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春季刚开学，我照例从家中背来一背笤帚。
我找杨老师过数，他端着茶杯慢声细气地说：“着急甚哩？库里存的笤帚足够半年用，以后再商量吧。”我揩了揩脸上的汗说：“杨老师呀杨老师，你不着急可以，我不着急能吗？我知道账上没钱了，你不收笤帚，那我咋吃饭呀？”杨老师喝了一口茶水，还保持着慢悠悠的语调说：“你吃不吃饭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说收下笤帚是为用哩还是为放哩？”我笑了笑说：“杨老师，这还用说，肯定是为用哩哇。”杨老师再喝一口茶水后稍微加快了语速：“库房里边尽老鼠，一群一队的，好多东西都给糟害了。总有一天那些笤帚也会被糟害光。”他一反常态的这些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了，去年腊月杨老师还催我背过一次笤帚，那时他还表现得很热心，也不曾提过什么积压和老鼠的问题，我寻思绝对不可能突然就有了这么多的存货。我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来，杨老师定然是在撒谎，我得想办法到库房里边看个究竟。
于是我就和杨老师商量：“这样吧，杨老师，我理解你的难处，不管咋，这些笤帚己经背来了，我一下也找不到个合适的放处，先放你那库房里，缓开手脚我再另想办法吧。”杨老师听了我这请求后又推诿说：“真的是老鼠很多，放进去，让老鼠给糟害了，我可担当不起。”我说：“杨老师你己经帮我大忙了，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就是真的让老鼠糟害了，哪怕是糟害光了，也是我自己的事，怨不着你杨老师。”在我再三恳求下，杨老师终于同意暂时借用一下他的库房，把那背笤帚存放起来。
把笤帚背到库房，杨老师让我放在门口的一条桌上。我似乎就没往耳朵里去，一伸手把灯拉开，顿时黑洞洞的库房变得通明透亮，我快速步入里边，绕地一圈，并没有看到什么存放的笤帚。
杨老师大概看出了我“存放笤帚”的真实意图，抢先一步解释：“笤帚说好了，还没拉过来呢。”我问：“说好什么笤帚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张老师跟我说的，过两天就会拉来。”我深感意外，我这笤帚也是张老师说的呀，而且是去年就说好了的，他怎么能一个女儿许两家呢？就是许两家也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我有点不高兴地说：“杨老师你忘啦？张老师去年不是和你说过，两年之内，所用笤帚全部由我供货，不许收别人的呀，他怎么会出尔反尔呢？”杨老师难为情地说：“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可是他，可是他又有了新的安排。”
“安排”这两个字从杨老师嘴里说出来，让我感到非常惊诧。我心想，安排，怎么能安排呀？张老师是学生处的，你是总务处的，又都是些普通人员，谁也不比谁大，商量还差不多，怎么能安排呀？怎么你能向他俯首称臣呀？我心想杨老师你也真够窝囊的，简直就是一个窝囊废！转而又想窝囊也好，如果不是窝囊，去年张老师就不可能顺利地给我“安排”那么多的笤帚！
我放下笤帚，走到门口，看见杨老师眼睛开始忽眨，嘴角又向上抽搐了两下，和初次见面的表情一模一样。
离开库房，我独自来到操场，看着那么多无忧无虑的同学在活动，触景生情，不由得悲从中来。他们是那样富有朝气和活力，我虽然和他们一样年少但已显得老气横秋。他们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圆心以自己的爱好为半径画圆，我则是以吃饭为圆心以笤帚为半径来画圆。他们周末回家父母要给好好地改善一次生活，再带了足够的干粮，坐车的坐车骑车的骑车返回校园，我则是账上告急了必须回家，回去后哪怕只有半天时间也得帮父母干活，然后带上足够的笤帚徒步返回学校。他们可以三人一伙五人一群结队上街，这个请吃一次三尖饼那个请吃一次烩豆腐，我则像一只离群索居的孤雁，形单影只，踽踽独行。他们可以挺胸抬头款款进出学校的大门，我则最愁的就是这个大门，背着笤帚经过此地，我必须低头快步以躲闪那一双双奇异的眼睛。我没办法融入这个快乐的群体和环境，这个快乐的群体和环境看来也没办法容纳我这个贫困的学生……我想起了荣富大爹的话，你这究竟是念书哩，还是倒腾着做买卖哩？我想起了赶马车舅舅的话，如果学校不要你那笤帚，你这书还能念不能念？我想起了张老师第一次见面的话，你还是趁早回去受苦看能不能成个家娶个老婆。我想起了红车售票员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我想起了父亲的话，你要好好地念书，对得起你自己背笤帚的辛苦……他们的话谁对谁错，谁错谁对？我望着苍天寻找答案，可苍天并没有开口说话！
如果有问卷调查：上高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我肯定和所有同学都不相同，我会答上“笤帚”二字。因为笤帚始终是我二年高中生活最难缠的一个问题。
吃饭问题是最现实的问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账上的钱没了，笤帚又压在了库房，我真不知如何是好。我又想起了父亲那句话：“人拱人拱遍天下！”这个“拱”我想就是乞求的意思。那么眼下我该拱谁去呢？杨老师己经拱过了，还是第一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说不里话去”；张老师也能去拱，可他“有了新的安排”，怕是拱不出什么效果来的。我突然想起了郭彦高老师，那天在校园内匆匆一面，郭老师除了几句勉励的话，还吩咐我“有什么事你找我来”。我一个念书的穷学生能有什么事啊？要说有，就是卖笤帚的事，而此前有张、杨二位老师帮忙也就解决了。现在卖笤帚卖不出去面临着下灶停饭的危险，这还不是非常要紧的事吗？找郭老师既顺利成章而又迫在眉睫！
上晚自习的时候，我轻轻地敲开了郭老师的办公室。郭老师依旧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讲了我来“拱”他的意思，似乎郭老师对我现在的处境和难处非常清楚。他说他一直在关注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从我报到那天起曾多次吩咐学生处的张老师要对我尽量予以照顾。后来还具体交待过张老师免除我学杂费的问题，检点过班主任柳老师给我评定助学金的等级问题。学校在第一次收我笤帚以后张老师曾给他做过汇报，他顺便安排张老师传话给总务处为了保证我能把书念下来，以后在收笤帚上不仅不能设卡而且要大开绿灯……
听了郭老师的一席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郭老师一直在默默地帮助我，我却并不曾领过他的情。他是我今生今世最敬佩的恩师之一，他向我言传过文化知识、身教过道德品格。郭老师的一席话，让我知道了谁在背后帮我卖笤帚，谁在我面前卖嘴皮！但我还是不清楚，郭老师的话，张老师去年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今年却为何又有了自己新的安排？
对我接下来的笤帚该怎么卖？郭老师派人把杨老师叫了过来作了当面安排。杨老师没有作任何推托，但是我看见他的眼又在不停地忽眨，嘴角又在不停地向上抽搐。
第二天笤帚便收了，我又可放心大胆地打饭去了！
这次笤帚的收购弄得杨老师很难为情、很没面子。他把这件事一定记在了我的账上，似乎是我把他的情搞难为了，我把他的面子搞没有了。其实，杨老师他完全没有必要这样看问题，他如果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下便完全释然了！如果顾了他的面子，那谁来管我的肚子？如果为了我的肚子，那还能顾得上他的面子？
接下来几次的卖笤帚，杨老师虽然没有怎么难为我，但总不与我多话，恼眉悻眼的样子让人感到很不是个滋味！
一九七四年八月份，阴雨连绵。我费尽了千辛万苦从雨地里背来了一背笤帚。人遭雨淋后稍加休整便恢复了往日的生气，而笤帚遭雨淋后无论怎么调养都没有了此前那种精神。望着那背变得披头散发而异常沉重的笤帚，我想，不能让杨老师看到这些笤帚的悲惨遭遇，得赶快找个好天气把它晒干晾好。约摸提心吊胆了一周时间，终于等到天气放晴的日子。我把笤帚搬到宿舍的窑头上去，小心翼翼，好生侍候了三天，才使笤帚干了过来。
然而，等我把这些笤帚拿到总务处，还是被杨老师一眼就识破了。杨老师劈头就说：“你这笤帚原本质量不错，个头有个头，形状有形状，可是遭了雨水后价值会大打折扣。他指责那些笤帚有三个问题，一是被雨水浸泡得胖头大脑不好看了，二是湿了再干过来的笤帚变脆变硬不经使用了，三是不仅颜色变深了并且失去了原来的光泽。我很佩服杨老师，他不愧为几十年的老总务，仅这三条就足以说明他对笤帚的理论研究是非常专业非常到位非常透彻的！可是佩服归佩服，卖笤帚归卖笤帚，我不得不再次用乞求的语气跟杨老师商量：“雨水淋过，质量肯定会受些影响，可是大老远的既然背过来了，也不可能再背回去了，你老就高抬一下贵手，把它给收了吧。质量问题是明摆着的，反正是一文价钱一文货，你看能给几个给几个算了。”听了我的央求，杨老师始终无动于衷，还是在那里发挥其专业特长，一个劲地指责我的笤帚。
通过笤帚，彼此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我算是把杨老师这个人给摸透了。他这个人心眼一点不坏，就是不会事、不圆滑、不老练、不世故，该他使用的权力都让别人使用了，该他送的人情都让别人送走了。你看几次卖笤帚都是这样，起先他是“说不里话去”，硬在那里卡你，最后把你逼急了，逼着找到别人那里去了。而当别人反过来给他“安排”，他又无话可说，只能眼睛忽眨一阵，嘴角抽搐几下而不折不扣地去照办。我想，有时候激将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我这次要破破只说软话的常规，在找别人之前先刺他一下，揭揭他这个人的伤疤。于是我就跟他讲：“杨老师啊杨老师，你做的好多事情算不过账来！比如说收笤帚，有些时候，你主动一点该有多好啊。好几次，你硬卡住不要了，结果领导一和你说，你又要下了，多不合算啊！还不如从一开始你就痛快一点，豁达一点，大人大量把事办了，把人情直接落在你名下，对方高兴你也满意，岂不是两全齐美！你好好想想，学生说得有无道理？”说罢，上晚自习的铃声响了，看到杨老师沉默不语，眼睛似乎开始忽眨嘴角也似乎开始抽扯，我把笤帚撂他那儿，匆匆赶去了教室！
第二天一大早，刚跑罢早操返回宿舍，杨老师就来到门口高声喊我：“茂斌同学，你来一下，咱商量点事情。”口气如此柔和平缓令我非常感动。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茂斌同学啊，昨晚你走以后我想了很多。我也有个孩子上高中，她衣食无忧，零花钱不缺，但我还整天为她操心，生怕她受了委屈。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哪个做父母的不一样啊？如果稍微有点办法当父母的怎么会忍心让自己的孩子用一背一背的笤帚来换取一天一天的生活费啊？不会的，真不会的。我决定收你这些笤帚了，也不准备压低价格，算是杨老师对你的一次照顾吧！”他顿了顿又说，“但有一点，你也得给我个面子给我个台阶，礼拜天，你辛苦一下，把笤帚给咱缝得结结实实，这样既可免去别人说闲话，也可让我心上踏实些。”
杨老师的这些话，着实让我非常感动。我的眼中闪动着激动的泪花，向他老人家千恩万谢了一番。但人一激动容易把话说得没有了分寸，那次我有一句话说得非常过头非常离谱。我说：“杨老师，我是个有良心的人。人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的大恩我将永记心头，我终究会报答您老人家的，甚至会为你养老送终。”
说完了我便后悔了，话怎么会说得如此没边没际？其它话都无所谓，再说得大些过些都不算错，怎么会说出个为人家“养老送终”的话来？人家有自己的子女，能用得着还是轮得上你这个学生为人家养老送终？真是羞涩人矣！
缝笤帚，是加固笤帚以延长其使用期的一道工序。缝笤帚没有多少技术含量，此前我虽未亲手实践，但曾多次见过母亲做这种针线活。缝笤帚的方法是拿一块布条（颜色不限，材料不限，新旧均可）在笤帚的背子上紧紧包裹起来，再用针线反复缝纳，使其结构更加紧凑、布局更加坚固、使用更加得劲。老百姓家中的笤帚一般都要缝出来再使用，但包括学校在内的所有机关单位的笤帚是绝没有这道工序的，用坏再买，花的是公款，谁怕谁呀？
如上所述，三大要素缺一不可，缝笤帚得先准备好针、线、布三样东西。周末我到供销社买回了针和线，可买不上布（因为那时候布是不随便卖的，只能凭布票购买）。我又及时给杨老作了汇报，看他有无招数。杨老师一改过去那种磨磨蹭蹭的做法，说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咱们到库房里边找找看。到了库房，翻腾了半天，没有什么可用之物。杨老师突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有了，有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学校里的三大造反组织各做过一面旗帜，混乱过后我一直保管在箱子里，现在不可能再造反了，放着也是放着，那是上等的红绸，缝笤帚是绝好的材料。”于是杨老师翻箱倒柜，从尘封已久的木箱中找出了那三面旗帜。
周日，同学们都回家去了，宿舍就剩下我一人，我想这便是我缝笤帚最好的良辰吉日了！一大早，我便将三面红旗（三面红旗色彩鲜艳，“造反”“夺权”“战斗”等字样依然清晰可见。我也不管它当年什么人用过，夺过什么权，斗过什么人，造过什么反，也不管三个造反组织相互间发生过多少惨烈的厮杀，演绎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最后是谁胜了还是谁过了，）一剪刀下去，剪成了同样宽窄同样长短的布条，使其共同为笤帚服务。吃过早饭开始飞针走线，下午四点打扫战场，等同学们陆续返回学校，我加工出的五十把笤帚已经整整齐齐码放到了杨老师的库房。
几十年过去了，杨老师能够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经典语言极少极少，只记得他在此次收笤帚时面露微笑说过一句非常好玩的话：“我原只知道你背笤帚背得好，没想到你缝笤帚一样缝得好，可见其针线活也十分了得！”每当想起这句话，我便很自然地联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祥林嫂那句名言：“我只知道冬天有狼，没想到春天也会有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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