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前。群众游行的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全国各族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十分落后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在军事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清除了匪患，实现了除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在政治上，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权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各级行政机关有效运转，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建立新中国的国营经济，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在外交上，新中国先后与苏联及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积极改善、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还同印度等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及瑞典等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交。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运动
1.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东北边境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8个月，连续进行5次大的战役，歼灭敌人23万人，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与我进行停战谈判。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3年来，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参加在板门店举行的签字仪式，并在协定上签字。28日，金日成元师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协定上签字。28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协定上签字。29日，交战双方交换经双方司令官签署的停战协定。协定以北纬38度为南北朝鲜的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成立非军事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2.镇压反革命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建设工作。
3.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60年10月，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摆脱了千百年来封建宗法制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爆发。这是朝鲜战争后期僵持阶段的一次主要战役，战役由美国第9军发动，以争夺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南麓村庄上甘岭及其附近地区的控制权为主，属于“联合国军”金化攻势的一部分。
这次战役，敌军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我志愿军参战部队共4万余人。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敌军对志愿军两个连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我军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1-2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虽然敌人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是，没有打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他们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
此次战役前后历时43天，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双方伤亡约3万人。此战在中美两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得上甘岭成为一座丰碑！
三、国民经济的恢复
1.新民主主义改革
除了土地改革以外，新民主主义改革还有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和婚姻改革等方面。
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主要是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做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婚姻改革主要是建立新的婚姻制度。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
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2.新民主主义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
经济建设方面，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恢复，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此外，中国还扩大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积极争取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逐渐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政治建设方面，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此外，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方面，为了实现《共同纲领》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党的建设方面，1950年5月1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3.国民经济的恢复
经过3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新中国成立3年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
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社会主义的力量不断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从现在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五、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1956年，中央进一步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
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1957年，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
“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
六、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决定逐步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第七节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1.《论十大关系》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2.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100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
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1.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因此，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绝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2.整风运动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6月8日，党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整风运动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特别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
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于是，八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大跃进”在工业方面首先表现在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方面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
毛泽东较早地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8月2日至16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1.八届九中全会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表明，“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2.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
3.“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50年代末到60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会议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严重起来。
4.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五、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10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从1961年到1965年，经过5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从1966年开始将要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宣布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这个宏伟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而没有能够按计划付诸实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0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10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10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1.10年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就
工业建设方面，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10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
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
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这一时期，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
2.钱学森
钱学森（1911-2009），浙江杭州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均以钱学森同志的名字命名。
他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应用力学、航天与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钱学森论火箭导弹和航空航天》等。
他的个人名言主要有：“我姓钱，但我不爱钱”；“我在美国前3、4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伟大国家”。
3.李四光
李四光（1889-1971），湖北省黄冈人。中国著名地质学家。首创地质力学。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早年的李四光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学成后决意回国效力。从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年代以后，他尽管病了还在工作。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他的个人名言主要有：“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
4.钱三强
钱三强（1913-1992），浙江省湖州市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参与了“两弹一星”的研制。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1992年逝世。
钱三强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他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他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他就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第八节 十年“文化大革命”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10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是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事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全会通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等根本性问题作了有严重错误的规定。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月初，党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全面扩展到工农业领域。
随后，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在全国掀起，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社会上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和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停顿。国家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
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致酿成残酷的武斗。1967年夏秋，谢富治、王力、江青等人乘机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口号煽动武斗，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这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国家动乱最剧烈、社会灾难最严重的阶段。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经过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下，会议批准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把持下炮制的关于刘少奇问题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加上“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年后，刘少奇含冤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一起冤案。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上，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因此，林彪等人秘密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林彪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毛泽东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党的十大召开。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仍然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左”倾指导方针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在十大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但这时，也解放了一批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有些老干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叶剑英、李德生被选举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王稼祥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整顿中，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向回升，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1975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发展较好的一年。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1975年11月下旬，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二年初改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个运动既违背事理，又大失人心，再度造成社会混乱。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对长期持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感到困惑，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不满，要求社会安定和发展经济的愿望愈加强烈。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的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
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在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相继去世后，党和国家的前途成为人们忧虑的问题。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使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割除党和国家肌体上的这个痈疽。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基础。
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这些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1.东方红一号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该卫星是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制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同时进行卫星技术试验，探测电离层和大气密度。卫星采用银锌蓄电池作电源，电池寿命有限，卫星运行20天后，电池耗尽，“东方红”乐曲停止播放，卫星结束了它的工作寿命。但是，卫星的轨道寿命没有结束，根据轨道计算，大约能在太空运行数百年。
“东方红”乐曲向世界宣示了我国国防高尖端领域的成就。按当时各国发射卫星的时间先后排列，中国是继苏、美、法、日之后，世界上第五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
2.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后，会议大厅迅雷般的掌声轰鸣，持续达两分钟之久。不少国家的代表放声高歌，热烈欢呼，有不少人像过节一样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当然，也有人感到难堪和尴尬。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值得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的时刻。
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宣告“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的事实已被联合国接受，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都已得到公正、彻底的解决。
3.袁隆平
袁隆平（1930-），生于北平（今北京），祖籍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0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授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表彰袁隆平院士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现在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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