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上的屯商、行商、经商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地区和民族间的互相交流与融合，其中的茶马互市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茶马互市源远流长，是兴起于唐，发展于宋、元、明、清的一种利用内地所产茶叶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等产品进行交换的特殊的民族交易形式，在加强中原地区同北方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和市，高祖李渊下诏许之。唐初百废待兴，百端待举，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当务之急。因为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的和市，而很快便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在战乱后的民族贸易中，唐政府对回纥采取了优惠政策。史称自乾元（758—760年）以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其互市数量与规模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至于占唐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和份额。到德宗贞元（785—805年）末年，唐政府开始同回纥进行正式的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书的文字记载。当时，唐政府用缯帛、茶叶等物与回纥的马匹交换，数额相当大，“动至数万马”。
当时，唐同回纥所进行的这种贸易，除有互通有无的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多地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据考证，唐代用茶之风相当盛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吐蕃，对于茶叶的需要更是十分迫切。松赞干布时，曾派五人专门从事内地茶叶贸易。后来随着饮茶习惯的普及，从事茶叶贸易的人数更多了，茶叶已成为与食盐、粮食一样须臾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常鲁出使吐蕃时，赞普特别拿出品种齐全的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等地产的茶叶相赠，茶马互市已成为汉、蕃等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刺激了全国植茶业的发展，建中四年（783年），唐政府开始抽取茶税，税率高达10％，茶税成为唐朝廷的重要税源与财政收入。
到了宋代，茶马互市之法较唐代更为完备，主要表现在茶商须持有政府发放的茶引，并只有在指定的市场内，方可进行正常的贸易活动，即所谓的“引与茶必相随”。这里的“茶引”，就是由封建政府发放给茶商行商的执照，商人执引后方可交易。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税收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生活必需品，其对茶叶的需求量与日俱增。
如果说，唐代除茶叶外也曾以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品同少数民族互市时的话，到了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如在宋代，一度曾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北方少数民族的马匹，但“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这时的茶叶买卖已成为西北贸易中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至数倍”。真正的茶马交易从此形成了。
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时，它们之间的贸易一般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其中兰州地区的榷场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时至明英宗时，西域贡使和商贾不仅遍布河西走廊，就是西宁、河州和兰州、巩昌等地也有了寄居的回族人。
清代前期，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是上承前制而又有较大发展变化的时期。时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政府对于民间茶马贸易的限制开始放松，但从整体上讲，这时仍属国家直接控制茶马互市的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乾隆（1736—1795年）时，商人开始自行贸易的现象十分普遍，政府已难以直接垄断茶马互市，并且这种垄断也没有必要了。这样一来，清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关心的只是向商人征税，而不再直接控制茶马互市。为了有效地对茶马互市进行管理，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设茶马司总其事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按当时规定，每封茶缴钱三钱，每引折银二两七钱。这样，兰州所辖三司共征得茶九千九百八十二封，银二万六千九百五十一两。兰州一跃而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成了北方茶马互市的中心，成了朝廷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
就全国的情况来说，自从“罢中马之制”以后，茶马互市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国家控制互市的局面被打破，民间茶马贸易占居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清政府先后在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建置马场，而且马场规模巨大，马匹“俱属膘壮”，使得政府的马匹供应基本有了着落，靠茶马互市取得马匹的愿望不再强烈。与此相反，这时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却出现了黄金时代，即使到了淡季，这里的茶票数目仍保持直线增长的趋势。甚至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后，兰州地区“迄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茶务日增”。在全国茶马贸易日趋衰落的形势下，兰州地区却是经久不衰，这是由兰州地处内地联系北部边疆的要冲，同时又是多民族集聚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保证兰州地区茶马互市得以进行的茶叶产地在南方，而负责运输茶叶者却主要是西北、山西等地的商人，“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隶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就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包括汉、回在内的各族商人，终年长途跋涉，沿途住宿生活，和各种人接触，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为兰州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茶马互市在兰州地区的顺利进行，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首先，历朝通过茶马互市这一渠道，畅通了中原王朝同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间的感情。其次，茶马互市增加了历代政府的战略物资——马匹及财政收入，有力地巩固了西北边防。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边防一直比较吃紧，而解决这里的军费开支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茶马互市正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燃眉之急。从我成千上万的马群里，拉几匹去换我急需的茶叶；用我江南盛产的茶叶，换得我急需的战马，真是两得其便的大好事！茶马互市使古代丝绸之路重放光彩。闻名遐迩的古代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我国内地汉族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密切联系，把我国西北边疆和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成为我国联系亚、非、欧各国的纽带。
清康熙五年（1666年），甘肃巡抚由宁夏迁至兰州。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频繁，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地来兰经商的人数大大增加，商务活动十分活跃。到乾隆后期，兰州的商号已多达600余家，很快发展成为西北的商埠重地。
在甘肃省钱币博物馆保存有一张罕见的清代晋商早期信票。这是一张发黄了的纸片，尽管100多年了，但是保存完好，看得出来，纸张的质量非常好。最为难得的是，这张信票的背面，盖着“甘肃凉州”的印章。这是清代山西大票号“蔚盛长”发出的信票。
研究表明，这张信票是山西蔚盛长票号河南道口分号收汇的，后来辗转数百里，最后在甘肃凉州（今武威）兑付。不仅证明了早期票号在甘肃的发展状况，而且进一步证明了山西票号非常看重立身之本的“信誉”。
这些保留下来的实物，给我们见证了晋商票号在甘肃活动的情况。
自清末至民国二十年，在这30多年的时间内，是兰州私人钱庄、银号全盛时期，三种钱庄、银号共53家，有资本35．82万元。
《甘肃金融志》记载：兰州地区出现的经营钱币业在清末就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金融机构大部分以“银钱”命名，如钱庄、钱号、银号、钱铺等。当时，兰州有三市钱行，即东市、南市、西市。南市在今中山路一带，东市在今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张掖路以西。当时，兰州银号非常多，主要有：同升金、铭日新、世昌德、天兴德，明义诚、天成泰等。此外还有蔚成永、益泰号、明德号、义盛魁、永和泰号分号。
当时，兰州商业之繁盛，已经超过了西安和开封。市内车水马龙，商行店铺、货栈酒肆相互毗邻，以南十字为中心的东（今庆阳路）、西（今中山路）及南北辕门（今酒泉路）最为繁华，辕门前后街是有名的绸铺街、服装街，周围有京津杂货、皮草毛绒、鞋帽日用、粮油山货等百家商店，生意火爆。以至于乾隆时期，陕甘总督杨应琚也兴起赋词，称赞兰州的盛况：“百二秦关，三河五郡，金城历代岩疆。一时都会，往来冠盖，游览此地为常。”
兰州商业的从业人员，除了茶马互市、屯商的商人以外，外地因经商贸易而落户当地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西固区瞿家营刘氏，系汉高祖刘邦的后裔。据《汉金城刘氏总谱》记载，瞿家营刘姓的始祖叫刘福成，大约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至明建文三年（1402年）之间从安徽凤阳泗州因贸易来兰，遂落籍定居在西固地区。
兰州榆中县金家崖金姓人的家谱上这样记载道：“如我始祖，彭城（今徐州）人氏，贸易定西，又至洮阳，见山清水秀，树木丛杂，开种稻田……”据记载，最早来西北的先祖名叫金沧海，时间是宋代的建隆年间。他先在定西做生意，后到洮阳开荒种田，然后经河州（临夏）到苑川定居，形成村落之后，因其地距离兰州30公里，古丝绸之路从兰州出发去西安，第一站就是金家崖，于是这里便形成了码头式的集镇，有旅店、客栈、骡马店、骆驼店、商号、作坊等日渐繁荣，遂成了兰州东乡的一处重镇，可见金姓人的西行是“贸易定西”，是行商做生意来到兰州的。
定居于今皋兰县的张姓祖籍，大都称为金城西乡河口百份张家。据张氏族谱和有关资料所载，金城西乡河口张氏，山东济南府人，石桥村是其故址。远祖张韦法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进士，后官至咸阳令。居家十余世。其后裔张高沂于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贸易来兰州，初居于官园与马房门，后散居于王保保城（今兰州庙滩子附近）与西乡黄峪沟（今七里河区黄峪乡附近）。现居皋兰县的八千多人中，以“百份张氏”为主。什么叫百份张呢？据《百份张氏族谱》记载，张氏原籍直隶清河郡，有祖讳离沂者，于宋仁宗十九年，自山东济南府石桥村因贸易来兰，居住在河北的庙滩子一带，这就是最早移居兰州的百份张姓人。据说，百份张姓的家祠就在庙滩子，又历八世，子孙繁衍于元太祖五年，分居于皋兰县西乡八盘，即今日的河口一带，遂有张家台之名。后人口逐年增多，户大丁繁，为了便于给官府纳粮，于明洪武二年，将张家台的土地平均分为一百份，然后按人丁多寡分配，有人分到十六份，有人分到十八份，于是就叫十六张，十八张，这样，张姓的六族人共分到九十七份土地，还有三份不好分，就留作了女儿出嫁的陪嫁，叫作胭粉地，这就是百份张的来历，他们就这样因“贸易来兰州”而在兰州落籍了。
自明、清至民国，山、陕商人来兰经商贸易，陆续定居者也为数众多。如永登红城张氏，原籍河南卫辉府人，明初落居陕西富平，万历初来甘经商遂居庄浪红城堡。一同来的还有窦氏。大同周氏，祖籍山西平阳府太平县，其先祖周得存在明崇祯年间贸易来甘，居家今大同乍湾。古山张氏，原籍陕西凤翔府，清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贸易来甘定居今永登。另有中堡童氏、秦川侯氏、西槽范氏等，皆为清中后期因贸易来永登定居的。
兴盛的兰州商业吸引了众多的外埠商人移居兰州，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和经营品种，如京、津客商多经营绸缎布匹和百货、棉花，陕西客商多经营百货皮草等。各地来兰经商的商家为了长期的经济利益，自然而然地结成了以籍贯为纽带的商业集团门户——会馆，会馆即成为定居于兰州的外籍商户的联络处，其实质与屯商相同。于是，清代的兰州会馆应运而生。会馆的领袖多由信誉名望高、商贸经济规模大且资金比较雄厚的商人来担任，会馆的发起者或组织者则往往是各地来兰客商或在兰任职的乡籍官宦。清代兰州的会馆都设在繁华市区城关以内，主要客商会馆有：山陕会馆、陕西会馆、陕西新会馆、浙江会馆、四川会馆、四川新会馆、两湖会馆、皖江会馆、山东会馆、三晋会馆、云贵会馆、八旗会馆、江西会馆、广东会馆等。
会馆是异地同乡游子聚会的场所，它寄托了无数商家的浓浓乡情，是“他乡遇故知”的真情见证，也带去了异乡来客的老乡情思……清代中期，以兰州地区为中心来甘肃做生意者已经非常之多，各行各业都将此作为货物的集散地，山西商人瞅准机会也在兰州广开票号，到清代末期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民国时期在兰晋商更是多达数千人，成为外地客商中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商家。
山西商人来兰做生意，最初只是与同乡们搭伴搭伙，做小本生意，赚到一定的钱财之后，绝大部分的山西商人，就带着钱财回到原籍，娶妻生子，购置土地和修建房屋。但随着兰州地区商业的日益繁荣，以及交通越来越便利，商机也越来越多，在兰州的山西商人依托会馆，获得丰厚的利润后，就不再仅将钱财带回原籍了，而是大部分用于扩大生意的规模和经营范围。有一部分山西商人甚至在兰州购置产业，并娶兰州当地的姑娘为妻，繁衍子孙。他们还筹集资金购置地产，甚至开辟用来居住或埋葬亡故同乡的“义地”。
屯商，这些由官方扶助的又种田又经商的小本生意人，还有外地商人在经营地落户定居者，他们虽然零散经营，但走乡串户，使人民生活必须的商品得以流通；他们接触面广，和社会各层面的人广泛交往，在多民族共处的环境里，其作用不可忽视。至于茶马互市，那规模及范围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至宋代，西部少数民族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肉食、乳茶须臾不可离的生活习惯，但茶的产地远在江南地带，马的产地却在雪山草场，纵横几千里，牵动数万家，长途运贩，日夜奔驰，其流动面之广，牵扯面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交易的结果是：牧民获得了生活必须品——茶叶，官方则得到了战略物资——战马。由此可见，屯商、茶马互市、商人会馆在多民族交融、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元的历史文化内涵，民族交融的斑斓色彩
民族的大融合与兰州地区文化的发展
民族融合与同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兰州地区与羌文化结合，形成著名的兰州马家窑文化类型的彩陶文化。秦王朝开拓疆土，将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入秦王朝版图后，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以黄河为边界，沿河设县筑城，作为边防要塞。筑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榆中县，即是边防要塞之一。二是为巩固新拓疆土，迁发中原地区罪犯到新拓地区，以充实沿边诸县。同时还采取拜爵一级的奖励办法，鼓励平民向沿边诸县迁移。中原地区的秦人迁徙到兰州地区后，与兰州地区的土著羌戎错居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带入兰州地区。
汉代继续开拓疆土，在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中，置县、设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融。
西汉初期，匈奴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并占领古金城部分地区，与青海的羌人共同构成了对汉王朝西北地区强大包围的态势，并不断侵扰汉王朝边塞地区。汉武帝时，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斥逐匈奴，纳兰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汉王朝版图，将归降汉朝的4万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兰州在内的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时的兰州地区为汉王朝扼守河西、拱卫京城的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保卫和经济文化的开发，在兰州今永登地区修筑了长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筑了令居塞，驻重兵戍守。在加强边塞防守的同时，仿效秦代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郡迁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实行亦兵亦农的屯田。作为边塞重镇的兰州地区，即是重点移民区域之一。为了保证移民活动的顺利进行，汉王朝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移民户的衣食全部由国家供给等，以保证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和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汉王朝占领兰州地区后，设置榆中县、金城郡、金城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造成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由于汉民族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汉、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播到兰州地区，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羌戎部族，逐渐融合于秦人之中，从而形成了兰州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时的兰州地区至少有汉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种。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于是在兰州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今兰州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稳定了边塞，经过秦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兰州地区的经营，兰州已成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绝羌戎联络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重兵防守，为发展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创造了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二是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红古一带的原河湟地区的羌人，本为游牧民族，西汉时，赵充国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胜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说明此时羌人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但自秦汉移民实边，采取屯田措施后，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传入，在长期的文化交汇中，羌人开始农牧兼营，一些部落已经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农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沟渠、引水灌溉的技术。
魏晋至元的1400多年间，是兰州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孕育时期。三国时期，兰州属曹魏统治区域。
西晋十六国时期，古金城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西秦、后秦占据。东晋时又先后属北魏、西魏。由于古金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两晋时期一直是各政权争夺的重点对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短暂的隋代后，兰州进入相对安定的唐代，不到100年，兰州又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西夏占据。宋初，兰州被吐蕃、羌等占据，后被金国攻陷，兰州遂成为宋、西夏、金三政权的交汇区，一直到元代为蒙古人所占。频繁的各民族政权交替，加速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初步形成了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
兰州地区处于西北长城带上，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农耕与游牧，既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代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因此在兰州地区，自魏晋至元的1000多年间，攻伐不绝，战争不断。频繁的民族战争和不同民族政权的交替，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各民族的融合与同化。这期间，兰州地区先后由汉族和5个少数民族交替统治，其中汉族政权统治和部分统治了大约400年左右，其余大部分时间由鲜卑、羌、氐、匈奴、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一直在进行着，规模最大的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兰州地区又先后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迁徙兰州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原有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缩小了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一部分除民族称号上不同外，其他方面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从而形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进了兰州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多民族的融合又为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至元末，兰州地区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兰州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扩展。
隋唐政权是在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安史之乱前，唐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扩大。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经济上农耕畜牧并重，文化上无汉胡之防，并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縻府州制度，采取与农耕区不同政策，给予羁縻地区不纳赋税的优惠。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阵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又不断侵扰、抢占唐帝国的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了今兰州地区。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兰州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比如曾占据过兰州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就是这样。吐谷浑原是辽东的慕容鲜卑，在西迁过程中，先后兼并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后，其统治下的鲜卑、氐、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继续进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
党项羌也是一个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体。
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加之强制性民族融合，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因避难、经商等各种原因大量自发内迁，也是兰州成为多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源头。
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使之出现新的面貌，从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状况，登上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魏晋至元代，兰州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孕育了兰州地区多民族的地域文化，为明清时期最终形成具有兰州地方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致，各民族只有在对某一民族的文化达到一致的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融合，如目前兰州地区居住的30多个民族中，绝大多数民族不论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等，都与汉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基础是已经融合了各民族对汉文化的一致认同，它对文化的影响必然是至深至远的。
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描写正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文化，著毡裘，学胡语，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崀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为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
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从枹罕飞桥到兰州握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握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他民族对氐族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直至元明清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兰州地区的汉族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等和西北氐、羌等族文化，以及中亚等外来文化的成分，从而巨大地影响了兰州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就总体而言，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色彩斑斓的兰州民族文化
发生在兰州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从远方迁徙来兰的千万移民，或征战、或军垦、或屯田、或经商、或建设开拓、或树立大业，在兰州的地域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气质、古文物上都留下多民族互相交流的深深印记，而移民千里迁徙，带家携口，顶风冒雨，万里奔波，其情其景，无不产生动人心魄的故事。
满汉习俗皆相同
满族发祥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带，历史悠久。其族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人，汉代以后史书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等，都是肃慎的后裔，满族的先民。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称，定族名为满族，第二年即帝位，号“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向全国许多地方派遣大批官兵驻守，建城筑堡，携家眷居住，名曰“满城”。永登的满族，就以这种屯军形式而来。其姓氏主要有戴、唐、伊、席、白、越、袁等。当时管理相当严格，规定满人不得在满城以外居住，不得同外族人通婚。后来，这一规定松弛，满族人逐渐同汉族人同婚杂居，各地大部分满城也慢慢废弃。但至今兰州仍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如永登的满城遗址即是。据永登方志记载：“清初于县治之南五里，筑一庄丽之满城，遣皇帝贵戚之满官满兵携眷居住其中，以资镇守要地。”那时，由于满族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受待遇比其他民族优厚，因而人口发展也比较迅速，高峰时全县有满族五百零六户、二千余口，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永登的满族后裔大都改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也逐渐减少。新中国的建立，给永登满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加上全国各地前来支援兰州建设的满族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使兰州的满族人口又迅速增加，成为仅次于回族的第二个少数民族。
过去的满族人以北京土语为主。他们喜欢养花和培植草木。饮食上喜欢吃水晶包子、麻辣兔肉、羊肉面旗、辣花豆瓣、猪肝炒洋芋、豆腐脑儿等。但现在生活习俗、服装、语言均与汉族无异。
据兰州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继成先生介绍，今天居住在兰州地区的满族同胞约九千人，他们普遍文化层次较高，多从事行政、教育、卫生工作，是新兰州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清真寺里，贴着汉文化的对联
兰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共有35个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其中尤以回族同胞为多，有1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所以，走近兰州，漫步兰州，现代化的都市里，随处可见阿拉伯式的拱顶清真寺。清真寺建筑一般由礼拜大殿，传授宗教知识的经堂和沐浴室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极有民族特点的礼拜堂、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和券门等。兰州历史上的清真寺，多采用中国古老宫殿的建筑形式，殿脊隆起，飞檐四出，雄伟古朴，庄严肃穆。现在新建的清真寺形式多样，既有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也有阿拉伯式建筑。如榆中县朱家沟的清真寺，其造型与结构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大殿形式。
然而，就在修建于兰州的清真寺里，竟也吸纳了汉族人贴对联的做法。
如兰州市绣河沿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对联是：
此处即教门，明道修身，要晓得生于何来，死于何去；
而今循义路，归真复命，方知是共之不合，分之不离。
礼拜大殿的楹柱联是：
穆圣护温麦提；
真主惠赐众班德。
兰州桥门清真寺礼拜大殿联：
古兰载正道，护国民恩波远；
圣谕劝佳行，正己化人德泽长。
兰州西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古联：
梵音默诵，每拜首而自修身，无事尘心入界；
鸟革翚舒，大观瞻以视圣寺，恍和瀛海归来。
横额：一心守正
兰州坊清真寺唤礼楼联：
寺台数级乃圣地；
碧水环流别有天。
一览无遗，独占地势，
五时常拜，道阐天方。
这些楹联含有教民劝善的蕴意，又透出汉字书法艺术的感染力和浓浓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汉、回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神秘的薛家湾人
永登县薛家湾的神秘，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代。传说有一天，薛家湾村来了两个人，要村里的“高手”给他们算上一卦。一名中年“卦先生”来到了二人面前，他定眼稍稍端详了二人的脸，立刻说其中一人有当皇帝的命，一人有当丞相的命。二人大吃一惊，相互对视，并暗自叫绝：“好厉害的卜卦人！”其实，此二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雍正皇帝和他的随行丞相。雍正皇帝接着问：“卦先生，你自己是什么命？”“卦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兵部侍郎命”。之后“卦先生”又说，他某月某日将要进京、某月某日见皇帝、某月某日会被封官等等。雍正心想：“你想得倒美，我偏不让你当官，看你算得准不准。”雍正回京后，提前一个月发出圣旨，让那位能卜自己未来命运的“卦先生”进京。谁知，几十天的连绵阴雨，耽搁了赶路的时间，“卦先生”恰巧在他算定的时间到了京城，见到了雍正皇帝。雍正对此十分惊奇，就真的给他封了个兵部侍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薛家湾人救助落难皇姑的故事，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同治年间，兵荒马乱，皇帝的一个女儿落难失散，被薛家湾人收留。她在这个小村庄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又回到了宫廷。皇帝为了感谢这些算卦的人，要封官给他们，却被婉言谢绝了。皇帝说：“那就赏些钱给你们吧！”薛家湾人也没要。无可奈何，皇帝只好说：“干脆封你们走州吃州，走县吃县吧！”于是，这些人从此便游走天涯，帮人卜卦算命，不论到哪里，县衙都要好生款待，管吃管住。时间一长，许多衙门不干了，觉得不成体统，薛家湾人也觉得不自在，索性走到哪里有庙宇，就住了进去。从此，这些四处流浪的卜卦人晚上常常以破庙、麦场、沙窝、守瓜棚等处为栖身之地。
解放前，薛家湾的成年妇女留长发，挽起后在头顶盘成高髻，还要用黑头巾罩起来。她们年轻时也裹脚，不过是长方形的尖脚。薛家湾男人以前穿长袍，女人穿大襟袄。这样的服装，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消失了。
薛家湾人曾经使用过一种隐语，也称“密语”或“绍句”。他们把炕叫“文台”，把耳朵叫“听宫”，把眼睛叫“照宫”，把鸡叫“勾张”，把开水叫“滚轮子”，把房子叫“开瓜”，把丈夫叫“荷代”，把妻子叫“胭脂”，把吃饭叫“绕散长”，把父亲叫“根子”，把母亲叫“模子”，把小孩叫“阿燕子”等等。这些隐语实际是将汉语的一些关键词汇进行了加工改造，只有薛家湾人才知道其中含义。这种语言，薛家湾人平时并不使用，而是用当地的汉语互相交流。那么，这种隐语在什么场合才使用呢？据介绍，当有外人在场时，薛家湾人之间为了便于说话，又可保守秘密，或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的不悦，才使用他们自己创造发明的“密语”。这种语言，不是一种民族语言，而是在他们独特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职业”语言，也可称为“行话”。
有专家通过对薛家湾人的调查研究，认为他们不是苗人，也不是人，更不是吉普赛人。他们最初可能是南方移民，在特殊的地理、经济等客观环境中，在人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有着显著特点的群体。薛家湾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特征已经出现了趋于消亡的迹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不同于周围村民的各种特点最终也将彻底消失。
也有专家认为：薛家湾人的族源、民俗传承及特点与汉族无大异，所使用的特殊语言“绍句”，也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隐语，而非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迁徙，最后因有共同的行为及习俗而集合于一处的特殊的民间职业集团。这种人文现象在中国极为罕见，不论从民俗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汉民的村落里，上演着蒙古人的舞蹈
在民俗文化方面，多民族的融合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如兰州近郊的榆中县，在元代，蒙古人曾统治达一百四十多年，至今这里留有鞑靼崾、巴什沟、达尔多（大耳朵）等地名。
该县苑川一带的村庄在农历七月有庙会，热闹异常，形同蒙古的那达慕，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的办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会上有“鞑靼神”的游艺节目，由一男巫师站在桌面上，戴假辫子，脸上搽粉，另一男巫师站在桌前地下，手执马鞭在桌面上一击，问：“你从哪里来呢呢？”桌上立者答：“我从西方来呢呢！”一问一答，互相考问，内容幽默，引得围观的众人乐不可支。另外还有“迎盘”节目。届时，在村巷中每隔一段摆一张条桌，上摆大馒头、果品，桌头绑插一面旗帜。这样的桌子共摆十几张，总长度达一百多米。节目开始，由八名男子手拿羊皮单面鼓，其中两人身穿无袖百纳衣，头上戴假辫子，由他俩领头，其余六人身穿长布衫，开场之后，他们按节拍击鼓，有假辫子的两人在前边带头走动，头上的辫子甩动起来如同今日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边甩边沿摆桌子的线路走动。紧随其后的六个人，踏着鼓点节拍，互相碰撞，作舞蹈状前进，并由一人领唱，其余的和声、尾声是无歌词的拖音“啊哈唉嗨”，反复多次，极富蒙古草原上的歌曲韵味。
当地汉民们在玩社火时，在很多固有的狮子、龙灯、竹马、七巧灯之外，还夹杂有“鞑靼摔跤”节目。此节目的扮演者仅一个人，此人先在背上绑束一块长条形木板，板上有木架做的两个半身人形状的木偶，其大小与真人一样，用棉花和布制头，上画眉眼，头顶有辫子。“两人”的布袖胳膊作互擒牵扯状。扮演者的两只脚腿及两个手臂均穿裤子及靴。上场时，表演者匍匐来到广场围观者中心，手、足作互踢状，口中“呃、呃”作声，背上的两个半身木偶人也晃动如同相朴、摔跤的样子，然后往左右跌倒，起来又跌倒。在社火灯笼的光亮下，宛如两个蒙古人在草原上摔跤似的。整个节目热闹欢快，是当地汉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显然，这个游戏是当年的统治者——蒙古人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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