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98年国际电信联盟对“什么是互联网”的界定是：“互联网，在逻辑上可以定义为通过一个全球唯一的地址、基于TCP/IP协议连接在一起的全球信息系统。”
[3]国际电信联盟2014年5月5日公布的一份名为《2014年的世界：信息数字技术事实与数字》的报告预计，到2014年底，全球互联网用户有望达到30亿，全球互联网用户普及率将达到40%。
[4]殷安阳：《论网络政治时代》，载《中州学刊》2002年第3期。
[5]据媒体报道，截至2013年底，中国公务员总数为717.1万人；2014年中国计划招录公务员15.9万人。
[6]《习近平：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再访西柏坡侧记》，载2013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7]早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即明确将“网络空间”视为与陆、海、空、天（太空）同等重要的“第五空间”。
[8]张垚：《网络安全是重大战略问题——访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载201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9]邬贺铨：《维护网络安全必须有过硬技术》，载2014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10]新华社北京电：《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强调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载201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
[11]丽贝卡·麦金农：《中国：巨大屏障》，载2010年1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
[12]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多次改朝换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即国家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有利的政令无法遍施于民，而民生疾苦又难以为上层所知晓。其将这种状况比喻为“潜水艇夹三明治”现象。
[13]草根（grassroots）一词，始于19世纪的美国，概指远离权力中心的基层民众。
[14]“蝴蝶效应”是著名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tz）1963年提出来的，该现象起始于物理学领域，意指在动力系统中，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现象，洛伦兹打了个比方：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1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以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载200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16]该留言板系人民网于2006年8月创办的覆盖全国、影响较大的官民互动平台。
[17]肖木：《让网络政治更具“中国特色”》，载《人民论坛》2008年第13期。
[18]“六个方面的能力”是指统筹兼顾的能力、开拓创新的能力、知人善任的能力、应对风险的能力、维护稳定的能力以及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19]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Death by a Thousand Blogs”，载2005年5月24日“NewYork Times”。
[20]汪洋：《顺应网络发展规律 构建网络民主平台》，载2008年4月25日《南方日报》。
[21]见2011年7月18日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2011上半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
[22]晓研：《数字传媒》，载2014年8月12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第15版。
[23]引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2月3日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4]张意轩、吕婷：《移动互联网驶入“快车道”》，载2014年5月8日《人民日报》。
[25]李大光：《美军网络战概念“升级”的背后》，载2011年6月16日《解放军报》。
[26]转引自王娜：《网络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作用——以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例》，载《新闻世界》2010年第9期。
[27]胡瑛、陈力峰：《从奥巴马当选看新媒体对美国总统大选的渗透》，载2008年12月18日人民网。
[28]“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术语，由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里恩（Edmund A. Gullion）于1965年首次提出。简言之，“公共外交”是相对“政府外交”而言的，它是以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领导干部为对象的外交。其基本方式即通过接触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进而说服和影响外国公众。
[29]辛田：《“希拉里式自由”的用心》，载2011年3月7日光明网。
[30]沈逸：《互联网绑上美国外交政策战车》，载2011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31]闵大洪：《美国政府的网络外交》，载2011年7月12日人民网。
[32]温宪：《美国网络外交解读：扩宽外交理念 更具攻势特性》，载2009年7月9日新华网。
[33]《希拉里对2010年“民主短片竞赛”获奖者表示祝贺》，载2010年9月10日《美国参考》网站。
[34]一般说来，网络战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电脑软件技术层面的网络战，二是利用网络工具煽动民众、激化矛盾、制造社会动乱的网络战。
[35]蔡翠红：《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第277页，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36]纪双城、刘扬等：《网上对话成为沟通渠道 网络成多国政治家新阵地》，载2010年2月27日《环球时报》。
[37]陈潭：《微博问政考验公共治理水平》，载2011年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
[38]参见温宪：《美国加紧抢占网络军事制高点》，载2011年6月3日《人民日报》。
[39]引自马欢、张子宇等：《网军：五维战争打响》，载《时代周报》2011年133期。
[40]参见温宪：《美国加紧抢占网络军事制高点》，载2011年6月3日《人民日报》。
[41]ISDN是“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的简称，中文名称是综合业务数字网，就是采用数字交换和数字传输的电信网的简称，中国电信将其俗称为“一线通”。
[42]马建光：《俄罗斯：如何应对网络战》，载2011年4月19日国防部网站。
[43]参见廖政军：《印度日益重视网络安全》，载2011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44]参见陆研究、魏云峰：《印度网络战要“转守为攻”》，载2010年8月6日《环球时报》。
[45]郑永年：《中国社会信任的解体及其结果》，载2009年6月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
[46]韩丽丽：《突发事件应对与社会管理创新》，载2011年8月2日《光明日报》。
[47]程少华、傅丁根：《网络监督：蓬勃中呼唤规范》，载2009年2月3日《人民日报》。
[48]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2012年7月27日人民网。
[49]周波：《领导干部不当言行是引发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的主因》，载2011年9月29日《重庆日报》。
[50]引自《人民网评：对话“意见领袖”》，载2011年7月13日人民网。
[51]“沉默的螺旋”是德国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Noelle-Neumann）提出的一个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其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人们感觉到自己的意见属于“多数”或处于“优势”的时候，便倾向于大胆地表达这种意见；当发觉自己的意见属于“少数”或处于“劣势”的时候，便为了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结果使得占“优势”地位的意见越来越强大，而持“劣势”意见的一方则越来越“沉默”下去。
[52]《姜明安、单光鼐谈拆迁问题的破解之道》，载2009年12月4日人民网强国论坛。
[53]祝华新：《如果连伍皓这样的领导干部也一概打杀》，载2010年4月27日《中国青年报》。
[54]卢新宁：《峰回路转的不只是“虎照事件”》，载200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
[55]杨军：《2008年恶性事件密集发生 官民矛盾步入显化阶段》，载2008年12月27日《南风窗》。
[56]范明：《中外“群体性事件”问题比较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3年1期。
[57]2011年5月26日，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先后发生三起爆炸，经警方现场勘查和鉴定，爆炸事件系当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钱明奇所为。据媒体报道，钱明奇制造爆炸的目的是发泄对某一案件的不满。
[58]转引自叶皓：《政府新闻学》第11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9]引自廖为建、李莉：《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载《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8月。
[60]“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又叫“最初效应”，亦即日常所说的“第一印象”。
[61]参见祝华新、胡江春、孙文涛：《2007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今传媒》2008年第2期。
[62]该文作者为庄庆鸿，载2012年7月6日《中国青年报》。其基本情况是：2012年7月5日下午，某营销账号发布微博称南京市共青团路有一九岁孩子因没户口无法上学，只能每天与母亲扫地。获此舆情后，雨花台区委宣传部迅速与相关部门、街道以及该账号核实，确认其为不实消息，南京市委宣传部随即通过官方微博“南京发布”做了辟谣。
[63]引自陆路、颜彦编著：《与领导干部谈如何应对新闻媒体》第260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64]“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65]杜骏飞等著：《政府网络危机》第269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
[66]转引自崔保国编著：《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第76～7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67]于建嵘将不特定之人因不特定之事引发的普遍和长期的愤怒，称为“抽象的愤怒”，以之与一人一事的愤怒相区别。参见于建嵘：《有一种“抽象愤怒”》，载《南风窗》2009年第18期。
[68]（美）凯斯·桑斯坦著，黄维明译：《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第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69]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某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造成近300人遇难，震惊全国。之后，襄汾县委宣传部部长董某第一时间对外声称事故缘于暴雨所引发的泥石流。而据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证实，事发当天的降雨量之小，小到“连地皮都不可能被打湿”，“根本不可能是暴雨。”有关专家经过现场勘查，也否认了“暴雨引发泥石流”的说法。这些情况出现在网上后，董某的说法遭致网友的强烈质疑和批评，网友认为董某的解释“纯粹胡说”。董某也因此有了一个与“周老虎”几可齐名的戏称“董暴雨”。
[70]“魔弹论”又称“枪弹论”、“靶子论”、“皮下注射理论”。它是西方早期一种较为流行的传播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大众传播具有强大的传播效果，其情形犹如子弹（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射向坐以待毙的靶子（受众），可以引起直接左右受传者的态度和意见。
[71]参见〔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著：《社会性动物》第78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7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37、34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73]参见陈力丹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4]〔美〕埃利奥特·阿伦森著：《社会性动物》第90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75]钱钟书著：《谈艺录》第2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76]转引自高玉祥著：《人际关系心理学》第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77]胡百精：《中国危机管理报告·2006》第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8]转引自刘京林著：《新闻心理学概论》第229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79]2010年2月27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在最后回答网友“您明年还来吗”时，温总理回复说：“我们可以勾指相约”。
[80]《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载2011年6月23日《人民日报》。
[81]曹林：《“党报头版做检讨”后的情绪化问责》，载2013年1月18日《中国青年报》。
[82]曹林：《动辄删帖，不是方法问题而是不合法》，载2010年5月5日《检察日报》。
[83]“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其概指某人（物）在某一方面的突出特征，掩盖了其他特征，从而造成一种以偏概全的认知偏误。人际交往中所谓的“一俊遮百丑”现象，即源于这种效应。
[84]龙永枢、杨伟光主编：《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第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85]见2006年3月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86]林泉、王春红：《有多少中青年干部愿做“个性领导干部”——目前中青年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载《人民论坛》2008年第7期。
[87]（英）麦奎尔、潘邦顺译：《大众传播理论》第11页，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年版。
[88]引自李希光、周庆光主编：《软力量与全球传播》第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9]据媒体报道，雷政富从被曝光到被免职，一共只用了短短63个小时，网友戏称其为“被秒杀的区委书记”。
[90]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等做了关于“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的网络恐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代中国领导干部患有“网络恐惧”症，县处级干部尤甚。
[91]《干部生活作风在网络反腐中最受关注》，载2012年12月7日《新华日报》。
[92]张颖辉：《“人工降雨”式视察不能当笑话看》，载2012年9月17日新华网。
[93]“5W”传播模式是指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过程包括五个基本构成要素——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94]参见龙永枢、杨伟光主编：《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第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95]转引自刘敬华编著：《领导者形象设计》第6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96]孙颜彬编著：《与领导干部谈领导形象塑造》第4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
[9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28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8]《甘肃省省长刘伟平：守法应是政府“第一形象”》，载2013年4月8日《人民日报》“声音”专栏。
[99]吕梦琦、张琴：《山西女交警铁面查罚“特权车”网民热捧其为“恒山脚下最美女警”》，载2011年4月18日新华网山西频道。
[100]人民日报评论员：《让依法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四论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载201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101]引自陶淑艳等主编：《领导形象：新媒体时代领导者形象塑造与管理》第1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
[102]人民日报评论员：《让依法办事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四论学习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载2011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103]2008年9月5日，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举行2008年秋季开学典礼，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源潮同志在开学讲话中提出了当干部要有三个“敬畏之心”。
[104]参见刘敬华编著：《领导者形象设计》第1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105]陶淑艳等主编：《领导形象：新媒体时代领导者形象塑造与管理》第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
[106]江泽民：《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第32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07]胡锦涛：《全面加强新形势下的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75页，中央文献出版，2008年版。
[108]陶淑艳等主编：《领导形象：新媒体时代领导者形象塑造与管理》第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
[109]引自李美娟：《怕网爱网用网——领导干部上网心态调查》，载《半月谈》2011年第1期。
[110]参见于青：《政治大佬的社交网络补习课》，载2011年8月8日《新周刊》。
[111]转引自周波：《领导干部不当言行是引发网络舆论热点事件的主因》，载2011年9月9日《重庆日报》。
[112]章利新：《中国政府首脑首次全球在线交流传递“中国信心”和“中国形象”》，载2009年2月28日新华网。
[113]李静睿：《中国领导干部的粉丝时代》，载2011年2月24日《中国新闻周刊》。
[114]唐风编著：《读网时代》第20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2008年版。
[115]参见骆沙：《湖南麻阳3名干部为升职偷拍县委书记 恶性竞争引来“窃听风云”》，载2013年5月23日《中国青年报》。
[116]高初建：《领导干部裸聊就是违纪》，载2011年6月23日《新京报》。
[117]蒋心和：《新媒体读者年均增30%分流传统读物读者群》，载2007年4月13日《解放日报》。
[118]转自肖尔亚：《以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为例析我国电子政务发展》，载2009年12月21日人民网。
[119]于燕枝、刘华：《从“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看提升民族“网媒”的舆论引导力》，载《传媒》2008年第4期。
[120]IETF是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简写，中文名为互联网工程任务组，成立于1985年底，是全球互联网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技术标准化组织，主要任务是负责互联网相关技术规范的研发和制定，当前绝大多数国际互联网技术标准出自IETF。
[121]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载《求是》2013年第4期。
[122]引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2月3日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123]“七秒效应”概指网民在网上点击某一页面或查询某一内容时，等待打开的耐心一般不超过7秒钟时间。
[124]参见秦逸：《操作便捷的电子政府》，载2011年4月12日《人民日报》。
[125]段聪聪：《微博让中国民众更关注政治》，载2011年4月2日《环球时报》。
[126]相关数据引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的《2011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联合新浪网共同发布的《2013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2013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
[127]刘鹏飞等：《2012年网络舆情走势和社会舆论格局》，载《新闻记者》2013年第1期。
[128]参见2013年7月31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新浪网共同发布的《2013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
[129]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段兴焱2013年10月15日在其微博上写道：“对部分政务微博印象：以洗手为喻。一、敷衍型：亲，今天天气很适合洗手的哦；二、腾空型：X长今天莅临幼儿园亲自指导幼儿洗手；三、说教型：专家警告，任何一个人每天洗手严禁超过500次；四、间歇型：今天有关洗手就聊到这儿，半年后见；五、推诿型：昨日有关洗手不得用XX牌肥皂微博，纯属临时工所为。”
[130]新浪微博博主王蕾曾在“2012年度海宁市政务微博应用交流会”上称微博世界党群关系有三种类型，即：“1.鱼水关系：认证过，发布积极、与民互动、沟通有效；2.油水关系：不敢开微博，开了也不去维护，不与群众互动；3.蛙水关系：开微但潜水，想了解民情舆论便跳入水中看看，受不了微博世界便跳上岸悠哉一下。”
[131]11条“红线”是指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登载、发送的新闻信息或者提供的时政类电子公告服务，不得含有下列内容：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132]参见宫承波等著：《新媒体失范与规制论》第5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
[133]吴月辉：《1亿网民被“钓鱼”》，载201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134]资料来源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CNCERT） 2014年3月28日发布的《2013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
[135]杜骏飞：《网络社会管理的困境与突破——“艳照门”解析》，载《传媒》2008年第4期。
[136]本部分述论参见了2010年以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网络传播》等报刊以及人民网、光明网等网站上有关介绍国外互联网管理的文章。由于涉及的篇目、作者及相关内容较多，恕不一一列出，在此特表歉意和谢忱。
[137]谢新洲：《美国互联网管理的新变化》，载《新闻与写作》2013年第3期。
[138]“R3”是对分级（Rating）、报告（Reporting）和责任（Responsibility）等三个英文单词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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