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蓓

    自从1956年我国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紧急发展半导体事业和紧急培养专业人才以来，中国的半导体事业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我国半导体物理的开创者和一代宗师——我们敬爱的老师黄昆先生离开我们两年多，站在北京大学物理楼黄昆先生半身铜像前，凝视着黄先生深沉的容貌，我浮想联，黄昆先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学二十余年，教书育人，诲人不，在他和谢希德先生的领导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人才，代代相传，桃李满天，他那丰博的学识与才智，他那做学问的态度与风格，他那精神魅力，给我们这代人的成长和工作带来了深刻的影，我作为当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第一届六年制学生，毕业以后又留在黄昆先生直接领导的半导体教研室工作，有幸受到黄先生的教诲，特别是黄昆先生给我参加科研工作的启蒙教育，半个多世纪来使我受益无限，永生难忘。

    大学时期我们的两门必修课“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都是由黄先生亲自讲授的，对于我来说，这是有生以来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两门课，黄先生在国外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物理问题，他深知固体物理对20世纪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提出把它列为我国物理专业的基础课，通过与专业建设结合不断改进，亲自为我们开设和讲授了系统的“固体物理”基础课，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固体物理专业教育的开创，“半导体物理”专业课也是在当时无蓝本可以循、综述性文章也较少的情况下开设，这两门课内容丰富，从固体和半导体的宏观物理性质到微观电子跃迁和运动的内在规律，说实在的，有相当的深度和难，他自己谦虚地说：“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我自，”说明这两门课确实凝聚了黄昆先生大量的心血和辛勤劳，上黄先生的课，感受最深，聆听最切，“听黄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感，在课堂上伴随着他洪亮而生动的讲述，黄先生总是用非常清晰的物理概念和图像来说明复杂的内在规律，使我们不至于盲目地陷入繁复的数学推导中，一步一步将我们领进丰富而深奥的物理世，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20世纪的后50年，与飞速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固体和半导体物理研究领域远远超过了这些课程内，这几十年来我们亲身经历了从第一代锗、硅，第二代Ⅲ-Ⅴ族化合物，到第三代宽禁带氮化物和氧化物半导体的材料和器件的飞速发展过程；我们参与了微电子学的晶体管、集成电路以及光电子学的半导体激光器、光子集成，以至于介观体系受限电子、光子和激子体系与器件的探索和研，这些都需要我们在这个领域不断充实自己，而黄先生的这两门课程打下的扎实基础确实使我们在不断进取的科研中运用自如。

    我们班的维吾尔族同学沙比提·阿木提1962年毕业后回到新疆不久，编写了维吾尔文的《半导体基础知识》等十几本书，为培养维族半导体与物理人才以及发展维族半导体科技做出了贡献，为此曾九次获得自治区级以上的荣誉，黄先生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课对他帮助最，几年前他来北京时告诉我们，至今就连当时我帮他记的这两门课的笔记还珍藏着，他说，“老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热情帮助还历历在目”，“严谨、认真、自主的北大治学精神，使我在新疆终生受益”。我班七十余名同学毕业后，大家回母校聚会时，总要来看望敬爱的黄昆先生和原半导体教研室的老师们。

    黄昆先生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文化大革命”前夕，在国家科委的支持和黄昆先生的带领下，北京大学刚刚启动了“固体能谱”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并从全国各高校毕业生中挑选了各类优秀人才来充实科研队伍，可惜，自从1966年那场浩劫开始以后，这项研究也就半途夭折，作为固体物理研究的前辈，即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黄先生坚持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对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素质教育也是始终如一，回忆起来，我亲身经历的点滴事例使我深受教育。

    在当时的特殊年代，我们这个半导体班从三年级起的业务活动（包括上课、集体写书、搞科研和办厂）都是与半导体教研室紧密结合在一起，1959年以后，在黄昆先生的领导下，教研室安排学生提前参加科研实践的训练，要求我们每人做学年论文，这是我们初次参加科研，难以忘怀当时黄先生对我的启蒙教，记得在实验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曾先后做过两个题目的学年论文，包括自己动手建立薄膜沉积系统并在半导体材料上进行实验和用离子交换实现高纯水的实验系，尽管现在看来都已是半导体实验技术中非常简单的事了，但在当时全是从无到有，对于初涉科研的我是很好的实践机，如建立薄膜沉积系统，从确定、设计方案，选择真空设备，制图，加工、调试，直至实验，全要我们自己动手；而离子交换纯化水的课题从自己选购进口的阴、阳离子交换树脂开始，到进行试验，也遇到许多曲折，记得当时经反复实验发现，分别进行时阴、阳离子交换时效果较好，装入小型交换滴定管后便不断出现问题，我们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增长了才干。

    黄先生亲自与各位导师逐个研究、检查我们学年论文的进展情，黄先生用他那被烟头熏黑了的手指夹着一根接一根的香烟，仔细听取我们的汇报，并以他那深刻的洞察力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一方面引导我们用已学过的知识来分析理论上可能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针对我们实际进展情况，指导我们抓住关键去解决难点，并对我们在解决问题中开拓思想和发表独立见解的地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鼓励，激发我们对课题的浓厚兴趣，鼓励我们在实践中发挥聪明才，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接受黄先生最具体的直接指导和科研实践的启蒙教育，虽然五十多年过去了，但一直印象深刻，使我真切地领略到黄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伴随着我的成长，并一直影响着我以后的教学和科研道路。

    黄先生还注意教育我们既要有扎实的基础，又要发扬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顽强不懈的探索精，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他亲眼见到的事例：有位英国科学家面对似乎枯燥无味的晶格缺陷问题，成天在黑板上画来画去，画满了晶格图，锲而不舍，最终创立了著名的位错理，这个生动的事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此后，我也将类似的发现量子霍尔效应的故事告诉我的学生。

    长期以来，在黄昆先生的带领下，为提高青年教师和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参加科研工作实践，积极为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安排学年论文，已成为我们半导体教研室和以后的固体能谱教研室培养学生的传统，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和“四人帮”倒台后一直延续到现在，多年来主动要求来我们教研室提前进入课题组的学生往往是最踊跃，我从自己做学年论文开始到当上教师四十余年以来，每年在指导学生做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工作中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与学生一道成长和提高，这一传统不但影响了我，也影响到我对学生的培，为数不少的学生在大学毕业时就已在SCI收录的杂志上发表了文，有些出国攻博的学生说，毕业前的科研实践使我们很快适应了国外的学习和研，回忆起来，这和黄昆先生一贯主张和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将课堂学习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培养人才的理念是分不开，近年来，李政道先生为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参加科研设立的“莙政基金”，学校进行本科教育改革使大学生同时从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受益的成功范例，也是与这个传统一致的。

    1969年以后，在学校进入“文化大革命”后的教改阶段，成立了北京大学电子仪器厂，以研制每秒1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任务，建立了北京大学“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基，黄先生同包括我在内的物理系一部分教师也被调入半导体车间，研制计算机所需的集成电路，我负责硅气相外延生产，在“产学研”三结合的基地，与黄先生在生产线上一起度过的日子也是令人难忘，电子仪器厂招收半导体专业工农兵学员以后，黄先生结合研制大型电子计算机所需的半导体集成数字电路，给他们讲半导体晶体管和电路原理，编写讲义，还要带领他们一起到车间来实，他定点到我们硅气相外延组参加顶班劳动，本来对于他这样的科学家，来到车间看一看就可以了，但黄先生与青年工人打成一片，坚持要亲自动手，一点一滴地学习，连清洗硅片等工艺操作也不放，在超净车间里，他一改烟不离嘴的习惯，简直令我特别惊讶，工人们都亲热地叫他“老黄”。他一丝不苟，尊重科学，与我们认真研究半导体硅气相外延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改进硅外延薄膜的质，有一次生长的外延片表面出现许多麻点，黄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原因，那时他的手上正好患有皮肤病，他还怀疑是否是手上的皮屑造成的，这和有些眼高手低、学了一点知识就不屑于踏踏实实做实际工作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些点滴事例中，黄先生给工农兵学员、青年工人和我们大家树立了严谨、求实的榜样。

    不久以后，黄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虽依然很关心我们的研究和进展，但我们与黄先生长时间相处的机会就不很多，但是这二十多年的直接教诲、启迪，特别是对学生时代初次涉足半导体科研实践的我的启蒙教育，给我留下的是永远的精神财富。

    作者简介

    章蓓，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1956～1962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门化学习，毕业后留校，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半导体教研室任，1982～1983及1986～1987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开展Ⅲ-Ⅴ半导体与光波导研，长期从事半导体光电子领域介观物理和微纳光子学方面研，发表论文160余篇，曾参与《介观物理》、《微小世界》等著作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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