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先谈这八页手稿，考定其写作时间及机缘，努力回到当初争辩的现场，最后再引出此话题的现实意义。
梁启超手稿文稿写在“清华学校用笺”上，第一页还圈着“接笔记稿”四字；页数有两套系统，一是汉字的一至八，一是阿拉伯数字的26至33.此细节提醒我们，这不是完整的文章，必须考出其来龙去脉，方能准确理解梁启超的思路。
梁启超1925年起出任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导师，这点世人皆知。故一见八行笺上有“清华学校用笺”字样，史先生当即断言：“任公此文写于民国十四年任教时。”但依我的看法，此文的写作时间应提前，很可能撰于1922年的秋冬之际，地点是南京的东南大学。
单从用笺本身，其实无法判定此文的写作时间；因梁氏之使用清华用笺，早在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十年以前。1914年冬天，梁启超辞币制局总裁职，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1920年春天欧游归来，梁启超更是多次在清华学校讲学。而据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922年春天，“先生在清华学校讲学”；4月起则辗转于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南通等地，为各学校及社会团体做专题演讲。其中，在南开大学、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所作的系列讲演，均以“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为题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949—9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这两次系列讲演，恰好都有文章传世，拿来与这回发现的八页手稿相对照，很容易发现三者之间互相勾连。八张文稿所表达的主要意见，与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五册《作文教学法》，以及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有很多相近或相通处，但又明显有所区别，很像是对前两者的补充说明。
《作文教学法》初刊《改造》4卷9号时，题为《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全文共12节，此处只刊9节）。此号《改造》明显脱期，不可能像其标明的那样，出版于1922年5月15日。梁启超喜欢在演讲中插入本地风光，所谓“例如作一篇南开暑期学校记”云云，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改造》版《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的写作时间。1922年7月24日梁氏《与佛苏吾兄书》，提及其在南开暑期学校的讲学任务7月29日方才完成，“而弟现时预备讲义夜以继日”同上书，961页。，更是证明讲稿不可能在此之前发表。
《（梁任公先生讲）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有四处提到东南大学或南师附中，不难判断，此乃1922年8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讲演。这一点，因笔记者卫士生、束世贗的序言交代得很清楚，学界早已了如指掌。这两个讲稿大不一样，一是自己撰写，一是他人笔录。判别讲演者有无现成讲稿，只看论述的语气以及使用的资料，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关于后者，梁启超曾说登台前没有准备，那是有点夸大其词；但手头没有现成讲稿，却是真的。天津讲演的稿子已经交给《改造》杂志，南京的讲演于是多有发挥，也多凭记忆。两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大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后者明显旁枝逸出，峰回路转，成了新的著述。梁氏允许其单独刊行，不无道理。
讲演者的现场发挥，到了整理成文时，常常需要改头换面，或者严加约束。因脱口而出的妙语，现场效果很好，可换一个场合，很可能不合时宜。说者无心，“读者”有意，说不定会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尤其是新旧文化论争正烈之际，梁启超跑到《学衡》派的大本营来谈论文言与白话，无论如何表态，都会得罪人。随便讲讲还可以，一旦落实为文字，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也是梁启超犹豫再三，没有马上答应笔记者刊行讲稿的要求，而是称需要修改乃至重写的缘故。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讲演“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梁启超围绕文言与白话，将南北两大学的论争拉扯进来：
我主张高小以下讲白话文，中学以上讲文言文，有时参讲白话文。做的时候文言白话随意。以为“辞达而已”，文之好坏，和白话文言无关。现在南北二大学，为文言白话生意见；我以为文章但看内容，只要能达，不拘文言白话，万不可有主奴之见。梁任公讲演、卫士生等笔记：《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53页，上海：中华书局，1925年。
如此“严守中立”，“不拘文言白话”，估计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先生们都不领情。但此时此地做如此表态，梁启超主要针对的，并非明显处守势的《学衡》诸君，而是风头正健的新文化人。
当笔记者提出将此讲稿公开刊行时，梁启超在回信中单挑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再次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学作文，文言白话都可；至于教授国文，我主张仍教文言文。因为文言文有几千年的历史，有许多很好的文字，教的人很容易选得。白话文还没有试验的十分完好，《水浒》、《红楼》固然是好的；但要整部的看，拆下来便不成片段。参见卫士生、束世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一》，《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这段话必须与任公先生发表在《改造》上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对照阅读，方能明白其真实的意旨。后者第一节上有一关键性的注释，值得抄录：
有人主张拿几部有名的小说当教材。我认为不妥。因为教授国文的目的，虽不必讲什么“因文见道”，也应该令学生连带著得一点别的智识，和别的科学互相补助。像那纯文学的作品，《水浒》《红楼》之类，除了打算当文学家的人，没有研究之必要。此其一。要领略他文章妙处，非全部通读不可。如此庞大的卷帙，实不适学堂教科之用。此其二。体裁单纯，不彀教授举例。此其三。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改造》4卷9号， 1922年5月15日（延期出版）。
这里所说的“有人”，明显指的是胡适。因此前两年，胡适撰《中学国文的教授》，其中提及“国语文的教材与教授法”，第一要点便是“看小说”：
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的白话小说。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此外有好的短篇白话小说，也可以选读。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存》卷一30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单看这段话以及梁启超的反驳，你会觉得胡适未免太过分，将一己推崇“白话文学”的主张，贯彻到千百万中学生的阅读中。让学生们整天抱着《水浒》、《红楼》，就能学好国文？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胡适“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五分之三学古文，五分之二学国语、文法、演说、作文等同上书，303—324页。。只不过其以章回小说作为中学国文教材的主张更具冲击力，故引起极为广泛的关注。
就在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演前后不久，胡适就此问题重新阐释。据《胡适的日记》，1922年的7月6日上午，“在寓作《再论中学国文的教授》”，下午四时在山东省议会讲演；8月17日“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参见《胡适的日记》下册394页、4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这篇刊于1922年8月27日《晨报副刊》的《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日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在这则由讲演改写的文章中，胡适对前说做了若干修正，最关键的是以下两点。首先，贬低古文教学：“三四年前普通见解总是愁白话文没有材料可教。现在我们才知道白话文还有一些材料可用，到是古文竟没有相当的教材可用。”不是古人没留下好东西，而是“古书现在还不曾经过一番相当的整理”，故学生无法自修。一方面为自家提倡的“整理国故”做铺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白话文大有可教。其次，关于国语文教材，前三部分按兵不动，增加了第四部分“古白话文学选本”：“依时代编纂，约自唐代的诗，词，语录起，至晚清为止。”《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存二集》卷四245—259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将“选本”与“史著”结合起来，使得大学教授的专深研究与中小学教员的课堂教学相勾连，此乃胡适等新文化人获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就在这则《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有一段十分有趣的插曲。为了说明“吾道不孤”，胡适引证了黎锦熙的意见：
这次本社年会国语国文教学分组里，黎锦熙先生提了一个议案，他说：“中学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愿意学习文言文者，虽可听其自由，但只可当作随意科……”，可以做个参考。同上书，247页。
可读胡适1922年7月5日日记，发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期间，为黎锦熙的议案，胡适与之“辩论甚烈，几乎伤了感情”。黎锦熙所提“议案主文”为：
现制高小国文科讲读作文均应以国语文为主；中等各校讲读应以文言文为主，作文仍应以国语文为主；新学制国文课程依次类推。黎锦熙所提“议案主文”，见中华书局版《胡适的日记》下册394页。
黎氏的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设想十分接近。但这一带有“折中色彩”的主张，受到胡适的坚决抵制；适之先生要求将其修改为：“当小学未能完全实行七年国语教育之时，中等各校国文科讲读作文亦应以国语文为主。”参见《胡适的日记》下册394页。这里的差别在于，黎、梁等更多考虑中学教育的特点，以传播知识培养人才为目标；而胡适则担心好不容易取得胜利的白话文，在其立足未稳之时，会被传统的中小学教育架空。
回过头来，讨论所谓的“接笔记稿”，到底接的是谁家的笔记，以及如何接方才“天衣无缝”。卫、束二君撰于1923年11月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一》称：“这本书是梁任公先生去年在东大暑校讲演的笔记。去年秋梁先生在东大讲学，我们把这篇稿子给他看过，并且告诉他，我们预备刊单行本的意思，他说可以刊的。”先是口头答应，后又改口说准备自己重写，这中间，梁启超必定认真审查过卫、束二君的笔记稿，很可能还动手做了若干修改。只是因工作太忙，加上不久就累倒了，任公先生才没能完成此计划。
任公先生最后还是被笔记者说服，同意刊行此讲义。就在这封写于1924年3月的允许刊行讲义的信件中，梁启超提到最近被邀重讲此课，“我正在要想请两君把笔记稿子寄来当参考品，免得另起炉灶呢”参见卫士生、束世贗：《〈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序言二》，《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既然同意印行，而且要求出版后多寄几份当资料，可以判断回到天津以后的梁启超，手头并无此稿。而如果是书出版后所做的校改，则文稿上不该有“接笔记稿”字样。因此，我判断，最大的可能性是，这八页文稿乃1922年秋冬之际，任公先生在东南大学讲学期间所撰。
梁启超手稿现在发现的这两千言，应该是插在关于“中学以上讲文言文”那一段。那是此次讲演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难怪梁先生格外在意。手稿主要讨论“小说是大学文科里主要的研究品，用作中学教材，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无一是处”；结尾处的发挥，尤能见出任公先生的自信与风趣：“你看国内做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那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夫用得狠深的？你怕学生们多读几篇《史记》《汉书》，便变成《镜花缘》里咬文嚼字的‘君子国’吗？不会的。放心罢！”这一补充说明，与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十五册里的《作文教学法》相同，只不过意思表达得更为显豁，针对性也更强。或许正因如此，梁启超觉得在充分论证之前，不便公开发表，免得与胡适等新文化人发生激烈的冲撞。
其实，在1920及1930年代，关于写好白话是否需要有文言根底的争论，发生过不止一次，而且争论双方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朱光潜十分欣赏周作人的文体试验，1926年撰《〈雨天的书〉》，给予大力表彰。文章特别提醒读者：
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般》1卷3号，1926年11月。
未见同是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胡适、周作人对此说发表异议，只有敏感的鲁迅不只“不承认”，还将此番言论与复古思潮联系起来，称此乃“新文艺的试行自杀”。在《写在〈坟〉后面》中，鲁迅批评“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满自己的作品”。自认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鲁迅因此坚持“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的说法，而且说，这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不谈思想，单以文章论，鲁迅也主张“博采口语”，而不是阅读古书。《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282—287页。
1934年，也就是朱光潜发表《〈雨天的书〉》并受到鲁迅严厉批评的八年后，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附录，见该书113—121页。此语同样招来白话文提倡者的批评，鲁迅也对其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名人和名言》，初刊《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61—364页。。鲁迅等新文化人之所以如此敏感，有文体学方面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基于思想史意义上的“反复古”。
随着时光的流逝，文言白话之争变得越来越遥远，以致逐渐被学者和大众所遗忘。可仔细倾听，你依然能够发现不少隐约的回音。只不过这回更多的是梁启超、朱光潜的意见，而不是胡适或者鲁迅的声音。不见得认定白话文写得好者，文言文功夫必深；但中学语文教育之注重文言文，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文革”十年，这一主流意见似乎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最近几年，方才有中学是否需要教学文言的争辩。挑战者称，“古代汉语已经失去了工具效应”，而文言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为三分之一”，为了避免“浪费孩子的青春和民族的智力投入”，不如干脆放弃摩罗：《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粤海风》2001年5期。。紧接着发表的两则商榷文章，呼吁“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者，用心良苦，可语调过于悲愤；至于主张“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则有点“对着干”的味道。参见刊于《粤海风》2001年6期的《勿做汉语的不肖传人》（王晓华）和《应该退出的是现代汉语文章》（蒋寅）二文。
贯穿整个20世纪的“文白之争”，折射出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波澜起伏。此类论争，容易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被迅速纳入已经定型的“宏大叙事”中。正因为此话题“关系重大”，人们往往更看好高瞻远瞩者，比如像胡适、鲁迅那样着眼于整个思想文化潮流。至于章太炎、梁启超、朱光潜之兼顾文字改革、中学教育或文体实验，则因其稍嫌专业化，而不怎么被社会大众理解，也不怎么受研究者欣赏。
如何调适中学语文课里的文言与白话，作为一种迫在眉睫的教育实践，其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相对来说，此类时尚话题，容易引起史家的注意；而我以为，更值得推荐的，当属梁氏另外两个容易被忽视的见解。一是强调中学生需要培养欣赏美文的能力，“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一是主张“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但不应该从小说入手。所谓“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或许说得过于绝对，但强调叙事文的写作训练，主要在于观察生活与整理资料，而不是驰骋想像力，却是个值得注意的思路。只要对前几年中学语文教学的争辩略有了解，或者对目前散文写作之趋向于虚构有所反省，当能明白我为何关注梁启超的这两段话。
斗换星移，物是人非，八十年前的老古董，不可能成为今人前进的路标；但作为晚清重要的思想家与文体家，梁启超的思考，还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只是有一点必须提醒：讨论任公先生后期的文体意识与教育观念，必须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1922）、《要籍解题及其读法》（1923）、《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1923）等，以及其在各大学的诸多讲演考虑在内，方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附录
中学国文教材不宜采用小说题目为编者代拟。
梁启超
主张用白话文当教材的人，事实上当然不能不多取材于小说。他们主张的理由，大概（一）现在一般人之能识字及文理通顺，什有九是从看《三国演义》一类书得来，足见小说为学文利器。（二）《水浒》《红楼》等书，为中国最有价值之文学作品，宜令学生养成赏鉴能力。（三）这类小说书，从前禁学生看，学生总不免偷着看，何如公开的因势利导呢？
这些理由我以为都不充足。就第三点论，学生对于小说不劝自看，虽禁犹看，诚然是事实。既已有这种事实，然则让学生们多这一门课外自修不更好吗？何必占正课的时间？须知学生在校中学文的时候本就不多，我们对于时间经济不能不顾虑，如何才能利用这时间令学生对于本科或与本科联络各科发生最大效力，正是我们的责任。
再论第二点，问题益复杂了。学生须相当的有欣赏美文的能力，我是承认的；但中学目的在养成常识，不在养成专门文学家，所以他的国文教材，当以应用文为主而美文为附。除却高中里头为专修文学的人作特别预备外，我以为一般中学教材，应用文该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纯文学作品不过能占一两成便了。此一两成中，诗词曲及其他美的骈散文又各占去一部分，小说所能占者计最多不过百分之五六而止。若把小说占教材中坚位置，稍有教育常识的人，谅来都不能赞成。
在这成数占得极少里头来选择适用的纯文学作品，那更难之又难了。老实说，凡绝好的文学总带几分麻醉性，凡有名的文学家总带几分精神病。我们以中学教课为立场，对于这些青春期的学生，虽然不可以过分的压抑他的情感，要不可不常常加以节制，令情感变为情操，往健全路上发展。所以偏于幻想及刺激性太重的文，总不能认为适当。诸君啊！我绝不像老学究们的头脑，骂《红楼》《水浒》为诲淫诲盗；我是笃嗜文学的人，这两部书我几乎倒背得出，其他回肠荡气的诗词剧曲，几于终日不离口。但为教中学生起见，我真不敢多用这种醉药。晁盖怎样的劫生辰纲，林冲怎样的火梁山泊，青年们把这种模范行为装满在脑中，我总以为害多利少。我们五十多岁人读《红楼梦》，有时尚能引起“百无聊赖”的情绪，青年们多读了，只怕养成“多愁多病”的学生倒有点成绩哩！
关于第一点，我们教中学学生作文，不但希望他识字及文理通顺便了，总要教他如何整理自己的思想，用如何的技术来发表他，简单说，我们要教他以作文的理法。《水浒》《红楼》固然是妙文，但总要通看全部，最少也拿十回八回作一段落，才能看出他的妙处。学校既没有把全部小说当教材的道理，割出一两回乃至在一回里头割出一两段，试问作何教法？用什么方法令学生在这一回或一段里领略全书的真价值且学得作文的技术？
或者说：学文以学叙事文为最要，小说正是绝好的叙事文，为什么不学他呢？我说：这种论点完全错了，叙事文的性质和小说的性质恰立于正反对的两极端：叙事文是印写客观的事实，小说是表现主观的想象力，（即最极端的写实小说，也不过用想象力摄取社会魂影！）作法根本不同。叙事文对于客观资料要绝对的忠实服从，受严格的束缚，技术在摄收整理；小说是要骋想象力去构造，绝对的自由，技术在迸发表现。所以有名的史家或叙事文大家，大抵不会做小说；而叙事文的技术，绝非从小说可以学得来。
总而言之，小说是大学文科里主要的研究品，用作中学教材，无论从那方面看，都无一是处。
语录小说既都不适用，剩下的只有近人白话文了。近人白话文我看见不多，未敢轻下批评；但据我的忖想，最少也有三个缺点：第一，叙事文太少，有价值的殆绝无。第二，议论文或解释文中虽不少佳作，但题目太窄，太专门，不甚适于中学生的头脑。第三，大抵刺激性太剧，不是中学校布帛菽粟的荣养资料。我希望十年以后白话作品可以充中学教材者渐多，今日恐还不到成熟时期。
或者问：你既主张作文不拘文白，而且还有偏于提倡白话的倾向，今又主张中学教材要用文言文，将来中学学生都不会做白话文，怎么好？我说：这问题狠容易解答：你看国内做白话文做得最好的几个人，那一个不是文言文功夫用得狠深的？你怕学生们多读几篇《史记》《汉书》，便变成《镜花缘》里咬文嚼字的“君子国”吗？不会的。放心罢！附录一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 附录一关于《章太炎的白话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书不在厚，有气则灵——这是我杜撰出来的新“格言”。在普遍崇尚“皇皇巨著”的今日（不到三五百页的书，很难再入高人眼），我却依旧怀念那些有新意、见性情的小书。此类书可遇而不可求，更因其不修边幅或颇多疵漏而容易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比如《章太炎的白话文》，便是这样的小册子。此书可与同期章氏所撰《国故论衡》等相对照，对于理解太炎先生的学术思想十分重要，因而我在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多有引证；此书更促使我重新反省晚清“演讲”之蔚然成风对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意义，以及“述学文体”之不同于论事或抒情之作的嬗变过程；当然，最为直接的理由，还是让我真正领悟章氏讲演时的奇特风采。
太炎先生的东京讲学，经由周氏兄弟的渲染，早已成为学界普遍知晓的传奇故事参见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545—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作人回忆录》203—20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而当年也曾在东京听过章氏讲演的任鸿隽，几十年后大发感慨：“若是把他的说话记录下来，可以不加修改便成一篇很好的白话文章。后来先生把这个讲演写了出来，成为他的《国故论衡》，可惜他写成古文以后，反而失掉了讲时的活泼风趣。”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66—270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古文与白话、论著与讲演，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体式自然有异，没必要厚此薄彼。但单读渊深博雅的《章氏丛书》，确实很难体会许寿裳、曹聚仁所说的太炎先生讲课时之既“新谊创见，层出不穷”，又“诙谐间作，妙语解颐”许寿裳：《从章先生学》，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259—262页。，以及“论学论事，如说家常，时常插入风趣的谈话，浅易处常有至理”曹聚仁：《章氏之学》，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见该书第167 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
第一次获得此书，记得是在1993年年底，地点是台北的大安出版社附设门市“书巢”。这册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重排的小书，在原本基础上增加了一篇《我的平生与办事方法》（实即1906年7月刊于《民报》第6号上的演说辞）。书前有出版者所撰的说明文字，强调“六十年前章先生对于‘留学’、‘教育’、‘中国文化’等问题，均有精辟之见解；今方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之际，先哲谠论，尤堪重视”，并称此书“对于研究章氏早年之学术思想，关系至巨”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卷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捧读之下，大致同意这一判断，认定此书不该被埋没。此后，颇为留意该书的初刊本，可惜一直未能如愿。直到去年秋天，方才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仓石文库”里，找到1921年6月20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欣喜之余，加以标点校勘，并补充同期所撰相关文章，交给贵州教育出版社刊行。
书尚未正式出版，便在今年第二期的《鲁迅研究月刊》上，读到刘思源君的《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难得发现同好，本该欢欣鼓舞才是；可拜读之后，发现刘先生对此书的内容其实不感兴趣，甚至断言，如果不是因著作权的纠纷，“也许它根本不会有屡屡被学者们提起的幸运”。到底此书是因著作权之争而“得益”还是“受害”，以及如此“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是否值得一提，因着眼点不同，尽可见仁见智。我这里想略为分辨的，仅限于史实。
刘先生有幸见到钱玄同收藏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发现钱在目录上补充了漏收的《论文字的通借》，“尤其重要的是，他仅把《中国文字略说》用红笔框起来标上‘钱玄同撰’的字样，则其它各文俱是章文就不言自明了”刘思源：《旧籍重翻：〈章太炎的白话文〉》，《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2期。。此前虽也有若干确凿无疑的论述，但能找到钱先生的藏书，证明《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的著作权并非像黎锦熙、萧一山等人所推想的属于钱玄同1939年，黎锦熙在《钱玄同先生传》中首先提出此话题（黎传见曹述敬著《钱玄同年谱》附录，第17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萧一山早年沿袭黎说（见《清代学者著述表》，商务印书馆，1944年），后改弦易辙，在《清代通史》第五卷5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乃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中提及章太炎著述，即包含此曾被误断为“伪书”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毕竟是件大好事。不过，在具体论说过程中，刘文过多依赖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而对章太炎以及近代报刊史方面的研究著作未曾涉及，因而出现若干纰漏，有必要略加补正。
刘文称“此书收集的是1909、1910年间发表在《教育今语杂识》上的章太炎演讲录”，首先是时间肯定有误，而后是名称容可商榷。《教育今语杂志》乃“共和纪元二千七百五十一年岁次庚戌正月二十九日”——即公元1910年3月10日创刊于东京作为月刊的《教育今语杂志》，头四册尚能准时出版；至于5、6册合刊的出版时间，则是相隔半年后的1911年1月。，这一点，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早有说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而且也为此后的不少报刊史著作及编目所证实。因而，章太炎不可能1909年便在此杂志上发表文章。至于到底是“杂识”（此处的“识”做“记载”解，音同“志”）还是“杂志”，本来两可，因原刊封面题为前者，而内里用的却是后者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提及《教育今语杂志》时，一会儿说“杂识”，一会儿又变成“杂志”；而钱玄同为《章太炎的白话文》所撰题记中，也以“杂识”为名。至于其他著述，则多称“杂志”。刘文将其统一为《教育今语杂识》，而不是依样画葫芦，可见作者对此颇为用心。。可考虑到刊物的封面上还有英文名称 The Educational Magazine，编辑体例也明显地从属于刚刚崛起的现代报刊，而并非古代中国读书人所熟稔的杂记体式（比如宋人周密的《癸辛杂识》，或清人纳兰性德的《渌水亭杂识》），因而，我觉得还是采纳通常所说的《教育今语杂志》好些。
刘文引录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萧一山《清代学者著述表》中关于《教育今语杂志》上“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均为钱玄同所撰的说法，并加以辩驳，可说来说去，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教育今语杂志》上根本就没有署名“太炎”的文章。章氏发表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的文章（包括“社说”），全都署名“独角”。这一点，只要翻阅一下《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四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或者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四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３年；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322—3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便能一目了然。
我之所以说“刘文过多依赖曹述敬的《钱玄同年谱》”，是因为这段“公案”，曹著的辨析，远不及此前早已问世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汤志钧）和约略同时出版的《章太炎年谱摭遗》（谢樱宁）。为“大师”编文集或修年谱者，容易犯贪多求全的毛病，一来心存景仰，二来资料得之不易，故多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曹著已经引录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和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关于《教育今语杂志》的撰稿人为章太炎、陶成章、钱玄同等，《章太炎的白话文》中虽杂入钱玄同一文（即《中国文字略说》），但全书作者仍系太炎先生，这个结论已经呼之欲出。可惜曹先生太热爱钱玄同了，在如此明确的证据面前，还在坚持黎锦熙、萧一山等人的错误论断参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3—15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而在此之前，汤志钧其实已经做了相当精细的辨析，并且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正因为未曾细读汤、谢二书，刘文在批评曹著“引用了黎说而未加辨正”时，立说的根基显得不太坚实。这里暂不涉及考据之作该如何步步为营，单是其过于“大胆的假设”，以及考据之作中阑入杂文笔调，便让人很不放心。以下这段话，便显得严谨不足，而随意发挥有余：
他（按：指章太炎）自己根本不看重这些下里巴人的东西，文集从来不收，以后也没有再写。没想到可恶的白话党，偏偏要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扒拉出来，并且还借尸还魂用它来为白话文张目。可以想见，章老先生那时一定是气得哭笑不得而大呼冤哉枉也。
将此书的出版归结为白话文提倡者借以讥讽章太炎（刘文称之为“很有些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或者推想章太炎对此书的出版大为恼火，二说都缺乏事实根据。相反，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提及，张静庐曾面告，此书是他“在章氏沪寓索得付印的”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22页。。当事人的回忆并非天经地义，论者当然可以质疑，但在没有考辨清楚张说是非之前，便贸然为章太炎喊冤叫屈，有欠妥当。
谢樱宁倒是提到聂绀弩在《论乌鸦》中将《章太炎的白话文》的编辑出版，归之于曹聚仁参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0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但此说明显有误，我怀疑聂是将同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和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的《国学概论》混为一谈了——二者出版时间相差只有一年。《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所署“编纂者吴齐仁”，不可能是曹聚仁，有一确凿的证据：曹自称第一次晤见太炎先生，是在他发表章氏国学讲演的记录稿之后参见曹聚仁《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和《回想四十八年前事》二文，载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04—308页。；而我们都知道，此次在上海举行的系列讲演是《章太炎的白话文》出版将近一年后才开始的。即使不考虑张静庐直接从章寓取得稿子的追忆，单是此前一年四川出版收入《教育今语杂志》上章氏六文的《太炎教育谈》庚申仲春（1920）观鉴庐刊行的《太炎教育谈》，原书未见；据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介绍，此书共收入原载《教育今语杂志》的六文，即《论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说文字的通借》、《论常识》、《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各文题目与杂志原刊略有出入，而且漏了发表在第四册的《留学的目的和方法》。刊于四川的《太炎教育谈》抽去《留学的目的和方法》，而上海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则以此作为开篇，其中的差异大可玩味。，而未见太炎先生表示任何异议，也可见“章老先生”一见《章太炎的白话文》便“气得哭笑不得而大呼冤哉枉也”的假设，很难站得住脚。
我怀疑刘文之所以敢如此“大胆假设”，是受胡适将章太炎作为清代学术史及古文学的“押阵大将”，称“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一说的影响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第1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关于章氏文章并非像胡适所设想的那样“及身而绝”，我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八章中已有所辩正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330—4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此处不赘。需要略为补充的是，借助于辛亥革命后众弟子的讲学北大，太炎先生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思想革命及文学革新）曾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目前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章氏擅长博雅渊深的魏晋之文，确实与胡适之推崇“明白如话”异趣，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太炎先生不但没像林纾一般公开向新文化人提出挑战，甚至连严复那样的背后讥笑也难得一见林纾之撰《论古文之不当废》、《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以及小说《荆生》、《妖梦》等，因各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引述批驳而广为人知；至于严复，则在《与熊纯如书》中留下如此妙语：“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严复集》第三册6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一来其时太炎先生正忙于军国大事，无暇及此；二来白话文的积极提倡者中，不少是其及门弟子；当然，最为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其史家的胸襟以及相当开放的文体观念。1906年章太炎撰《文学论略》，开宗明义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之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章绛：《文学论略》（上），《国粹学报》第二十一期，1906年10月。你可以批评太炎先生的“文学”家族过于庞杂（其实大有深意在），可很难从文体是否“纯粹”来立论，因那本就不是其特色所在。辨文学应用或述文章源流时，太炎先生从来都是骈散文白各有定位，而非独尊某体某家。大概是其修辞必原本小学、穷理方能为玄言方面的论述太出色，过多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以致其文各有体，不能强求一律的主张，往往被忽视。也是在《文学论略》中，有这么一大段话，值得论者深思：
是则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若以古艳相矜，以明媚自喜，则无不沦入恶道。故知小说自有雅俗，非有俗无雅也。公牍、小说，尚可言雅，况典章、学说、历史、杂文乎？②章绛：《文学论略》（下），《国粹学报》第二十三期，1906年12月。
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作为古文大师的章太炎，并不排斥、甚至欣赏《水浒传》那样采用白话的章回小说。在太炎先生看来，“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而“俗而工者，无宁雅而拙也”②。承认各种文学体裁都有其规定性（包括对于文体的特殊要求），所谓的骈散文白，其实并没有绝对价值。作家的首要任务是遵循“文章轨则”，而后才是发挥自家才情，这种趋向于守旧的文学观念，对突破边界的创新可能造成某种压抑，但好处是尊重各体裁内在的发展逻辑，故思想通达，较少独尊一家一体者容易养成的褊狭与固执。如此说来，表彰“径直易知”的《革命军》与“文亦适俗”的《洪秀全演义》参见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192—1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和《〈洪秀全演义〉序》（《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338—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二文。，以及出版《章太炎的白话文》，对于太炎先生来说，并非那么不可思议当然，论及自家文章，章太炎最得意的，还是其“文实闳雅”的《絛书》等，而不是“其辞取足便俗”的“论事数首”（参见《与邓实书》，《章太炎全集》第四卷16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不同于时人之以文言白话分高低，章太炎更注重论学之文与论事之文的区别。。
刘文称章太炎“主张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因没来得及具体论述，我不知道典出何处。我只记得1935年章太炎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有“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的追问，结论是：“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附录，见该书113—121页。此语确曾引起白话文提倡者的不满，并招来新文化人的若干批评。比如修辞学家陈望道便将此等“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的说法，嘲讽性地称为“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南山（陈望道）：《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太白》2卷7期，1935年6月。。鲁迅也对乃师之“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大了”表示不以为然，并做了进一步的分疏：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语，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语，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实是文不对题的。《名人和名言》，初刊《太白》2卷9期，1935年7月，见《鲁迅全集》第六卷361—364页。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此文重点在破除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名人”迷信，强调“名人的话并不都是名言”，故虽涉及章之“攻击现在的白话”，却并不热讽冷嘲。相反，在文章结尾处，鲁迅还对“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表示些许歉意。
不在文白新旧尖锐对立的“五四”时期公开表态，而是在事过境迁、白话早已在教育体制与文学表达方面占据主流地位的1930年代中期发言，这很可能包含章太炎的策略选择。一贯特立独行、喜欢语出惊人的太炎先生，其实并不卤莽行事。比如，他第一篇公开批评新式学堂的文章《与王鹤鸣书》写于1906年，便绝非偶然。早年也曾极力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可一旦清政府诏准自丙午（1906）科起停办科举，太炎先生倒转而挑剔起新式学堂的诸多弊病来。如此永远地“不合时宜”，与其奇特的论学思路有关：
虽然，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不相信任何凝固不变的事物或学理，对任何“救弊”之举都保持必要的警惕，防止其成为新的“独裁”——若依照这一思路，1930年代的中国，也该切实反省已成“文学必用之利器”的白话文。不否认章氏在“救学弊”时，过于卖弄自家专长，因而效果适得其反；这里所要分辨的是，不该因此文而将太炎先生送入白话文反对派的行列。
要说章太炎屡次大加讥讽的，其实不是白话文，而是白话诗。那是因为，太炎先生严守“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因而认定“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参见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第78页、92页、25页。。其实，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人学者中，对新诗不押韵心存疑虑的，远不止章太炎一人参见拙文《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第五节“胡适的自我调整”，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5期。。新诗该往何处去，是可以、也应该认真讨论的，这与在思想文化层面上支持或反对白话文运动，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讲演记录本就与独立撰写的专业著述异趣，如何论述方才恰如其分，有待日后进一步探究。这里想指出的是，章太炎平生讲演极多，各种记录稿水平参差，故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但《章太炎的白话文》不在此“告戒”之列。借用其晚年弟子沈延国的辨析，此书当属第一、第三类讲演记录——即“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故可以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和论析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一文对五类章氏讲演记录的分辨，值得参考。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392—394页。。作为章氏第一种讲学记录，《章太炎的白话文》与日后由吴承仕记录整理的《？汉微言》，曹聚仁记录整理的《国学概论》，王乘六、诸祖耿等记录整理的《国学讲演录》，共同构成“学问家兼教育家”章太炎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四书，固然不若《絛书》、《国故论衡》、《文始》、《齐物论释》等体制谨严，但同样新见迭出。对于选择独立讲学而非进入现代大学体制的太炎先生来说，这些 “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藐视。
至于晚清“演讲学”的崛起与白话文运动形成的关系，以及“论学之文”与“文艺之文”的不同发展路径，因牵涉甚广，当另文论述。
2001年4月23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6期）附录二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 附录二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周作人等曾为胡适删诗，此事即便算不上“路人皆知”，也已不是什么文坛秘密。因为此等雅事，搁在“我的朋友胡适之”那里，不可能藏而不露。果不其然，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就有如下详尽的表述：
删诗的事，起于民国九年的年底。当时我自己删了一遍，把删剩的本子，送给任叔永、陈莎菲，请他们再删一遍。后来又送给“鲁迅”先生删一遍。那时周作人先生病在医院里，他也替我删一遍。后来俞平伯来北京，我又请他删一遍。他们删过之后，我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也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增订四版。
胡适大举宣传的“删诗事件”，很可惜，在周氏兄弟的日记及书信集，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弟弟好说，这段时间刚好生病，三个月没记日记；哥哥呢，日记在，可就是不提。这也难怪，鲁迅记日记历来十分简要，不像李慈铭、胡适等之喜欢抄上谕、贴剪报，将日记作为著述来经营。可还是有例外，比如此前几天复胡适关于《新青年》编辑方针信，日记中便有记载。《鲁迅日记》1921年1月3日则有曰：“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4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一个偶然的机缘——北大图书馆新发现一批胡适遗物，其中包括当年删诗的底本，以及周氏兄弟的来信，使得揭穿谜底成为可能。
北大图书馆新发现的《尝试集》删改本，以1920年9月再版本做底本，封面上有如下三处或红或黑的题签：
九，十二，廿四，用红笔删改一过。
十，一，一，用墨笔又删去两首。
叔永，莎菲，豫才，启明各删定一遍。
叔永等四人竖排并列，加一大括号，表明全都参与；改为横排，只好添上三个逗号。其余的标点，均属原有。如此密集的逗号与句号，可见适之先生“尝试”使用白话及标点符号信心之坚定。
该书的目录上布满大大小小的红圈、黑圈，有代表胡适本人意见的，也有陈衡哲（莎菲）、任鸿隽（叔永）等的选择。目录页旁边，贴一小纸片，上写俞平伯的删改意见，系胡适的笔迹。另有二纸周作人的信，当系他人代笔。最令人兴奋的是，目录页前，还粘贴着一署“树”的信笺，用的是“绍兴府中学堂试卷”纸，乃鲁迅笔迹无疑。
这封新发现的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的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今天收到你的来信。《尝试集》也看过了。
我的意见是这样：
《江上》可删。
《我的儿子》全篇可删。
《周岁》可删；这也只是《寿诗》之类。
《蔚蓝的天上》可删。
《例外》可以不要。
《礼！》可删；与其存《礼！》，不如存《失望》。
我的意见就只是如此。
启明生病，医生说是肋膜炎，不许他动。他对我说，“《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
我不知道启明是否要有代笔的信给你，或者只是如此。但我先写我的。
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
树一月十五日夜
三天后（即1921年1月18日），病中的周作人，还是给胡适去了信，表明其对此事相当重视。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介绍鲁迅遗札，故任、陈、俞以及周作人的意见，只是捎带涉及。
在增订四版《尝试集》中，《江上》仍被保留，对此，胡适的解释是：“我因为当时的印象太深了，舍不得删去。”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
《我的儿子》不只鲁迅主张删，周作人、俞平伯和莎菲也都主张删，没有回旋余地。
《周岁》是为祝贺《晨报》一周年而作，共三节，请看最后一节：“我再贺你一杯酒，／祝你奋斗到底：／你要不能战胜病魔，／病魔会战胜了你！”是白话，但很难说是诗。更重要的是，鲁迅显然对刚诞生的白话诗有可能成为新的应酬工具保持高度的警惕，故特别点出此乃源远流长因而极易复辟的“寿诗”传统。此诗本系胡适的心爱之作，听从鲁迅的意见，忍痛割爱。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两年，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胡适怕被误读，“因此，我老着面孔，自己指出那几首诗是旧诗的变相，那几首诗是词曲的变相，那几首是纯粹的白话新诗”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9月。。他所郑重推荐的十四首“真正白话的新诗”，在增订四版中，除《周岁》外，全都赫然在目。
在目录页《蔚蓝的天上》后，有胡适批注：“豫才删，启明以为可存。莎菲删，叔永以为可删。”三比一，少数服从多数，删。
《例外》则只有鲁迅一人提意见，胡适没做解释，将其保存下来。
《礼！》以叙事的口吻，对世俗之以礼责人大加嘲讽，所谓“你们串的是什么丑戏，也配抬出‘礼’字的大帽子”，在胡适肯定是有感而发，可鲁迅出于对诗歌特性的考虑，不主张收入。对此，胡适不以为然，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做了辩解：“又如《礼》一首（初版再版皆无），‘鲁迅’主张删去，我因为这诗虽是发议论，却不是抽象的发议论，所以把他保留了。”
胡适对周氏兄弟的意见，可说是“分外重视”。查《胡适来往书信集》，1921年2月14日，胡适曾致信周作人，转达燕京大学的邀请，后有一“附启”：
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胡适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两位北大同事的意见，是因为在他看来：“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第23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
胡适尊重周氏兄弟的删改，更关注周氏兄弟的表彰。鲁迅肯说出“我觉得近作中的《十一月二十四夜》实在好”这样的话，肯定让胡适欢欣鼓舞。更何况，周作人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你近作的诗很好，我最喜欢最近所作的两首。”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五号，刊有胡适写于1920年10月10日的《梦与诗》和写于1920年11月25日的《礼！》和《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所谓“最近所作的两首”，当系《礼！》和《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无疑。这么说来，胡适之所以坚持保存《礼！》，或许还基于周氏兄弟意见并不一致的缘故。十几年后，“胡适之体”新诗早已被超越，可由于陈子展的文章陈子展：《略论“胡适之体”》，1935年12月6日《申报·文艺副刊》第六期。，一时间又成了热门话题。可惜，论者贬多而褒少。这时，胡适站出来，发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表白“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胡适抱怨自己的追求不太被时人所理解，称《尝试集》中最能代表其努力方向的，不是那些常被选家看中的，而是《十一月二十四夜》。此文引录全诗，然后颇为自得地称：“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羡的平实淡远的意境。十五年来，这种境界似乎还不曾得着一般文艺批评家的赏识。”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自由评论》第12期，1936年2月。这里所说的“一般文艺批评家”，当不包括周氏兄弟。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周氏兄弟的欣赏，使得自认“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适之先生，这回一反常态，自我表扬起来，底气十足。
周氏兄弟一致叫好，不像是客套话。事情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应该说尘埃早已落定。仔细品味，这首写于1920年11月25日、刊于《新青年》八卷五号的《十一月二十四夜》，确实写得不错。起码在适之先生一生的创作中，属于难能可贵。
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至于周氏兄弟之所以一致叫好，除了胡适自称的“平实淡远的意境”，以及难得的不抽象说理外，很可能还有一个因素，即当时的启明先生，也正是“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鲁迅信中转达的关于删去《去国集》的意见，周作人在三天后的信中，做了更正：“我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是明确的，即同意保留旧体诗词的《去国集》。这一建议，倒是很符合胡适一再表示的，《尝试集》的初版、再版和增订四版，可以“代表‘实验的精神’”胡适：《〈尝试集〉自序》，《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3月。、“含有点历史的兴趣”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以及“可以使人知道缠脚的人放脚的痛苦”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
2000年10月17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刊《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10期）附录三台湾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自序 附录三台湾版《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自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我来说，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既是潜心思索的对象，也是自我反省的镜子。问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曲折，“五四”始终是我的“最佳对话者”——其具体思路及举措，不无可议处；但作为整体的生气淋漓与丰富多彩，至今仍让我歆羡追慕不已。
十年前，我曾写过一则短文，题为《走出“五四”》，大意是说，“五四”所建立的学术范式（如西化的思想背景，专才的教育体制，泛政治的学术追求，以“进化”、“疑古”、“平民”为代表的研究思路等），虽曾发挥很大作用，也产生若干流弊；可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遗忘五四”，理由是：
“五四”那代人迫于时势，采取激进的反传统姿态，现在看来流弊不小。今日反省“五四”新文化（包括学术范式），我想，不该再采取同样的策略——尽管那样做更有“轰动效应”，也更能引起传媒的关注。除了学理以外，我只提“走出”，而不敢轻言“决裂”、“超越”或“扬弃”，固然包含我对“五四”那代人的尊重与理解，更重要的是，意识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实在没有口出狂言的勇气。这一点，与我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走出‘五四’”的桥梁，大有关系。
基于“希望超越‘五四’者，必须先理解‘五四’”这一预设，我旧事重提，开始以平常心直面那早已被神话化了的“五四”。
为了“走出”而“走进”，在世纪之交，我花了五年时间，选择若干专题，与“五四”展开学术以及心灵上的对话。集合在本书的，便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你或许说，这回的研究，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等的印记，在我，则只是一如既往，以研究对象为中心，拒绝为任何精彩的理论做证。
在我看来，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大游行，刊行于1915至1922年的《新青年》杂志前九卷，以及1920年初版、1922年增订四版的第一本白话诗集《尝试集》，分别代表了“政治的五四”、“思想的五四”以及“文学的五四”。而这正是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三个最重要的角度。选择对于“五四叙事”来说至关重要的三个案，强调“回到现场”，暂时搁置“伟大意义”、“精神实质”之类的论争，目的是突破凝定的阐释框架，呈现纷纭复杂的“五四”场景，丰富甚至修正史家的某些想象。
以下三段话，虽卑之无甚高论，却大致代表了我的工作策略。脱离了具体语境，任何论述都可能是偏颇的；这里只是作为“内容提要”，以便读者对本书的基本框架“一目了然”：
谈论“五四”游行对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历来关注的是学生、市民、工人等群体的反应，而我更看重个体的感觉。众多当事人及旁观者的回忆录，为我们进入历史深处——“回到现场”，提供了绝好的线索。几十年后的追忆，难保不因时光流逝而“遗忘”，更无法回避意识形态的“污染”。将其与当年的新闻报道以及档案资料相对照，往往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好收获。
谈论《新青年》之历史功绩，从文学史、还是从思想史、政治史角度立论，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异。本文综合考虑《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后世史家的持续研究，以及我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希望兼及思想史与文学史——首先将《新青年》还原为“一代名刊”，在此基础上，发掘其“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
《尝试集》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经典之作”，主要不系于胡适本人的才情，很大程度是“革新与守旧”、“文言与白话”、“诗歌与社会”等冲突与对话的产物。在史家眼中，与文学生产同样重要的，是文学接受的历史。而制约着公众趣味与作品前程的，包括若干强有力者的独立判断与积极引导（比如周氏兄弟之应邀删诗），以及作为知识传播的大学体制（比如“中国新文学”课程的开设）。至于因意识形态纷争而导致某部作品“突然死亡”或“迅速解冻”，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接受史显得扑朔迷离，因而也更具戏剧性，更值得追踪与玩味。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同样值得我们深思：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作者并非毫无可为。像胡适那样借助于自我完善（不断修订自家作品）、自我阐释（撰写《尝试集》三序）以及自我定位（关于“胡适之体”的论述），有效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与史家的评价，这在文学史上既非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因此，在讨论文学生产、文学接受以及文本阐释时，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已被“杀死”了好多次的“作者”依旧顽强地活着，并迫使史家无法完全漠视其存在。
《新青年》同人“自我建构”的能力很强，其“五四叙事”异彩纷呈，令人叹为观止。对于此等由当事人提供的“证词”，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小心翼翼地爬梳资料，细心体会文本的表里与内外，调动自家的生活体验与想像力，复原那些早已消逝的历史情景，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学术劳作，更包含某种艺术享受。
正因如此，本书的写作，既很辛苦，也很愉快。其感觉，一如晋人王献之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世说新语·言语篇》）。当然，这指的是研究者的精神状态，而不是白纸黑字的著述。写作的人都明白，了然于心者，未见得就能了然于手与口。本书之是否“有趣”，仍有待读者的检验。
2003年1月10日于台大长兴街客舍
阿英：《阿英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艾柯（Umberto Eco）等著、王宇根译：《诠释与过度诠释》，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艾略特（T。S。Eliot）著、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白吉庵：《胡适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北冈正子著、何乃英译：《〈摩罗诗力说〉材源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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