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薄一波同志给河北大名师范学校写了一条这样的题词：“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

    这是一个历史的结论，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介，更是对近代河北革命历史尤其是直南革命历史的一个总结。

    1989年冬，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同志也给河北大名师范学校题词：“深切怀念革命教育家谢台臣同志，继承发扬大名七师的光荣传统。”这在全国来讲，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

    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可谓随处可见，比比皆是。仅在民国时期的河北，单就师范学校来说，也有15所之多。这就使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哪里来的这么大魅力？谢台臣是什么人？为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一所这样的学校如此垂顾？

    其实，展开大名七师的历史长卷，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个令人震撼的惊奇：

    1944年夏末，正值中国人民的民族抗战即将夺取胜利的前夜，近八年的抗日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此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到处是一派欢乐、繁荣的景象。就在这个时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约见了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晁哲甫同志，他是大名七师的第一任教务主任，毛泽东主席让他汇报晋冀鲁豫边区和大名七师的一些情况以及李立三、王明路线对大名七师党的发展造成的危害等。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后，晁哲甫同志踏着灿烂的阳光，大步向枣园走去。

    这是一个党的领袖对一所学校的关怀。

    这是中共河北省顾问委员会原主任杨泽江在1992年2月13日撰写的《毛主席为晁哲甫平反》一文中记述的篇章。

    是时，在听完晁哲甫同志的汇报后，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道：“晁哲甫同志，你受委屈了！你敢于和‘左’的错误作斗争，坚持正确的观点，特别是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忠于党，终于革命事业，是难能可贵的。”

    毛主席还说：“李立三路线虽然在党内统治的时间很短，但危害却很大；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时间较长，危害更大。凡实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我们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同志间要增进了解，互相尊重，真正实现全党的大团结。”

    最后，毛主席明确指出：“开除你党籍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彻底给予平反，党龄要从入党之日算起。”

    据此，晁哲甫同志得到了彻底平反，后来还留在中央党校担任五部副主任，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时隔一年之后，1945年5月，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宋任穷等军政领导同志路过大名，亲临大名七师旧址，瞻仰了谢台臣先生的纪念碑和碑文，听取了大名七师革命史的汇报，他们认为谢台臣先生是革命的教育家，大名七师是一所革命学校。

    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这样一组画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同志早年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直接听取过大名七师学生党员、直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刘大风同志的汇报，并做了具体指示。

    中国革命事业的先驱蔡和森、陈潭秋同志都曾对大名七师的革命活动予以指导，蔡和森同志还明确指出：“这一带的革命斗争有基础……”

    ……

    1999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同志曾为大名七师毕业生平杰三所著《我的一生》一书写序，其中写道：“平老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投身于农民运动、白区斗争、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华北解放区党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在李维汉同志领导下，平老积极贯彻党的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在他分管的部常务、干部、党派、知识分子、港澳台、政协机关等各方面工作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发展和壮大党的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和巩固与非党爱国人士的广泛联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愧为党的统战工作的模范和我们学习的榜样。”

    这是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大名七师一个老校友的评价，该书由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兆国题写书名。

    ……

    悠悠岁月，浩浩青史，送走的是日月的轮回，寒暑的更替，而留下的则是大名七师的革命精神和光荣历史。当战争的硝烟已经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消失了一个甲子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谢台臣先生纪念碑至今仍然静静地耸立在河北大名师范学校的校园里，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对历史进行着无声的回眸。是寻找旧日的同事，还是遥想当年的学生，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她用一段辉煌的历史在向人们昭示：这里就是红色七师，这里就是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

    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大名七师一些学生的话来说明。

    学生之一王从吾说：“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是闻名于冀鲁豫一带一所革命的中等专业学校，是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王从吾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对国人说的一句话。

    王从吾（1910～2001），直隶省内黄县（今属河南省）人，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入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

    学生之二平杰三说：“是大名七师引导我走向革命征途。”这是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平杰三于1982年10月在大名师范学校60年校庆时写的回忆文章题目。

    平杰三（1906～2001），直隶省濮阳县井店镇（今属河南省内黄县）人。1923年入大名七师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内黄县第一批党员之一。1954年后，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中央统战部顾问。1964年12月任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第十一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第十二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学生之三裴志耕、成润、白映秋、刘镜西说：“谢台臣同志创办的‘七师’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一向被誉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在‘七师’学习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像革命种子一样，散布在冀南、豫北、鲁西约20个县的广大地区。他们在各条战线上发动群众，积聚力量，从事革命斗争。“七七”事变以后，在党的领导下，他们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广大群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为冀南、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贡献了力量。”这是1985年4月21日他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

    裴志耕（1907～1997），直隶省大名县人。1924年考入大名七师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成润（1910～1994），直隶省大名县城内人。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至1954年，先后在华北水利委员会及水利部任水利工程总局局长、官厅水库工程局副局长。1954年至1966年先后在水利部任设计管理局副局长、水电部规划局副局长。“文革”结束后，先在水利部规划设计院任副院长等职。

    白映秋（1914～2003），直隶省大名县城内人。1930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一年后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先后历任平原省委《平原日报》社总编辑，副社长、社长等职务。1957年后，在中央党校哲学研究室工作。1978年后任中央党校三部副主任、主任。

    刘镜西（1914～1993），直隶省清丰县（今属河南省）人。1931年秋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49年5月后，历任濮阳地区专员公署专员、华北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办公室任主任、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党组书记兼局长等职务。

    ……

    岁月流逝，时光不再。如今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留下的只有这些时断时续的述说和片片断断的回忆。而他们的老师，只留下了那块似曾相识却又有点斑驳的纪念碑和碑文。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纪念他们，一个本真的想法就是，石头的记忆比人的记忆要长久，所以人们都习惯于在石头上刻字去纪念，借以来表达自己的追思之情，以垂永远。其实还有比石头更宝贵的，这就是留在那个石头上的不死的精神。

    那么，这个在1926年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学校，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怎样的历史呢？

    社会概况

    1919年5月至1923年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新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各派军阀的纷争混战进一步加剧，中国的政治更加混乱黑暗；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一、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外反动势力扶植的大独裁者袁世凯，窃取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所谓的中华民国徒有虚名，中国人民仍旧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全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生存权利，不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也在迅速增长，并涌现出了一批有作为的资本家。据1918年统计，全国商会会员有16万多人。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严重阻挠，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日益增长。这一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的人数也大为增加。据估计，到“五四”运动前，全国受过新式教育的有近千万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十多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数万人。而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些知识分子还常常在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新的政治力量增长中，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发展。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在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中产生了。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从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商人自办的近代企业开始兴起，中国产业工人又通过民族企业的发展而有了较大的增加。到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60多万人。由于中国民族工业和日、美投资企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就迅速地发展起来。到1919年，已达200万人左右。这样，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社会力量即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的增长，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壮大了的阵营。

    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另一个新的重大变化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猛烈的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他们在经济上要求打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代表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在政治上要求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种要求反映到文化思想上，就产生了猛烈攻击传统的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他在创刊号发表的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历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提出了“人权”和“科学”

    的口号，要求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敢于怀疑那些从来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陈腐观念，以求实进取的精神奋起自救。《青年杂志》自1916年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联系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开展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和态度。陈独秀认为中国要脱离落后状态，“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当时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看到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他们指出，中国欲图生存，必须抛弃“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靠全国大多数人的政治觉悟，自觉“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李大钊在1916年9月发表的题为《青春》的文章中，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为“青春中国之再生”而顽强战斗。

    新文化运动的宣传者们大力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排除虚妄迷信和盲从，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以坚持真理的精神，树立“真实合理的信仰”。

    辛亥革命失败后，伴随着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因此，批孔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1916年9月，康有为上书北洋军阀政府，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精神。为此，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连续发表文章，予以严厉驳斥。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儒家伦理与民主政治是势不两立的，将“孔教”列入宪法，就是专制复活的先声。李大钊在1917年2月《甲寅》日刊上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阐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发展变化的，“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他坚定地表示：为了确立新道德，破坏旧道德，“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鲁迅是稍后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但他一出现便立刻成为了反封建斗争中最彻底的思想家。1918年4月，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它无情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大胆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鲁迅写了许多犀利的杂文，从各个方面对旧社会、旧礼教发动了攻击，尖锐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尊孔复古派、“国粹家”、“道德家”和遗老遗少们。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他们力图通过文学革命，把向来宣传封建思想的旧文学，改造成为适合传播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学。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此后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主张文学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要进行一次革命，打倒“文以载道”和“代圣贤立言”之类的封建文学及“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的老八股。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出色地把反封建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它以磅礴的气势给了封建的专制主义、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迷信和愚昧以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在思想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极大地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这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这个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这是时代的主流。在这同时，新文化运动也为各种各样的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思想流派传播到中国，敞开了大门。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点。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忽视甚至轻视人民群众，把运动只限制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虽然实际上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但在开始时却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新文化运动没有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同广大人民对军阀统治的不满和反抗结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它的实际效果。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中国文化一切都坏，西洋文化一切都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在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新文化运动所宣传的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个性主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巨大的革命意义，但是已经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要求了。初期新文化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指出一条真正获得解放的道路。

    显然，新文化运动对河北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也为后来兴办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带来了新内容和新气象。办学伊始，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批判尊孔读经，树立民主、科学的新教育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

    二、“五四”运动

    对河北教育和直南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是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这次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

    1919年1月，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拟定对战败国的“和约”。参加会议的有27个国家，但会议实际由英、美、法、日、意五个帝国主义强国操纵。这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由于在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方面，所以作为战胜国之一，由南北政府派出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南方军政府代表）等5人为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和会在讨论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时，中国的山东问题是一个重要事项。对此，日本无理地向和会提出：“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日本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恫吓。

    巴黎和会召开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收回山东的主权。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和恃强恫吓，中国人民无比愤慨。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蛮横，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呼吁国民“发抒义愤，以为外交后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向和会送交了对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其他权力直接归还中国。同时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并提出“希望条件”七项，即：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

    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都在中国拥有多种特权和利益，他们对于中国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和七项希望条件，便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不予讨论。关于山东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英、美、法、日、意五国间进行。日本既已造成武装占领的事实，又以中国曾有“欣然同意”的换文为理由，坚持霸占山东。中国代表曾吁请英、美、法等国予以支持，但终因他们与日本有着共同利益，而拒绝了中国的请求。最后，由英、美、法三国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

    巴黎和会开幕之后，全国都注视着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国外交处于不利情况的消息传来时，即有不少地方集会通电，表示抗议。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条款的内容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愤慨至极，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风暴便爆发了。

    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师、高等工业学校派代表参加了大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报告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和当前形势，继由各校学生代表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痛陈亡国惨祸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冲破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官吏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的旗帜，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为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讲演后，学生们出发游行示威。一路散发传单，做爱国宣传。《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道：“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队伍先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被外国巡捕无理拦阻。学生们义愤填膺，乃在悲愤的口号声中走向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曹宅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并放起火来。大批警察和宪兵赶到后，逮捕了32人。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罢课，进行爱国活动和营救被捕同学。6日，正式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地向前发展。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抗议。上海、天津等地以团体和个人名义要求释放学生者每日数十起。

    “五四”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学生带动下，都陆续行动起来。7日，上海六十多个团体两万人举行国民大会，并游行示威，通电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及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9日，上海各学校全体停课一天。从这天起，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以及留日学生，都有集会、游行等活动。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向全国发展。

    北京学生罢课以后，天津、济南、上海、武汉、长沙、南京、苏州、杭州、开封、安庆等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进行示威、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界知识分子纷纷参加到运动中来。全国报界联合会要求“严惩四凶”（曹、陆、章和徐树铮）。上海日报公会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惩办曹、陆、章。无锡报界要求“收回青岛”。济南律师公会要求对曹、陆、章诸贼“提起公诉”，“以正国法”。至此，群众运动已扩展到了全国。

    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举行大规模的罢工。从此，斗争的中心也由北京转移到上海。罢工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工人阶级的有力参加并成为运动的主力，使“五四”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自6月5日到11日，上海罢工的工厂企业有50多个，工人有六七万人，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给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上海工人除坚持罢工外，还不断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集会。6月8日，华资电车公司工人高举“罢工救国”的旗帜游行。

    9日，又有工人队伍在南京路示威。10日，沪东工人不顾租界武装巡捕的阻挠破坏，举行万人大示威。11日，一万多工人在南京路召开大会。随着上海工人罢工的开展，京奉铁路唐山工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九江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以及一些中小城市的工人，也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

    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终于被迫在6月10日免去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11日，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以后，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

    “五四”运动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运动的主力，对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认识到和工农结合的必要，因而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河北地处京畿周围，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河北在这场伟大的运动中，收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冲击。河北教育界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促进了河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中以天津、唐山、保定等地的一些学校为最。如直隶高师、保定二师、天津女师的学生都走上了街头，愤怒声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流传，使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已经不能忍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当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在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无产阶级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用暴力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出现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高潮，在西方和东方的许多国家里，爆发了无产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运动。

    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俄国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压迫别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中国，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在要闻专栏内，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推倒克伦斯基政府”的消息。中国人民知道了，在俄国，工人阶级和主要是出身于农民的士兵掌握了政权，成立了“劳兵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上述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初步了解，构成了当时所说的“俄国式革命”这一概念的内容。中国人民从十月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了新的希望。开滦煤矿的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中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和欢迎。他指导下的《民国日报》，在1918年元旦的社论中说：“吾人对于此近邻的大改革，不胜其希望也。”

    1918年夏，孙中山曾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庆贺他们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宣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7月、11月，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在这些文章中，李大钊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这个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文章写道：“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的伟大力量，因而他们开始改变对人民群众的看法，逐渐认识到要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必须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这种认识在“五四”运动前李大钊发表的论文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指出军阀、官僚、贵族等一切旧势力都将在群众运动的潮流中被淹没。李大钊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指出要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号召革命知识分子到最受压迫、生活最痛苦的工农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培植革命力量。不仅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群众运动的重要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对劳动人民的看法上也有所改变。1918年3月，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以《劳动》命名的杂志。同年11月，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蔡元培在一次集会的演说中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十月革命和当时世界各国不断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等群众革命斗争的方式，强烈地吸引和感染着中国人民。人们深切地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解决”。陈独秀以前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也不注意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这时他也看到了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必要性。他在1919年初发表的《除三害》一文中大声疾呼，号召国民起来，去同危国害民的军阀、官僚、政客进行斗争，认为“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每周评论》的某些文章也强调人民自己起来采取直接的行动，主张“叫民众亲自解决政治问题”。

    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从十月革命的光辉实践中，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从1918年到“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开始传播。在这一时期，李大钊连续发表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11月，他在解释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时指出：“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按即马克思）为宗主的。”他组织“马客士主义研究会”，集结了一些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并在文前的按语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有些报刊还先后发表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传记材料。通过这些报刊的介绍，使更多一些的中国人开始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学说有了初步的了解。

    总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新潮》等少数几个刊物。“五四”运动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达四百多种。著名的有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湘江评论》、《少年中国》、《新生活》、《新社会》、《觉悟》等达四百多种刊物，并且绝大多数都宣称是以介绍新思想和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重要“旨趣”的。

    “五四”运动以前，在学生中就出现了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互助社、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这类社团也在各地大量涌现，约有三四百个之多，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工读互助团、平民教育社等。这些社团和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它们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期里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继这期专号之后，《新青年》不断发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新青年》逐步成为一个倾向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每周评论》在“五四”以后，也不断地刊登十月革命情况的文章。它曾介绍了苏俄政府颁布的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当时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具体帮助下，从1919年5月5日起，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月，刊载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及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国民》杂志从1919年10月后也开始刊登《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和宣传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曾经宣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

    1919年、1920年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资本论入门》和《社会主义史》。1919年6月至1920年5月，上海发行的报刊中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或介绍主要有：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列宁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商品生产的性质》、《马克思传》、《科学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苏维埃》（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节译）等。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高等院校讲台上占了一定的地位。如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除了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及国外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外，李大钊写的文章起了主要的作用。

    这些文章说明李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广大有志青年学生的世界观形成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河北的一些高校和中等学校，不仅可以读到大量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和进步刊物，同时，一些大的学生社团也在不断涌现，出现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由此而论，几年后出现的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之所以出现那样一个不同于旧学校的局面，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因为还在她在母腹中成长的时候，这个社会已经为她注入了大量鲜活的血液，所以我们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出现是历史孕育的时代产儿，也是当时直隶省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党肇始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王从吾在《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大名七师》的序言一文中指出：1923年“七师”创办于大名，1937年停办，在这十多年的峥嵘岁月里，她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程。创办初期，以谢台臣校长为首的广大进步师生高举“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实行教育革命，为推动直南一带的新文化运动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自1926年中共豫陕区区委委员冯品毅同志在“七师”任教期间建立党的组织以后，学校领导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党掌握了学校领导权，“七师”成为在直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1930年以后，“七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她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内受党内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致使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夺走。最后一次以郭鸣鹤为首的反动集团统治大名达三年之久。在反动分子的统治和高压下，“七师”党的地下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直到郭鸣鹤被赶走，王振华、晁哲甫重新回到学校，直南特委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这个革命教育阵地。“七七”事变后，毁于日寇战火，学校不复存在，然而“七师”的革命影响和谢台臣等同志的革命精神将激励后人奋发前进。

    这段话说明，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创设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夜，冯品毅是这所学校党组织的奠基人。期间，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发展是曲折的。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波澜壮阔、云谲波诡的历史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设的中等专业学校和建立的党组织，是和当时的时代密不可分的。同样，正是由于处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所以才使得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的办学艰苦卓绝，难能可贵，从而使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一、大名七师建党前的社会基本状况据记载，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坐落在大名县城北关这块土地上，虽历经90年的风云变幻而从未迁徙，算得上江山易改，校址不移了，也是一处人文荟萃之地。1937年，学校被日军夷为废墟，片瓦不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又在原校址基础上重新设立，从1923年到2013年，其间经历了90年的时光。其间虽有近20年的停办时光，但它的历史地位是不用怀疑的。

    （一）大名社会情况

    在20世纪20年代初，直南一带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原顾问刘大风（安明）在《忆大名一带和七师党的活动》一文中指出：1925年前后，正是军阀混战时期。当时大名是直隶省南部一个重要城镇，是直、鲁、豫三省交界的地方，是直南镇守使、道尹的驻地，是直南地区军事、政治的中心，也是军阀混战相互争夺的重要阵地。1924年第二次直奉军阀战争，孙岳在大名组成了国民军第三军移防后，奉军占据大名。1925年冬，梁寿恺又率部进入大名，梁寿恺为镇守使。次年春，直鲁联军方永昌率部进攻大名败退，不久梁部他去，直鲁联军谢玉田又率部进驻，形成了拉锯式的军阀战争局面。每支军队来后都横征暴敛，苛捐杂税项目繁多，走时抓丁拉夫、要枪、派款抢东西，所有这些开支都被地主豪绅分摊给中农、贫农负担。因此，加深了农村经济的破产，激起了广大农民群众反对豪绅，反对军阀，特别是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当时大名县境内有很多大地主，占据大量土地，如德政史家、漳河滩申家等，都占有土地几十顷或近百顷，各自然村几乎都有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甚至一村数家。北洋军阀王占元及其亲戚在大名东北一带占有大量土地，并设有收租的专门机构。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侵入大名后，霸占了几十顷土地，除建筑洋房外，在城内和乡村多处设教堂，并在县城东南植造了数百亩大的树林，当时人们称之为“美国园”。大名的工商业不发达，农产品如小麦、大豆、芝麻、花生、棉花等大都由龙王庙、金滩镇两地装帆船运往天津。人们日常生活需用的煤油及其他商品也由漕运转来。帝国主义和买办，经常用抬价压价的办法加强掠夺。大名县半殖民地的经济表现很明显。

    连年的军阀混战，地主的残酷剥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匪祸蜂起，加上不断灾荒，造成广大农村经济严重破产，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成批的农民不断逃荒到山西或流入到天津、东北做苦工谋生。农村出现了一些会道门组织，如红枪会等，他们的革命要求非常迫切，但缺乏正确而坚强的领导。这种历史背景说明，20世纪20年代初的直南农村，酝酿着革命的风雨。这种情况，也必然会波及到近在咫尺的学校。

    （二）大名七师情况

    围绕大名七师的建校原因等问题，长期以来有着许多的表述，不少同志在一些文章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初期，谢台臣先生任直隶省议会参议员。就职责来讲，这个职务没有多大社会权力，更多的是有不少参政和议政的能力。就此而论，谢台臣先生在直隶省议会提出议题，在大名设立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是有可能的。但这种提法的结果怎样是提案者不能掌握的。也有史料记载，当时直南的师范教育，只有邢台直隶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每年造就的师资很少，“寥若晨星，不敷使用”，所以，直隶省教育厅“有见于斯”，遂于冀县设立第六师范学校的同时，在大名设立了第七师范学校。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但也不可否认，谢台臣先生曾经为这个学校的建立而积极奔走，并在省议会内竭力倡导，从而导致了这所学校的诞生。这既是谢台臣先生实施教育救国意愿的一个结果，也适应了当时直南教育面貌亟需改观的需要。

    1923年6月3日，天津《益世报》载“设立师校案之又一省咨”；7月20日，又载“筹设第七师范之计划”；8月25日，又载“省立第七师范之开幕”，到10月10日，天津《益世报》再一次报道了“令拨第七师范经常费”的消息。与此同时，7月18日，直隶省教育厅委任谢台臣先生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长。由此开始了这个学校长达90年的办学历史，直到今天。

    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被称赞为革命教育家的谢台臣先生。谢台臣（1884～1936），又名丕阁，字苔岑、苔尘，直隶省濮阳县（今属河南省）鹿斗村人。1902年应科举，中秀才。1905年考入直隶省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接受系统的本科教育，毕业后在大名、保定、天津等地中学任教。1921年当选为直隶省参议员。1923年7月，受直隶省教育厅派遣，到大名创办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并被委任为首任校长。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全力配合党组织开展活动，为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1936年逝世，终年53岁。

    不难看出，谢台臣是新文化运动时期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早年接受的是旧式教育，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爆发，科学、民主等思想观念开始进入他的生活。尤其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这种思想已经植根于他的心里。

    1923年任大名七师校长时，正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之际，对他的世界观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办学之初，他就十分注重延揽进步人才，建设强大的教师队伍。因此，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进入大名七师也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同时，为了在学校中贯彻新思想，谢台臣先生积极致力于教育革命，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培养“处处公道正直，为大众谋幸福而牺牲自己”的人，从而形成了他系统的理论教育体系。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说“五四”新文化在大名七师传播不是偶然的话，那么，谢台臣先生就是旗手，就是传播这种新思想和进步文化的第一人。

    正如一些人所说，一支军队的性质如何，和这支部队的主官有着直接的联系；同样，一个学校的性质如何，自然也是校长引领的结果。

    晁哲甫先生既是谢台臣先生的同事，也是这所学校的奠基人之一。对于晁哲甫先生在大名七师所发挥的作用，当时的人都习惯于称他为谢台臣先生的助手，因为他是当时的教务主任。对于这样一位革命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后，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等曾在1986年4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署名文章，对晁哲甫先生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明确指出：

    “晁哲甫同志自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革命教育家。他的优良品质和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这说明，晁哲甫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历史这样记述：晁哲甫（1894～1970），直隶省清丰县六塔集村人。

    1910年考入大名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1919年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接受系统的本科教育。毕业后，先后到直隶省的一些学校或教育机构任职。由此可以看出，他和谢台臣先生有着相同的经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使他和谢台臣先生走到了一起。

    1923年，晁哲甫先生被聘任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27年，晁哲甫先生同当时学校的其他主要领导人——校长谢台臣、训育主任王振华以及总务主任高绍亭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大名七师就成为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直南革命策源地。

    王振华是谢台臣校长在当时聘请的训育主任，也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对于这样一位革命教育家，历史同样也有记述：

    王振华（1899～1971），原名王文麟，字振华，直隶省（今河南省）南乐县古寺郎村人。1912年考入直隶省大名府中学堂。1918年，考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接受系统的本科学习，和谢台臣、晁哲甫有着相同的求学经历。如上所述，此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王振华受到很大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为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23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大名创立之际，基于师生关系，谢台臣聘请王振华为大名七师教师，不久，擢升为训育主任。1927年，王振华和谢台臣、晁哲甫、高绍亭一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为大名七师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铺平了道路。尤为重要的是，1936年春，河北省教育厅委任王振华为七师校长，晁哲甫返校仍任教务主任，从而巩固了党的这个革命教育阵地。

    文献记载，当时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教师多数是青年进步教师，最初的和以后受聘的教师中，多数教师赞成革命，倾向进步，尤其对学校的教育革命和课程改革予以了有力支持，从而为新思想的传播和党组织的建立、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1929年前后聘请的教师中，有些教师在受聘大名七师以前就已经是共产党员。这是大名七师虽历经十几年岁月而不变其颜色的根基所在。这里兹列举几人：

    李梦龄（1903～1985），直隶省晋县（今河北省晋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年，大学期间的李梦龄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出狱后，受党的委派到大名七师任教。

    张苏（1901～1988），直隶省蔚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7年1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受聘于大名七师，讲授汉语课程。

    王冶秋（1909～1987），安徽省霍邱县城内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

    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后到大名七师任教。

    原政庭（1903～1992），陕西省蒲城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年，上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张友渔（1898～1992），山西灵石县人。北京法政大学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千家驹（1909～2002），浙江武义人。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30年到大名七师任教。

    由上可以看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聚集了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就领导层来讲，谢台臣先生年龄稍长，39岁，晁哲甫先生29岁，比谢台臣先生小10岁，王振华先生则还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他们有着相同的学习经历，接受过系统的本科教育，都是那个时代的翘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坚定的新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这种思想不仅对他们个人，更重要的是对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学校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大名七师的学生大多来源于直隶省南部的乡村，家庭并不富裕。按照当时直隶省教育厅的规定，师范生是不收学费的，并且有生活补助，基本上不用自己花钱，这就给广大贫苦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读书的机会。一些农家子弟都把能到大名七师念书，看作是一件最高兴的事。不过，也有一些富足家庭和地方士绅的子弟到大名七师求学。但在后来入学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学生入校以前已经是激进的新民主主义者，思想进步。还有一些学生入校前已经是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农村革命经验，如王从吾、刘汉生等。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群体，汇集了直南地区甚至更辽阔区域内的优秀学子，他们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最基层的生活经历，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目睹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痛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统治，对变革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愿望，这是一种革命的情感，一旦融入革命的洪流，必然会掀起滔天巨浪。这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名七师诞生的基础。

    不可否认，在这所学校里，也有一些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既有老师，也有学生。他们对革命抱有敌视态度，暗中与反对派勾结，诋毁革命。但这并不能阻碍大名七师革命形势的发展。

    大名七师有一个学习革命理论的良好环境。这里不仅有一批引导有方、循循善诱的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美丽和谐的校园，对学生的成长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曾任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的张力更校友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到：

    学校地处大名县城北关正北约一里许的地方，四周三面为农田，墙东侧为公路。学校分三个部分，南部为校园，中部为校部，北部为操场，东边用蒺藜铁丝和坐地柏树围绕，树木花草、农作物杂生其间，中间一个水池，有水生植物荸荠之类。校园北面即校部，校部大门向南开，中间大门，两侧各一小门，出校大门向左走系一曲径，矮柏夹路，末端有一柴门，柴门向东开，柴门前即（广）平大（名）公路（土路），门口经常有小生意摊贩卖花生瓜子糖的。进学校大门向北行，中间系一条宽约八九公尺的大路。两旁植洋槐与柏树，大路东侧南半部为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八个班教室均设在此。北半部为教员寝室及附属完全小学。大路西侧为学生寝室及一部分教职员寝室，靠西侧有一医务室。北部为大礼堂兼食堂。南部有网球场及排球场，大路尽头为大操场，有篮球场、足球场、排球场、单杠、双杠、标枪、铁饼、铁球、跳高、跳远场地等基本设施，并设娱乐室（内有乒乓球、象棋、康乐球等设施），足球场四周有跑道。学校三个组成部分系一长方形，校部及操场校园三面伴有土围墙，墙内植洋槐树，墙外植白杨树，远望学校一片绿色，庄严、自然，十分美观。

    对此，其他曾在这所学校或这所学校附小念过书的老校友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谢台臣先生的次子谢毓缙是这所学校附小的学生，这位在书香门第中长大的学子，自然也是一位共产党员。解放后，他于1954年到前苏联的乌克兰实习一年，后任南京市化工研究所总工程师。50年后，他这样回忆：我记得，“七师”校门内有一条又直又宽的平坦大道，直通到北头的操场。大道两旁有两行排列整齐的洋槐树，路旁还种了一些花。花开时五颜六色，香满校园。校门南边有一个花（菜）园，里面种了一些花果蔬菜，有一些是当时在本地区还没有见过的，如西红柿等。我们附小的教室就在操场的南面（以后搬到城里东大街）。这样一个校园像一个大花园，整洁、美丽、安静，是一个优美的学习环境。最近，我听裴味农同志讲，大道边上的树都是他们这些“七师”创建初期的学生在谢台臣校长亲自带领下，拉着绳子裁的，所以树栽得很整齐，都在一条直线上。这是“以作为学”的具体运用。它既培养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又养成学生自己动手、改造环境的良好习惯。

    还有资料记载：……两年以后，即1926年春天，谢台臣将“七师”建成了一所花园式的学校。大名道尹周韶南听说还有点不肯相信，所以他决定前去访察一番，看是否如实。

    有一天，由两名随从带引，他徒步出城来到北关，直奔“七师”学校而来。举目一望，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所洋槐树围绕的美丽校园，在一片碧波荡漾的麦海背景衬托下，特别引人注目。他来到近处，时值洋槐树开花，经风一吹，一阵清香扑鼻而来。他从学校东南口进入，与学校领导人相见后就向校内南门而去。行走之间，往路南一看是一片奇特景色。西有果木树、松柏树，中有花圃、苗圃，也有桑林和一个养蜂场。花圃里正值鲜花开放，五色斑斓，蜂飞蝶舞，十分可观。进入学校南门，迎面是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北栅栏门。大道两旁，垂柳吐絮，花木层层。大道之东，有排排教室和宿舍，还有一个图书馆，馆前有一方型莲花池。大道之西，除篮球、排球场以及几排宿舍，大礼堂尤为醒目。这里是全校师生聚会和上大课的地方。礼堂旁边，有蔬菜试验场以及猪、鸡、兔饲养场。顺大道走出北栅栏门，是一片广阔的大操场，也称足球场，除在东北角有不少体育设施外，操场四周树木层层，枝繁叶茂，如绿色的围墙将大操场团团围住，气势非凡。

    周韶南在校园巡视一圈，竟被这所花园式的学校吸引得入了神，连声道好，赞不绝口。这时他好像不是一个管辖直南地区三十多个县的首席官长，而如同一个讲学师一般，在学校大礼堂给师生们讲起了唐代柳宗元的名作《种树郭橐驼传》。他论起古人郭橐驼种树，兴奋不已，说文解字，满口之乎者也，倒也引发了不少笑声。随后，周韶南还特别拨给学校植树费五百元银币，这当然是他的兴趣所致，但当时“七师”校景之美可见一斑。

    现在，这些场景已经看不到了。只有一些当年的老照片还能让人依稀辨认出当年学校的一些摸样。照片有点斑驳，然而，在绿茵簇拥下的学校大门，依然不乏有一些西方欧式建筑的特点，风姿绰约，楚楚动人。高高的教学楼和柱廊式的学校图书馆相互呼应，给人一种浓郁的人文色彩。再加以园林绿化，这所学校的美丽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确是一难觅之处。难怪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些学子在谈到他们的母校时，依然魂动情牵，感慨万千。

    生活在这样的校园里，求学在这些老师的门下，产生一种新的革命思想，也就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情了。因此可以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从开始办学的那一天起，就酝酿着一种革命的情绪，并随时会幻化成猛烈的暴风雨。

    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大名七师的建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直南影响的直接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直南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大名七师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组织的肇始地，并继而成为直南的一个革命策源地，是当时各种条件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青年教师共产党员冯品毅的到来，加速了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的过程。

    （一）大名七师建党的思想条件

    1915年9月，以陈独秀创刊《新青年》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以及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前者在思想领域对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清算，初步树立起民主、科学的思想观念；后者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主流，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地处直隶南部的大名七师带来了新气象。

    谢台臣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接受者，更是“五四”新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因此，办学之初，他就秉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更新教育观念，实行教育改革。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系统地提出了“以作为学”和“师生打成一片”的主张，促进了大名七师的思想解放和教育革命，推动了新思想和新理念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说，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影响的产物，是“五四”新文化思想作用于师范教育的一个结果，为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基础。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以作为学”教育思想的提出

    “以作为学”是谢台臣办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他全部教育思想的基石，它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和吸收借鉴外国教育进步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强调教学中作的成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当时教育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思想提出的基础从客观上讲，首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波及整个中国大地。反封建专制，倡民主科学已蔚为风气。这为“以作为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次，1919年，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遍及中国南北十四个省、市，讲演二百多次，杜威的弟子胡适、陶行知等也进行大力的宣传，使实用主义教育在“五四”运动期间成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以民主相标榜，是反对中国传统教育的锐利武器，这也为“以作为学”的产生提供了营养。此外，当时中国教育界异常活跃，各种教育思潮异彩纷呈，影响大的除实用主义教育外，还有职业教育、平民主义教育、工学教育等，这也活跃了人们的思想，开阔了眼界，为新的教育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从主观上看，首先是谢台臣先生思想进步，有一种追求民主，崇尚科学的信条，并有献身于改造社会的愿望。其次，在教育实践中，谢台臣先生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痛心疾首，立志改革。通过教学实践，他深刻认识到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学生关门读书，死记硬背，读死书，死读书，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根本不能适合于社会的需要。于是，谢台臣决心寻找根治教育弊病的良方。再次，清初的“颜李学派”思想对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颜李学派”反对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重实学，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这符合了当时谢台臣先生改革旧教育的心理轨迹，于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就为谢台臣先生所应用。正是在多种思想的影响下，谢台臣先生才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2.“以作为学”的主要内容

    “以作为学”是谢台臣先生办教育的主要思想，他的内容比较丰富，涵盖比较全面。但由于多种原因所致，历史记载和流传下来的内容很少，一些回忆文章也多是点滴表述，不能反映其全部面貌。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只有1937年王振华先生等人所立的纪念碑文。就此而论，“以作为学”通俗的讲，就是通过理论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获得真实有用的知识的能力。在他首订的教学大纲中就贯彻了这一宗旨。他认为教育目的在于训练当时当地的良好教师，学校以就实际生活指导学生培植师资为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形成，最初是从否定旧教育、传播新教育开始的。

    谢台臣先生认为：“凡是称得起科学的理论，通统是‘作’的经验的结晶，同时，又是推进‘作’的经验发展的动力。只有‘作’才可以产生理论，修正理论，发展理论，并证明理论。也只有从‘作’中锻炼的理论才算真理论，才能指导实行。”并对以往的旧教育进行了深刻批评，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倡导求实学风。为此，谢台臣先生规定当时的学校基本工作纲领有四项：

    第一，全校师生打成一片，无感情上的隔阂及生活上的差异，使师生关系变得像家人父子一样的亲切。

    第二，学校设施不善，是全校师生的共同损失，要随时见到，随时建议，随时通过，随时改进。

    第三，教师要不耻为学生，学生要不怕为教师，师生在互相教授、互相学习之中，用集体力量废除课本教育，实现“以作为学”。

    第四，有疑便问，有得便教。种菜的园丁可以教我们园艺学，做木工的工友可以教我们手工，我们又可以根据所学过的理论来教育他们，提高他们的技术与认识。

    基于这种思想，1924年7月以后，谢台臣先生致力于“以作为学”的教学改革。首先，对教材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国文课以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为主，同时辅助一些古典文学作品。谢台臣担任历史课，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了《中国历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地理课选用《中国经济地理》为课本，王振华又补充了一些乡土教材，教学生测绘地图等。其他课程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改革。

    其次，学校开设了一些工厂。计有制服、制革、制胰、织布、织袜等。其中织布厂的机器发展到20多台，制胰厂生产的“荷花”牌香皂，畅销于直南、豫北一带，很受用户欢迎。此外，还拥有石印、照相、木工等小手工业部门。

    再次，学校实行民主办学。建校伊始，即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下设体育部、贩卖部、膳食部、平校部、学术部、卫生部、劳动部、宣传部等，均由学生自己管理。平校部是学生自治会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任务是组织在校工友及附近农民学习文化，由学生轮流上课，既教育了群众，又锻炼了学生。

    当时，学校注重学术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办学不久，学校就组织了多种学科的读书会、研究会，经常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同时，学校还注重对学生思想的培养，购买进步书籍，供学生阅读。

    谢台臣先生注重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他说过：我们要从人家的废物中造出有用的物品，从众人失望中发现出路，因为我们懂得科学理论；我们要处处公道正直，为大众幸福而牺牲自己，因为我们学过社会科学。这样所学的知识才算有用。

    在教材改革的同时，教学法也有所改进。各科课程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同时，也采用实验、对照实物等方式，成效显著。

    不难看出，在这里谢台臣先生强调学作结合，强调“作”的意义，认为“作”是认识的源泉，这是符合今天的认识论规律的。同时，“以作为学”重视实践，也就是重视劳动，强调培养学生爱劳动观念，使教学与生产相结合。谢台臣先生经常身先士卒地与学生共同劳动，使爱劳动成为大名七师的突出学风。他常对学生讲：“我们的‘以作为学’教育，换言之可以说是泼辣教育。泼辣教育是士大夫气的反对名词，士大夫是贱视劳动，不会劳动，只会消费，爱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我们要尊重劳动，长于劳动，会生产，说真话，做实事。”这是对传统教育脱离劳动的有力批判，是改造旧教育的有力措施，是“以作为学”区别于旧教育的明显特征。

    “以作为学”要求打破学校与社会相隔离的状况，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生产、生活相结合。在贯彻“以作为学”方针时，谢台臣先生强调：“我们要与生产的人打成一片，随处教、随处学；在耕种时讲农学，在作坊中讲工学，在用秤或搬石头时，讲力学，在人事纠纷中，讲社会科学。一面教人，一面跟人学习。”这是“以作为学”的教学方法论，只有学、教结合，教学活动与社会生产、生活结合才会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才能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身手，艺术的情趣，改造的魄力”的社会需要的新人。这也是大名七师办学的培养目标。

    3.以作为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应用

    “以作为学”是大名七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办学过程中贯彻的教育方针，就实施时间来讲并不长。在张达夫和郭鸣鹤担任校长期间，这个教育主张被废止。尽管如此，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在今天来看，“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应用，明显地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者是以学校教育为主，其中包括老师的“作”和学生的“作”，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奠定基础；后者是以社会革命为主，在革命的实践中锻炼成长，走革命实践的道路，在实践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进而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这是谢台臣先生“以作为学”教育思想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其意义是重大的。

    “以作为学”在学校教育的应用表现在许多方面，都给学生的思想带来了进步。例如，改造旧教材，建设新教材，改革教学内容。这既是对旧教育的否定，又是实施新教育的开始，更是一场革命。大名七师学子正是从这里开始，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形势。为此，谢台臣组织教师编写新教材，逐步废除民国政府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例如，谢台臣先生自己教授的历史课教材，就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撰写了《中国历史讲义》和《中国通史》，赋予了新的内容。其他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这次教材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联系实际，揭露批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宣传马克思主义，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革命思想教育，在当时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蒙意义。

    “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贯彻有着许多革命的意义。再如，学校图书馆的设立，就是谢台臣先生贯彻“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有效途径之一。在这里，学生可以看到大批进步书刊，可以进行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不少老校友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都有表述。很难想象，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一个偏僻的中等专业学校里，都可以公开看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的一些文章和书籍，还有外国进步作家高尔基、托尔斯泰、莫泊桑、果戈里的作品。甚至《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东方杂志》、《新青年》、《语丝》都成为学校图书馆的公开书刊，供学生借阅，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个图书馆有谢台臣先生自己捐献的社科书籍和自然科学书籍，也有学校购买的进步读物。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一批进步教师的培育下，大名七师学习革命理论蔚然成风，而且无论老师学生都关心时局，对某些重大社会问题还进行讨论，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大名七师的诞生培植了一方沃土。

    显然，谢台臣先生“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和当时盛行的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教育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行不悖。作为20世纪20年代两种先进的教育理论，都是在吸收国内与国外先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教育实践经验而形成的。都立足于改造传统教育的弊病，使教育更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就理论本身而言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表现在，都强调“做”（或“作”）在教学中的作用；都强调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联系，冲破学校与社会的藩篱；都强调生活对教育的作用，用生活来改造教育，促进教育；都强调教育范围的广大，整个社会是课堂，农民、工人、商人都可做我们的教师。但谢台臣与陶行知的经历不同，对事物的认识有别，也就导致了“以作为学”和“教学做合一”的差异。从时间上看，“以作为学”最迟于1923年提出并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教学做合一”最早的完整表述是在1926年，而贯彻教育实践是在1927年，比“以作为学”晚三至四年；就理论内涵而言，“教学做合一”比“以作为学”内容更丰富，体系要更透辟；就影响而言，由于陶行知在当时中国教育界的地位是谢台臣不能比拟的，所以尽管“以作为学”比“教学做合一”的提出要早几年，但却没有“教学做合一”影响大。但在北方，“以作为学”教育主张的实施，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使大名七师成为当时这一带重要的革命策源地，又是“教学做合一”所望尘莫及的。

    “以作为学”重视实践、重视劳动、重视社会工作的观点对培养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至关重要。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在人们的脑海中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时候，“以作为学”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强调实践，强调劳动，强调培养学生通过劳动以谋生，强调学生要有改造社会的魄力，反对“士大夫贱视劳动，不会劳动，只会消费，爱说空话，不做实事”的恶习，主张“我们要尊重劳动，长于劳动、会生产、说真话、做实事”，这便于知识分子克服长期的鄙视劳动的陋习，放下架子，投身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中，改造思想，树立新观念。在“以作为学”的影响下，许多知识分子由此同情人民，热爱劳动，积极进行社会实践，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二）大名七师建党的组织条件

    在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之前，由于受“五四”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大名七师内部，已经有一些进步社团存在，汇集了一批进步的青年学生，并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积累了一些组织工作经验，这是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的条件之一。

    读书会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建校之初，大名七师就建立了各种学生社团组织。这些组织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读书会，实际上是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只是有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名之，有的时候以读书会贯之，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是大名七师学生集中学习革命理论，分析当时形势，交流学习心得的一个场所，也是团结进步学生，加强理论武装的一个阵地。

    平杰三老校友是大名七师开始招生后第一年入学的学生之一，也是读书会的会长，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在“七师”，除了课堂教育，十分重视课外自由读书。我们一入学，即人手两部书：《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在校学习的这些年，我读了不少的书，有革命文艺、古典小说等社会科学，还有当时出版的一些期刊，如《向导》、《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北新月刊》、《晨报副刊》、《语丝》等。谢台臣校长提倡学生写日记，我们每天要写一篇日记，反映一天的学习心得、社会活动的体会和个人的一些思考。每天晚上，校长总要把每个学生的日记一一审阅。我记得日记经常得到校长的批注、鼓励，这对我的思想成长，有十分重要的帮助。

    读书会在建立党组织之前是组织广大青年学生学习革命理论的场所，建党以后是党的外围组织。赵秉谦是“七师”老校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监委高级监察员，内务部机关人事局长。他在回忆文章中说：读书会团结学校中思想较进步，肯钻研学习、联系群众、勇于斗争的同学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接受党交给的任务，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会员们热情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进步团体。这些进步团体的存在，是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在大名七师建立的基本组织条件。

    （三）大名七师建立党组织的社会条件

    在大名七师建立党组织的过程中，社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舞台。马克思主义只有和当时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同样，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诞生也是大名七师学生参加社会革命实践的一个结果。1925年“五卅运动”的爆发，加快了大名七师党组织诞生的步伐。

    1925年2月，上海日资纱厂4万多工人为维护劳动权利和政治权利，举行罢工。4月，青岛日资纱厂1万多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维护工会组织，举行罢工。到5月初，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工会组织已有266个，会员54万多人。经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斗争有了全国统一领导机关。5月，上海、青岛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压迫工会，又连续罢工。5月15日，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并伤10余人，由此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日资纱厂2万多工人罢工，学生开展募捐和追悼活动，横遭逮捕。5月30日，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又遭逮捕。

    这时，聚集在南京路的万余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侵略者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人，伤后不久死亡9人，重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于是，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运动逐渐扩展到中小城市，大名七师和大名五女师、大名十一中的青年学生都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到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是时，大名七师和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以及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各小学校迅速组织了联合会，分别到各街商号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接着联合会与商会联系，在关帝庙共同召开了市民大会，大名七师一班学生王维纲，二班学生刘大风、赵纪彬等都在大会上做了慷慨激扬的演讲。特别赵纪彬在演讲时义愤填膺，仇恨满腔，引起了大家的共愤，大家一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接着，大会主席宣布抵制日货及募捐支持上海工人，全体与会市民一致举手赞成，并纷纷表示立即行动。

    市民大会以后，大名七师师生立即募捐200余元，寄往上海工会，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另外，学校还组织了纠察队，和其他学校一起，到大名城各商号检查日货，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明确宣布不准再进日货，否则，一旦发现，立即充公法办。不过登记日货是困难的，当时各大商号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可暗地里捣鬼。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国的面孔，实际上还在暗地里卖日货。如鸿记、兰花记、瑞司、广益成等广货、杂货号及福茂长、福盛隆等布庄，虽然都经过三番五次的检查，但也没有彻底查清。据了解，他们先是把货藏起来，有的把货隐藏在暗仓库里，有的半夜挪到住家户。后来就更加狡猾，制造了一批假商标，偷偷地把日货改装成国货。不过，他们投机取巧的办法虽多，可学生的决心也很大。最终日货还是一批一批查出来了，并分别给他们以警告和处罚。后来，他们也就不敢私进或私售日货了。为了增强群众的爱国热情，大名七师学生还向群众宣传不买日货。联合大名各校学生经常到各街各户或附近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从报纸上选些抵制日货的歌曲，教给儿童去唱，如“日本货真不好，奉劝同胞别买了，买了回来惹人笑，既不好来又不牢，慢慢就把中国送掉了”。就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首歌。50多年后，一些老校友依然记得这首歌曲，并对当时的许多情形记忆犹新。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对于大名七师学生、老师来说，“五卅运动”使他们在猛烈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深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理解，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为以后他们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后，大名七师的师生更加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狰狞面目，就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抵制一切外货的高潮。

    在这些青年学子当中，刘大风、赵纪彬、平杰三、解蕴山、成润、李大山、裴志耕、王维纲、李亚光等都是当时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些人不仅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或第二批党员，并且对直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例如：

    刘大风（1905～1986），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佛善村人。1923年考入大名七师第二班学习，1926年10月入党，是大名七师的第一批党员。1927年建立了南乐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佛善村支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麻西工委书记、三分区专员、豫皖苏七地委副书记等职务。解放后任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职务。

    王维纲（1903～1984），直隶省磁县王庄村人。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为第一班学生。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川南自贡市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三书记兼重庆工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司法部副部长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八大代表。1959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蕴山、李大山是直南革命的早期殉道者。

    解蕴山（1905～1943），直隶省大名县谢儿寨村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抗日道理，引起了广泛反响。1938年4月，他建立了大名县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随后又建立抗日民主区政府。先后任魏县县长兼大队长，冀南一专署专员等职，1943年5月26日，牺牲于日伪的反扫荡战役中，时年38岁。

    李大山（1909～1937），直隶省大名县破井村（今属河北省魏县）人。1926年入党，是大名七师的第一批党员。曾任大名中心县委组织委员。温邢固事件被捕后，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写下了《波格达洛夫‘社会意识学’大纲批判》一文，三万余字，被大名七师学生和社会广泛传阅，是一个难得的才子。1931年出狱后，不顾重病，继续为党工作，担任华北教联组织部长，又一次被捕。释放后又重新工作，然而，身染重疴，最后病死于漯河医院，时年29岁。

    其实，在直南早期革命的岁月里，牺牲的还有他的同胞兄弟李亚山，时年24岁。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他们都是大名七师的学生，他们是母校的光荣，他们是母校的骄傲。

    （四）冯品毅与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诞生

    经过抵制日货的斗争，学生已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这使大家认识到，象牙塔的革命必须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会有意义，才能给“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一个完整的注释。但是，该怎样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人们都在苦苦地思索。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更是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与工农群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就召唤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学校去，从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的国家里，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大名七师的道路在哪里呢？

    这里，我们认为，不论冯品毅出于何种原因来大名七师任教，但客观上走的也是这条路，那就是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壮大共产党，发展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聚集新的力量。

    历史这样记述冯品毅：冯品毅（1900～1930），名庆升，直隶省大名县冯庄人。北京高等师范外语系毕业。上中学时曾是谢台臣先生的学生。当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开封共青团的负责人。当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时，冯品毅曾以跨党身份被选为河南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的广州党代会以后不久，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开始反共。随着形势的恶化，冯品毅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工作难以开展，于是，应谢台臣先生之邀到大名七师任教。

    据有关史料记载，1926年8月，冯品毅同志来到大名七师任教，担任英语教员。这个环境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非常尊重谢台臣先生，推崇谢先生的教育改革，并认真贯彻执行。为此，他自己编写新教材，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讲述北伐战争，还有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民众的残酷压榨等，使学生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冯品毅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有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这对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益处。由于这些原因，冯品毅很快就成了学生尊敬的一位老师。下课后，学生都愿意接近他，而他就利用课余闲谈的机会，向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传播革命真理，使革命理论日益深入人心。

    不久他又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同学赵纪彬、刘大风、裴志耕、李大山、成润等10余人参加，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在他的指导下，读书会的同学认真学习，认真研讨，思想进步很快，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为学校党组织的诞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冯品毅也喜欢和谢台臣先生谈话，并向谢台臣先生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也常和谢台臣先生一起研究教育方法，彼此砥砺。应该说，谢台臣先生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冯品毅同志的很大影响，这对于谢台臣先生以后领导大名七师的师生，从事革命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冯品毅很得谢台臣先生的器重。

    不过，冯品毅同志在校不到3个月就往广州去了。时间虽短，但贡献至伟。这就是在大名七师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冯品毅同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先后发展了5名党员，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吴益普、成润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诞生了！

    对此，刘大风同志有过一段详细的回忆：……此时，冯品毅因环境紧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大名七师。我们知道冯品毅将要离开“七师”了，一天夜间，我跟赵纪彬讲：“听说冯老师要走了，他走以后，我们再找党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走前让他介绍我们入党吧！”赵纪彬同意后，我们就给冯老师写了信，大意是我们想参加革命活动，希望冯老师介绍我们参加党的组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能介绍我们入党，则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语言是很恳切的。冯品毅看后把我们两个叫到他的屋里，就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入党？”我们说：“因为对军阀不满，对现时社会不满。要改造它，唯有革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要革命，唯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求参加党的组织，投身于革命之中。”当夜，冯品毅就很高兴的同意了我们的入党要求，介绍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最终目的、党的名称代号等都给我们讲了，还告诉我们通信密写的方法，最后还告诉我们河南省委的通讯处，即开封东大街天主教堂×××（名字记不清了）转。回宿舍后，我和赵纪彬就给我们最好的同学李大山讲了这件事，也就是当晚由冯老师还发展了李大山入党。第二天又发展了成润、吴益普入党。于是就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我，赵纪彬为组织委员，李大山为宣传委员，成润为团书记。这时的主要工作是分头活动，找进步同学谈话，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党的主张，北伐军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内容，反对旧军阀。过了三天，冯品毅离校。我们按照冯老师走前的嘱咐，订了一份《华北新闻》报，此报是国民党左派出版的，态度明朗，观点鲜明。记得有一次读报标题为“北伐军光复九江”，不断登载两湖农民起来帮助北伐军截击北洋军调残兵败将的消息。我们就把有关北伐战争胜利的新闻写在黑板上宣传。这时也和北京的几个党员取上了联系，到放寒假前，我们在“七师”已发展党团员10多名，有大名县的解蕴山、裴志耕、曾则西；南乐县的石仙洲、朱子欣、李渭川、王师韩；长垣县的郭仪安；巨鹿县的李亚光；还有吕鸿安、李青阳等人。这时党支部书记换成了赵纪彬，我是组织委员，李大山是宣传委员，成润做团的工作。这时，我们也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放寒假时，我们开会布置了工作，要求党员在农村向农民宣传和发展党的组织，我在南乐家乡佛善村发展了刘峰同志……不难看出，大名七师从1923年建校到1926年10月建党，仅仅只有三年的时光。在这三年中，谢台臣先生在晁哲甫、王振华等先生的密切配合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学校从创办之始就明显地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特征。他和他领导的学校崇尚科学，推崇民主，对旧教育予以了有力的否定，改变了直南师范教育的面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尤其是他系统提出的“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使大批青年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新的教育观念，并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赋有创造精神，敢为天下之先，使广大青年学子受益终身，由此也使他的教育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明显，“以作为学”的教育理论，孕育了一所红色的学校，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这既是对教育的贡献，更是对革命的贡献。正是在“以作为学”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大名七师广大青年学子才逐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冯品毅和谢台臣两位同志。客观地说，冯品毅是大名七师的英语教师，同时还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早年，曾受业于谢台臣先生的门下，是谢台臣先生得意的学生。他来大名七师任教，是谢台臣先生邀请的一个结果。这说明谢台臣先生见识通达，慧眼识人；冯品毅同志也临危赴任，不辱使命，最终在这所学校里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他对直南革命的最伟大贡献。有人这样评价说：他在校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月时间，但给大名七师带来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使“七师”成为直南一个革命的策源地。此言不虚，可谓恰如其分。

    在直南革命史上，对冯品毅的记载随处可见。冯品毅自幼随父读书，后到外婆家郭庄正式入小学堂读书。1914年，经大名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堂长阎承之推荐，年仅14岁的冯品毅来到保定，考入直隶省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在校读书期间，受到该校主任谢台臣的重视和培养。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特别是对外语产生了极大兴趣。1918年暑期，冯品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进行专门深造。冯品毅进入北京高师后，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夜。

    1919年2月，北高师出现了一个类似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的学生互助团体“工学会”，冯品毅和其他同学一起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1919年5月，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5月4日这天，冯品毅和北高师的同学不仅到天安门集会游行，还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爱国壮举。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冯品毅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同时也受到锻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后，他在校不仅刻苦读书，还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0年8月，李大钊在北京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冯品毅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也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并在该组织中积极进行工作。1921年，在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他翻译了一位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著的《劳动世界》一书，并在1922年4月至10月的《晨报副镌》上连载。1922年下半年，冯品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初，冯品毅同志从北高师毕业后到河南开封，在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师。此后，他一边积极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一边注意深入到青年学生和工人中了解情况，发展党员。自1924年开始，他先后在进步学生和工人中发展韩沅波、刘英、朱尚忠、李春泉等为中共党员。1924年冬，冯品毅领导开封学校师生开展了反教会的斗争。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河南省城，开封一师全体师生在校集会，冯品毅同志作关于惨案情况的报告。6月25日，开封举行有10万余人参加的沪、汉惨案全国致哀日活动大会，冯品毅任副总指挥，领导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全市罢工、罢课、罢市的声援活动。1925年7月8日，团开封地委成立并代行中共豫陕区党委的职责，王若飞任区委书记，冯品毅任区委宣传委员。此时正值国共合作，他以跨党的身份担任国民党开封市执委委员兼河南省党部领导职务。1926年1月，冯品毅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他代表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作了河南省党务报告。他为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在河南的合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26年暑期，冯品毅由开封返回原籍大名，被谢台臣校长聘为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英语教员。他深受谢校长的器重，刚到校就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直到建立中共大名七师党、团组织。这是直南一带较早出现的共产党党、团组织。从此，共产党在这一带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1926年11月，冯品毅回到开封。次年初，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做翻译。不久，作为蔡廷锴部党代表开赴江西，南昌起义失败，被蔡廷锴“礼送出境”。后病在信阳，在大名同学的资助下回到原籍。此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冯品毅在家乡感到思想沉闷，再加上家庭矛盾和身体状况不佳，情绪上有些消沉。但他和党的联系没有中断。1928年夏，冯品毅又回到当年成长战斗过的故地北平，从事教学活动。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夏，到正定县第七中学任教。1930年暑假，他因公出差，携妻子和子女在赴北平途中，当火车行至房山县琉璃河车站时，为给子女下车找水，被敌人盯梢。当他端水上车时，敌人向他开枪，冯品毅摔下火车被轧死，时年30岁。

    冯品毅自参加革命以来，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革命家。尤其是在豫北、直南一带，他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这一带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鼓舞后人，他的革命事迹也将永垂史册，炳彪千秋。

    党的活动

    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后，就开始了一些有计划、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历史，也是直南革命史的一个缩影。

    一、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斗争

    刘大风是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对学校党组织的早期历史和个人经历，刘大风同志写有系统的回忆，是第一手材料，现摘录如下。

    （一）刘大风回忆

    据老校友刘大风同志在《忆大名一带和七师党的活动》一文记载：1927年2月，“七师”开学后不久，一天晚上，我跟王振华同志说明了我们已加入党组织，王振华很惊奇，随后告诉了谢台臣、晁哲甫同志。他们商量后把我叫去，让我和赵纪彬、李大山到武汉去学习，我们感到很好，因为我们入党的几个人一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马列著作没有怎么看过，革命理论差；二是没有实践经验，我们参加革命是大革命的浪潮把我们卷进来的，我们同意去武汉学习。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各拿出70块现洋交给我们作路费。我们把工作交给了成润、吴益普两个人。我和赵纪彬、李大山于第三天在去武汉前先到北京找到了李素若（此人是赵纪彬的同学，好朋友，已经参加党组织，住在府右街罗圈胡同甲字14号），让他帮我们和北方区党委联系，当时北方区党的机关设在苏联大使馆内（已被敌人监视），很不容易进去，我们就把来意和要求写成报告通过李素若送上。3月下旬，一天晚上，李素若领我们到政法大学的宿舍，见到了刘伯庄同志，刘说：“组织决定，你们三个人中只准有一个人去武汉学习，其他两个人回大名坚持工作。”谁去谁回呢？我们商量决定我去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训，赵、李回大名。随后我们就给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写信，说明我们求学有困难，想回去。谢等收到信后马上给我们发了电报：“在京求学既有困难速回”。1927年8月，赵纪彬、李大山自北京回大名七师。我从北京出发，途经天津、上海，然后登上了去武汉的船只。

    我到武汉后，先找到王虞传（接任冯品毅英文课的七师老师），又到顺直省委驻武汉办事处见李希夷，证明我是党员，拿上介绍信，又找到屈楚豪才介绍我到中央农讲所去学习。农讲所负责人是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教育长是周以栗，学员按军队编制，开始学军事多，后来讲课比较多。毛泽东讲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5月21日，“马日事变”前后，武汉的部队出师河南，夏斗寅部偷袭武昌，打到离武汉40里处的纸坊附近。武汉为应付紧急情况，组织了中央独立师，约3000人，师长叫侯连瀛，恽代英是党代表，由叶挺（武汉卫戍司令）率领开到纸坊打了一仗，把夏斗寅打跑了。这次我们农讲所的学员没去，只是整装待命，白天上课、打靶、搞军事训练，夜间到城墙上担负从农讲所到北门一带的城防。我们6月下旬毕业。

    我在农训所毕业后，7月初，由武汉派去顺直省委工作。我原道返回，到天津见了省委负责同志，令我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大名工作。这时大名正在打仗。驻守大名的是直鲁联军孙殿英师，冯玉祥的暂编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三军梁寿恺率部前来攻打。我没直接去大名，绕道到了南乐，到南乐后住在县党部，因为北伐军已驻扎在这一带了，濮阳、清丰、南乐等县的国民党县党部都公开了，县党部里绝大多数是我们跨党的党员，真正的国民党员很少。当梁寿恺部由大名撤到新乡，孙殿英的部队又占领了濮阳和南乐一带，这已是8月份了。在此之前，武汉发生“七·一五”反革命叛变，我党举行“八一”南昌起义。因为我在农讲所毕业后离开了武汉，对武汉国民党公开反共及宁汉合流等情况不清楚，就到新乡找到汪静涵（共产党员，是梁寿恺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让他为我弄了一套军衣穿上，去临颍张本固（又名张培深，农讲所同学，中共党员）家拿我的书。张本固给我讲：“两河书店”是开封党组织接头处，张和尚在那里。由于形势紧张，赵纪彬、李大山、成润、石仙洲、谢台臣等在家呆不住都到了新乡。我回新乡后就把张本固告诉我的情况又告诉了谢台臣。谢台臣穿了一身军衣（营级军服，借的）去开封找张和尚。张和尚接见了他，并把他引见给河南省委周以栗（原武汉农讲所教育长）。周以栗给谢台臣讲了“八七”会议精神，大意是：要举行秋收起义，保卫革命胜利果实。只要各地都起来搞暴动，国民党就没有办法啦。“八七”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应如何开展工作，周以栗没有具体讲。于是我和在新乡的赵纪彬、成润、石仙洲等同志回到濮阳县井店镇，找到了喻屏（南门里小学教师），我们就在一起商量今后应如何工作，没料到他们却提出让我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今后活动是否还用国民党的名义等问题去天津请示顺直省委。我走到南乐时，收到了顺直省委寄来的一卷报纸，我就赶紧用药水洗出来，一看是“八七”会议文件，有告全体党员书，关于秋收起义的决定和关于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国民党，否则开除的通知等。我不再去省委了，就带着文件去找赵纪彬等几个党员研究文件精神，并把几个同学王从吾、王卓如、喻屏、刘汉生、蔡兆麟也找来，共同商量如何贯彻执行“八七”会议文件精神。大家认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多大力量，组织暴动恐怕暴动不起来，就决定在我们这里组织农民夜校，通过夜校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发动工作。这时千口、化村、井店等村都已组织了夜校，我们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宣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同志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效果良好。根据当时的情况（8月份），我们决定，在大名、濮阳、清丰、南乐这几个县共同成立大名地方委员会，我任书记，赵纪彬任组织委员，李大山任宣传委员，成润任团的书记，从此，我们不再打国民党的招牌了，而是用共产党的名义开展工作，组织农民协会。12月，县委机关移到南乐城西佛善村我家。这时主要是领导组织农民进行一些经济斗争，如发动群众算公账，年关卖公地，向富户借钱粮等，并组织我们的人参加红枪会和领导红枪会的工作，扩大实力。

    1928年初，县委机关又搬到大名七师。这年2月，我带着关于成立大名县委后的领导分工、开展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到天津顺直省委，蔡和森同志和我谈话说：直南的党是有基础的，是几省交界的地方，工作很重要。我回来带了些文件，还有瞿秋白的《机会主义史》等书。4月间，冯玉祥部的刘振华率军又攻克南乐、大名两县，公开成立了县党部，南乐是郭敬颜、大名是姚玉、郭湛波等，当时我们在这几县和国民党的斗争还不很尖锐。在大名舆论界中，因为有七师及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的影响，我们始终占着优势。在大名西北儒家寨等村有曾则西、解蕴山等同志的活动。我们在农民中发展不少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的六大文件是9月传达到大名的。与此同期，顺直省委改名为河北省委，通知我在指定地点派人与我谈话，我按通知要求准时到达，这次给我谈话的是彭真同志。谈后让我带回一份“六大”文件，并让我给磁县党组织带去一份。此后，我们与磁县党组织也有了联系。我回到大名正是中秋节，我们根据党的“六大”精神，研究决定更深一步组织与发动群众斗争工作。因在南乐搞秋收斗争基本上没搞成，而井店一带工作有进展，喻屏、李大山、赵纪彬都在井店镇教书，李世英在该校做饭。后来县委领导机关又从大名搬到井店，还出了刊物叫《白杨书札》，实际是党的通讯。这年冬成立了濮阳县委。

    1929年初，濮阳县千口一带农民反豪绅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学校将放寒假，我们研究了对蔡鸿宾的斗争。在开展这次斗争之前，我跟赵纪彬、李大山、喻屏一起商量过，要利用濮阳国民党县党部一下，因为这是跟带枪杆的人作斗争，万一发生问题，让他们打个掩护。我到了县党部（李素若、平杰三在县党部工作，章质平也在，他是代表省党部来指导濮阳县党部工作，在农讲所时有来往）讲：“我们斗争蔡鸿宾，如果出了事，就说是你们的农协会在开会哩。”他们答应了。这时学校放寒假，我回家过春节。正月初八、九，喻屏到我家告诉我说：“初六在温邢固开大会斗争蔡鸿宾时，民团开枪镇压农民集会，逮捕了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刘汉生同志。这时国民党濮阳县党部出来讲话，说是他们的农民协会在那里开会，土豪劣绅破坏农民协会等。于是，就把大地主温振纲、民团团长杜金声、蔡兆麟之父蔡鸿宾及蔡兆麟四人也同时抓了起来。”到4月下旬，赵纪彬、李大山、刘汉生、王卓如从濮阳被押到大名，由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此案。

    据赵纪彬讲，他们到大名后，谢台臣、晁哲甫拿出600块现洋，让晁哲甫去北平、大名等地活动，其目的是让把案子判得轻些。当时判罪的主要证据是《白杨书札》（是蔡兆麟叛变后供出来的），上边的字又是李大山写的。李大山为了避免对笔体，他又改写别的字体了。法院审判时，我们请的律师是我和赵纪彬同学的父亲。他就辩护说，中国字不好讲，说它像某个人写的，它就像，说它不像某个人写的，它就不像。因为写某一种字体的人很多，不好辨认。结果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赵纪彬、李大山各2年半徒刑。刘汉生和王卓如说是看热闹的，取保外押，随传随到。

    大名七师开学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均回到了学校，并请来了一些革命的教员，有原政庭、李梦龄（1959年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痴吾、王眉征等。上课讲马列主义，下课就进行革命活动，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工友成国文、张银祥分别参加了党团组织。于1929年3月在大名七师建立了大名县委，解蕴山任书记、裴志耕任组织委员，成润是委员兼团书记。4月间，陈潭秋同志来直南检查工作，在邢台城西南郭小庄张信卿家召开了一次会议，成润参加了。在会上确定成立邢台中心县委，书记是冯和斋（又名冯温，邢台四师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经香港、上海，回到肥乡老家接上组织关系，参加了邢台会议，以后被捕叛变），我是组织部长。这个中心县委实际是直南特委的前身，领导直南十几个县的党组织，有南宫、隆平、邢台、任县、肥乡、巨鹿、南和、邯郸、磁县，大名、濮阳、清丰、南乐等县。5月，我到邢台中心县委任职，这时的工作是贯彻“六大”精神，组织群众，积蓄革命力量，进行日常的、合法的、非法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由上不难看出，大名七师党组织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冯品毅走后，大名七师党组织首先和党的上级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了中共河北省委的直接领导，工作方向明确，思路清晰。就早期的几名党员同志来说，刘大风同志先后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以后又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从政治到军事，从城市到农村，对中国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想觉悟有了新的提升。尤其是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对农村和农民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以后开展农村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就其他几位党员来说，刘大风同志走后，他们在大名七师举办读书会，发动同学阅读进步书籍，如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熊德山的《社会问题》以及《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报刊，并且出版了校刊《曙光》，登载些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文章，影响很大。

    同时，大名七师学生还积极从事农村革命工作，发展党的组织，扩大革命力量，使党的影响日益扩大。尤其是邢台中心县委的成立，把直南革命推向了一个新高潮，推动了直南革命的开展。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会议结束后的几天，大名七师党组织就能学习到会议文件，这说明，大名七师党组织始终和上级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随时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蔡和森、彭真、陈潭秋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对大名七师党组织和直南党组织工作的直接指导，说明了当时大名七师党组织在直南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直南革命的坚强堡垒。

    谢台臣、晁哲甫先生是大名七师学生的可亲可敬的师长。在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早期工作中，他们对党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从资助刘大风等三位同志赴省委汇报工作，到营救被捕学生党员出狱，他们都慷慨解囊，积极奔走，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情谊，这是一种对革命事业和战友情谊的凝聚。在他们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更说明了他们直南革命事业的支持，这是难能可贵的。更可贵的是，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支持仅仅是开始。在以后的峥嵘岁月中，每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曾多次予以资助。不少老校友在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的时候，都说到了这个问题。钱肯定是有限的，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却是无限的。在晁哲甫同志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表现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博大情怀。

    据文献记载，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以后，就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1927年初，直南党的负责人李素若开始不打算直接发展教职员加入共产党。一次他曾和谢台臣先生提出，要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加入国民党左派，但被谢台臣先生拒绝了，当即告诉李素若：“我革命半辈子了，要加入就加入共产党，我的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没几天，党组织同意了他们的入党申请，同时入党的还有解蕴山、李亚光等同学。这说明，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所学校就已经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并为革命事业造就了大批人才。这和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红枪会运动

    大名县是直南军事要地，历来军阀都在大名设有军队驻守，并设有直南镇守使、直南道尹。两次直奉战争，大名皆遭兵劫。而且地临山东、河南边界，匪患甚炽，水旱虫灾，无人过问。1927年，正是奉系军阀迫害人民最为严重的一个时期，当时苛捐杂税，如房捐、地捐、印花税、屠宰税、要人要车、要粮秣草料等。谁来谁要，有时一年重征收好几次，有的预征好几年，闹得人民终日与捐税打交道，常年不得安生。如前所述，大名也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如城内王老聚和贺秀岑、河岸上申家、双庙汤家、北峰刘家等都占有几十顷或几百顷土地，而劳苦群众则过着苦难的生活。大名也是外国侵略者势力很大的地区，如老堤教堂、东街法国教堂都是清末民国初年设立的，北关美国教堂是民国十年左右设立的。此外多数农村都有大小不等的教堂，外国人就以传教为名，享有特权，鱼肉人民。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大名人民极为痛苦，已经到了无法生活的地步。再加上连年大旱，穷人很多逃往山西。于是在大革命的影响下，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而大名红枪会活动就更为激烈了。

    当时，驻守在大名城里的直南镇守使、直鲁军阀谢玉田看到红枪会发展很快，恐怕对他不利，就设法镇压。他假托委任红枪会首领刘小辫（刘希贤）为司令，骗刘小辫进城后，将其杀死。刘小辫的徒弟听说老师被杀，提出为刘小辫报仇，和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红枪会结合在一起，围攻大名。

    红枪会是农民们为了有效地反对封建剥削势力，自发地组织起来的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的团体。因为它缺少具有凝聚力的纲领和章程，所以结构涣散，纪律松弛，有事一哄而聚，无事一哄而散。当时，红枪会首领因听到回家学生的宣传，知道了赵纪彬的身份，打算通过赵纪彬与北伐军联系，找个靠山，得到武器。于是两个头领亲自到大名七师来请赵纪彬、李大山，希望去给他们出谋划策。在征得谢台臣和晁哲甫两位领导的同意后，赵纪彬很勇敢地答应了。

    当时，赵纪彬仍住在大名七师校内，利用与红枪会首领接触的机会，宣传革命思想，争取改造他们。时值5、6月份，正是麦熟季节，城外一片金黄麦浪，配上红枪会血红的缨子枪，显得相当威风。红枪会在斗争中创造了“风绞雪”的战术，即远了用步枪，近了用红缨枪。城内驻军先是固守，但由于红枪会声势越来越大，渐感不能支持，就突围逃跑了，红枪会占领了大名城。

    红枪会分红、黄两门，红门首领是宋廉敬，黄门首领是张致和。围城时互相配合，但进城后，两门互说对方的道不灵，闹不团结，秩序很乱，常常为一件小事，如争一块门板闹纠纷，甚至打起来。而当时打入红枪会内部的赵纪彬、李大山二人，因初次领导群众斗争，缺乏经验，对解决红、黄两门的纠纷及如何坚持下去，如何解决供给等问题都未能及时找到很好的办法。恰巧这时又有一个冒充蒋介石代表的人来到大名，实际上他是孙殿英的人。他来后，就在红、黄门首领之间制造矛盾，并反对攻城，主张讲和。这时赵纪彬等为了和北伐军取上联系，得到接应，就向两个首领提出和李大山一同去河南联系北伐军。红枪会的首领们同意了这个意见。赵纪彬、李大山临走时再三嘱咐红枪会首领不能和任何军阀讲和，红枪会首领也答应下来。

    赵纪彬、李大山来到东明县，会见归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三军军长梁寿恺和他的政治部主任汪精涵（汪当时是中共党员，解放后曾担任察哈尔省工业厅副厅长）。他们认为很好，愿意接应红枪会，并随即带兵北上打到濮阳。不料，这时孙殿英乘机用笼络手段与红枪会首领结拜为兄弟，红枪会和军阀孙殿英讲和了。于是，孙殿英立即封红枪会首领张致和、宋廉敬二人为剿匪（指剿共）总司令，于是这支原来反对苛捐杂税的农民起义军一变而成为向农民要款的军阀了。这样，这次轰轰烈烈遍及大名、广平、成安、肥乡、永年、南乐等县的农民运动，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历时半年就宣告失败了。

    这是大名七师党组织建立后参与领导的第一次农民斗争，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教育了这些刚刚跨入党组织大门的青年学生，积累了宝贵的农民革命经验，为以后发动群众、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

    （三）兵燹

    红枪会运动之后，由于战争连绵，学校屡遭流弹袭击，为避免意外伤亡，就决定放假了。放假后，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就赴濮阳与梁寿恺联系，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革命，援助国民革命军打倒奉系军阀。后来国民革命军到达长垣，高韶亭、王君瑞、李仰彬（后叛变）曾领导着群众割奉军的电话线，并帮助国民革命军张贴标语。在清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他们也在迎接着国民革命军，配合北伐。以后，谢台臣、晁哲甫等还在濮阳、清丰召开了军民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至于王振华，则在南乐一带发动群众迎接国民革命军，也有很大成效。

    梁寿恺进攻大名未成功，撤走了。谢台臣随梁寿恺撤退时，曾嘱高韶亭回校维持局面，并让晁哲甫去天津河北省教育厅交待一下。这中间，晁哲甫于旧历八月十三日又回到了学校，打算看看再说。来时从南乐东边路过，仍听得见枪炮声，问路上行人，说是奉军追击梁寿恺。回到大名以后，只见校内驻满军队，门窗玻璃、图书仪器、课桌课椅皆被破坏得狼藉不堪。围墙满布炮眼，墙内外尽皆战壕，战争气氛浓重。而奉军官兵又多是“双枪”，一支大枪，一支烟枪，过完了瘾，不是睡觉，就是赌博，也有的披着衣服、穿着拖鞋在校院内叫骂怪唱。晁哲甫的宿舍里住了一个军官，门上有护兵把守，根本不许入内。晁哲甫在学校看了一遍，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觉得在革命低潮形势下，军阀们根本不会容许他们办学，于是，就按照谢台臣的嘱托赴津辞职。在战乱之中火车不通，晁哲甫便坐马车到南宫，又乘船转到德州才上火车到达天津，沿途所见，尽皆兵荒马乱的战争景象，又因当时旱灾、霜灾先后齐下，田禾多数枯萎，更加增添了凄凉的气氛。

    在校留守的高韶亭听说辞职未准，就趁年底一部分校舍腾出的机会筹备开学，当时只让第二班、第三班学生回校了。为了多要点经费，他又招了第七班新生，但未令入学，不过不到一个月，又因经费不支而放假，学校就无限期的停顿下来。又过了一年多，到1929年2月，教育厅要谢台臣回大名复校。当时谢台臣先生因几年心血尽遭破坏，不愿意再回来，而教育厅又认为别人都不能恢复大名七师的面貌，非叫谢台臣先生回来不可。因不好推脱，谢台臣校长在教育厅答复了“补发一年经费”及“保证不再欠薪”的条件下又回到大名，学校开学了。

    （四）坚持斗争

    学校经过一年半的停顿，到1929年初，复校开学，师生皆以欣喜的心情重返学校。在学校停办期间，不少学生参加了社会工作，有的当中小学教员、高小校长，有的竟当上了县教育局长。没有参加社会工作的则在家乡从事生产劳动。共产党员赵纪彬、李大山、刘大风、平杰三、刘汉生、李大磊、裴志耕、成润、解蕴山则积极地发动农民，进行农村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对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在从事农村革命过程中，已经成为共产党员。

    当时，赵纪彬、刘汉生、李大山、王卓如等四位同学还在濮阳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之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先生十分关心他们，开学之初，谢台臣先生借去濮阳领经费之机会，亲自到狱中去探望他们，当狱卒走开时，谢台臣先生难过的掉下泪来，临走对他们说：“你们在狱里要站稳立场，我们在外边一定坚持活动，并想法营救你们。”后来他们四人来到大名，谢台臣先生拿出自己的400多块钱供他们打官司。但是也有些投机分子，如王照林、李保璐、庞城、王汝章等都混入国民党内，做了国民党的“党官”。返校时则戴着眼镜，穿着皮鞋，以显示其阔绰。因此，这时的大名七师学校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单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已经明显地反映到学校中来。

    据老校友的一些文章回忆，庞城、李保璐、樊鸿棋等国民党的“党官”返校以后，非但不觉惭愧，反而恬不知耻，引以为荣，这就很自然地遭到进步师生的反对。除了他们几个以外，谁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的甚至当面唾之、嗤之以鼻，或怒目视之，或骂他们“无耻”、“败类”，闹得他们整天抬不起头来。有一次，他们到饭厅吃饭，一进门，大家就一齐鼓掌，声如雷动，给他们弄了个下不来台，他们立刻红着脸灰溜溜地跑出去了。

    当时，学校里虽然有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但党组织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工作，从未放松对时局的领导，广大进步师生也丝毫未被吓倒。与此相反，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等外围组织大发展，三者合计达200余人。党团组织发展壮大了，革命活动自然也增多了。为了增强革命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大名七师党组织经常发动学生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名附近十几个县都有大名七师的党员、团员去进行工作，党的工作日益深入人心。

    不少史料记载，那时候，下去宣传发动群众或散传单是很危险的，反动军警随时都要搜捕革命人士，因此大家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就想出许许多多的巧妙办法。军警搜查愈严，学生的办法愈多，整天像捉迷藏似的跟军警打交道。有一次，几十个同学上街写标语，每人手里偷偷地拿着几支粉笔，大家分头出发，大家一齐动手，随写随走，一会工夫，从北到南的大街小巷满是标语。等军警知道以后，同学们已经绕道返校，有的像没事儿的人一样装着在街上买东西，闹得军警们没有办法，只得逼令群众快擦掉。

    1929年“双十节”这天，在县委领导下，学校全体党、团员一起走向街头，搞了一次统一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在这次行动中，大名七师学生王从吾负责从县政府以东到县十一中学这段路上散发传单。当他在十一中校内把一张传单递到一人手里的时候，不料那人立即抓住了他的手脖子。王从吾一看不好，拔腿就跑，当跑到县乡师学校时被追来的人抓住了。乡师校长得知王从吾是“七师”学生，就交给了“七师”的训育主任王振华带回学校。经县委和学校党组织研究，为了王从吾本人和学校的安全，决定让王从吾在当天深夜就离开了学校。从此，这位同学便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为直南革命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聚散有时，等到他再回首的时候，时光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双十节”行动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慑了敌人。恼羞成怒的敌人深惧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一直伺机对大名七师下毒手，采取武装干涉。这一天还是来到了，由于七师一个学生孙耀宗在寄给同学的寻常书信里，吐露了对时局的不满，被敌人查获。于是，他们就以此借口，大动干戈，包围了学校，并抓走了孙耀宗。

    为此，当时驻守大名的孟宪吉旅司令部特开军事法庭对孙耀宗进行了审讯。是时，整个法庭如临大敌，戒备森严，甚至搬出了十几种大刑具，对孙耀宗进行严刑逼供。有不少资料记载说：“堂堂一个大司令部，竟如此对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简直可笑极了。”

    还有资料记载，审讯的情况是这样的：国民党的旅长孟宪吉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抽着香烟，他的军法处长坐在一把大椅子上，前面一张桌子，桌上放一大叠文件、信件（信件是邮局检查出来的），两旁站立着20多名持枪的大兵。孙耀宗被带上法庭后，军法处长按照程序问过孙耀宗的年龄、籍贯后，就拿起一封信问道：“是你写的吗？”

    “是我写的。”孙耀宗回答。

    那个处长板起面孔，大声问：“你为什么反对国民党呢？”答：“我没有。”

    那个处长急了，喝道：“胡说！你还敢抵赖！现有证据在此。”接着就把那封信打开，念道：“……三民主义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念完，他打着官腔说道：“你这黄口孺子，竟敢背叛党国，这种叛逆行为，定非只你一人，你要着实讲来！”说着掏出手枪，对住孙耀宗的胸膛喝道：

    “你想死还是想活？”

    孙耀宗这时已经被吓得不得了，但还是断断续续地答道：“那是我和同学写着玩的，并不是背叛党国……并没有同伙的人。”

    军法处长看孙耀宗没说出别的人，就“哼”了一声，随即喝令左右搬大刑具，刹时旁边站立的大兵取来杠子、木笼等放在孙耀宗的面前，这时孟宪吉从沙发上站起来，装出一副慈祥的面孔，笑着说道：

    “孩子，说实话吧！我不叫你受委屈，我知道那话不是你说的，你说出来那是谁说的话，我就把你送回家去。你不想你妈妈吗？”

    稍停，孙耀宗仍不语，孟宪吉也急了，立刻换了一副凶狠的面孔，说：“还不说！告诉你，你要知道我的厉害！……”

    就这样，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被他们当成多厉害的敌人似的翻来覆去地连吓带哄，孙耀宗后来终于想起那句话是原政庭老师在讲课时说的，就全盘告诉了他们。于是国民党的军官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一面把孙耀宗押入监狱，一面派一个叫郎春生的团长带一个营的国民党官兵包围了学校，捕捉共产党。孟宪吉亲自下令：“一个不能漏网，不完成任务不准解围！”

    当晚11点多钟，一个营的大兵包围了学校，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下令不准任何人随意出屋走动。郎春生带着卫队叫谢台臣先生马上交出地理教员原政庭。谢台臣先生就带他们到原政庭的住室，但没有找到。郎春生随即下令搜查，于是全校各处尽皆遭殃，大兵任意出入各屋，翻箱倒柜，乱搜乱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查，也没搜出原政庭。时值深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郎春生只得下令暂停搜查。他自己强硬地住在校长室前侧的两间屋子里，下令两名士兵把谢台臣先生监视起来，就这样过了一夜。次晨，郎春生命令谢台臣先生把全体师生员工集合到操场，挨次点名，结果仍未查出原政庭。这时，许多同学都很惊慌，但谢台臣先生却很镇静，他一再安慰同学不要害怕，说没有别人的事。过了一天，还是没有找到原政庭的踪影。晚上，郎春生怀疑打铃的工友陶荣可能知道原政庭的去向，就把陶荣抓到司令部进行严刑审讯。次日又集合师生员工，叫陶荣相认，但还是没有效果，于是又派兵日夜搜查，师生员工一律不准出校。

    后来，在一个教员宿舍里他们搜到了一张《伙计报》。这个刊物主要是启发工友们的阶级觉悟和团结出路问题的报刊，主编是李亚光，查出后随即将李亚光抓去了。并扬言：不捉住原政庭决不解围。这时，国民党大兵已经围困了学校5个昼夜，学生吃饭都成了问题，大家都非常焦急。

    原来，在学校突遭包围、县委成员都被围困在学校里的严重情况下，学校用尽一切办法来掩护县委，随时将情况报告县委。因此，当夜县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县委书记曾则西，组织部长裴志耕，委员蕴山及团县委书记成润。会议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党的文件和印刷器材，安全秘密地转移到校外可靠的地方。并让原政庭藏到新建教室的顶棚上，由一个学生给他送饭、联系。在县委的领导下，同志们部署周密，行动果敢，方法巧妙，一切都分散转移了，使敌人5天的搜查一无所获，枉费了心机。可是，敌人一连5昼夜不肯退兵，看到这些，原政庭不愿意长期连累全校师生，乃挺身投案，学校得以解围。

    对此，时隔50多年以后，离休前曾任过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原政庭同志曾撰文回忆说：1929年暑假，我到河北大名七师去教书。同去的还有北师大同学王朴（又名王痴吾，陕西绥德人）、姬耀章（又名姬德麟，陕西华县人），他俩都是我们陕西省的同乡。我到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后，当时虽没有组织关系，从各方面看到这个学校很进步。当时我教地理课，于是就在课上讲了批评国民党新军阀的话。大意是说国民党打内战不得人心，不满意他们。这时有个学生叫孙耀宗，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兴趣，就把原话写在信中，寄给了大名十一中的一个学生。大约过了两个星期就出事了，当地驻军查出了这封信，把孙耀宗抓去，经过审问，孙耀宗把我供了出来。当地驻军派大兵到学校抓我，学校领导人先是把我藏在洗澡堂子后边的杂草丛中，后来觉着不放心，又让我藏在一间房子的梁上。当时这个屋正扎顶棚，有意留个小口，每天还有人送饭。大兵到屋里搜查，我还可以看见。那时我年轻，才25岁，抱着柱子坚持了一两天。

    当地驻军一直在学校里搜查，情况很紧，为了整个学校的安全，我就毅然自行投案了。学校里住着一个营长，他见了我感到很意外，先追问一番，接着就把我送到阎锡山部队孟宪吉旅长那里。这个旅长先问了问我的情况，然后说，你讲的话可以在课下私自讲，不可在课堂上公开说，他说他们是集体加入的国民党。他还说此案已报省政府了。以后省教育厅派人来，把我移交大名地方法院，又审问了一星期，最后判孙耀宗半年徒刑，判我一年徒刑。我是按当时国民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理的。孙耀宗住了半年就出狱了，我住了一年监狱，到1930年底当局就把我放了出来。

    这次围剿共捕去师生10余人，后由孟宪吉旅司令部转到大名法院，经过审讯，有些无关的教员和学生就被释放了。敌人审讯教师姬德林和王痴吾时，问：“为什么你是中国人要教苏联的书呢？

    他们回答：“因为苏联的书籍重视实际，出版者还不犯法，难道我们看书教书的就犯法吗？”说得审讯官无言可答。

    李亚光等学生在监狱里关了20多天，因证据不足经取保就释放出来了。

    此外，取保外押的还有裴志耕、成润、吴益普、吕鸿安、李青阳五人。至此，孟宪吉一网打尽“七师”共产党员的计划落了空。

    虽然围困学校未捕到共产党员，但当时反动报纸却大吹大擂，如天津《益世报》就以显著位置报道什么“破获共产党大本营河北七师”、“捕捉共产党××名”、“搜到带色书刊，传单××箱”，其实，他们没有捞到半点便宜，谁知道他们这些都是从哪里得来的鬼消息！

    自此以后，军警不断来校搜查或逮捕教师学生，闹得暗无天日。图书馆藏书稍有可疑，即被焚毁，师生随时都有遭受不测的危险。这可算作学校遭到的第二次大摧残，虽然较前次更甚，但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仍然坚持斗争，不过方法更严密了。

    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曲折发展

    1930年春，大名七师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不仅学校领导是党员，教师中的大部分是党员，学生中更有大批党员，他们和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加在一起，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大名县委以大名七师学生党员为主，在学校附近的油粉町等村成立了农民夜校，以便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在大名县委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反对华洋义赈会修大名到馆陶公路的斗争，进行了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反对落后校长成仰渊的斗争，并在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贯彻党的“六大”精神，组织发动群众在大名革命工作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为了纪念温邢固事件一周年，他们还在井店组织了一次一千多人的武装游行示威。其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张含辉，大名七师学生刘大风、王从吾和刘玉峰等，并取得了胜利，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威风。

    这时，大名七师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名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心，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说，起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校的作用。然而，正当冀南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一些“左”的思潮开始渗入直南党内，从而给直南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

    （一）“左”的干扰

    在晁哲甫同志的回忆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述：“1930年是谢先生、振华等我们几个人在革命道路上遭受阻碍最严重的一年。我们曾被开除党籍……”

    1929年下半年，直南党组织受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提出了一些“左”的斗争口号和方法，如散发传单、飞行集会和搞武装暴动等，致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严重损失。当时学校党组织主张发动武装暴动，后由师生捐款购买了一批手枪，并组织土匪力量，一次曾叫来一个土匪头子在校住了好几天，幻想利用土匪力量进行武装革命。

    1930年4月，邢台中心县委遭到破坏，随后河北省委派冯温等到直南筹建直南特委。不久，特委成立，书记是冯和斋，刘大风是组织部长，王子青是宣传部长，喻屏是秘书长，领导范围仍然是邢台中心县委时的范围。此间，省委先后派代表冯和斋、郝清玉亲自到大名，准备在大名举行武装暴动，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大名七师。他们来到大名七师后，就让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各拿出600块现洋给学校购买枪支，准备暴动。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先生等几个人不主张这样办，他们认为当时革命进入低潮，敌人力量太大，图谋暴动脱离实际，结果只会失败。他们提出“应以学校为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等候机会成熟再举行起义”的主张。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这使他们很苦闷。虽然他们仍执行着党的决议，但从此党内便产生了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

    “11月围剿”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学校的迫害越来越严重。有时白天捕人，有时夜间搜查，形势很严峻。但当时学校的党组织仍坚持以前的斗争方式，没能引起足够的警惕。虽然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几个人一再建议，却始终不被接受。因此，晁哲甫同志于1930年初趁放寒假的机会，特为此事到天津找到顺直省委的一位罗同志，向他汇报了大名的情况以后，罗同志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回校以后，在开全体党员会时，晁哲甫同志传达了省委的意见。但会议没有开完，省委代表冯和斋、郝清玉就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等人退席，后又宣布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三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开除党籍。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被开除党籍后，心情极为压抑，在大名七师已经无法开展工作，最后被迫辞职，从而导致了大名七师这个革命阵地的一度丧失。

    1931年1月，反对立三路线的指示精神传到大名，虽然有同志提出对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被开除党籍问题要重新考虑，但还未来得及解决，新的“左”倾路线又到了大名，较前次更甚，使农村工作没法开展，部分同志情绪消沉。同月，阮啸仙同志在磁县召开批判立三路线会议，直南党的负责人王从吾和特委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刘大风同志又提出，开除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同志的党籍问题值得重新考虑。当时特委书记冯和斋就大批刘大风，说刘大风是“以右倾机会主义来反对立三路线，已经陷入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的右倾机会主义泥坑”。结果，刘大风同志在党内受了“严重警告”处分，并责令写了检讨。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对此问题做出解释。尽管有不少同志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心中充满了疑虑，然而，却不敢在公开场合对此问题提出异议。这同样也反映了当时的党组织在某些方面的不成熟。好在历史是后人写的，多少年后，这些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但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永远地成为了历史。

    197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致函中共河南省濮阳县委、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委，对于这个发生于近半个世纪前的历史问题做出了决定，并附晁哲甫、王振华向中央组织部的报告，这里，谨全文抄录如下：

    中组部为谢苔岑同志平反的信（附晁哲甫、王振华向中组部的报告）中共中央组织部（79）信字435号中共河南省濮阳县委：中共河北省大名县委：

    谢苔岑烈士之子谢毓缙、谢毓琦二人来信，表示不同意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致濮阳县委的信中对谢苔岑同志党籍问题的处理意见，要求恢复谢苔岑同志生前的党籍。据此我们重新研究了谢苔岑同志的党籍问题。认为谢苔岑同志一九二七年入党后，为党作了许多工作，一九三○年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因此可以恢复谢苔岑同志的党籍，承认他生前为我党党员。此外，来信要求修复大名七师“谢苔岑先生纪念碑”，保护谢苔岑烈士原籍的坟墓，请你们酌情处理。

    谢苔岑同志，河南省濮阳县（原属河北）鹿斗村人，家庭是地主，本人是清末秀才，青年时期家庭是富裕中农，他自己也参加劳动，半耕半读。1905年左右，由该县考送保定优级师范，在该校本科史地部毕业后，历任中学、师范、高师教职员多年；1923年起任河北大名第七师范校长；1927年春，由李素若（当时为北方区直接领导的大名特支书记）介绍入党。

    谢苔岑同志的入党，对大名七师党的建设和直南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30年春，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直南特委开除党籍。

    谢苔岑同志被开除党籍以后，始终对党的事业有坚定信心，对党的组织是亲密态度，直到1936年抑郁病死，从未动摇。为此，他在直南一带党内外革命群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

    我们两人，曾和谢苔岑同志由于同样原因同时被开除，我们的党籍都已先后恢复，因而我们认为：谢苔岑同志的党籍也应当恢复。兹为便于考虑，特将有关的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

    谢苔岑同志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但他有几个特点：

    （1）劳动观点很强。他不但从青年时期就有劳动习惯，在他成为大学教授、省议员以后，回到家乡，仍然参加农业劳动（顶一股活）。在担任大名七师校长期间，提出“以作为学”的办学宗旨，使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师生打成一片”的口号，他带头与学生同吃同劳动，爱劳动成为该校突出的学风，并经常以学生是否爱劳动、是否会劳动、能否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生产，为新旧教育或教学成败的分界线。

    （2）事业心很强。他在接受“五四”新文化思想以后，就立志使之见于事业：1923年辞去省议员职务，到大名创办第七师范，就是力求以革新教育为革新社会的手段。当时他还不知道新文化运动内部已有分化，甚至还未注意党的建立，而只有“科学和民主”观念，但在七师创办之初，却已与大名地方封建势力（朱镗、张金丰等）进行了尖锐斗争。1925年的“五卅”运动，使他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认识到军阀、官僚豪绅只是帝国主义的爪牙，社会改革的事业，必须既反封建又反帝。1926年秋，冯品毅同志（谢在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北京师大外语系毕业，当时任河南省委农民部长兼共青团省委书记，谢知冯是党员，在学生中称冯为革命家）到七师任英语教师，彼此极为尊重，时作深谈。因而开始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改革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唯一革命政党，入党的要求，实发轫于此。

    1926年冬，大名特支有意先介绍谢苔岑同志加入左派国民党以为过渡，他表示只有参加共产党才能彻底改革旧社会，决不加入国民党，于是由李素若介绍参加了党的组织。

    （二）

    谢苔岑同志的专业是中国史。他在保定高师讲授中国史四五年，主要观点多来自章学诚和崔东壁，“五四”以后曾一度受“古史辨”一派影响，史观还很模糊。入党以后，读了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和列宁《国家与革命》二书对他的史学思想的转变影响最大。从此以后，他的中国史讲义，就应用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不但在七师受到广大师生群众的欢迎，别的学校，例如邢台四师的学生也自动翻印。

    谢苔岑同志入党后的另一思想发展，即有计划的将大名七师办成为党的学校，具体的措施与成就计有：

    （1）注意党的建设。在1927年至1930年前后三年中，发展党员一百余人（在工友及炊事员54人中，有32人为党员），约占全校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另有党团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及读书会，全校有五分之四人数受党的直接领导，学校主要行政职务如教务、总务等均由党员担任。

    （2）注意教师的提高及团结改造工作。通过华北教联介绍，先后聘请张衡宇、李梦岭、王冶秋、张苏、千家驹等进步教师任教，对原有教师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和帮助，而绝不轻易辞退，用以克服雇佣观点，树立“以校为家”思想。

    （3）注意教学内容的改造。一般社会科学课程不用国民党和旧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尽量自编讲义或采用社联出版的进步著作（例如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李浩吾《新教育学大纲》等），以致使通过课业进行革命教育。此外，又提倡课外读书和个人钻研；当时党的刊物和马列主义著作，不仅在校内公开阅读，并且使该校成为直南宣传马列主义的中心。

    （4）注意从实际斗争中培养干部。1927年红枪会攻打大名城，反对奉鲁军阀，他动员学生党员积极参加；将“以作为学”推广到社会科学方面（最初偏于科学技术锻练），组织学生作农村调查并以此合法的办学宗旨为掩护，将学生党员输送到农村，建立党的组织。例如大名儒家寨和内黄（原属濮阳）沙区等革命老根据地都发轫于此。输送到农村的党员，与在校的党员师生保持经常联系，及时交流斗争经验。他自己也利用职务，不时到农村去。大名七师在当时已成为直南党的活动的聚会基地，上级党来人，也经常通过大名七师转赴各县。

    （5）调整师生关系，加强全校团结。当时学校内部，不仅有党与非党的矛盾，并且也有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其所影响的落后群众约四五十人，企图伺机破坏。他一方面对学生进行“尊师”教育，另一方面对非党教师提倡“教学相长”、“与学生生活打成一片”，用以消除旧教育传统的师生等级隔阂，将全校绝大多数团结到党的周围，从内部杜绝了敌人活动的空隙。他的这些工作的艰苦性，我们都曾目睹身受，而效果也极为显著。例如，1929年冬，一个新生在通信中说三民主义“处处皆矛盾，无话不荒唐”，被大名驻军发现，将学校包围五天，大肆搜查。由于全校团结一致，终未查出党的任何秘密。

    通过以上各项措施和工作，大名七师实际上已成为党的一所学校。从1927年到1930年前后三年中，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这些工作上的成就，完全来自党的正确领导，但谢苔岑同志在党的领导下，利用他的校长职务和社会斗争经验，所做工作独多，所起作用特大，确是一个出色的好党员。

    （三）

    1930年夏秋之交，立三路线贯彻到直南地区，未及纠正，就来了第三次“左”倾领导，地方党组织提出：学校买枪建立游击队，号召师生上大街撒传单，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七师本来已为反动派所注意，而直南各县被逮捕和被通缉的党员又多为“七师”师生，这是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大名七师遂成为当地驻军严加监视的目标。

    对此，谢苔岑同志认为：革命的客观形势虽然很好，可惜革命的主观力量还没有赶上，正确做法，应以学校为掩护，培养党的干部向农村输送，在农村发动革命活动。他和我们都还没有能力对“左”倾路线给以分析，只是直观地认为，这是地方党组织的一个幼稚的做法，会把党暴露在敌人面前，受到无谓的损失。

    我们的这些看法，被直南特委领导人指为“胆小怕事”，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当时，我们一方面服从地方党的决定（拿出工资交党买枪，对被捕的党员竭力营救），另一方面要求向上级党反映我们的意见。1930年春，我从顺直省委回大名，向特委汇报省委意见，汇报后即令我退席，从此久无联系。很久以后，才知道我们三人都被开除党籍。

    （四）

    谢苔岑同志被开除党籍以后，首先考虑到，作为党的学校继续办“七师”，已无可能，不作为党的学校继续办“七师”更无意义。于是，辞去了校长职务。

    谢苔岑同志在大名七师辞职以后，到北京女子中学和北京师范任教中国史。他的讲义传到大名七师，“七师”后任反动校长将它列为“禁书”，而学生则自动摊款，集体翻印，用以教育自己，在直南一带形成思想战线革命与反革命的一场斗争（该讲义于1934年1月，由与党有联系的北平文化学社出版，名为《中国通史》，兹一并附上）。

    大名七师换了新校长张达夫不到半年，学校闹了三次学潮，学生被开除者一百一十余人（其中党员五十余人，占50％），还有一部分学生被逮捕（人数已记不清）。学生向反动教育当局提出：“谢苔岑校长不回校，全体学生决不进校”等口号，反动派不得已再三请谢苔岑同志重掌“七师”。他于1931年春学年开始时，重返大名七师，于是受处分的学生，除被捕者及个别暴露者外，一律恢复学籍，继续学习。

    谢苔岑同志返校后的情况是，学校行政和党所领导的学生活动，互不通气，往往发生矛盾。他每遇此情况，就对学生说理劝导，不能说服就妥协，决不和党闹对立。有几次反动军警当局，企图干涉学校风潮，对党进行打击，均遭到严词拒绝。

    此时，谢苔岑同志已患病，不能工作。乃于1932年暑假辞职去北平治病。

    （五）

    谢苔岑同志在北平治病期间（1932～1933年），对党的事业保持一贯的坚定信心，认为问题发生在地方党组织上。当时有同志从陕西省委来，谈到斯大林充分发动群众战胜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故事，他在兴奋的欢笑中大声说“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做法，群众工作做到这种火候，必然无往而不胜”。在他回家养病的离京前夕，曾罄其所有，购买了大批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立志继续学习。

    谢苔岑同志在回原籍养病期间（1933～1935年），直南的党组织正处在白色恐怖中，更因叛徒告密，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纷纷自首变节，革命陷于暂时的低潮。他用八年（1923～1932年）时间努力创办的大名七师，成为旧社会的众矢之的，学生在反动校长郭鸣鹤的摧残下，党员被开除殆尽（全校只剩下一个党员），指他为“罪魁祸首”；家庭误认他续弦以后积钱自肥（实际上他的大部分工资交了党费，或用以供给在狱的党员），对他极为冷酷；地方党组织在“左”倾路线指导下，对他仍不谅解。在这样内外夹攻中，病情日益发展，终于1936年抑郁病死。

    谢苔岑同志的这种遭遇，在直南的革命群众、青年学生及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中，引起深厚的同情，他一直被称为“谢老师”。从1936年起，我们又在大名七师负责行政工作，基于校内外群众的迫切要求，建立了一座“苔岑纪念碑”；抗战期间，又建立了一所“苔岑中学”，继续为团结直南文教工作者发生作用。

    （六）

    所有以上各节，在七大时曾在延安交换过意见，并有一致肯定的结论（没有文字结论）。我们二人，以此为根据都先后恢复了党籍。

    我们对谢苔岑同志生前，较为熟悉，认为他在入党以前，坚决跟党走，在入党以后，为党所做工作很多，所起作用很大，在被开除党籍直到病危，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坚信革命的胜利，没有损害过党的利益，在他逝世以后仍然在直南党内外革命群众中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他所创办的大名七师，在直南、豫北党组织编写“党史”中，一致认为是“老直南党的策源地”。为此，我们要求党审查他的这段历史，恢复他的党籍。

    当否？请批示。此致王从吾同志并核转

    中央组织部

    附件：谢苔岑编《中国通史》一册晁哲甫

    王振华

    1962年12月20日

    这封信函发出的时间是1962年12月20日，快要过年了。按常理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晁哲甫、王振华同志来讲，谢台臣先生已经逝去了20多年，已经没有必要再为这些问题去操心费神了，何况他们早已恢复了党籍。但是，他们还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出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汇报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我们要求党审查他的这段历史，恢复他的党籍。

    信的末尾，写的是晁哲甫、王振华两个人的名字。

    这里，作为后来人，我们为这封信的发出感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信念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生死不离！这里，既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坦荡的胸怀，也体现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和超越骨肉情感的同志般的友爱。写到这里，我们感到荡气回肠。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谢台臣先生的坟前应该是衰草迷离、一片荒凉了，他的后代为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也多在远方。但我们知道，当这个消息在直南的大地上传诵的时候，生前不计名利的谢台臣先生，死后一定会含笑九泉，这也是他的同事、学生和后来人对他的祝愿。尽管这个决定来得有点晚……

    （二）挽谢驱张

    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辞职后，河北省教育厅立刻派张达夫以督学身份来校视事。名义上是挽留，实际是取而代之。这时，大名七师党组织遵照上级党的指示，领导和团结广大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挽谢驱张”斗争。

    1930年3月的一天，张达夫一到学校，就遭到了学生强烈反对。学生代表裴志耕等对张达夫说：

    “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第二个人来掌其权，请张督学帮助我们挽留住我们的谢校长！”张达夫回答道：

    “你们的谢校长辞意甚坚，厅里一再劝他不要辞职，但无法挽留，省厅批准他辞职是出于不得已，才派我来维持你们学校局面。现在赶紧开学吧。”

    对此，广大进步师生并没有被他的伪装所蒙蔽，还是一再强烈地要求他离开。

    从张达夫来学校那天起，学生一天几次找他，赶他回省教育厅。学生代表对他说：“张督学，你要赶紧回省，让省厅收回成命，请谢校长来校，这是最好的办法！”结果，张达夫还是赖着不走。

    于是，学生派代表把张达夫请到会议室，说是有事。他一到会议室，就被事先布置好的80多人的罗圈阵团团围住。学生质问张达夫：“张督学，你什么时候走？”

    “你快走，让谢校长回来！”

    张达夫还是那一副老面孔，说：“我看谢校长辞意甚坚，还是开学吧！”在这种情况下，愤怒的学生对着他高喊口号：

    “坚决挽留校长谢台臣！”

    “唯有艰苦卓绝的谢校长才能领导我们！”“我们反对任何人来掌‘七师’！”

    围攻一个多小时，使张达夫狼狈不堪，同样也使得张达夫在学校呆不住了，只好搬到五女师去住。学生侦察好了他每天来校要走的路线，便在沿路贴上反对张达夫的标语，并且在大名七师校门口张贴了一张漫画，画的是一头牛用头拱“七师”的大门，旁边是手持镰刀和斧头的学生向拱门的牛扎去，下边的文字写着：混牛，你想掌“七师”吗？校内也不断出现“张混牛你滚吧！”等驱张的大字标语。张达夫派人撕掉，但次日又是满街满墙。

    由于党所领导的挽谢驱张活动开展得很有力，张达夫无法维持七师的局面，过了六七天，省厅只好把他召回，派谢台臣先生再回大名七师主持工作。不过，这只是个缓兵之计，省教育厅的目的仍然是要张达夫最终接管七师。赶走张达夫后，教育厅于6月19日直接下令批准谢先生辞职，并于7月5日派张达夫接任大名七师校长。

    张达夫到校后，首先辞退了进步教师，换上了一批国民党顽固分子，对工友任意训斥。他禁止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和革命书籍，从多方面限制学生校内外活动，终日领着师生唱戏，什么“捉放曹”、“桑园会”、“法门寺”、“顶花砖”等，一天到晚锣鼓喧天，学校里整日乱嘈嘈的。在这种情况下，上课倒成了课外活动。为此，学生曾多次提出意见，要他重视学业，但他始终置若罔闻，因而激起了群愤。不仅如此，据天津《益世报》记载：“该校当局为维持治安计，亦已正式在校设立公安分局，共有警察6人，大枪4支，盒子枪两把，昼有警察站岗，夜有校内戒严。”“学生精神，已失常态，其呆板气象多如囚牢一般，闻有‘今日七师变为文明监狱’之称云。”

    9月下旬，训育主任李耀麟殴打茶炉工人，激起全校工友罢工，张达夫勾结军警，逮捕了全部工人，并开除。张达夫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反对，广大学生又一次展开了“驱张运动”。

    学校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发动学生开展暴动，驱逐张达夫。各班的学生代表如宋泮宫、杨友云、晁子亚、李大磊、裴味农、田辛甫、金兴田、崔子义等在学校西边的耕地里开会，商量驱张的办法，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开展罢课斗争，学生自治会主席宋泮宫领导，并组织了学生武装纠察队，由杨友云担任总指挥。

    1930年10月11日晚10时左右，手持木棍铁火枪等物的武装纠察队，把全校教职员关在一个屋里看管起来，宣布了罢课的原因，并提出了要张达夫离开大名七师，张不离校，决不复课的口号。接着，向全体同学公开宣布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内，学校口号连天，群情激奋，大家都纷纷表示坚决斗争到底。与此同时，封闭了学校，派出学生侦察军警的动静。但是，张达夫早有准备，他为防止学生闹事，早就派个别教员住在城里，并拉拢了几个落后学生为他们通风报信，如郭如岚、张连九等就都当了他们的狗腿子，替他们与军警联系。

    次日晨，担任侦察的学生突然跑来，说是军警出动了，学校立刻打钟，通知学生到饭厅集合。人还没集合齐，军警就包围了学校，在学校周围架上了机枪，校门口站了岗。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李保璐、薛允怀组成了所谓“护校团”，领着军警进校放出了那批被关的教师。学生与军警之间展开了搏斗，赤手空拳的学生，终究抵不过佩带武器的军警，学生宋泮官、杨友云当场就被军警逮捕了，被放出的反动教师也向军警提供名单，结果有32人被捕。学生被捕后，被送到大名县监狱关押起来，杨友云、宋泮宫被关押近三个月，其余学生陆续被释放回家，但都被张达夫开除了，并且追交学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大名七师的广大学生并没有被吓倒。裴味农、李亚光、林恒非等在大名城内召开了紧急会议，一方面派人去天津向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张达夫，坚决请求谢校长复职；另一方面每周出版《“张混牛”周刊》，揭露张达夫的罪行，向广大群众散发。结果，反动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广大学生正义要求下，不得不撤掉张达夫，派谢校长重回七师主持工作。“挽谢驱张”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这次驱张学潮胜利后，恰遇谢台臣先生由北平回家路过大名，同学闻讯，大部分赶来看望谢台臣先生，并要求谢台臣先生无论如何要回校复职。也在这时，河北省教育厅派阎承之来大名七师，阎承之也极力挽留谢台臣先生复职。由于同志们诚心诚意地挽留和省教育厅阎承之一再劝说，谢台臣先生于是就向阎承之提出一个“非原班教师回校不可”的条件，否则，不在履职。阎承之满口应允，并说如不肯来的，教育厅一定设法调他来。在这种情况下，谢台臣先生方才答应回校工作。任职他校的晁哲甫、王振华、高韶亭、王显周、李梦龄、张衡宇等相继回校工作。接着，他们就立即通知学生入学，被张达夫开除了的部分学生也都恢复了学籍。这样，虽然比别的学校开学晚了一些，但学生们因为达到了目的，个个高兴，来校后立即投入学习，形成了学习热潮，学习上的损失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这阶段，谢台臣先生仍然坚持“以作为学”的教育方针，生产劳动、社会斗争又如过去一样地活跃起来。

    这说明，1927年以来，尽管学校两次遭到摧残，屡次遭受反动军警的搜查、逮捕，而党内又有着两条路线的分歧，但大名七师党组织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却始终没有停止，并且是坚决的、广泛的。不论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艰苦的环境当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依然孜孜办学，痴心不改，为党培养了人才。

    现在来看，在当时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被开除党籍的同志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一点，已经被历史的发展所证明。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整体上讲还比较弱小，革命基础还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举行武装起义或暴动，显然是与当时的形势不相适应的。反之，他们所阐明的应以学校为掩护，积蓄力量，待机而动的主张就显得十分宝贵。但直南党内的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坚持说他们被开除党籍后仍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样，就使得学校的行政工作与党的领导相脱离，工作上产生了许多困难，而两条路线的分歧也就逐渐发展成为学校行政工作与党的领导的矛盾的基本点。

    据老校友的一些回忆录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谢台臣先生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一方面工作与党的领导通不上气，工作困难；另一方面，也须随时应付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精神苦闷。这使他的精神衰弱病更加严重，常常彻夜不眠，平时也很少说笑。1931年暑假，刘桂堂占据大名。国民党军队约两个师前来围攻，飞机大炮终日隆隆不断，战斗非常激烈，城里城外，人人不安。时局的突然变化，给谢先生增加了新的抑郁，终于使他倒了下来。谢先生患病以后，学校的一切工作就由晁哲甫和王振华等商议着办。不久，由于谢台臣先生去北京看病，校长一职有晁哲甫先生代理。终因组织关系没有恢复，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晁哲甫、王振华等被迫又一次去职。一些老校友对此都有一些回忆。王从吾同志说：1930年以后，大名七师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她外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和破坏，内受党内两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致使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反动派夺走。最后一次以郭鸣鹤为首的反动集团统治大名七师达三年之久，给革命事业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三）反郭风潮

    正如王从吾同志所言，1932年暑假后，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党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直到把反动校长郭鸣鹤赶走，王振华、晁哲甫重新回到学校为止，党组织在大名七师这个革命阵地又逐步恢复壮大起来。

    据晁哲甫先生回忆，1932年暑假时，新任校长郭鸣鹤来了。我办完移交手续，也离校了。这样，国民党反动派接管了大名七师。

    郭鸣鹤是国民党蓝衣社社员，是依靠北京师范大学饭团的势力取得大名七师校长职务的。他来大名根本不是什么办教育，而是在这个直南革命策源地的学校里肃清共产党，以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因此，他到校后，就立即拉来一批国民党分子，名义上是教职员，实际上主要是帮他搞反革命活动。当时来的有国民党大名县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王汝章，国民党大名区委会执行委员金国栋，国民党员姚××、郭炳文、高廉九等。他们到校以后，立即奉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开展军事训练及童子军训练，并积极推行会考制度，限制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异常严格。

    据档案材料记载，郭鸣鹤来到大名七师后，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在他所订的学则第六章《训育》第十一条中就有这样的规定：“本校训育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所规定，实行最严格之身心训练。”第十三条规定对学生的惩诫办法有：“口头训诫、记过、停课、开除学籍、追交学膳费，其他等六种。”在成绩考查方面，《教务概况》中的第十五条规定：在一学期内学生旷课时间在十小时以内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学期平均分二厘，逾十小时者，每旷课一小时，扣平均分四厘。但逾二十小时者，须令其退学。”第二十条又规定：“记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二分；记大过一次者，扣学期成绩平均分六分。”通过这些扣分制度，则对所谓“不遵守学则”的学生的成绩任意扣除。或借口“成绩不及格”不发毕业证书，甚至要“令其退学”。其限制学生自由更为露骨的是对学生开会及审查学生来往信件之规定。在《学生开会规则》中规定：“学生得开各种会，但不得与校章违反，学生开会时间须先经训育部核准始得宣布；无论开何种会议其决议均应报告训育部；无论开何种会议均须由训育部派员参加指导，议案有关学校行政者须先经训育部许可始得议决，学生不得开秘密会议，遇有特别重大事项须先将提议草案报告训育部，由训育部主任予为指导之。”

    在《训育部办事细则》中对训育主任职责的规定有“审查学生之来往函件及印刷品，检查门禁及学生物品之出入。”在《传达室规定》中有：“凡外来邮件经传达室择要登记后，再呈校长审查，始得分别投送。不得私自取与。”此外，尚有总则、细则、规则、简章等数十种，达四五百条，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1932年9月，郭鸣鹤还在学校门左倾建警岗室一间，每日派校警轮流值岗，以检查行人出入之携带及维持所谓“校门上之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自由被剥夺了，革命活动被禁止了，一个个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整天压得透不过气来。

    郭鸣鹤不仅对学生实行高压统治，而且还把学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任用私人，滥设冗员，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无论是师生比例，还是经费使用，包括他自己的工资，都是与当时办学的实际不相适应的。

    有人回忆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一次，他父亲到学校来，看见学校的高楼大厦，就问：

    “小！这都是咱的吗？”郭鸣鹤答应道：

    “是。”

    于是他那个财迷转向的父亲笑了，说：“哈哈！这你可好好干吧！”这在当时就传为笑柄，郭鸣鹤的腐败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郭鸣鹤对教职员工的剥削也是极为严重的，在其“教职员服务细则”

    中规定：请假一周以上者即须自找代理人，而工友则除请假自找代理人外，尚有“罚则”多条，其中一项为“查确有吸烟、饮酒者罚二角。”由此可知“规则”、“细则”的作用了。

    郭鸣鹤这种行径，自然很快就遭到学生反对。一次，因其禁止翻印谢台臣先生的《中国历史讲义》，引起了许多进步同学的愤怒，于是，他们发动了反郭风潮。不过，因郭鸣鹤与当地军警有勾结，学潮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并且有四五十名进步学生被开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就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世界格局，加深了美英和日本在华的矛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中日矛盾向着主要矛盾转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在全国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洪流。但在这个时候，郭鸣鹤严令学生不准外出，不准参加游行宣传活动，限制学生的自由，这就更为进步同学所不能容忍。1932年冬，学生因要求撤换教员高廉九、沈藻翔，横遭训斥，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又发动了反郭风潮，学生纷纷离校罢课，但郭鸣鹤仍采用高压手段，又开除了好几十名学生。过年开学后，又有100多名学生被郭鸣鹤开除。

    郭鸣鹤对学生实行反动的高压政策，使大名七师的党组织遭到了到了严重的破坏。据文献记载，在郭鸣鹤担任校长时期，大名七师先后有170多名党、团员学生和进步学生被开除校籍，革命力量被严重削弱，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七师党组织依然存在，斗争一直在继续，正是在大名七师党组织的不断斗争中，反对郭鸣鹤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王振华、晁哲甫先生又回到了学校，红色的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大名七师的大门上。

    （四）峥嵘岁月

    大名七师在郭鸣鹤担任校长的三年多中，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老校友廉之真在回忆文章《革命低潮时七师党的活动》一文中指出：

    1932年，郭鸣鹤任大名七师校长后，由于他大批开除学生，各班缺额很多，不成班次，最后只好招考编级生（按录取生分数高低编入不同年级）补充到各班。我是1933年春用化名考入“七师”，被编入第九班。因我是在邢台的省立四师学潮中被开除的学生，“七师”不录取，便请原在四师任教的美术教员白寿章推荐。临发榜之前，“七师”教务主任姚丽卿找到白先生说：“你推荐的学生是被‘四师’开除的。”白先生辩解地说：“他是小学教员，已教了两年书。不信，你看他的穿戴、帽头、长袍、马褂。”就这样，在白老师的担保下我被录取了。

    入校后，同乡共产党员郑安泰向我介绍说，学校党组织瘫痪，无法活动，就把我介绍给支部书记李思义（此人后叛变投敌，被处决）。因我和李是同班，他向我介绍同班中王兆元、张国良、李荫基、穆文平等同学是共产党员。随后，“四师”党组织通过我父亲在大名开办的染坊店“三盛和”，转寄来《北方红旗》、《向导》等党内刊物，由我再送给同班党员相互传阅。当时没建支部，大家选我当了党的小组长。在没有上级领导和学校党组织涣散的情况下，我们几个党员商量如何在合法条件下开展工作。经过数次酝酿，最后决定在这三个方面进行活动。其一，在同乡会中开展活动。因当时学校准许成立同乡会，于是我们就联合大名西北几县的同学，成立了西北同乡会。经过大家努力工作。后来西北同乡会成了反对郭呜鹤的基本骨干。

    其二，是在学校准许存在的团体中开展工作。当时学校中有工人夜校、膳食部、小卖部，以及配合课程的文学研究会，美术教员白寿章提倡的国画研究会等。我被选为工人夜校校长，以校长身份，不断给工人讲时事，灌输抗日救国思想。有时候教务主任姚丽卿来检查我讲课，他在时我就讲民族、民生问题，他一走我就讲日军侵占东北，号召大家起来抗日，不当亡国奴，以此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其三，利用公开刊物、报纸作宣传。我们班文史组研究唐代文学，玉兆元撰文《论杜甫》，李荫基撰文《论李白》、我撰文《论唐代劳动文学》，都分别刊载于《七师期刊》。我还写了《一个青年的苦闷》，也由校刊刊出。另外，天津《益世报》还发表了我以“乐舟”笔名署名的文章，题为《一个受尽折磨的小学教员》。另一篇《论法西斯蒂》的文章定稿后，却被姚丽卿抽掉了。我和李思义每逢星期天，就到野外研究工作，还联合写稿，当了《益世报》、《庸报》的采访员。我们多次化名或无名发表文章，揭露了当时学校的黑暗，如“会计紊乱、贪污公款、压迫学生、克扣伙食”等新闻、丑闻。

    为配合控告郭鸣鹤的斗争，我们一方面从报纸上造舆论，一方面向在省教育厅任职的谢书田写信反映情况。省教育厅也曾派员到学校做过财务方面的调查，但都被郭鸣鹤搪塞过去了。

    1936年初，河北省教育厅撤掉郭鸣鹤校长职务，任命原大名七师训育主任王振华为校长。王振华来校前，以反动学生李荣堂（阿根）为首组织护校队，意在挽留郭鸣鹤而反对王振华接任校长。我们闻讯，立即以西北同乡会为骨干联合大名一带进步同学，如王兴云、司宗孟等，组成驱赶走狗的打狗队，为欢迎新校长的到来扫除障碍。还准备了许多标语口号，并派出代表与接管学校的先遣人员解蕴山、李青阳接了头。他俩告诉我们说：“可做准备，如顺利就不必活动了。”就这样，我们处处监视着走狗的行动，驱散他们的活动，使王振华校长顺利地接管了“七师”学校。

    廉之真（1912～2000），直隶省南和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考入大名七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司长。他在文中所回忆到的张国良（1914～1995），直隶省成安县人。1930年考入大名七师，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政委（副军级）。这说明，在当时大名七师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依然在为党工作，他们并没有被郭鸣鹤的反动势力所吓倒，并为这个革命阵地的恢复做了一定的工作。

    其实，在这一历史时期内，大名七师的党组织一直在战斗，只是形式不同而已。老校友孙汉章在《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一文中也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回顾。他说：

    我原是河北大名十一中学生，1931年10月考入大名七师，为第10班学生。早在l929年10月，我在大名十一中学时，由刘同方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十一中校长薛起昌不学无术，压制学生，引起学潮，后因保皇党告密，学潮失败。我被开除学籍后，才考入大名七师。在学校学习期间，我和刘同方同志在一个党支部，又同在一个党小组。党支部分配我负责领导学校的“读书会”、“反帝大同盟”。这两个党的外围组织，在“挽谢驱张”，“挽谢驱郭”的斗争中，在我党的领导下起了一定的骨干作用。1933年驱郭斗争失败后，我和刘同方均被开除学籍。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到学校读书，专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来，刘同方同志调到大名中心县委负责团的工作，因工作需要我也到大名中心县委工作。

    从1933年至1935年，在反动校长郭鸣鹤统治大名七师期间，由于他大批开除党团学生和进步学生的学籍，使得斗争环境十分艰苦。环境虽然艰苦，但隐蔽在校内的少数党团员和“读书会”、“反帝大同盟”成员，仍在校坚持从事革命斗争。据我所知，在1935年2月间，余下来的钱给了中心县委的同志。同时，他们还发动募捐，为中心县委筹款。以上种种情况，充分说明了七师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党的工作，仍然不屈不挠的坚持进行革命斗争。

    直南特委书记刘大风是直南党创始人之一，除了领导直南各县党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壮大党的组织，向国民党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外，他大部分的时间在大名县境内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平汉线做工人工作。到了1933年，王从吾、刘同方成为直南特委负责人之一，刘同方是直南特委共青团书记，同时也参加大名中心县委工作。我记得1932年2月，袁声同志任大名中心县委宣传委员兼中共南乐县委书记。当时环境恶劣，在白色恐怖下，党员与党员不发生横的关系，以防敌人破坏，遭受损失。在此期间，王从吾、刘同方同志是我们的上级，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在大名所住地点互相保密，只有一个接头地点，是在大名南关刘秉均同志家。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布置具体工作，有时在古老的荒坟间，有时在荒无人迹的大庙里。当时，由我负责大名七师的“反帝大同盟”“读书会”的工作。1934年3月间，因叛徒泄密，大名县党部特务分子金国柱带领叛徒以共产党河北省委在大名开会为由，将南乐县委陈仰贤、王同兴、宋同法诱捕，关押在大名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此期间，刘秉钧家也被敌人搜查，刘秉钧夫妇弃家外逃。回想起来，刘秉钧夫妇以教书为业，家境十分困难，但是他们对党忠诚，立场坚定，即使断炊无米下锅的时候，只要同志们一到，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叫你吃饭。这些事情我们看到眼里，记在心里，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大名七师的党组织，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读书会”均转入到地下活动。因我和王从吾、刘同方失去联系，在我离开大名七师前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我交待三条任务：一是根据当时情况，两个外围组织立即转入地下活动；二是由赵秉谦同志负责领导；三是严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孙汉章（1911～1999），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0月考入大名七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安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等职务。

    对此，老校友郭献瑞在《母校留给我的深刻记忆》一文中也有一段回忆，他说：

    大名七师是一所闻名冀鲁豫一带的红色学校。不少革命者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党的事业的。我在南乐四高读书时，从大名七师毕业的成养亭、刘泽晋等同志担任过我们的教师，由他们那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并盼望着能早一天进入这所久已向往的学校读书。1932年，高小未毕业的我第一次报考大名七师。当时国民党反动分子郭鸣鹤等篡夺了学校大权，他们排斥异己，采取秘密手段录取学生，因此我没有被录取。事后，我和未被录取的同学多次向校方当权者提出质问，要求公布试卷，在校警干预下毫无效果。1933年春季，适逢七师招考插班生，这次竟出乎我意料被录取了，编入第10班，实现了我的夙愿。

    但是，在我进入大名七师读书时，反动校长郭鸣鹤加紧了对学校实行法西斯的统治，学校中的党员教师和进步教师全部被解聘，党员学生和进步学生大都被开除校籍，学生自治会、读书会等进步组织均被取消，图书馆里进步书刊也全部查封。学校大门口设立了警察所，学生出入校门都要受校警的盘问和搜查，形势非常紧张。为此，学生们除了完成每天课业，很长一段时间只参加打篮球、玩双杠等一些单纯的体育活动。当时并不知道学校中的少数党员和反帝大同盟组织仍在开展地下活动。不久，我和同班非常要好的同学陈文堂、王鸿举、巩养之及其他班的冯清贤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可能是他们认为我比较可靠，陈文堂就拿出了党的刊物《战斗》和《红旗》让我看，其中有一篇题为“江浙财阀与蒋介石”的文章，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这以后，当我知道他们都是反帝大同盟的成员时，我也参加了这个党的外围组织。接着，由我串联了十五、十六班的李景温、王涌波、周培尧、张志等几位要好的同学，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暗地里互相传阅库斯聂的《社会发展史》、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王实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谢台臣的《中国历史讲义》以及《哲学入门》、《唯物史观》等书刊。同时，还利用节假日和饭后散步的时间交流读书心得，议论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看法，进而探讨如何走解救国家民族危亡的道路等问题。有时候，为革命工作还临时搞一些募捐活动，但大多不知具体用向。

    1936年初，反动校长郭鸣鹤等一伙在各方面的谴责下被解职，原训育主任王振华接替了大名七师校长职务，晁哲甫和一些革命教师也迅速回到了学校。随着这个革命教育阵地的逐渐恢复，在晁哲甫同志支持下，隐蔽在校的地下党员和反帝大同盟成员的革命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了。我和同班的反帝大同盟成员陈文堂、巩养之，九班的党员学生李万璋（廉之真）等，以组织同学阅读书刊为名，又新发展了一批读书会会员，记得当时有唐世卿（唐醒民）、王绪颜、陈鸿钧、杨培伦等同学，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读书会组织。另外，还协助晁哲甫同志在校内工友中和学校附近农村举办数处民众夜校。夜校校长和教员都由我们的进步学生担任，教材也都由自己选编，当时我在夜校负责讲授“如何写好应用文”和珠算等课程，一方面向工农群众传授文化基础知识，同时还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我在大名七师读书期间还回到南乐县二高担任了两个月的班主任，与原七师毕业的王国华一起，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有不少人参加革命工作后成为党的骨干力量。

    郭献瑞（1913～2012），原名郭珍，1913年生于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夏庄村。7岁开始读私塾。1930年，他考入南乐县县立第四高级小学。1933年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49年7月，郭献瑞当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51年初，调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54年，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调任中国商业部副部长，1979年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2012年病逝于北京。

    由上可以看出，由于斗争环境的艰苦，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许多同志被迫转入了地下，在食不果腹的条件下，依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并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人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但在大名七师的这一段峥嵘岁月，却使他们终生不能忘怀，以至于在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对当时发生的事情和进行的革命工作依然记忆犹新。

    新的开始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一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10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计划成立的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各界群众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之后，天津学生又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人民中间宣传抗日救国。杭州、广州、武汉、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个运动对大名七师学生的影响很大。正如一些学子所说，在大名，大名之大也同样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广大学生感到愤慨，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大名七师的进步学生都抱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志，誓死保卫自己的国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随着郭鸣鹤的去职，大名七师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又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一、抗战前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活动

    1936年底，郭鸣鹤被驱赶走了，王振华、晁哲甫又回到了学校，王振华出任已经改了名称的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的校长，晁哲甫继续担任教务主任一职。从此，这个红色阵地又回到了共产党手中。

    由于郭鸣鹤的残酷破坏，王振华、晁哲甫回校以后，已经看不见几个党员了，这使他们感到悲愤与凄凉。但他们没有放弃对革命事业的追求，坦然面对严酷的现实，重新开始工作起来。其中他们首先解决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恢复了被开除学生的校籍，使得革命力量陡然增长起来。在工作上仍然继续贯彻谢台臣先生提出的“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继承、发扬七师的优良革命传统。这时候，他们根据国家危亡的形势，特别重视抗日教育，多次向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宣传。

    此时，谢台臣先生已经病故，为了纪念他，他们便发动校友在校园里竖立起了一块汉白玉制的谢台臣先生纪念碑，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谢台臣先生的教育思想。

    对于这一阶段大名七师党组织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少，只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回忆。李福祥是这一时期的书记，对于这一段历史，他有过回忆。1936年暑假后，李福祥考入大名七师，被编入第16班，全班同学有40人，高一年级同学有康健生、栗汇川、林晓等。那时，李福祥已入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李福祥来大名七师的时候没带党的组织关系，一个月之后，当时直鲁豫特委张玺同志到了大名，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李福祥任书记，周培尧任组织委员，冯清贤任宣传委员。张玺指示他们说：“这个支部的任务是做好学校党的工作。”当时，他们还知道张玺同志在此之前曾和晁哲甫先生进行过密谈，以后才知道他们这个支部归直鲁豫特委领导，张玺是特委书记。张玺还指示李福祥，一要积极参加学校里的社会活动，与学校领导人进行合作，积极宣传抗日，不能搞闹学潮那一套；二要密切联系同学，交朋友，十分注意发展对象，慎重地扩大党的组织；三要从工作上用各种办法团结同学，传播我党的主张，读进步书籍，在学习与活动中起模范作用。这样，学校党组织又迅速活动起来。

    当时，他们在学校办了墙报，内容是揭露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主张和当时社会各方面的黑暗。鲁迅逝世后，他们都写了纪念文章。学校里还组织了音乐研究会，音乐教师杨大钧住在五女师，教两个学校的音乐课。当时教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桃李劫》中的主题曲毕业歌等。

    与此同时，李福祥等还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根据张玺同志的指示，在15班里，李福祥和冯清贤发现有两个对象，一个叫门九敬，喜欢画漫画，主导思想好，画画得好，相当出色，这位校友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叫贾金桂，解放后在北京市委工作。“七七”事变后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俩都是党员，关系在肥乡，当时彼此间的关系未接上。此外，他们还定下了赵济普、杨可立等十来名发展对象。

    西安事变后，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杀蒋，有的主张放蒋，发生争执。当时学校党组织还没有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也不清楚该怎么办。后来，张玺来了，说明了共产党的主张，才统一了认识，并向同学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张玺还告诉李福祥一些情况：学校里学生的思想不同，主张也不同，让他们注意“托派”活动，孤立那些有不良政治倾向的人。

    这说明，1936年，在王振华、晁哲甫同志回到学校之后，大名七师的党组织又重新建立了起来。他们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工作，发展党员，组织活动逐步恢复起来。

    李福祥（1914～1997），直隶省曲周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8月考入大名七师第16班。解放后曾任郑州地委书记、开封市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委监委会书记、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

    在这一历史时期内考入大名七师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部主任、老校友冯征在《难忘的“七师”》一文中也有记述，他说：“河北省立大名第七师范是我少年时期心目中的灯塔，是我走上革命征途的起点。在‘七师’学习、生活的黄金岁月，使我终生难忘。”

    20世纪20年代末，冯征上小学时就向往着大名七师。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冀南贫苦的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不堪忍受连年的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奋起反抗，连小学校里都出现了“打倒蒋该死，拥护苏维埃”的传单、口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蒋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与教师们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冯征的老师们大都是大名七师毕业的，他们都说大名七师是一所高举“五四”运动旗帜的进步学校。“以作为学”的谢老台（即校长谢台臣）是个了不起的教育家，是教育救国的一面旗帜。一位曾经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师，曾经私下里告诉他，说谢台臣校长和教导主任晁哲甫……都是共产党，比办晓庄师范闻名的陶行知先生还要进步。老师们经常讲，有志于革命救国的青年，最好能去大名七师学习。大名七师又是“官费”，这让一些关心国家大事又上不起中学的学生，自然就把报考大名七师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宿愿。

    1936年8月初，冯征进入大名七师学习，被编入四年级（后期师范一年级）第十六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已故校长谢台臣倡导的“以作为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主张，他们的级主任由教务主任晁哲甫兼任，他回忆说，晁哲甫先生像一位慈爱的老妈妈，对学生亲切诚挚，有什么话都想和他说。校长王振华，高大的个头，戴着近视眼镜，热情洋溢，平易近人，讲话很有鼓动性。由于门牙突出，人们背后亲切地称他为“王大牙”。总务主任、数学教师王显周，他的几何代数讲得深入浅出，粉笔一勾就是一个标准的正圆形，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还回忆说，接近较多的还有语文老师李素若和图书馆长李青阳。李素若是校内外威望很高的一位老师，经常和学生们谈心，经常讲CP、CY、红军和苏维埃的情况，他毫不隐瞒自己的左倾观点。李青阳则常向他们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包括新出版的《光明》、《中流》等进步书刊和被国民党查封的读物，并且建立了读书会。只要是国民党查封的书刊，李青阳总是介绍给他们阅读。还有教他们唱抗日进步歌曲的音乐教师杨大钧……教学不仅在课堂进行，还在校办工厂、农场及校外农村进行，学校还引导他们关心并经常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对他心灵影响最深的是学校中朝气蓬勃的进步空气、民主精神。

    当时，大名七师从校长到广大师生员工，都关心国家大事、世界大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艺书籍蔚然成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张天翼、蒋光慈等人的著作都广为流传。聂耳、吕骥、冼星海的歌曲，非常流行。并经常举行一些辩论活动，人们可以公开争论，各抒己见。

    大名七师有相当充分的舆论园地，各班都办有壁报，学校出版有《大师双周》（铅印刊物）和《大师生活》（壁报），校刊编委由各班报举，半年一次。校刊发动全体同学投稿，内容都能紧紧围绕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时期大家最关心红军长征的信息，壁报上就剪贴、披露了范长江等中外记者在报刊上发表的报道红军长征的通讯，并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在长征中高举红旗跃马奋进的图画。

    1937年7月7日，当他们在收音机前听到了日军袭击宛平县城、侵占卢沟桥的消息后，个个热泪横流，义愤填膺，立即从北关走向大名城里，游行示威，高呼口号，高唱《五月的鲜花》、《迷途的羔羊》、《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等抗日歌曲，并向群众演讲，动员群众抗日救亡，不当亡国奴。

    离开大名七师后，冯征走向了新的征途。

    冯征（1920～2009），直隶省邯郸县百家村人。1936年考入大名七师学习。1938年7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调华北军区，创办《华北解放军报》，任报社社长兼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社长。1978年10月，冯征调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任总参政治部主任。

    二、大名七师党组织与抗日训练班

    “七七”事变后，学校计划办抗日训练班，期限定为一个月，以游击战术、统一战线等为主要学习内容。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是，在原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七师给我的深刻印象》一文中指出：

    大名七师在直南是一所很有影响的红色学校。她为我党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我的家乡南乐县与大名是邻县，很早就渴望能考入大名七师读书。我高小毕业后，因当时大名七师停止招生，即考入南乐县简师，约有半年。

    1934年暑期，北上到保定考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二师南迁河南，我未去，这才考入大名七师，实现了自己的宿愿。当时学校正以高年级学生为主举办抗日训练班，我即参加了当时的训练班。学校校长王振华、教务主任晁哲甫找我谈话，嘱我在校认真学习党的抗日主张，做好参加抗日战争的思想准备。

    从7月到8月，在大名七师学习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因日军向南入侵，学校也南迁，从此我离开家乡参加了抗日战争。虽说我在大名七师学习的时间短暂，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革命火种

    大名七师从1923年创办到1937年因战争南迁并沦亡，前后历时14年。时间虽短，但她在辽阔的直南大地上播下的革命火种，却燃遍了直南大地的广袤原野和村镇城乡，照亮了直南革命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大名七师点燃的革命烽火

    直南党组织的创建，从区域上讲，大体上有四条主线，即大名、磁县、邢台、隆平。但在直南革命的过程中，大名七师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尤大。

    （一）大名七师党组织

    部分学生党员及其活动大名七师党组织诞生于1926年。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她就承担起了直南革命的重任，起到了直南革命一个策源地的作用。从农村到厂矿，从地上到地下，从省内到省外，在长达几十余年的时间里，大名七师的学生党员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推动了直南革命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这里，兹列举几人：

    1.王从吾及其主要活动

    王从吾（1910～2001），直隶省内黄县（今属河南省）人，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本村党支部书记。1929年入大名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30年初至1933年任中共濮阳县委书记、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1932年组织领导大名、濮阳、滑县、道口等地10万盐民斗争，曾任两河盐民联合会主席。1933年4月起任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冬，领导濮阳、滑县农民抗水灾斗争，并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濮阳、内黄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兼任当地抗日武装第四支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

    1938年6月，王从吾任中共直南特委书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秋，王从吾帮助鲁西南地方武装王道平部改编为八路军115师陇海支队。1939年2月，王从吾任中共冀南区党委委员、民运部部长，冀南区党委代表兼豫北地委书记。1939年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并参加整风运动。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八路军冀鲁豫第二支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至1945年，王从吾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组教科科长。1945年6月，在党的七大上，王从吾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王从吾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1946年冬，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领导冀南军民支援主力部队作战。1948年，王从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1948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1949年7月至1954年8月，王从吾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副书记，其间兼任华北局组织部部长。

    1949年11月至1955年3月，王从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副书记。1950年3月至1952年3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3年1月至1954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54年7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地区工作部副部长。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5年1月、1978年3月相继当选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5年4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王从吾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1年2月至1963年1月，王从吾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至1978年受迫害，被关押。1978年12月至1982年9月，王从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9月至1985年9月，王从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书记。1983年10月至1987年夏，王从吾任中共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1987年11月，王从吾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王从吾同志专程回到了大名七师，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后，又一次站在了谢台臣先生的纪念碑下，仿佛又在聆听老师的教诲……

    2.铁瑛及其主要活动

    铁瑛（1916～2009），原名任鸿让，直隶省南乐县（今河南省）人。少时生活困窘，家道清寒，兄妹四人仅他一人就学。他不辞辛苦，百学不倦，高小毕业时，在全县会考中获第一名。

    1934年，铁瑛到保定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习。在这里，他阅读进步书刊，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尤其是对鲁迅的杂文、小说，更是爱不释手，推崇备至。他经常参加学校的爱国活动，伟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就有铁瑛战斗的身影。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铁瑛又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就读。在这里，他进行了两三个月的学习，对游击战术和统一战线等内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卢沟桥事变后，铁瑛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战场。

    1937年12月，铁瑛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铁瑛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亲自聆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讲话，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信念。毕业后，到山东纵队二旅五团任组织股长兼总支书记，1943年，又被任命为临沭县独立营政委兼县委书记，他率领部队风餐露宿，与敌周旋，消灭了日伪有生力量，解除了对根据地的封锁。他善于依靠发挥地方党组织的作用，把党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与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联的关系，后部队扩大为滨海独立团，铁瑛兼任政治委员，他为临沭人民的抗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铁瑛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任华东军区特务一团政委。

    1946年11月，为配合莱芜战役，全歼北线敌人，他率部在临沂一线阻击南线进攻之敌，战斗非常艰苦，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绝不退缩，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受到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的电话表扬。后又率团参加了解放诸城、攻打潍坊的战役。

    1949年，铁瑛出任华东警卫旅政委，负责保卫华东局、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横渡长江，顺利完成了任务。上海解放后，铁瑛调任上海公安总队副政委、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公安总队政委，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舟嵊要塞区副政委、政委，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在长达十几年的守岛、建岛工作中，他以岛为家，长年驻守，他深入基层，蹲点调查，了解部队思想和国防建设的情况。

    十年“文革”中，铁瑛深受迫害，在逆境中，同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称赞。1972年4月，铁瑛出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大打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的翻身仗，使全省经济形势有了初步好转。1974年，王洪文插手浙江，铁瑛被夺权。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铁瑛出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工作，使浙江省的国民经济迅猛增长，居全国前列。1983年，铁瑛主动要求退居二线，任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5年，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又恳请辞去中央委员职务。

    铁瑛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

    3.平杰三及其主要活动

    平杰三（1906～2001），原名平俊义，字杰三，直隶省濮阳县井店镇（今属河南省内黄县）人。7岁入学，后到濮阳县城高小读书。他聪颖好学，月、期考门门名列第一。高小毕业后，1923年春，他先到大名一家教会中学读书，同年夏，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为第一班（后改为第二班）学生。由于受谢台臣教育思想和进步同学影响，平杰三认真学习《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触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深受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帝反封建思想教育。

    当时，大名七师是直南一所进步的学校，学生自治会领导下的各项课外团体活动非常活跃，他在校当过音乐、图画研究会会长、体育部部长、读书会会长、小卖部主任，也管过伙食，由此使他学会了怎样发起一个团体又怎样开展工作，初步锻炼了他的组织工作能力。

    1925年，他积极参加抵制日货活动，并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认识有了新的提升。1927年5月，因时局变化，学校提前放假。放假前，他由大名中共党的负责人李素若等介绍加入国民党，同时被指派回濮阳，组建国民党井店区分部，宣传、组织农民，做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大名七师同学、共产党员刘大风、赵纪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井店党支部建立，他任支部书记。

    1928年春，为了使土豪劣绅企图组织右派国民党的阴谋破产，支援共产党在农村的发展，平杰三由井店到濮阳县城，参加了筹备国民党县党部工作，并创办军政干部训练班，他任濮阳县民团、公安局政治部主任。次年春，濮阳县党部因掩护共产党被捕的同志，被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查封，平杰三又回到大名七师复学，其间，他在社会上活动了两年多。1929年暑期大名七师毕业后，他返回濮阳县任城高教务主任兼濮阳中学美术教员，大力向学生传播革命思想，支持学生运动，为当局所不容。1930年被迫离开濮阳。当年夏，平杰三到北平先后任黄村党支部书记、长辛店特派员，为开辟黄村一带党群组织和恢复长辛店赤色工会组织，做了许多重要工作。1931年1月，出席中共北平市委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市委委员。4月，调到唐山任河北省委、全国铁总特派员，负责恢复党群组织。同年7月回北平汇报工作，由中共河北省委决定留任中共北平市党代表，负责恢复北平市党团工作。11月12日，因叛徒告密，北平市和河北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和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河北省团委书记王德、北平市团代表王秋亭一同被捕，被判有期徒刑3年，关押在北平市第一模范监狱。1934年春刑满释放回到家乡，不久即到清丰简师任教育长，在校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为革命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直南党的领导下，先后担任直南抗日救国十人团总团长、濮滑内中心县委书记兼民军第八大队大队长，为这一带党组织的恢复、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创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1938年秋，平杰三被调冀南总战委会，任党团书记，从事群众工作。

    1939年秋被选为冀南行政区参议会副议长，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民主建设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1年5月，平杰三调太行从事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的筹备工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他任秘书主任、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45年冬，又调晋冀鲁豫中央局任行政处长、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48年夏，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他仍任副秘书长、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平杰三主要是从事机关建设、后勤供应、党员教育、支援战争等方面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局委员、秘书长兼统战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华北局撤销，他调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此间，他还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常委、第四届秘书长、第五届常委，还当选为“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平杰三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期间，为执行、贯彻党的统战方针政策，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十年动乱期间，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遭到不应有的对待，七年被监护审查，三年流放外地，到1977年底才回到北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恢复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平杰三积极落实各项统战政策，开展海外统战工作，为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尽心尽力。1985年改为正部级顾问，1989年离休。

    平杰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他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数次出国外访。1953年，他参加赴朝慰问团，任总团副团长兼第六分团团长，代表华北人民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1959年，平杰三参加党政干部休假团赴苏休养和参观，遍游苏联各地。1981年，平杰三参加全国政协访美代表团，为副团长。1985年，平杰三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港澳访问团，为副团长。每次外访都交识了不少新朋友。在他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几乎都是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平杰三同志在世时，曾多次接待直南党史和《大名七师校史》编写组的同志，笔者曾多次聆听平杰三同志对直南党史和大名七师校史的回忆，今天想起来，平杰三同志的音容笑貌，仿佛昨日……

    4.王维纲及其主要活动

    王维纲在大名七师的历史上是一位传奇人物，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述说着他的许多故事。谁也没有想到，在即将临刑之前，他能成功越狱，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这是大名七师一个斗士的历史，今天想起来，依然令人肃然起敬。

    王维纲（1903～1984），直隶省磁县王庄村人。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为第一班学生。在校期间，他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阅读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忱，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磁县一带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他先后担任支部书记、区委书记、磁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职务。

    1932年5月，王维纲组织和领导彭城镇小车社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压榨和剥削，掀起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彭城镇以盛产陶瓷而闻名于全国，瓷货远销京津。因交通不便，瓷业资本家雇用附近农民推车运货。资方巧立名目残酷盘剥工人，几千名推车工人终日劳作但不得温饱，常有人饿死在半路上。王维纲目睹这一切，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决定亲自去领导组织工人罢工。

    为激发小车社工人的斗争觉悟，王维纲脱下教书先生的长衫，头带旧草帽，身着粗布衣，走村串户，深入到工人群众中，与工人同吃同住，谈心交朋友，宣传革命道理，鼓动工人团结起来，举行罢工斗争，并帮助工人制定《罢工宣言》、《斗争纲领》，还提出了“组织工会、小车社，取消种种克扣、补偿工人工资”等条件。因此，瓷货停送，积压如山，对资本家震动很大。为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5月3日，数千名罢工工人在彭城镇附近竹林寺召开大会。王维纲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号召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最后胜利。会后，王维纲带领游行队伍进入彭城镇。面对荷枪实弹的民团武装，王维纲光着膀子，走在一队伍前头。他高喊；“乡亲们，跟我来！”队伍几次冲破封锁线。资方见群情激愤，十分恐慌，遂答应与工人和谈。资方借谈判之机，暗中逮捕了王维纲和他二哥。王维纲以小便为由，摆脱了看守，又回到了工人中间。罢工坚持了四个月，资方全部答应了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彻底胜利。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磁县农村短工工会和煤矿工人的斗争，对直南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1932年8月，顺直省委决定在小车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组织武装暴动，成立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王维纲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直南游击支队长。10月，王维纲被指令为暴动总指挥，积极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暴动开始，先后突破岳城、马头、林坦、半坡等民团局子，缴获敌人枪支，然后进占彭城又收缴了五六十支枪。因其他几路队伍未能按时到指定地点汇合，致使暴动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王维纲决定上山打游击。当队伍行进到白龙庙一带，遭到数十倍民团武装的包围。虽进行了顽强的激战，但因力量悬殊，王维纲等18名同志当场被捕，革命力量遭受了极大损失。

    王维纲被押解到磁县看守所进行审讯。敌人妄图通过他的口供破获直南地区党组织，开始劝降，被王维纲义正严词地顶了回去，尔后严刑拷打，得到的也仅有一句话“我不知道”！敌人用尽了各种手段也无济于事，决定按政治犯论处。1933年10月，王维纲等人被押解到北平看守所，按重刑犯看管。1934年1月，河北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把他判处死刑，为延缓时间，他写了上诉状。王维纲得到难友们的信赖和拥戴，曾三次进行绝食斗争，最长的一次达七八天。他们的斗争得到北平地下党的支持，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敌人。狱方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作出让步。1935年2、3月，王维纲在狱中组建了临时党支部，任书记，学习革命理论，发展党员，连续四年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国民党几级法院都判处王维纲死刑，他一再上诉，以赢得越狱时间。他以共产党员特有的远见卓识，看到了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决心活着出去。王维纲进行了准备，观察了地形，时刻找着适当的越狱时机。1936年7月，南京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最终判王维纲死刑。执行的前一天，在难友的帮助下换下囚服，攀上三楼平台，跳楼越狱。国民党报曾用特大标题报导了这个罕见事件，并向全国下达了通缉令，悬赏捉拿王维纲，最终一无所获。

    1937年5月，王维纲与磁县党组织接上关系，“七七”事变后赴中央党校学习，年底回直南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王维纲组建了八路军先遣队，任政治委员。5月，参加了粉碎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的战役战斗，6月，又打退了日军对彭城镇的两次进攻，先后组建了滏南、滏北、正义等游击队。年底任八路军独立三大队队长。对创建冀豫边根据地，保卫政权，培养革命干部有着独特的建树和卓越的贡献。1939年后，王维纲率部与谢家庆特总合并，转战冀南一带，收复林县、安阳后，先后任太行四地委、五地委书记。

    1943年，王维纲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历任中共太行区党委副书记、太行军区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第二野战军第十军政委、川南军区政委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维纲先后历任中共川南自贡市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三书记兼重庆工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司法部副部长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八大代表。1959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十年动乱期间，王维纲与“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长期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工作，坚持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拨乱反正，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5.刘汉生及其主要活动

    刘汉生，1910年生人，原名刘饮沛，直隶省濮阳县千口村（今河南省内黄县）人。幼读私塾，勤奋好学，后随父到井店镇上学。1925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1926年，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刘汉生在学校党组织负责人赵纪彬的影响下，对进步书籍爱不释手，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升。1926年寒假期间，刘汉生在本村深入群众开展工作，找贫农谈话，启迪他们的阶级觉悟，宣传革命真理。同时，他还深入到红枪会中，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斗争。

    1927年，经同学赵纪彬、李大山介绍，刘汉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秋后，他创办了农民夜校，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并建立了千口村党支部，任党支部主要负责人。

    1929年春，为了庆贺清算土豪蔡鸿宾斗争的胜利，扩大革命政治影响，在温邢固召开了农民协会大会。由于叛徒出卖，被地主武装包围，刘汉生等四人当场被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始得保释。1929年9月间，刘汉生第二次考入大名七师读书，任班党支部书记。1930年初，在北方局巡视员张含辉的指示下，刘汉生和地方党负责人王从吾等同志一道发起了“温邢固事件”一周年纪念大会，民心大振，为以后开展农民运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30年春，刘汉生奉调邢台中心县委，分管团的工作。5月间，邢台中心县委被破坏，刘汉生侥幸脱险。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他调任大名中心县委书记。约8、9月间，调天津市委工作，任天津市委胶码动委员会书记。由于李立三路线影响，左倾盲动，刘汉生身份暴露，不久被捕，押往天津第三监狱，直到1931年刑满出狱。出狱后，经河北省委决定，刘汉生任天津市委书记，同年11月调任河北省委（当时在北平）秘书长。1932年，“左”倾盲动的阴云仍没有消失。在直南，由于大名七师学校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反对“左”倾做法，被错误地开除党籍。对此，刘汉生在省委发出了强烈呼吁，表示不同意，结果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打击，被撤职下放到开滦煤矿劳动。

    1933年，河北省委派刘汉生到抗日同盟军活动，由军委前线委员会书记柯庆施派往同盟军第二师任党的特派员。同盟军失败后，刘汉生回到北平，寻找党的组织。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宪兵第三团逮捕，押往南京军人监狱，被判重刑。这是刘汉生的第三次被逮捕。在狱中，刘汉生英勇不屈，坚持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定，刘汉生被释放出狱，当即与直南党的负责人刘大风取得了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年底，刘汉生出任直南特委宣传部长，兼地方武装第四支队政治主任。1938年6月，又调任青年纵队政治部副主任。8月，为了肃清安阳一带土匪，在八路军总部指挥下，发动了漳南战役。战斗中，匪部投降受编。根据战役指挥部的命令，刘汉生带领一批干部对这批武装进行改造，出任该部政委兼汤阴县长。以后，以这个武装为基础，经过改造重新组成直南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刘汉生任政委。1941年，冀鲁豫与鲁西地区合并后，他又调任区党委委员兼冀鲁豫行署公安总局局长。

    1944年，刘汉生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后，中央组织部委派他带干部到东北开辟工作，后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刘汉生为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铁道兵政治部主任。20世纪50年代初，调任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秘书长。1953年任唐山市委第一书记。1958年，唐山市委、地委、秦皇岛市合为唐山地区，刘汉生任第一书记兼唐、秦警备区第一政委。1959年任中央地质部副部长。在大跃进运动中，刘汉生坚决反对“五风”，抵制大炼钢铁等“左”的政策和作法，因而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和打击，受到党内撤职处分。1962年中央扩大会议后才得以平反。

    “文革”中，刘汉生深受迫害，被地质部造反派批斗、关押、监督劳动近11年，直到1978年平反。尔后，调任电力部副部长。刘汉生是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刘汉生是大名七师校友中目前还健在的几个人之一。为了大名七师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刘汉生同志虽已高达百岁有余的年龄，但依然在为母校的建设工作做着自己的努力，一如既往地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自己晚年的光和热……

    6.刘大风及其主要活动

    刘大风（1906～1986），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佛善村人。祖父刘清心是晚清秀才，刘大风六岁随祖父进私塾，14岁入本县官庄私立高小读书。1923年，刘大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第二班读书。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名七师是直隶省内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谢台臣校长积极倡导“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贯彻“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直南一带影响很大。入校后，刘大风勤奋学习，接受新事物很快，深为师长和同学们所称赞。他在校内与同学共同编辑刊物《曙光》，宣传新文化，与旧文化、旧学派进行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震动全国各地，他参加领导了大名七师、大名十一中、五女师等校的反帝爱国活动。他们组织学生罢课，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并联合商会在大名县城关帝庙召开市民大会。会后，又和其他同学发起了抵制日货的活动。为表达投身革命洪流的决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借刘邦《大风歌》中“大风起兮云飞扬”一句自勉，并将名字刘介风改为刘大风。

    1926年8月，共产党员冯品毅同志来大名七师任教。冯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共主张，介绍北伐战争的大好形势，这使刘大风深受教育，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升。10月，冯品毅将要离开大名七师，刘大风便积极主动地提出入党要求，经冯介绍，他和赵纪彬、李大山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吸收成润、吴益普为中共党员，成立了党、团两个特别支部，刘大风任党支部书记。这是大名一带最早的党组织，在整个直南、豫北地区也是建党较早的地方。

    中共大名七师特支成立后，刘大风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并以扩大“读书会”为名，团结更多的同学参加革命活动。1927年初，党支部又发展了十几位同学入党。不久，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也加入了党组织。这就使大名七师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学校，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

    1927年初，寒假期间，刘大风在家乡深入茅棚草舍，同贫雇农促膝谈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发展刘峰等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南乐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佛善村支部。学校开学后，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赴北京，同中共北方区委取得了联系。1927年1月，中共北方区批准刘大风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这里，他不仅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农民运动的经验，而且还学到一些军事知识，特别是聆听了毛泽东讲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他对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毕业后，顺直省委任命他为特派员，负责指导大名以南各县的工作。10月，在他的主持下，中共大名县委成立。在他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期间，蔡和森同志曾对他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评价。

    1929年4月以后，刘大风先后担任邢台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书记，直南特委组织部长兼磁县县委书记，参与领导了直南党的工作，对整个直南地区党的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七七”事变后，他又担任临时直南特委书记，在大名沦陷前后动乱的日子里，奔赴南乐、清丰、濮阳、大名从事党的恢复和整顿工作，不仅使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整顿，而且又有了很大发展。刘大风还集中力量建立了在我党领导下的直南第一支革命武装——第四支队，初步开创了直南豫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1937年10月，第四支队在清丰古城集合时只有60余人，不久，逐渐扩大，发展到千余人，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清、南、大、濮、内、滑各县境内，打击日伪，保卫群众利益，开展了卫河两岸的平原游击战争。

    刘大风敢于坚持原则，抵制和反对左的方针、政策，因此受到错误的处理和打击。但他仍安心工作，毫无怨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党性，“安明”这一名字，就是这一时期起的，意在：“安心工作，久而自明”。1941年底，担任太行五分区武委会主任，在日寇多次“扫荡”的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为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45年10月，八路军发起了邯郸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他负责五分区的战地后勤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受到上级的表扬。1947年，他率领地方干部百余人，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麻西工委书记、三分区专员、豫皖苏七地委副书记等职，在开辟新区工作、保障前线供应方面，均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大风历任河南省军区人武处处长、中南军区人武处处长、中共广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省纪委顾问、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对各种不正之风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十年动乱中，刘大风身心备受摧残，但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革命信念。

    刘大风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从事革命活动，对直南党的创建有着重大贡献。1983年10月，刘大风参加了大名七师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1986年1月，刘大风不幸去世，终年80岁。

    7.郭献瑞及其主要活动

    1933年春，郭献瑞考入了素有“地下党校”之称的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在学校，他秘密组织了读书会，有目的地阅读了谢台臣的《中国通史讲义》、《哲学入门》、王实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库斯聂的《社会发展史》，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唯物史观》，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革命理论书籍。1935年，在晁哲甫同志倡导下又开始在学校工友中和校外开办夜校，传播革命思想。1936年加入“反帝大同盟”。郭献瑞毕业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立即参加了南乐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亲自指挥修整交通道路和向前线运送给养的支前工作，同时举办全县村、乡干部抗日训练班。7月底，在南乐县以郭献瑞为团长建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以此为骨干，他们发展秘密武装小组，建立河北民军四支队，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同年8月，郭献瑞被直南特委任命为南乐县工委书记。1938年初，他和晁哲甫、朱之纯、安法乾组建清南大东边区中心县委后，仍负责南乐县东、大名河东以及莘县朝城地区的工作。5月，我军收复南乐县城后，郭献瑞被选为救国会主任兼乡村党部训练学校校长。在南乐城内、韩张、元村举办了四五期基层干部训练班，从中发展近百名党员和民先队员。9月底，他调任广平县长兼县大队队长，此间建立并扩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以“麻雀战”打击日军。他作战英勇，果敢机智，战术灵活，被老百姓赞誉为真正打日本的八路县长，并被冀南主任公署通令嘉奖。

    1939年9月，郭献瑞调到冀南行署工作，先后担任冀南水利局委员会副主任、生产建设总局局长、工商管理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银行行长、贸易公司经理、财经干部学校校长等职务。在兴修水利、救灾、管理市场、集市贸易、打击伪钞等工作中有力地同敌人进行经济斗争，保护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同时，他开创了解放区的烧酒专营生产，受到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表彰。

    1949年7月，郭献瑞当选为河北省政府委员、省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1951年初，调任华北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党组书记。他首先抓好培训工作，成立了华北合作干部学校（现北京工商大学前身），对干部进行普遍轮训；棉、粮、油的计划收购，也是华北合作社系统率先进行的。

    1954年，调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调任中国商业部副部长，为贯彻中央精神，他认真总结多年工作经验，撰写了《结合合同》一书，推广农产品产、购、销三结合的作法。1960年10月，党中央任命郭献瑞为中共华北局委员兼华北局财办主任。整社四清时，他以中共华北局委员和邯郸地委常委的身份，在中共永年县搞了一年四清，一年复查工作，复查时兼任永年县委第一书记。

    1969年下半年，郭献瑞调北京市工作，他经常参加劳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1972年他当选为市委委员，调到市财贸组，帮助军代表重点抓蔬菜的生产和市场的安排。1977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当选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财贸部部长。1978年郭献瑞到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担任第9支部书记。1979年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继续狠抓蔬菜等副食品生产及生产基地的建设，在市内街道上有计划地抓了“三站、两代、一所”的建设和强化工作。为保证人民日常生活，繁荣经济，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夏，郭献瑞辞去北京市副市长职务。在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1984年6月，北京市老龄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他虽年事已高，但为了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社会各个方面仍做着不懈的努力，继续为党作着贡献。他非常热爱书法艺术，以此抒发对党的热爱，讴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改革的巨大成就，被誉为有名望的书法家，在“老有所为”上继续作出新贡献。

    8.侯振亚及其主要活动

    侯振亚（1912～1974），直隶省沙河县北俎村人。1925年，侯振亚小学毕业，因冀南处于军阀混战，许多学校关闭。13岁的侯振亚，爬山涉水徒步500余里，考入山西省平定县教会办的晋友中学。每逢假期留校做工，以资补自己的生活。

    目睹现实，侯振亚产生了忧国忧民的思想。192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大名七师。他在这里接触了进步人士，阅读了革命书刊，开始了对革命的追求。这年秋，侯振亚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尔后，接受党团组织安排，到家乡支持父亲成立农民协会。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间，在大名七师积极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和“驱张挽谢”的斗争。入党不久，振亚就先后担任中共大名七师党支部宣传委员和大名县委秘书等职务。1931年暑假，受直南特委派遣，回沙河建立中共沙河县委，他任书记。在他领导下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就在事变两周年那天，由于叛徒告密，侯振亚被捕，当即押往顺德府监狱。他受尽酷刑没泄露半点秘密，后作为政治犯押送北平草岚子监狱。这里关押着我党一大批要员，侯振亚走进新的集体，感到温暖。他积极参加了狱中党支部的学习委员会，学习了在外面难以学到的马列著作。草岚子监狱每六个月对政治犯“审查”一次，三审不省者枪毙。而侯振亚和难友们宁可坐穿牢底，也决不屈膝投降。1936年夏，日本侵略者铁蹄踏进华北，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狱中这一大批党的骨干出狱，这样，他才和其他难友集体出狱。

    1936年12月，侯振亚到太原正式参加了“牺盟会”，并担任总会宣传委员会委员。1937年9月，侯振亚被派往晋东南沁县牺盟会中心区开辟工作。不久，晋冀豫区党委成立，又派侯振亚担任中共辽县县委书记，为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侯振亚针对阎锡山害怕组织民众是空子，共产党组织民众是乱子的矛盾心理，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并写了不少文章，对发动群众坚持抗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9年夏，在沁源反扫荡中，身为第二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兼上党银行副经理的侯振亚，身背银行基金，在山上与敌人周旋，宁可把毛衣扔掉减轻负担，也没舍得将银行基金转移他处。1941年，侯振亚先后任沁源县委副书记、书记。1942年10月至1945年4月，他带领军民对敌作战2730次，歼日伪军4200多人。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曾称赞沁源县是敌后抗战中的典型。

    1947年，侯振亚调到中共太岳区党委工作，任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部科长。1949年8月，南下福建，先后担任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副部长兼人事厅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当康生抛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后，侯振亚成了福建省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之一。他自己受尽折磨，子女也受到株连。侯振亚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对党依然一往深情，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侯振亚经过七八年的无数次被毒打、秘密审讯、关押、流放、劳改，使他在精神上、肉体上、生活上受到严重折磨和摧残，1974年8月22日，侯振亚含冤去世，终年62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六十一人”冤案终于得到平反，侯振亚的沉冤也得到了昭雪。

    侯振亚没有等到大名七师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的那一天，这里，我们遥寄蓝天白云，请带去大名师范后来人的思念！

    9.刘亚南及其主要活动

    刘亚南（1917～2012），直隶省大名县南司家庄村人。幼年在本村小学读书，后在大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32年夏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七七”事变发生后，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夏，刘亚南进入大名县抗日政府民训科工作，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主编油印《新长城》抗日小报。是年冬，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民训科被解散，大部分同志到大名县边区台头村组成大名县第一行署，解蕴山同志任行署主任，刘亚南被派到当地武装薛先民团搞联络，争取工作。

    1939年秋，国民党反动势力操纵地方武装头子刘玉庆，阴谋杀害行署的全部同志，因行署主任解蕴山和几位同志事先离开行署机关，才幸免于难，行署被迫解散。行署解散后，刘亚南和多数同志到了第四区抗日游击大队工作，大队长是地下共产党员李大磊。8月，在该大队驻地沙疙瘩村，由解蕴山、冯洋舟两同志介绍刘亚南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刘亚南被调到河北省冀南区抗日第三专署干部学校工作。1940年春，刘亚南调专署文教科任科员。5月，调专署抗日冀鲁中学任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副训导主任，带领学生边学习、边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挖路支援抗战部队的工作。1942年夏，日寇进行残酷的扫荡，学校被迫解散后，刘亚南调到中共冀南三地委党训班工作。8月，调中共冀南一地委会任机要秘书、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1944年秋一地委撤销后，去冀鲁豫平原分局党校整风学习。

    1945年秋，整风学习结束后，刘亚南调中共冀南三地委党校任副校长，培训农村基层干部。1946年秋至1947年春，带领由党校学员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去魏县东南与国民党占领区接壤的边区进行土改反霸，与国民党还乡团进行顽强的斗争。1947年春，调中共魏县县委会任宣传部长，继续搞土改反霸和组织青壮年参加解放军及支前工作。1947年冬参加太行山冶陶和中共冀南三地委土改整党。1948年春土改整党结束后，调中共永年县委员会任宣传部长，贯彻土地法大纲，进行土改复查和发展农业生产。

    1949年春节后，刘亚南参加南下干部团到冀南威县集中训练。4月4日，从威县出发南下，中途在河南省开封城南进行休整。8月，到达湖南省益阳，当即去汉寿县接管国民党政权，任汉寿县人民政府县长，搞借粮、剿匪工作。1950年8月，调湘乡县任县长，后任县委书记，搞镇反、土改和发展农业生产工作。1952年秋，调宁乡县任县委书记，搞查田定产和农业生产。1953年春，调湖南省财委任工交办公室主任。1954年春调省委组织部任财经干部处处长。1954年底，调任中共黔阳地委副书记管农业，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大生产和农村“四清”运动。1965年夏，调省委办公厅任副秘书长。1969年底，调中共益阳地区任革委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地委书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抓农业生产和植树造林、绿化荒山。

    1977年夏，刘亚南调湖南省农村工作办公室任副主任、省文教办主任，11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11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83年11月，省人民政府顾问、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曾被选为省委委员、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10.李亚光及其主要活动李亚光（1908～1971），直隶省巨鹿县塔寺口村人。幼读私塾，1925年高小毕业后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李亚光在校进步很快，特别是听了冯品毅的演讲，认识到军阀不是好东西，要为社会服务必须依靠群众，随之参加了冯品毅先生领导的“学生自治会”、“读书会”。1927年4月，李亚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因大名爆发红枪会运动，学校停课回到家乡。

    因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他以个人名义参加巨鹿国民党县党部工作，以此为掩护搞中共地下党的活动。1929年大名七师开学，他又回到学校，在校内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以学生自治会平校部部长的身份创办大名七师《伙计报》（职工报），1930年担任党的组织工作。同年，直南特委派他到大名县委，先后任委员、书记，大名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任组织部长。1932年调巨鹿开辟工作，后任南和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4年调任磁县中心县委书记，1936年在裴村组织群众武装分粮斗争中，因地主狗腿子告密而被捕，押送保定第四监狱。1937年被营救出狱，先后在冀南二地委、一地委、区党委任书记等职。1945年调中央党校任部主任，1946年调辽宁历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亚光任本溪市委书记。1952年，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业局副局长；1954年，任国家建设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人事局长等职；1958年任中共安徽省监委副书记；1959年任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1963年任河北师范大学校长、书记；1971年8月病逝。

    11.林晓及其主要活动林晓，1920年出生，直隶省魏县崔也冲村人。少年时期在本村小学读书，这所学校的教师中有不少是中共党员，林晓在这里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思想熏陶，经葛英梅老师介绍，参加了秘密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开始了革命历程的第一步。

    1932年，林晓以优异成绩考入河北省第七师范学校。当时学校师生思想活跃，林晓参加了进步组织“读书会”，通过阅读进步书籍和刊物，加深了对革命道理的理解，逐渐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参加了学校党组织发起的驱逐反动校长郭鸣鹤的学潮。

    1937年，日军入侵华北，学校南迁。林晓受晁哲甫先生的委派，与李化民、申宝等人一起，回到魏县家乡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活动。1938年5月，林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党组织委派，林晓到国民党陈明韶部九团做政治工作，宣传抗日主张，发展党的组织。后陈变节反共，林晓接受党的指示，离开陈部到大名二区大队任指导员。1939年6月到1945年秋，林晓先后任冀南区党委秘书处干事、区党委代理秘书长、漳河县委组织部部长、冀南一地委组织科科长、魏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安阳县工委书记。由于形势恶化，当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林晓依靠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不断扩大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林晓先后担任安阳县委书记、内黄县委副书记，他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会，减租减息，除奸反霸。1947年秋，林晓奉调南下，于同年年底进入邓县，担任了中共邓县县委第一任书记。通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剿匪反霸，迅速打开了局面，建立了游击区，有力地配合了解放邓县和南阳的战役。

    1951年后，林晓先后担任中共南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南阳专署专员、地委第二书记。1956年2月，任南阳地委第一书记，直至“文化大革命”

    开始。林晓在南阳主持工作期间，正值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全区认真贯彻党的“八大”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但在“浮夸风”、“共产风”等“左”倾冒进思潮的泛滥下，南阳地区的经济也一度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林晓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如实向上级反映南阳的困难，争取省里给南阳调拨了两千万斤粮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阳的灾害，减轻了群众的痛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被当作南阳地区的头号“走资派”受到冲击，1968年秋被关进监狱，1969年又被下放到邓县黄牛研究所农场。1972年元月后，林晓被分配到河南省医学院，先后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组长，实际是“靠边站”。

    1977年底，林晓调任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当时安阳派性斗争严重，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林晓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处理了个别问题严重的帮派人物，妥善解决各种矛盾，使安阳地区的形势基本稳定下来。1980年秋，林晓任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1983年后任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查处了一批重要案件。

    1985年5月，林晓当选为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2年12月至1993年4月，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代主任。在此期间，林晓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推动省人大及省委常委会的各项工作，依法行使人大职权，为促进全省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制订地方性法规和开展依法治理、执法检查、民主评议三项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针对农村工作的实际，向省党政领导及时反映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12.栗汇川及其主要活动栗汇川，1915年生，直隶省广平县杜村人。1933年毕业于河北省立第十一中学，同年考入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1937年毕业。同年8月，由曹海波同志介绍，在广平城内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6月，经广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肖一舟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间，栗汇川同志任职于广平县简易师范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肥乡县地下党员曹海波到广平县简易师范学校进行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栗汇川同志和广平县简易师范学校校长张文炳发起组织了广平县抗日牺牲救国会，张文炳同志任主任。10月间，日寇侵占了广平县城。由于此时张文炳同志已去河南，栗汇川同志接任广平县抗日牺牲救国会主任一职，领导广平县的革命斗争。同时，栗汇川与大名县的解蕴山、李大磊、王纪明，馆陶县的梁逸民等同志组织了大（名）馆（陶）广（平）抗日救国会，并与敬濡之、栗滨塘同志组织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春节后，栗汇川和王纪明同志持肥乡县委书记门九敬同志的介绍信，到南宫城内，向冀鲁豫省委书记陈箐玉（以后改称李箐玉）、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宋任穷同志汇报了广平、大名一带的政治情况以及他们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

    1938年5月29日（旧历五月初一），栗汇川等同志在南寺郎固召开了广平县抗日活动分子大会。会议尚未开始，上级通知栗汇川同志马上到永年县城开会。会议决定，旧历五月初五（1938年6月2日）解放广平县城。广平式成立，栗汇川同志任县委书记兼战委会主任。9月底，栗汇川和肖一舟出席了冀鲁豫省委在南宫召开的联席会议。会后，肖一舟同志根据组织安排，出任冀南区四专署专员，广平县长一职由郭献瑞同志接任。

    1938年12月3日（旧历十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次占领了广平县城。栗汇川率领县委的同志转移到农村开展工作，发动群众，进而包围城市。

    1939年夏秋之交，日寇调动了大名、成安、邯郸、肥乡、广平的敌伪军，对广平县城东一带“扫荡”，栗汇川的家中什物被抢掠一空，房屋被放火焚烧，衣物不存。仅在杜村一个村庄，日寇就焚烧房屋数十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扫荡”结束后，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齐琏同志代表地委、分区和专员公署到杜村看望大家，鼓励大家一定要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这时，上级决定调郭献瑞同志到冀南行署工作，广平县长一职由栗汇川同志兼任。这样，栗汇川一人就兼任了县委书记、县长、战委会主任三个主要职务，工作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不久，上级任命386旅民运科长王玉修为广平县长。

    1940年后，栗汇川同志先后担任冀南区三专署秘书主任、元城县抗日政府县长、一专署民政教育科长等职务。1943年后，长期在冀南区党委工作。1949年2月至8月，栗汇川同志在组织安排下南下，任南下行署公安局副局长；1949年8月至10月，栗汇川同志任中共常德地区委员会委员兼津市市委书记、市长；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常德地区华容县县委书记；1950年3月至1952年6月，任湖南省永顺地委常委、组织部长兼专署公安处处长；1952年6月至1953年4月，任湖南省湘西苗族自治区区委副书记；1953年4月至12月，任湖南省民政厅副厅长；1953年12月至1954年6月，任湖南省卫生厅副厅长；1954年6月至1961年10月，任株洲硬质合金厂党委书记；1961年至1972年8月，任湖南省卫生厅厅长、党组书记；1972年8月至1973年12月，任冶金工业部长沙冶金工业学校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4年1月至1982年2月，任冶金工业部长沙勘察公司党委常委、副经理。1982年2月，任湖南省冶金厅正厅级顾问。1983年离休。

    13.张力更及其主要活动张力更（1914～2011），直隶省曲周县人。早年毕业于曲周县乡村师范学校。由于早知道大名七师是一所革命的好学校，他很想到这所学校就读。1931年9月，张力更终于如愿以偿，成了大名七师的一名学生。

    在学校的第一年中，张力更受到了校长谢台臣、教务主任晁哲甫、训育主任王振华还有进步教师张衡宇、张苏的教育，听了他们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外，他还读了《国家与革命》、《莫斯科印象记》、《苏联视察记》以及介绍江西红军斗争情况的《红旗》刊物，受到了深刻的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对当时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愤恨至极，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愿望。“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这使张力更十分忧虑。出路何在？在这种情况下，他十分迫切地盼望共产党、八路军早日到来，参加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队伍，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938年4月，当八路军到达曲周县城时，张力更便毅然加入到了革命的队伍中来，参加了革命工作。

    此前，张力更参加了抗日除奸团，八路军到达曲周县城后，张力更参加了抗日战地委员会，不久即到曲周县抗日军政训练班工作，并任曲周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长。1939年初，张力更调任永年县抗日政府工作，任永年县政府教育科秘书、科长。1941年下半年，日寇对华北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冀南抗战进入到了最艰苦的年月。1942年初，永年县抗日部队、政府人员和群众团体干部，不得已退出永北地区。1942年夏天，八路军重新返回永北地区以后，干部奇缺，为了开辟敌占区工作，张力更被派往永年县第一区任区长，与日寇、汉奸、土匪铁魔头进行斗争。1943年8月，八路军为了进一步开辟敌后之敌后工作，向被日寇占领五、六年的邢台、沙河、南和三角地带进军，又调张力更任邢（台）、沙（河）、南（和）武工队队长。1944年8月，该地区合并，张力更调任南和县代县长，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日本投降后，为了解放南和、沙河、邢台，9月间，张力更率领南和县民兵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解放了三座县城。1945年10月，张力更又率众支援邯郸战役，负责军粮运输工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后，张力更即在南和参加土改和扩军。1947年后，张力更调中共冀南区党校学习，中间为配合刘邓大军解放安阳，曾到安阳城东进行土改和反霸斗争。1948年1月，张力更参加整党后即调冀南区党委土改工作队参加土改复查，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2月，张力更响应党中央“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带领威县干部南下，任县长。8月，任湖南省常德市政府主任秘书。10月，为解放湘西地区，调任永顺地区专员公署主任秘书，为湘西剿匪做了大量工作。湘西剿匪工作结束后，1951年8月，张力更调任保靖县任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53年，张力更出任湖南省瑶岗仙钨矿矿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又调任锡矿山矿务局任党委书记，从事矿山改造与生产。在这两个矿改造与生产的12年当中，年年都超额完成了生产与改造任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1964年9月，张力更调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

    1966年至1973年，由于受到“文革”的迫害，张力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12月恢复职务，出任冶金部长沙矿山研究院党委书记兼主任。1978年，又调任湖南省文联任党组书记。1985年，72岁的张力更离职休养，副省级待遇。

    离休后，张力更开始撰写党史，将自己保存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进行了整理和回忆，撰写了从1931年在大名七师学习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扩军、南下等资料20余万字，把晚年的光和热献给了党和人民。

    14.刘同方及其主要活动刘同方（1911～1943），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五花营村人。自幼跟随父亲刘敬明（教员）上小学，以后考入南乐县第一高级小学读书。1929年8月，刘同方考入直隶省立大名七师。在七师党组织的影响下，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他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部书记，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1932年，在反对校长郭鸣鹤的学潮中，由于反动当局的残酷镇压，以刘同方等为首的17名同学被开除学籍。以后，刘同方离开学校到直南特委担任青年团书记。1933年8月，黄河自长垣县石头庄决口，长垣、滑县、濮阳、濮县等沿黄村庄一带汪洋一片。直南特委派刘同方到濮阳县救灾，并发动灾民有组织地开展向地主借粮、分粮、吃大户的斗争，为他们解决了许多衣、食、住的问题。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刘同方不顾个人安危，用特委仅有的一台油印机，印发传单，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1936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刘同方同志受上级党的指派回南乐秘密发展“民先”队员，建立民先组织，并担任大队长。唤起民众，不当亡国奴，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后，直南特委派刘同方到南乐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工作，通过“抗日救国十人团”，组织建立学习小组，印发了党章和入团志愿书等，建立了由郭献瑞、刘同方、陈仰贤三人组成的中共南乐县临时工委。1938年春，刘同方任边西县委书记。不久，又担任新建立的大名、清丰、南乐抗日救国会宣传部长，并兼《火星报》主编。1939年，刘同方到南宫战委会任宣传部长。1940年，任直南文化界抗日救国总会组织部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推动和建立各级民众抗日组织做了许多工作。1942年，党派刘同方任垂杨县长，上任的前一天，在镇南不幸被日军逮捕。在狱中他不仅坚持对敌斗争，还坚持学习、写诗撰词，表现了他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959年，《河北日报》曾刊登了他在狱中所撰写的诗三首，这里谨敬录如下：

    一

    屋外风凛冽，寒冷透我骨。自从被掳后，待死此囹圄；胜利在须臾，未能亲自睹，千古恨难灭，镇南一失足。二尔为我之敌，我为尔之敌；尔为侵我来，我为驱尔起；侵我为逆施，驱尔乃正义；逆施岂焉久？正义无时熄。今既为而俘，有死而已矣！从来逆从正，未闻正附逆。

    三

    困顿囹圄里，饥寒交相催，身瘦多垢腻，发长满尘灰；除此一片心，其余尽崩颓；堪羡窗前雀，往来自由飞。

    刘同方一直在狱中和敌人斗争了半年多，后经党组织营救，终于逃出了虎口。1943年夏，党组织派刘同方任漳河县长。他不顾刚出狱的困顿就上任工作了。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活中，他总是夜以继日地为党为人民工作着。1943年闹灾荒，上级号召节衣缩食，严格开支，他带头执行，体贴群众，一言一行使同志们受到教育。在任漳河县长期间，刘同方特别注意对案件的处理工作，他经常教育大家说：“现在打官司的多是贫苦群众，这些人过去是告不起状的，也是不敢告状的，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民主政府，群众相信我们，敢来告状，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刘同方同志认真工作，关心群众痛苦的精神，深受漳河县人民的敬佩。

    1943年12月，伪“东亚同盟自治军”出动万余人对漳河县进行大“扫荡”，消息头一天就知道了，县政府随军队由封锁沟南移到沟北。第二天，刘同方看到群众都没转移，心里十分焦急，为了群众，为了对敌斗争，13日，他和同志们在野外与敌人周旋了一天。傍晚碰到了一股敌人，因敌强我弱，难以突围，刘同方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斯人已去，然革命精神永远不死！

    （二）大名七师学生党员领导的几次重大斗争

    据记载，在直南革命斗争史上，曾出现过一系列大名七师学生党员领导的革命运动。直到今天，在直南一带还流传着他们领导革命斗争的故事。其中，以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最为著名。

    1.濮阳沙区的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这时候，大名七师的共产党人仍在进行着英勇的革命斗争。1929年初，王从吾、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在濮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沙区农民斗争，在直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濮阳地处直南边陲，是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地区。地主、官僚、劣绅残酷压迫农民，阶级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王从吾、赵纪彬、刘汉生、王卓如等经过研究，决定把千口、化村农民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民团总团长蔡鸿宾，以通过斗争蔡鸿宾打击其后台——县教育局长、濮阳县地主豪绅代表刘润之和温邢固恶霸地主温振刚。

    1929年1月上旬，他们以农民协会的名义要求清查蔡鸿宾的账目，把蔡鸿宾软禁起来。几天后，农民协会查出蔡鸿宾有大量贪污问题，要其退赔，并让他保证以后再不向穷人摊派捐税。蔡鸿宾在农民协会的压力下，被迫答应。之后，蔡鸿宾图谋报复，跑到县城告状，诬蔑农民在乡间搞暴动，并鼓动其混进共产党内的儿子蔡兆麟叛变，揭发共产党人。蔡兆麟叛变后，便把党组织编印的小册子《白杨书札》等秘密刊物和文件，交给了地主豪绅。地主豪绅拿到了证据，便联合起来，准备对农会进行报复。

    此时，为了庆祝斗争的胜利，显示农民协会的革命力量，县委决定在1929年2月15日（阴历正月初六日），在温邢固村温家祠堂前召开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继续向地主豪绅进行斗争。正当党组织筹备这次大会时，地主豪绅也在积极准备对农协进行反扑。他们不仅联络了濮阳硝河以西、井店一带的地主豪绅，而且还把滑县、内黄的大地主都串联起来，准备在农会开会那天包围镇压。

    2月15日，按照计划，在温邢固村温家祠堂前召开濮阳县硝河两岸农民大会，到会的农民协会会员和农民约有2000多人大会开始，赵纪彬首先讲话，主要内容为成立硝河两岸农民协会，同时庆祝清算斗争的胜利。接着，刘汉生向群众讲话。正在这时，民团指挥杜金声带领手枪队突然闯入会场，一边开枪，一边上台抓人，会场顿时大乱。刘汉生、赵纪彬、李大山、王卓如当场被捕，王从吾跳到庙台底下，混在群众中才得以脱险。当场被打死3人，打伤数人。这就是濮阳县有名的“温邢固事件”。

    这个时候，虽然国共合作已经破裂，但由于濮阳一带各县的国民党多是由共产党员发展起来的，加上北方还由军阀统治着，因而濮阳一带一直还是国共合作的局面。在“温邢固事件”发生之前，党组织的负责人向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打过招呼，所以“事件”发生后，县党部便公开站出来为农民说话，肯定农民集会的合法性，指控民团开枪伤人，把为首的杜金声、蔡鸿宾、温振刚以及叛徒蔡兆麟扣押起来。这样双方都成了原告和被告。后来，地主豪绅串通了县长，以《白杨书札》为证据，咬定被押的赵纪彬等人是共产党，鼓动农民暴动，上告直隶省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也向省党部报告说，农民协会在那里开会，土豪劣绅破坏农民集会，镇压农民运动，并开枪伤人。省里便决定此案送交河北省高等法院大名分院审理。这场官司从正月初六一直打到夏天。

    在此期间，七师党组织积极开展了营救活动。谢台臣、晁哲甫拿出600元现洋，到北京、大名等地活动，请赵纪彬的父亲当辩护律师，最后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为由，判了赵纪彬、李大山两年徒刑，判刘汉生、王卓如取保外押；以杀人罪判处杜金生12年徒刑，后死于狱中；蔡鸿宾父子和温振刚等被保释。

    1930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张含辉来到濮阳巡视工作。他召集王从吾、刘汉生、王卓如汇报研究濮阳工作。经过交换意见，大家认为，自从温邢固事件以后，一年来，濮阳县的农民运动陷于停顿，现在正值温邢固事件一周年，应当举行一个群众纪念大会，追悼死难农友，鼓舞群众，安抚死者家属，恢复农民运动。张含辉说：“鉴于刘汉生、王卓如正在取保外押期间，大会的筹备工作不宜公开出面。筹备组织工作就由濮阳县委书记王从吾负责。”

    第二天晚上，王从吾在千口村小学召集十几个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

    不久，王从吾在这个小学里又召开了有三十多村农民协会负责人参加的纪念大会筹备工作会议。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纪念大会设主席一人，由王从吾担任；设一个指挥部，指挥全会活动，大家推举千口村的刘玉峰担任总指挥。指挥部下设交通队、密探队、纠察队、特务队，每队设队长一人。开大会时凡参加会的人，一律自带枪支、长矛、大刀、棍棒等自卫武器，要全副武装。筹备会决定，各村的准备工作要秘密进行，大会召开之前不准向外泄露消息，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临时通知。

    1930年2月4日（阴历庚午年正月初六），正值温邢固事件农历一周年。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千口村北的猫坟上。猫坟的北侧，搭了个祭台，上方横幅写着“追悼死难农友大会”八个大字。祭台两侧挂着张含辉撰写的对联：“为自由流赤血诸君豪气贯云霄，备武装吊英灵我辈挥泪洗河山。”祭台正中并放着两张八仙桌，桌上写着死难农友的名字：赵锁成、郭银成、王四春、王德润、何二歪、何章顺、何顺夫等。

    这天正是立春时节，春回大地，春色载阳。早饭后，王从吾和张含辉来到会场，几十名儿童团成员组成纠察队，人人手持红缨枪，在团长的带领下正在练唱《土地革命歌》。十点钟左右，硝河两岸三十多村300多名农协会员和农民群众，手持各种武器，在各村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带领下，陆续来到会场。各村到齐后，王从吾宣布：“开会！”

    大会的程序是：（一）鸣炮；（二）献祭品，读祭文；（三）致开会词；（四）特邀代表讲话；（五）通过提案；（六）儿童团高唱《土地革命歌》；（七）呼口号；（八）游行示威。

    “轰！轰！轰！”三声炮响，农协会员代表将祭品献上，向死者英灵三鞠躬，读祭文。

    王从吾致开会词，他说：“乡亲们！农友们！去年的今天，我们的农民大会，遭到了地主豪绅民团武装的袭击，这是他们破坏农民运动，破坏国民革命，我们要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要为死难农友报仇，烈士的鲜血不能白流！”

    刘玉峰代表农协会员讲话。原定死难者亲属代表致答词。因为这位亲属代表怯场，原来想说的几句话到台上一紧张，讲不出来，只振臂高呼了一句“打倒土豪劣绅！”学生代表讲话照稿宣读。

    接着是儿童团高唱《土地革命歌》：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除军阀！除军阀！土地革命成功！土地革命成功！齐奋斗！齐奋斗！”这首歌的曲子是大革命时期全国流行的老调。歌词是张含辉新填的。歌毕，高呼口号。

    最后一项议程是游行示威，指挥部宣布游行路线：自千口村东头入村，出西头，向西北，经刘邢固、温邢固村，再向西经六村而北，经前化村、中化村、后化村，再向西南到井店镇。游行后，队伍自行解散。大会还宣布了四条纪律：

    一、不准冲进地主家中；二、不准烧房毁物；三、不准打人、杀人；四、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游行开始，四路纵队按村依次前进。游行队伍手持各种武器，当走到刘邢固村刘耀先家门口时，高呼“打倒刘老耀！打倒刘小头（刘润之）！打倒土豪劣绅！”刘耀先家紧闭街门，不敢吭声，听任农民叫骂。

    游行到温邢固村温振纲家门口时，高呼“打倒温振纲！”温振纲家紧闭大门，听任游行队伍叫骂。

    游行到中化村、后化村时，高呼“打倒杜金声！为死难农友报仇！打倒叛徒蔡兆麟！打倒蔡鸿宾！”杜、蔡家同样紧闭大门，听任叫骂。

    濮阳温邢固事件周年纪念大会，在濮阳早期农民运动史上是一次重要的革命活动。它对恢复和鼓舞这一地区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打击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安慰死难者家属，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以后，县、村党的组织继续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发动农民，开展反捐抗税的斗争，使农民维护了切身的利益。党的威信在农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王从吾在他1940年写的自传中这样说到：“温邢固事件武装追悼大会后，群众的组织与情绪不仅完全恢复了1928年的原状，并且超过了。”

    2.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

    磁县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1925年，磁县就建立了党的组织。1925年，在党的领导下，六河沟煤矿工人就向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举行了大罢工，取得了胜利。到了1932年，王子清、王维纲领导的磁县运瓷工人的革命斗争又把这一斗争形式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磁县中心县委书记刘大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斗争是因瓷窑资本家巧立名目剥削运瓷工人而引起的。彭城盛产瓷器，有大小瓷窑主100余家，年产量在100万吨以上。这些瓷器需经90里土路从彭城运到码头镇，再装车、船运销各地。在彭城以北、以东有80多个村的农民，多靠推运瓷器为生。他们拥有大、小车约2000多辆，其中，贫苦农民的手推车占绝大多数。以推车谋生的农民，虽有少量土地，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推车运货劳工，他们与资本家的矛盾已经远远超过了与地主的矛盾。

    1932年春，彭城大旱，以土地为生的农民无法谋生，运瓷工人激增。这时，瓷窑主及经营瓷货的商人趁机想方设法剥削工人：一是“双扣底”，即从车工的每100个铜元的工钱中扣去两个铜元；二是洋钱不按市价折合，里外差价常让小车工吃一吊钱的亏；三为“荮货钱”，即原应由窑主承担的荮货所用的草绳成本费要车工承担。面对窑主和瓷商的盘剥，车工们非常气愤，首先由工人比较集中的李兵庄发起了罢工，接着86个村子的车工也群起响应。

    为了使这一罢工斗争能够健康发展并取得胜利，直南特委书记王子清、磁县县委组织部长王维纲等及时进行引导，帮助车工们组成小车运输社，并印发了《敬告民众书》：

    “民众同胞们呀！我们这区地少人多，石厚土薄，死出力不能顾生活，没有法子到彭城去推脚。可恨的店主和客人，好比要命的王阎罗，见咱生活困难，更要生活刻薄：荮货钱一吊，双扣底二百六，银元又多算一吊多，剩下十来吊钱，两天草料盘费顾不着。血汗挣来几个钱，却被他们强取豪夺，没法子才叫咱们把车搁。我们齐心的结果，有些客人允许银元按市价合。杀人要死的店主们，还是不肯把双扣底裁去。这些店主东西们只知他们吃他们喝，不顾咱死咱活。大家一心呀，他要双扣底，死也不推货，定个日子到彭城，吓死他。”

    直南特委根据小车社斗争的发展情况，决定派王维纲、李欣然等深入小车社开展工作：（1）要求资本家取消“双扣底”、“荮货钱”，银元按市价折合，赔偿几年来剥削车工的钱。（2）成立小车工会，发表宣言，提出斗争纲领，组织合法斗争。（3）组织各村成立小车社，几个村子联合成立分社，全县成立总社，办事联系地点设在李兵庄，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4）制作由小车社发放的“牌子”，并在纸坊村设卡，没有牌子不准推货，违者没收。（5）广泛开展阶级教育，把小车社成员以外的贫雇农及中农也发动起来，扩大阶级队伍。（6）联合陶瓷和煤矿工人对没有饭吃的小车社成员进行支援，并开展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的活动。由于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小车社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办法更加具体，车工们斗争信心更加坚定。罢工持续了一段时间，资本家见瓷货不能外运，十分着急，遂派代表找小车社谈判，答应取消“荮货线”，银元可以按市价折合，“双扣底”可以取消一个扣底。党组织认为没有完全达到目的，没有答应，罢工继续坚持。

    为了扩大罢工的政治影响和对资本家施加更大的压力，党组织决定组织车工举行游行示威。事前，组织好了交通队、纠察队、指挥部等，负责人大都由共产党员担任。5月2日，全村的车工以及贫雇农、中农，浩浩荡荡汇集到竹林寺村。彭城的瓷业工人和西佐煤矿工人也派代表前来参加。磁县中心县委书记刘大风和王维纲亲临会场。数千名群众面北发誓：资本家不答应条件，决不动摇。会后游行示威，队伍长达数华里，口号声响彻云霄。游行队伍有秩序地接连冲破民团几道防线，直抵彭城城门下。资本家闻讯，非常惊慌，急忙派人与小车社谈判，答应取消“双扣底”、“荮货钱”和分两次赔偿罢工工人工资7000元。接着双方立了字据，资方还派代表向小车社道歉。至此，长达4个月的小车社罢工斗争，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

    磁县小车社斗争的胜利，直接影响并推动了煤矿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斗争激情，使六河沟、西佐、峰峰及彭城瓷业工人的大大小小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农村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斗争以及秋收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与此同时，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甘草营、八里铺、小营庄、南北来村以及岳城一带的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而且连过去在斗争中瘫痪了的党组织也逐渐恢复起来。

    3.濮阳盐民的革命斗争

    盐民斗争一直是直南党组织领导农民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濮阳一带傍临黄河，盐碱地多，很多贫苦农民依靠制小盐为生。自从天津长芦盐业公司把海盐运到内地倾销后，反动政府为了维护盐业资本家的利益，以海盐为“官盐”，视小盐为“私盐”，禁止农民生产小盐，更不准上市出售。为了禁止农民制作小盐，他们还雇用盐巡，镇压监视盐民，甚至私设刑狱，迫害盐民。致使盐民生路断绝，部分盐民被迫闯关东，下山西，流落他乡。

    针对盐巡迫害盐民的恶劣行径，直南特委和濮阳中心县委决定以高克林、王从吾为领导，发动盐民进行斗争。他们把抗日救国与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与反对当局禁止小盐生产结合起来，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长芦盐业公司属半官半商性质，盐务缉私马队也并不隶属国民党政府，因而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党组织决定利用这一矛盾，集中力量打击盐巡，把盐巡驱逐出濮阳，彻底解决盐民的生路问题。

    1932年春，以硝河坡、西水坡、沙窝3个盐民集中的地方为中心，南到渠村，西到井店、化村，连同内黄县的18个村一条长140华里的地带，盐民已相继组织起来，发动大规模的盐民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3月19日，濮阳城内七八百盐民在西水坡晒盐场召集大会，成立晒盐会，选出代表40余人。为了进一步开展驱逐盐巡斗争，县委成立了指挥部，起草了《告盐民书》，组织了敢死队。5月15日，城西、城南和濮阳城内的盐民1000多人和井店、沙窝一带的1000余人打着小纸旗，拿着木棍、红樱枪，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以敢死队领头开路冲在前面，向濮阳城北街涌去，包围了盐巡马队驻地王家大院。

    这时，国民党县政府派人前来，劝盐民先回去，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谈判。高克林闻听此言，立即对一位盐民领袖指出，这是骗局，并鼓励他站出来给大家讲话。那位盐民领袖便站在墙头上，大声喊：“盐巡逃跑了，我们不能便宜了他们，快冲进去，把老窝给他砸了，赞成的朝北磕头！”盐民纷纷跪下朝北磕头，然后把院墙推倒，砸烂门窗，冲了进去，把东西全砸烂了，又从床下拉出两个没跑的盐巡，痛打后押走。国民党县长听到消息，又接到盐巡队长的报告，怕把事态闹大，急令用电话通知各区保安队火速进城，通知警察局长速带警察到现场，劝盐民回去。

    正当盐民重整队伍，准备按原来计划开始游行之时，有群众跑来报告说，县长、保安队长带着300多名保安队员，持枪到了西新街，可能要抓人。指挥部紧急商议，决定同其辩理。于是，几千名盐民把县长和保安队长团团围住，展开说理斗争。县长被问得理屈词穷，被迫答应了盐民提出的三项要求：第一，盐巡不许再来；第二，小盐可以做，可以卖；第三，做、卖小盐不犯法，不准抓人，不准罚款和毁坏做盐工具。在盐民的坚决斗争面前，盐巡不得不退出濮阳。

    濮阳盐民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盐民的情绪，纷纷重砌盐池、铲盐土、装淋子、晒小盐。为了巩固和发展盐民斗争的成果，县委决定，建立盐民协会，把所有盐民组织起来。为了庆祝盐民斗争的胜利和县盐民协会的成立，还分别在城里、沙窝、千口唱了大戏。党组织利用群众看戏的机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告盐民书》，开展多种宣传活动。周围几十里外的盐民代表都来祝贺，使斗争气氛达到高潮。

    在濮阳、内黄盐民斗争的同时，滑县的盐民砸了道口硝磺局，清丰的盐民包围了县城，直到当局答应了盐民提出的条件。南乐、大名也有盐民起来斗争。1932年六七月间，濮阳、清丰、南乐、内黄、大名、东明、长垣、封丘、延津、滑县、濮县等盐民代表，在清丰召开了“两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成立大会，推举王从吾为总会主席，号称有10万盐民大军，轰动了四方，极大地推动了直南革命运动的开展。

    4.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

    20世纪30年代，魏县蔡小庄农民暴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在直南一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大名七师的学生王从吾。就当时的行政区划来说，蔡小庄属于大名县的管辖范围，以后隶属魏县。所以，这里使用魏县蔡小庄暴动一词。

    1935年6月，王从吾根据特委的安排，到大名县城西蔡小庄（今属魏县）一带发动平原游击战争。

    蔡小庄位于大名县城西漳河北岸。东距大名县城四十五华里，北距魏镇二十华里，全村有几百户人家，耕地分布在漳河南北大堤之间，不仅偏僻而且有回旋的余地，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游击队活动的中心。1929年，蔡小庄建立了党小组，1930年建立了党支部。1933年，王从吾曾在蔡小庄及附近的崔野冲、牙里集等村庄进行革命活动。到1935年春，蔡小庄党员发展到20多人，它周围崔野冲、西代固、双庙、马头集、刘庄、大王庄等二十多个村的党组织也有较大的发展。

    王从吾到大名县后，大名县委书记谷俊华于6月30日晚，在蔡小庄村柏树林坟地里召开了二十几个村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到会的有：蔡小庄党支部王学林、曹子亭、杜权、杜钧，双庙村党支部郭海宽，西代固村党支部谷湖，牙里集村党支部赵云彩，崔野冲党支部连守先等人。会上，王从吾讲了形势和大名党组织的任务。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危机，指出大名党组织当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现在要设法搞到枪支，动员党员群众参加游击队。现在要秘密动员、秘密组织，夜聚明散，活动一段，待游击队员增多，枪支、弹药充足时再考虑是否公开。

    7月1日，西代固党支部收回了本村由全村出钱购买、存放在地主富农家中的三支护庄公枪。

    7月2日，王从吾、谷俊华与崔野冲支部书记连守先商定：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收取崔野冲地主枪支。蔡小庄派游击队员潜入崔野冲，崔野冲派党员带领游击队员闯进地主家中收枪，同时商定了口令。

    连守先回村派党员崔正国迎接蔡小庄游击队。

    7月2日半夜，蔡小庄游击队员由党员王学林带领到崔野冲收枪。王学林在旧军队当过连长，走在队伍前面。王从吾、连守先各带一支手枪走在队伍后面。走到崔野冲村南，崔正国出来迎接。崔正国口吃。王学林问：“口令。”崔正国一紧张，语塞。王学林开枪，误把崔正国打死。王从吾、连守先听到枪响，知道已经引起地主注意。决定游击队不再进村，撤回蔡小庄。到崔野冲收缴地主枪支计划失败。

    王从吾早就考虑到游击队缺少枪支，请内黄县太平村铁匠打了16支撅把子，估计已经打好。王从吾亲自骑车去取。7月日，王学林不听招呼擅自把抗日游击队的旗帜插到村东三教堂。王从吾回来后召开党的会议，批评了王学林。王学林作了检讨。

    7月7日，蔡小庄党支部党员王学林、杜树森、杜钧、杜营等人带着枪，从村西头到村东头收枪。共收长短枪、撅把子三十多支。接着打开曹子贵、杜金荣等几家地主的粮仓，没收二十余石粮食分给缺粮群众。下午，双庙、西代固、野胡拐、砖井等村党支部带领游击队员来到蔡小庄三教堂集合。共集合起游击队员100多名，步枪、短枪44支，其余是撅把子、矛子、大刀等，县委书记谷俊华宣布成立“工农北上抗日游击队”，任命王学林为工农抗日游击队队长，郭海宽、谷湖为副队长，杜钧为指导员。

    此时，蔡小庄村长以王学林勾结外来土匪为由，去大名县衙告状，并跟踪监视游击队活动。国民党大名反动政府获讯，即派出骑兵四师驻扎在离蔡小庄10余里的德政村进行侦察，准备对游击队进行镇压。

    面对敌人的凶恶来势，党组织召开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很大的情况下，与敌人在大平原上硬拼，很难取得胜利。为保存革命力量，最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边界地方转移。当游击队转移路过双庙东地的时候，突然遭到大名国民党骑兵四师和双庙大地主汤老跃纠集的地主武装以及靳百华的双庙巡警队的伏击，游击队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二、大名七师部分学生党员的革命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并已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同样，在大名七师革命斗争的历史上，也不乏有这方面的先驱和后来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们毅然拿起了武器，走上了战场，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功勋。

    （一）裴志耕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裴志耕（1907～1997），直隶省大名县西马头村人。1924年从大名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毕业后，同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习。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积极参与了支持上海工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从此激发了较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研读一些政治方面的书刊，这对于他以后加入共产党，起到了启蒙作用。1927年1月，裴志耕在大名七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大名县委书记。在任大名县委书记期间，裴志耕领导了反华洋义赈会修筑大（名）馆（陶）公路无偿强占农民土地的斗争；1930年2月，裴志耕组织领导了第一次“驱张挽谢”运动，这两个斗争均取得了胜利。1930年8月，裴志耕在大名县组织暴动，这个斗争没有搞起来。1933年任中共张家口地委书记，当时主要是从事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1940年，裴志耕任冀鲁豫军区武装动员部长，主要是组织训练民兵，领导民兵配合主力部队打仗，曾受到军区首长表扬。1941年，裴志耕任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区政委，主要工作是对敌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部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等，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1942年，裴志耕任中共巨南工委书记，工委下属五个县，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地区扩大了，抗日政权也由3个县到发展到5个县，主力部队由一个正规团扩大到两个正规团，县大队由3个扩大为5个，打了不少胜仗。1945年8月，由新组建的团攻克成武县城。其他党和群众工作成绩也比较大。抗日战争时期，裴志耕领导、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的多次反扫荡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9月，裴志耕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第二旅政治部主任，参加平汉战役后，北上到冀东，二旅打下遵化后，先后转战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区。由于战争的需要，1947年初，一纵又返回冀鲁豫战场，二旅主攻西台集，歼敌刘汝珍部三个团。1947年7月，裴志耕任冀鲁豫军区独立二旅政委、旅党委常委、书记。1947年8月，裴志耕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纵队党委常委。1949年2月，第十一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七军，裴志耕任第十七军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常委。

    在此期间，裴志耕参加了平汉战役（邯郸战役）；1947年，参加了鲁西南战役、豫东战役（睢杞战役）；1948年9月参加了济南战役；以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均较好的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

    1950年至1951年，裴志耕任中共遵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第一政委。

    1951年2月，任陆军第十一军军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1953年，十一军改为空五军，裴志耕任空军第五军政委、军党委常委、书记。这期间，主要是执行防空作战任务，先后击落了国民党空军入侵大陆的飞机数架，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1958年，任福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党委常委、副书记。当时任务主要是配合炮击金门，与国民党空军争夺制空权，经过紧张激烈的空战，击落国民党空军十几架飞机，终于夺取了制空权。1959年，裴志耕任空军学院副政委、院党委常委、副书记，主持空军学院日常工作。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为空军培训现职师、团级干部，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共培训师、团级干部千余人。

    1977年，裴志耕任空军政治部顾问。主要分抓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军以上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裴志耕是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1983年8月，裴志耕按正兵团职（行政七级）离休。

    1955年9月，全军第一次授衔时，裴志耕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二）赵北源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赵北源（1917～1964），直隶省大名县沙圪塔村人。14岁考入“七师”附属高级小学校。在校期间，阅读革命书刊，听党员教师讲课，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1932年，赵北源小学还未结业，就借文凭，考入了大名七师。

    当时，蒋介石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对日妥协，积极反共，血腥镇压爱国运动。赵北源对时局极为忧虑，对国民党反动派备感义愤。他努力阅读马列主义书刊，进步很快，于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大名七师学校领导权被国民党反动分子郭鸣鹤掌握，原有的党、团员大都被迫离开学校。隐蔽在校内的少数党团员，为了巩固扩大党的组织，以读书会的名义组织同学阅读革命书刊，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党员，节假日还到城内进行地下活动。到1934年暑假时，大名七师党的地下活动被学校当局发觉，赵北源等十多个党员学生被开除学籍。

    1935年春，赵北源经任继宗介绍到肥乡县辛安镇当小学教员。他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了中共肥乡中心县委发行部副部长职务，积极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下，赵北源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为了党组织的安全，他不得不离开肥乡返回大名。后来，因找不到组织关系，家境又贫困，只好到外地谋生，直到1937年8月才返回故里。

    不久，母病故，父失业，家境十分艰难，赵北源经人介绍到北平靠卖书度日。“七七”事变后，赵北源返回大名。1938年初，赵北源与白映秋等同志接上关系，随后打入敌人内部，寻机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传递情报，营救被捕同志等，做了许多重要工作。

    1938年7月，赵北源调大名四区抗日大队工作，先后担任民运干事和四大队指导员。1940年7月，被编入一分区第九旅二十六团，赵北源任该团二营营长。他随军参加百团大战，苦战六个月，成绩显著，受到上级的表扬。1940年冬回冀南，赵北源任魏县大队长。1941年1月，赵北源赴太行一二九师参训班学习，同年10月重返冀南一分区，相继担任二十六团参谋长、漳河县长和广（平）大（名）路南支队政委等职，为开辟大名、魏县、成安一带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8月至11月，赵北源在冀后梯队党校整风期间，因遭受左倾路线的迫害，使他在精神上备受煎熬，肉体上也受到残酷折磨，但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与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

    1945年5月，赵北源回冀南三分区，先后担任路南支队政委、二十六团政委等职，为解放成安、临漳立下了功劳。此后，在平汉战役、安阳北部剿匪和保卫回隆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多次受伤仍不下火线，有七、八块弹片留在他身上始终未取出。

    解放战争时期，赵北源先后担任冀南军区独立三旅十四团政委、晋冀鲁豫军区第十纵队八十六团团长等职。1947年，南下大别山，苦战七个月，给了国民党反对派以沉重打击。1948年7月，率全团官兵渡过汉江，创建汉南根据地。1949年春，渡江南下，带领全团在花园战役中歼敌主力一个团，战果辉煌。随后，赴豫剿匪，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表现了他的坚强意志和指挥才能。该年5月，赵北源任第四野战军五十八军一七三师副师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调任中南军区第一舰队司令员，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北海舰队参谋长，旅顺基地副司令员等职，为创建和扩大人民海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由于在战争年代身体受伤严重，又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积劳成疾，不幸于1964年8月23日病逝于北京，时年仅47岁。

    （三）张西三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张西三（1906～1976），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梁村人。1924年考入大名七师第三班。1926年，因家遭不幸，被迫中断学业，离校返乡。

    1937年10月，刘大风到直南恢复党组织、筹建抗日武装，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张西三在他的动员下，带领部分守望队员参加了游击队（后改称四支队），初任三中队队长，后升为参谋长。1938年5月，张西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月，奉命离开部队，到隶属冀南三专署的成安县任抗日政府第一任县长。

    到任后，他迅速组建了政府机构，随后相继建立了战委会、妇教会，青救会及各区政权。7月，建立了成安抗日游击大队，并任大队长。在1939年的李家汀遭遇战中，他指挥有方，以10人负伤的代价，取得了歼敌70多人的胜利。但在突围中他身负重伤，被送往部队野战医院治疗。伤愈后，继续领导成安县大队与敌战斗。不久，他调三分区任参谋长，以后历任一分区路南支队政委，一、二分区参谋长，冀南军区参谋长等职，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出生入死，转战冀南大地，曾分别受到冀南行署、三专署的通令表扬。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6年9月，张西三调任九分区参谋长，1947年8月，又调任冀南军区独立第五旅参谋长，率部参加了豫北战役，顺利攻下了楚旺、崔家桥、宋家庙、王府庄等地，受到晋冀鲁豫军区通令嘉奖。8月，他调任第十纵队副参谋长，携带军用物品，挺进大别山，同先头部队并肩作战。其间，他奉命西出桐柏，经过一个多月的内线反击与外线配合作战，粉碎了蒋军对大别山的“重点清剿”。年底，桐柏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建立，张西三任军区副参谋长兼第二军分区副司令员。在宛东战役中，他率领一支小部队深入敌后坚持斗争，及时迅速地侦察掌握敌情，电告军区指挥机关，受到了军区的通电表扬。1949年春，桐柏军区将分散活动的部队重新集中，合编为五十八军，赵北源任五十八军副参谋长，随部队参加了渡江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西三历任河南军区军政干校副校长、中南军区分校校长、河南省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中国民航总局副局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四）李大磊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李大磊（1910～1988），直隶省大名县南贾庄村人。自幼读书。1926年暑期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被编入第六班。1927年8月，在校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无论是在学生时代或是在清丰、南乐、馆陶等地的教书生涯中，都能积极地、秘密地展开党的地下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群众，争取群众，进行抗捐抗税等多方面的革命斗争。1930年10月，他在大名七师学校参加驱逐反动校长张达夫的学潮中不幸被捕。在狱中，他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磊积极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在家乡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建立抗日游击武装，打击日寇。1938年7月，李大磊任大名城北区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1940年3月，李大磊任冀南军区第二支队司令员，指挥部队展开了一系列破袭战、伏击战，配合主力重创日寇。同年8月，李大磊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学习期间，刻苦钻研，联系实际，政治思想和军事理论有了很大的提高。1941年夏，他学习结业后，调任冀南一分区第26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五月大破袭战，战绩突出。10月，调任冀南军区一分区政治部主任。1942年任冀南军区一分区副司令员。1943年3月，兼卫东支队司令员。

    在这一时期内，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扫荡，斗争环境十分艰苦，而李大磊在险恶的环境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所特有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常以“环境愈艰苦愈能锻炼自己”勉励自己，教育部队，因而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始终以高昂的抗日热情，领导部队坚持游击战争。他充分利用本乡本土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他率部同敌周旋，寻机打击敌人，每次都能安全跳出敌人的扫荡合围圈。当时，他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冀南地区很有影响。1944年秋，他任冀鲁豫三分区副司令员，不久，赴平原分局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率部参加了肥乡和成安战斗，同日伪军作战，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大磊任冀南九分区副司令员。1947年刘邓大军围攻安阳时，他率部参加攻击敌军飞机场的战斗，有力地配合主力部队完成了歼敌任务。1948年4月，李大磊任晋察冀军区第14纵队第42旅副旅长。相继参加豫北黄河大铁桥及获嘉、郇封和新乡等一系列战役战斗，战功卓著。1949年14纵队改为70军，李大磊任华北军区第70军第210师副师长。

    1950年3月，李大磊调任华北军区炮兵司令部副参谋长。上海“2·6”大轰炸后，奉命率部赴上海执行防空任务。先后任华东军区上海防空指挥所副主任、华东军区高炮三师师长、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华东军区高炮指挥所主任等职。李大磊在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的情况下，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

    1956年，李大磊调任武装力量监察部防空监察处主任监视员，两年后调军事科学院从事军事学术研究工作。1963年，任该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努力钻研中国历代军事理论名著和中国军事历史，认真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先后主持编写出版了《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吴子译注》、《三略译著》、《投笔肤谈译著》。此外，在中国历代兵要地志、军事制度、武器装备等军事历史学及其他领域，李大磊也多有建树。

    1955年，李大磊被授予大校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五）裴味农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裴味农（1910～1988），直隶省大名县牛庄村（今属河北省魏县）人。1925年就读于直隶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春，在大名七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任大名中心县委宣传部长，1930年10月，因参加反对反动校长张达夫的斗争被开除学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裴味农踊跃参加八路军，历任八路军总兵站科员、副科长、科长兼延安交通纺织厂厂长、解放日报社及新总社行政处长等职。在八年抗战中，他筹建纺织厂，为克服边区困难，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裴味农历任晋冀鲁豫交通厅汽车大队大队长、晋冀鲁豫交通厅公路局副局长、山东省公路运输局长兼经理等职。工作中，他深入实际，以卓越的组织、指挥才能，准确及时地完成了支援解放战争的运输工作。他创造了联运工作的许多新办法，为我军在淮海战役等大规模作战中提供了有效的交通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裴味农历任华东公路局局长兼华东联运公司总经理、华东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副部长兼交通学校校长、第一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校长、总后运输部副部长等职。在任校长期间，他治校严谨，苦心办学，注重提高教学质量，尊重爱护人才，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思想好、能力强的汽车运输专业干部。在总后运输部工作期间，他注重总结部队的新鲜经验，为发展和加速我军交通运输工作的现代化倾注了全部心血。

    1983年10月，裴味农参加了大名七师建校60周年纪念活动。

    （六）冯征领导、参与的革命武装斗争

    冯征（1920～2009），直隶省邯郸县百家村人。1936年初，他由大名七师学生、共产党员张××介绍加入共青团，张被捕后，失掉组织关系。为寻找党，1936年夏他辍教到大名考入了多年向往的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1938年7月，他与12位同学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冯征抗大毕业后留校任政治助教。7月，他随抗大总校进入敌后，到晋察冀军区特务团任宣传干事，代理教导员。1940年，调第四军分区火线剧社任社长。1944年底，调冀晋军区政治部任部员兼《子弟兵报》主编。l945年8月，奉命创办《冀晋日报》。1946年到1947年7月，任晋察冀纵队宣传科长、《前卫报》主编，在政委胡耀邦、主任李昌的领导下，坚持每天铅印出版，发放连队，及时有力地发挥报纸的指导作用。

    1947年5月，冯征调十一旅三十一团任政治处主任。在正太、清风店和解放石家庄等战役中，该团政治工作较为突出，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授予“军政双胜”的锦旗。1948年8月，冯征任纵队宣传部副部长。9月，被野战军政治部借调主持《子弟兵》的出版。11月，调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任宣传部长，后兼代师政治部主任。1949年，冯征调华北军区，创办《华北解放军报》，任报社社长兼新华社华北军分社社长。在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方面，受到总政治部表扬，冯征被推荐列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并出席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作战开始后，冯征调到总政宣传部，负责全军宣传报导和广播工作。从1951年到1952年，共编发了400万字左右的报道稿。他本人也前后六次赴朝工作，荣获“军功章”。1952年到1959年调总政政治工作调研处、秘书处兼管主任办公室期间，他经常下部队调查研究，随总政首长参加中央、军委总部的重要会议。为总政起草的《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的指示、有关云南边防和福建海防以及新疆生产兵团的考察报告，受到毛泽东同志和老帅们的表扬。

    1955年夏季，冯征作为中国军事友好代表团的成员随彭德怀元帅出访东欧八国和苏联、蒙古，他参与彭总在国外讲话的起草，写了大量通讯报导，经新华社播放，在国内主要报刊发表。庐山会议后，冯征受株连，被扣上“彭德怀的吹鼓手”等帽子，受到撤职警告处分。1961年七千人大会后，经罗荣桓主任提议，军委总政治部才摘掉了他“反党”的帽子，补授大校军衔。1965年冯征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时，对林彪审改该报元旦社论时增加“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提出质疑。“文革”期间，被认为是“既反毛又反林”的“现行反革命”，身心受到摧残，后送河南焦作劳改农场劳改。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罪名才得到部分取消。1972年到1973年，总政派他到各地学习“文革”中的“新鲜事物”，因他说了真话，被停止工作，继续“靠边站”。1975年，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后，偕同叶帅对军队进行整顿，冯征被派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工作。

    1978年10月，冯征调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1981年彻底平反，任总参政治部主任。1985年2月，他退居二线后，调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工作，编纂了一系列党史资料丛书。1989年冯征被授予功勋荣誉勋章，在军队中离休。1997年，冯征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老区》（163万字）出版，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

    三、大名七师在直南革命中的地位

    在直南革命斗争史上，大名七师是一个重要的革命策源地。在直南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是大名七师撑起了直南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轰然推动了直南革命前进的车轮，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她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大名七师是直南革命的策源地

    这里，我们需要对直南这个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直南，就概念来讲，是直隶省南部的简称，大体包括今天河北省南部的邢台市、邯郸市所辖的全部区域和石家庄市、衡水市所辖的部分县市，同时也包括河南省北部、山东省西部的一些县市。本书中所说的直南地区，是指当时有直接隶属关系的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区域，包括了河南省的安阳、内黄、滑县、淇县及山东省的莘县、冠县、聊城、范县、朝城、濮县等这个范围，涵盖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不过，大名七师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也有的突破了这一范围，有的远达北京、唐山、天津、太原、南阳等地。

    大名七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办学14年。在这14年的峥嵘岁月里，伴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大名七师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路程。是时，中国革命举步维艰，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军阀间的连年混战把国家推向了山河破碎的地步。中国向何处去？这是当时每一个人都面临和思考的问题，尤其在知识分子中表现的更为强烈。无疑，谢台臣先生属于其中的一分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序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革命展现出了新曙光。随着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一些先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而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谢台臣先生在创办大名七师初期，就和广大进步师生一道，高举“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实行教育革命，推动了直南一带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唤醒了整整一代人，并对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自1926年中共豫陕区区委委员冯品毅同志在大名七师建立党的组织以后，学校领导人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直南革命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里，已经不是仅仅对旧教育的批判和鞭挞，也不是单纯的对新教育的探索和憧憬，更重要的是对革命教育的理想和信念的追求，也就是为党培养人才，为社会打造精英，从而使得这所学校的办学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谢台臣先生的教育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谢台臣先生教育思想的灵魂。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掌握大名七师的领导权，学校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直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干部的一个重要阵地。尽管她曾受到过两次“左”倾路线的干扰，革命事业一度受挫，甚至造成了严重损失，但是，在党的领导下，这个革命阵地失而复得，最终又回到了共产党手中，继续沿着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前进，因此，她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这是大名七师成为直南一个革命策源地的最深刻原因。

    大名七师之所以能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另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里曾聚集了一大批直南人民的最优秀学子。他们年轻，充满朝气，富于激情，抱有理想，敢为天下之先。当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父母亲给予了他们一个健康的躯体，七师赋予了他们一种博大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在大风大浪中，敢于搏击。当他们唱着“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毕业歌走出校门的时候，他们就抱定了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这里有1929年毕业的2班学生留言两篇，可作品鉴。

    别离的前夕（之一）

    迅速的六载学校生活，于今完结了，永久的离开这幸福的摇篮，征途跋涉，去和真实的社会握手。然而不幸，我们恰巧毕业在这社会转变期的前夜，大地是这样的昏暗：乌云密布，狂风哀叫，江海怒号，从波涛汹涌的松林里，隐隐传出饥寒交迫的奴隶们的凄惨的悲痛的声息，在刹那闪耀的电光下，现出了统治阶级狰狞可怕的面孔，与被惨杀的奴隶们的残尸断骨、鲜血和头颅。

    我们是充实了的战斗力的英勇的战士，准备妥了行装，在明朝时开赴前线，为了解放被剥削的工农，为了解放被践踏的父兄，为了解放被蹂躏的妻女，为了解放被经济政治活活的压迫死的个身，来和我们的敌人死拼，冲破这黑暗的社会。

    同学们！不，英勇的战士们！杀将前去！杀将前去！团结起来呀！稳着我们的脚步，整齐我们的队伍，高举着我们鲜明的旗帜，创造出新世界的光明。

    平俊义（平杰三）一九二九年五月赠别（之二）

    同学们，我们快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了，虽然这象牙塔也有点社会上的设施，但总是尝不到真的滋味。

    学校生活，现在就要结束，同时我们最有意义的社会生活，即刻便要开始。

    我们大踏步的走向十字街头去，看看我们那被压迫的同胞怎样生活着，饥寒交迫的工农，怎样颠沛流离着，统治阶级又是怎样的刻苛无情，来压迫、剥削，屠杀威吓着，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当怎样应用所学的知识，划定我们的策略，在这水深火热里把他们拯救出来呢？同学们！这就是我们的使命。

    总之，我们不要为别离而悲伤，为别离而留恋，要本着我们的使命，去做重大的事业，把旧社会打他个落花流水，另造个光华陆丽的世界，到我们革命成功的时节在管弦讴歌里重相见吧！

    李澧（李渭川）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就此而论，大名七师之所以成为直南革命的一个策源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此，我们说，大名七师党组织对革命突出的贡献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把一所普通师范学校变成了直南革命的一个重要策源地。大名七师建立党的组织以后，广大革命师生努力实践谢台臣同志“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学习理论，重视实践，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发展党的组织，探索革命之路。在校内，从大名七师党组织状况看，1929年全校师生员工有300多人，其中党、团员有100多名，占全校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同时，学校中的工人也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校外，大名七师党员先后在大名（含今魏县）、南乐、清丰、濮阳、内黄、东明、长垣、范县、濮县，馆陶、成安，邯郸、巨鹿、成县、南和、沙河、磁县等20余县创建党的组织，点燃了燎原的星火。他们分散各地，深入到工农和知识分子之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先后掀起各种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农民、盐民、工人（矿业、瓷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影响很大，轰动一时。在直南特委和一部分中心县委的领导同志中，有不少是大名七师的党员学生。大名七师不仅为直南各地党组织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干部，而且从物力和财力上对直南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援，在直南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名七师就有40多名学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又宝贵的生命。

    纵观大名七师党的活动历史，既有在白色恐怖下采取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经验，也有党内“左”倾路线造成的沉痛教训，这是我们应该汲取的。

    （二）大名七师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大名七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共招收了20个班，915名学生。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到整个直南的20多个县区去看的话，这个数字并不大。但是，如果把这个数字放到直南革命当中的话，包括剔除一些国民党反对派和落后分子，这个数字并不小。因为他们是火种，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会燃烧，既可以焚石为灰，也可以削铁为泥，并在燃烧中迎来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1.大名七师为党培养了一批早期党员

    1926年10月，刘大风等5名同学经过冯品毅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大名七师的第一批党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大名特支，这是直南地区建立较早的党组织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大名七师党组织发展迅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不足9个月的时间里，大名七师先后发展党员31名，连同在校外加入中共党组织，后在大名七师工作和学习的11名党员，当时学校共有中共党员42名。这在全国并不多见。根据中国共产党各时期人数统计表记载：1927年，全国中共早期党员不足10000人。

    2.大名七师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4年的历史中，大名七师党组织注重党的建设，扩大队伍，积极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局限于篇幅，这里兹列举部分如下（厅局级以上）：

    王从吾：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中央委员。铁瑛：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中央委员。

    平杰三：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四届全国政协秘书长、中顾委委员。

    王维纲：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刘汉生：国家电力工业部原副部长、党组成员兼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

    贾星五：北京市委原常委，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副秘书长。

    郭献瑞：国家商业部原副部长、北京市原副市长、北京市老龄委主任。侯振亚：福建省委原书记处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林晓：河南省人大原副主任、代主任。

    李福祥：河南省委原常委、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刘亚南：湖南省原副省长。

    刘洪涛：河北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

    康健生：陕西省政府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刘泽普：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统战部长。

    刘大风：广东省监委原副书记。

    成润：水利部规划设计院原副院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刘镜西：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原局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白映秋：中央党校原三部主任。

    李介夫：上海铁路局原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张芥士：国家建设部机械管理局原局长。

    赵秉谦：国家内务部原党组成员、内务部机关党委书记。韩友真：国家建筑工程总局原教育局长。

    廉之真：林业部教育司原司长。

    司枕亚：内务部农村福利司原副司长、国家粮食部原副局长。唐醒民：国务院宗教局原党委书记、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李率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原副行长。

    杨节：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原部长。

    栗汇川：湖南省卫生厅原厅长。

    孙汉章：贵州省安顺地委原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王明：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党委书记。

    张冀先：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原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陈蕴贤：河南省公安厅原厅长。

    赵洪彬：河北省政府原副秘书长。贾平：河北省教育局原副局长。

    王之光：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副局长。

    张力更：湖南省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享受副省级待遇。陈光：河北省总工会原副主席。

    陈桐源：滇黔桂石油会战指挥部原副指挥长、党委副书记。赵多闻：天津市卫生局原局长、党委书记。

    王绪颜：三机部（航空工业部）628所原党委书记。王丁：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原专员。

    吕鸿安：抚顺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协副主席。

    骆斐然：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所原党委书记。赵震寰：四川省司法厅原副厅长、党组副书记。

    刘艺亭：河北省文联原副主席、党组书记。梁毅民：邯郸地委原副书记。

    王镜如：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员。王兴让：天津市房管局原局长。

    周培尧：黑龙江省电业局原局长。

    3.大名七师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军事指挥人员

    大名七师不是军事院校，但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战争教育了他们，他们又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并赢得了战争，这也使他们能够成为驾驭战争的高级指挥员，并且陆、海、空三军齐全。这里，兹列举几例（师职以上）：

    裴志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福州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副书记；空军学院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1955年授少将军衔；正兵团级待遇。

    张西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原参谋长；中南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

    李大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原副参谋长；华东军区指挥所主任；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古代兵法研究室主任；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授少将军衔。

    赵北源：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海军第一舰队原司令员；海军青岛基地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参谋长；海军旅顺基地副司令员；1955年授大校军衔，1964年授少将军衔。

    铁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军事法院原院长；舟嵊要塞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4年授少将军衔。

    王维纲：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十军政治委员、川南军区政治委员；后转地方工作。

    裴味农：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后勤部运输部原副部长兼交通学校校长；第一汽车拖拉机管理学校校长；总后运输部副部长。

    冯征：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报》原副总编辑；总参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61年授大校军衔。

    骆斐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第七师原政治委员；1955年授大校军衔；后转地方工作。

    张宝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工程兵原副参谋长、参谋长，正军级待遇。

    张国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原副政治委员，正军级待遇。

    朱光：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原副参谋长；山西军区忻县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上校军衔，副军级待遇。

    赵庆森：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军马卫生研究所原副所长，正师级待遇。

    4.大名七师为党培养了一批高校优秀教育管理人才

    就大名七师的办学宗旨而言，主要是培养小学教师，这和当时直南地区的教育情况是相适应的。然而，十几年之后，在大名七师的毕业生中竟出现了一批大学校长，这可能是当时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这里，兹列举几例（厅局级以上）：

    赵纪彬：开封师范学院原院长。

    李亚光：河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党委书记。

    高秀山：北京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兼监委书记。

    唐晓声：上海同济大学原副校长。

    孙祥林：安徽大学原副校长。

    崔子仪：重庆工业学院原副院长。曾则西：内蒙古工学院原副院长。王永新：遵义医学院原党委书记。

    王彬轩：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原党委书记。

    5.大名七师为党培养了一批其他多用途人才

    在大名七师的毕业生中，从事教育的占一定比例。同时，也有一些人改做了其他工作，有自己的特点。这里，兹列举几例：

    朱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大使馆原武官。

    李一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突尼斯大使馆原临时代办。田辛甫：著名画家。

    刘艺亭：著名作家。

    丰村：著名作家。

    6.大名七师部分教师后来情况

    在谢台臣先生十几年的办学实践中，十分重视教师的聘任工作，尤其是聘请一些进步教师到校任教，这对贯彻“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和宣传革命真理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年后，这些教师有部分也走上了领导岗位。这里，兹列举几例：

    晁哲甫：平原省原省长，山东省副省长兼山东大学校长。王振华：国家自然博物馆原馆长。

    李梦龄：吉林省委原书记，吉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张苏：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

    张友渔：北京市委原副书记，中国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原局长。

    高镇五：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教育厅厅长。

    原政庭：陕西省人大原副主任。

    高韶亭：察哈尔省工业厅原厅长。

    王颂咸：四川美术学院原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刘润秋：《人民教育》杂志社联通室原主任。

    千家驹：著名经济学家。

    7.大名七师烈士名录

    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想起他们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而又模糊。但是，我们还是要说，不要忘了他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为了我们的今天，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当中，有的被历史记录下来了，有的碑榜无名，生前默默，死后凄凄，只有一？黄土伴永远了，可能还有一些迷离的衰草。但是，母校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事迹将永远写在直南革命的历史上，永远是那么鲜活而又年轻，并成为今天的人们为社会发展作贡献的动力。请记住这些人吧，他们是：

    张衡宇：晋东南第六专署原秘书主任，1942年在太行根据地突围作战时牺牲，时年34岁。

    谢蕴山：直南一专署原专员，1943年在魏县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38岁。

    王伟民：冀鲁豫第二军分区原政治部主任，1940年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时年22岁。

    任继宗：冀南抗日邮政总局原副局长，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时年26岁。

    张恩桐：东明县委原书记兼八路军濮阳办事处东明分处主任，1941年在日寇扫荡中牺牲，时年28岁。

    任乐亭：永年县游击大队原大队长，1940年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24岁。

    刘同方：漳河县原县长，1943年在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32岁。

    司景周：八路军前方后勤部二科原科长，1940年在辽县十家岭反扫荡战斗中牺牲，时年28岁。

    杨三朝：磁、武、邯区干队原队长，1940年在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30岁。

    门九敬：肥乡县委原副书记，1939在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21岁。王涌波：息烽县委原书记，1950年在剿匪战斗中牺牲，时年34岁。刘法尧：卫河县原县长，1943年在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27岁。

    李素若：大名特支原书记，1938年被直南特委认为是托派而遇害，时年33岁，后平反。

    李大山：华北教联组织部原部长，1938年因肺病病逝于漯河医院，时年29岁。

    吴益普：南宫县委战委会原秘书，1941年因肺病病逝，时年32岁。陈镜三：大名县原副县长，1942年在工作中牺牲，时年32岁。

    李尊荣：直南特委原秘书长，1933年2月为执行党的任务，舍身跳车被轧死，时年24岁。

    马天胜：卫河县委原书记，1941年在对敌作战中牺牲，时年24岁。

    李青阳：大名团县委原组织委员，1939年因怀疑是托派，被轻率处死，时年30岁，后平反。

    高焕廷：南和中心县委原书记，1932年牺牲于北京草岚子监狱，时年28岁。

    于绍孟：滨河县四区原副区长，1943年遇害，时年35岁。

    姜世泰：临城县财务科原科长，1947年南下时牺牲，其他不详。李锡瑞：巨鹿县委原组织部长，后牺牲。其他不详。

    李镜明：冀南边区文化救国总会原编辑，1944年病逝，时年34岁。

    苏东曦：东明县城关小学原校长，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遇害，其他不详。

    贾栋：成安县南区战委会原主任，1939年由于叛徒出卖遇害，时年27岁。

    牛尽善：广宗县一区原区长，1942年被敌杀害，时年31岁。

    于癱：129师一旅一团三营原教导员，1946年被土匪活埋，时年33岁。

    王一夫：冀南区党委原委员、组织部干部科长，1942年牺牲，时年34岁。

    郭维栋：冀南行署电报局原总务科长，后牺牲。其他不详。

    王鸿猷：冀鲁豫大众剧社创始人之一，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时年30岁。

    杨文华：磁县师范青年团原负责人，1930年牺牲于江西北部反围剿战斗中。其他不详。

    穆文平：东明县城关区原副区长，1947年牺牲。其他不详。

    杜华峰：冀南文化救国会原干事，1944年牺牲。其他不详。

    岁月荏苒，生命不再。然而，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总会被一些事情和人物感动着，这是一种永远不会泯灭的人性良知。这里，我们之所以再把他们从尘封的历史中翻出来，是为了祭奠先烈，也为了告诉未来，目的是求得心灵的安宁和社会的和谐，追求社会的进步。

    （三）大名七师为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太岳和太行山区，创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建立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入冀鲁豫地区，与地方党组织建立冀鲁豫、鲁西、湖（微山湖）西三个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就地域范围来讲，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包括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北，正太、石德路以南的广大地区。1937年冬起，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除主力部队保持机动外，组成若干游击部队和工作团，分赴晋东南和平汉路以西的晋冀、晋豫边以及冀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又先后派出先遣支队、东进纵队和骑兵团深入冀南地区，协助中共冀南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晋东南军民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收复了辽县（今左权县）、襄垣、沁县、屯留、长治等18座县城，奠定了晋冀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同时，扩大了部队，成立了晋冀豫军区和冀南军区。5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各以主力一部进入冀南和平汉路以西的冀豫边地区，开辟了漳河以南、道口至清化铁路以北的豫北地区。1939年春，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山东。1940年4月，八路军第二纵队挺进冀鲁豫边区，成立了冀鲁豫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同年8月，成立了太行、太岳、冀南行政联合办事处。1941年开始，根据地军民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是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制定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及各种基本法令，正式选举组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任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子和任副主席，从而建立了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1944年5月，冀鲁豫和冀南两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同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1945年8月，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同时，根据地军民展开战略大反攻，一举收复县城59座，解放了全区的绝大部分城镇。八年抗战中，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军民作战3万余次，毙伤日伪军19万多人，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发展到29万余人。全区拥有县城105座，面积60万平方公里，人口2550万。

    抗日战争开始后，大名七师作为一个学校很快就不存在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这所学校的广大师生积极投入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行列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大名七师的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又有了新的拓展，延伸到了直南革命的广阔领域中。他们积极组织民众，唤醒工农，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迅速掀起了冀南革命的新高潮。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直鲁豫边区特委、冀南特委所属地区党的工作，由朱瑞代表北方局直接领导，同月，朱瑞指示张玺迅速选派人员恢复老直南地区各县党的组织，重新组建直南特委，组建地方抗日武装。张玺派刘大风负责上述各项工作。11月，朱瑞派朱则民到直南地区。12月，中共直南特委正式成立，朱则民任书记，刘大风任副书记，王从吾任组织部长，刘汉生任宣传部长。重新建立的直南特委领导原直南地区大名县以南各县和豫北内黄、滑县、汤阴等县党的组织。1938年3月，刘晏春将山东省濮县、范县、观城等县党员的组织关系介绍给直南特委。在半年时间里，直南特委不仅恢复了各县党的组织，党员也由抗战前的400多人发展到1200多人。

    1938年6月，朱则民调任冀鲁豫边区省委宣传部长，王从吾接任直南特委书记。

    1939年2月，中共直南特委在王从吾主持下，在濮阳县后化村召开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王从吾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主要是坚持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党的主要工作应放在敌占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北、扩大抗日根据地等。根据省委决定，将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郭超任直南地委书记。王从吾作为冀南区党委（1938年11月，冀鲁豫边区省委改为冀南区党委）的代表，兼任豫北地委书记。在公开工作方面，以直南党代表的名义与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进行统战工作，这时直南地委共有党员6000余名，豫北地委共有党员9000余名。

    1940年3月底，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员由王从吾、杨得志、崔田民、信锡华组成，王从吾任书记，信锡华和刘晏春分任组织和宣传部部长。4月18日，在清丰县召开的区级以上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冀鲁豫区党委正式成立。4月30日，张玺随八路军三四四旅到达冀鲁豫地区，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继王从吾任书记，王从吾在冀鲁豫边区工作期间，一是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二是组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三是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四是做会道门工作。现在分述如下：

    1.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

    1937年8月，刘大风指定郭献瑞、刘同方、陈仰贤三人组成南乐县临时工委，在全县成立五个区委，恢复了1934年以后同上级失掉联系的近40名党员的党籍，派安法乾恢复了清丰县委和失掉关系的党员的党籍。刘汉生、平杰三恢复了濮阳、内黄、滑县一带党员党的组织关系。王从吾担任特委组织部长后，蒋中岳从洛阳出狱，王从吾派他到濮阳、滑县边区恢复党的组织，同时成立了濮滑工委，恢复了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37年底，滑县恢复和发展支部78个，党员695人。

    1938年春，建立濮县工委、中共濮、内、滑县委，平杰三任书记。同时，决定撤销清丰县委、南乐县工委，组成南（乐）清（丰）大（名）边西和边东县委。晁哲甫任边东县委书记，刘同方任边西县委书记。到1938年秋，建立了濮阳、清丰、南乐、濮县、内黄、滑县等七个县级党组织。党政军干部中有党员500余名。

    1938年4月，直南特委所属各县共有党员1100多人。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经过三个月突击发展，直南特委各县党员增长一倍。1939年2月，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地委后，于五月份决定进一步突击发展党员。1939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直南、豫北地区基本上停止发展党员，转入巩固党的阶段。到1940年冀鲁豫区党委成立时，全区共有党员26284人。1937年末到1939年秋，直南、豫北根据中央决定，在抗日战争中大量发展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力量，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王从吾在延安整风时检查说：在大量发展党员中仅注意克服发展中的狭隘关门倾向，限期完成数目字，大量发展，实行奖励，没有同时估计到发展中的拉夫倾向，弄得党的成分非常复杂。

    2.组织和发展抗日游击队

    1937年冬，刘大风在南乐县留固集成立抗日游击队，几天时间发展了五六十人，五六十支枪，后来发展到100多人，100多支枪，叫直南游击第四支队。特委副书记刘大风兼任支队长。朱瑞同志派来三位红军干部担任四支队干部；肖汉卿任副支队长，陈耀元、漆汉臣分别任中队长。1938年2月下旬，四支队行军到井店镇一带。特委决定与当地秘密武装合并，这时四支队发展到400多人，270多支枪。下辖四个中队，一个通信排。特委宣传部长刘汉生兼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四支队是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部队，但打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名义。

    直南特委书记朱则民、副书记刘大风、组织部长王从吾、宣传部长刘汉生始终同四支队一起活动。1938年3月，直南特委决定四支队同丁树本部靠拢。8日，行军到濮县西南的小濮州，丁树本要和四支队全体指战员见面。这一天，小濮州正是骡马大会。四支队在村西头大庙前集合开会，丁树本到会讲话。

    当时，日本侵略军在冀鲁豫沙区一带，只有一个步兵中队、一个骑兵小队驻在濮阳。开会时，恰好日本骑兵小队30余人路过小濮州。敌人骄纵愚昧，缓辔而行。四支队发现敌情，支队长肖汉卿立即下令：“准备战斗！”四支队迅速展开，占领阵地。当敌人骑兵进入包围圈后，一声令下，把敌人打了个晕头转向。这次战斗，击毙日军4名，获步枪4支，还有一部分战利品。日军骑兵慌忙逃窜，战斗很快结束。

    战斗结束后，四支队立即撤出阵地，向东南方向行进。敌人后续部队追来时，四支队已迂回到常庄，常庄是丁树本司令部所在地。3月11日拂晓，敌人寻找四支队，追到常庄附近。这时，四支队和丁树本保安团几个连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丁树本让四支队打正面，他的部队打两侧。战斗打了一天，傍晚，敌人狼狈逃窜。

    1938年4月，四支队收复清丰县城，同时摸进南乐县城，打散了维持会。6月，四支队奉命开赴冀南，编为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第七支队。

    四支队编入八路军主力后，直南特委留下一个连，与濮县、范县民众抗日义勇军和清丰县的抗日武装合编为黄河支队。

    1938年10月，漳南战役后，组成第二支队。第二支队军事上受115师344旅指挥，组织上由直南特委领导，鲍启祥任支队长，刘汉生任政治委员，王从吾兼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发展到1300余人，900多支枪。

    1939年2月，115师杨得志、崔田民率冀鲁豫支队再次进入直南。刘伯承亲笔给特委书记王从吾写信要求支持支队扩大武装。直南特委积极动员青年参军，1939年下半年，第二支队编为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第三大队。冀鲁豫支队发展到五个大队，4000余人。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是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

    抗日战争开始，中共直南特委根据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直南对国民党军、政界官员、爱国民主人士和开明士绅等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

    濮阳专员兼县长丁树本，早年曾从军冯玉祥部，在察哈尔一带参加过抗日同盟军抗战活动。“七七”事变前，丁树本在濮阳曾组建有2000余人的保卫团武装。1937年10月在日军攻占大名县以前，国民党大名专员马润昌即弃职南逃。10月下旬，丁树本又被河北省政府任命为第十行政区专员，辖原大名和濮阳行政区十三个县。1938年1月，丁树本又被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程潜委任为冀鲁豫边区八县保安司令，负责该地方防务。至此，丁树本已是冀鲁豫边区十多县范围内的军政界实力派人物。日军于1937年11月12日占领大名县城，12月15日占领清丰县城，1938年2月9日进犯濮阳。丁部稍事抵抗，即退至濮阳城东60华里的黄河岸边小常庄一带彷徨观望。

    这时，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朱则民曾以八路军代表的身份与丁树本进行谈判。达成了联合抗战协议；丁树本同意在濮阳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四支队改用丁树本部番号——冀鲁豫八县保安司令部民军第四支队。在共同对日作战时，受丁树本统一指挥，但要保持四支队领导体制的独立性，不得向四支队派干部；四支队可以在丁辖区内活动和筹措粮秣；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朱则民以八路军代表身份驻丁树本司令部。至此，中共直南特委与丁树本抗日统战关系正式形成。王从吾任特委书记后继续从事对丁树本的统战工作。

    直南特委根据和丁树本达成的协议，1938年麦后，将1937年秋在清丰县建立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部办事处迁驻濮阳城内。五月中旬，在清丰县六塔集成立的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迁到濮阳城内活动。与此同时，冀南抗日救国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总队部也驻在濮阳城内。救国总会迁濮后，救国会的活动都公开了。救国总会举办了训练班，培养抗日干部。办事处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和话剧团配合抗日宣传活动。救国总会和宣传队的给养由丁树本供给。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1月8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电令丁树本到洛阳开会。卫立煌要丁树本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丁树本4月回到濮阳后，在冀鲁豫救国总会举办的县区级军政干部训练班全体学员会议上大讲：“中国领导抗战的只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委员长，一个主义——三民主义。”同时将共产党派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撤换，在部队中加紧发展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接着又以种种借口，中断了对抗日救国总会的给养供给，撤销了文艺宣传队。

    面对丁树本破坏统战，倒行逆施的行径，王从吾领导中共直南、豫北地委与丁树本进行了斗争。丁树本下令成立“抗日动员委员会”，与共产党组织领导的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相对抗。王从吾派唐克威代表地方党组织向丁树本说明边区已有各级救国会，成立动员委员会没有必要，只能引起混乱，不利于团结抗战。

    直南特委对丁树本争取无效。1940年2月，八路军冀中、冀南部队在宋任穷、程子华指挥下，对勾结日军的顽军石友三部进行讨伐，石友三部在日军接应下逃窜到清丰、濮阳县一带丁树本辖区。丁树本不以民族利益为重，以粮秣、船只支持石友三部。唐克威对此向丁树本提出抗议，但丁树本最终坚持了反动、反人民的立场，在石友三部受击逃离濮阳时，也率部随石逃跑。后来发展到勾结日军，破坏抗战，成为民族的罪人。

    4.做会道门工作

    王从吾领导中共直南特委工作期间，接触到很多应运而生的各种迷信会道门组织。他领导干部群众，对各种会道门组织进行了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

    1937年到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直南、豫北城市后，广大乡村成为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人民群众身受其害。广大群众迫于自卫，便在地方豪绅、地痞流氓串连下，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会门团体。当时，直南各县尚未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直南特委对会门采取努力争取、必要的打击和分化瓦解工作。1940年1月30日，王从吾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刊《党的生活》上发表《如何进行会门工作》一文。这篇文章对他在直南特委工作期间，党进行会门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

    文章首先叙述了直南豫北会门的性质和特点。他说：日寇汉奸为达到他们欺骗麻醉民众，破坏抗战之目的；顽固分子及部分豪绅地主为保卫自己的生命财产，实现争权夺利，投降分裂倒退之企图；地痞流氓为着欺弄乡愚，从中取利，他们不约而同地都采取公开与秘密方式，组织了各色各样的迷信团体——会门。这些迷信团体在直南豫北不但组织发展很迅速，而且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县、每个村都有会门组织。公开活动的会门，都有武装。滑县大公团，共有数千支钢枪。直南豫北民性强悍好斗，更加迷信神咒，“不过枪炮”，动辄鸣号，聚众乱冲乱打。许多会门，受日寇汉奸顽固分子操纵、利用；有的则抗日防匪。在敌占区，敌人公开收买会门首领，欺骗会门群众，武装驱逐我政府和军队；在我们占领区，敌派大批汉奸秘密潜入会门内部，散布反动会论，挑拨政府军队与民众关系；顽固分子则利用会门反对八路军和群众团体。在我部队经常活动，抗日工作有基础的地方，好多会门被争取到抗日阵线中来，或被瓦解消散。

    在直南豫北活动的会门，主要的有三十余种，可分为四类：公开投敌被汉奸秘密操纵的有黄枪会、大公团、圣道会等；防匪自卫，被顽固分子利用的有联庄会、大仙会、红枪会、黄香会、白枪会等，口号是“保家防匪”；欺骗乡愚，造谣撞骗，诈财自肥的有九宫道、八卦、道德会、理门等；进步的反抗敌伪的会门有大公团的一部分参加救国会，滑县联庄会变成抗日自卫队，长垣红枪会改为自卫队，积极进行抗日工作。

    最后，他提出我们怎样进行会门工作？方针是瓦解它，争取广大群众到抗战中来。首先是积极地进行争取。因为各种不同性质的会门都聚拢了广大的群众。只要利用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行同道等不同的社会关系去接近他们，对会门下层群众给以政治上的说服解释，下层群众是容易争取过来的。第二，是派党员参加他们的组织，争取相当的地位。滑县党员参加了联庄会，取得了领导权，结果，把联庄会变成抗日救国会。第三，在争取工作中不能忘掉必要的适当的打击。适当的打击不仅不是放弃政治上的争取，而且是为了争取。在瓦解了会门的组织后，使群众组织到进步的抗日团体中来。他认为，只有加强群众的抗日自卫，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觉悟，才能真正彻底解决会门问题。

    此外，在直南还有其他的大名七师党员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有的直接进入八路军总部或到太行、太岳根据地去战斗。这里不再赘述。

    （四）大名七师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

    在直南，大名七师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策源地之一，为这一地区革命事业的发生、发展直到最后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回顾历史，在大名七师14年甚至更长的革命斗争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讲是弥足珍贵的。毫无疑问，这些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天进行新的伟大事业的基石，并将激励更多的人为夺取新的胜利而奋斗！

    1.大名七师革命的基本经验

    大名七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对此，毛泽东主席曾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总结大名七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充分说明了毛泽东主席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大名七师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直南，由于广大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是十分广泛的。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坚持和发展直南革命的政治基础。统一战线中存在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工农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同时还包括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的暂时的联盟。必须坚决依靠第一个联盟，争取建立和扩大第二个联盟。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关键，是坚持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为此，必须率领同盟者向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必须对被领导者给予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这就是必须对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的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要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不可能的。

    第二，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20世纪20年代，在直南的反动势力是十分强大的，反动统治阶级凭借其武装力量对直南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这就决定了直南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作为主要形式，这就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直南的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大名七师进步师生建立的一些革命武装和长期坚持的革命武装斗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直南地区，建立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组织，是极其艰巨的任务。为此，直南党组织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实践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必须以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并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同直南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深刻认识直南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必须敢于和善于领导人民百折不挠地同敌人作斗争，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有严明的纪律，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直南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大名七师革命的历史教训

    历史是人类社会各种行为的过去时态，是由无数必然事件和偶然事件构成的往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丰富历史。记住对国家和民族影响深远的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具体到一个地区也是如此。在直南，曾几何时，也曾遭受过“左”倾错误的干扰，给直南革命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失，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但是，1930年6月至9月，在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6月11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不久，制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和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从而使中国的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9月24日，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李立三也很快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作了深刻的检查。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年底，李立三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接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并作了自我检查。然而，后果是严重的。

    具体到大名七师，这个路线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同志被开除党籍，一些同志也为这一问题受到牵连，甚至成为终生的遗恨。七师这个革命阵地一度丧失。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更大，时间更长。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由此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名七师的革命斗争再度严重受挫，七师这个革命阵地再度丧失，长达三年之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被开除学籍，追交学费，七师的革命斗争被迫转入地下。对此，晁哲甫同志在所写的回忆文章《回忆大名七师的革命历程》一文中明确指出：1936年初，“由于郭鸣鹤的残酷破坏，我们回到学校以后，已经看不见党员了……”

    这说明，要坚持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警惕“左”的干扰，防止“右”的错误，必须坚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敢于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同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斗争实际，制定正确的策略。同时，要坚持革命斗争的胜利，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提高自身的素养，提高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捍卫党的路线的正确性，善于提意见，敢于提意见，提倡民主，反对“一言堂”，从而推动革命事业不断前进。这是直南革命历史带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3.大名七师的革命精神

    大名七师精神就是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亡的关键时刻，大名七师共产党人领导直南人民展现的勇敢顽强、不畏艰难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展现的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为人民利益展现的勇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延续，其核心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直南的八年抗战中，大名七师的广大党员和进步学生浴血奋战在辽阔的直南大地上，用生命、鲜血和钢铁般的斗志，依托有利地形，特别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同侵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极其艰难、复杂、曲折、险恶的斗争环境中，为党和人民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文武英才，为直南革命的发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有40多人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而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大名七师精神。依靠这种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们前赴后继，英勇斗争，在伟大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又立新功。依靠这种精神，大名七师的共产党员和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得到了全社会的承认。大名七师精神凝聚着“七师”早期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凝聚着“七师”早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当今，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大名七师精神。牢记昨天的血泪艰辛，珍惜今天的幸福和平，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和未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铸新的辉煌。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要坚持以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作支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把理论上的认同作为坚定信念，深入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大力弘扬光荣传统，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锤炼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敢做善成、逆势而上，视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提高化解危机的能力，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坚守党员的政治本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保持艰苦创业、厉行节约、勤俭办事的优良作风，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而不懈奋斗。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坚决反对铺张浪费、大手大脚，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要不断砥砺革命意志，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永葆革命青春。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要求，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的上空，不能缺少理想的旗帜，不能没有精神的光芒。实践证明，越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大关头，越是需要中华民族精神所具有的非凡的凝聚力。有了这种凝聚力，我们就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不断夺取新的胜利。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在思想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弘扬七师精神，不是留存在记忆中供人瞻仰，而是铸就一条坚韧的民族血脉，为前行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弘扬大名七师精神，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谢台臣先生“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不断提高理论水平，不断改进教学观念，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敢于担当，把我们的学校办好，为党和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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