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奶奶的照料下，我在上海念完小学和中学。1968年毕业分配，大部分同学去了黑龙江、新疆，我因为是独女，被分配来江西，在继父的厂子里当化验员。
我们宁波人，有一个说起来令人可笑的看法，以为在天下人里，宁波人是最精明、可靠的，找对象也要找家乡人。母亲的眼光，早就被厂里的一些宁波人擦得亮亮的，最后，她相中了一个叫程海泉的工人。
程海泉比我大3岁，对母亲和继父很肯帮忙，有个什么事，只要说一声，一下班就赶来了，从不拖延，和师傅们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逢人总是嘻嘻哈哈的。他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凶为得接济在上海没有工作的父母，生活上过得紧巴巴的……
母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要他到家里来吃了3年饭，省下的钱让他自己攒起来。她对我说：
“侬书读到高中毕业，成绩也不错，还是来江西这山沟沟了。如今读书多没啥用，只要人好，本分就行。伊成家立业有困难，阿拉帮伊一把，伊对依会好一辈子的。”
他不善于言辞，却用行动显示了对我的客气和体谅。
吃饭时，我未上桌，他就不碰筷子。碰到天刮风下雨，他保准会来我车间送伞、送衣服。他听我母亲说，过去在上海，我顶喜欢看王文娟演的林妹妹，不过半个月，不知他从哪里弄来几张“文化大革命”前王文娟灌的《黛玉葬花》、《雨打潇湘》一类的唱片，还拎来一架旧的留声机……
在我的想象里，结婚好比人生踏上了一块新鲜的大陆。在这里有明媚的阳光，繁茂长青的林木，四季不败的鲜花。紧张的身心在这里能获得松弛，纷繁、不定的感情在这里能变得缠绵、专一。
可是婚后不过几年，我就如同大幕落后一个孤零零的留在剧场里的观众，发现那些美好的东西不过是在台上……
除了睡觉、吃饭，程海泉在家里就坐不住。羽毛球、乒乓球、篮球、桥牌、麻将……他没有不会的，饭碗一丢，就急于出去自相。甚至厂工会礼堂每周要放两个晚上的录相，多是香港、台湾粗制滥造的武打片，连我的儿子佳佳都看倒了胃口，他还正襟危坐，场场不拉。开始，我讲他几句，多少还有点约束，没几次就不行了……
前年的一天，吃晚饭时，他又是埋头风快地扒饭。外面不知是谁喊了句什么，他忙问：
“是喊我吧？”
我没答理他。他自己去门边看。我火了，过去一把将门推上：
“怎么，又要去做夜游神？”
“昨夜我和蒋师傅搭档，真晦气，输了十几个子，可买两包‘三五’烟了，要去将本扳回来！”
“不成，今朝侬哪儿也不能去。”
不一会儿，外面下起了雨。窗子上顷刻雨水如注，还闪过几道电光。他的气似乎消了些，进了里屋倒在沙发上。不一会儿，他嚷了句：
“灶上的水开了！”
我将门锁落好，去了厨房，一边上开水，一边向房里听着，不见有动静。等我提热水瓶进里屋，他的影子都没了。窗户敞开着，雨水洋洋洒洒地打进来，窗帘和我放在桌上的毛线团都湿了……
虽然一身倦意，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听见门外有响动，我瞧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夜光闹钟，已经是深夜一点一刻了！
我听出他在打开五斗柜找衣服。接着去了厨房，一阵水声。他上了床，还要坐着抽一支烟，他听到了朝墙睡的我喉管里实在止不住的啜泣声。他已经习惯了我的不满，也白以为懂得了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怎样行事——
他很快躺下来，和过去一样，一双大手十分有力地扳过我的身子，充满烟臭味的嘴巴靠了过来，在我脸上、脖子上，热烘烘、毛刺刺地蹭着。我竭力想转过身。这时，他那蕴藏在一身发达肌肉里的，经过一天的劳动和一夜的打牌，仍未耗费尽的精力全部喷发了。剧烈的喘息，汗津津的皮肤，一片漆黑之中，我都能看见他那双烧得放亮的瞳仁……
我拼死命地跳下床。打开灯，见原来擦得清清爽爽的地板上，一大滩水迹，两行泥脚印。我怔怔地看着，他也怔怔地看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于一个男人，一个丈夫，都是理所当然的，而我则是个来白天外的怪物……
他没有起来说上几句话，道个歉，或是过来为只穿了睡衣的我披上件衣服，而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仿佛是他受了天大的不公，而后转身睡下了。几分钟后，嫌灯光刺眼，他又伸手拉熄了灯，不一会儿，就发出如雷的鼾声……
第二天，我没有和他讲话，他也不对我讲话，就这样沉默着。僵持中，我觉得我是在维护一个妻子的尊严。他呢，也许在维护一个男人所要有的“自由”。而且在这沉默中，他的“自由”更多了，放下碗，一大摊家务事丢给我出门了，再不必说要去哪儿，几点钟回来，也不必担心有一番唇枪舌战。
在“夫妻”的名义下，你没有能力反抗。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直到死。如果人有两辈子。我这辈子就维持现状算了，寄生活的乐趣于下辈子。可人只有一辈子，与其这样活着，我不如终生不嫁！
我去母亲家里讲了自己的想法。
像听到美国又在哪国扔下的原子弹似的，她惊愕得脸都拉成了惊叹号。等透过一口气来，她一连问了我三个问题。
“侬发现程海泉在外面胡搞女人吗？”
“伊打侬吗？”
“伊每月发的铜钿没交给侬吗？”
我都摇了摇头。
母亲的脸色明显松弛下来：
“那侬还闹啥子离婚？结婚是逛城隍庙自相，轧劲就去，勿开心就回吗？”
她听完我讲程海泉的情况，更像是放了心，她劝我道：
“阿娟呐，天底下有几个男人对待老婆，会像结婚前那样捧在手里怕摔掉，含在嘴里怕化掉？不上五六十岁，男人的心总有些野。等牙一落，发转白，伊的心总会收拢些，和侬好生过日脚。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女人家顶交关的是名誉。人家丈夫判了刑的，还苦苦等着，侬千万勿要再想离婚了……”
也许，真如母亲所说，天底下的夫妻十有八九都这样，只要没有外遇、没有挨打、没有不尽经济上的责任，好歹都得凑合着。以我这样的理由提出离婚，人们不是以为我有神经病，便会以为我还是像小时候玩过家家一样的天真……
程海泉不能、也不想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好在佳佳进了小学后，我少有时间关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自叹自哀。除了辅导儿子的功课外，稍有些剩余精力，便放在养花、编织上。台布，沙发巾，电视机套……我勾出了各种各样漂亮的花纹，平时摆一套，过年过节又放一套。月季、米兰、玉兰、文竹、玫瑰……屋里屋外总是香气扑鼻，争妍斗艳的。同事们进来，总夸我这里整洁、美观，像是宾馆。我听了心里也甜滋滋的。既然一辈子要在这里安身立命，生活上总得搞适意些。
如果不是另一个人的出现，我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了。
有一天，电视机坏了，程海泉拨弄了好半天，仍不见好。第二天吃完晚饭，他出去了，不久便带了一个人进来。他介绍此人叫吴文斌，是厂原管供销的副厂长吴满的儿子，在他车间里当工程师，修家用电器有两下子，说完把人扔给我，自己又去打牌了……
我实在有些尴尬，吴文斌倒没什么，拆开电视机就检查起来。正是6月，江南的梅雨时节，天气闷热，头顶上又是一盏60支光大灯泡，他额头上很快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我不过意，将程海泉的毛巾在冷水里搓了一把，送过来。他接过去，说了句“谢谢”，擦了一下脸，又埋头干下去。我又泡了杯酸梅汤送过来，放在他身边。他一直未动，直到电视机修好了，他才拿起杯子，一口一口地喝着，文质彬彬，像是位姑娘。
我出于礼貌请他坐下喝，他真坐在了沙发上，浏览起屋内的陈设，又看着我，眼睛显得深邃，富有热力……
我被他看得正不知说些什么好时，他轻轻地说了句：
“你真不容易呀……”
便起身告辞了。
我糊涂了，“不容易”，我什么不容易呢？是说我让同事都称赞的家里摆设来得不容易，还是说我生活得不容易呢？如果是后者，那他怎么会了解？我是个极爱面子的女人。夫妻生活虽然不痛快，可除了对母亲讲过，在其他人面前从未提起。想着，想着，我在糊里糊涂中睡着了……
从此，吴文斌常来了。大多数时候，是程海泉喊他来的。不知怎的，那电视机好不了三五天，总会出毛病，不是没有画面了，就是没有声音，要不就是画面上划过一阵阵雪花点……吴文斌一来，都能说出个道道来，不是哪个原件老化了，就是哪条线路接触不良。程海泉依然扔下他，由我陪着。我从没问过他什么，是他主动告诉我：
他1981年从一所工学院毕业，到厂里已经有五六年了。虽然学的是工科，也爱好文学艺术，有点时间就在家里看小说、听音乐。似乎为证实这点，每回他说不上几句，便告辞回家。有时，他夹着一本书来，说他刚看完，估计我也会感兴趣，说完将书往桌上一放便走了，他这种颇有几份自信的口气和神态，好像是我多年的朋友、同学，掌握了我的全部兴趣似的……
我拿起书，不是《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便是《娜娜》、《俊友》这类以写女性为主的世界名著。这些书，有些我没读过，有些在上高中时就读过了，但今天融进自己对人生、婚姻的切身感受，不再是以一个少女天真、浪漫的目光去读它们时，依旧像初读时那般新鲜。其中有些篇章，真像是托尔斯泰、福楼拜为100多年后的我写的。这时，我不能不承认，我兴趣的确被他抓住了……
过些日子，程海泉和他以“阿哥”、“阿弟”相称了，这样，我也成了他的“阿姐”。
程海泉对有这样一个“阿弟”，似乎很满意。一来家里有什么家用电器坏了，他会随叫随到；二来他父亲虽然退下来了，但影响还在，关系颇多，以后有什么事要办，也是一条路子；三来他是文化人，肚子里掌故不少，由他来家里坐坐，陪我聊聊，他更可以心安理得去出门车轮大战。
对这突然冒出来的“阿弟”，开始我有唐突之感，应答他“阿姐、阿姐”的叫唤，总不自然，他也是37岁的人了，且尚未结婚，自称在大学里谈了一个女友，毕业后通过两年信，一直鼓励他出国去读研究生，他不愿意也就未成正果。他认为中国女人的素质没几个高的，找不到合适的，宁可当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听他口气挺笃悠悠的……
后来，心里倒希望如果我真有一个这样的阿弟该多好。
我是个独女，这一生又几乎没有能谈得来的人，现在连母亲和继父也一起退休回上海了……而他读了那么多书，知道那么多工厂里的人们很少知道的东西。当他分析起安娜的性格、包法利夫人的悲剧，讲起在这片苍穹之下曾经有过的那么多的痴男怨女，为了追求一种脱俗的、高尚的精神生活，就是被无边的黑暗所吞没，也要像疾坠的流星一样发出最后光辉的一闪……
不知不觉，一个晚上的时间就静静地流过去了。在他面前，我感到自己成了瞪着眼睛、竖起耳朵听故事的佳佳。有时，我在厨房里洗碗，他在房间里哄佳佳玩；有时，我就工作上、同事间的某件伤脑筋的事情问问他的意见，他一说就云消雾散，茅塞顿开……
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那种只有在兄妹、姐弟之间才会有的氛围。
一天下午，我的头阵阵晕眩，耳膜里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嗡嗡地响着，同事们见我在工作台边摇摇晃晃，一根试管也拿不稳，便扶我去了厂医院。医生诊断是美尼尔氏症，开了几包药，要我回家静养两天。
程海泉下了早班，找出饭菜票，拉上在我床边做作业的佳佳走了。
过了半个多钟头，回来了，他将几本小人书往佳佳手中一塞：
“做完作业，坐一边看书。困了，就自己上床，勿要吵妈妈，晓得不？”
儿子乖乖地点点头。似乎不好意思拔腿就走，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搭讪道：
“阿娟，感觉好了点嘛？要不要为侬搞吃的？”
“不要。你要有事就走……”
“哦，那明朝就会好的，侬也早些睡吧。”
说完这句话，他感到尽完了丈夫的责任，从抽屉里摸出包“牡丹”装上，走了。
说实话，我早料到他是这副样子。如果对一个人不抱什么希望的话，那么对他也就不会有什么失望。我并不感到难过，只是感到一阵好些日子没有过的寂寞，一种越来越汹涌的、能将全部身心都融化掉的寂寞……
吴文斌好些日子没有来了，他去上海出差了。我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愿去想。他讲过的那些事，却总是固执地走进我的脑海……
响起了敲门声，佳佳活蹦乱跳去开门，进来的竟是他！
“啥时候回来的？”
“刚才，路上碰到了阿哥，伊讲侬病了。”
他手里是一盒藕粉和一袋碧光润泽的苹果。
水烧开后，他冲了一碗藕粉端给我。见我的手有点颤抖，他接过碗，拿起汤勺，要喂我吃。我不肯，他一下跪倒在地：
“阿姐，今朝侬不肯，我就不起来！”
我让他喂了。他直视着我，我闭上眼睛，汤勺触到了嘴唇才机械地打开……
我心里想：要是程海泉来待我，有他一半的心，我这一生也死而无怨了！
眼睛里晶莹莹的，脸上有什么潮热的东西在流动，我更不愿睁开眼了……
厨房里传出水声和讲话声。他在给佳佳洗脸、洗脚。又是一团什么热乎乎的东西在触着我的手：
“阿姐，擦把脸吧。”
我不得不打开眼睛，接过毛巾，揩了一把脸。孩子已经安安静静地睡下了。吴文斌坐在我床边，眼神有些异样，胸部随着一声声急促的鼻息在起伏。我本能地往床里移动了一下身子。突然，他的双臂抱过来，头靠在我的肩上，喊道：
“阿姐，我爱侬……”
我的心往下一沉。天花板和房间的东西像旋转不定的魔方。我极力推开他，可轻飘飘的身子，无力得像乱风中的芦苇杆，我狠狠咬了他一口。他放开我，脸上是一片泪光，我这才感到自己肩头湿漉漉的……
“文斌，依以后若是还要来，阿拉就还是以姐弟关系相处。如果不是这样，侬以后就勿要来了。”
“阿姐，侬说这话已经太晏了！为了能常见到侬，我不得不认浑身粗野气的程海泉做‘阿哥’。我又好几次在那台电视机里做手脚。侬难道是傻子，看不出每次进这屋，我的脸都是一下向着侬的吗？”
“别说了，文斌。这是不可能的。阿姐快满40岁了，再不适意，可也总是有丈夫的人。侬不过37岁，又是大学生、工程师，厂里小姑娘多得是，侬会找到合适的。结了婚，侬还是我的好阿弟……”
“阿姐，不，我不愿叫侬作阿姐，要叫侬作娟。娟，厂里小姑娘是不少，可有几个勿是身上喷喷香，肚里一包糠？伊再跟我飞媚眼，打秋风，我也勿动心。阿拉不是萍水相逢，侬比我大，侬有丈夫和小囡，这是我一踏进这屋就晓得，可是我还是爱上了侬。我要服从自己心的选择，若不这样，我情愿去死。人活一世，不就讲个‘情’字？”
“不行，不行。我不能对勿起佳佳，对勿起……程海泉。也不能对勿起侬父亲。闹出去，阿拉在厂里都没脸皮做人！”
他的眼睛在房间里转着，突然，他走到缝纫机旁，拿起上面的剪刀就往左手心处一扎，血珠子成串成串的滚落下来，落到他的衣服和地板上……
“文斌，侬疯了，这是做啥？”
他带着冷笑说：
“不让我爱侬，我就这么滴着，一直到身上的血全部流干。”
我想爬下床制止他，他不客气地将我推回床上。美尼尔氏症的症状之一就是恶心，现在更见不得那鲜红的血，我闭上眼睛……
又传来他的声音：
“侬以为我痛吗，不，不痛。能表白对侬的爱，我开心，我轧劲！就是今朝死去，医院里解剖我的死因，也会在我的心里发现两个字——殷娟！”
“死”，像一道鞭子抽醒了我。我睁开眼，原来皮肤就白皙的他，此刻在我看来脸上更白成了一张纸，好像皮肤下那些蓝色的筋脉都隐约可见了。房间里也好像有了一股淡淡的甜腥味……
我害怕了，我担心他倒下，担心程海泉这时回来！
想起程海泉，我身上顿时涌起一种刻骨的恨意。天呐，正是这个家伙，将我赶到眼前这种欲陷不能、欲拔不成的处境里……
“文斌，快去包扎，依要爱……就爱吧……”
说完，脑袋里一阵发黑，我昏了过去。
没几天，吴文斌来说晚上他父母请我们这家子去吃饭。
餐桌上吴文斌的母亲丁招娣不停地往我和佳佳的碟子里挟菜。我抬起头，挤出笑意谢谢她，接着又低下头，像喝黄连汁一样艰难地咽下去。
好容易吃完了，吴满父子拉程海泉打扑克，丁招娣拉我和佳佳去里屋。打开电视机，佳佳眼珠子一下不转地看着上面正播着的一个外国儿童节目。
沙发上，丁招娣拉过我的手摸道：
“阿娟，侬对文斌好，我晓得……”
我的心发虚了，她知道了！我应该借此将那天夜里的事向她讲清爽，还可以请她规劝儿子，可一下子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看她的神情，似乎是怕我说出什么：
“文斌的阿姐，1980年嫁出去了，阿弟也结婚4年了，小两口分开过了，家里就剩文斌。伊老是关在房里长嘘短叹的，显得怪可怜。厂里不是没有小姑娘追伊，伊看不上；就是看上了，阿拉也勿会让伊结婚……”
我忙问：“为啥？”
“伊的心脏不好，32岁时得过病毒性心肌炎。现在还有后遗症，早搏，碰上啥事急一下，一分钟心跳100多次。医生嘱咐现在最好勿结婚，等过几年再说。这几个月，伊常到侬屋里去坐，回来阿姐长、阿姐短的，心情也好多了。阿拉当爹做妈的，见了也开心……”
我也是个母亲，望着脸上每一道皱褶里都溢满怜爱之情的她，我想说的话都无从出口了……
不久，厂里派程海泉去山东出趟差。
我奇怪：厂里供销处的采购员好几十个，好端端的要一个车间的生产工人出什么差？吴文斌送程海泉去了车站回来，才告诉我，这是他要他父亲想法给办的……
他靠过来。我像一条被人打伤了的狗，缩在沙发边上，双手护住自己，嘴里喃喃道：
“文斌，求求侬，放我一条生路吧……”
他双目炯炯放光，慷慨激昂得像“文化大革命”时，我在上海人民广场上见过的那些发表造反演说的首都红卫兵：
“娟，过去侬是虽生犹死，我这就是给你一条生路，一条以后我们一起要走的新路！”
“侬会后悔的，我比侬大，而且侬将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小囡……”
“中国历来女的寿命比男的长，侬不会走在我前头的。如果真有这一天，我吴文斌送走了你后，一定找根绳子去上吊！没有小囡？没有小囡更好，有了小囡，会分散我对侬的深情……”
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有一百条理由防守，他就有一千条理由进攻。而我，这个40岁的中年妇女，却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样相信，这真是他在铁了心的爱我！
就是在这样一个让任何头脑清醒的女人都会感到奇耻大辱的夜里，我浑身躁热地接受了他的“童贞”。
过了些日子，我提出了和程海泉离婚的事，吴文斌想了想说：
“对侬对我，这事都要办得水不惊，鱼不跳。阿拉都没有经验，得想个妥当的办法。侬先不要急，反正一下离了，这一两年姆妈也不会同意阿拉马上结婚的。”
“阿拉的关系，到了今朝这样的地步，侬姆妈……晓得不？”
“晓得，我告诉伊了。伊蛮开心的，不过要阿拉注意影响。”
不是丁招娣现在不同意儿子结婚吗？
那为什么她又默许吴文斌私下和我的这种关系？
我竟没有认真想想丁招娣背后到底是个啥意思。当时只是感到一种负疚感，像块石头从心中落地。碰上文斌有这样一位开通、能理解人的母亲，面对将会碰到的许多麻烦，我增添了不少勇气。
我在外间搭了一张小床。
我不能设想：在我和吴文斌之间已经有了那种事后，我还能和一个自己情感上厌恶的男人同床……
程海泉是夜里10点多钟回来的。我已经睡下了。他一进门见这样，问：
“侬阿爹、姆妈来了？”
我摇摇头。
“那为啥这样？”
“我……不舒服。”
他的脸虽然阴暗得像被雷电击中的枯木，可没再说什么。我又上床侧身躺下，哪里睡得着？耳朵没放过屋里的一丝动静，心里警觉又不无惊恐，老感到身后响起一阵粗重的脚步声。
真来了，一双有力的胳臂一阵风似的卷起我，向里间走去。我挣扎着，赤脚跳下来，程海泉吼道：
“侬勿要专扫老子的兴，老老实实给我过来！”
我不理他，径直走回小床。
他像一头发怒的公牛冲了过来，一把揪住我的头发：
“侬过不过去睡？”
我还是不吭声。
“好，往日对侬太客气了，看今朝老子收拾侬！”
他随即将我的头向墙上一次次撞击。我咬紧牙关，不落泪，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对得起文斌！
还有，在这个粗野的男人面前，早晚得过这一关，他趁早死了这条心！你的秘密并不是秘密忍住不喊，也熬过去了，让突然，他放开我，我的头上好像有淋到雨水的感觉。后来他看到了手上的血……
深夜，我敲了吴家的门。
吴满、丁招娣见我一副披头散发，惊恐得好久不曾动弹。睡在自己房里的吴文斌听到了动静，正要开门出来，被一脸秋风乌云的吴满喝住了：
“去困侬的觉，这里没侬的事！”
丁招娣拉过我：
“来，来，有啥事体到我房里来讲。”
当我讲完刚才在家里发生的事，还有和程海泉离婚的事不能等了的想法，吴满像是头一回见到我，睥睨着眼：
“侬两口子要离婚，到阿拉家里来说有啥用？阿拉这里又不是法院！”
丁招娣也一副什么都不知道似的口气：
“哎呀，小殷，侬两口子做夫妻十几年了，小囡也小学快毕业了，还离啥子婚？一夜夫妻百日恩嘛，动动拳腿，总是会有的……”
我顾不得羞耻了，将这半个多月的事情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吴满倒背双手，在房里转来转去，然后是一副当官的在办公室里常用的腔调：
“咦，有这样的事？我看不会吧，文斌再蠢也不会蠢到去追侬这个有夫之妇。伊又勿是瞎子、瘸子，在厂里轧不到女朋友……”
我愤怒得狼一般嚎出来：
“侬勿信，可以叫文斌出来问！”
丁招娣忙打断我：
“哎呀，三更半夜的喊什么？殷娟呀，我看文斌就算对侬讲了那些话，侬也不该当真呀。伊虽然37岁了，在这种事上还只是个小把戏。侬可早就是过来人了，怎么能为伊的一两句话，就拆掉自己好端端的家呢？”
她昔日那怜爱的神情消失了。倒挂的疏眉，闪烁不定的眼珠子，不见枯涩的肥厚双唇，随着话音一抖一抖地牵动的双下巴，无不显示这原本就是一个巧于保养与工于心计同样杰出的女人……
第二天，我又去吴家，吴文斌不在。吴满恶狠狠地说：
“今后依不许再进这个屋了！”
丁招娣接嘴道：
“今朝来了也好，话对侬讲清爽，文斌如花似玉的小姑娘都没找，还会要侬这个四十挨边的老妈妈？！”
尽管心在滴血，第三天我又去了吴家。吴文斌走了，被派去南京学习一年。
脑袋里又是一阵发黑，我摔倒在吴家地板上，这几个月来所有的事情也都跌到了一块！
我醒了，我明白了，原来吴文斌是一个以热情、斯文的面孔，口口声声奢谈感情，而内心里却最无耻的在玩弄、践踏感情的高级骗子；
原来吴满夫妇是要我为他们的儿子当一段消遣解闷、发泄兽欲的工具；
在他们眼里，我不是个有尊严的人，不是个应该正正当当生活着的女性，而不过是旧上海滩四马路上的一名妓女！
我挣扎着爬起来，经过这么些大起大伏的日子，这么些纷繁思绪的冲击，此刻我的心冷静得像一块冰，一块铁。
我走到门口回过头，盯住吴满：
“我要把这件事向厂里捅开……”
他的口气也颇冷静：
“我劝侬不要捅开，捅开了对侬没啥好处。同时，依也讲勿清爽，有一千张嘴也讲勿清爽。没人会相信侬的鬼话！”
他推我一把，“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也许生活，真是按吴满这类人的意旨布置的。他们摘花不遭刺，过水不湿鞋。一切都被他言中了……
我和他离婚了，除了一张竹床、一个小圆桌、一个箱子和我自己的衣服外，我什么都没拿。唯一遗憾的，是法院将佳佳判给了他。他将外间和里间中的那扇门封死。那边常响起佳佳的哭声。佳佳跑过来被程海泉抓住，常常总是一顿好打。他懂得怎么惩罚我。还有，厨房、厕所都在那边，我无权使用。好在一里多外，有一个公共厕所。隔几户有一个信佛的老人家，当她的女儿、儿媳不在，我就去她厨房里提一桶水来存着……
这类事，饭饱酒足后无所事事的人们本来就感兴趣，再加上全厂的一次妇女大会上，妇联主任指名说我是“妇女里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的典型”！一时间纷纷扬扬，我成了全厂的头号新闻人物，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车间领导见我整天神智恍惚的，说：
“你暂时不要搞化验了，质量出了差错，全车间的奖金都得敲掉。跟厂里讲好了，你去看大门吧！”
坐在收发室里，我似乎成了一尊招惹香客的菩萨，人们有事没事都投过脸来，那一道道的目光，像厚厚的尘灰落在身上，每一个汗毛孔都透不过气来……
上班是没有办法。下了班我食堂也不去，早早躲进自己房里，有时用煤油炉烧一碗面吃，有时就干脆饿一餐……
我现在过的真是亦人亦鬼的日子。
前些日子，程海泉隔着门喊：
“我已经托人物色到了一个女的。伊说：离了婚，两人还住在一个套间里，讲勿清爽，谁晓得阿拉半夜打没打开门。侬听着，侬明朝去和厂里讲，赶快分侬的房子，我这里侬不能住了。侬勿要名誉，我还要名誉呐！”
我怎么办呢？
丁招娣就是厂总务处分管房产的干部。从我找厂里将事情捅开后，她夫妻俩碰到我，眼睛就充血，恨不能把我像一只蚂蚁似的踩死。我不会去找她，可我找过总务处长，他徐徐地吐出一口烟，一下就将我逼进了死角：
“我分给了你房子，厂里还有那么多等房子结婚的青年人会怎样说呢？”
我处于绝境了！
没有了尊严、名誉，没有了家庭、孩子，甚至连一块立锥之地也岌岌可危了……
我痛悔。我自责。
我又扪心自问：这一切难道全都是由我造成的吗？如果这件事能够公布于众的话，我愿走上前些年在报刊上常常可见的道德法庭，有勇气接受世人们关于我内心、性格上种种缺陷和卑微的审判！
我曾经给母亲写了一封遗书。
写着，写着，突然，我感到喉头腥热、粘乎，张开嘴，一大口血吐了出来……
我从垫着薄被的竹床上滚了下来，倒在地上，欲喊无力，欲哭无声，只有喉头在“呼哧、呼哧”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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