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中期，当个人电脑终于在硅谷如日方升地发展起来时，整个产业并没有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研究成果作为依托。结果，个人电脑产业在最初几年一直偏离轨道，造出了不少单机运行的台式机器，这也与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处于前沿的信息共享社群的理念相悖。
交互式计算机技术在1960年代很大程度上还是几家分散各地的实验室的专属领地，比如SAIL、斯坦福研究所、麻省理工和BBN 公司。主流计算还采用脱机操作的方式：如果有程序要运行，就把它制成一叠打孔卡，再把卡片毕恭毕敬地呈交给守卫玻璃房里计算机的"祭司"们，然后第二天再回来取计算机打印在一大摞纸上的运算结果。
但是许多普通人已渐渐获知了计算机的巨大潜能。计算机可以像斯蒂芬·罗素的《太空大战》游戏一样成为互动媒介，也可以像道格·恩格尔巴特在秋季联合计算机大会上演示的那样成为提升人类智能的工具——在这样的广阔远景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门外汉都想挤进来一探究竟。他们大多是青年男子，有一定的电脑接触经验，并渴望拥有自己的电脑，尽管他们也不知道如果真有了电脑能用来干什么。他们只是被这种复杂可控、点石成金的技术迷得神魂颠倒。
第一批感受到对计算机力量之渴求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鲍勃·奥布雷克特，他曾是周游四方的航天工程师。奥布雷克特1950年代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 Corporation ）[1]航天部门工作时第一次接触到了计算机。一开始他就很感兴趣，不过当时他使用的还是IBM 650型电脑。这台机器虽然没有让他痴迷其中，却也激起了他进一步了解计算机技术的愿望。
作为滑雪爱好者，当得知布劳斯公司进军计算机市场的消息后，奥布雷克特便接受了布劳斯公司派驻科罗拉多的一份工作。他在那儿教人们用布劳斯205型（Burroughs 205）电脑编程。奥布雷克特是数学专业出身，对计算机的科学应用饶有兴致，却对自己教的商业应用兴味索然。又待了一阵，他换了另一份看起来更有意思的工作，到马丁公司[2]在丹佛市（Denver ）[3]的航天企业当数学研究员。
不过这份工作让奥布雷克特如坐针毡。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模拟核战事。他的电脑还在使用打孔卡，但内部已经是晶体管结构，比之前的真空管主机要便宜一些。他震惊地发现同事们对于手头工作竟未感到一丝良心不安。在奥布雷克特模拟的核战中，美国本土大概会有四千万人死于核爆，但他的同事们却依然兴高采烈，因为同一场模拟战中苏联的死亡人数是一亿两千万人。这种动辄以百万来统计死亡人数的做法让奥布雷克特心力交瘁。
一年半以后，他离开马丁公司，去另一家计算机制造商控制数据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刚刚在丹佛开设了一个新办公室。奥布雷克特的头衔是高级应用分析师，实际上就是编程教员。他甚至还得给那些已在IBM 编程学校集训一周但啥也没学会的学生补习Fortran 语言。在日常工作以外，他还开始教一小组高中生学习编程。教授编程时，奥布雷克特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们"身体力行"；不过在主要招收中上阶层子弟的丹佛高中，他曾有灵光一现、大彻大悟的体验。他的成人学生对于用电脑工作有着各种各样的顾虑，但孩子们没有这份畏难情绪，他们兴致高昂地接受了这一新事物。当时奥布雷克特教学用的还是CDC 160微型电脑，和恩格尔巴特刚开始进行增智研究时用的机器是同一型号。
他的课大受欢迎，很快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就开设了拓展课程，招收了百余名高中学生。奥布雷克特带着班上学生踏上旅途，有一次还陪同最早那所丹佛高中的学生们去参加全国计算机大会。学生们在会上演示了用CDC 160微型电脑编程的高超技巧，把计算机界的大佬们惊得目瞪口呆。在全体会议上，有人竟借此批评不应放任孩子们玩电脑。但是说话从不留情面的奥布雷克特告诉这些批评者们，他教过的小学四年级学生都能用Fortran 语言进行编程。后来，奥布雷克特一发现BASIC 语言就立刻放弃了Fortran 语言，改为教授BASIC 这种更简单、更易为普通人接受的编程语言。他甚至还做了一些小卡片和纽扣徽章，上面写着"SHAFT——废除Fortran 教学协会"（Society to Help Abolish Fortran Teaching ）。
和恩格尔巴特及艾伦·凯伊一样，奥布雷克特也很早就接触到了微电子元器件成比例缩小的理念。1963年，控制数据公司派他到加州研讨教育市场的开发。该公司刚刚收购了本迪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4]，希望将本迪克斯的G15系统卖给学校。到了加州后，奥布雷克特专程拜访了希德·芬巴赫（Sid Fernbach ）——在美国武器设计中心之一劳伦斯·利弗摩尔实验室工作的一位顶尖物理学家。芬巴赫一直对儿童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位物理学家也是计算机科研应用方面的先锋人物，多年后还是"超级电脑"（supercomputer ）一词的创造者之一。两人远足散步了几次，畅谈计算机的未来，不过话题始终围绕着芬巴赫关于五百美元掌上电脑的设想，这一设想深深震撼了奥布雷克特。
后来奥布雷克特还是迁回了明尼阿波利斯，在控制数据公司创设了自己的职位，他用"灵丹妙药巡回展售"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职责。他带着台电脑周游全国，每到一地就到当地高中招募一组学生当志愿者，以此显示电脑上手的简易程度。他在一小时内教会孩子们上机运行自己写的第一个程序，然后指导他们一个接一个程序写下去。没多久孩子们就能两两组队研究一个项目，以此争夺参加全国大会的名额。奥布雷克特一年就飞了十万英里[5]，他那魅力四射的授课方式经常激起学生们对电脑的疯狂热忱。不过，尽管这种工作形式意趣盎然，他的精力体力也只足以维持一年这种空中飞人的生活。
事实上，鲍勃·奥布雷克特在商务圈里待不了多久。保守世故的美国商业世界从未给过他归属感，1964年他离开控制数据公司没几天就把正装西服全送人了。离职后，奥布雷克特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有一天，他正埋头撰写艾迪生·韦斯利（Addison—Wesley ）[6]出版社向他约稿的第一本书——《计算机方法与数学》（Computer Methods and Mathematics ），这时他突然意识到室外气温已经连续二十三天都在零度以下。"干嘛不去旧金山写书呢？"奥布雷克特自问道。那时他已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加州正在召唤着他。
1966年初奥布雷克特来到了旧金山，在靠近北滩的九曲花街山顶上的一套公寓里住下。当时他的思想还很传统，计划继续当个自由撰稿人。他又接下了第二份创作合同，准备写一本计算机数学教学的书。在城里的第一周，他闲逛至艾迪街的希腊餐馆"密涅瓦"。他以前从没跳过舞，但是那晚在密涅瓦听到的希腊音乐捕获了他的心。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了希腊民间舞的世界。不久，奥布雷克特就开始在每周二晚上组织晚会，他家的晚会融合了希腊舞蹈、计算机编程和红酒试品等活动。
在这段时间里他遇见了曾是斯坦福研究所咨询师的迪克·雷蒙德。在奥布雷克特聊起自家的社交晚会时，雷蒙德回应说自己有个非盈利性基金会，正在寻找能够实践新型教育理念的途径。这主意听起来很有趣，因此刚刚再婚的奥布雷克特便搬到了门洛帕克。还一心想着希腊舞蹈的奥布雷克特决定在自由大学开一堂舞蹈课。他的舞蹈课很快流行了起来。巧合的是，有几堂课还是在阿瑟顿镇道格·恩格尔巴特家的后院举行的，要知道恩格尔巴特也是希腊民间舞的发烧友。
雷蒙德和奥布雷克特很快将原先的非盈利性组织改组成波特拉学会，会址选在门洛帕克繁华城区，靠近国王大道。学会并没有多少资金。起初雷蒙德自己投了些钱，惠普公司也赞助了一部分。对于包括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后来加入的弗雷德·摩尔在内的为数不多的几名员工来说，日子紧巴巴的，只有刚够置办用具和租赁场所的费用。
学会董事会的成员和学会的研究项目一样多元化。其中有理查德·贝克·罗什（Richard Baker Roshi ），旧金山禅修中心的领导者；休伊·约翰逊（Huey Johnson ），公共土地信托基金会的领导者；迈克尔·菲利普斯（Michael Phillips ），旧金山的一位银行家，后来创作了《金钱七律》（Seven Laws of Money ）；以及范尼·沙夫特尔（Fanny Schaftel ），斯坦福大学教育系系主任。学会的理念是全力以赴、勇于探索，学会的格言则是"年少不惧挫折"。时常有人从街上直接走进学会，随意表述自己的观点。基金会唯一的管控机制就是仔细记账，每一笔捐款记录都清清楚楚。
波特拉学会也为旗下盈利性出版机构"极致动力"（Dymax ）撑起了保护伞。此名称源自巴克敏斯特·富勒创造的"最大动力"（Dymaxion ）一词——由"动力"（dynamic ）和"最大化"（maximize ）两词组合而成。将此词作为出版社的大名是SAIL 的顽童研究员马克·勒布伦想出的主意。出版社草创于红杉市（Redwood City ）[7]一家仓库中，很快就发行了一份名为"人民电脑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 ）的新闻通讯。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詹尼斯·乔普林所在的旧金山摇滚乐队"老大哥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 Company ）。第一期通讯的封面便是勒布伦手绘的素描，而勒布伦后来也成为奥布雷克特的计算机大众玩家团队的青年成员之一。第一期的封面顶部写着："直到现在计算机还是反人民的工具，但是人民电脑公司的时代到来了！"
秘密已经路人皆知了。除了那些有机会接触大企业计算机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以及像斯图尔特·布兰德这样的有识之士以外，知道计算机的用途远不仅是数字计算的人越来越多。即使是最原始的计算机——编程时需要费劲地反复扳开关从而输入单个指令——也令众人心驰神往。计算机中隐藏着一个小宇宙，而奥布雷克特手中就握有打开宇宙之门的钥匙。
奥布雷克特创建了一所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技术中心。走过门廊，眼前便出现一个希腊小酒馆似的场景——餐桌、舞池和闪闪发亮的圣诞树灯饰，还有一台投影仪在一面墙上放映希腊风光，每隔十五秒更换一幅。
当极致动力出版社搬到门洛帕克的一家商业中心后，"人民电脑中心"（People's Computer Center ）也在隔壁办公室开张了，中心里很快摆上了连接一台分时电脑的终端机。人们可以随意走进来，在机器上编程或者玩游戏——当然不是《太空大战》那种需要配备昂贵的图形显示的游戏，而是基于文本的交互式模拟游戏。这种游戏其实就是用电传打字机终端打印文本，但还是很扣人心弦。这些电脑甚至还没有初代个人电脑那种块状图形，但却是当时普通人眼中功能强大的梦幻机器。在交互式电子机器面前，人们很容易迷失在电脑营造的世界里；数字化世界和任何奇幻小说塑造的世界一样神奇美妙。
中心开业后不久，来了一台PDP—8微型电脑，这是奥布雷克特用自己的技术写作稿酬换来的。这台机器被送到奥布雷克特在门洛帕克的房子里。当时他正在实践自己的另一梦想——和新婚妻子及年幼儿子住在红杉市游艇码头的一艘船上，因此那幢房子还是空荡荡的。电脑送到的那天，勒布伦自告奋勇来照看这台机器。小伙子乐得犹如腾云驾雾。过了好一会他才发现这台电脑需要一个纸带读取器来输入程序，而且它没有自带任何软件，只有一份言简意赅的指南手册。那天晚上，忙活了半天，勒布伦才弄明白怎么手动输入程序让电脑从键盘读取指令。他用前面板上的一套开关，艰难地将低阶程序一点一点地写入电脑内存。
经过不断试验和纠错，勒布伦终于大体上把键盘读取软件激活了，但也整整耗费了一晚上时间。完工后，天边已曙光初现，精疲力竭的勒布伦瘫倒在沙发椅上。那天晚些时候他醒来时，发现自己仰面躺着，大嘴张开，舌头都快风干了。这种感觉奇怪得很，刚醒的那会儿他觉得嘴里像是钻进了一只蜥蜴。不过这并不影响勒布伦欣喜若狂的心情。他马上就要拥有自己的电脑了！
奥布雷克特启迪了数以千计的孩子，引导他们认识了计算机的力量，勒布伦只是其中之一。个人电脑界的领路人[8]奥布雷克特决心将计算机的力量带给普通大众。在他组织的某次希腊舞会上，他和道格·恩格尔巴特谈起计算机技术和孩子们，恩格尔巴特提议道：
"嗨，哪天晚上你带孩子们来我们实验室如何？"后来的几个月里，每周三晚上，增智实验室都会对外开放，让兴高采烈的少年们在玩电脑的同时感受计算机的未来。
人民电脑中心是这样一个地方：自己动手，志愿者负责部分管理，而且与1960年代晚期的"民治"精神完全合拍。因此，也不奇怪胡子拉碴的拒服兵役者兼和平运动积极分子弗雷德·摩尔能大大咧咧走进门安顿下来。弗雷德·摩尔已经打赢了针对加州大学的良知之战。1962年秋天当加州大学终于宣布预备役军官训练营改为志愿参加后，他再次入学，成为数学系的大三学生。但是他的大学生涯没持续多久，在他看来大学生活与他真正关心的事务日益脱节。1963年1月，摩尔正式退学，加入了奥克兰市（Oakland ）[9]圣以利亚收容所的天主教工作者（Catholic Worker ）[10]和平组织。
那时，美国校园新近兴起了小规模和平运动，领导运动的组织包括争取理性核政策全国委员会、缔造和平者、走向和平组织和学生和平联盟等，另外还有十余种小型报刊、杂志和敢于唱反调的日报。摩尔成为非暴力行动委员会的运动积极分子，该委员会是最初几家提倡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的和平组织之一。在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 ）[11]的影响下，摩尔参加了各种族融合的魁北克—华盛顿—关塔那摩和平行进运动。这次步行活动在1963年从加拿大魁北克出发，沿途城市不断有各类团体加入。在亚特兰大，有些步行者遭到殴打甚至被捕入狱，民权问题的重要性愈加突显。这一次摩尔还是止步于佛罗里达，因为美国禁止公民前往古巴，步行者们只好在迈阿密鸣金收兵。
和平行进运动结束后，摩尔搬到了非暴力行动委员会位于康涅狄格州沃伦顿一块四十英亩[12]林地上的一个公社。虽然那时越南战争还未成为美国主要的社会问题，但摩尔已积极投身于拒服兵役运动。他把兵役卡退给征兵局，在国内四处奔走，公开号召对强制兵役制度采取不合作态度。1965年摩尔因拒服兵役被起诉、审判和定罪，他并被判处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艾伦伍德联邦监狱服刑两年。他拒绝保释，结果在监狱里蹲了十七个月，直到1967年4月才被释放。当时，日益升级的越南战争已经占据全美报纸的重要版面，拒服兵役运动也愈演愈烈并席卷各地校园。1966年春天，戴维·哈里斯因提出学生自主权、男女生平等、大麻合法化、废除校务委员会以及终止校方与越战有关的所有合作项目等诉求而当选为斯坦福学生会主席。同年晚些时候，斯坦福男生联谊会成员强行剃了哈里斯的头，以此表示对他政治观点的辱蔑。此事一出，举国哗然。
越南战争很快成为大学师生们划分立场派别的决定性事件。在斯坦福大学，有不少教授从事的保密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军队战事；在这样的学校里冲突斗争尤其激烈。不仅如此，和其他多数学校不一样，斯坦福大学还有一些像斯坦福研究所和应用电子实验室这样持续运营的校属机构，它们都承接了重要的军事研究合同。
学生们描述的这种"军工学一体"（military—industrial—academic complex ）关系其实是校方有意培育而成的。斯坦福大学的研究实验室早在1920年代就已是旧金山半岛创建新兴电子产业的一股重要力量。二战结束后，曾任工学院院长、后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务长的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rick Terman ）开始着手建设"技术学者社区"——这一理念萌生于特曼本人的大学时代，二战期间在他担任哈佛大学无线电研究实验室主任时逐渐成形。这种学者社区的理念也源自特曼对过往历史的解读。他梦想建设一个像中世纪的德国海德堡、法国巴黎和英国牛津这样的学术中心，使新思想、新挑战在这里风云际会。到了1960年代中期，最初扎根于校园南侧斯坦福工业园的学者社区已经迅速拓展并占领了圣克拉拉谷的果园。该地区一直以来都是商业和军工电子产业的重要推手，而斯坦福大学在这两个领域更是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因美国插手亚洲战事而深受良知谴责的学生眼中，大学与发动战争的军方之间的联系是个最明显不过的靶子。随着反战运动的发展，校园内出现专门的学生组织，效仿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 ）[13]，搞起了"权力结构研究"。这些年轻的研究者们最先发现的就是：本应纯洁无暇的学术研究，其中竟也暗藏受五角大楼资助并与东南亚战事直接相关的项目。
1960年代中期的斯坦福校园，反战运动逐渐聚拢在拒服兵役这一主题上。带头的是以戴维·哈里斯为首的一群年轻男生。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行动已经滑向道德破产的边缘；他们为此痛心不已，决定掀起彰显个人主义的政治运动。学生们撷取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4]和马丁·布伯（Martin Buber ）[15]的思想精髓，开始与自身的中产阶级复杂背景进行斗争。没过多久，反战人士甚至有了个性鲜明的"反动"发言方式，数以百计的政治激进分子则紧随其后，纷纷模仿运动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虽然演讲的内容看起来深奥庄严，但说话方式却好似白人饶舌歌手，比如"什么才重要，就是学会如何活着如何生活，哪怕日复一日又一日"。
1968年，哈里斯娶了琼·贝兹，拒服兵役运动也因此短暂地博取了全国媒体的版面。婚后没多久，他就因拒服兵役而被投入得克萨斯州联邦监狱。在哈里斯服刑的两年间，这一运动出现了领导权真空。与此同时，拒服兵役运动也逐渐让位于更为传统的左派政治力量，例如斯坦福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等，这些左派力量越来越聚焦于阶级压迫、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等议题。
当反战和拒服兵役运动在校园里风起云涌时，大多数学生仍抱紧延迟服役这根救命绳索，视其为逃避参战最简单的方法。成千上万到了服役年龄的年轻人想出了层出不穷的新鲜招数来逃兵役，比如精神科医生的确诊书、身体旧伤、听力突然下降以致无法通过听力测试，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算这些招数都失灵了，远方还有加拿大。数千名年轻人逃亡枫叶之国，另外还有上万人把它作为备选方案。
另有一种逃兵役的方法就是获得"关键行业从业缓征"。在1960年代中期，运气够好的话，不论是在道格·恩格尔巴特设于斯坦福研究所、并受国防部资助的实验室上班还是在约翰·麦卡西设于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都可以使那些够年龄、有才华、搞技术的年轻人顺理成章地延迟服役。
1968年12月，在如此情形局势下，弗雷德·摩尔搬到了帕罗奥多市。一心想发起运动抵抗强制兵役的弗雷德认为只有说服中上阶层子弟共同反抗，运动才能卓有成效。帕罗奥多正是这样的理想环境，它处于全国反抗运动的中心，斯坦福大学和家境不凡的学生们又近在眼前。
摩尔立刻加入了帕罗奥多的拒服兵役运动，当时他们的主要斗争策略就是在海湾对岸奥克兰的陆军征兵站外劝说和阻止应征入伍者。征兵站里头简直是恐怖行径大展演。1960年代晚期，在走进征兵站之前，大家都以为自己用来逃兵役的诡计或伎俩万无一失，等进了征兵站才会发现这种比拼真是激烈到无法想象。小伙子们有的抱着柱子不撒手，有的自言自语，有的痛哭流涕，甚至还有人当众自渎。而征兵站门外，不断有大批抗议强制兵役的示威者遭到逮捕。帕罗奥多的拒服兵役运动本身也代表了1960年代困扰新左派团体的许多典型问题。虽然表面上是民主团体，但实际上由一小撮白人男青年把持。女士们只能做煮饭、打扫、操作油印机这种琐事俗务。在这样的世界里，摩尔感到自己又成了"局外人"。他开始和年纪较小的运动参与者走到一起，这些人大多从高中辍学，面临随时被征兵的危险。摩尔很快凭借自己毫不退让的激进态度从反抗者中脱颖而出。这一组反抗者逐渐将运动力量集中在洛司奥多高中——硅谷郊区靠近帕罗奥多的一所富裕子弟学校。他们的计划是走进校园，主动和学生们讨论兵役话题。学校管理者们禁止运动参与者入校，摩尔也因此被捕了好几回。他恪守着自己的非暴力不合作信条。每次警察来驱赶运动参与者时，摩尔便瘫倒在地，不做任何让步，为此也被警察狠揍了几次。
是年十八岁的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 ）是洛司奥多高中的辍学生，也是帕罗奥多拒服兵役运动的一份子。在克里斯看来，即使在高度提倡个人意志的反战组织里，摩尔也似乎是在孤军奋战。摩尔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总是令他卓尔不群。另外还有件事也让摩尔格外与众不同——他那三岁的女儿爱琳。弗雷德的初婚妻子是苏西·芝尼娅·威廉姆斯。事实上两人从未正式结过婚。芝尼娅也是反征兵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相识于1967年4月的一次和平游行。几个月后，他俩都想参加一个非暴力行动项目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要求参加的情侣们必须是"永久负责关系"。于是他俩举行了承诺"永久负责关系"的仪式。
没过多久，两人就发现彼此间的爱情已然消失，甚至不愿意多看对方一眼。那时芝尼娅只有十九岁，弗雷德二十六岁，芝尼娅还怀有两个月身孕。芝尼娅正对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犹疑不决，觉得要个孩子自己肯定应付不来。
两人分居后，在浪漫主义情怀和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弗雷德恳求芝尼娅与他复合，即便不愿复合也恳求她生下孩子由他抚养。1968年，爱琳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Northampton ）出生时，芝尼娅的母亲赶到医院认下这个婴儿，并安排好法律文件给予弗雷德监护权。
弗雷德和爱琳很快回到了加州，父女俩周游四方，借宿于半岛中部的门洛帕克、山景城和帕罗奥多等城镇的各个公社，他俩还住过圣克鲁兹的群山之间，这座海滨小城刚刚发展成了大学城。
虽然留着长发、蓄着浓须、系着一条五颜六色的腰带，但不管从个人意向还是从工作风格来看，弗雷德·摩尔都不算是嬉皮士。二战期间他父亲曾在印度、缅甸和中国等地浴血奋战，父亲向儿子灌输了超越政治立场的职业道德。作为单身父亲和政治活动家，摩尔坚持只领贫困线工资，却还要全职投入政治运动，对他而言生活着实窘迫。这意味着多数时间里他既是养家糊口的顶梁柱，也是日间照顾小孩的保姆，他还时常两份活儿一起干。他经常在斯坦福校园活动，一参加政治集会就得耗上好几小时。有个周六的上午，斯坦福的一位警官接到报警电话后来到一家书店，书店经理发现有个小女孩在书店里漫无目的地转了快一小时。小女孩穿着裤子和鞋子，却赤裸着上身。警官走近她，发现有人用黑色水笔在她背上草书了几行字：
"我不是走失儿童；我叫琪奇（小名）。我住在门洛帕克市威洛路345号，电话325—5315。我爸没走远，他叫弗雷德·摩尔。"
卡拉警官一下就认出了小女孩。这是本周她第二次在书店被人发现了。头一次小女孩的父亲被找来时，他解释说自己在特莱希德学生会二楼参加名为"另类选择会议"的活动家集会，会前他让女儿待在二楼大厅里。他说开会时自己全情投入，结果忘了时间。在当天会上，人民电脑公司带了几台电脑终端到会场，经由电话线将终端连接到主机上，人们可以通过慢吞吞的调制解调器在现场玩游戏或者体验电脑运行；当时的数据传输速度比蜗牛爬还慢，只有每秒三十个字符。
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是曾任半岛学校校长的教育改革激进分子艾伦·斯崔恩（Alan Strain ）。这次会议在摩尔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激起他拥有自己的电脑并将其作为政治活动组织工具的渴望。这是硅谷历史上非同寻常的一刻。受益于个人电脑产业带来的数不胜数的便利之处，人们却淡忘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个人电脑产业的奠基人并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一名政治激进分子和一群普通电脑玩家，而他们的初衷只是分享信息而已。
摩尔老是把女儿弄丢，并不是对女儿爱得不够；只不过对他而言，养育小孩和组织政治活动实在难以兼顾。事实上，要是生在其他时代，摩尔可能就成了清心寡欲的苦行圣者。虽然他对宗教组织从不感冒，但在大半生里他一直对当时在美国传播的甘地主义非暴力思想怀有一种近乎宗教的虔诚；他的信念就是欲改革世界必先以德服人；当自己的声音无人倾听时，则凭血肉之躯予以抵抗。
这是一个"简单生活"的年代。新左派人士发现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间存在财富和资源上的巨大不平等。美国许多政治激进分子认为，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自己自愿过上贫困的生活。也就是说，必须抵抗美国的消费者社会，放弃消耗能源的设施设备——例如正迅速成为中产阶级生活代名词的汽车和其他电子产品。
贫富差距让摩尔深受负罪感的折磨。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经常为世间的丑恶和不公平而寝食难安。能源使用的均衡问题让他焦心不已，他还担心自己加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也开车在圣克拉拉谷四处活动。"我考虑，"摩尔在日记中写道："是否要坐飞机去参加生态学会议——瞧我们做了多少这样互相矛盾的事情。"他还担忧男性对社会的绝对统治，在日记中提到美国钱币上居然只有男性形象，而没有女性或者孩子的形象。
但自我批判也不是摩尔生活的全部内容。作为游离于中产阶级之外的边缘活动家，他有大把时间去探险野游。摩尔是个搭便车旅行的超级爱好者，经常作为背包客踏上不确定终点的旅途。他在全国各地的漫游既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时间表。他还去内华达山脉和大瑟尔（Big Sur ）[16]露营，自由自在地漫步于加州的荒原旷野之中。
不过，虽然参与不少政治团体，而且住在群居公社里，但摩尔还是经常受寂寞啃噬，感到身边缺少一位精神伴侣。刚回到湾区时，他看上了克里斯·琼斯的姐姐，她也是拒服兵役运动的年轻参加者。有一天，摩尔西装革履出现在琼斯家门口，克里斯才明白他是来求爱的。可惜这段罗曼史没有下文。后来，摩尔和一位女士同居了几年，她还带着一个与爱琳同龄的女儿，不过这段关系也不长久。孤零零甚至有些绝望的弗雷德试着登出征婚广告。他的广告可没有那种"漫步雨中，浅尝美酒"的情调，纯粹是激进分子的口吻，不过倒也真情流露。
诚征一位坚强稳重的女权主义女性，有事业，有理想，有追求，想要小孩。我是人类，三十四岁；膝下一女，现已七岁；小女出生以来一直由我一人照料。我曾是非暴力运动干将，现渴望安居乐业，甘做家庭主夫，操持家务。你是那个明白如要实现梦想必须有爱人照顾、理解和支持的女子吗？请给弗雷德来信。
在摩尔所有的冒险和工作经历中有一样是大体不变的——他越来越相信金钱是万恶之源。"拜金钱所赐，我们过着不是自己的生活，"他写道，"生活的本质被消费抽离殆尽"。
若不是斯图尔特·布兰德深受严重抑郁症困扰并经历了一次精神崩溃，金钱的罪恶可能会成为摩尔一直纠结的政治问题。到了1971年，《全球目录》已连续两年发行量大涨，受欢迎的程度远超想象。
可是布兰德的情感世界却濒临坍塌。他退伍后爱上了印第安族女子洛伊斯·简宁斯，后与之结为连理，但二人的婚姻正逐步走向破裂。而且每一期《目录》都要比上一期篇幅更多、影响力还要翻倍——这份巨大压力和相应付出的努力让布兰德不堪重负。此前忙于工作，从未有一刻停歇，现在他发现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休息了。
所有的事宛如泰山压顶，布兰德甚至得了广场恐惧症。一晚，他去看了根据约翰·契沃（John Cheever ）[17]小说改编的电影《浮生录》（he Swimmer ），在片中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18]出神入化地演绎了主人公精神崩溃、走向疯狂的全过程。这部片子让布兰德震彻肺腑。当时他还住在阿尔潘路上的那个拖车里。看完电影回到车里，他寻思着：人疯起来真吓人。然后他突然想到，没准自己也正走向疯狂。布兰德强撑门面，出了最后一期《目录》，但心里也动了自杀的念头。最后他去看了几个精神医师，在医师帮助下慢慢解开心结。布兰德意识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他想起周围那些拿致幻剂当万灵药的人，决定不依赖药物摆脱困境。他的自救方法就是放手——先离婚，而后停刊《目录》。在员工的帮助下，布兰德组织了一场《全球目录》的"告别派对"。
弗兰克·奥本海默（Frank Oppenheimer ）是旧金山游艇船坞区艺术宫的探索科学博物馆的创始人。在博物馆建设过程中，布兰德协助奥本海默制定了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此结识了奥本海默。布兰德决定开个别具特色的晚会，于是《全球目录》租了一晚博物馆的场地。布兰德准备了两万美元现金的惊喜环节。这些钱全是百元大钞，一摞足有一英寸厚。他的想法是，既然《全球目录》的创业资金是两万美元，那么他应该把同样数额的钱还给世人，催生其他同样有趣的事情，以此遵循因果循环的法则。
即使用几十年后因特网发展巅峰时期的标准来看，这次派对都算得上是超凡脱俗。用那个时代的话来说，这个派对"史无前例"。博物馆提供的光学设备营造了美轮美奂的奇幻效果，现场充溢着音乐、舞蹈、美食和佳酿。《全球目录》的支持者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派对现场总共涌入了上千人。
派对会众并不知道将有什么惊喜降临，直到工作人员斯科特·比池（Scou Beach ）在午夜时分走上讲台说："抱歉，打排球的，还有从气球里吸入笑气的，大家都停一下，我们有两万美金发给你们，"他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啊，这下你们开始注意我说什么了。"
布兰德曾经以为人在压力之下会产生最有创意的奇思妙想。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后来他总结说，其实在压力之下人们总会想出最愚不可及的主意。
布兰德走上舞台，对台下说："在基金会工作三年以后，我敢说，基金会的这些人对怎么花钱根本没概念。他们不懂！不过如果我们也不懂，那我们就没资格抱怨他们。现在我们就站在尚未开发的边疆领土上。和其他边疆开拓者一样，我们必须齐心协力解决问题。如果是个创造性的问题，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有创意的解决方式。"
台下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装着一英寸厚钞票的信封被传到台下众人手中，人们一个接一个走向麦克风，拿着信封，讲述自己的花钱计划，再把信封交给下一个人。布兰德穿着原先属于他父亲的一件古怪的黑色僧袍，这一举动是想向父亲致敬。他站在一块黑板前，将众人的提议总结为两到四个词再写到黑板上。夜越来越深，人群也愈发吵闹。
结果，台下人群提了不少布兰德看来根本不经大脑、天马行空的想法。有个人站起来说："咱们把钱给印第安人吧。"
布兰德的妻子洛伊斯听不得这话，立刻走到麦克风前宣告："我就是印第安人，我才不稀罕这钱。"
又有个人说："这笔钱不能只作一处花销。用它能做好多事儿呢。大家一起决定吧。"于是他抢过一把钱开始向众人分发。
布兰德急忙跑回麦克风前说道："嗨，我觉得讨论怎么花两万块钱比讨论怎么花一百块钱更有意思。没准这些钱会原封不动回到舞台上的，对吧。"奇迹般地，这些钱真的回来了——最后至少收回了一万五千美元。其他钱则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最后，弗雷德·摩尔在这一晚大放异彩。当时他刚从墨西哥回来，正全身心投入自己创建的"校园抵抗"项目，这个项目源自他本人在高中组织拒服兵役运动的丰富经验，也汲取了智利激进派教育改革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 ）的"反学校教育"理念。那时摩尔已经一文不名，住在半岛中部一所房子的车库里。那晚他还是搭车进的城，等到了会场时身上只剩两块钱。
午夜之后，在人们争论如何花这笔钱时，摩尔被激怒了。他觉得眼前所见简直是金钱作恶的真实写照。起初他曾走到麦克风前，从兜里掏出一美元钞票，举到空中，又愤而点燃。这一举动有点像易皮士（Yippies ）[19]杰瑞·鲁宾（Jerry Rubin ）[20]和艾比·霍夫曼（Abbie HoRman ）[21]公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洗钞票浴。摩尔呐喊道，关键不是钱，而是人。他眼见自己如此鄙薄的金钱竟被视为救世主，而人们竟心甘情愿为之收买，还有比这更不堪的景象吗？关于金钱的激烈争论屡见不鲜，也时常令人沮丧，告别派对这一幕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争论还在继续，时间越来越晚。不少人开始离开会场，没有人知道有什么点子能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在台下人群中，弗雷德·摩尔还在苦口婆心地说服众人，只有信息共享才是直接助人之道。
摩尔又走到麦克风前表述自己的观点："刚刚这位年轻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谈起自己想做的一个项目，但他不需要资金赞助。他只是需要帮助，想要和其他人共同努力，可你们却嚷嚷着这不合议题要求……实际上我们已经很接近问题核心了。如果我们想要在不断变化的新世界——或者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叫"新纪元"也好——之中促成变革，那我们就必须和衷共济、互相帮助。"
就在这场晚会上，在对金钱的嫌恶失意中，摩尔理清了如何着手建设反主流另类机构的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弗雷德·摩尔的"排斥金钱经济理论"。虽说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但是数年后，这一理论成为他创建能自由分享资源和信息的电脑俱乐部的核心出发点。这也成了硅谷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作为云游四方的活动家，摩尔极度抗拒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但正如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 ）所说，最终正是摩尔亲手点燃了"二十世纪数额最大的合法资本积累——个人电脑产业"的燎原星火。日后，开源软件运动（open—source sofeware movement ）将成为计算机业界的一股主要力量，而事实上摩尔正是这一运动不为人知的发起者和主推手。
那天晚上，直至凌晨时分，那笔钱的去处还没有定论。终于有人站起来走到麦克风前开始朗读易经："征凶（Undertakings bring misfortune ）[22]。"这可不是个吉兆。
最后，人们开始投票，但只是决定这笔钱到底是存还是花。即使投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在尖叫和一片骚乱中，投票结果出现了四十四票对四十四票的平局。
摩尔再度起立，在众人掌声中说道："就算不招人待见，我还是要说出我的观点——为什么咱们要投票搞分裂？你们怎么都这么相信投票呢？投票并不是最好的决策方法。"
他口若悬河，坚持说人比规则更重要，人不应当为金钱所左右，而应该让金钱物尽其用。
"我敢说有些人想互相认识一下，咱们可以写下名字、组成团队，别老觉得世事就是一盘散沙。"摩尔说。他还宣布自己已开始构思一份宣言，设立工作小组的框架，由小组共同决定这笔钱的去向。宣言的开头就是："我们认为，比起任由金钱令我们离心离德，今晚在场人士结成联盟更为重要。"
告别派对就这样画上了句号。曙光已现，众人同意将钱交给弗雷德·摩尔，由他担任这笔钱的管理人。斯图尔特·布兰德摇了摇头。这个实验相当有趣，但他没想过会再次见到摩尔。"也许他会从墨西哥给我寄张明信片吧。"离开博物馆时布兰德想道。
布兰德终于逃离了《全球目录》带来的沉重压力，在自己还神智清醒的时候得以全身而退。但对弗雷德·摩尔而言，他成了托尔金小说《魔戒》中护送魔戒的弗罗多——魔戒蕴含了无限的力量，却无法为人所控制。
接下来的日子里，摩尔似乎因这股新近获得的力量和潜能而陷入困境，动弹不得。在他看来，银行也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不知如何是好的摩尔回到家后把钱塞到锡罐里，然后在后院挖了个坑把锡罐埋了。
关于告别派对那笔钱的诡异结局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几份报纸报道此事后，摩尔接到向他讨要这笔钱的无数电话和信件。
和弗罗多的魔戒一样，这笔钱也没法安生藏在地里了。
虽然摩尔瞧不上那些金融机构，但在面对一伙旧金山社群活动家时却不得不扮演"人民银行家"的角色。这伙人正在市场街南边破旧社区的一间仓库里建设一个集体社区，听闻摩尔有了意外之财便立刻找上门来。这个名为"一号计划"的社区包含了各种社群政治活动，其中有另类教育、运动组织、戏剧表演以及叫做"一号资源"的第一个分时电脑社区服务项目，该项目后来还成了道格·恩格尔巴特那台SDS—940电脑的最后安置地。项目创始人之一帕姆·哈特（Pam Hart ）是伯克利的计算机科学研究生，也是个魅力超凡的政治活动家。哈特说服泛美租赁公司向"一号资源"捐赠了这台电脑。后来，该项目还促生了伯克利的计算机化信息网络——"社区记忆"（Community Memory ），该网络以不同形式一直存续至1980年代。"一号计划"的几名代表决定开车到摩尔家里，确保这笔钱用之有度。有天晚上，他们到了摩尔家里，催逼摩尔交出钱款，还押着他走进后院，看着他心不甘情不愿地把锡罐挖出来。雪莉·雷森（Sherry Reson ）也是当时在场的"一号计划"代表，在决定这笔钱去向时摩尔脸上浮现的心痛之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感到，去后院挖锡罐的时候摩尔几乎要潸然泪下了。
即便摩尔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感到不满，告别派对也终于迫使他踏上征程，追寻能将所有社群和政治活动家们连接在一起的信息网络。这也是走向个人电脑世界的关键一步。虽然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在计算机世界的主流之外，政治运动和社群活动正逐步与科技融合，并在未来的硅谷构建了计算机产业的复兴。
在斯坦福研究所里，形势却向相反方向发展。道格·恩格尔巴特依然死撑自己的增智构想，但他对团队的掌控力日益减弱。ARPA 的资助金额越来越高，但是随着增智研究中心人员的增多，管理纷繁的人事比编写软件程序和打造计算机系统还要棘手得多。
恩格尔巴特不仅要对付手下的工程师、程序员、嬉皮士、黑客和激进分子，他还在继续寻找将NLS 推向更广阔世界的途径。恩格尔巴特已经成了工作团队中的长者，他的团队大多是年轻的工程师和新晋计算机科学家，大部分人还只是二十郎当岁。他们在设计恩格尔巴特的增智系统的过程中迅速成长。
为了扩大增智系统的用户基础，恩格尔巴特提出了"同心圆"策略，计划将NLS 系统先提供给个人，再给规模较小的工作组，接着给大型机构，最后拓展至全行业。更名后的增智研究中心也进行了重组，不再只是研究和软件开发机构，更集销售和培训功能于一身。现在付费客户已经陆续上门，不断扩展的阿帕网也使全国各地都可以使用NLS 系统；而且，针对恩格尔巴特预期的由NLS 系统带来的组织变化，中心也能提供一系列新的应对管理策略。
与此同时，NLS 系统也在不断增添新功能，包括超文本、多媒体和屏幕共享等；但随着信息工具功能日渐强大，成本也水涨船高。每添加一项新功都意味着系统复杂程度的增加以及培训投入的增多。
对于增智团队成员或者一直致力于研究增智构想的人来说，这部分培训投入较之系统功能的增强而言，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追加成本。但对于圈外人而言，这么多需要学习的指令着实令人望而生畏、眼花缭乱。现代计算机图形界面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新手用户能方便快捷地掌握各种指令，而当时的NLS 系统并没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用户界面"。
在恩格尔巴特看来，简易的用户界面实在无关紧要。有一次跟手下程序员们开会，他提问道："NLS 系统建设完成后，一共有多少指令？"他在会议室走了一圈，让每个程序员都报上答案。当然大家的答案都错了。正确答案是五万个！这差不多相当于从头学一门像英语这样词汇量的语言。
1970年代早期，增智研究中心终于延请了一位商务经理吉姆·诺顿（Jim Norton ）。他是斯坦福研究所的经营开发专家，被聘来协助研究中心转型为更加商业化的组织机构。诺顿接下了原先由工程技术主管比尔·英格里士兼任的许多工作职责。
英格里士终于松了口气，当时他已有五年多时间肩挑硬件工程的管理重任。但这次工作职责调整已无法打消英格里士的去意。多年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地实现恩格尔巴特的构想。1971年，他提交了辞呈。因即将离去而痛惜不舍的英格里士和恩格尔巴特长谈了多次，终于达成一致。辞职后，英格里士在斯坦福研究所另一个开发教学用计算机系统的项目组待了一段时间，但他很快又看出这个新项目没什么前途。
不久后，英格里士接到了鲍勃·泰勒的电话，这位心理学家曾是资助增智项目和阿帕网的重要推手。泰勒离开ARPA 后在犹他大学待了一年，后来施乐公司找到了他。施乐当时正在广招贤才，准备在斯坦福校园的新兴工业园区组建一个计算机系统实验室，与斯坦福研究所遥遥相望，比邻惠普和瓦里安公司。为了挑战IBM 在办公电脑市场的霸主地位，施乐公司决心重金抢滩计算机技术领域，用无上限的预算招募全国最优秀的计算机研究人员，组建日后的施乐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 ）。
那时英格里士已接到一份工作邀约，他将携家人前往西班牙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虽说去海外工作的机会很吸引人，但由于英格里士和他的再婚妻子罗蓓塔都带着前次婚姻的子女，带小孩去国外生活不大容易。
泰勒向英格里士大致描述了施乐开发未来办公系统的雄才大略，他也希望能吸收恩格尔巴特的NLS 系统的成果，将它改造得更适合商业应用。英格里士激动不已，像是又注入了不少新鲜活力。到PARC 工作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英格里士成了增智研究组头一个"反水"的，但绝不是唯一的。随后五年间，恩格尔巴特手下最杰出的人才一个接一个被施乐实验室挖了过去。这种跳槽如此频繁，以至增智项目的研究员们把自家研究中心戏称为"施乐研究培训中心"。虽然表面上对这些人员离职淡然处之，但恩格尔巴特内心的苦楚无助逐日加深。
除了挖恩格尔巴特的墙脚以外，泰勒还在全国范围内精选年轻的一流研究人员，其中包括从伯克利的"精灵"分时项目以及从倒闭的伯克利计算机公司网罗来的一批硬件和软件设计师。这批人里有巴特勒·兰普森（Butler Lampson ）和查克·萨克——出色的软件和硬件设计二人组，以及彼得·多伊池（Peter Deutsch ）——从麻省理工来到伯克利的软件天才，曾在数年前协助恩格尔巴特的团队为SDS—940型电脑开发软件设计工具。
同期加入的还有理查德·舒普（Richard Shoup），这位严肃的青年电气工程师毕业于卡内基梅隆（Carnegie Mellon ）[23]，刚进伯克利计算机公司没多久，公司就关张大吉了。在宾夕法尼亚州长大的舒普虽然不是个激进分子，但对于信息科技如何赋予民众更多权力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与总在斯坦福校园另一头的人民电脑公司晃悠的乌合之众不同，舒普可是个懂行的圈内人，不过这二者的世界观倒是基本一致。
舒普看出计算机必将成为办公室的普遍应用，而且在他看来只有两家公司才有经济实力实现这一远景——IBM 和施乐。在他心目中，IBM 的职员就是一群穿着蓝西装、唱着赞歌、没心没肺的机器人。另一方面，他觉得施乐没准能有所作为。施乐没有那种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却更为锐意进取、更有远见。舒普曾深受施乐首席行政官C·彼得·麦克洛（C.Peter McColough ）1969年一次演讲的激励。麦克洛在那次演讲中提出，施乐决心建设"信息架构"以解决由"知识爆炸"带来的各种问题。江湖传闻说，在这次演讲之后，麦克洛专门派手下一位科学家搞了个实验室弄明白自己这份讲话稿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于舒普和他才华横溢的同事们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们都在以不同方式反对大型计算机企业的垄断，而他们也为自己的立场感到自豪——有时他们的态度甚至很傲慢。施乐进军办公电脑市场的决定最终将对现代计算机技术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如此，这个计划还有意承继了恩格尔巴特在上一个十年的设计思路。
这本应成为增智系统最辉煌的时刻。施乐复印机已成为美国各大办公室的标准配置，这也是恩格尔巴特十余年来望眼欲穿并为之奋斗的目标——让NLS 成为全球信息从业者的标准工具。
但在1970到1971年间，等机会真的找上门时，恩格尔巴特却踌躇不前。当时PARC 的研究员吉姆·米切尔（Jim Mitchell ）正计划以NLS 为基础构建未来办公室的信息系统。恩格尔巴特内心天人交战，无法割舍自己多年的心血。
斯坦福研究所和施乐的律师团加入讨论，制定了两家实验室之间的合作协议。在增智研究中心这边，查尔斯·厄比代表恩格尔巴特进行谈判，而施乐的谈判代表是米切尔。双方协商的专利授权协议规定，不管施乐对系统做任何变更，都应反馈给斯坦福研究所，以使增智研究组时刻掌握其动态。虽然协议双方都诚意十足，但这个技术联盟还是没能开花结果。
在厄比看来，恩格尔巴特越来越无法迈出显而易见的下一步——贡献出自己的造物以造福世人。这使厄比这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深感挫败和沮丧。在最终不了了之的专利授权协议谈判之后，他在组里又留了几年，但只是出于对恩格尔巴特的忠诚以及力图将研究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强烈责任感。最后，包括厄比在内，增智研究组至少有十五名成员跳槽去了PARC。
PARC 成立之后，恩格尔巴特的研究已明显后劲不足。这份授权协议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代表了两家实验室之间的薪火相传。
不过恩格尔巴特依然独具慧眼，继续挖掘了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工程师。实验室不断涌入年轻能干的程序员和硬件设计师；他们都是被一个日益深入人心的传说——增智研究中心是创造未来的圣殿——给吸引过来的。不过在严肃刻板的斯坦福研究所内部，增智研究员们的形象越来越接近一群疯子——嗑药嗑高了，还追逐着发掘人类潜能的春秋大梦。早在懒人沙发（豆袋椅）成为PARC 的特色家具前，增智研究中心就已在房间里摆上了这些沙发，而且增智项目办公室的冰箱里总是塞满了啤酒、红酒和一些性质十分可疑的东西。
自称"六十年代之子"的珊迪·米兰达（Sandy Miranda ）毕业时收到两份工作邀约，一份来自斯坦福研究所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另一份则来自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第一次面试时刚到增智研究组的一刹那，米兰达的心灵便受到了触动。走廊这头是人工智能实验室，她沿着走廊走向另一头的增智实验室，就好像从一本正经的医院走到了嬉皮圣地海特街（Haight Street ）[24]。这里的人都打着赤脚，米兰达还能闻到大麻的味道。增智研究员活像一群嬉皮士。
哇，我肯定适合这儿，米兰达寻思着。这是个异度空间。如果举行派对，办公室的同事们总是在下班后抓起睡袋，开车到海滩，嗑迷幻药，玩个通宵。大家还把狗带到办公室；起初只是秘书、但很快被提升为NLS 系统首位技术支持人员的米兰达则把一只肥硕的波斯猫带来，那只猫也就长年安居在她的办公桌上。
米兰达和增智研究中心的一位年轻教员安·韦恩伯格（Ann Weinberg ）成了密友。韦恩伯格的工作就是向第一批商业用户教授NLS 系统知识，她也是恩格尔巴特亲自选中的斯坦福研究生，后来嫁给了比尔·杜瓦尔。刚进研究中心没多久，韦恩伯格就被外派到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Huntsville ）[25]给空军某部做培训，当时这支部队正忙着用NLS 系统修改洲际弹道导弹的操作手册。
NLS 系统运行良好，一下就把手册修改所需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天。一天，部队要求韦恩伯格向空军的一组高级军官演示系统的使用。她当时使用的是在终端上运行的远程版，通过一个调制解调器和一根电话线连接到NLS 系统。在演示过程中，韦恩伯格发现自己账户名下的磁盘存储空间已经用尽。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只要用另一个用户名登陆即可。于是她与远在门洛帕克的米兰达进行了"连线"（linked ）——即今日之聊天软件或者即时通信软件的前身。"请把你的密码发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用你的账户来完成演示了。"韦恩伯格输入这句话。在场的高级军官们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这时都围了上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
"共享账户信息不好吧。"米兰达回复道。
韦恩伯格尴尬不已。"唉，求你了，我真是急用。"她又输入道。两人来来回回争执了好几分钟，谁知米兰达突然妥协了，她的账户密码出现在韦恩伯格的屏幕上："cocksucke（r阿拉巴马这边立刻陷入一片死寂。口交者）"。
新来的人里面还有一位外号"斯莫吉"（Smokey ）的唐·华莱斯（Don Wallace ）。当时NLS 系统已经转移安装到更先进的PDP—10型电脑上。于是恩格尔巴特聘请华莱斯来协助调试操作系统。到了1970年代早期，操作系统已然十分庞大复杂，需要系统专家的全天候维护，华莱斯很自然地进入了工作角色。
1960年代早期，当IBM 还在引领大型机业界潮流的时候，华莱斯就在IBM 开始了自己的计算机职业生涯，那时他是IBM 360型机器的销售员。到了1960年代晚期，他却成了阿帕网反主流文化的坚定成员，自称"怪胎"。他曾经就职于东海岸的BBN 公司，设计了阿帕网的第一代硬件和软件，后来又搬回了加州。随着时间推移，华莱斯开始穿工装裤，还给自己买了顶海军陆战队军训教官常戴的"护林熊"（"Smokey the Bear "）[26]帽。
华莱斯入职的时候，恩格尔巴特为了加快建设"高效能"工作团队，开始试验多种组织学和心理学方法。1970年代早期，实验室内外都开展了各式各样的社会实验。英格里士引介恩格尔巴特参加了"会心团体"，他们还都尝试了更激烈、更具对抗性的心理剧活动。
恩格尔巴特感到人们在这些活动中互相嘶吼并撕毁自身心理防御的场面过于刺激，但又觉得这并无不妥之处。由此产生的情绪紧张反而使他容易与人交往并找到团体归属感。虽然身边有吉姆·法迪曼帮他处理雇员个性问题，并协助他在研究中心创建正规的组织架构，但恩格尔巴特还在继续寻找能够平抑所有混乱并实现真正的增智构想的良方。
虽然恩格尔巴特不是个政治激进分子，但有一段时间他十分迷恋《毛主席语录》这本红宝书。对他而言，毛式革命代表了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验。正当红卫兵横扫中国乡村之时，美国左派也有一路人马一面神化毛派学说，一面暗中在美国国内中产阶级政治团体中推行农民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1970年代的增智研究中心，社会实验一直搞得风风火火，每次刚风平浪静了一会儿，恩格尔巴特就又想出些新点子兴风作浪。
为了消除挫败感、平抑混乱、解决愈发严重的无组织状态，恩格尔巴特也求助于当时在旧金山湾区风靡一时的个人成长和组织变革运动。当时最流行、最时髦的个人成长理念是est[27]——湾区禅修运动的怪异衍生物，它在1970年代早期吸引了大量中上阶层人士。
除了几个引人注目的拒绝参与者外，增智研究中心很快便投入了est的怀抱。
唐·华莱斯比大多数研究员同事都要年长。他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虽说后来终归接受了恩格尔巴特的做法，但此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华莱斯一直十分抵触新纪元那套乱七八糟的东西。虽然恩格尔巴特的大多数手下都认为自己在研发技术，但华莱斯逐渐意识到：增智项目根本不是技术实验，而是社会学和组织变革层面上的宏大实践。
华莱斯开始觉得必须想明白增智实验室的工作目标，否则自己真得疯了。不过他又发现每次自己刚刚想通了什么，恩格尔巴特又会全盘推翻他的想法。起初华莱斯在精神上备受煎熬，后来他终于领悟了——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本身就是用于实验的小白鼠。于是他坐下来给恩格尔巴特写了封短信，上面的标题是"关于鼠与人"。
1972年年初，尤其善于生造蹩脚缩略词的恩格尔巴特将实验室划分为三个业务板块——LINAC、FRAMAC 和PODAC。LINAC 板块负责"线上业务"亦即团队的技术研发工作。FRAMAC 负责项目规划，为LINAC 指引方向。而PODAC 将设立几个小组开展"个人和组织发展活动"。
PODAC 基本上就是几个经常活动的会心团体，力图解决研究中心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POD 小组的想法是恩格尔巴特在阅读红宝书时产生的，原先也是用于"再教育"中国人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他的理解并无偏差——不能光对人们进行新技术轰炸，然后坐等人们接受并利用新技术。人们的心智和行为应该与时俱进。恩格尔巴特之所以被毛派理论深深吸引，就是因为他试图在增智研究中心大力推进改革。恩格尔巴特自问，如果他的增智系统真能增进人类智识，那么在组织内部需要进行何种相应的社会和个人变革呢？
增智研究中心的所有员工被分入四个PODAC 小组，恩格尔巴特在1972年1月25日写了份日志通告，邀请工作人员参加首次PODAC 会议，并清晰地描述了小组活动的目标：
我们告知世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向他人展示以更高效率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因此不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我们必须时时自省（思索我们工作的"典范"意义），努力探究我们的手头工作，并思考如何改进。
四个POD 小组被分别命名为"雪松"、"冷杉"、"橡树"和"红杉"。恩格尔巴特在编排组员时尽量确保每组里都有程序员、硬件设计师和培训教员。可想而知，每周的小组会议很快变成了牢骚倾吐时段，研究员借此机会发泄对管理层的不满：
道格似乎总是躲进角落里自己想主意。大家对他突如其来的点子很不感冒。
一般说来，道格不愿意让研究员参与管理和目标设定，大家的项目参与度很低。
道格总是没法跟手下人说清楚他的想法。
在增智研究中心极力寻找自己定位的过程中，由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不安也在研究组成员心中弥漫开来；POD 小组会也因此成为表达这种不安情绪的渠道。1972年2月的一篇日志中有这样一段话："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些天来我一直想搞明白增智研究中心到底在做什么，它的前途在哪里，等等。"另外有人又补充道："上面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什么贡献？就像WLB（Walter Bass，即沃尔特·巴斯）常说的，为什么银河系要持续给予我们能量？"
还有人的问题更尖锐："世上有成千上万研究计算机和人机系统的从业者，而我们只有区区三十人。如果我们哪天消失了，世界会因此有所不同吗？"
如果恩格尔巴特想通过POD 小组会寻求共识或是明确目标，那么他肯定要大失所望。而且在组里的年轻程序员沃尔特·巴斯引来了est 以后，这一塘水更是被搅和得越来越浑浊不清。
前汽车推销员沃纳·埃哈德（Werner Erhard ）在1971年10月创立了易于操控人心的个人成长"培训"系列课程（est ）。est 理论大多从其他自助理论、宗教教义和哲学思想那里抄袭而来，整个理论体系就是一锅大杂烩，但却很快拥有了大批狂热追随者。它所谓的"培训"课程，也俨然翻版自1960年代艾伦·沃茨（Alan Waus ）[28]在索萨利托市一艘船屋上教授的禅学课程。
1970年代，est 像病毒一样席卷旧金山湾区，尤其深深吸引了高科技群体，这些教育程度较高、生活相对富足的年轻研究员们正在寻找生命意义和团体归属。受est 感化的人也积极感召他人，宣称一旦悟"道"便会明白这些培训课程的益处。至于"道"到底是什么，大家都语焉不详。不可置疑的是，这一运动对培训课程的参与者们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几乎所有人都与est 有过接触。人民电脑公司的灵魂人物鲍勃·奥布雷克特曾有个女友，上了几次培训课回来后，好似换了个人，身上一丝禅意也无。她再也不相信世上万物彼此联系，而是认定一切均应为己所有，哪怕不择手段。奥布雷克特十分好奇到底是什么让她脱胎换骨，于是也参加了某次免费的est 推介课程，但他发现这帮人玩弄的无非是自我催眠那一套。奥布雷克特很快对此深恶痛绝，甚至还觉得真不该和那个脑残女友开始这段感情。不过道格·恩格尔巴特对est 的看法可不一样。虽然他说不出个子丑寅卯，而且还略有点看不上讲师们的油嘴滑舌，但他逐渐确信est 培训真有鼓舞斗志、改变人心的奇效。恩格尔巴特观察到在培训过程中人们站起身，在众目睽睽下袒露心声，一吐为快后竟也精神焕发。他觉得埃哈德在激励人心这方面没准真有两把刷子。增智研究中心的人尤其吃这一套。沃尔特·巴斯汇报说est 的培训理念和增智框架的基础理念有不少相似之处。巴斯其人体格魁梧、感情强烈，他的咄咄逼人引起其他一些同事的激烈反应。不过恩格尔巴特还是对est 培训产生了兴趣，他还定下规矩：如果有研究员同意去参加培训课程，学费就从实验室经费里出。
不仅如此，恩格尔巴特觉得既然出钱赞助研究员们参加培训，那最好自己也去亲身体验一下。听了两个周末的课回来后，他仿佛中了埃哈德的魔咒，笃信est 确实拥有强大的感化力。不过这种影响是双向的，埃哈德也发现了恩格尔巴特身上的特殊魅力，他认为恩格尔巴特是个心胸开阔、受人敬仰的科学家，若能成为est 董事会成员，必将极大提升该组织的信誉，而恩格尔巴特也欣然答允了。心理学家玛丽·艾伦也是董事会成员，她的丈夫唐·艾伦以前是安培公司的工程师，曾协助管理国际前沿研究基金会，还曾引导恩格尔巴特体验了LSD。董事会的日常聚会有时堪称盛事，邀请到不少独步当世的人物参加派对。有一次甚至请来了巴克敏斯特·富勒，埃哈德向富勒即席引见了恩格尔巴特。虽然埃哈德从未拜访过恩格尔巴特的实验室，也没看过任何演示，却能深入浅出地向富勒介绍增智项目，这给恩格尔巴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直锲而不舍地寻求拓展积极影响力的恩格尔巴特，尤其容易折服于埃哈德的个人魅力。他开始相信这位自封的大师在营造形象和说服他人方面确有过人才华。虽然恩格尔巴特也看出埃哈德本质上是个自大狂人，但他对埃哈德的敬仰之情维持了好几年。只有在est 培训机构被指控犯有经济诈骗罪而使董事会承担巨大压力时，他对est 的幻想才彻底破灭。但恩格尔巴特仍选择留在董事会里，直到埃哈德最终停止这一机构的运营。
可以预见，est 培训实验给增智研究中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批完成培训回来的学员因这次经历而欣喜若狂，但对工作团队或者对他们个人生活而言，他们新近获得的诚实坦白的品质未必是件好事。有个程序员的妻子一回到家，便向丈夫坦白自己和他最好的朋友有一腿。有位女士换了个新名字，还有几个人干脆离了婚。
十年后，法国计算机科学家雅克·瓦雷（Jacques Vallee ）记录下了由est 带来的混乱景象。瓦雷1972年来到增智研究组，他研发的数据库后来成为阿帕网网络信息中心的基础，而网络信息中心正是恩格尔巴特向国防部的长官们承诺完成的项目。瓦雷后来把日记改写为一本隐匿人物和机构真名的纪实小说，在1982年以《网络革命——一名计算机科学家的自白》（he Network Revolution：Confessions of a Computer Scientist ）为名正式出版。在增智研究组工作的那一年，瓦雷就像个局外人，顶住压力拒绝参加est 培训。他也无法苟同身边同事普遍持有的反战观点。作为法国公民，瓦雷并不特别支持越南战争，但他的观点还是和许多年轻研究员不同。
增智研究中心的楼上就是斯坦福研究所另一组工程师，他们整天忙着设计激光制导的智能炸弹。这个研究项目让恩格尔巴特实验室的反战工程师们寝食难安。瓦雷解释说虽然他赞同反战人士的政治观点，但在武器研制问题上他还是与他们意见相左。瓦雷1939年出生于法国蓬图瓦兹（Pontoise ），该镇坐落在瓦兹河（River Oise ）上，靠近一座自中世纪起就镇守诺曼底出入口的大桥。二战期间，德国人猛攻此桥；后来美国人来了又在桥上痛打德国人。瓦雷回忆起家里有两座房子都被炸成废墟，昔日美丽的小镇更是夷为平地。于是他认为智能炸弹没准也是对付敌人的好东西。
在《网络革命》一书中，瓦雷描绘了斯坦福研究所（书里化名为"太平洋研究实验室"，缩写为PRL ）的主任领着国防部几位高官访问增智研究中心（书里化名为"系统思维提升机构"，缩写为STEM ）的尴尬经历。
组内的对抗情绪逐渐明朗化。那天下午，为思想冲突所困惑的组员们将所有终端机推到角落，在主厅中央铺开一张地毯，真正的头脑风暴就此开始。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花衬衫的程序员们甩掉脚上拖鞋，围坐成一圈。大家开了瓶红酒，抽起了大麻烟，展开了严肃的会心交谈。毫无预警地，楼道那边的门打开了，穿着灰色西装、打着条纹领带的PRL 主任本人领头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五角大楼的几位高官。他们来此进行正式的现场考察，审核国防部拨款的使用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STEM 项目组……"主任一边说着，都没抬眼看清屋内虚实。等他定睛一看，鼻子一嗅，立刻意识到这股味道源自何物。他编了些借口，带着高官们仓皇离去。STEM 项目组又给自己揽了个祸事。
est 崇拜最令瓦雷讶异的就是它居然在研究员当中营造出宗教狂热的氛围。只有最坚强的意志力才能顶住外界强压、不去参加est 培训。冷眼旁观的唐·华莱斯也目睹est 培训毁掉了一些增智研究员的大好前途。受est 培训影响，有些人的人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他们由此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另有些人则精神失常了。最糟的是，恩格尔巴特很快失去了国防部那些最重要的支持者们对他的信任。
泰勒的接任者拉里·罗伯茨资助增智研究组的目的就是建设网络信息中心。恩格尔巴特也确实雇了一位操作系统专家迪克·沃特森（Dick Watson ）来协助管理网络信息中心的建设。但刚到不久，沃特森就发现整个增智项目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沃特森曾在斯坦福当了几年教授，此前还曾与艾德·费根鲍姆（Ed Feigenbaum ）共事过。后来成为杰出的人工智能专家的费根鲍姆当时还只是伯克利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沃特森曾经在壳牌石油工作过，了解计算机的工业应用。和华莱斯一样，他也无法容忍est 带来的压迫感。不仅如此，沃特森还曾研习了几年伊斯兰教苏非派[29]的教义，因此加入实验室的时候他完全没有那种将其他研究员引向est 的不安全感。
沃特森虽然工作经验丰富，但对增智研究中心的实情也没有十足十的心理准备。入职不久，恩格尔巴特请他和来访的ARPA 官员一道开会，这次会议让沃特森大吃一惊。1972年1月24日——首次PODAC 会议请帖发出的前一天——在增智系统的日志中，沃特森写下了自己对增智研究中心（ARC ）与其最大赞助人（ARPA ）之间关系的评价：
72年1月6日，道格邀请我一起参会，对方是来访的拉里·罗伯茨和斯蒂夫·科罗克，于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验证自己关于ARC 和ARPA 之间关系的设想。说实话这次会面真把我惊到了。ARC 和ARPA 简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拉里很明确地表达了对ARC 工作进度的不满……之前五年我一直在向各路买家销售研发成果，但从没见过像今次这样的紧张局面；而我的经验也说明，除非这种关系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否则ARPA 截断ARC 的资金来源已是分分钟的事情。
沃特森看得很明白，恩格尔巴特只是将ARPA 看作实现自己伟大的增智构想的资金来源；而罗伯茨只想找个能设计和运行新网络的服务机构。
1972年5月，沃特森第一次参加ARPA 的网络工作组会议时，这种紧张态势依然不见缓和。罗伯茨在会上明确表示，ARPA 继续给予增智研究中心资金支持的唯一理由就是网络信息中心的建设；他勒令恩格尔巴特投入所有必要资金、尽快让网络信息中心运转起来。接下来数月里，沃特森和恩格尔巴特经常为资源配置和网络信息中心优先的问题发生争执。两人在激烈争论中总是互不相让，不过在后来的四年半里，沃特森逐渐对恩格尔巴特和他的执着精神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沃特森慢慢了解到，这位实验室领头人既能高瞻远瞩也能细致入微。
可惜恩格尔巴特就是无法统一宏观和微观领域。他曾有幸将厄比和英格里士这样的人才招致麾下，他们替他很好地完成了这种统一。沃特森还发现，恩格尔巴特深信自己是个被人误解的局外人。恩格尔巴特在用语言表述自己的见解时总是遇到很大障碍，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话语。作为坚定的怀疑论者，沃特森并不相信实现增智后能力提升的人类心智就能解决世上所有问题；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在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崭新的技术、方法、流程和社会组织都是颇有裨益的。
当时东西海岸的研究学者都在奋力建设和运行阿帕网，而作为网络工作组会议上斯坦福研究所的代表，沃特森也卷入了这些阿帕网使用群体间早期的"协议之战"。怎样才能将NLS 系统推向外界呢？他思考着这个问题。这一目标引导着沃特森和增智研究中心程序员约翰·梅尔文（John Melvin ）构思出了Telnet 协议（即远程登录协议），使远程用户可以通过网络登录远端计算机。最终，不是由NLS 系统，而是由Telnet 协议、电子邮件和？p 产生的用户需求带来了计算机网络一日千里的迅猛发展。
1972年，沃特森率领增智研究中心发起了冲锋，提高了NLS 在阿帕网社区的实用性。外界向ARPA 不断施压，要求其证明新型网络真实可用，计算机行业媒体已开始公开质疑新型网络核心的"包交换"（packet switching ）技术。这种技术是将电子数据拆分为小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通过计算机网络分别以不同路径发送，如有必要可再次发送。这样即可绕过某个已停止运行的网络节点，寻找其他路径发送，确保了全网络的可靠运行。罗伯茨下令于1972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阿帕网发布会，和恩格尔巴特1968年在旧金山举行的那场NLS 系统发布会形式相同。同年，ARPA 的网络工作组（NWG ）也在努力编写新的软件协议以实现其新功能。那年秋天，发布会在华盛顿喜来登酒店舞厅如期举行，它成为了计算机行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人们坐在电脑前使用着新型网络。他们亲身体验了互动性，也亲眼目睹了真真切切的网络运行。
第二年，罗伯茨还是继续给增智研究中心撑着保护伞；但是1973年年中，他决定离开国防部进入BBN 公司，将阿帕网的技术全面商业化。在寻找继任者的过程中罗伯茨想到了J·C·R·里克莱德，最终后者同意接替罗伯茨的工作，并于1974年返回ARPA 重新担任ARPA 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主任。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里克莱德的回归敲响了增智研究中心和恩格尔巴特构想的丧钟。1960年代，里克莱德曾是恩格尔巴特的"老大哥"，在他的努力下由ARPA 资金启动了恩格尔巴特的研究项目。
十年后，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荡然无存。罗伯茨卸任后三个月不到，恩格尔巴特就接到通知，ARPA 正计划终止对增智研究中心的资助。在这最后的时刻，ARPA 给了一年死缓期让增智研究中心完成各种项目任务，但很明显，ARPA 已经没有任何动力继续支持增智项目的元初构想。
恩格尔巴特感到ARPA 主要是责怪他没能将技术成果及时推向外界。他认为，里克莱德必定是觉得增智研究组干活少、开支大，而且后台支持和培训人员过多。在恩格尔巴特看来，这些都是里克莱德认定NLS 系统失败的凭据。没办法，一般人就是学不会使用如此复杂的系统。
1974年，ARPA 终于停止了对增智研究中心的资助。孤注一掷想要将继续维持研究中心运作的恩格尔巴特前往施乐PARC，拜见了他的第一位支持者鲍勃·泰勒。
"我们手上的这些技术，难道不能用于你们的研究吗？"恩格尔巴特恳求道。但是泰勒对此并无兴趣，他只想向恩格尔巴特炫耀PARC 刚刚开发完成的电子邮件功能。此时的恩格尔巴特悲痛莫名，要知道他的实验室早在七年前就开始用电子邮件了。恩格尔巴特失去了资金来源，而他的员工迫切需要安身之所。
两三年后，斯坦福研究所将增智技术出售给分时公司。恩格尔巴特和研究中心剩下的研究员们将办公场所从门洛帕克搬到了库比蒂诺（Cupertino ）[30]。旧时代已然落幕，新时代即将登台，而道格·恩格尔巴特则被无情地抛进了茫茫荒野。
注释：
[1]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 Corporation）：美国一家以生产和提供电子消费品、工程技术和航空航天系统为主的跨国公司，原总部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现今的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由霍尼韦尔与联合讯号公司（Allied Signal）在1999年合并而成，新总部位于新泽西州莫里斯敦（Morristown）。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霍尼韦尔"词条。（译注）
[2]全名格伦·L·马丁公司（Glenn L.Martin Company）：美国一家飞机和航空航天公司，由格伦·L·马丁创建于1912年。在二战和冷战期间制造了多种重要的防务机型供美国及其盟友使用。后来该公司逐渐脱离飞机制造业，转向导弹、太空探索和空间开发等领域。1961年马丁公司与美国玛丽埃塔公司（American—Marietta Corporation）合并，组成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参见英文维基百科"Glenn L.Martin Company "词条。（译注）
[3]丹佛市（Denver）：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及最大城市，临近洛基山脉，是美国西部航天、金融、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中心。参见英文维基百科"Denver "词条。（译注）
[4]本迪克斯公司（Bendix Corporation）：美国一家制造和工程公司，在1924—1983这六十年间制造销售了飞机制动系统、航空液压动力和电子动力系统、电视机以及电脑等产品。1970年代开始经历多次合并、收购，现为克诺尔集团（Knorr—Bremse）旗下品牌之一。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endix Corporation "词条。（译注）
[5]十万英里约合16.09万公里。（译注）
[6]艾迪生·韦斯利（Addison—Wesley）：位于美国马塞诸塞州波士顿的一家图书出版社，以出版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教科书而广为人知。除了纸质图书以外，该出版社还通过Safari 图书在线（Safari Books Online）发行相关技术领域的电子书。参见中文维基百科"艾迪生·韦斯利"词条。（译注）
[7]红杉市（Redwood City）：位于加州北部旧金山半岛的一个城市，是圣马提奥郡首府，也是甲骨文等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Redwood City，California "词条。（译注）
[8]作者原文描述奥布雷克特在个人电脑界的地位和作用时使用的是"Pied Piper "（花衣魔笛手）一词。根据民间传说，德国普鲁士的哈梅林（Hamelin）曾发生鼠患，有位法力高强的魔笛手吹着笛子把全村的老鼠都带走了，但是忘恩负义的村民们拒绝付给他酬劳。于是花衣魔笛手又吹着笛子把全村的小孩也带走了，从此杳无音讯。后来此词有许多引申义，在本文意指富有个人魅力、吸引了众多追随者的杰出人物。参见英文维基百科"Pied Piper of Hamelin "词条。（译注）
[9]奥克兰市（Oakland）：美国加州西部一城市，是旧金山湾区第三大城市，与旧金山隔海相望，在伯克利南部。它是美国西海岸主要商业港口，也是北加州的铁路和航空运输枢纽。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奥克兰（加利福尼亚州）"词条（译注）
[10]源自天主教工作者运动（Catholic Worker Movement）：并非罗马天主教会的正式隶属机构，而是由多萝西·德伊（Dorothy Day ）和皮特·莫林（Peter Maurin）于1933年创立的一组天主教自治社团。这些社团根据社团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人本主义的原则，为社会边缘人群提供帮助、促进社会公平。有不少于213个的地区级天主教工作者社团为当地人提供社会服务，而且每个社团都有各自独特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方式，包括发行报纸、创建收容所、开办共同劳动的农场公社等。这些社团还广泛参与了非暴力不合作、反战和反对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运动。有学者将其宗旨评价为"基督教无政府主义"（Christian anarchism）。时至今日，这些地区社团仍活跃于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爱尔兰等国。参见英文维基百科"Catholic Worker Movement "词条。（译注）
[11]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1962年在美国、苏联与古巴之间爆发的一场极其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冷战中，美苏双方都想将核导弹尽量部署到对方领土附近。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1962年5月苏联开始秘密在古巴部署导弹，以此挽回战略劣势。8月5日中情局发现了古巴的导弹发射装置。9月8日苏联货船"鄂木斯克号"携带SS—4中程导弹赴哈瓦那，但没有运抵目的地。经过10月中下旬的激烈交锋和外交努力后，10月底美苏双方秘密谈判终于成功。赫鲁晓夫宣布撤回运往古巴的导弹；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并秘密撤回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的顶峰和转折点，人类和核战争擦肩而过。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古巴导弹危机"词条。（译注）
[12]四十英亩约合16.19万平方米。（译注）
[13]全名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在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领域内颇有建树，其最重要的作品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为深入理解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米尔斯提倡社会学的想象力，倡导加强对历史和社会心理的研究。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美国社会的阶级、政治和权力结构，指出美国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商业、军事和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典型代表，广大民众的权力丧失恰好体现出上层社会权力精英们的专横跋扈。米尔斯的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的冲突和矛盾，有浓厚的价值判断和人文主义色彩。参见百度百科"赖特·米尔斯"词条。（译注）
[14]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和评论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薛西弗斯神话》、《局外人》、《鼠疫》等。加缪的作品大多以存在主义的方式表现了存在主义，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存在主义者。在存在主义各种思潮中，加缪和萨特都反对虚无，宣扬反抗；但他与萨特的重要区别在于萨特强调行动抗争，而加缪则强调精神反抗。参见中文维基百科"阿尔贝·加缪"词条。（译注）
[15]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生于奥地利的以色列犹太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哲学和宗教存在主义领域有着重要影响。他曾指出在近代哲学思想指引下，人们信奉征服―进步的原则，片面依赖技术、脱离自然，已走向孤立崩溃的边缘；在社会中，个体沦为"集体"机器的齿轮，人与人彼此隔离，责任感逐渐丧失；在信仰领域，人们已背离神圣，无力承担信仰。布伯要世人注意一种彼此尊重的、真正基本的"我―你"关系（I-Thou relationship），这与西方传统的"我―它"关系（I-It relationship）相对立。在这一点上，人们通常把布伯归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范畴。但布伯的存在主义是一种犹太教背景下的有神论存在主义，不同于萨特、加缪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参见百度百科"马丁·布伯"词条。（译注）
[16]大瑟尔（Big Sur）：美国加州中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北起旧金山以南190公里处，南至洛杉矶以北394公里处，向内陆延伸19至32公里，风景壮丽，人烟稀少，是著名的旅游胜地。参见英文维基百科"Big Sur "词条。（译注）
[17]全名约翰·威廉·契沃（John William Cheever，1912-1982）：美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被称为"描绘美国郊区生活的契科夫"。契沃小说的主题大多是人类本性的二重性以及对旧日生活方式的追思。1982年，他获得了美国艺术与文学学院授予的国家文学奖章（National Medal for Literature ）。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ohn Cheever "词条。（译注）
[18]全名伯顿·斯蒂芬·兰开斯特（Burton Stephen Lancaster，1913-1994）：美国著名电影演员，一般被称为"伯特·兰开斯特"（Burt Lancaster）。他曾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1961年因出演《孽海痴魂》（Elmer Gantry）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参见中文维基百科"伯特·兰开斯特"词条。（译注）
[19]易皮士（Yippies）：即青年国际党（The 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的成员。青年国际党成立于1967年12月31日，是从1960年代言论自由运动、反战运动中衍生的反主流文化组织，由青年激进分子组成，也是街头抗议运动和另类文化的重要参与者。该组织常采用戏剧化手法进行有很强象征意味的政治活动，具有强烈的反权威和无政府主义倾向。1968年青年国际党曾推举一只猪参加总统竞选，以此嘲弄当时的社会现实。该组织的街头闹剧和政治怪举使得传统的政治左派人士都不屑与之为伍。易皮士与"雅皮士"（Yuppies）所指人群并不相同。参见英文维基百科"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 "词条。（译注）
[20]杰瑞·鲁宾（Jerry Rubin，1938-1994）：美国1960和1970年代的社会活动家、反战运动领导人以及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80年代他转型为成功的商人。参见英文维基百科"Jerry Rubin "词条。（译注）
[21]全名艾伯特·豪沃德·霍夫曼（Abbot Howard Hoffman，1936-1989））：美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一般被称为"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他是青年国际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1970年代反主流文化时期青年叛逆的象征人物。他和杰瑞·鲁宾等人一道参与了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大会期间的抗议示威活动。由于抗议活动引发暴力对抗，他们八人被指控密谋挑起暴动，因而被捕受审。被称为"芝加哥八人"（Chicago Eight）。后因其中一人的案件另行审判，他们的案件又被称为"芝加哥七人"。参见英文维基百科"Abbie Hoffman "词条。（译注）
[22]"征凶"（Undertakings bring misfortune）：《易经》归妹卦第五十四，"归妹：征凶，无攸利。"原文意思大致是办事急于求成，迹象凶险，没有好处。德国汉学家理查德·威尔海姆（Richard Wilhelm）将之翻译为"The Marrying Maiden.Undertakings bring misfortune.Nothing that would further."威尔海姆翻译的《易经》长期被公认为最权威的译文版本。在《全球目录》告别派对现场有人朗读的应该就是威尔海姆翻译的版本。参见英文维基百科"Richard Wilhelm（sinologist）"词条。（译注）
[23]即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美国一所研究型私立大学，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1967年由卡内基理工学院和梅隆工业研究所合并成立，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其计算机科学研究和麻省理工学院并列全美第一。茅以升先生是该校毕业的首位博士。参见中文维基百科"卡内基梅隆大学"词条。（译注）
[24]海特街（Haight Street）：旧金山的一条街道，有时也叫"上海特"（Upper Haight），是海特—阿什伯利街区的主要街道，也是1960年代嬉皮士亚文化的核心区域。以1967年"爱之夏"为标志，该区域几乎就是整个1960年代和反主流文化的代名词。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aight Street "及"Haight-Ashbury "词条。（译注）
[25]亨茨维尔（Huntsville）：美国阿拉巴马州北部麦迪逊郡（Madison County）首府，是NASA 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Marshall Space Flight Center）以及美国陆军航空与导弹司令部（Army Aviation and Missile Command）总部所在地。它也是美国陆军火箭和导弹研发事业的中心，绰号"火箭城"（the Rocket City ）。参见英文维基百科"Huntsville，Alabama "词条。（译注）
[26]护林熊（Smokey Bear）：或俗称"Smokey the Bear "，是美国著名的吉祥物和卡通形象。它诞生于1944年，一般出现在教育人们注意防火护林的广告上。1950年代它开始进入流行文化界，有相应的广播节目、漫画书和动画片。护林熊老是戴着类似海军陆战队队员和州警们戴的宽边毡帽，因此后来人们也管军警们戴的宽边毡帽叫"护林熊帽"（"Smokey Bear "hat）。参见英文维基百科"Smokey Bear "词条。上文提及唐·华莱斯绰号"斯莫吉"（Smokey），估计与他老是戴"Smokey Bear "的帽子有关。（译注）
[27]est ：即Erhard Seminars Training 的首字母缩写，意为埃哈德式小组训练或埃哈德式自我实现训练。（译注）
[28]全名艾伦·威尔逊·沃茨（Alan Wilson Watts，1915—1973）：英国出生的哲学家、作家和演说家，曾是圣公会牧师。主要成就是为西方受众翻译、解读和传播了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1950和1960年代他在加州湾区地带拥有众多追随者。参见英文维基百科"Alan Watts "词条。（译注）
[29]苏非派（Sufism）：或称苏非主义，即伊斯兰教密契主义，是追求精神层面提升的伊斯兰教派。穆斯林大都相信此生是在朝圣的道路上，希望死后经历最终审判之后在天堂中能与真主靠近；而苏非行者们则认为在此生即可更加靠近真主。西方学界称苏非主义为"大众的伊斯兰"（Popular Islam），它的神秘主义教旨一直对西方世界有着极大吸引力。参见中文维基百科"苏非主义"词条。（译注）
[30]库比蒂诺（Cupertino）：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郡一城市，位于旧金山湾区南部。作为硅谷核心城市之一，它是苹果公司和赛门铁克（Symantec）等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参见百度百科"库比蒂诺"词条。（译注）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