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子钊

    我记得是在1959年9月下旬或10月初，我们几个已经被通知留校做北京大学物理系的研究生（当时研究生不是报名考试招收的，而是领导分配的），但是还没有确定做哪个专业哪位导师的，正在等候安，一天中午，一位衣着一身半旧的蓝布中山装、面容显得有点疲惫的中年人来到我们的住处，说要找强元棨和甘子，我说：“强元棨出去了，我就是甘子钊，你有什么事啊？”他说：“研究生处已经通知我你们两人是我的研究生，正好今天下午我们有个科研组会，我来通知你们去参加，”我迟疑了一下问道：“您是谁啊？”他笑着回答：“我是半导体教研室的黄昆！”

    当时我真是不好意思极了！我虽然在北大物理系念了五年，都已经毕业了，对黄昆的名字也早就听说过，但是因为没上过他的课，又不是半导体专业的学生，平时参加各种活动也不积极，还真的是对这么一位名教授见面都不相识，以后他还是我的导师啊！

    就是从这样一次见面开始，四十多年来，我的学习和工作一直就都是在黄先生的指导、帮助、关心、爱护下走过来，去年有一位校外的朋友问我“你在黄先生身边几十年，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为人吗？”我想了一个晚上，回答说：“探索真理和造福人民的统一在黄先生身上体现得最好！”这也是我们做弟子的最要学习的。

    科学工作者就是要做科学问题

    黄先生是一位科学家，探索真理、研究科学问题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他心目中一个科学工作者最主要应该做，尽管几十年来他曾经担任过各种各样的领导职务，承担过许多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科学组织工作，但是他始终关注着并一直坚持着思考具体的科学问题，做具体的科学研究工，20世纪90年代，他已年过七旬，还在自己动手推导公式，做理论研究，直至病重时还是这样。

    从他和我的接触中，他也是这样要求我提醒我，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社会工作和各种活动逐渐多起来了，后来甚至成了个小“头目”，经常有一副忙于“公务”不大做具体研究的样，这时黄先生也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和我的接触也少多，可是在80年代中，他有两次在谈到其他事时，很严肃地对我说，一个科学工作者一定要做科学问题，不能只是领导了什么，推动了什么，组织了什么，这样是不算的！虽然当时这话不是直接对我说的，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事实上他这是表示对我“不务正业”的状态不满的意思。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有一次我见黄先生拿着一个可编程的计算器，说要自学编，我便对他说：“这种计算器性能不强，你何不找个人帮你到正经的计算机上算呢？何必自己做呢？”黄先生很不高兴地说：“我这个人不会指挥人做研究，也许你有这个本事；我做题目总得自己算过才踏实！”又有一次我看到黄先生自己拿着一本杂志，照着上面一篇用格林（Green）函数做无序系统的总结文章推导公式，我建议说：“你找个水平高点儿的学生，让他推导就成了！这些具体的推导你用不着自己，”他又很不高兴地说：“我不会现在这种新派的带研究生的办法，自己不动手，要学生做，以后我都不敢带研究生，”虽然我熟悉黄先生爱来点儿英国式的幽默习惯，但也听出里面有对现在许多人只靠研究生干活，自己只动动嘴、讲讲原则的一种批评。

    要抓住物理本质，要搞清楚物理图像

    和黄先生讨论科学问题，他最常说的话就是“你要说清楚物理图像”，他最关心的是理解问题的物理本，我记得在我跟着黄先生做半导体中隧道现象的理论时，我类比于光的间接跃迁来理解锗中的隧道过程，在把各种各样的过程加起来时用了最陡下降法，求到一个转变，我又说，如果把能带论的能量和波矢关系看做解析函数的不同的“叶”，这也可以看做分支点间的跃，我自以为这样讲显得很有水平，希望得到黄先生的夸，没想到黄先生反复地追问：“为什么是解析函数？你有什么理由假定它是解析函数？分支点的物理意义是什么？”他还要请讲“数学物理方法”的郭敦仁先生来讨论，来帮助，我当时有点强词夺理地说：“反正函数总不是准确的，也就是这么假定罢了！”黄先生可不罢休，说：“你一定要说清楚！不能随便假，”当时搞得得我很被动，心里想，要不多嘴扯上这段就好了！后来我就不写在稿子里，但是过了一年多后，我才逐渐体会到这是非常深刻的一个问题，能量和波矢关系的解析性是有物理内容的，可以深入的问题太多了！真是有许多物理东西在里边的啊！可惜的是，后来我也没深入下去。

    有一次一位师弟做综合考试，讲晶格振动的量子，他用了二次量子化的表述形式，讲得很来，黄先生却突然打断问他：“你这个‘量子’是行波还是驻波？”那位师弟一下子被懵住了，答不上，黄先生又“幽默”了他一通，把他狼狈得不得，我出于“义气”，跳出来帮师弟说了不少好，后来黄先生对我说：“我不是说他用‘高级’的理论形式不好，而是觉得如果连行波、驻波都不明白，你怎么说准动量守恒呢？其实我还是对他评价不低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黄先生在处理一篇稿子时提了较尖锐的意，我那时是中国《物理学报》的一个负责人，我为那位作者辩解说：“他不就是做一个数学上的假定嘛！虽然物理上不合理，但作为拟合数据也成嘛！”黄先生勉强同意我的具体的处理意见，但是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的习惯就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入手，不喜欢这种物理上没根据的推，”当时我感到这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批评。

    有些做凝聚态理论的同事觉得，黄先生似乎对多体物理的进展、对理论方法的进步重视不够，我觉得是一种误，20世纪80年代，黄先生年近七旬时还读这方面的书和评论文章，还自己动手推导书上很长的公式，学习新的多体理论方法，其实他是非常重视凝聚态理论这些年来新的进展，引起这种误解的一个原因，是黄先生老是要追问公式的物理图像，要把一些通过比较复杂的理论工具推导得到的结果，与比较直观得到的或者是用比较“初等”方法得到的结果来对比，有时就使人感到似乎他不认为里面有新东西，有点在“贬”这些理论的感，我觉得，这才真是我们这些人缺少的、要向黄先生学习的科学素养啊！

    我们这些在黄先生身边做过具体事的人都有一个感觉，尽管黄先生非常强调要注意应用，强调要重视实验工作、实际工艺，但事实上，他才真是一位彻底的“基础研究派”。他心里最想着的就是“基础科学”，是在现象后面的物理！

    心里要有听众，讲，就是要让人家懂

    黄先生讲课讲得好是著名，可惜是我在大学五年没听过他的课，帮他做辅导教师的次数也不多！但是他对我批评过几次，说我讲课、做报告都不好，人家听不，他说：“不管你讲什么，你心里要有听众！讲，就是要人家听懂！讲课不是表现自己，而是为听，”

    黄先生备课花时间很多，据说他在刚开始讲“普通物理”时常常是讲课和备课时间比到1：10！我看到他在讲“固体物理”时，尽管已经是讲过好几次了，讲课和备课时间比也至少有1：3！他讲课很严谨，绝对不为了“好懂”而做不恰当的比，他说过，通俗化是对的，但概念不能错，图像不能错，不能为了通俗而给听众错的东西！所以为了表达得真正让听众好懂，他是花许多时间，黄先生讲课和做报告总是很严肃，有些老科学家讲课或做报告时喜欢来点儿花絮，讲点儿历史典故，黄先生从来没有过！他讲课、做报告从来都是直指主题，围绕主题，绝不浪费听众的时间。

    我前两年看到玻恩的回忆录《我的一生》，其中回忆到他和黄先生合作写《晶格动力学理论》这本书时，有这样一段话：“……我的想法是首先从原理推出晶体全部理论，而在推导的末了用观察的现象来论述之……黄昆不赞成我用严格的推导构成此书的计，他是个共产党信徒和唯物主义者，他不需要抽象思维，他把科学看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所以他提议在点阵动力学的系统推导之前应该加上一些篇章，其中有基本论述以说明这个理论的实际用途……他说这是他作为合作者的条件……这本书最后定稿主要归功于黄，”其实黄昆先生那时还不能说是共产党信徒，但是玻恩的描述确实准确地表达了黄先生“把科学看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而且写书首先是为了读者，要让读者读得懂、读了有，这也就是黄先生批评我的：“讲课不是表现自己，而是为听众！”

    我没有后悔，我是在需要我发挥作用时有条件发挥作用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常常有人说，黄先生如果当年不回国，留在国外，以他当时的情况，会有很大的科学成就，甚至得“诺贝尔奖”了！也有人把这个意思直接对黄先生讲，他总是回答：“我从来没有后悔，这些年来我是在需要我发挥作用时有条件发挥作用，”有朋友认为这是他“革命”的表现，我不这样认，我以为这确实是黄先生的心里，就像玻恩也看出来的，黄先生“把科学看做是改善人民生活的手段”，所以对回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没有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而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学科建设工作，介绍已经成熟了的科学知识，担任相当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等，他都认为这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做的事情，而且他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的确，他没有后悔！

    但是作为深深地热爱基础科学，把认识未知世界的规律当做是自己最愿意做的事的他来说，心底里总有遗，（但这不是后悔！）这是接触老年黄昆的人都会感觉到，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他感到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需要他做开拓者的时期应该可以结束时，他便迫切地希望把基础研究抓起来，他那时积极地提出和推动固体能谱的研究，就是一个明，70年代末他到了半导体所，心里最想的便是把基础研究搞起，他组建超晶格实验室，他自己亲自动手做理论研究，他要学习科学计算，学习多体理论，等等，这一切都反映出一种深深的迫切，直到90年代，年逾古稀、健康情况大不如前的他，谢绝一切社会活动，可还是在看文献，做计算，还新开辟对输运过程的研，那种拳拳之心，那种迫切要做点儿基础研究、要为人类知识宝库做贡献的渴望，直到他被诊断患有重病时还是在坚持，实在令所有看到的人感到心疼！亲爱的祖国，您探索、崛起的道路的过程是曲折的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这里面也包括了您的一批最优秀也最忠诚的儿女的青春梦，像黄先生这样，他为基础科学做出贡献的梦想本来是极其现实，而且已经开始有了杰出的成果了的！但是他义无反顾地放下，的确，他不后悔，但是遗憾！

    大师风范

    前些天和一位同事谈起正在成为一个热门课题的表面等离子体光学，这个课题已经成为一个“973计划”重点课题，而且大家都在谈论其技术应用的前，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正是黄先生提出的“极化激元”（polariton）的概念在等离子体物理上的发，苏联的物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这个理论时就承认是黄昆的概念的发，现在非常热门的微腔极化激元激光、微腔的光晶格（opticallattice）和玻色凝结等等，也都是基于黄先生的这个概念，我记得在6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对黄先生说：“Hopfield在1958年的论文中把您的‘极化激元’概念用到激子，但他没有提到您，后来苏联人指出来，”黄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没做一句评论！同样还有在多体物理中著名的Friedel振荡和求和规则，其实最先是黄先生在讨论金属中杂质时用了散射的相移发展来，有一次我给黄先生说起时，他也只是淡淡地一笑！只说：“Friedel是在我离开莫特处那年，进去做研究生，”这种大师风范，与现在“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学界风向是多么大的反差啊！

    我也想起李爱扶先生协助黄先生写成的关于固体中多声子跃迁的论文，是国际公认的开拓性的著，这个领域今天也正在红火得，苏联曾专门出过论文集介绍电声子作用，头一篇就是黄先生和李先生这篇！但是她随黄先生回到中国以后，和黄先生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她一直从事我们实验室的技术服务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她是我们实验室中最最任劳任怨、最最朴素、最最和气的一位老大姐！哪里像一个外国人？哪里像一个有过科学贡献的外国人？哪里像一位著名科学家的夫人啊？我们年轻时都背诵过“老三篇”：“这是什么精神……”李爱扶先生和黄先生不正是一对实际的范例吗？每次我和李先生开玩笑、聊天后，常常想起一些几年前还和我们一样在菜市场买菜过日子的人，不就是出了国或到过几趟外国嘛，一副外国阔太太、大小姐派头，对中国什么事情都看不惯，都看不起，有时还装出不大会讲中文似的“假洋人”，真是感慨万分！我只想，如果容许的话，我不仅用学生的名义，也用我们这个祖国的名义，对李先生说一声：“谢谢您！中国谢谢您！”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黄先生不是一个爱谈传统文化的学者，但是在纪念他的时候，我还是要用司马迁在评价孔子时的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来表达心中对他的尊，“桃李无言，下自成，”黄先生的做人和做学问，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追求。

    作者简介

    甘子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4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1959年9月毕业后师从黄昆做物理系固体理论专业方向研究，1963年1月毕业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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