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年末，我从部队文工团转业回来，分到省文化厅工作。我家住在省军区大院，父亲当时是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回到家，发现过去的老邻居已不在了，新的邻居是省军区副参谋长一家。
在文工团练功惯了，每天早晨我都要在院子里弯弯腰、压压腿什么的，这时，我总会发现隔着冬青树的院墙，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在痴痴地看我……要是在马路上碰到了这类人，我一定会喊他一声“花痴”，然后扬长而去。可既然是邻居，他想必是副参谋长的公子，我就只有装佯，继续练自己的功。
一天，我去听音乐会，在剧院附近的电车站下车后，未走几步，凭着一种颇为神秘的第六感官，我感到空气里有点异样，一侧头，又是他，他停在人行道的一侧，脚下跨着一辆摩托车，注视我的目光沉甸甸的，几乎能感觉到它压在我身上的重量……我没有理他。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上了剧院门口的台阶，才觉得那点异样在空气中消失。
听完音乐会出来，天没有丝毫预兆的下起了大雨，远处建筑物的灯光都漫人了一片茫茫的水汽之中，剧院门口的广场上，那密密的雨脚哗哗的溅起一片白色的水花，观众都成了罐头盒里的沙丁鱼，大部分挤在前厅里，没有谁有勇气冲出去。这不是薄衣单衫的夏季，是人人都穿着羽绒衫、皮茄克、呢子大衣的初冬天气……
我正焦虑着：不走吧，末班车马上就要过了。走吧，去电车站这一段怎么办？而且下车后，还得走近两里路才能到家。突然，一只手隔着两个人的身子拉拉我，正欲恼怒，一看，又是他，身上是一件军用雨衣，上面的雨水似无数条蚯蚓在闪光地扭动；另一只手举着两个头盔，臂上还挽了一件军用雨衣。见他挤过来，原来围住我的人，唯恐避之不及，周围一下有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空地，未等我说什么，他将一个头盔扣在我的脑袋上，又将雨衣递给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赶快穿上，我送你回去。”
我照办了。一道又一道羡慕的目光，我听见背后有人说：
“这姑娘，好福气……”
在这茫茫的雨夜，在自己家里人都没有想起你，或是想起了你、却一时帮不上忙的时候，有个人想起了你，哪怕这个人真是个“花痴”，你也会感到浑身涌动着一股暖意……
第二天晚上，他首次登门拜访了。他告诉我，他快要结婚了，对象是大军区副参谋长的千金。这门亲事是双方父母定下的，他和她的父亲，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现在又有上下级关系。虽说有包办性质，他对那位千金还感满意，小田没有小姐脾气，人挺内向、老实，且五官也端正清秀……
事情是在一个早上发生变化的，这便是他在隔壁院子里见到我的第一个早上。顿时，他觉得小田脸上一下五官挪了位，鼻子长得似倒栽葱，眼睛也变成两个破了皮、露了馅的水品包子……过去，他看过一些小说，小说上也不乏有一见钟情的描写。他不信，以为这不是文人的精神晕眩，便是流氓披上了一件诗人的外衣。此刻，他才顿悟，自己不也处于这眼前一片光明而往日一片暗淡的情景之中吗？
本来是定好春节结婚的，双方家里都做了准备，小田的父亲将启驾前来，他却在头两天向父亲提出这婚暂且不结了。
父亲说他要抱孙子，等不得了。
也许是下意识里憋得慌，他一下脱口而出：
“孙子，孙子，你就知道孙子！法律可没规定当儿子的一定要让老子抱上孙子……”
胡副参谋长顿时勃然大怒：
“他娘的，你不让老子抱上孙子，我养你这个鸟儿子干什么？！”
随即，五个鲜红的指印飞上了他的脸颊。一气之下，他跑去了九华山，当了半个月的和尚。晨钟暮鼓，青灯黄卷，让他终于清醒下来，这桩婚事躲是躲不掉的，他只有悻悻然回了家，现在婚期定在五一劳动节。
心是死了，可随着婚期的临近，他的胸口越是堵得慌。他不敢见我，那会更勾起一种几似十恶不赦的罪犯自感死期临近的感觉；他又比任何时候更想见我，尤其是想向我诉说他内心的这番“情变”。用他的话来说，便是：
“婚女冈尚未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桩死亡的婚姻，我正朝墓地走去，你就是为我写墓志铭的人。因为只有你知道，这墓志铭该怎样写……”
我听了能怎样呢？
一方面，觉得他身上有股稚气，乃至稚气得有些可爱，虽然他比我大一岁，可在我眼里，他还像是个颇任性的小弟弟；另一方面，我相信他的这番因我而起的“情变”，并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你可以不爱一个人，但是你不能剥夺别人爱你的权利。我只能抚慰他，调整他的心态。我对他说：
“晓河，你得尊重眼前的客观事实，也得相信以前自己对于小田的感觉。一见钟情，写在小说里虽不能说是文人的精神晕眩，但现实生活中却可能是你的精神晕眩。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我是个毛病很多的女孩子。我们接触长了，你就会看到的……”
“不，我不相信是我的精神晕眩！只不过是我得认命罢了。今后，我们能成为好朋友吗？”
“行，如果你能乖乖地结婚，并且做你妻子的好丈夫，我们就能成为好朋友……”
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过来坐一两个晚上。或是谈各自的经历，共同的爱好。许是都出身于军人家庭的关系，我们都喜欢运动，狩猎，旅游……或是他告诉我这些年发生在省军区大院内外的奇闻轶事，人事更迭。
他的心很细。见我床头上放着几本英语入门的初级教材，下一次他就带了个盒式录音机和几盘英语磁带来。见我案头上一个造型古朴的花瓶里空空荡荡，隔三岔五，他不是送来几枝白似一片云的玉兰，就是插进一束红如一抹霞的山茶……
一个来月后，他来找了我一次。神情困顿，还有点萎靡，不像是新婚燕尔，倒像是从几千里外的大西北出差回来。欲说不是，欲坐不是，欲走不是，搅得我的心里乱糟糟的……人就有这么奇怪，在理性上我不会看上他这么个人，只有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男人才能征服我的心，我绝不想让他来干扰我的生活，何况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可在感情上，我又觉得自己隐隐地受到了某种伤害……
我把他的那台盒式录音机和几盘磁带，一股脑儿塞到他怀里：
“你拿回去，我自己有了。以后请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有闲情逸致，该去找小田分享，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学英语，没有时间陪你聊大天！”
他踽踽地走了，此后一年多没上过门。我的心也平似一湖秋水。
我的年纪快30了，母亲急得像是她自己嫁不出去，整日里瞎忙乎，前前后后，她自己出面，或是通过他人出面，给我介绍了七八个男人。我是“任凭敌人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看得太多了，昔日的同学们，战友们，现在的同事们，先我而行的，有几个未中箭落马，遗恨终生？说得好听些，那是一个在维持的家庭；说得不好听，那是两个人捆在一起互相折磨！我决心按自己的想法去择偶，既然已经错过了黄花岁月，我还着什么急？找不到不过打单身，打单身也还有颗自由的心……
1983年，组织上决定我父亲离休。他表示回老家的干休所，父母希望我一起去。我没有去，“天高皇帝远”，我不愿让母亲再在我耳边絮絮叨叨；再说，这时我自费在一所大学大众传播专业学习，英语也继续在学，我想取得大学文凭后，再考托福，看看是否能够出国……
我搬出了省军区大院，文化厅给我分了个一间一厅的宿舍。搬家那天，他不请自来，脸上阴沉得像一块生铁。我自己动手，他攥住不让动手，我想发作，又不能发作，跟他来的还有他妻子小田。他和司机，还有军区政治部的两个小干事，忙里忙外，搬上搬下。到了文化厅宿舍那边，则主要靠他两口子，忙乎整整一个下午，将两间房拾掇得妥妥帖帖。我只有表示感谢了，他一声不吭，倒是小田说了话：
“过去常听晓河夸起你，本来早就想来认识你的，这回就算是认识了。以后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事，需要我们帮忙，你只管说一声，我在省军区医院内科工作……”
房间里什么吃的都没有，送他们出门后，我上街吃了一碗面。再回来，一到房门口，见一束康乃馨在薄暮的昏暗里，犹如火焰一样燃烧，一层透明的塑料纸包在外面，尾部用一根绳子牢牢的拴在门把上，我去解开绳子，花瓣上的几滴水珠溅到了我手上，顿时，那水珠也像溅到了我心上，心一下湿润了……
他又常来了。我这个人倒是有点千金小姐的德性，生活上的事糊里糊涂的，过去是母亲为我收拾房间，现在他来帮我收拾。有几件换下来的衣服，我说自己可以洗，他非要带回家让小田开洗衣机洗。家里有样什么好吃的菜，他也一定要开个摩托车来把我拖去……
他没有再提过感情方面的话题，我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态像个需要弟弟照顾的姐姐。
其实，原来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上不存在着他这样纯洁的“弟弟”，也不会有我这样傻妞似的“姐姐”。也许，男人在没有得到中意的女人之前都这样：他像一头在茫茫雪野里饿得皮包骨头的老狼，对我步步进逼，锲而不舍地追逐着。而我也在玩着一个危险的游戏，一方面，警惕着他的追逐，时时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我也为这一锲而不舍的追逐而感动，并生出对自身魅力的陶醉来，并不是所有的女人身后都有这样的追逐者……
甚至可以这样说，追逐与被追逐，已经构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犹如抽烟上瘾一样，明知会招致尼古丁，可还是要抽。
应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
一天晚上，8点多钟，突然下起了大雨，好像和他的关系与这下雨有了缘分似的。他没有带雨衣，我只有伞，他不能撑伞开摩托回去。我们相对而坐，似乎都在等着这雨突然而来又会突然而去，雨势却不见减弱，只有倾盆之泼，且轰隆隆地响起一串炸雷！就在这时，他猛地跪下，声似裂帛：
“雪妮，你知道我为什么有勇气在一个死亡的家庭里生活下去吗？只因为我们还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只因为我每天还能想：明天或者后天，我就能见到你，闻到你的气息，触到你的呼吸……”
轰隆一声，又是一串震魂夺魄的炸雷，房间里一下黑了，在一道道亮如剑锋的电光之中，他的脸那样苍白，双眼里溢动着豆大的泪珠……
我成了他的情人。
我心甘情愿又不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情人。
第三天，厅里派我到上海出差。住下来的当晚，我给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写前有一阵犹豫，写它干什么呢？我并不期望成正果，也许不过就是一夜鸳鸯。可在雷雨交加的那一夜，我由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妇人，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深深的失落，以及混杂其间的销魂蚀骨的欢娱，使我如块垒在胸，不吐不快……
在上海呆了半个月，临行前，我又给他发了封电报，请他来机场接我。
他没有来，我担心他莫非是病了，或者是他出了差。两者间，我更倾向于后者。我想除非是断了胳膊，他就是病了也会来接我。
第二天去厅里，恍如这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一个怪物，人们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未等处长找我谈话，一个好心的同事先告诉了我：他的妻子拿着我的信到文化厅来，告了我！
一时间，满城风雨，小田不但到厅里告我，而且还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到法院告我，她强烈要求判我个“破坏军婚罪”。我能理解小田的所作所为，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一旦被巨大的创痛击垮的话，那么她只有采取一种办法来恢复自己的尊严，那就是按照“以牙还牙”的惩罚原则进行报复！对于女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不能理解的是他去了哪里，既没有来看过我一次，也没有去文化厅、法院，像一个堂堂的男子汉一样去揽过一切责任，他仿佛又一次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或者又一次去了九华山做“和尚”……
难道那些滚烫得至今还在我耳边蒸腾着热气的话语，不是他说的，而是一个扮着他的身影的冷漠的幽灵说的？
无论我走到哪里，面对我的恍如都不是眼睛，而是一个个钻子，一抹抹刀片，在这个社会风气远没有北京、广州开放的城市里，婚外恋还被看成一件很丑陋的事情。我说不清楚怎么走错一步，竟会弄成这个样子；如果说我还曾爱过他，即使是只有这一夜风流，我也能略说一二，可我在心里根本就没有爱过他……
我将自己关在房里，近一个月里一步未出。我痛不欲生，泪水洗面，晚上得吃五六片安眠药才能睡觉。我整日惊恐地等着法警“砰砰”地敲门，我颤颤地过去开门，尔后套上我双手的是一副冰凉的铐子……最后等着的，是我的母亲，领着她来的是住在同一栋楼的徐师傅。
经过母亲的一番斡旋，此事终于风卷云收。文化厅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法院却未找我的任何麻烦。母亲一定要我跟她回老家去，我执意不从，不想让她将我压进她满脸的皱纹里，去整日的数落。若要回老家，我不如一个人独自去深圳闯世界！我还得呆在这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不为别的什么，只为再有两年，就能拿到大学本科的文凭……
母亲无可奈何地走了，徐师傅开来一辆“丰田”面包车，拉我一起将她送上火车。回来的路上，我才第一次注意起徐师傅：虽然同住一栋楼，平日里在大院里碰过了，彼此也会打个招呼，我与他却并不熟。我只知道他原来是文化厅下属一个剧团的美工，搞的舞台设计在全省首屈一指。前两年，他辞职不干了，自己办起个广告装潢公司，挣了不少钱，这辆车就是他公司的。
“徐师傅，您原来认识我母亲？”
“不认识……”
“那怎么接她来、送她走的，都是您？”
“哦，接你母亲来的不是我，我是在文化厅门口碰到她，带她上你那儿的。至于送，是我要送的……”
“我母亲和您非亲非故，您干嘛要送呢？”
一声尖锐的噪音，车子猛地刹住了，一个趔趄，我上半身差一点栽进前面的椅子里！他回过头来，一部络腮胡子上，两只眼睛瞪得小酒盅般大：
“你一定要我告诉你？”
我坐好身子，几乎吼叫道：
“你一定得告诉我！”
“原因很简单，我徐光烈喜欢你！”
真是撞上鬼了，刚出狼窝，又进虎穴，不过两个“崇拜者”，一个骑的是摩托，一个开的是面包，我真像是读到一篇编造拙劣的小说！
顿时，我就往车门处冲去，一扳拉手，车门许是气刹，纹丝不动。我呵责道：
“姓徐的，你给我开门，我要下去！”
“不到家，不会让你下去。”
“你再不让我下去，我就要喊人了……”
“你要不嫌累，就喊吧，这车可是全密封的。”
他又开动了车子，而且车厢里一下传出电视连续剧《霍元甲》那激越的主题歌……
即使外面能听见喊声，我能喊什么呢？喊他是“流氓”，抑或喊他是“骗子”？我清醒了，你就开吧，你总得有让我下车的时候。窗外，已是华灯初上，他关了音乐，随后回头看了我一眼，见我冷冷地靠在位子上，他慢了车速，进了一条大街的慢车道，车子停住了。
“小何，想你回家还得自己烧饭吃，我请你吃餐饭好吗？”
我不理他，他笑了笑。从驾驶座上爬出来，身上一件蓝色的工作褂上满是各色油彩。在我印象里，每次碰上，他都是穿这么一件蓝大褂，他在靠门的位子上坐下：
“你不吃饭也行，我不会勉强你。我只想对你说几句话。
“第一，有时男人看男人，比女人看男人要清楚。姓胡的那小子，我在院子里见过几次，我一看他，就知道这小子是个花花嘴，轻骨头。现在文化厅里这样说你、那样说你的人不少，我不信，我只信是这小子欺负了你！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天下男人都是这等货色，天下还是有情有义、敢作敢当的男人多……
“第二，我知道你在上夜大学，文凭不到手，你就难离开这座城市。可你不能再去文化厅工作，中国人最爱往这类事上喷唾沫，没风没影的事儿，唾沫都能在你身上砸出个洞来，何况你刚背了这么一个处分？如果你不嫌弃，不觉得扔掉那只铁饭碗危险，你就到我公司来挂个名，上班不上班无所谓，关键是让你有学习的时间。公司里我是老板，我说定了的事，别人从不会哼哼……
“第三，我这样待你，你不要觉得不自在。我喜欢你，就要帮你，这是我自己的事，我决不会向你索取什么。一般日子，投了桃，就要报李，君子所不为，何况现在是你有难之时？若我想打什么主意，便无异于趁火打劫，连畜牲也不如了！”
虽然我的脸仍向着窗外，透过玻璃，看那汽车尾灯汇成的一条迷迷离离、闪闪烁烁的五彩之河，但他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很难否认它们实实在在，有板有眼，掷地有声……
我不由得转过身，看了他一眼。也许震怒之色稍褪，给他的感觉仍是愠怒，他站起来：
“好了，不耽误你时间了，我送你回去。”
从第二天起，我没有再去文化厅上班，可也没有去他公司挂名。白天关在房内看书，晚上便去夜大学上课。为了弥补前一段几乎荒废了的英语学习，我又找到了一所可以下午上课的英语补习学校。一晃两个月过去了，日子过得平平静静，颇为充实，心灵上的创痛也日愈缝合。虽偶尔也会想起徐光烈的那番话来，可犹如一股浪潮在礁岩边打个回旋，一下子就过去了，似乎并未在脑海里积淀下什么东西……
6月末的一个上午，有人敲门。我想，一定又是文化厅的人来了，两个月里，有好心的同事来看过我，也有我所在处和人事处的处长来找过我，要我去上班，我已经向他们交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开门，却是徐光烈，我怔住了，不知该不该让他进来。他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扯扯自己的蓝大褂：
“不进去了，进去了这身打扮也找不到地方坐。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见你两个月没去厅里上班，我就擅作主张在本公司为你挂了个名……”
他从大褂上一个宽大的兜里掏出一个牛皮信封来：
“这里面600元钱，是你两个月的薪水。还有一张去江西九江的火车票，眼看就要放暑假了，你也该出去散散心。到了九江买张汽车票，一个钟头便上了庐山……”
他说得轻松，自然，宛若我真成了他手下的一名雇员，我恼火了：
“无功不受禄，我不要！”
说毕，就要关门，可他半个臂膀一下顶在了门上，随那太阳穴上爆绽的青筋，火气猛地窜上来，比我的还要大：
“何雪妮，我告诉你，女人怕伤心，男人更怕伤心！”
他把牛皮信封甩在了地上，转身便噔噔地下了楼……
我坐在书案边，手里拿着这沉甸甸的信封，不由得琢磨起他的话来。难道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好心？难道世界上没有胡晓河这样“纯洁”的“弟弟”，却有他这样真肯帮忙而不求索取什么的好人？我又一次回忆起他在面包车里说的那番话，我注意到他说他喜欢我，从没有像胡晓河那样说过爱我。难道“喜欢”和“爱”这两个不同的字眼，出自于两个人口中，不仅标志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抑或还标志着两类不同的情感蕴涵……
我真有些迷茫了。我暂且收下这些钱，我不会动它，好在我存折上的钱还能抵挡个一年半载。至于车票，我打算到时去火车站看看，若发现车厢里还有他，我便将钱和车票一起摔回给他；若真是我一个人，我就去庐山，现在社会上不是有一句颇流行的话么，叫“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那我就权当是“不玩白不玩，玩了也白玩”……
似乎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徐光烈没有来。他给我买的是软卧票，一个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车到株州时，上来一个人。你坐过火车，肯定有过这样的心愿，在沉闷单调的旅途上，真想自己对面能坐着一个聊天的好伴侣。自然，对方是异性，又有着异性魅力的人更好……凭我的直觉，他就是这样的人一
三十七八岁的年龄，修长的身材，宽广的额头下一对眼睛犀利照人，鼻子尖而耸，脸部线条峭峻，颇有些像西方人。白衬衫的高领挺拔、干净，领口下松松的系着一条红领带，给人的感觉是既偏好雅洁，又不事矫饰……
他一坐下，就给我一个微笑，清新、自然，没有半点谄媚式、或商业化的味道：
“小姐，您去哪？”
声音也醇厚、沉朗，颇似男低音。
“去庐山，到九江下车……”
“真巧，我也去庐山。”
他从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里，摸出一个小巧的录放机来，又放进去一盒磁带，正要接上耳机自己听时，我说：
“先生，能让我一起听听吗？”
他朝我眨了一下眼，颇有几分揶揄的意味：
“这可不是流行歌曲，是我自己录的，不知您感兴趣不？”
他按下了放键。凝重的钟声前奏。蓦地，气势磅礴、一泻似天河的音响，在包厢里漫开，恍如命运之神的崛起和希望之神的呼唤。当音乐层层铺展出某种让生命受到深刻震慑的主题时，什么说得清楚、说不清楚的意念，都在串串音符澎湃的撞声下，化作了缤纷的花雨……
我听出了，这是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一下好似回到了十几年前，在文工团里上的第一节音乐课，这是节“无言之课”，老师什么都不说，只是放这首曲子的唱片。最后快下课时，老师才打破了十几个学员的一片静穆：
“从这位俄罗斯作曲家的这支曲子，你们将走进音乐的神圣殿堂。你们将会日愈感受到：音乐是灵魂的观照，而非理念之注脚；凡是语言止步的时候，音乐就开始了……”
由此，我们开始了几乎没日没夜的谈话：从屈原、李白、汤显祖，到荷马、但丁、莎士比亚。从尼采、罗丹、梵高，到索尔，尼琴、西蒙·波娃、马尔加斯。从舒伯特的《圣母颂》、《魔王》，到贝多芬的《月光》、《热情奏鸣曲》。从英伦的古色古香，巴黎的绮丽浪漫，到慕尼黑的浑厚典雅，维也纳的音乐氛围，以及马德里的鲜花、醇酒、美女和灿烂的阳光……
萍乡。宜春。新余。南昌。九江……
在旅途上，我们面对而谈，像一对教学勤勉的师生。在牯岭那被历史蹭得黑亮的石阶小路上，迎着沾衣欲湿，拂面不觉、似有若无的粉雨，我们并肩而谈，似一对早已心心相印的朋友……
他知道了我的经历。我也知道了他的经历。他叫石朗，父亲是国内的一位著名科学家，母亲则是爱尔兰人。他1948年生于伦敦，解放初期随父母回到国内。像这类家庭在国内几乎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必然会有的坎坷命运一样，他也有着坎坷的青春。到内蒙古大草原插队8年，和当地的一个牧民的女儿结了婚。粉碎“四人帮”后，他考上了北京大学，读完本科，又读硕士研究生。读研究生期间，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和妻子离了婚。毕业后，他分到一个著名的国家级出版社工作。前四年，他有了一位女友，她是学油画的，作品颇具先锋性，曾参加过名噪京都的“星星画展”，一年前去了巴黎求艺。而他也办好了一切出国手续，将要赴英国剑桥大学去读比较文化的博士研究生。这次出来，就是想踏遍童年起便向往的祖国南方的几座名山，好让日后在异国的游子之梦里，能浮现出它们绰约、清丽的姿影……
也许凭石朗的气质，才智，他曾有过不少与异性的邂逅。可在我——我与他的这次偶然相遇，却是以我自己过去的全部生活做准备的。从丫头变成少女后，我的这颗时常显得躁动不安的心，便悬挂在人世的果园里，总在翘首哪阵金风，能将自己金属般地撞响，今天他不就是这阵金风吗？多少个月白风清之夜，我总在脑海里勾勒、却总也面目不清的“白马王子”，不就是应该有着他这样宽广的额头，犀利照人的眼睛，还有醇厚、沉朗的声音……
有一天，在含鄱口，在那个民族风格味儿十足的亭子里，我们相依而坐，薄雾渐渐地漫上来了，蒙住了远处的大小汉阳峰、五老峰黛色的山脊，恍如从天际撒下的万丈轻纱；薄雾也渐渐盖上了脚下万顷翡翠般的鄱阳湖，袅袅婷婷，恰似暮春时节一片柳林，倏忽之间，变化万千。
石朗谈起了印象派的油画，我仿佛在听，又彷佛不在听。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抑或还是虚幻的。闹闹腾腾的尘世远去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欢乐，一切悲伤，远去了，白茫茫的天地间，只露出两颗头发上缀有品品水珠的脑袋……
空中突然钻出大片黑云团，往地面投下了大块阴影。我的心，也似被剧烈地撕开了个黑洞。他触到了我目光里的酸楚，怨艾，他的目光似被蜂蜇了一下：
“雪妮，你怎么了？”
“石朗，要不是你得去英国，我不想下山了，就让我们这么坐着，从日落到日出，从天黑到天明，再从今生到永恒。要不，就让眼前这一刻永远凝固了……”
我们拥抱了，拥抱在一团骤然而来的浓雾之中，彼此都消失了，只有活泼泼似春鸟腾跃的嘴唇，铁箍般越抱越紧的双臂，才能切实地感到彼此火热热的存在！
我们去了武夷山，又去了黄山。
所有令人心醉的日子，总长有一双世界短跑名将刘易斯那劲健如飞的腿。
在株州火车站的广场，我们终于分手了。石朗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地址，最好是电话，他赴英国的日程一旦确定，就马上告诉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困境，我在这个世界上混得真惨，一绒羽毛似的没有根基。文化厅不会再去了，我打的辞职报告，厅里并没有批准，这回又在外面盘桓了一个多月，对于文化厅，我肯定成了一页翻过去的台历。不是不可以托人转信，但我担心延误时日，且只有电话，我才能听到他的声音。那醇厚、沉朗的声音，才能跨越广袤的空间，让我感觉到他真实的在生活中的存在，并以此证明他真实的在我的生命中的存在……
几乎没怎么犹豫，我给石朗写了一个电话号码“331625”，这是徐光烈那个公司的电话。
也没怎么考虑，我便脱口而出：
“我每天上午都在这里。方便的话，你每天都给我来电话……”
徐光烈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很快发现我来他公司正式挂名，每天为他办些杂事，并不是因生计所迫，或是有时间学习，而只是为了他办公室里的一部桔红色电话。
如果有了我的长途电话，我的那份扑向电话机的急迫，好比葛朗台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看见了金子的闪光！刚才的怅然若失，一扫而光；而放下话筒，又常跌人更深的怅然……
徐光烈让自己在办公室的时间，呆得尽量短，而在工作室的时间，呆得尽量长。每次匆匆进来，便匆匆出去，同时带上房门。过了几天，他竞将公司十几号人召集一起，宣布一条纪律：每天上午的电话，一律由何雪妮接。谁要用公司的电话，一律下午用！
我看到那部络腮胡子之上，有时能瞪得似小酒盅般大的眼睛里，打量我时不管有多么复杂，但最后溢出来的总是一种浩浩松风似的坦荡，一种粼粼春水般的柔情……
我开始相信他了，也常常为公司的业务出出点子，跑跑腿，以便不愧对他每月付给我的300元的“票子”。
终于，石朗告诉了我他飞赴英伦的日期。他说他希望在离开祖国的最后一刻，和我在一起。我不敢去。准确地说，我不是不敢去，而是我不知道去了，我还能不能回来……
从英国寄来的第一封航空信里，石朗告诉我，直至走的那一天，他还在等待我的电报。直至到了机场安检处人口，他简直成了一条搜捕罪犯的狼犬，要在候机厅幢幢的人群中“搜捕”出我。他落空了，又去电话服务台，给我挂直拨电话，当听到蜂鸣的长音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表，已是晚上七点一刻，他便明白这是一个无人接的电话了，但他还是让长音响了很久，很久……
尽管如此，在他乘坐的波音747巨型客机离地的最后一刻，他仍坚信此刻和地球强大的引力一起在拖曳着机体的，一定是来自祖国南方，跨越了千山万水的我的视线，我的祝福……
看到这里，我想不起自己是在公司，一下泪飞泉涌，伏案恸哭！
只要真爱上了一个人，我可以不要任何报答，乃至无需任何的实际内容，而不计较他去了千山万水之外。我只求我永远地活在他关于故土的记忆里，而他永远活在我漫漫无际的思念中……
我接到石朗的信，当天即回信。几封信下来，彼此大约能猜测到对方信到的日子。在我，中国人所有的节日都暗淡了，中国人所有的欢乐都苍白了，只有他信到的日子，才是我的节日，才是我欢乐的源泉……
一年以后，石朗的信渐渐的稀了，有时候一两个月才来一封。他照样的问候我的情况，照样的述说他每天如何在皇家图书馆与剑桥之间陀螺般疯转。可凭着女人的敏感，我发现信纸上只有一个个方块字，而愈来愈少心灵的皱褶……
似曲终的戛然一止，在石朗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的女友已经来到伦敦，并且打算在此定居几年。他劝导我，我不能再这样像芦花絮一样地生活，我到了应该成家的年龄。他并且相信，我一定能在茫茫人海里觅到自己的知音……
第二天，我没有去公司上班，也没有去上学。我整整一天呆在自己房里，从枕头下翻出他寄给我的每一封信，还有我与他一起在庐山、武夷山、黄山拍的照片。一张张的摸抚，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到心里……
最后，我极有耐心地将它们一一撕成碎片，又点燃一根火柴。开始是一点橙红的火苗，慢慢地升起来了，火焰幽幽的，蓝蓝的，也许因为被烧去的东西的缠绵，那火焰也显得特别缠绵，缠绵得我想把自己的手伸进去抚摸它……
一阵钻心的刺痛制止了我。
不，是爱情赤着足在利刃上跳舞的刺痛制止了我。
像从一个沉重的梦魇中好不容易才挣扎出来，我感到特别累，特别累……
徐光烈来了，手里拎着一大袋东西，他见我脚下一堆灰烬，有点不知所措。我指了指一张长沙发：
“你坐下吧……”
他颇为木讷地坐下。我在他旁边坐下，身子慢慢地倒下，头终于靠在了他的胸膛，他的胸膛很厚实，像一堵墙。
我不禁想起在哪本书里看到过的一段话：女人应该是男人的一片港湾，男人们太辛苦了，当他们为生活颠扑奔忙的时候，他们在这片港湾里卸下一肩的风尘；男人应该是女人的一堵墙，女人们太柔弱了，当她们抵御不了人世的酸辛的时候，她们可以靠着这堵墙去抚慰自己的心灵……
我没有说话。一只手牵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挽在他的后背，我能听见他的心跳动得犹如鼓点般急促、有力……
他纹丝不动，真好像成了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小何，论编制我还是个工人，没有多少文化，因小时家里穷，只念到初中毕业，我不会说你们知识分子卿卿我我一类的情话。我要说的都是实话：我有老婆，也有两个孩子，可只要你今天答应跟我结婚，我明天就一定离婚，当然我会对老婆和孩子的生活负责。再有，如果你打定主意要去国外，我这个公司就不办了，账上还有十几万元钱，我全数取出帮助你出国……”
我的手捂住了他的嘴：
“光烈，这些话不要说了，我不爱听。你不是喜欢我吗？今天我……给你。”
熬了3年，大学本科文凭终于拿到了，但“托福”考得很糟糕。出国是无望了，去年春天，我来到深圳，当天来当天就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公司的公关部任副经理。
人在漂泊，情感也在漂泊……
徐光烈后来也要来深圳，我劝阻了，他公司的客户都在当地，生意一直有得做，也做得不错，何必要跑到深圳来从头干起呢？
徐光烈是一个现在社会上难得的好人。而且经过胡晓河、石朗两位生活的老师教导之后，我也相信，大概只有处在文化层次较低、社会地位也较低的人们之中，才可能会有忘我的、始终不渝的爱情……
但是，我单纯就单纯在这里，我浪漫也浪漫在这里。我依然想在茫茫人海里，寻觅一位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做我的一堵顶风挡雨的墙，哪怕我已经40岁，乃至50岁了！不过，真有这么一天，我会比过去现实些，我不会让自己的爱，再做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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