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厚植

    黄昆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两年多，先生作为我国半导体科技界的一代宗师，他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创新的思维、严谨的学风以及对科学的不倦探索将永远师表天下。

    回想起第一次倾听黄昆先生的报告，仿佛就在昨，1977年的某一天，王守武副所长邀请并亲自主持了黄昆先生的学术报告会，历经“文化大革命”以后能聆听科学大师做学术报告，这是十分难得的机，我和同事们早早地来到了报告会场等待先生的到，令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像黄昆先生这样国际著名的科学大师是穿着洗得已经褪色的蓝色中山装，拎着一个破旧的蓝布包走上了讲台，这是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先生时的印象，它自始一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之，先生用一句质朴的话“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只是我业余研究的结果……”开始了他精彩的报，当时，我只是一名青年科技人员，又被迫荒废了十年光阴，虽然还很难真正从学术上理解先生的报告，但是，先生对物理世界的深邃而清晰的认识深深地打动着我，它不仅重新激发了我从小对科学探索的向往，而且在此后几十年的岁月中，先生的风采一直潜移默化地引导着我的科学生涯。

    黄昆先生是1977年10月由邓小平同志特批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任所长，经历“十年浩劫”，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科技积累还是人才队伍的建设都处在百废待兴的困难局面，不仅是远远落后世界先进水平，更可悲的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重大科技前沿又在什么地，怎么按照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指示迅速恢复我国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是摆在先生面前的巨大难，先生以一位科学大师的直觉和质朴为我们指明了复兴之，他认为，“半导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如此重要的技术，正是由于早在几十年前，国际上一些远见卓识的企业家、科学家重视开展深入的物理研究的直接结果”。为此，他精心规划在半导体所组建了从事半导体物理研究的物理，最难以忘怀的是他亲自编写讲义，开课讲授半导体物理，这对荒废了10年之久的科技人员来说，真是如同久旱逢甘，偌大的课堂内挤满了坐在小马扎上听课的科技人，对于我们这些以往没有机会系统听黄昆先生课的人，能现场聆听大师严谨的推理、感受他活跃的思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我们抓住机会，课后认真推演，领会物理内涵，很快补上了关键的一，时至今日，我依然珍藏着黄昆先生已经发黄的、厚厚的油印讲义，时时翻阅、参，今天来看，黄先生当日的举措虽然是如此质朴无华，但是历史证明，它是最有效，无数事实都表明，举措不在它表面的华丽和貌似的新奇，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实际和有实，现在，先生这种求实务实的作风更应当为我们认真借鉴。

    黄先生以大师的远见卓识，深知培养优秀青年科研人才的重要性和迫切，他冷静面对“十年浩劫”中科研工作完全停顿的现状，他和王守武、林兰英副所长一起，通过各种方式考查和选拔人，1979年2月我有幸被半导体所推荐选拔，作为1949年以后第一批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的获得者，前往德国留，记得1978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去找正在友谊宾馆开会的黄昆先生，请他写推荐，在微微昏暗的灯光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黄先生说这是他回国以后第一次向国外写推荐，简单的几句话传递了他作为大师对青年科技人员迅速成才的殷切期，先生这种对传承的期盼成为在日后岁月内鞭策我永远奋发向上的使命，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风景如画，却无人有心思去欣赏这一，使命感驱使着我们白天黑夜地工作在实验室，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先进的科学知，我们要证明中国人和外国人有着一样的聪明才干，我们要向祖国、向老一辈科学家证明自己能够无愧于他们的期，1979年夏天以后，黄先生又根据国内科研布局的需要，要我转到慕尼黑工业大学去从事二维电子气物理的研，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前沿领域，对于我这样一个没有受过正规理科训练的人而言，无疑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想起先生的嘱托，我义无反，其间我有幸和1985年因量子霍耳效应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冯·克利钦教授共事一年，和他的讨论又使我从世界级大师那里受益匪，1981年我回国以后，黄昆先生为了在国内建立从事二维电子气物理的研究基地，大力支持我从科学院争取到相应的经费，建立起必要的实验条，1983年10月为了使国内的研究迅速赶上国际研究前沿，他又通过“中美原子、分子和凝聚态物理合作研究备忘录计划”，再次派我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崔琦（D。C。Tsui）教授（199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处从事量子霍耳效应和分数量子霍耳效应方面的研，黄昆先生先后两次派我到本领域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处去工作，充分体现了先生在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方面的良苦用，为此，我一直也深感愧疚，未能像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在科学上更有作，但是，先生一生殚精竭虑为国家半导体科技事业培养栋梁之才所倾注的热情、耗费的心血，将永远铭记在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心，我们中的大多数会摈弃世俗的陋习和偏见，以先生为榜样，把选拔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作为关系到我国科技事业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攀高上世界科学之巅的大事来做。

    自1970年江崎（L。Esaki）和朱兆祥（R。Tsu）提出“超晶格”的概念以来，以量子阱、超晶格为典型代表的低维半导体结构的量子物理研究，一直代表着当代半导体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方，黄先生以敏锐的眼光预计，它的历史地位可以与20世纪40年代末pn结、晶体管的发明相提并，1986年黄先生希望我回国在半导体所组建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尽管当时我在崔琦教授处所从事的分裂栅控的低维量子结构的工作刚取得重要突破，但我立即遵循先生的意见回，回国以后，在黄昆先生的建议下，经过不到三年的准备工作，当时的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很快批准了由半导体所筹建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于1988年3月通过了国家计委组织的评审论证，1991年11月我们按期完成了实验室的筹建工作，并通过了国家计委组织的验，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后，在黄昆先生的指导下，取得了很好的成，1991年底和1995年9月，先后两次在国家计委组织的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评估中被评为A类实验，不仅如此，在“八五”、“九五”和“十一五”期间，实验室分别主持了国家攀登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即“973计划”）项目，将国内相关同行组织起来，为推动国内低维半导体结构的量子物理和量子器件探索研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和黄先生一起工作期间，不但使我能从另一视角了解并向先生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而且深切感受到先生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精神财，首先是先生的博大胸，他不计较本单位所获经费的多少，而是放眼于全国这方面工作的进展、水平和研究队伍的生，联想起目前依然存在的排他性的恶性项目竞争现象，学习先生的精神更有深远的意，再就是先生总是提醒我，不要老想去告诉别人应该去做什么；一个学术带头人的最重要责任是吸纳和选拔优秀科技人才，有了真正优秀的人才，他们自己会知道去做什么样的前沿研，我是在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后才领会先生所讲的真谛，从1994年底我接任半导体所所长后的工作，尽管面临一定的阻力，我都努力按先生的精神去实，作为一位领导者，不要迷信那种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新思路”、“大手笔”。这类做法终将成为危害不浅的瞎折腾！这类的教训己是举不胜举，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我国科技队伍主要是靠自然规律完成了一次代际更替，但并非是按自觉的理念和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如不能把黄先生的精神学到手，新的僵化的研究队伍格局又会形成。

    黄先生作为一代宗师，还从另一方面显示出他高尚的人，先生晚年因久病在身，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第一线做科研工，在和我许多次的谈话中，他曾经很痛，但是，当先生认识到自己晚年的状况以后，他告诉我他谢绝去参加各种科技活，我曾力劝黄先生不必这，但先生对我说：“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自己已跟不上，不懂，人家请了你去，你不发言不好，你发了言岂不是误导别，”先生的话不仅是让我深受感动，更主要是让我深，联想起经常遇到的、好为人师的“万能专家”在各种场合下的夸夸其谈，对照黄先生这样大师级科学家的情操，应当及早唾弃这种浮躁、虚荣和误事误人的做法。

    黄先生教书育人的风范不只是体现在课堂里，他的人格魅力光芒四，在本文的最后，我想用我当年在黄昆院士荣获香港科技大学荣誉博士祝贺大会上的讲话，表达我们晚辈对先生的崇敬：

    黄昆院士是我国半导体科技界德高望重的科学老前，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怀着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殷切心情，放弃了个人科学生涯中获取重大成就的机遇和海外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回到刚诞生的新中国，在满日疮痍的极端困难环境下自觉投身于向科学进军的伟大事业之中，披荆斩棘，辛勤开拓，奋斗不息，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

    黄昆院士是我国半导体科技界的一代宗，他为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辛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栋梁之才，为它浇铸了一根又一根的擎天支柱。

    黄昆院士半个世纪以来对国家的无私奉献、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生的严谨求索为我们弹奏着一曲高昂的爱国奉献的主旋，它涌动着拳拳报国的赤子之心，喷发着爱我中华的肺腑之情，激荡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高尚情操砥砺风操、嘉惠后，他的高风亮节将。

    作者简介

    郑厚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国家攀登计划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和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首席专，曾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期从事低维半导体结构量子物理和量子器件探索的研究工，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