽象的概念形象化。风、云、髑髅、蛙、鳖、魍魉、河伯、海若等都鲜活如生，妙不可言。有的寓言类似小说，虚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有行动、有对话、有肖像、有表情描写，构思奇特，普遍带有浪漫色彩。

    《逍遥游》写鲲鹏变化，超乎寻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其他寓言“触氏蛮氏蜗角之争”（《则阳篇》）、“庄周梦蝶”（《齐物论》）、“凿破浑沌”（《应帝王》）、“庄子枕髑髅”（《至乐》篇）都“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富有浪漫的情调、幻想的色彩”。《徐无鬼》中写“匠人运斤成风”栩栩如生：“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匠人运斤成风神采飞扬，而写大鱼吞钩，则海动山摇。《外物篇》写任公子钓鱼，“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场面宏大，气势磅礴，雄伟壮观之象绘声绘色。不仅如此，庄子还因事譬喻，随物赋形，使抽象的议论往往形象感人。《胠箧》通篇放在比喻的框架内立论和论证。人们为防小偷表现出的智慧，却帮了大盗的忙，比喻圣人的智慧同样帮了窃国者的忙。于是把天下大乱归罪于圣人，从而得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结论。其中用“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作比喻，将道理讲得令人信服。庄子形容马的喜怒则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形容人生短促则用“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用寓言、用比喻抒发情感，或爱或憎，或褒或贬，批判强烈，讽刺辛辣。惠子与庄子是好朋友，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去看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要取代你的宰相职位。”惠子很害怕，在梁国搜了三天三夜，庄子去见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鹓雏，您知道吗？那个鹓雏，从南海出发飞到北海。非梧桐树不落脚，非竹子的果实不吃，非甜美的泉水不喝。有一只猫头鹰找到一只腐烂的老鼠，鹓雏这时刚好飞过来，瞄头鹰仰着头叫喊一声：‘哧！’现在你想用你的梁国来吓唬我吗？”这则寓言喻中设喻，耐人寻味。猫头鹰得个腐烂的耗子以为宝贝，怕高洁的凤凰去争夺，怒气冲天地高叫，写出鄙夫患失之态。猫头鹰以小人之心度凤凰君子之腹，世道人情可见一斑。庄子表示自己鄙弃功名利禄的同时对那些尸位禄蠹给予了无情的嘲笑和讽刺。

    可以说，庄子散文神奇怪诞的幻想、强烈的批判精神、汪洋恣肆的文风、自然流畅的语言、和谐的声韵，在中国先秦诸子散文中成就是最高的。

    荀况与《劝学》

    荀况（约前325—约前235）姓荀名况。时人尊称荀卿。因荀、孙音近相通，又称孙卿，孙卿子。后人尊称荀子。战国后期赵国（今河北南部和山西一带）人。《史记》有《孟子荀卿列传》。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大的一位代表人物，儒学大师。齐威王、宣王之时，游学稷下，在先生中“最为老师”，前后3次居列大夫之位。担任稷下学宫祭酒（学术领袖兼学宫主事）。齐襄王死后，荀子离齐入秦，不用。回到赵国不久又一次到齐国，受到谗臣攻击，于是离齐至楚。楚考烈王八年，荀子被楚相春申君黄歇任用为兰陵令，后来春申君被李园所杀，荀子也被罢职，于是在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定居，发愤著书数万言。年约90岁卒，葬于兰陵。世传《荀子》32篇。

    伯牙鼓琴图荀子总结了前代和战国末期各家思想。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及各家有益成分，礼法并施、刚柔相济的思想体系。他在《天论》中否认有人格意志能主宰宇宙一切的神秘的天的存在。他主张天就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有自身的变化规律，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强调“不与天争职”。“明于天人之分”，认为天道与人事没有必然联系，彻底反对占卜及迷信鬼神。荀子把“行之”当做认识的最高阶段。《儒效》中说：“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主张“性恶论”。在《性恶》篇中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圣人与众人本性都一样，只是后天行业、习俗、学习不同才有了差异，普通人只要努力学习也可以成为圣人。荀子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重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他在《大略》、《修身》、《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和方法。强调尊师重教、注重实践、知行合一、学思兼顾、参验反省、专一有恒，尤其重视道德教育，提倡用礼义来改变人类本来的恶性。“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学不可以已”。“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名言千古传诵，启迪后人。

    荀子的文章“言必当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在语言上十分重视言辞技巧。文中大量运用对偶旬、排比句，《劝学》一篇之中连续用50多个比喻，增强了说理的生动性。《赋篇》写“礼”、“知”、“云”、“蚕”、“箴”以四言韵语为主，也有散文形式，很像谜语，是“隐书”体文。《成相》一篇韵文“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这种民间说唱形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是为弹词之祖。

    韩非著书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贵族公子。早年喜爱刑名法术之学，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他生在空前动荡的战国末期。目睹韩国削弱，切望国家强大起来，曾屡次上书，建议韩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一直不被采用。于是他发愤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恨不得与之同游。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为此，秦王出兵急攻韩国，想把韩非弄到秦国。韩王眼见形势危急，于公元前234年，派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存韩伐赵，韩非虽然口吃，但却说明了存韩伐赵对秦国有利的道理。秦始皇听了很欣赏韩非，将他留在秦国，但是并不信任他。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自己以上，于是联合姚贾谗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公子，他讲的话都是替韩国着想，不是为秦国尽力，不如给他定个罪名杀掉，以绝后患。秦王听信李斯等人的谗言，将韩非下狱，被迫服毒自杀，死时仅40多岁。

    韩非的文章收集成书，旧称《韩子》。到宋朝以后，因学者尊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韩子，恐与韩非相混，于是改称《韩非子》流传至今。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代表人物，他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认为当今之世还有赞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的，必为新圣所笑。“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他攻击儒墨“非愚则诬”。对于私门势力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为加强君主集权统治，他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措施和办法。“法”是指统治者颁布的法令，着重讲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术”是指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着重讲君主防范、识别、打击臣下的策略；“势”是指君主的权势，着重讲君主要保持和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韩非思想的核心是以法治国。只有鼓励耕战，强本抑末，才能富国强兵。

    韩非的文章，善于用大量的事实，作精辟的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推导出论点，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笔锋犀利，咄咄逼人的语言质朴流畅，表达准确清晰的理念，概括性很强。而排比、对比、比喻、夸张等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又增强了说理的形象性。韩非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说理。《守株待兔》的寓言讽刺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可笑；《狗猛酒酸》的寓言揭示了奸佞蒙蔽君主、阻塞贤才之路的现实；《买椟还株》的寓言痛斥“今世之谈士”，“以文害用”的迂腐；《和氏之璧》则悲愤“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人才不被起用的黑暗与残酷。《南郭吹竽》的寓言剥去了因人成事、不学无术之人的假面具。

    韩非的寓言多来自民间，所选题材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讽刺的对象似曾相识，所作譬喻令人发笑的同时得到启示，他阐发的道理常常成为人们斗争的武器。

    屈原与《离骚》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相传，颛顼高阳氏有一支六代孙，一个名叫季连的，开始牧羊。根据羊叫的声音姓芈，楚人就是他的后代。到周文王时，季连的后裔有个名叫鬻熊的建立了功劳。到周成王时，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楚地，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境内）到楚武王熊通的儿子熊瑕受封屈地为卿时，便以“屈”为氏了。

    楚国开国之初，曾被中原各国视为“披发左衽”的蛮夷，始终被置于中原诸夏的伐挞之列，侮辱与打击迫使楚王和他的臣民们励精图治，变法图强，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到屈原登上楚国政治舞台的时候，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已经衰落下去了，只有北方的秦国、齐国和南方的楚国保持着势均力敌的局面。当时七国之间，有条件统一天下的非楚即秦两个大国，纵横家苏秦曾游说楚威王说：“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楚威王虽然喜好法制，有意改革称雄，终于因为楚国旧贵族势力强大，把持权柄，排斥贤能，残酷剥削压榨人民，统治极端黑暗腐败，使一切进步的改革无法实现。

    屈原因为出身贵族，又与楚王室同姓，加上幼年受到很好的教育，培养了美好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大约在22岁时，初任三闾大夫之职。掌王族昭、屈、景三姓，兼管贵族子弟教育的事。由于屈原“博闻强记”，“善于辞令”，才能卓越，不久便被楚怀王提拔，任左徒之职。任职期间，对内屈原提出“举贤才而授能”，实行法制，改革腐朽的贵族统治政治制度；对外主张“合纵”联齐抗秦。一度得到楚怀王的允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当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曾奉命“造为宪令”，起草改革楚国内政外交的法令制度。遭到了楚国保守贵族势力的嫉妒与打击。在政敌的造谣谮毁面前，为人柔懦偏听偏信、昏庸无能的楚怀王很快便疏远了屈原。立法失败了，屈原的“美政”理想破灭了。

    屈原被疏远以后，政治上的排斥打击并没有停止。大约在楚怀王二十五年，楚“背齐合秦”与秦韶王“盟于黄棘”。由于屈原持不同政见，被放逐到汉北。过一段时间又被朝廷召回。楚怀王三十年，屈原谏止怀王赴秦武关约会不听，结果怀王被秦囚拘，楚立顷襄王以绝秦望。3年后，楚怀王客死于秦国，引起楚国震动，国人怨怒劝怀王入秦的子兰，屈原也对子兰表示不满。于是激怒了子兰一伙，向顷襄王进谗言，又把屈原流放到大江以南。据《史记》所载：“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派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顷襄王与群臣逃到郢都东北的陈城。屈原眼见自己的楚国走向灭亡，彻底绝望之际，于次年夏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的一生。为祖国、为实现“美政”理想，不惜奔走呼号，在遭受群小排挤迫害时，挺身奋争，用诗唱出满腔的悲愤，倾泻深沉的爱国情怀。至今传诵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25篇。没有篇名。王逸《楚辞章句》认为25篇是《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372句，2490字。基本内容表现诗人坚持“美政”理想，为实现不分贵贱、选用贤能治理国家、修明法度，严格按法度办事而积极追求和不懈地斗争。诗人首先回顾历史，从叙述家世、生辰名字说起，参政改革，决心将自己的才智贡献给祖国的强盛事业，却招来了邪恶小人势力的诬蔑诽谤，挑拨离间屈原和楚王的关系，以至被放逐，连屈原苦心培养的人才也变质了，祖国命运岌岌可危，屈原怒斥群小“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俪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而楚王则昏庸“信谗而裔怒”、反复无常。面对现实，决不屈服，宁死也不改变志向。然后诗人写对未来的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面对未来决不明哲保身，消极逃避。上天遨游，不忍离去，又回到祖国的大地上，决不选择与爱国情感和实现理想相悖的道路。最后“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决心以死来坚持理想，与黑暗的现实抗争。

    《离骚》用神话传说入诗，用历史人物、自然现象编织幻想的境界，写得很浪漫，塑造了一个理想崇高、人格峻洁、感情强烈、超凡脱俗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加上夸张、比兴手法的广泛运用，使《离骚》诗生动形象，丰富多彩。

    屈原的《九章》是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9篇诗歌的总题，题目为后人所加。诗的内容主要是屈原两次放逐过程中的经历、处境。表现诗人对祖国无比热爱、对一群小人深恶痛绝的苦闷悲愤之情。

    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模祀典所创作的《九歌》11篇，分别祭祀十神：《东皇太一》祭祀太一神（最高尊神），《云中君》祭祀云（或雷）神，《湘君》、《湘夫人》祭祀湘水配偶神，《大司命》祭祀主寿夭之神，《少司命》祭祀主子嗣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山中之鬼，《国殇》祭祀为国战死的英灵，《礼魂》为送神曲。

    屈原所作《天问》、《招魂》是两篇奇文。《天问》提出170多个问题，涉及自然万物、古往今来社会现象，通篇用诘问语句，参差错落，探索真理，思想博大精深。《招魂》是屈原被流放在江南时，根据民间的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前有叙文，中有主体巫阳招魂词，后有乱辞。招魂辞最突出的特点是每隔一句用一个楚国方言“些”字结尾。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秦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集体撰写的。全书分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因此，《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据汉代人高诱《吕氏春秋序》说：“（秦）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其实吕不韦组织编写这部说理文集是为政治服务的，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进行舆论宣传。《察今》明确提出“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的道理，说明必须“察今”不能泥古，立法必须顺应时变。法令制度应该随着客观形势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法令制度和客观形势的关系，就如同药物和疾病的关系一样。疾病是不断发生变化的，药物也应该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换。如果药物不变，一定会产生严重的恶果。同样道理，客观形势在变化，法令制度不变就一定会失去它的功用。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成药，也没有永远适用的法令制度。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待事物的道理，是有现实意义的。

    《吕氏春秋》一书里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历史文献和遗闻轶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许多单篇说理文的集合之作。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层层深入地论说，条理清楚，富有形象性。比如，楚国有个人坐船过江，不小心，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马上在船上刻一个记号，并说：“这就是我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泊以后，就从船刻的记号那地方下水里去找剑。船走了剑不走，像这样找剑。不是糊涂吗？这则寓言讽刺不能因时制宜的迂腐。凝炼成“刻舟求剑”的成语典故流传至今。再如，在江边上，看见一个人正拎起一个小孩往江里扔，路过的人问这是为什么？那个人回答说：“这孩子他爹擅长游泳。”他爹擅长游泳，他儿子难道就擅长游泳吗？文章用这样的寓言故事譬喻泥古者，是多么的荒唐幼稚而可笑啊。至于《荡兵》、《顺说》篇中这样的喻亦拾皆是。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前145—前90）字子长，汉左冯翊夏阳人。县治在今陕西省韩城市西南。

    司马迁像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忍辱含垢、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深刻地反映出中华民族从黄帝始祖一直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社会生活，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诸方面揭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风貌。

    司马迁的祖先为重黎氏，从颛顼到唐尧、虞舜之时，世代执掌天宫地理的职责。到了周代，重黎后代有个叫休甫的人被封于程地，为伯爵，称程伯休甫，周宣王时任司马的官职，从此以司马为姓氏。世代掌管周王室的国史档案。秦惠文王时，司马错因伐蜀有功做了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与秦名将武安君白起曾坑杀赵军四十万于长平。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是司马靳的孙子，为秦主铁官。曾祖司马无泽为汉市长。祖父司马喜为五大夫。父亲司马谈是个博学之士，汉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著有很重要的一篇理论文章《论六家之要旨》。详细总结、科学分析了战国以来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精神思想与社会需要的关系。他认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治理天下最好最省力的学说。同时司马谈在任职期间搜集记录了大量历史资料，积极筹划史记的写作。不幸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逝。临终前嘱咐司马迁“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自幼便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无论从思想、人格，还是治学态度诸方面，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的影响十分深刻，奠定了司马迁伟大人生的基础。司马迁自幼便跟着父亲司马谈在司马书院识字读书，10岁便能诵读“古文”了。司马谈不单纯教儿子书本知识，他还指导儿子参加社会实践。在司马迁20岁的时候，安排一次壮游。于是，司马迁开始了收集历史轶闻、考察名胜古迹的学术活动。司马迁离开长安，南游江淮，先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探“禹穴”，考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事迹。然后考察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又到长沙追思贾谊，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之后，渡江北上淮阴，参观韩信母亲的墓地，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到鲁国都城曲阜，拜谒孔庙和孔子墓。想孔子为人，尊孔子为“至圣”。到薛地（今山东省枣庄市）看孟尝君养士的庄园。又到楚霸王项羽建都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走访刘邦的故乡沛郡和陈胜、吴广起义的蕲县，了解到楚汉之际的龙虎风云人物刘邦原来是一个贪酒好色的无赖、曹参是狱吏、周勃是吹鼓手、夏侯婴是马夫、樊哙是卖狗肉的、灌婴是卖布的小商贩。于是，司马迁发出感慨：“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最后司马迁到达大梁（今开封市）考察，得知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史实。秦国当年用水灌城灭魏，原来夷门就是大梁城的东门。

    司马迁游学之后，于公元前122年回到长安，当一名郎中（皇帝的侍卫、随从），多次随汉武帝出巡各地。公元前111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云贵等地，以郎中将的身例征战，安抚、视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公元前110年司马迁从西南回到长安，奔丧周南，安葬父亲之后，侍从汉武帝到泰山封禅，负薪塞黄河决口。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为太史令。司马迁“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利用国家藏书的“金匮石室”整理史料。公元前104年主持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制定了“太初历”以后，开始继承《春秋》的著述事业，正式写作《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震惊抑郁，询问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认为李陵弹尽粮绝无奈投降，必伺机报答大汉朝廷。汉武帝听后大怒，以为司马迁替投降者游说，借机打击皇亲国戚贰师将军李广利。由此获罪，公元前98年下“蚕室”受“腐刑”。司马迁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想到著述没有完成，不应该像鸿毛一样轻易一死。他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贤的遭遇看到了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隐忍苟活”用来完成自己写作《史记》的宏愿。这年司马迁48岁，写了《悲士不遇赋》。

    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名义上比太史令职位高，实际与宦官没有区别，更加激起司马迁受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到公元前91年55岁时，司马迁作《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司马迁因有怨言，再次下狱，死。

    司马迁除了著有《史记》之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其他赋作8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另有传世散文名篇《报任安书》。

    《垓下歌》

    霸王，即楚霸王项羽（前233—前202）。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七里）人。楚将项燕之孙。秦二世元年（前209），项羽24岁时，跟随叔父项梁斩会稽守殷通起兵反秦，为裨将。前208年楚王任命项羽为次将、封鲁公。与末将范增在上将军宋义的统率下救赵。行至安阳，宋义逗留46日不进。项羽斩宋义头，拜上将军。悉引兵破釜沉舟救赵钜鹿，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击破秦军，项羽威名天下，始为诸侯上将军。率各路诸侯军西进消灭秦军有生力量，收降秦大将章邯后，直取秦都城咸阳。大军走到函谷关时，刘邦已占领咸阳，并派兵守关阻挡项羽入关。项羽大怒，破关而入，率40万大军在新丰鸿门安营下寨，准备第二天早晨一举消灭刘邦驻在霸上的10万军队。由于项羽的叔父项伯为报张良活命之恩，走露了消息。张良为刘邦出主意，解释守函谷关是为了防止“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又与项伯约为婚姻，项伯回营替刘邦说好话，“项王许诺”。第二天，刘邦来谢罪，于是，一场恶战变成了“鸿门宴会”。刘邦的狡辩与谦卑使项羽盲目自负，头脑简单又不听范增计谋，放纵政敌。养虎遗患。虽然号令天下，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但是好景不长，在其后楚汉相争的较量中，项羽最终被击垮了。当项羽被韩信十面埋伏困在垓下（今安徽灵壁县东南）重围时，兵少食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美人见英雄柔肠气短，为激励项羽重振雄风霸业，唱罢自尽。“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在一片哭泣声中，霸王挥泪别姬，与汉军拼死一战，宁死也不苟活于世，将头颅留给故人领赏，自刎于乌江（今乌江浦，安徽和县东北40里）。时年31岁。

    严格讲，项羽算不上文学家，但是，他的故事却为文学艺术提供了素材。中国的传统京剧上演《霸王别姬》、现代的电影也演《霸王别姬》，霸王别姬成了典故。项羽为世人所津津乐道，不在乎他的失败，人们看重的是霸王的历史作用和他光明磊落的伟大人格魅力。而阴险狡诈的刘邦与项羽角逐，虽然取得了胜利，当了皇帝，但是，晚年立太子不如意，面对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戚夫人，伤心地唱起了《鸿鹄歌》，最终也是落个无可奈何的下场。

    《垓下歌》和《鸿鹄歌》反复咏叹，悲怆苍凉，哀声不绝于耳。很有艺术感染力。不同的两首歌，却同是表达对心爱的美人无法保护的痛苦，实质反映出个人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的悲哀。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武帝时期成就最高的辞赋作家。

    少年好读书，学击剑。父亲给他起名叫“犬子”。长大后，仰慕战国时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更名司马相如。“以赀为郎”，汉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来免官，做梁孝王门客，与邹阳（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枚乘（著有《七发》传世）同游，著《子虚赋》。过了几年，梁孝王死了。司马相如回蜀地老家，路过临邛时，受到好友临邛令王吉的礼遇。临邛富人卓王孙请县令和司马相如做客，席间，县令请司马相如弹琴助兴，司马相如推谢之后便弹了两支曲子。正赶上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刚死了丈夫，在家守寡，喜欢音乐，所以司马相如装作和县令表示敬重之意用琴声挑逗卓文君，唱诗说：“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谤之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又唱：“凤兮从皇栖。得讬子尾永为妃。交情通体必和谐，中夜相从别有谁。”卓文君听后，从门缝看司马相如仪表雍容娴雅，十分漂亮，心中高兴并爱上了司马相如，担心无缘婚配。宴会结束后，司马相如厚赠卓文君的侍奉者，转达恳切的爱恋之意。卓文君得信，连夜逃出家门，私奔相如，一起跑回成都。家里穷得只有四面墙壁。卓王孙十分恼怒，怨恨女儿不成材，恨不得杀了她，更别说资助了。卓文君感到不快乐，便和司马相如回到临邛，当垆卖酒。司马相如也穿着犊鼻裤，跟雇工们一起干活，在大街上洗酒具。卓王孙感到羞耻，在众人劝说下，不得已分给卓文君家奴一百人，钱一百万以及出嫁时的嫁妆财物。于是，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又回到成都，买了田地房屋，过上了富人的日子。

    射猎图过了很长时间，蜀郡人杨得意做了狗监，侍奉汉武帝。有一天汉武帝读到《子虚赋》认为很好，感叹不能与作者同时代。杨得意说这篇赋是老乡司马相如写的。汉武帝很吃惊，于是召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又写了《上林赋》，实为《子虚赋》的续篇。两赋由假托的楚国人子虚、齐国人乌有先生和天子的代表亡是公三人之间相互对话构成。《子虚赋》写楚国子虚出使齐国，待观看齐国田猎之后，向齐国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之大、楚王田猎之盛，遭到乌有先生的批评。乌有先生就势又把齐国夸耀一番。《上林赋》写亡是公听了子虚、乌有的对话，批评他们“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认为二人之论是“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接着亡是公便夸奖天子上林苑的豪华壮丽以及天子游猎的盛况，借以颂扬帝王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最后写天子在游猎中醒悟，决心戒奢崇俭，结果是“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悦”。乃至“德降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

    司马相如写赋歌功颂德，“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有尊天子抑诸侯、巩固中央集权制、反对分裂的意义。而铺陈夸张，想象丰富；词藻华丽，描写细致，散韵相杂，句法参差，足使汉赋文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司马相如因奏《上林赋》，天子任命他做郎官。几年以后，赶上唐蒙惊恐巴蜀百姓，皇上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唐蒙，并告诉巴蜀百姓，唐蒙所为不是皇上的意思。于是司马相如又作《喻巴蜀檄文》安抚巴蜀百姓之后回京复命。这时唐蒙已攻占并开通了夜郎，趁机要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征发巴、蜀、广汉的士兵几万人。邛、笮的君长多半愿做汉朝的臣仆，请求为他们设置官吏。皇帝询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认为有价值。于是任命司马相如做中郎将，持节出使。副使王然于、壸充国、吕越人等，乘坐着四匹马拉的车，凭借巴、蜀的官吏和财物来笼络西南夷。到蜀郡时，太守率下属郊外迎接，县令背负弓箭在前面引路，蜀人认为是光荣。卓王孙和临邛父老都找关系讨好司马相如。卓王孙喟叹，早点把女儿嫁给司马相如就好了。于是，又分给女儿很多财产，标准和儿子相同。司马相如很快平定了西夷，邛、笮、冉、斯榆的君长都请求臣服汉朝。于是拆除边界上的关隘，西边到达沫水和若水，南边到达牂柯河，开通了零关道，在孙水修桥来沟通邛都。作《难蜀父老》，回报朝廷，皇帝十分高兴。有人却上书，说司马相如出使时受贿赂。因此丢官。一年后又被任为郎官。司马相如口吃，但善于写文章，平常身患糖尿病。和卓文君成婚后很有钱。借病闲居在家，不讨论政治，不仰慕官爵。多次上疏劝谏天子。司马相如因文章。又被任命为孝文帝的陵园令。于是作《大人赋》献给皇上。天子十分愉悦，飘飘然有凌云之气，好像在天地之间遨游一样。

    司马相如因病免官，家住茂陵，皇上怕司马相如病故，所著书散失了，派所忠去取书时，司马相如已经死了。家中没有书，只有生前写的一卷谈封禅事情的书，嘱有使者来取书时献上，天子惊异。5年以后，天子始祭后土，再到泰山封禅。

    司马相如还著有《长门赋》、《哀秦二世赋》、《封禅文》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载录。明朝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汉代乐府民歌

    汉代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先秦民歌的优良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面貌，成为汉代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

    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仅西汉乐府民歌就有138首，接近《诗经》的“国风”数目。可惜，流传下来的总共不过40首。最早见于记录的是沈约的《宋书·乐志》，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有所增广。他将唐朝以前的乐府诗分成12类：（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曲辞；（4）横吹曲辞；（5）相和歌辞；（6）清商曲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辞；（12）新乐府辞。汉代乐府民歌主要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杂曲歌辞”之中。相和曲是美妙的民间音乐，大部分产生于东汉。所谓相和，是一种演唱方式，有“丝竹更相和”、“人声相和”寓意。鼓吹曲是汉武帝时吸取北方民族的新声，当时主要用于军乐。其中《铙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杂曲是声调失传的杂牌曲子，产生年代较晚。郊庙歌辞中的《安世房中歌》最早问世，为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汉世街陌谣讴”全是百姓的声音。《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写当时富人家的奢侈享乐，而百姓“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妇病行》写病妇临死托孤，父亲集市讨饭，孤儿啼哭找妈，人间悲剧，目不忍睹。《孤儿行》写孤儿父母死后受兄嫂虐待的痛苦遭遇，可怜可叹。《平陵东》写官吏绑劫人质，勒索钱财，可怜的义公，为凑赎金，倾家荡产，连小牛犊都卖掉了。《东门行》写官逼民反的现实。在无衣无食、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不顾妻子的哭劝阻挡，毅然“拔剑东门去”造反了。《战城南》写战争的残酷以及战士死后无人怜恤的悲惨命运，令人心寒。《十五从军征》写一个老兵死里逃生盼回家与亲人团聚，千辛万苦到家后，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凉的坟墓。《古歌》唱道：“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饮马长城窟行》写妻子对远方征夫的思念梦牵魂绕。而《上山采蘼芜》写弃妇无辜被休弃的苦恼。《白头吟》写女人“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的理想。《有所思》是西汉民歌，写一女子本打算送给爱人贵重的礼物，当知道那人变心时，立刻“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上邪》也是西汉时代的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女主人公追求婚姻爱情大胆泼辣，用自然界不可能发生的五种现象，以排比句式，反衬自己意志的坚决。《陌上桑》则写一个美丽机智的罗敷，用夸夫的方式拒绝使君提出的婚配要求。《顺帝末京都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桓灵帝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这些民歌民谣，语言犀利，短小精炼，针砭时弊，爱憎分明，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纺车图（局部）《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是中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最早录著于陈朝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题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收入“杂曲歌辞”类，题作《焦仲卿妻》。全诗350多句，1700多字。诗前有小序：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小序告诉我们。故事发生的时间是汉末建安时期，地点在庐江府，男女主角3人，焦仲卿、刘兰芝、焦母。人物关系，焦母独生子焦仲卿新娶妻子刘兰芝，婆媳之间、母子之间产生矛盾。实质是封建家长封建礼教与争取婚姻自由的年轻人之间的矛盾。焦母不容许媳妇“举动自专由”，把媳妇当牛马一样驱使，三天织五匹布还嫌慢，故意找茬不要刘兰芝做她的儿媳妇。结局是，焦母棒打鸳鸯散，刘兰芝被逼投水而死、焦仲卿上吊身亡。

    中国社会，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制定了一整套封建礼教、封建法规，确立了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绝对统治地位。到汉末建安时期，由于社会巨大动荡，封建礼教发生了动摇，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说：“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孔融甚至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宥物瓶中，出则离矣！”在民间，反抗封建礼教的冲突更是激烈。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反映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由，以死抗争封建家长制，具有典型意义和反封建意义。

    《孔雀东南飞》不但以篇幅长著名（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称它是“长诗之圣”），而且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聪明美丽、勤劳能干、大方坦诚，当她受到焦母无理刁难迫害时，当机立断，“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被遣”是最没面子的伤心事，刘兰芝面对怒不可遏的婆母，从容镇定，不掉一滴眼泪，毅然辞别。回到娘家以后，兄长逼她改嫁，母亲又不肯做主。娘家也呆不下去了，她心怀死念，表面答应嫁人，摆脱家人提防，与焦仲卿相会，密定死计，在出嫁的黄昏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死反抗封建家长的迫害，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足以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女性形象之一。

    焦仲卿身为府吏，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与刘兰芝比显得软弱一些。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妻子一边，不为母亲的威逼利诱所动摇，在亲情与爱情的抉择面前，他选择了忠于爱情。他顾不上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教条了，在得知爱妻死讯以后，他虽然徘徊犹豫，最终还是抛弃了破坏婚姻的封建母亲，“自挂东南枝”，“令母在后单”。焦仲卿以死捍卫爱情，沉重地打击了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焦仲卿也是人们所喜爱的文学形象。

    《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文人诗的最高成就。刘勰《文心雕龙》称其为“五言之冠冕”，钟嵘《诗品》称其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东汉末年，许多五言诗的作者名字已经失传，晋代以来，这些年代久远、作者无从考知的五言诗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收入萧统编的《文选》，《古诗十九首》由此得名。

    《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之作。它的写作时代应在东汉后期社会动乱的数十年之间。其作者大多是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在那个“选士而论族姓”的年代，求仕之路十分艰难。知识分子为了谋求出路，游学仕宦，漂泊他乡，备尝艰苦，功名不遂之际，怀着一腔的郁闷，愤怒地抒发真情实感。或歌唱失意不遇，感伤世态炎凉；或歌唱悲悯时光流逝，生命短促；或歌唱羁旅愁怀，闺门离情别绪。在韵味上具有文人诗的共同特色，在风格上大体一致，表现出《古诗十九首》的不同作者具有相似的人生际遇和相近的思想情怀。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大致有3类：

    一类是思妇之辞。在十九首中占大部分。有《去者日以疏》、《明月何皎皎》、《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迢迢牵牛星》9首。二类是伤时失意之辞。有《青青陵上柏》、《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明月皎夜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7首。三类是热中仕宦之辞。有《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回车驾言迈》3首。

    《古诗十九首》情致深婉，表达思想感情复杂含蓄。诗的作者对人生易逝、节序更替如流不仅伤感而且焦虑。《今日良宴会》说：“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回车驾言迈》说：“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青青陵上柏》说：“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生年不满百》说：“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借闺人怨别、游子思乡、游宦不成、追求行乐来抒发情怀。这些人就是诗中的所谓“游子”、“荡子”。他们背井离乡，抛妻舍子，对思妇而言，自然产生“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荡子行不归，空床独难守”的叹息。对游子而言，发出“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的感慨是人之常情。游宦破坏了正常生活，也影响了人的友情。他们虽然都有较高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又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学素养，但是，奔波四方，得不到帮助，不得“策高足”、“据要津”时，失意者便对得意人表示怨愤了：“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文人怀才不遇，“但伤知音稀”之后，眼见前途无望，于是就“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甚至“秉烛夜游”，消极落拓了。这是末世的人生表现。

    《古诗十九首》长于抒情，往往用自然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两者密切结合，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还善于通过某种生活情节抒写作者内心活动，抒情中有叙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鲜明突出。加之比兴手法的运用，精炼的语言。其诗含义丰富，余韵无穷。

    曹操与《龟虽寿》

    魏武帝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末建安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少年便机警有权术，任侠放荡，20岁举孝廉为郎官，步入仕途。初任洛阳北部尉，后曾任顿丘令、济南相等职。为官不畏权贵，雷厉风行，有政治才干和魄力。在镇压黄巾起义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势力，此后讨董卓、灭袁绍，削平群雄，于建安元年迎汉献帝建都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当时北方的实际统治者，为建立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凭借权位，网罗文士，开创了建安文学的新局面。他一生军旅倥偬，然而登高必赋，对酒必歌，“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意，缘事而发，自铸新辞，抒情写志，反映现实。

    曹操反映汉末动乱现实的诗有《薤露行》，写何进谋诛宦官，董卓趁机作乱京师的史实。《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诗人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苍凉凄楚，伤时悯乱之情自然生发。明人钟惺说此诗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而曹操的《短歌行》是其代表作：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蘋。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讌，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写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顽强的进取精神。悲歌慷慨，忧郁之中激荡着奋斗的情怀。在《龟虽寿》诗中同样表达了老当益壮的志士胸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的诗现存20余首乐府诗，质朴本色，诗如其人，恰“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操是文人写作“拟乐府诗”的开创者，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章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他的散文不受当时辞赋的条条框框影响，而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个性鲜明。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披露心声说：“设使国家无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豁达智慧的性格，反映在文风上，就是清峻通脱。充分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

    曹植七步成诗

    曹植（192—232）字子建，封陈王，死后谥号思。又称陈思王。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钟嵘《诗品》称他是“建安之杰”。

    曹植是曹丕之弟，曹操之子。“生乎乱，长乎军”。天资聪颖，胸怀大志，深受曹操宠爱。由于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最后失宠。公元202年初，曹丕继位魏王、丞相。同年受禅让称魏帝。曹植因与曹丕争为太子，深受曹丕猜忌和迫害，一心要杀死他。曹丕刁难曹植，七步之内为诗，作不成就杀头。不得已，曹植踱步吟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七步不到诗成，曹植虽然免死，但是一直怀才不遇，在被打击与迫害中，心情抑郁，落寞寡欢，最后在愤懑与苦恼中死去，时年40岁。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文学创作也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乃父曹操在世，曹植过着受宠的贵公子生活，一心建功立业，在《与杨德祖书》中表示：“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求自试表》要“混同宇内，以致太和”。《薤露篇》表示：“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而《白马篇》是他前一段诗作的代表。诗中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立志报国、视死如归的爱国壮士形象，充满着豪迈的乐观精神。“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后一阶段因社会地位和人生的不如意。文学创作内容一扫斗鸡走马、宴饮游乐的题材。取而代之的是反映受迫害被打压的忧愤之作。作于黄初4年（公元223年）的《赠白马王彪》最为有名。当年，曹魏诸王来洛阳朝会，与曹植关系密切的任城王曹彰暴死。七月各路侯王回归本国，曹植与白马王曹彪同路东归，曹丕派人禁止他们同行。被逼分手之际，“意毒恨之”，“愤而成篇”，遂作诗赠曹彪：“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面对现实“感物伤我怀，抚心常太息”，之后故作豪言“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最后想到朝不保夕的人生“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无力与命运抗争，只好收泪上路。在痛苦绝望中辞别。

    曹植的诗现存80余首，辞赋散文40余篇。而《洛神赋》是他赋作中的名篇。通过梦幻境界，写一个人与神恋爱的悲剧，极具艺术魅力。成为后世画家的创作题材。曹植在建安诗人群里文学艺术成就最高。他吸收了汉乐府诗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成就，描写事物细腻，词藻华丽，善用比兴手法，讲究对偶、炼字、用典，富有音乐美感。因此，钟嵘在《诗品》中评论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谢灵运说：“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敏捷，安有继之。”

    诸葛亮与《出师表》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琅砑阳郡（今山东省沂水县）人。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诸葛亮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名声淹没了他的文名，然而他的《隆中对》、《出师表》一直成为散文的名篇范文为人习诵，其诗《梁甫吟》堪称佳作，又有《诸葛亮集》流传于世，冠之文学家并非浪得其名。

    三顾茅庐图诸葛亮出身官宦世家。先祖诸葛丰明经学，特立刚直，官汉司隶校尉。父诸葛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守。诸葛硅生3个儿子，长子诸葛谨，次子诸葛亮，三子诸葛均。母亲章氏与父亲相继去世，诸葛亮兄弟3人尚幼，皆由叔父诸葛玄抚养。诸葛玄死后，诸葛亮躬耕南阳，好为《梁甫吟》：“步出齐东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诸葛亮身长八尺，《姓源韵谱》说：“诸葛亮身长八尺，形细面粗，犹如松柏，皮肤枯槁，文理润泽。”《襄阳记》说：“黄承彦者，高爽开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当时没有人赞许他，只有博陵崔州平、颖川人徐庶和诸葛亮友好，认为诸葛亮有将相之才。

    当时刘备屯兵新野，徐庶谒见刘备，刘备很器重徐庶，徐庶举荐孔明。于是，刘备屈驾三往才见到诸葛亮。刘备与诸葛亮单独交谈：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刘备听后，拍手叫好，与诸葛亮感情越来越亲密。关羽、张飞等人不高兴，刘备说：“我有孔明，就像鱼有水一样，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三道四了。”从此诸葛亮为刘备出谋划策，联合东吴抗曹，赤壁之战击败曹操，刘备占有江南，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建安十六年，平定成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刘备外出，诸葛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建安二十六年刘备称帝，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春，刘备托孤，刘禅继位，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平定南方，五年，率军北伐。上《前出师表》表示“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的忠心，同时谆谆告诫刘禅以法治国，广开言路，诸葛亮出师，近贤臣、远小人”。希望同意出兵讨贼兴复汉室。北伐节节胜利，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邰迎战北伐军。因街亭失守，北伐失败，诸葛亮还军汉中，挥泪斩马谡，上疏请自贬。于是诸葛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冬十一月，诸葛亮得到消息，孙权打败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于是又上《后出师表》：“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诸葛亮复出散关，斩魏将王双。七年平定武都、阴平，正待乘胜进军中原之际，后主刘禅下诏召回诸葛亮，前功尽废。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北伐，造木牛流马运粮，射杀魏大将张邰。十二年春又率军出斜谷，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诸葛亮分兵屯田以备持久战。当年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卒于军中，时年54岁。

    诸葛亮，天下奇才，为文也奇。所作《便宜十六策》、《将苑》可谓奇文。《诫子书》更是字字玑珠：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诸葛亮为文简约不繁，斗语破的，富有哲理，不堆砌词藻，能流传后世者，皆因熟谙事理，博大精深所致。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魏氏春秋》说，此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最早为东晋初谢安首倡，后经孙绰、袁宏、裴启等人倡导肯定，“竹林七贤”之称盛传于世。

    魏文帝曹丕称帝以后，为了争取士族豪门的支持，在人事制度上一改曹操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方针，代之以九品中正制选用人。到了曹芳即位的正始年间，曹魏新贵族与司马氏代表的旧豪门势力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司马氏一方面扩张势力，一方面对曹魏宗室和进步士人实行残酷杀戮政策，造成社会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这种强权政治，削弱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得到了发展，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对世风、文人的影响很深。在文学创作上，显示出了与建安时期迥然不同的风貌。作品多为揭露政治黑暗恐怖和对人生的慨叹，表现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其代表作家。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璃之子。《晋书·阮籍传》载：“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早年曾被征辟举荐为官，不久即称病辞官。司马氏执政期间，任过短期的东平相和步兵校尉，后人又因此称他阮步兵。

    阮籍父子两代均与曹魏统治者关系密切，极端反感司马氏暴政。但摄于当权者淫威，他在言论上“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以明哲保身；在行动上以消极反抗的方式不与司马氏合作，有力地冲击了司马氏所提倡的虚伪礼教。他博学群书，尤好老庄，旷达不羁，慷慨任气，有《咏怀》诗82首是他的代表作品。阮籍的抒情诗，通过主观感受来反映人生，由于诗人思想感情复杂丰富，诗作多用比兴，写得隐晦难懂，令人捉摸不透。钟嵘《诗品》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颜延之认为阮籍的诗“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尽管如此，有些咏怀诗表达情感还是很明显的。如《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黑暗现实里，诗人忧思苦闷，孤独寂寞的伤感在诗中充分表现出来了。阮籍还有一篇很有价值的散文《大人先生传》，虚构了一个超世独往、与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虽有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倾向。但对社会的批判和揭露却是尖锐深刻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一语揭穿统治者的本质。这种黑暗腐败的统治必然遭到“亡国戮君溃散之祸”，连那些附炎趋势的寄生虫们也必然一起灭亡：

    “且汝独不见夫虱之处于裩中乎？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裩裆，自以为得绳墨也。饥则啮人，自以为无穷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死于裩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裩中乎？”

    阮籍此文，寓言神游，使气聘辞，韵文与散文相间，风格独特。而竹林七贤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嵇康又与阮籍不同。在反抗现实的表现上远比阮籍激烈得多。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郡铚（今安徽省宿县西）人。他与曹魏宗室有婚姻关系。曾任魏的中散大夫，人称嵇中散。他学识渊博，精通音律。崇尚老庄，反对虚伪的礼教，公开宣告拒绝与司马氏合作，大肆宣讲“非薄圣人”、离经叛道而不合时宜的言论，锋芒毕露。直接触犯了利用礼教图谋篡魏的司马昭及其帮凶，被司马昭下令处死，时年39岁。

    嵇康现存诗作50多首，多为四言诗。五言诗仅有10首。杂言诗11首。代表作品有《幽愤诗》1首，《赠兄秀才人军》18首。散文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著名。

    《幽愤诗》是嵇康受人牵连入狱，在牢中写的四言诗。诗中追悔自己不善于处世，以致遭受幽囚的耻辱，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因受迫害而放弃。要高蹈遁世，“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嵇康兄嵇喜，被荐举任司马氏军幕，嵇康写了《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写兄弟情怀，对兄投身司马氏表示不满。写兄弟的不同生活，表明对自然生活的热爱和对功名富贵的鄙弃。《与山巨源绝交书》公开与司马氏绝交，并揭露司马氏的夺权阴谋。文章嬉笑怒骂，犀利洒脱，表现出峻急刚烈的性格。

    《兰亭集序》

    曲水流觞本称流觞曲水，是一种很古老的饮酒取乐的风俗，即把盛酒的杯从水的上游放出，顺水流飘下，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取酒而饮。秦昭王（前324—前251）三月上巳置酒河曲，有金人自东而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使君制服并拥有西夏）。及秦霸诸侯，因其处立为曲水祠，两汉相沿，皆为盛集。晋武帝司马炎不知它的来历。尚书郎束哲禀奏说：“昔周公卜成洛邑，（选定洛阳为国都）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用羽毛载着酒杯顺水漂流）。”

    雪夜访戴图公元353年即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文人墨客42人，会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大家欢聚一处，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各抒怀抱，尽享人生之欢乐。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淮南太守王旷之子，司徒王导之侄。少时就学识渊博，有个性。长大后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官。东土饥荒，他开仓赈贷，有爱国思想，以骨鲠称。好服食养性。晚年辞官，乐以山水陶冶性情。能诗能文。又以书法见长。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人称“书圣”。

    王羲之的文章现存几百篇。多为杂帖。虽难求议事原委、友朋姓名，但是，名帖篇章都写得情真意切，语辞清新自然。有的谈往日交游，有的讲当世友谊，有的念病慰问，有的惜时伤老，无不尽人情之所至：

    六月十六日羲之顿首。秋节垂至，痛悼伤恻。兼情切割，奈何奈何。此雨过，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吴兴转胜，甚慰。想得此凉日佳，患散乃委顿，耿耿，且以佳兴消息。仆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顿首。

    这类小笺之作，把书信形式简化，普及于日常生活的情思交往之中，是汉魏书信体散文的发展。王羲之最著名的散文乃是《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成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集》是42人的诗集，流传至今的尚有21人的37首诗。王羲之受众文士之推，为这部诗集写了序文。记叙兰亭盛会的情景，同时也抒发了人生短暂、欢乐有尽的感慨。全文写得情景交融，文情并茂，且有人生哲思。文章写兰亭地理形貌与自然景物，不用工笔细雕，而是抓住景物特征粗线条勾勒，几笔素描，境界全出。山、岭、林、竹、流、湍，用崇、峻、茂、修、清、激来形容，不但写出兰亭依山傍水的清幽，同时衬托出雅集文士名流的闲逸情致。绘声绘色的描写，盎然生机，具有诗情画意。文中议论“一死生”、“齐彭殇”纯属“虚诞”，为“妄作”，启迪人生，具有唯物论思想，在那个时代是难能可贵的。而王羲之以诗文集序的形式记游抒怀，以清新朴素的语言，不拘声律偶对，自由活泼地写景议论，在东晋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别具格调，显示出独特的散文风格。

    陶渊明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级的官。陶渊明少年时，家境虽然已经没落了，但是，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钻研老庄，通读儒家经典，也涉猎文、史神话小说之类的“异书”，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础。

    陶渊明青年时代胸怀“大济苍生”之志。因“亲老家贫”，29岁时初次出来做官，任江州祭酒。时间不长，就因为个性刚直坦率，“不堪吏职”，便辞职回家了。后来州里召他做主簿也谢绝了。在家闲居了六七年以后，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又到江陵，做荆州和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第二年冬天母亲去世，陶渊明回家奔丧，就此在家开始了躬耕隐居的生活。“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公元402年，桓玄篡位改国号为楚。两年后刘裕起兵击败桓玄，为镇军将军，执掌东晋大权，陶渊明入刘裕幕府任镇军参军，又改任建威参军。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八月，请任彭泽令。因为性格清高，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又赶上爱妹早逝，做80多天彭泽令，再次挂印辞官。从此结束了仕宦生涯，坚决归田隐居。在他归田以后的20年中，刘裕代晋称帝，门阀势力犹在，黑暗腐败的官场也没有改变。在战乱、阴谋、危机四伏的社会里，为了避祸全命，即使“偃卧瘠馁有日”。也拒绝出仕。他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以后，便立志“独善其身”。走洁身守志的路。在无力抗争的情况下，便采取了“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了。在田园劳作，艰辛的生活，煎熬着忧愤的心情，终于衰老成疾，不治谢世，享年63年。谥号“靖节征士”，人称“靖节先生”。

    陶渊明现存诗120多首，散文6篇，辞赋3篇和《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韵文2篇。

    陶渊明的诗作多数为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中表现农村恬美静穆、诗人悠然自得的心境。代表作品有《归园田居》其一、其五。《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曰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田园诗中歌咏农业劳动，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了友谊。代表作品有《归园田居》其二、其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田园诗中反映农村凋敝和诗人窘境的诗有《归园田居》其四、《怨诗楚调赤庞主簿、邓治中》等。

    陶渊明的咏怀诗直接抒发坚持高远理想和志趣信念，对现实表示不满，代表作品有《杂诗》、《饮酒》等组诗中的部分篇章。《杂诗》其二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他还以咏史的形式，抒发有志难酬的牢骚。代表作有《咏贫士》、《读山海经》等组诗中的大部分诗篇。《读山海经》第十首：“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由此可见，陶渊明恬淡的另一面是“金刚怒目式”的性格。

    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也写得很好，文笔朴素简洁，感情真实，真切传神。《五柳先生传》全文不到200字，是诗人的自传。陶渊明的爱好、生活态度、思想性格各方面勾画得十分形象逼真。《桃花源记》也不过300多字，生动地展现出一个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令人悠然向往。《与子俨等疏》追叙生平思想与经历，饱含真情。《自祭文》对自己一生行事，毫无悔恨之意，表现出男人骨气。《祭程氏妹文》写得凄恻感人，亲情深厚。他的《归去来兮辞》是历代人们称诵的名篇。“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亦是人们传诵的名句。《感士不遇赋》抒发士不遇的感慨，揭露士不遇的原因。“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现出的耿直不阿的品格，令人钦佩不已。

    《木兰诗》

    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品《木兰诗》与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中国诗歌的“双璧”。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

    《木兰诗》产生的年代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产生于北魏，最早见于陈释智匠撰《古今乐录》。在流传的过程中有隋唐文人的润色。

    《木兰诗》是长篇叙事诗。全诗300多字，塑造了一个乔装代父从军的绝世女英雄形象。木兰既是现实的人物，又是理想的化身。巾帼英雄木兰，是历史性和传奇性的产物。巾帼英雄木兰的形象具有非凡的意义。她本是一个勤劳的织布女郎，以女红为务。但是，战争改变了她的生活，她勇敢地承担起服兵役的义务，代父从军，表现出不同于一般女性的作为：“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女扮男装，万里长征，转战十年，历经黄河黑水，燕山漠野，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凯旋归来，“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木兰功成名就却不受封赏，不愿当官，只希望回家团圆，志向不同流俗，气概磊落轩昂。相形之下，那蝇营狗苟、不择手段推过揽功、一心求官贪财的所谓“男人”，显得多么的龌龊和无耻。木兰回到家里，“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出生入死转战十年的战友们才发现，眼前功勋卓著的“壮士”原来是一个大姑娘。这一出带有扑朔迷离传奇色彩的喜剧，让人们看到了勇敢、坚毅、纯洁的木兰，天真、活泼、机智的真面目。

    《木兰诗》中表现的巾帼女英雄英勇善战是不奇怪的。北朝妇女武艺高强，弓马娴熟在历史和现实中大有人在。《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就是一个压倒须眉的武艺精湛的妇女。但木兰比李波小妹有本质不同。木兰始终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勇于自我牺牲，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赛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国家疆土。木兰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木兰的故事是奇特的，木兰的身上体现出中国劳动妇女的高贵品质。《木兰诗》的故事，突破了“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巾帼英雄木兰，使千千万万妇女扬眉吐气，千百年来，人们把她搬上戏剧舞台，传唱不衰；制成影视动画片，走向世界。

    《木兰诗》艺术成就很高。全诗用轻快流畅的文笔，写出女子胜于男的重大主题。风格刚健，情节惊奇，语言质朴通俗，生动自然的口语穿插精妙的律句，节奏富于变化，足称绝唱。

    《颜氏家训》

    颜之推（531—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学者。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梁元帝江陵败亡后，辗转奔窜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平原太守。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因病去世。在60多年的人生旅途中，他学识渊博，阅历深广。亲历4个朝代，细心体察社会，各类人物，各地风俗。目睹南北分裂、兵连祸接的社会现实，身受其害。为教后代人安身立命，“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的精心之作。始作于南北朝，成书于隋朝初年。全书分“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终制”20篇。内容广泛，知识丰富。除首篇《序致》说明写作宗旨，末篇《终制》叮嘱后事，《归心》篇礼佛而外，其余17篇大体可分为为“家庭伦理”、“品德智能”、“思想方法”、“养生处世”和“学术杂识”5个方面。

    家庭伦理教训有《教子》、《兄弟》、《后娶》、《治家》4篇，侧重讲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义务和相处的道德准则。强调教育子弟、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重要性。

    品德智能教训有《风操》、《慕贤》、《勉学》、《文章》4篇，讲述如何造就子弟成材，培养优良的崇高操行，磨砺勤奋求知的人生态度和树立良好的文风。

    思想方法教训有《名实》、《涉务》、《省事》、《止足》4篇。阐述观察、认识、处理问题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正确对待名与实的关系，争取美好的声誉，要有真才实学。人生的意义在于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博与专的关系和个人的发展要有所侧重，不要放纵欲望，警惕贪心不足。

    处世养生教训有《诫兵》、《养生》2篇。教育子弟不要依靠卖弄勇力和利用战争来取得显达，应该珍惜生命，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同时也指出，生命虽然可贵，也不是不当惜而惜。不应该为冒险贪欲去送死，为忠孝仁义而牺牲是值得的。

    学术杂识教训有《书证》、《音辞》、《杂艺》3篇。介绍古籍文字学考据的方法和知识，音韵知识、杂艺知识，根据不同的实用价值，提出做学问的要求。

    颜之推虽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常常叙说自己的亲身见闻，使人们看见南北士族风尚有别。文辞时有骈体，但风格平易亲切。间以故事讽刺，引人注目。《教子篇》讲北齐有一个士大夫公然对别人讲培养孩子的经验时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说，有一个“近世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用“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虽着墨不多，人物无耻、虚伪的嘴脸跃然纸上。

    《颜氏家训》自隋朝以来，成了一部广泛流传影响深远的著作。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傅太平说：“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盖《序致》至终篇，罔不折衷古今，会理道焉，是可范矣。”王铖《读书蕞残》说：“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编撰人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刘义庆传》说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召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世说新语》应是刘义庆与门客文士的集体著作。全书分“政事”、“德行”、“文学”、“言语”、“仇隙”等36门。内容主要记叙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风貌等杂事。诸如“名士风流”、“魏晋风度”，崇尚清谈，寄情山水等遗闻轶事。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

    《世说新语》大部分篇幅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他们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然想起剡县的戴安道，马上登船去访，走了一夜才到，赶到戴安道门前却返回来了，别人问什么原故，王子猷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同是《任诞篇》又记载刘伶纵酒放达，裸形室中，来人见状，讥笑他。刘伶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雅量篇》记谢安与人下围棋，接来信得知谢玄淮上大捷，“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起，才心不在焉地说：“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无独有偶，顾雍召集同僚下围棋时，听到儿子死讯，“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能欣赏山水被视为名士风雅，能隐逸视为高人，能清谈以为经济，服药饮酒都是魏晋风流。他们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汰侈篇》写石崇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粘糒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陵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豪门士族仗势欺人，凶残暴虐，贪婪丑恶《世说新语》皆有所记。《汰侈篇》载石崇请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即斩杀美人。大将军王敦去做客，“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王导责怪他，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俭啬篇》记司徒王戎虽“既贵且富”，却吝啬坏绝，他家有好李子，怕别人得到种子，竟先“钻其核”而后出售。

    《世说新语》也记载和歌颂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语篇》“新亭对泣”则表现了爱国思想。《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识鉴篇》写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写周处勇于改过自新，为民除害，很有教育意义。《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故事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权势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了两个人的品格优劣，历来被传为佳话。

    《世说新语》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用富有特征的细节写人物精神性格，善于记言记事相结合，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

    《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人杨衒之的散文著作。

    杨衒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所以，他的生卒籍贯不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附《杨衒之小传》说：“衒之，一姓羊，北平人，魏末为抚军司马，历秘书监，出为期城太守，齐天保中卒于官。”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一书中自述“永安中（528—530）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547）因行役，重览洛阳。著《洛阳伽蓝记》时官衔是“抚军司马”。《广弘明集》载“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譬，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

    北魏统治者崇信佛教，仅洛阳就有佛寺1300余所。中经战乱，大都残毁。《洛阳伽蓝记》这部记述佛寺园林风物建筑的散文著作，以北魏都城洛阳佛寺园林为中心，广泛地记叙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历史沿革，世事兴衰，轶事传闻。杨衒之写这部书，原来是有一定思想寄托的，他在《洛阳伽蓝记》序言中说：“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坐观音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稼，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离黍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洛阳伽蓝记》每记一寺，都写它的历史或传说。有的还记述与本寺相关的神话和异闻。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朝廷变乱、诸王废立、达官显贵的腐化荒淫生活、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如记高阳王寺：

    高阳王寺，高阳王雍之宅也。在津阳门外三里，御道西。雍为尔朱荣所害也，舍宅以为寺。

    正光中，雍为丞相。给舆、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白殿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反宇，轇轕周通。童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霄尽日。其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日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

    记高阳王寺侧重写高阳王元雍穷奢极欲、腐化堕落的生活，而《洛阳·景林寺》则重在写景状物：

    景林寺，在开阳门内御道东。讲殿迭起，房庑连属，丹槛炫日，绣桷迎风，实为胜地。寺西有园，多饶奇果。春鸟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祗洹精舍，形制虽小，巧构难加。禅阁虚静，隐室凝邃，嘉树夹牖，芳杜匝阶，虽云朝市，想同岩谷，静行之僧，绳坐其内，飧风服道，结跏数息。

    这些寺院清净肃穆，令人身心陶醉。写《永宁寺》：“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更是有声有色，大有警钟长鸣、劝世行善、修成正果之意。至于《法云寺》，写洛阳大市东、南、西、北四市工商业繁荣和富人的豪华奢侈的生活，穿插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人物故事中，使文章摇曳多姿，情趣浓郁。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尤其《白马寺》更是古今中外闻名，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古代建筑。文学美文描写艺术的建筑，堪称绝妙文辞。

    刘勰与《文心雕龙》

    刘勰（466—520）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据《梁书·刘勰传》说他：“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他还参加整理佛经的工作，梁以后做过记室、参军等小官，担任过东宫通事舍人的职务，深得太子肖统的器重。晚年到定林寺削发为僧，更名慧地，不久去世。身后留有一部传世的古代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创作于齐代，是刘勰30多岁时的作品。全书50篇，分5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原道》至《辨骚》5篇，是全书的总纲。旨在阐明文学的起源和言必征圣、文必宗经的道理，表明指导全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思想，从而解决道与文的统一问题。第二部分从《明诗》至《书记》共20篇，为文体论。刘勰认为“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于是按“文”、“笔”两类分别对33种文体作“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研究，从而弄清楚每一文体的源流演变。指明其特征、功用，并通过评析典型作品，提出每种文体的写作要求。第三部分从《神思》到《物色》20篇为创作论，讨论创作过程中构思、作家个性与风格、继承与创新、内容与形式等基本文学理论问题，也讨论了创作中有关谋篇布局、结构层次以及语言、文字、音律、遗词、造句、修辞方法等写作方法和表现技巧问题。第四部分《才略》、《知音》、《程器》3篇，为文学批评论。他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偏颇，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原则，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标准，对文学批评家的修养、学识、态度等相关问题作了具体要求。《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详细介绍本书的内容、体例、结构、写作动机、指导思想等，以圣人“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为准绳，以匡正当时文坛“辞文爱奇，言贵浮诡”的形式主义文风。

    刘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口号是：“言必征圣，文必宗经。”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客观标准应该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刘勰所说的“道”包括自然客体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两个方面，“文”由“道”派生而出，分“形文、声文、情文”3种，“形文、声文”，是自然运行之文，“情文”是社会运行之文。“道”只有圣人能洞察、把握。因此，圣人之文是“道”的体现，这样的文章能“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幻纪，洞性灵之奥区”，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六经则具有“衔华而佩实”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情深、风清、事信、义直、体约、文丽，刘勰称为“六义”，体现了文质统一，真善美的楷模，故文必宗经。纬书是“文丽”的产物，是宗经必须的辅佐。屈原的《离骚》“依经立义”，“自铸伟词”，是“金相玉质”的优秀之作。

    刘勰充分肯定文学创作书自然景物的密切关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情感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但外物也随着人的情感而变化，人的情感也随着外物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唯物的观点。

    刘勰特别重视文学创作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有其历史的原因，都是那个时代政治状况和社会思潮的反映。“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论，刘勰考察了上古至刘宋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指出了它们的时代风格和主要倾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

    刘勰还十分注重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研究。提出“文附质”、“质待文”的看法。即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有助于表现内容，内容与形式是相互制约、相得益彰的关系。他肯定“为情而造文”，批判“为文而造情”。

    刘勰重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观思维活动。在《文心雕龙》中单列《神思》篇专论：“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指构思活动不受时空限制，构思的特点是“神与物游”，“万涂竞萌”。“思理之致”就是艺术构思成熟形成的“意象”。解决“意”与“言”的矛盾，主要是提高作家的文学修养，掌握写作技巧。

    刘勰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指导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都是错误的，妨碍公允中肯的批评开展。他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批评家还应联系作家的时代、身世、际遇、情思、才能、人格来衡量作品的价值。批评家还必须见多识广，善于比较鉴别。掌握客观标准：“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只有这样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

    总之，《文心雕龙》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书，尽管有失偏颇，亦不失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雄视百代继往开来的巨著。

    诗仙李白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先世在隋末因罪徒居西域，后逃归绵州彰明（今四川省江油）。李白就生长在彰明所属的青莲乡。

    李白生在一个富裕而且有文化传统的家庭。自幼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好剑术，与善谈纵横术的赵蕤和道教徒交往。20岁以后在蜀中登山览胜。雄山大川开阔了他的胸襟视野，也激起了他对求仙隐逸生活的向往。

    开元十三年（725），25岁的李白怀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理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谋求政治出路。他雄心勃勃地出四川，经襄汉，浮洞庭，上庐山，到金陵，从维扬折回湖北，以安陆（今湖北境内）、任城（今山东济宁）为中心，先后游历了黄河、长江流域的许多地方。在安陆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在东鲁，与名士孔巢父等5人隐居徂徕山中，时人号称“竹溪六逸”。李白隐居目的是“养望待时”，他想通过隐居、任侠、寻仙访道、干谒地方长官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树立声誉、获取资本，以期得到帝王的殊遇，由布衣鲤跃而为卿相，建功立业。在他久隐安陆山中，不见有人关顾，便取道南阳，“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入京后隐居终南山，曾在玉真公主别馆作客。因多遭冷遇，深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痛苦与悲愤。于是浮黄河东返。天宝元年（742），42岁的李白因玉真公主的推荐再次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他抑制不住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抓住施展政治抱负的机遇，来到“圣明天子”身边。李白被任命为“翰林侍诏”。职位“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貌似荣显，实属帮闲文人。他心中苦闷，“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天宝三年（745）便被斥逐还山。这是李白人生的转折点。“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李白离开长安后，开始漫游，在洛阳、汴州与杜甫、高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过着“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的生活。虽然生活困窘，却希望“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世事突变，李白为避安史之乱，隐于庐山屏风叠。永王李璘自江陵举兵东下，李白应聘入幕。后来唐肃宗剿灭了李磷势力，李白因“从璘附逆”得罪，被判长流夜郎（今贵州省桐梓一带），“万愤结缉，忧从中催”。乾元二年（759）春，行经巫山时，遇赦放归。61岁时，唐侍听说李光弼率军征讨史朝义，请缨杀敌，行至中途，因病折回金陵，后投依族叔当涂（今安徽当涂县）令李阳冰，宝应元年（762）病逝。

    李白的诗现存900多首。他是继屈原之后，中国文坛上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杰出代表。

    李白的诗是他思想和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也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其一，李白的诗抒发了建功立业的宏伟理想，表现出“安社稷、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还借歌颂历史伟人表达志向：“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跃然诗行之间。其二，李白的诗，抒写了蔑视权贵、鄙夷利禄的反抗精神和怀才不遇的愤慨。热烈追求光明与自由。《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登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顷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内心是痛苦的，态度却是倔强的。他的愁是政治失意、理想无法实现的激愤也辞。反抗的方式是放浪形骸，借酒消愁。或是在仙界里邀游，以求解脱。诗人自己的痛苦，使他体察并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怍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板，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其三，李白在自己的诗篇里，还描绘和赞美奇伟壮丽的大好河山风光，借山河抒怀。《望庐山瀑布》、《渡荆门送别》、《游洞庭五首》、《望天门山》写山川明媚秀丽，给人美的享受。而《蜀道难》更以雄健奔放的笔调，运用想象夸张的手法，描绘了由秦入蜀，道路上的奇险壮丽，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杰作：

    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冰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首诗大开大阖，气势宏伟，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与现实景物熔于一炉，写出蜀道令人恐怖惊骇的艺术形象，联想李白仕途的艰难。怀才不遇的经历，《蜀道难》不正是仕途难的写照吗？

    从《蜀道难》也可以看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在艺术表现上，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和美丽奇幻的神话传说。结构上跳跃多变，不拘章法，大起大落。长于用七言歌行和绝句纵横变化，后来者无人可比。语言自然清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其《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尽洗铅华，弃绝雕饰，和谐畅朗如同口语，生动活泼，千古以来为人传诵。

    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曾祖杜依艺为河南巩县令，遂迁居巩县。杜甫出生于巩县的瑶湾。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作《春秋左氏传集解》，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为鄯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这样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杜甫的思想和文学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7岁开始吟诗，14岁便在文坛崭露头角。20岁游学，到过吴越、齐鲁、燕赵故地，并与李白、高适相遇，结下了深厚友谊。天宝五年（746）秋，杜甫35岁，在兖州与李白分手，西去长安谋求政治出路。当时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于天宝六年诏天下通一艺者进京应选。杜甫参加考试，和元结等诸举子受李林甫阴谋排斥，无一被录取。杜甫仕途受打击，生活也陷入困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为寻求出路，不得已向达官显贵赠诗乞求引荐。41岁时，遇唐玄宗举行祭典，他呈献三大礼赋，受玄宗赏识，被命待制集贤院。几经周折，被任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看守兵甲器仗。这时他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本质有了清醒的深刻认识，加深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写了《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100余首诗。

    明皇幸蜀图公元755年11月爆发。“安史之乱”，次年6月潼关失守，唐玄宗逃蜀，肃宗在灵武继位。杜甫在这年7月携家逃到鄜州。安顿家小后，只身去灵武投奔肃宗，中途被叛军所获，押解到沦陷的长安。杜甫感愤交集，写了《春望》、《月夜》、《哀江头》、《悲陈陶》、《悲青坂》等爱国诗篇。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四月，杜甫从长安逃到唐政府临时所在地凤翔，被任为左拾遗。八月回鄜州探家，写了著名的《北征》、《羌村三首》等诗章。不久收复长安，肃宗还京。公元758年，因房琯事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公元759年春天，杜甫在从洛阳回华州任所途中，写下了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他的创作达到高峰。公元759年7月，杜甫弃官，历尽千辛万苦，于年末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了一所草堂安身。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忧国忧民之心。公元764年，好友严武重来镇守四川，由严武表荐，杜甫被任命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工部”。不久，严武突然病逝，杜甫携家离蜀，乘船东下，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住了两年，又沿江东下，辗转于川、鄂、湘之间，贫、病、老迈交加，公元770年冬，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江船上逝世。

    杜甫一生写了1400余首诗作，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历史，也记述了诗人的生活历程和思想情感。具有极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被誉为“诗圣”。

    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成就是巨大而多方面的。他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首先表现在，他善于选取典型人物和事件来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石壕吏》写被迫从军的老妪，《垂老别》写垂老无依的老翁，《无家别》写无家可归的士兵不得已二次从征，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百姓在战争中煎熬，由典型的人和事艺术地概括显现，使人由个别看到了普遍现象。对比之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如此高度概括的凝炼诗句，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尖锐的矛盾。其次，根据内容的需要，选取不同的表现手法。《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这首诗是杜甫的叙事之作。诗中寓主观于客观事件的描写之中，诗人虽然不直接表白，但是主观情感和态度却是十分鲜明的。《兵车行》抨击唐玄宗穷兵黩武，《丽人行》揭露杨国忠兄妹荒淫腐败也是不露声色地在叙事中表现出来的。而杜甫抒情之作的表现方法则直抒胸臆，喜怒哀乐，溢于言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一个“喜”庆，让杜甫高兴欲狂，思绪纷飞，高歌豪饮，浓烈的抒情气息，强烈地感染着读者。《登楼》、《旅夜书怀》、《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都是直抒情怀的名篇。杜甫更善于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咏怀五百字》、《北征》、《八哀诗》便是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叙事抒情的。而情景相融、即景生情的名篇《春望》表现诗人爱国忧民之情，真令人伤怀落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主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其三，继承古人优良传统，兼采众长，推陈出新。杜甫是“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尽得古今诗体之妙，无论古体五古、七古、杂言，还是近体五律、七律、排律、五绝、七绝，杜甫都作得合辙押韵，得心应手，各尽其妙。堪称写格律诗的典范。在语言运用上，变化多端，精于炼字。追求佳句。“赋诗新句稳，不觉自长吟”。正由于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所以杜诗中的名篇佳句俯拾皆是，美不胜收。

    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长恨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曾任太子少傅。后人因此称“白香山”、“白傅”、“白太傅”。祖籍太原。后迁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出身于一个小官僚家庭，世敦儒业，祖父、父亲皆以明经出身。10多岁时，因避战乱，只身漂泊江南。他读书勤奋，29岁中进士，32岁又以“拔萃”登科，初仕校书郎。35岁复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以第四等入选，授官盩厔室尉。此时，写了脍炙人口的《长恨歌》，和反映农民困苦的《观刈麦》等诗。不久入翰林学士。又做3年左拾遗。白居易踌躇满志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贵。”白居易面对社会现实，深感有“为民请命”的责任，而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又使他觉得有此可能。于是，发出了“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的呼喊，为了实现自己的宏愿，不怕牺牲，不计个人得失“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喔咿。常憎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这不仅是白居易的政治态度，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态度。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门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策林》75篇，提出人民贫困的原因是“官吏之纵欲”、“君上之不能节俭”、“财产不均，贫富相并”。他要求统治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建议“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在任左拾遗期间，一方面履行谏官职责“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一方面利用诗歌配合斗争，“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许多讽谕诗像利剑一样射向黑暗的现实，刺痛了权豪们的心，使他们“变色”、“扼腕”、“切齿”。然而白居易却“不惧权豪怒”。不惧权豪怒终受权豪害。元和十年（815）盗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认为是有史以来的“国辱”，首先上书请捕贼，权贵们怒其越职奏事，造谣中伤，借机将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心中明白：“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

    被贬之后的白居易“换尽旧心肠”，虽然写出《琵琶行》和《与元九书》，唱出“不分气从歌里发，无明心向酒边生”的微辞，但是人生态度已转向消极。随着政治环境日益险恶，逐渐滋长了佛、道思想。他把儒家的“乐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佛家的“四大皆空”糅合在一起，作为明哲保身的法宝。他悔恨自己“三十气太壮，胸中多是非”，力求“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白居易沉默了，“世事从今口不言”。他认为“多知非景福，少语是元亨”。为避牛李党争之祸，他采取中隐之路，不做朝官而做地方官，以地方官为隐。于是力求外任。任杭州、苏州刺史之后，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在洛阳度过人生的最后18年。在消极思想的支配下，白居易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讽谕诗”虽然不写了，在不触怒权豪而又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白居易为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在杭州筑堤浚井，至今尚有白堤在西湖。在苏州，苏州人民对他感情深厚，离任之日，“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在洛阳“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会昌六年八月，白居易病逝于洛阳，葬于洛阳龙门山。

    白居易是继社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伟大诗人。他的独特贡献就在于总结中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诗歌理论。指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与元九书》便是全面、系统、有力地宣传现实主义、批判形式主义的宣言书。

    白居易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肩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他指出，要写做出为政治服务的诗，就必须关心政治，主动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创作泉源。他强调诗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主张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为内容服务。

    白居易在这种诗歌理论的指导下，写了1300多首诗歌，是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个。白居易曾将自己51岁以前写的诗编为四类：一讽谕、二闲适、三感伤、四杂律。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讽谕诗。这些讽谕诗，是和他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的，也是他现实主义诗论的具体实践。其中《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杰作，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

    讽谕诗从“惟歌生民病”出发，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并表示极大的同情。《观刈麦》写农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苦，“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捡麦穗充饥的清贫，“自愧”不劳而食。《采地黄花》写农民“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嗷嗷万族中，惟农最苦辛”。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为农民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关心农民疾苦也关注妇女的命运。写《井底引银瓶》、《母别子》、《后宫词》、《请拣放后宫内人》、《上阳白发人》发出“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呼喊。白居易深知人民的疾苦是由于“一人荒乐万人愁”造成的，因此，在讽谕诗中揭露统治阶级的“荒乐”和弊政。《赠友》、《重赋》揭露两税真相，“敛索无冬春”，控诉“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的强盗统治。其中“宫市”是中唐的一大弊政。以皇室购物为名，“实夺之”。少有人敢过问，白居易写《卖炭翁》标明“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

    诗中“黄衣使者”和“宫使”都指宦官。虽不发议论，更不见讽刺之辞，但是，是非爱憎见于叙事之中，写法独特。白居易关心时政，更热爱国家。《西凉伎》通过老兵的口说出国境日蹙的军事形势。

    白居易的讽谕诗，主题明确，集中专一。一首诗集中写一件事，效法《诗经》作法，以诗的首句为题，在题下用小序注明诗的美刺目的，惟恐人不知其旨，“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采用外貌、心理等细节深化主题。《卖炭翁》写善良辛劳的炭工外貌、心理，十分生动、感人。白居易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反映社会矛盾，夹叙夹议，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用通俗化的语言，平易近人，妇孺皆能成诵，因此，广为流传。

    韩愈与敬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3岁而孤，由嫂郑氏抚养成人。刻苦学习，贞元八年（792），25岁时考中进士。29岁步入仕途，曾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向宪宗谏迎佛骨而得罪，几乎被杀，幸裴度等人援救，被贬为潮州剌史。穆宗即位，奉召回京，为国子祭酒，兵部、吏部侍郎。卒年57岁，谥号“文”，世称韩文公。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杰出的散文家。他将古文革新理论主张运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写出了大量的新型“古文”，充分展示了古文运动的实绩。著有《昌黎先生文集》40卷。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

    《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是“怠”和“忌”。“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进而发出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文章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然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观点，却不引经据典，表现出散文创作的一种新形式。

    《师说》不顾世俗诽谤，勇为人师。指出师的作用，“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韩愈的见解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师道观，直到现在仍不失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托了韩愈对自己遭遇的愤愤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如此文章，转折变化而简捷明快，虽说议论，却如叙事一般，淋漓畅快地一吐胸中委曲。

    至于《进学解》、《送穷文》用对话的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对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出一个有理想、有节操的文人士大夫面对黑暗现实不妥协的精神。《毛颖传》仿司马迁传记文的写法，为“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之作。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借喻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不仅讽刺统治者“少恩”，同时也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给以辛辣的讽刺。

    《送李愿归盘谷序》是一篇“杂文”，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揭露和鞭挞。描摹庸俗大官僚丑态和官场的丑恶，穷形尽相，令人耻笑。用对比的方法叙述，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是韩愈早期有声有色的散文力作。

    《蓝田县丞厅壁记》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记叙文中文学性较高的名篇之一。这是一篇辩诬的文章。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长时间处于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思想也很混乱。当时流行着对张巡等人的造谣中伤，实质是制造不利于国家安定统一的言论，为叛乱者张目。韩愈在本文中阐明张巡、许远在平叛安史之乱的功绩同时，推论睢阳保卫战对扭转当时战局的重要意义和巨大作用。文章以生动形象的笔墨记述了许远、张巡、南霁云等忠诚将士死守睢阳城，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部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层层驳诘，爱憎凝于笔端。后半部分，根据自己所得的民间传闻，写张巡、南霁云的轶事，特别补写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最是精彩，南霁云的英雄形象令人难以忘怀。

    《柳子厚墓志铭》是韩愈碑志文中的名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称颂其才学之外，着重叙述柳宗元的政治、德行、文学诸方面。首先称颂柳宗元的政治才能，肯定其在柳州的政绩，并对他长期遭受贬谪、备受排挤打击的惨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其次着重表彰柳宗元重友谊、有气节的人品。表明柳宗元在韩愈心中的地位。最后。对柳宗元在文学上取得的不朽业绩，给予应有的评价，并指出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斥久”、“穷极”。韩愈用富于感情的语言悼念好友柳宗元的同时，也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虚伪与冷酷无情：“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从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人手，抒写悼念亡侄的悲痛。韩愈的父亲韩云卿生3个儿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三子韩愈。十二郎就是韩老成，本是韩介次子，过继给韩会为子。韩愈3岁丧父，由韩会夫妇抚养成人，他和老成生活在一起，经历患难，叔侄间的情感特别亲密。老成去世，韩愈写文祭奠，幼年情事和生离死别的悲哀，萦回中见深情，呜咽处见深痛，语从肺腑流出，恰如长歌当哭，哀婉动人。

    韩愈的散文风格，雄奇奔放，流畅明快之中又富于曲折变化，“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其语言简练、鲜明、生动。他既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日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所作散文词汇丰富，很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韩愈创造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流传了。《进学解》：“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送孟东野序》：“不平则鸣”、“杂乱无章”，《柳子厚墓志铭》：“落井下石”。等等成语，至今为人们喜用。韩愈除了善于运用比喻使描写对象生动形象之外，还善于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语句中获取借鉴，活用词性。《原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用这种语言组织句子，错综成文，非古文大家不能为也。

    古文领袖柳宗元

    柳宗（773—87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县）人。唐贞元九年（793）21岁登进士第，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803），31岁，为监察御史里行。唐顺宗继位，王叔文等改革派执政，柳宗元参加了王叔文集团。柳侯祠被任命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期间，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推行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罢宫市、免进奉、启用忠良、打击惩处赃官等，做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好事，因而遭到宦官和旧官僚们的联合反对。不到7个月，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10年后，改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任上，时年47岁。柳宗元本为河东人，曾任官于柳州，后人因称他柳河东、柳柳州。著有《河东先生集》45卷。

    柳宗元和韩愈齐名，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也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是中唐时期文坛的重要领袖人物。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在官与民的关系上，他认为官吏是人民的仆役，人民不是官吏的奴仆。柳宗元在《送薛存义序》中指出，人民“出其十一”纳税，雇佣官吏来为人民服务。而有些官吏却不仅“受其直怠其事”，甚至盗取人民财富。人民对官吏所以不敢怒而斥退，是因为势力不敌而已。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试图探求社会贫富不均的根源。它反映出中唐时“两税法”实行以来只是剥削方式的改变，并不解决民生问题。他基于对人民的同情，产生了土地权利的平均主义想法。《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对古代社会的分封制度做了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严厉抨击封建藩镇的割据局面，以及世族大夫“世食禄邑”和由此产生的“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不合理现象。柳宗元认为，一种社会制度是不依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势”的作用下，即使“圣人”也无力兴废，兴废完全取决于“生人之意”，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帝王受命于天的谬论。社会发展由“家天下”必然走向“公天下”。有力批判分封制“与三代比隆”的倒退思想。柳宗元先进的历史观，得到苏轼的赞颂：“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柳宗元的卓越政见、先进的历史观和文学主张，与他朴素的唯物论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在为屈原《天问》所作的著名《天对》中，探索自然现象，认为宇宙最初“惟元气存”，一切现象都是自然存在的，“无功无非”，“非余之为”，表现出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他在《贞符》中断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没有什么“赏功罚祸”的天意存在其中，“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柳宗元用无神论的历史观来观察一切礼乐刑政，是对那些迷信天命神意观点和做法的有力批判。在《时令论上》、《断刑论下》、《非国语》、《天爵论》、《天说》等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无神论的历史观。

    柳宗元的人生，正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所说“斥久”、“穷极”。正因为被排斥打击时间久了，仕途困窘，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壮志不伸到了极点，虽初衷不以文学取名誉，最终却成就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柳宗元一生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除诗歌以外，散文成就尤其显著。他的散文大体上分为论说、传记、杂文寓言和山水游记四类。

    论说文内容充实，思想深刻，逻辑严谨，说理透辟，笔锋犀利，气势贯通，富于论辩性。代表作品有《封建论》、《“六逆”论》、《时令论》、《非（国语）》等。

    传记文叙事细腻，结构严整，富于想象夸张，往往带有寓言成分，写景状物十分精致。《捕蛇者说》是一篇似传记而兼有杂文特点的论说文。文章写蒋氏三代人，宁肯死于捕蛇而不肯死于苛政的悲惨事例，辛辣地揭露和嘲讽了民生凋敝、酷吏鱼肉乡里的黑暗现实，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矛盾，批判现实的精神十分突出。《种树郭橐驼传》通过写郭橐驼善于掌握种树规律的记叙，用“种树之道”。譬喻“为政之理”，从而揭露和谴责了当时的弊政：“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柳宗元写此文的目的最后点明，“以为官戒”。《童区寄传》，写一个12岁的儿童区寄机智勇敢地杀死两个人贩子的故事，在歌颂智勇双全、富有抗争精神少年英雄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买卖人口、贪官纵暴的黑暗现实。《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梓人传》也都写得各具特色。柳宗元的传记文。多取材于被压抑的社会下层人物，却不受真人真事的束缚，其中往往穿插一些作者的想象、夸张来表达主观意图。因此，传记文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兼有寓言和传奇色彩。

    杂文寓言多为柳宗元被贬谪永州以后的作品。由于统治黑暗，政治腐败，作家采用寓言的形式讽刺时政，文章短小警策，寓意深远，表现出杰出的讽刺才能。《三戒》是著名的讽刺小品文。《临江之麋》，写麋深得主人宠爱，“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想吃麋而不敢。3年以后，麋离开了主人外出，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文章尖锐地讽刺了那些依仗权贵势力而得意忘形的小人。《黔之驴》则是外强中干的小人的写照，嘲讽他们，“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其实是无德无能的蠢驴。《永某氏之鼠》把那些自以为“饱食而无祸”的人比做老鼠，指出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恒”，那就一定会遭到被彻底消灭的惨祸。《蝜蝂传》以寓言的笔法，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那些贪得无厌的人：

    得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蝜蝂的死亡是一个具有社会意义的悲剧，短短百余字，蝜蝂一类的典型人物跃然纸上，平常之中显示出深刻的意蕴。

    《罴说》通过“能吹竹为百兽之音”的楚国猎人，最后弄巧成拙反被罴吃了的可悲下场，对弱肉强食的现象和“不善内而恃外者”进行了尖刻有力的抨击，他们就像楚国猎人一样终无好下场。柳宗元的寓言杂文写得极其成功，他善于体情察物，捕捉平凡常见的事物特征，加以想象和夸张，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柳宗元所创作的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作品，对寓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最富有文学色彩的作品。他的山水游记不同于前人，在写景状物中寄寓着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抑郁情怀。文笔简洁明快，语言秀丽清新，富于诗情画意，是其山水游记艺术的突出特色。《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品。《钴鉧潭记》描绘钴鉧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状态、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在叙述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百姓的盘剥，以及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郁闷之情。全篇语言生动简洁，写景与抒情相融合。《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清冽”，写“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在简短的文字里，极尽写景状物之妙，从潭水、岸势、岩石写到树木、游鱼，或动或静，由景及情，写得细致而有情趣。《钴鉧潭西小丘记》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生动异常。“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山中无生命的石头，经柳宗元指点勾画，仿佛都有了血肉灵魂。他写如此奇美的小丘却被“农夫渔父过而陋之”，实在是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的美好被发现表示欣慰，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正如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柳宗元写山水游记，文笔简练而又生动，描写细致而又有神韵色泽。语言“清莹秀澈，锵鸣金石”。实为游记散文的典范。它不仅有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而且有相当深刻的思想认识价值。

    柳宗元不仅是唐代散文大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的诗大部分是被贬永州、柳州时所作，内容多抒发自己悲愤郁闷和离乡去国的情思。著名诗篇《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宗元写此诗寄给同贬的4位朋友，不仅表现自己离乡别友的悲苦心情，也流露出对时事的忧伤和处境险恶的恐怖心情。柳宗元的山水诗也写得情致委婉，具有高超的艺术境界。名篇五言绝旬《江雪》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柳宗元的诗文处处显示出清峻高洁的品格，流露出被贬的幽愤。

    唐人小说《传奇》

    唐代传奇是唐代作家用文言文有意识创作的短篇小说，“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称为“传奇”，始于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宋朝以后，人们便用“传奇”来概称唐人小说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是有原因的。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为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发展为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市民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的“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其次是当时社会风气促进了传奇的写作。唐代以诗文取士，也看社会名声，士子入京应试，先拜名公，呈献诗文，希望得到赏识，这诗文叫“行卷”。后来名公不想看这些滥诗文了。于是，人们就用传奇文作“敲门砖”，使名公耳目一新，果然奏效。这种风气加上唐代社会佛道教义、神怪传说流行，传奇创作于是兴盛起来了。其三是文学本身的发展结果。六朝时期的志怪为唐传奇的兴盛做了准备。唐代的诗歌散文的繁荣也影响了传奇的写作，唐代民间文学也为唐代传奇的写作提供了素材。初唐传奇承袭六朝志怪余絮，“征异话奇”，代表作家作品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文成的《游仙窟》。中唐传奇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兴盛局面。代表件品有《霍小玉传》、《李娃传》、《柳毅传》、《莺莺传》等。晚唐传奇作品数量很多，并出现了传奇专集。有牛僧儒的《玄怪录》、牛肃的《纪闻》、裴铏的《传奇》等。现存唐代传奇单篇作品40余篇，专集40余部，多收在宋朝初年编的《太平广记》一书里。《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里也收载了一些作品。

    王度的《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最早的一篇。故事内容是记述一面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各种灵异，透露出一些社会动乱和民间疾苦的影子，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至上的思想。

    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美妻被白猿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捕杀白猿，而妻子已孕，生子如猿，聪悟过人。作品内容仍是搜奇猎异。但是，写欧阳纥失妻之痛，寻妻之苦，夺妻之险，也表现出他对妻子的挚爱。后人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用小说影射真人，以达到人身攻击目的之恶习，殆从此始。

    张鷟《游仙窟》唐时传到日本，近人抄录带回中国。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实际是轻薄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他还写了一些故事，其中《隋文帝狮子骢》，通过狮子骢初到长安时的神骏和后来流落磨坊时的憔悴，寄寓了英雄末路的感慨。

    沈既济《枕中记》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生平热烈追求的“出将入相”生活。一旦惊醒，还不到蒸熟一顿黄粱米饭的工夫。于是，卢生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借以表现官场的现实十分逼真。

    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廉能称职，深受百姓拥戴。后来因为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去世，于是，宠衰谗起，最后被国王遣送出城。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才发现所谓槐安国、檀罗国原来都是蚁穴。从此，他深感人生虚幻，富贵虚浮。于是，栖心道门，不问世事。曲折地反映出一般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

    李朝威的《柳毅传》是一篇神话小说。写落第书生柳毅在泾河畔遇见洞庭小龙女。小龙女向他诉说了被夫家虐待的不幸遭遇。柳毅出于义愤，传信给她父亲洞庭君。洞庭君的弟弟钱塘君闻讯怒不可遏，杀了泾河龙王，救出了小龙女。经几度曲折，小龙女终于和柳毅婚配。这篇作品写人神通婚，揭示出封建社会妇女被压迫、受虐待的现实，表达出青年男女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小说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形象鲜明，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在唐传奇作品中成就最高。

    蒋防的《霍小玉传》也是一篇优秀的传奇之作。小说写陇西书生李益到长安参加考试，与妓女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考中，授郑县主簿，临行时发誓要与小玉“死生以之，与卿谐老”。可是，赴任归家以后，另娶了贵族千金卢氏，将小玉遗弃。小玉临死前发誓：“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小说通过霍小玉的形象，表达了被压迫、受凌辱的下层妇女不肯屈服的反抗精神。

    白行简《李娃传》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最初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了某生。当她看到某生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后，痛自谴责，与鸨母斗争，挽钟馗仕女图救了某生。某生富贵后，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了不妨碍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先前置儿于死地的荥阳公此时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人们看到：一个被世俗贱视的妓女却有高尚的品格，那道貌岸然的老爷，其肮脏的灵魂虚伪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传》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是可以突破的。妓女也可以封为“汧国夫人”。这篇小说，思想超前，艺术很有特色，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饶有生活气息。

    元稹《莺莺传》写张生和崔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的故事。小说的女主人公崔莺莺。出身名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是举止端庄、沉默寡言的大家闺秀。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却深藏心底。自己约张生来相会，又板着面孔斥责张生“非礼之动”。但是，强烈的爱情要求，使崔莺莺大胆地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主动乘夜来到张生住所私会。表现出不同凡俗的反叛精神。然而，当她意识到张生将要抛弃她时，又无力抗争，听凭命运摆布。崔莺莺的形象刻画得真实动人，十分成功。张生的形象，有元稹自己的影子。他对崔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的文人士子的真实写照。《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深受文人喜爱，宋代以后，许多作品都是根据它敷衍而成的。

    杜光庭《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女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朝末年，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意图在于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以期巩固动荡不安的统治。小说刻画虬髯客的豪爽俊伟，红拂女的勇敢机智，李靖的风流倜傥，生动活泼，“风尘三侠”的风貌跃然纸上。

    袁郊的《红线传》，裴铏的《聂隐娘》、《昆仑奴》写知遇报恩的故事，带有神秘色彩。薛调的《无双传》也写一个感恩知己的人间侠士，王仙客与刘无双悲欢离合的故事。赞扬那种不以贫富而改移的忠贞爱情。牛肃的《吴保安》写一对患难朋友的深情厚谊，也十分动人。牛僧儒的《郭元振》写郭元振斩除猪魔，拯救无辜少女的故事，意在惩恶扬善，含有教训意义。

    范仲淹与《岳阳楼记》

    范仲淹（989—105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宋仁宗天圣中任西溪盐官，建议在泰州修建捍海堰。当时，西夏（党项人建立的国家，位于今甘肃省和陕西北部及河套一带）国君赵元昊屡次侵犯宋朝边境。宝元三年（1040）进攻延州（今陕西省延安）。朝廷派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和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守卫西北边疆，抵御西夏入侵。范仲淹守边数年，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巩固边防。西夏人畏惧他，说范仲淹“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敢进犯。当时边塞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西夏讲和，范仲淹还朝，任枢密副使，又迁升参知政事。在政治上极力主张改革，力图创新。曾建议十事，要求在原有法制的范围内，作一些整顿的措施，包括限制以“恩荫”为官、选用干练人员、严格执行政令等项，又主张兴修水利，因遭到反对，未能实现，罢政后，出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历知邓州（今河南省邓县）、杭州（今浙江省杭州）、青州（今山东省益都县）。后赴颖州途中病逝。谥号“文正”。

    范仲淹有《范文正公集》传世。他在古文创作上，富于政治内容。政论文《上执政书》表现了爱国爱民的政治态度。著名的《岳阳楼记》是其代表作品：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岳阳楼，位于今湖南省岳阳市。本为岳阳县城西门的堞楼，面对着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自唐代建城以来，极负盛名。为历代文人才士登临赋咏之所。唐朝张说在这里作刺史，常和才士们登楼赋诗，有诗百余首列于楼壁之上，成为人文景观。

    公元1045年，滕子京（名宗谅，河南洛阳人，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因有人弹劾他枉费公钱，降官知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县），又改为知岳州（今湖南岳阳市）。他主持重修岳阳楼之后，给范仲淹写信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约范仲淹为岳阳楼作文。于是，便有了《岳阳楼记》。岳阳楼因《岳阳楼记》历经千年，而名闻遐迩。

    《岳阳楼记》范仲淹别出心裁，造意深刻，大气磅礴，用语精辟。通过写景抒情，转而言志。描写洞庭湖景色的阴晴变化，引出登临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探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表现出一个伟大人物的博大胸怀和坚贞的政治抱负。

    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和行为由来已久。他为秀才时就常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好善乐施，喜欢帮助他人财物。当他知道别人有急难时，一定出手救济，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平时他不追求物质享受。即使在做了高官以后，家中的生活也像贫贱的时候一样俭朴。这种俭以养德、吃苦在前、不计享乐的美德是值得称赞的。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是他因提倡变革而遭到排挤，被贬谪到邓州（今河南省邓县）之际，与滕子京同命相连。范仲淹不仅以天下为己任自广胸怀，也以此勉励滕子京。中国封建社会的迁客骚人，大多数壮志难酬，怀才不遇，因此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悲观厌世，消极人生。范仲淹身为“迁客”，身受排挤打击，却否定一般迁客骚人的狭隘情结，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高尚的人生准则，不计个人得失，时刻以天下为己任，即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范仲淹不仅文章传世，诗词也都有名篇为世人传诵。《渔家傲》写边疆战士生活艰苦，表达了作者破敌立功的决心和思念家乡的矛盾心情，极其悲壮苍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正是边塞战争生活的写照。而《苏幕遮》写景抒情堪称绝唱：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上阕写景秋色山水，蓝未黄叶，芳草斜阳，铺垫下阕离情，做个好梦回家团聚，酒不能消愁，化作泪水吞咽，离别之苦，难以言表。艺术感染力极强。

    醉翁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号醉翁。别号六一居士，作《六一居士传》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他4岁丧父，家境贫寒，母亲用荻杆画地教他识字学习。天圣八年（1030），24岁中进士，为谏官，正直敢言，要求改革政治，坚决站在范仲淹一边。关心国事，同情人民疾苦。他指责那些“先荣而饱”的人不知为天下忧，又禁止他人忧，而忧天下的人“又皆远贱”，指出王朝诱民、兼并、徭役的大弊，主张轻赋税、除积弊，实行“宽简”政治。于是，受到政敌的诬陷和打击，屡遭贬谪。由于他政治上、文学上的才能为王朝所重视，贬官不久往往又被起用。累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晚年倾向保守，反对王安石新法。卒谥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词》传世。

    欧阳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人对保守派的斗争，和他在文学上提倡诗文革新，对以杨亿为首的点缀升平的西昆派的斗争，是相呼应的。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下诏书，指责文士著作“多涉浮华”，认为“文章所宗，必以理实要”。欧阳修高举诗文革新的旗帜，适应政治的需要，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指出传世的作品必须内容真实，问题重大，形式优美。三者缺一不可。在语言方面，主张平易自然，反对华而不实和艰深古奥。他所倡导的言之有物，切合实际，形式自然优美的，便于为人们理解和掌握的新文风，使宋初数十年的浮靡文风发生了根本变化。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成为后世典范。结束了骈文独霸文坛近千年的历史，现实主义新文风蔚然兴起。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有一些是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的。《与高司谏书》，直斥谏官高若讷趋炎附势不敢主持正义的卑劣行为；《朋党论》反击保守派对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诬蔑。说明朋党有邪正：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阐明治理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讽谏统治者应该任贤退恶。著名的《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后唐李存勋兴亡的典型事例，说明国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实由人事，表现了他对国家兴亡的朴素唯物主义见解。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文章一唱三叹，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不仅富于现实意义，而且语言婉转流畅，情感注于笔端，展示出诗文革新的风格特色。

    欧阳修的状物写景、叙事怀人的散文，也写得摇曳生姿，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释秘演诗集序》、《苏氏文集序》、《泷冈阡表》、《祭石曼卿文》叙事怀人，不落俗套，结构缜密，感情深沉真挚。状物写景名篇《醉翁亭记》，写滁州山间朝夕变幻，四时不同的景物，身为太守的欧阳修和滁州人在山间饮酒游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欧阳修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字里行间与民同乐，喜形于色。“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全篇层次段落分明，语言自然流畅，表达了摆脱束缚、从容悠闲委婉的情致。文中用了21个“也”字，是文赋的一种新形式，用语骈散兼行，音调和谐，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欧阳修的《秋声赋》，用散文的笔调，通过多种譬喻，描摹无形的秋声，烘托出仪态万端的秋天景象，一变过去一般辞贼凝重呆板、略无生气的面孔，显示出他创作艺术的特色。至于抒写对于因人事忧劳，形神日渐衰老的悲感，是欧阳修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表现。

    欧阳修的散文继承并发扬了韩愈散文的正确作法，避免好奇尚异，讲求文从字顺，叙事简括有法，议论委婉有致，章法曲折变化，而语句圆融轻快，又注意语气轻重、声调和谐。仅在散文方面的创作成就而言，作为当时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不仅散文，他创作的诗也很有成就。《食糟民》写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贫民却“釜无糜粥度冬春”的现实，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答扬子静两长句》指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贵族王公的享乐，是人民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传说故事，表达对妇女命运的同情，也谴责了昏庸误国的统治者。欧阳修的诗，较多作品是抒写个人生活情怀和亲朋间互赠应答的内容。谈不上什么思想内容，但是。在比较平淡直白的抒情写景之中，往往用一联半句。表现出一个新颖的意境，亦有可观之处。《黄溪夜泊》：“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堪称佳句。欧阳修的诗歌成就虽比不上散文，但是，它清新自然的风格，对扫除西昆派的浮艳诗风，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欧阳修的词更富于情韵。与晏殊齐名，时称晏欧。代表作《踏莎行》上片从远行人着眼，用春水喻愁，下片从闺中人着眼，用春山喻远，“平芜近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全词以写柔情著称。

    柳永与《雨霖铃》

    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柳永（约987—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福建崇安）人，是工部侍郎柳宜的少子。少年时到汴京应试，因擅长词曲，流连坊曲，熟悉了许多歌妓，为乐工妓女撰写歌词作曲，表现出浪子作风。屡试不第。有人在仁宗皇帝面前举荐他，宋仁宗批示：“且去填词。”柳永受到打击之后，别无出路。就以开玩笑的态度，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苏州、杭州等都市混迹，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在他饱受封建统治者白眼，“怪胆狂情”逐渐消退时，改名柳永，于宋仁宗景祜元年（1034）考取进士，在浙江的桐庐、定海等处做过几任小官，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晚年死于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有《乐章集》近200首词传世。其中部分歌词写出北宋汴京的繁荣，有元宵的千门灯水，九陌香风；有清明前后的斗草踏青，斗鸡走马，场面十分热闹。他在杭州写的《望海潮》词尤其著名：

    北固烟柳图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隄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迭巘清嘉，有三秋才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是为歌颂杭州州将孙何的政绩写的，未免把当时大都会的壮丽繁华和都市百姓嬉戏歌舞的生活美化了。相传金主完颜亮听到这首歌，欣然有慕：“三秋才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说不足信，可见这首词描绘之工，流传之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柳永的词多为描写妓女生活的，集中表现了他的狂放生活和浪子作风。在封建社会里，柳永被视为有才无德无行的文人，长期受到歧视和排挤，因此，他对那些聪明而不幸的歌妓心怀同情，为她们填词作曲。在《迷仙引》、《集贤宾》词中写歌妓们怎样亲切地盼望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在《斗百花》、《雨中花慢》、《定风波》词里曲折细致地表述歌妓们被一些轻薄少年欺骗时的痛苦心情。这些歌词赢得了宋元时期歌妓们的青睐，她们以能歌柳永的词而身价倍增。

    柳永的词写江湖流落、羁旅乡愁和离愁别恨艺术成就最高。有名篇《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是写离情别绪之作，反映出主人公羁旅失意的苦闷心情，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词中主人公暗淡的心情给天空水色涂上了阴影，漂泊江湖，更难言离情别绪，读来令人关切。《八声甘州》也是写漂泊失意的思乡之作：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谋划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这首在柳词中是风格较高的一篇。苏轼认为“不减唐人高处”。也仅此一篇而已。柳永大多数词还是“秦楼楚馆”里的“浅斟低唱”。他很长一段时间自封“白衣卿相”，对抗金榜题名，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嘲弄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受当时歌妓、乐工们的影响，创制了大量慢词。成为小令之外，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在艺术表现上自成风格，大部分作品都以白描见长，凡铺叙景物。倾吐心声，皆层次分明，语意明确，绝少掩饰，又大量运用口语入词，一扫晚唐词人的雕琢文风。人们口碑相传，“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种饶有影响和深受百姓喜爱的柳词，不仅取决于内容，还在于这种表现形式更适合群众的要求。

    风流豪放说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大文学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少年时就十分关注社会的风俗人情和朝廷的政治措施。希望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青年时期才华横溢，具备了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深受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称许。宋仁宗末年，向朝廷上制策《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表现出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由于苏轼生活和地位的局限，他的改革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尤其反对急进的措施。当神宗初年，王安石实行打击豪强兼并的新法时，他就上书反对。请求外任，离京任杭州通判。后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徐州（今江苏省徐州市）、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元丰二年（1079）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入狱。这就是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为了生计，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自号东坡居士。黄州位于长江中游险要之处，武汉三镇即在它的西面，历史上无数英雄曾经在这里开展政治军事斗争。在江山与英雄的激发之下。苏轼写出了著名的散文和词章：《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宋哲宗即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旧党司马光为相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翰林学士。这时，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苏轼权衡利弊，又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招来旧党程颐一派的攻击。不得已，外任杭州等地知州。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先后被再贬到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做别驾。宋徽宗即位（1100）因大赦，从天涯海角的蛮荒回到内地，次年七月卒于常州（今浙江省常州市）。一生著有《东坡全集》100多卷，遗留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苏轼的一生，思想集儒、道、释于一身。平生倾慕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道家老庄为异端。然而他又喜读《庄子》的文章，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同他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的主张相一致。他又喜欢和僧人交往，向佛修行。在生活上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表现出佛、道两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人生观。然而儒家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影响他积极进取地生活着。虽然在政治仕途上受打击排斥，屡遭贬谪，他始终没有消极颓废。力所能及地做善事。在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孜孜不倦地追求进取，虽贫困而不潦倒，虽挤压而不屈从，虽暮年而“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这种豁达的心胸，表现在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了风流倜傥的豪放风格。

    苏轼的散文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政治论文《策略》、《策别》、《策断》各篇，从儒家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针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基于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他主张对内施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他的历史论文《平王论》、《留侯论》是另一种表现形式。《平王论》反对为避寇迁都，在政治上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由于各种局限，苏轼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也看出其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武王论》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商鞅论》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皆为书生之见，思想内容方面无甚可取。然而，在写作方面，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一直以来，成为应举士子的敲门砖。当时秀才们的口头禅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于苏轼在政治斗争的历练，在元祜、绍圣年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贴切，从实际出发，改变了空论习气。

    苏轼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不仅袒露出作家的胸怀，也表达出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和追求，成就远远超过他的政治论文。《传神记》写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书吴道子画后》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就是说，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这就是所谓的“妙理”。虽然讲绘画，其他艺术门类何尝不是如此，至今仍有启迪意义。在黄州时写《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很亲切有味道。在语言文字上毫无装腔作势之嫌。他不仅摆脱了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也避免了韩愈等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谈“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的艺术见解的同时，他回顾了与文与可往来唱和的交情，表现出文人之间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全文不过700字，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似乎随笔漫游，不着边际，然而，表现作者和文与可亲密深厚的交情以及对亡友的深沉悼念这一主旨，贯穿全篇，形散而意不散。他所作的名篇《赤壁赋》用诗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怡人，感慨赤壁之战的历史英雄人物。其实，周瑜击败曹操的赤壁在湖北嘉鱼县东北，长江南岸。和苏轼所游的“赤鼻矶”不是一个地方。苏轼泛游长江，浮想联翩，借题发挥，通过主客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表现出苏轼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的矛盾和苦闷心情。然而，当他用老庄和佛家的思想来观察宇宙人生时，又豁然开朗，表现出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赋中的主客，实际上代表苏轼思想的两个侧面，他虽沿用汉赋以来“抑客伸主”的作法，但是，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更像一首美妙的散文诗，尽脱汉赋刻板的句法和齐梁骈俪的作风。《后赤壁赋》与《赤壁赋》同为苏轼的名篇。前一次游赤壁是元丰五年初秋七月。后一次游赤壁是在同年初冬十月。前一次游赤壁，活动仅限于船中，《赤壁赋》虽然也描绘江上景色，主要内容还是谈玄说理。后一次游赤壁，主要活动在江岸，《后赤壁赋》以叙事写景为主。“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天然句法，景语不俗。文末梦境，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为景物又平添了朦胧的浪漫色彩。

    《石钟山记》是苏轼所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石钟山，在今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的东岸。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在县城的南边，叫“上钟山”；一部分在县城的北边，叫“下钟山”。各距县城约1里，高600尺左右，方圆10里左右。苏轼这篇文章，重点辨明“石钟山”名称的由来。先提出郦道元、李渤的说法，认为他们的说法让人怀疑，同时加以辩驳。然后写亲自月夜实地考察，发现石钟山附近水中有许多石穴罅，中流又有“空中而多窍”的巨石，波浪冲进石穴里，就像钟鸣一样发出响声。苏轼认为，这才是石钟山“独以钟名”的真正原因。并引申议论，强调对任何事物作出判断，必须“目见耳闻”，必须作深入的调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这是正确的。

    苏轼的诗歌，题材广阔，风格多样。他历经从仁宗到徽宗五朝皇帝，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远至大西北、海南儋耳。一生顺境、逆境，荣辱、祸福，穷达、得失集于一身，他把写诗当成日常功课，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写作，一直到老。而关心国计民生、同情民间百姓疾苦是苏诗的重要内容。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诗歌要有为而作”，因此，创作了许多为黎民的悲歌。《许州西湖》谴责地方官吏役民开湖为游春，不顾连年饥荒，视百姓如草芥的贪鄙嘴脸。《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抨击官府挥霍钱粮，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在凤翔时作《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揭露朝廷摊派徭役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在杭州时作《除夜直都厅囚系皆满，日暮不得返舍》诗，对为糊口奔走贩盐，身陷囹圄的穷苦百姓表示同情。被贬黄州时作《五禽言》、《鱼蛮子》借渡河农夫和渔民之口，控诉地租剥削的残酷性。被贬惠州时所作《荔枝叹》借控诉唐玄宗、杨贵妃的罪恶，抨击用人民血汗来“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

    苏轼有些政治讽刺诗，针砭时弊，同情人民疾苦，往往和不满王安石新法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以致得罪权臣。《山村五绝》皆针对盐法、青苗法等，讥诮朝政：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当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该诗取西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之事，讥讽盐法太急。有些诗夸大了新法之弊，有失偏颇。但他写《石炭》、《答吕梁仲屯田》等诗，涉及社会问题，表现出他关心国事、民事，也是难能可贵的。

    苏轼的写景诗以及由此生发的哲理诗，最是脍炙人口，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些诗亦来自“江山之助”，他漂泊所到之处，饱览山川奇景，三峡的奇绝、长江的壮阔、西湖的妩媚、钱塘的怒潮、北国海棠、南岭荔枝、儋州黎寨、草木人情，无不尽收笔下，写入诗中。构成了独特而新颖的意象和境界。《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写西湖晴雨，好景奇景。用拟人化手法，把西湖比做西施，意境深远。于是，后人遂称西湖为西子湖。苏轼两度任职杭州，每览江南山水，必要写诗，《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等诗，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在苏轼笔端，都留下了美丽动人的形象。在密州、彭城、胶东，他写的《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描绘江北名胜和地方风物令人过目不忘。远放惠州、儋州时，不但以浓厚的兴致再现岭南风情，而且能寓情于景，表达自己的哲思理趣。《赠刘景文》：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惟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

    诗篇以荷、菊、橙、桔4种花木的不同形象和色彩。概括秋去冬来的时空变化，暗示时间和人生之宝贵，告诫人们要珍惜美好年华。曲尽其妙，寓意委婉，清新可爱。《题西林壁》哲理诗更是意象丰富，议论精辟自然，饱含理趣：

    四川眉山县苏轼塑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通过写游山观景的感受，说明只有超脱局外。才能看清事物全部真相的道理。《琴诗》、《泗州僧伽塔》、《洗儿》诸诗或暗喻满意的成果有赖于主客观的统一，或指明大自然的变化并非由于神灵的主宰。寓深刻的人生哲理于意象之中，以奇趣哲理取胜。《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像这种“人生恰似燕爪泥”的诗，即景寓意，因物寓理，情理交融，意在不言中，情、景、理三者有机统一，意蕴无穷。苏轼的创作，开拓了哲理诗的新时代。

    苏轼以文为诗，以超乎寻常的艺术创造力作诗，想象丰富，比喻新颖贴切。奇趣横生。他各体皆工，尤擅长七言。《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

    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赢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诗人用春来归鸿、赢牛旧踪的形象，比喻人生飘忽不定，生动深刻而又明白通俗。以皎月祝愿老师把清辉洒满人间，人们在水瓮前与老师相逢。这里人、月、水互相转换映照，通过人与物空间位置的循环切换过程，产生联想、形成比喻。从而寄托对法芝老师的深情厚谊，既出入意外，又合乎常理。真是别开生面，令人拍案叫绝。

    苏轼不仅诗、文写得卓有艺术成就，他的词作也表现出了精湛的艺术创造性。他冲破了词专写男女恋情、写离愁别绪的框框，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凡是怀古、感旧、记游、说理、写景、状物等题材，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实绩。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一种独立的新诗体。《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出来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雄心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苏轼不满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于柳永和婉约词派之外，另立门户，成为宋词豪放派的卓越开创者。最能代表豪放词风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首词面对长江，畅想古代英雄人物，感叹自身失意之情，雄奇阔大，豪放恢弘。上片咏赤壁，即景状物，极尽江山之胜。下片缅怀周瑜，因景生情，爱江山更爱美人，突出英雄本色。衬托自我，抒发身世之叹。结尾“人生如梦”貌似颓废，实乃不平之鸣，激愤之词。同样表现豪放词风的名篇还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幻想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浮想联翩，笔势奇转，由天上到人间，逸兴洒脱，面对现实，理解人生，热爱生活。有理想色彩。又不乏现实根基，不愧为“中秋词”的千古绝唱。

    苏轼的词，风格多样化，也不乏缠绵妩媚之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是宋代词坛上第一首悼亡之作。苏轼这首词是为悼念妻子王弗而作。感情沉挚婉曲，思念之意令人回肠荡气。儿女情长尽在字里行间。而所作《蝶恋花》则又是清雅绮丽，色彩纷呈：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写佳人嬉戏欢笑，无意中勾起了墙外行人的春思，驻足传情，却惹恼了本来无情的佳人。风情妩媚动人，于曲折细腻之中独具凝重淳厚之笔。正如清人贺裳所言：“如此风调，令十七八女郎歌之，岂在‘晓风残月’之下！”

    婉约低吟李清照

    李清照（1084—约1155），南宋著名文学家、女词人。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出身于一个书香仕宦之家。父亲李格非为礼部员外郎，是著名学者，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也知书能文。李清照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吟诗填词、琴棋书画做文章无所不能，少有诗名，以才女著称。当时有宋徽宗时宰相赵挺之子，太学生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李清照18岁嫁与赵明诚为妻。结婚后，夫妇情投意合，每日除唱和诗词而外，致力于收集和研究金石书画，整理校勘古籍，生活优裕，家庭幸福美满。44岁遭“靖康之变”，金兵入据中原，夫妻被迫渡淮南奔，所携图书文物，在乱离中散失殆尽。建炎三年（1129），赵明诚在移知湖州途中突然病故。李清照颠沛流离，身染重疾，在病得“牛蚁不分”的情况下，右承奉郎张汝舟“强以同归”。但不到百日即行离异。她孑然一身辗转漂泊于杭州、越州、金华、临安一带，孤苦无依，整日里抑郁寡欢，以酒浇愁，在饱受国破家亡之痛的煎熬中，度过了不幸的晚年。

    李清照以词名世，她高超的艺术成就，被人们推为宋代“婉约派”词家的宗主。她不仅是宋代杰出的女词人，也是中国文学中超一流的女文学家。她的作品大多散佚，现有后人所辑《漱玉词》一卷，收词约60首。

    李清照的词以南渡为界，分前后两期，词的内容、风格迥然有别。前期多为闺情词，反映大家闺秀的生活情趣，开创了词史上对女性内心世界真诚而深刻的自我描写，委婉细腻，清新活泼，饶有意趣。《如梦令》其一，是世人称道的名篇：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词人抓住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通过主仆对话，十分形象地写出侍女对景物观察得粗疏，而大家闺秀、满腹文采的主人对事物变化。观察得是那么的精细，表现出闺中女性特有的细致、敏感、爱花、护花的浓烈感情。“绿肥红瘦”，前无古人，造语新奇，生动逼真。《醉花阴》写重阳思夫，更是千古绝妙好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这首词，上片写重阳时节的生活情景，突出一个“愁”字。下片写重阳时节的相思之情，突出一个“瘦”字。全词构成一种幽雅、清闲而孤独寂寞的境界。有记载说。当赵明诚看到妻子《醉花阴》词以后，在为爱妻的真情感动之余，突发奇想，要与爱妻比试文采。他谢客3天，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填成15首（一说50阙）新词。然后把夫人的《醉花阴》词夹在中间，拿给好友陆德夫看。陆德夫鉴赏良久。最后评价认为：“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最为绝佳。令赵明诚大为感叹。

    后期的李清照，由于国破家亡，政治风险和饱经风霜的凄苦生活，使她的词一变前期清丽明快，而充满了凄楚悲凉的音调。主要内容是抒发悼亡之悲和怀旧之思，用来寄托对故土的思念，表达国破家亡的痛苦。代表名篇是《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建炎三年（1129）秋，赵明诚病逝，李清照时年46岁。此词以寻觅不得开篇，抚今追昔，表现女词人丧夫之后寡居的痛苦心情。一个“愁”字贯穿始终。上片用秋风、飞雁衬托自己的孤独凄凉；下片用秋雨、黄花渲染自己在愁苦中煎熬。情真语切，如泣如诉，集中地反映了李清照晚年的心态和词的风格。表面上看，李清照是在抒发个人不幸之愁，实质上，李清照的愁是与那个时代，与国家、民族危亡息息相关的。名篇《永遇乐》，则明显地把个人身世的变化，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了：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词人写南渡前后两次元宵佳节的不同感受，倾吐出国破家亡带来凄楚零落的情怀，表现出对国运的关切和忧愤。全篇用倒叙手法，上片写今，下片由昔到今。结句着笔淡放却情怀迫促，不仅有昔盛今衰之感，人乐我苦之悲，而且含有人醉我醒之意。宋末刘辰翁说：“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李清照在《永遇乐》表现出的爱国情思，感人至深。确是杰作。

    李清照是宋词婉约派宗主，独树一帜。婉约而不柔靡，清秀中有真情实感，语言清新自然，音调优美，号为“易安体”。

    易安体最主要的特点是女性成了抒情主人大梅诗意图公的主体，词中的女性形象就是女词人自己。李清照向整个社会敞开心扉，倾吐自己的欢乐、忧愁、痛苦和追求，描述自己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步履艰难的人生，充满了一种纯洁高雅的女性意识。李清照词的主调就是一个“愁”字。南渡之前是闺愁，离愁；南渡之后是思乡之愁，国破家亡的悲愁。李清照以其委曲细腻的笔法抒发婉曲细腻的愁思，不矜持，不忸怩作态，以真情写真境，自成一种风韵天然的境界。语言率真自然，清新雅丽，具有深厚的语言素养。加之严谨婉转和谐的韵律，足使李易安的词名噪一时，空前绝后。

    李清照不仅词写得独树一帜，诗歌、散文也出手不凡。《和张文潜读中兴碑》、《送胡松年使金》、《打马赋乱辞》、《上兵部尚书胡公》等诗，都是披肝沥胆的爱国诗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恩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铮铮铁骨的表现。《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散文的名篇杰作。介绍了《金石录》的内容与成书过程，同时回忆她婚后30余年的忧患得失。反映出社会动乱毁灭文明的现实。语言优美动人，感情真挚，具有很高的学术和史料价值。

    陆游的诗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出身于富有文化素养的仕宦家庭，祖父陆佃曾任官尚书右丞，父亲陆宰官至淮南计度转运副使，他们在经学或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陆游影响很大。陆游出生时，正值金军灭辽后南下攻宋的战争年代。此时父亲陆宰卸任返京。尚在襁褓中的陆游随家人流寓荥阳。次年金兵攻陷汴京，他又随父母辗转南下避难。金兵过江以后，他又逃到东阳（今浙江东阳市），直到9岁才回到故乡山阴。“儿时万死避胡兵”的颠沛流离生活，在陆游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在父辈爱国思想的熏陶下，陆游少年时就萌发了爱国忧民的思想。20岁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29岁赴试第一，次年参加礼部复试，因名列秦桧之孙秦埙之前，且“喜论恢复”，语忤秦桧，被黜落不用。直到秦桧死后，陆游34岁时才初任福建宁德主簿。后改授敕令所删定官。因谏言任贤爱民，引起高宗厌恶，不久罢归乡里。孝宗即位，赐陆游进士出身，任地方通判。因张浚北伐失利，被投降派加上“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官归故里闲居。

    乾道五年（1169）陆游46岁被起用，任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市）通判。任期结束后，受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在幕中襄理军务。从此，陆游换上戎装，投身军旅生活，策划收复失地。由于南宋统治者无心北伐，不到一年，王炎、陆游被调离，无所作为。淳熙五年，孝宗召陆游东归，任福建、江南西路盐茶提举，一度权知严州（今浙江建德）。光宗即位，陆游入朝任朝议大夫、礼部郎中等职。十余年间，三起三落：江西任上因拨义仓救灾，以“擅权”罪免官还乡：淮东任上以“不自检饬，所为多越于规矩”论罢：朝官任上又被诬“嘲咏风月”而罢黜不用。

    光宗绍熙元年（1190），陆游66岁以后一直在故乡山阴三山村闲居，其间有一年时间，在临安主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他始终“身还民服，口诵农书，身杂老农间”。但他关心时局，爱国热情不减，85岁寿终。

    陆游平生以诗著称，从12岁开始学诗写诗，一直到84岁时仍是“无诗三日却堪忧”。临终前还握笔写《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他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不计他早年自己删汰和散佚之作，现存陆游诗作9300多首。有《陆放翁全集》。

    陆游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思想内容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诗中，抒发扫胡尘、靖国难之志，为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而呐喊。《夜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老马行》：“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金错刀行》抒发抗战理想、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大有气壮山河之势：“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京华结交尽奇士，意气相期共生死。千年史策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晓雪玉嶙峋。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陆游壮志不伸，完全是统治集团投降派造成的。陆游的诗，直指南宋统治集团屈辱求和的政策和卖国投降的行径。他嘲笑投降派奉行的妥协政策，《感事》说：“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他对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痛心疾首，作《醉歌》：“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在《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中有：“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对统治集团排斥抗战将领、贻误国事，陆游愤愤不平。有《关山月》名篇佳作：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全诗四句一韵，分别写后方、前线、沦陷区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画面，指斥统治者为苟且偷生、纵情享乐而不惜卖国投降的可耻行径。表现了前方将士欲战不能的悲愤心情。抒发了沦陷区人民的仇恨和渴望恢复中原的急切心情。权贵的享乐与壮士的悲愤、遗民的眼泪同时出现诗中，构成强烈的对比。表现出陆游锐利的战斗性。正由于陆游的批判斗争精神，“为时所忌”，被“罚令不得做好官”是必然的结果。

    陆游的诗，大量作品都在抒发壮志未酬的悲愤、表现“报国欲死无战场”的献身精神。《书愤》是其名篇代表作品：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首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诗人62岁。回顾早年北望中原，气吞山河之志，向往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痛惜空有塞上长城之志，无奈岁月蹉跎，早生华发，不仅发问，谁堪与“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相比，实际是以孔明自期，表示要北定中原，为此奋斗终生。全诗昂扬向上的斗志，确是那个时代振奋民族精神的战斗号角。另有《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人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同情北方沦陷区人民的情感溢于言表。

    陆游的诗“忧国复忧民”，爱国更爱民。许多诗篇表现了他对百姓的关怀热爱之情。表示对农民疾苦的关切，作《太息》诗3首。其一写道：“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

    陆游是写景状物的能手。“一草一木，一鱼一鸟，无不裁剪入诗”。留下许多名篇佳作。如《临安春雨初霁》：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这首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春，当时陆游住于西湖畔。诗中生动地描写出春雨初晴时的明媚春色。“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千古名句，脍炙人口。写景之中，也流露出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倦情绪。男有名篇《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首诗作于陆游从抗金前线调到成都府安抚司任参议官的途中，不写剑门和细雨，主要写诗人自己和此时此地的感受。仿佛一幅图画，画面的中心是诗人骑着瘦驴的有些潦倒的形象，自问只当做个骑驴觅诗的诗人吗？战士何故被调离抗金战斗的前线？一句发问，无限感慨蕴含其中。这细雨是气候不对，这剑门关是地方不对，战士不应该在这样的气候下，来到这样的地方做诗人的勾当。显然是表示对朝廷调动自己的不满。

    陆游一生政治不得意，报国志屈难伸，在家庭婚姻上也有不幸的遭遇。沈园的几首诗就是写自己同唐婉的爱情悲剧。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陆游与表妹唐婉结婚后伉俪情深。但迫于母命而离异，10年后两人在沈园相遇。不久，唐婉郁郁而卒。40年后，陆游重游沈园，触景伤情，写诗怀念唐婉，控诉封建家长。感情深沉，大胆倾诉内心世界，难能可贵。

    陆游的诗，广泛而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前期社会现实。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同时，陆游的诗又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尤其是那些侧重于抒写诗人理想抱负的诗篇，《醉歌》、《对酒叹》、《池上醉歌》、《神君歌》、《楼上醉书》、《江楼吹笛饮酒大醉中作》更显得慷慨激昂，乐观自信，挥洒豪放。特别是陆游喜爱用梦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浪漫情怀。他做过许多梦，但梦得最多的是在南郑时的军旅生活。“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他做《异梦》，最美的梦莫过于《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

    天宝胡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陆游做梦都想抗金收复失地，希望皇帝下诏亲征南北统一。诗中用凉州妇女梳头打扮学京都发式这一细节描写，不仅展示土地统一，风俗人情也统一的新气象，而且使梦境与现实相融合，格外真切。全诗色彩鲜明，是咏怀诗中的力作。

    陆游诗歌的体裁各体兼长，古体诗豪放道劲，律诗精工圆美，绝句深沉有情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佳句迭出。尤以七律写得既多又好。语言圆转流畅，精炼自然。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陆游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文学家，他在词和散文以及史学、书法等领域，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虽然专力为诗，余力为词，但却是南宋词坛的名家之一。现存词作130多首，不乏佳作。《诉衷情》是其突出的代表作品：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戌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这首词是陆游65岁居山阴时所作。全词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词人一生空怀抱负、不得施展的慨叹，语言极度精炼，笔调极度沉郁。而写物言志的词，《卜算子·咏梅》更是千古传诵，脍炙人口：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首词。借梅花在黄昏风雨摧残的恶劣环境中，即使被碾作尘土，依然“香如故”的高洁品性，象征自己在邪恶势力当权，群小忌妒诽谤的污浊现实中，仍然保持高尚的气节，像梅花一样，把清香留给人间。

    陆游的散文人称南宋第一，和朱熹同被称为古文大家。他的散文大至写国计民生，《静镇堂记》、《铜壶阁记》等；小至写生活琐事，《居室记》、《东篱记》等，《南唐书》、《东楼集序》等无所不写。但是，无论政论、史传、序跋、游记、随笔，在所有的文章中，无一不贯注着爱国精神，富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入蜀记》6卷，是用日记的形式写的游记散文。所记从乾道六年（1170）五月十八臼自山阴起程至十月二十七日到达夔州为止。内容极其丰富。既有沿途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记述，也有前人诗歌碑文的评论考证，还有地理沿革知识的介绍说明。使读者增广见识，开扩视野，绝非一般游记所能比及。至于文笔简洁优雅，记叙生动自然，见解新颖独到，感情淡泊真淳，在古代游记散文中独具风采。

    《老学庵笔记》10卷，576条，属于历史琐闻类的笔记文。陆游晚年书斋名日“老学庵”，取师旷“老而学如秉烛夜行”之语。所记绍熙年间（1190—1194）之事，内容极广泛。有关涉时事的，有记当时名物典章制度的，也有各种趣闻逸事，也有关于诗的评论。每条30字至300字左右，文字清新简洁，优美生动，富有情趣，颇具史料参考价值。

    辛弃疾的词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是南宋时期一位民族英雄和伟大的爱国词人。父亲辛文郁早亡，由祖父辛赞抚养成人。受祖父影响，辛弃疾从小就立志收复中原。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南下侵宋，21岁的辛弃疾组织了一支2000多人的抗金武装。次年率部参加耿京领导的农民义军，任掌书记。追杀叛逃和尚义端，受到耿京的信任和器重。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耿京派辛弃疾和义军领袖贾瑞渡江接洽南投事宜，宋高宗在建康召见了他们。当辛弃疾北归时，叛徒张安国谋杀耿京后，已劫持部分义军投降金人。辛弃疾震怒，立即组织一支50人的骑兵队伍，出其不意地闯进5万人的金营，捉缚张安国于马上，当场号召上万士兵反正，长驱渡淮，策马南归。这次壮举，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人民抗战的决心。同时也展示出辛弃疾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超人的胆略。

    画罗汉辛弃疾南归后，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荆湖北路转运副使、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抚使等职。他曾连续给孝宗皇帝和宰相虞允文上《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阐述自己的抗金主张和计划，但是一直未被采纳。在长期担任地方官期间，他一方面打击豪强，赈济灾民，一方面组织“飞虎营”，训练军队，为对敌作战准备力量。因主张抗战，触犯当权的主和派，政治上屡受排挤打击，终于在孝宗淳熙八年（1181）被弹劾罢官。时年42岁。

    罢官后，过了10年闲居生活。光宗绍熙三年（1192）春，朝廷任命他为福建提刑，后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再次被罢免，第二年回上饶，因带湖住宅失火，迁入铅山瓢泉定居。宁宗嘉泰三年（1203），64岁的辛弃疾以“主战派元老”再度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改知镇江府。积极参与准备北伐。开禧元年（1205）以“举人不当”落职，回到铅山。第二年春，北伐失败，朝廷又起用他为浙东安抚使，枢密院都承旨。诏命送到铅山之日，辛弃疾病已沉重，上疏请辞。九月十日“大呼‘杀贼’数声”含恨去世。

    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有《稼轩词》传世，今存词作620多首。内容相当丰富，从不同角度广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思想和艺术上代表了南宋爱国词的最高成就。

    辛弃疾的词最突出的特征是抒写对中原故国的怀念和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战斗激情。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辛弃疾的故乡。辛弃疾对沦陷的故土和人民感情特别深厚。南归后日夜怀念，作《南乡子》词：“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作《菩萨蛮》词：“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他不能忍受祖国南北分裂的局面，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统一祖国成为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词中反复表现的主题。名篇代表作品是《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这首词借梦境表现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抗金队伍威武雄壮的军容，豪迈的英雄气概，浴血激战和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喜悦之情。用“可怜白发生”结尾，点醒梦中人。这原来是词人多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令人叹惋。从而把呼吁抗战的激情表现得更加深沉厚重。

    辛弃疾用词作武器，鞭挞和批判南宋朝廷统治者苟且偷安、庸碌无能的腐朽本质。《贺新郎》词指出统治者麻木不仁，失去国土竟“剩水残山无态度”。《木兰花慢》揭露投降派不修边战备：“落日胡尘未断，西风塞马空肥。”在当权者投降政策实施之下，爱国仁人志士报国无门，于是，抒发壮志未酬、报国无路、请缨不许的愤慨，便成了辛弃疾词作的重要内容。他在《归朝欢》词中说：“我笑共工缘底怒，触断峨峨天一柱。补天又笑女娲忙，却将此石投闲处。”报国欲死无战场的愤懑和怅恨，在《水龙吟》词中作了尽情的抒发：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首抒愤词，上片以寥落的秋景和象征性的事物，烘托出词人思乡情怀和爱国忠愤。下片借用典故表达胸臆。既不愿意学张翰因思乡就归隐而忘却世事，更鄙视许汜“求田问舍”，谋求私利。他痛惜时光流逝，虚度年华，为国家分忧，愁报国无路。辛弃疾的这种思想感情，代表了正派的、有良知的人共同的志愿。

    辛弃疾在邪恶的投降派排挤打击下，被罢黜不用闲居农村20余年，深感民间与官场的差异，清新淳朴与黑暗龌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他写了许多讴歌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词作。《鹧鸪天》是其代表：

    陌上柔桑破嫩芽，东邻蚕种已生些。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江南农村在词人笔下春意盎然，欣欣向荣。结向用城中桃李与溪头荠菜花对比。流露出对官场争名逐利的厌恶，对淳朴农村生活的欣赏。

    辛弃疾还写了许多“闲适词”。他所写的《青玉案》爱情词，托意高雅，别具特色，历来为人们传诵：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全词用反衬的笔法。写出了一个性情孤傲、不慕荣华、自甘寂寞的女性形象。这一典型形象具有象征意义。

    辛弃疾的词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学艺术的长处。在艺术成就方面，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辛词善于创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词中人物大都虎虎有生气。写刘裕：“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写孙权：“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写友人赵茂嘉：“看长身玉立，鹤般风度；方颐须磔，虎样精神”。辛词中更多的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他是“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英雄；他是“沙场秋点兵”的抗战将领。辛弃疾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英雄，在他的词里，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太常引》写词人竟向月宫的嫦娥诉苦：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妲娥：“被白发欺人奈何？”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词人驰骋丰富的想象，上片问嫦娥，曲折地反映出他岁月蹉跎、北伐无期的苦闷。下片飞升月宫斫桂，寄托词人铲除奸佞、实现理想的向往。辛弃疾还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也受婉约词人的影响，创造性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在婉约悱恻之中，寄托了强烈的爱国情怀。《摸鱼儿》是其名篇代表作品：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词的上片借惜春、留春、怨春表现词人对风雨飘摇国势的忧伤和自己年华虚度的感叹。下片借娥眉遭嫉妒，抒发自身际遇不平，用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下场，警告当权者虽得势一时，也没有好下场。正如斜阳烟柳，前景可悲。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反映出这首词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这种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以英雄豪迈之气驱使花间丽语，只有辛弃疾能达到刚肠与柔情相融的艺术境界。而大量使用历史典故也是辛词的一大特色。《永遇乐》是历来被人们传诵的佳作：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任镇江知府时所作。上片缅怀孙权、刘裕的业绩，表达词人对英雄的钦慕，对英雄事业后继无人的感叹。下片借宋文帝冒险北伐失败的历史教训，告诫当权者不能急于求功，轻敌冒进。结句以赵国名将廉颇自况，抒写烈士暮年壮怀激烈。全词用许多史实典故，起到了以少胜多、强化主旨的作用，以古喻今，丰富了词的艺术感染力，大气磅礴，读来并不生涩。充分展示了辛弃疾驾驭语言、创造意境的高超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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