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金戈，崛起血性男儿

    夏商周时期，兰州地区为羌戎部族活动地区。公元前771年，西戎攻占镐京杀周幽王，周平王东迁，因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此后，秦国虽然逐渐收复了被西戎占据的关中地区，但仍被中原诸侯视为戎狄。至公元前750年，秦文公统一关中，秦人与周遗民开始共处，受周文化影响，逐渐脱离游牧生活，转向定居农业，向华夏化发展。到西周灭亡后，秦人在陕西宝鸡建立了戎化国家，并逐步融合了被征服的西戎（藏缅族群的氐羌、吐火罗）和周遗民。史载春秋时，秦穆公用由余之策，西伐诸戎，“并国十二，开地千里”（《史记·秦本纪》），“秦所开地，陇西、北地是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西戎八国服于秦”（《史记·匈奴列传》）。“八国中有‘翟、之戎’，翟戎居今临洮县一带，戎居于今陇西县一带。包括翟戎、戎在内的‘西戎八国’这时只是‘服于秦’，还没有为秦所灭”。（《兰州市志·建置区划志》）到战国时，“西戎八国”完全被秦国占领，经过民族文化的交汇融合，至战国晚期最终形成了融为一体的关陇地区华夏族。秦人不断向西开拓疆域，秦孝公时，秦国已将其西境推进到黄河以南的洮水流域。至秦昭王时（前306年～前251年），秦已占有陇西、北地、上郡，并修筑长城以拒胡人入侵。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78年），秦在陇山以西设置陇西郡，并将郡治设于与今兰州接壤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其势力范围已接近今兰州地区。

    秦始皇时，秦全力向东用兵，兼并山东六国，无暇顾及西方，所以未向西方羌人居地用兵，因此兰州黄河以北、以西的羌戎部族能够较快发展。秦统一六国后，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次年自兰州始，沿黄河南岸向东至阴山（在今内蒙古），设县44个，筑城防守，移民实边。在兰州设榆中县，筑榆中城。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归入秦王朝版图，属秦陇西郡。

    秦首次在今兰州市城关区东岗镇一带设榆中县，明确了秦在兰州地区的统治，也初步确定了今兰州黄河以南边塞军事重镇的地位。此时，今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全部为秦所有，以北、以西的皋兰、永登、红古等地仍由羌戎部族占据。秦占据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后，原居住的羌人一部分与迁徙来的秦人共处而逐渐华夏化，一部分退居以北、以西地区，仍然过着游牧生活。

    秦末中原大乱，匈奴乘中原战乱之机迅速南下，越过长城，对中原王朝形成极大威胁。西汉初，匈奴领袖冒顿单于以其三十余万精锐骑兵，重新占领河南地，击走月氏，占据黄河以南至战国秦长城间的大片土地，并与兰州以西河湟地区的羌人联合，对汉王朝的西北地区形成强大的包围。当时，西汉王朝刚刚建立，国力十分虚弱。

    面对这种内部残破的局面和外部强大的军事威胁，汉王朝难以与匈奴争锋，因此只好采取妥协的政策以休养生息，积极积蓄力量准备适时反击。于是刘邦与冒顿单于约为兄弟之国，并以“和亲”换取边境安宁。

    在西汉建国的前六七十年间，匈奴的势力逐渐变得更加强大。

    匈奴对汉朝边境的侵扰日益加剧。汉高祖六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前201年～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而西汉王朝经过高祖、文帝、景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国力已空前强盛，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元朔二年至元狩四年（前127年～前119年），汉武帝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先后发动了河南、河西和漠北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北击匈奴，却敌千里。

    河南战役之前，匈奴一直将其作战重点放在西汉的东北边境地区，以自己的左部兵力，于西汉防御兵力薄弱的地带行动，以便达到有限的作战目的。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大举入袭西汉东北的上谷、渔阳两郡，杀掠人畜。武帝抓住战机，立即命卫青和李息率军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地区），沿黄河北岸西进，避实击虚，对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军进行远距离的迂回包围。斩杀和捕获匈奴军5500多人，牛羊百万余头，全部收复了河南地区，白羊王、楼烦王仅率少数卫骑逃走。卫青大获全胜后，率军从陇右地区胜利回师。这一年，西汉重新设置了榆中县，属陇西郡。

    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汉发动了对匈奴的河西战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西地区是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地区，也是西汉王朝经略西北地区的关键性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由于河西地区的阻隔，西汉王朝统一西北的战略意图一直无法实现。如果西汉王朝夺回河西地区，就既能解除匈奴从西方对汉王朝的威胁，又可斩断匈奴与西部羌人部族联盟，极大地削弱匈奴的势力范围，对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地区极为有利。从这一全局性的战略意图考虑，汉武帝先置匈奴进袭最厉害、遭受战争灾难最深的右北平、上谷、代郡、雁门等地区于不顾，而决定先向兵力相对薄弱，但却对西汉腹心地区威胁最大的西部匈奴右部进击，并沿河西走廊节节向西北方向推进，争取一举消灭河西地区的匈奴势力，斩断匈奴的右臂，因此决定首先发动河西战役。

    河西战役分两次作战，均由骠骑将军霍去病指挥。关于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史记·骠骑列传》、《史记·匈奴传》、《汉书·霍去病传》记载均十分简略，只言“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合短兵，麋皋兰下”。但据冯克诚、田晓娜主编的《中国通史全编》上册第57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说，第一次是元狩二年春三月，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轻骑万人，从陇西出塞（今临洮地区），迅速进军至金城（今兰州地区），渡过黄河，至令居（今永登西），沿庄浪河北上，越乌鞘岭，一路转战6天，扫除了匈奴5个部落王国。

    接着西行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境之大黄山，亦称燕支山），疾进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杀匈奴折兰王、卢胡王，“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前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河西走廊遂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第二次是同年夏天，汉王朝乘胜出击，命霍去病再次进军河西。此次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汉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故塞之外予以安置，称“五属国”。从此，兰州黄河以西、以北的大片土地完全归入了汉朝的版图，兰州的边塞军事重镇地位正式被确定下来。当时的兰州属陇西郡故塞之外，也可能安置有匈奴降户。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今祁连山）盐泽（今新疆罗布泊）空无匈奴”。（《前汉书·张骞传》）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两次攻打匈奴，占领了今兰州地区后，析榆中县为金城、勇士两县，命大行李息在今西固城区筑金城。西固城区位于黄河兰州市区段黄河右岸的二级阶地上，为黄河河谷盆地。城池北临黄河天堑，渡河西北行可达河西走廊；溯湟水西行，可达今青海。南依巍峨高山，东邻秦代所筑的榆中县城，经榆中县东行可达罕（今临夏），进而至陇西郡治临洮。西接河湟地区，与羌戎接壤，为进攻羌戎和防御羌戎进犯的最前线的边塞。不论从军事战略角度，还是从道路交通角度看，都是一座关隘性城池，进可攻，退可守，道路可以四通八达。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军事价值和交通作用，所以汉金城筑得非常坚固，故有“金城汤池”之说。

    开疆拓土，胡汉文化对接

    民族融合与同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

    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兰州地区与羌文化结合，形成著名的彩陶文化。秦王朝开拓疆土，将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并入秦王朝版图。

    秦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以黄河为边界，沿河设县筑城，作为边防要塞。筑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榆中县，即是边防要塞之一。二是为巩固新拓疆土，迁发中原地区罪犯到新拓地区，以充实沿边诸县。同时还采取拜爵一级的奖励办法，鼓励平民向沿边诸县迁移。据史书记载，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中原地区的秦人迁徙到兰州地区后，与兰州地区的土著羌戎错居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兰州地区。

    汉代继续开拓疆土，汉人在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中，置县、设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实现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融。

    西汉初期，匈奴重新占领河套以南地区，并占领古金城部分地区，与青海的羌人共同构成了对汉王朝西北地区的强大包围态势，并不断侵扰汉王朝边塞地区。汉武帝时，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斥逐匈奴，纳兰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汉王朝版图，将归降汉朝的4万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兰州在内的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时的兰州地区为汉王朝扼守河西、拱卫京城的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保卫和经济文化的开发，在兰州今永登地区修筑了长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筑了令居塞，驻重兵戍守。

    在加强边塞防守的同时，仿效秦代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郡迁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实行亦兵亦农的屯田。作为边塞重镇的兰州地区，即是重点移民区域之一。为了保证移民工作的顺利进行，汉王朝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移民户的衣食全部由国家供给，以保证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形成，而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汉王朝占领兰州地区后，设置榆中县、金城郡、金城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造成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由于汉民族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汉与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播到兰州地区，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羌戎部族，逐渐融合于秦人之中，从而形成了兰州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时的兰州地区至少有汉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种。由于汉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于是在兰州历史上形成了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今兰州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稳定了边塞，经过秦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兰州地区的经营，兰州已成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绝羌戎联络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重兵防守，为发展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创造了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二是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红古一带的原河湟地区的羌人，本为游牧民族，西汉时，赵充国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胜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说明此时羌人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但自秦汉移民实边，采取屯田措施后，中原先进的农业文化传入，在长期的文化交汇中，羌人开始农牧兼营，一些部落已经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农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沟渠、引水灌溉的技术。

    用兵西羌，国士麟阁留名

    秦汉帝国版图的西扩，本来给中原士人文化的西延和当地士人的崛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机遇，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兰州地区一直被中原王朝作为边陲军事重镇和经营河西的基地、中原王朝联系周边少数民族重要的中介地区加以建设和控制，驻军数量相当可观，保卫边疆、开拓疆土的兵事十分频繁，因而，秦汉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作用和军事设施建设的关心远远大于对社会文化的关心。因此，虽然秦汉时代新的统一的文明中心仍然在黄河流域，但处于这一中心边缘地带的兰州士人和士人文化，因产生的基础十分脆弱和产生的条件缺少而基本处于停滞和半停滞状态，世家子弟及其他读书人因很难以“士”求“仕”，大多通过从军以求显达，从而造就了为数不多的一些士人，孕育了中兴名臣赵充国、护羌校尉段熲等一批名臣名将，形成了兰州地区早期的兵家文化。

    赵充国，西汉陇西上邽（今天水市）人，后徙居金城令居（今兰州永登县）。他在汉武帝、宣帝时，在征讨匈奴、羌、氐的战争中屡立战功，而且善于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处理军事问题。

    汉宣帝即位后，匈奴继续不断侵犯西汉边境，赵充国曾率兵3万从酒泉出发征讨，很快取得了胜利。后来，朝廷又派遣他率4万骑驻守五原、云中、雁门、上谷、渔阳等九郡，当时，赵充国虽已年逾古稀，但由于他威名远扬，匈奴畏惧其威名而再也不敢侵犯边境。

    匈奴被平息之后，西羌又扰边作乱。神爵元年（前61年），诸多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联络小种举兵，在兰州及其以西地区扰边作乱，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以骑都尉率骑3000屯备浩亹，为羌所败，退至令居。如何才能打败西羌的侵犯，成为汉宣帝最为头痛的事情。

    他经过反复思考，认为赵充国是最好的人选，因为在朝廷里他最熟悉羌人情况，但是充国当时年已76岁，毕竟太老了。宣帝一是怕他难当重任，二是觉得实在不好让他再出征。于是宣帝派御史大夫去问他谁可以率军出征？如何才能打退西羌的侵犯？出乎意料的是，赵充国毅然回答：“再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至于谋略，赵充国认为：百闻不如一见，金城遥远，很难估计其军事形势，“只能到金城后才能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出退敌的方略”。就这样，赵充国毅然决然地担当起了平息西羌作战的重任。

    这年四月，赵充国率军出征。兵抵金城后，并不贸然行动，而是先派少量部队渡河弄清情况。见敌人没有埋伏，便于次日全军渡过黄河。羌人数十百骑出入军旁，赵充国估计是诱兵，认为小利不足贪，命令军士不可追击，只派兵四处侦探。晚上率军乘夜推进至落都（今青海乐都），见羌人未守险，遂西至都尉府（治临羌县，今青海湟源东南），修筑垒壁，安营扎寨。羌军多次挑战，汉军坚守不出。

    从捕得的敌兵口中得知，羌豪已开始相互责备，说：“说不叫你们造反，你们偏要造反。现在大汉天子派遣赵充国将军率军前来，赵将军已经八九十岁了，善于用兵打仗。现在他坚守不出，我们现在即使想一斗而死，能办到吗？”于是赵充国根据羌人内部已经产生了矛盾这一实际采用恩威并举方略，招降罕、幵羌及其他被先零胁迫的羌人种落，瓦解羌军。七月，率军推进至先零地区。羌人屯兵已久，戒备松懈。忽见汉军大兵来临，慌忙抛弃车马辎重，欲渡湟水撤退。由于道路狭窄，赵充国命所部缓慢追击。有人建议赵充国迅速追击，赵充国说，这是穷寇，逼迫太急，走投无路，会回头死战。羌军掉入河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汉军斩杀者500余人，损失牲畜10万余头，车4000余辆。汉军追至罕羌驻地，赵充国严禁士卒焚烧房屋与割禾放牧，羌人“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于是又有羌族万余人来降。十二月，宣帝再派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与赵充国合兵进攻先零。鉴于羌军已遭重创，赵充国奏请撤除骑兵，以步兵屯田戍卫。三次上书，终获宣帝采纳。于是在河湟（今兰州市永登、红古和青海省西北部分地区）地区实行屯田，寓兵于民，既解决军队的后勤供应问题，又有助于边疆防守，对保障边塞安全，促进边疆地区农业发展和交通畅通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呈给宣帝的《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中说：“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

    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土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槽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治西域，信（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

    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实行屯田后，据史料记载，“自本始以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他死后，宣帝画其像于未央宫麒麟阁，位列同被画像的11位中兴名臣之第四。

    神爵二年秋，诸羌共杀先零羌首领犹非、杨玉降汉。汉设金城属国安置降羌，撤除屯田军队。

    赵充国此战之所以能够以很小的代价而取得大的胜利，主要原因有四：一是确定的战略得当。对羌人恩威并重，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不一味杀戮，因此得到大部分羌人的拥护。在摸清了先零是主谋，而罕、幵是被胁迫，他们之间既相联合，又有矛盾的情况后，果断地采取了军事打击先零，政治招降罕、幵的战略方针，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高度重视侦察工作。他率兵到达前线后，并不急于出战，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敌情侦察，在摸清敌情后，抓住有利时机，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先零，致使罕、幵在政治招抚下不战而降，从而赢得了战争的完全胜利。三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他首次明确提出“击虏以殄灭为期”的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四是从长治久安考虑，提出屯田建议，使数十年边塞无事，从而完全达到了战前的预期目标。宣昭以后，部分羌人逐渐内徙，在金城一带与汉人杂居，逐步汉化。

    西汉末年，推翻新莽政权的农民起义大规模地爆发，中原大乱，黄河流域陷于战乱之中，群雄割据，各霸一方。

    延熹二年（159年），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部羌人进攻临洮、金城。护羌校尉段熲领兵12000余骑击退西羌诸部，追至罗亭（今青海化隆境），斩2000人，俘万余。七年，封僇、良多、滇那等羌3000落归段熲。段熲乘势出兵万余，攻破顽抗的当煎、勒姐羌，斩其豪酋，俘4000余人。次年，再次征讨，杀勒姐羌400余人，降者2000余人。接着进讨湟中（今西宁一带）当煎羌，大破羌兵，俘数千人。永康元年（167），当煎部复反，段熲又率军平定。西羌诸部败散。段熲攻羌，前后达十余年，大小战斗180次，共歼3万多人。东汉王朝虽然获胜，但国力大耗，加速走向衰落。

    总体而言，从公元前215年至公元220年的435年间，是今兰州地区进入中原王朝疆域并逐步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秦皇汉武逐匈奴，筑长城，置边郡，降羌人，既保护了兰州的农耕区，又打通和巩固了对中亚的交通，同时也造就了一些士人，形成了兰州地区早期的兵家文化，萌发了由汉、匈奴、羌等共同组成的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兰州多民族文化。

    秦汉雄风，光照士人之笔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和兵家文化对兰州地区士人文化的孕育、发展和形成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它给兰州士人文化和民间文化提供了发展条件和创作源泉。此后特别是明清以来，兰州士人的很多创作即是以这一时期发生的事件为素材，而民间则形成了以这一时期的人物、事件为根据的故事和传说。其中以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为素材创作的诗词楹联最多。唐沈佺期《出塞》诗云：

    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

    寒日生戈剑，阴云拂旆旌。

    饥鸟啼旧垒，疲马恋空城。

    辛苦皋兰北，胡尘损汉兵。

    民国慕寿祺《五泉山文昌宫联》云：此邦在武始郡以前，赖霍去病、赵充国、邓后将军，功业炳边陲，今虽时世变迁，祠祀宜钦明德远；

    先达应文昌星而降，如黄廷臣、段容思、彭大司马，声华光史册，都是山川灵秀，楷模留与后人看。

    再如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征服大宛，引进大宛“汗血马”，在兰州地区设置候马亭，也成为历代士人创作的素材。明肃昭王朱缙炯《候马亭》诗云：

    步履出城西，遥望孤亭下。

    借问他为谁，遗名曰候马。

    承宠二师行，恣欲三军舍。

    贵畜以贱人，去众而回寡。

    问道紫骝今在否，徒使亭名万古有。

    清人江得符《我忆兰州好》中有一首也涉及此事：

    我忆兰州好，犹余太古风。

    亭高曾候马，桥卧久垂虹。

    洞有梁僧迹，泉因汉将通。

    清代兰州回族诗人马世焘也以此事为题，和明肃昭王朱缙炯一样，赋诗讥讽汉武帝引进“汗血马”是“贵畜以贱人”，重物不重才。其诗云：

    汉武望马如望贤，贰师求马去天边。

    如何神俊化龙去，空留佳话遗千年。

    黄河之北石为岗，白沙黄草两茫茫。

    此地有亭名候马，大宛之种最为良。

    万古凡马空一洗，天马长嘶何悠扬。

    玉关月白天山雪，马首犹回望故乡。

    吁嗟乎！子陵钓台传严濑，诸葛草庐剩南阳。

    何以候马名犹在，空亭遗址意荒凉。

    若使汉武能料此，爱马之心转爱士。

    一士出而天下安，战马何烦劳万里？

    再扫荒苔寻旧处，一抹寒烟摧老树。

    不见天马返西踪，只见天马来东路。

    天马若能仍返西，应到空亭伤一顾。

    昔日来时曾候来，今日去时谁送去？

    其奈马不复西通，候马亭名万古空。

    至今亭畔桃花色，疑是当年汗血红。

    虽然诗人们对汉武帝的这一行径的看法并不客观，汉武帝并非玩物丧志之徒，而是雄才大略之主，他求取汗血马并非是为了玩耍，而是在长期的汉匈战争中，清楚地看到由于匈奴战马优良，所以骑兵战斗力比汉军强得多，要战胜匈奴的侵扰，保卫边疆，控制西域，打通中西交通，必须要有强大的骑兵，于是从改善军事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战略高度出发，“使壮士车令（车令为官名，此处是以官名代人名）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但没有谈判成功。汉使离开后大宛“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古今中外，自古以来都是“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何况汉派使者是“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是和平使者。正是由于大宛截杀了汉朝的谈判使者，因而激怒了西汉王朝，同时给汉王朝一个出兵的合理理由，于是汉才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征讨大宛。尽管如此，在千年以后，兰州地区的士人们仍然以此为题创作诗文，可见秦汉兵家文化对士人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之深。

    我忆兰州好，勋名壮昔年。

    铸金秦守令，图阁汉屯田。

    兰谷弹章著，南阳理学传。

    桓桓青海迹，端不让前贤。

    王孙山子石，叠叠仰青空。

    这是清人江得符的《我忆兰州好》诗组之一，其中的“图阁汉屯田”所写的则是西汉赵充国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平定西羌后，屯田戍守之事。

    秦汉时期的兵家文化对兰州地区的民间文化也有深远的影响。

    具有兰州地域文化特色的金城军傩舞，据说是霍去病从中原带到西北兰州地区的。傩舞是由原始社会的祭祀仪式演变而来的，逐步成为有固定目的和内容的节令祭祀仪式。由于它在表演中必须戴面具，同时口中要发出“傩傩”之声，故称之为“傩舞”。人们表演傩舞的目的，是为了祈求汉军在战斗中获得胜利、鼓舞士气的。据一些老人回忆，在民国早期，兰州的社火队中的高跷里仍有戴面具表演的形式，只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才逐渐衰落。

    民间传说，兰州五泉山的五眼泉是霍去病卓鞭而成的。据说，西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军与匈奴鏖战于皋兰山下，由于缺水，将士干渴难当，战斗力下降。霍去病情急之下，跃马挥鞭，在山沟里插鞭入地，连插五鞭，便涌出五眼清泉，在将士饱饮之后，精力倍增，奋勇杀敌，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在兰州民间，还有赵充国等的很多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说明，秦汉时期的兵家文化对兰州地区的民间文化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王旗频换，民族文化融合

    魏晋至元的1100多年间，是兰州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与士人文化的孕育时期。三国时期，兰州属曹魏统治区域。西晋十六国时期，古金城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西秦、后秦占据。东晋时又先后属北魏、西魏。由于古金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两晋时期一直是各政权争夺的重点对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短暂的隋代后，兰州进入相对安定的唐代，不到100年，兰州又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西夏占据。宋初，兰州被吐蕃、羌等占据，后被金国攻陷，兰州遂成为宋、西夏、金三政权的交汇区，一直到元代为蒙古人所占。频繁的各民族政权交替，加速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初步形成了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孕育了兰州地区的士人文化。

    兰州地区处于西北长城带上，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农耕与游牧，既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代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特殊杠杆，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因此在兰州地区，自魏晋至元的1100多年间，攻伐不绝，战争不断。频繁的民族战争和不同民族政权的交替，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各民族的融合与同化。

    自魏晋至元的近1100年间，兰州地区先后由汉族和5个少数民族交替统治，其中汉族政权统治和部分统治了大约400年左右，其余大部分时间由鲜卑、羌、氐、匈奴、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

    魏晋至元代，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一直在进行着，但规模最大的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兰州地区又先后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迁徙兰州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原有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缩小了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一部分除民族称号上不同外，其他方面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从而形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进了兰州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多民族的融合又为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士人文化的孕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至元末，兰州地区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兰州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发展，士人文化进一步得到孕育。

    隋唐政权是在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安史之乱前，唐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扩大。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经济上农耕畜牧并重，文化上无汉胡之防，并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糜府州制度，采取与农耕区不同政策，给予羁縻地区不纳赋税的优惠。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阵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逐渐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又不断侵扰、抢占唐帝国的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了今兰州地区。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

    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兰州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比如曾占据过兰州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就是这样。吐谷浑原是辽东的慕容鲜卑，在西迁过程中，先后兼并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后，其统治下的鲜卑、氏、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继续进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

    党项羌也是一个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体。

    在因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进行强制性民族融合的同时，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因避难、经商等各种原因大量自发内迁，也是兰州形成多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源头。

    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州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是写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文化，著毡裘，学胡语，即穿着吐蕃服，学说吐蕃话；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魏晋南北朝以后，虽然逐渐融合于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中，但羌文化也同时渗透于各民族的文化生活之中。羌人在佛教传入前主要信仰巫术，崇敬鬼神。祭山、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均离不开巫师。羌人的这些民族信仰，有相当一部分在今天的兰州地区仍然或多或少地留存着，如还愿、占卜、安神、驱鬼、治病、除秽、招魂、消灾以及男女婚姻、新生婴儿命名、对死者的安葬和超度等，只不过在兰州随着道教、佛教影响的逐步扩大，专业巫师的职能渐渐淡化，其职能逐渐被道士和和尚所代替。但在部分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巫师跳绳捉鬼的。

    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枹罕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城镇，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

    这座桥的桥址，后人说法不一，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建于永靖县炳灵寺“姊妹峰”上溯黄河约5公里处。这里为黄河峡谷，两岸壁立，河面狭窄，最适宜建伸臂木梁桥。至今，在那一带的黄河南岸还有桥滩的地名。桥滩位于炳灵寺石窟隔河对岸，为一石滩，滩上巨石大如房屋。其中一巨石上刻“龙窝”、“万笏朝天”等字，并刻有吴调元的一首无题诗，其诗为：

    山峰滔浪浪滔沙，两岸青山隔水涯。

    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

    刘家峡水库建成后，因水库蓄水，水位大大提高，石滩与刻石均没于水中。但冯国瑞先生在其《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认为，该刻石从原刻字迹看，石刻及诗作最早不超过唐宋。诗中的“第一名桥”即指枹罕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据史志记载，该桥唐、宋时还在，毁于西夏。后又建成浮桥，刘家峡水库蓄水后，浮桥也被淹没。

    吐谷浑在统治河湟等地区后，下令在其辖区内开辟道路，建筑桥梁，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厉桥。据《水经注》说：“桥在清水川东。”而据《循化志》所说，清水川是今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的支流，名保安河。据《中国丝绸之路交通史》说：“河厉桥约在北凉沮渠蒙逊、吐谷浑阿柴分别遣使至宋入贡的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建成。桥址在今青海循化古什群峡口的黄河上。河厉桥的造型新颖，工艺精湛，桥中无柱，在险谷陡崖铺设伸臂木梁，好似飞渡，故亦有飞桥之称。……它结构科学、施工简便，是现代伸臂梁桥的先驱。”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即指此桥。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据1952年拆除时的实测，该桥净跨度22．5米，全长27米，高4．6米。桥由28根朱红大柱组成桥廊13间，中间3间，两侧各5间。

    桥廊坡度20度。廊柱下端柱头倒挂，雕成桃形，柱的上方有镂花装饰，花栏廊厦。桥头翼亭四角飞檐，卷棚歇山顶，上盖黑色琉璃瓦，造型雄伟奇特，建筑手艺精巧，别具一格。翼亭均有题额，东亭前额“空中鳌背”，阴额“彩虹”；西亭前额“天上慈航”，阴额“新月”。桥呈穹隆特起之弓形，且涂以红色，故称“虹桥”。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以上记述说明，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卧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其他民族对他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800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

    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和士人文化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丝路重镇，促进士人文化孕育

    兰州自古就是西北边陲，既是连接内地与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区的枢纽要道，又是与欧州、中亚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关隘性城市，因此，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做出过重要贡献，同时，由于其自身既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城市，又是丝绸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点和集散地，因而通过丝绸之路，也极大地促进和发展了兰州自身的历史文化，孕育和培养了兰州的士人文化。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形成

    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古老的丝绸之路把世界的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就像一条光辉灿烂的彩带，将古代亚洲、欧洲、非洲的古文明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不断交流，从而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在延绵数千里的丝绸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迹，有举世闻名的敦煌、神秘的楼兰古国，有古金城的炳灵寺石窟、号称天下第一桥的古金城黄河上的乞伏氏飞桥、传说建于唐代的有“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代表”之称的兰州握桥，也有玄奘西行取经时在兰州金城关下西渡黄河的白马浪等。在古丝绸之路沿线，至今留存着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结晶，有令后世惊叹的东西方艺术珍宝，有凝集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发明创造，也有异彩纷呈、扑朔迷离的古文字，这一切，都向人们传达着古代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的精神共鸣。

    西汉武帝时期，汉王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日渐强盛，打击匈奴，打开西域通道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便作出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共同打击匈奴的计划，首先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为乌孙和大月氏原来是在包括兰州部分地区的甘肃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驱逐出去后，迁至中亚地区，汉武帝要联合乌孙、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两面夹击战略，为了这一政治目的，派张骞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途中被匈奴俘虏，遭软禁长达十余年。逃脱后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张骞这次西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原因是当时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领了妫水以北地区，一方面是那里土地肥沃，适于农耕；另一方面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已由游牧过渡为农牧结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无仇胡之心而不愿回归。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诸国的情况，包括各国的风土人情、实地物产等等。这个报告对汉武帝及汉政府了解西汉以西的情况非常重要，对汉武帝下决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张骞生还，带来了有关西域诸国的新消息，从而促成了东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还，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所以汉武帝后来就决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后统一了西域。

    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史书上把他的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险，因而誉为“凿空”，所谓“凿空”，即探险的意思。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后，汉王朝对控制西域的战略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即由当初单纯为了制御匈奴，变成既要制御匈奴，又要“广地万里，重九译，威德遍于四海”。于是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时任中郎将的张骞出使西域，为斥逐匈奴作准备。张骞用四年时间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据有关史料记载，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在收取关税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但是在这一时期，匈奴虽被斥逐，但并未消灭，仍不断骚扰。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汉王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直接管辖西域，从此，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丝绸之路就其主要线路来说，有北、中、南三条道路，经过兰州的是丝绸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汉时属陇右道中的关陇道，这段道路是联接关中和陇右的交通要道。关陇道自西汉京都长安（东汉时为京都洛阳）起，至甘肃中部地区的黄河岸边诸地，分为萧关道和关陇道。关陇道东起县，接回中道，西经陇关，越陇山西南行，经清水、上邽、冀县，至陇西郡治狄道，然后由狄道北行，至金城过黄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过黄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临羌，至河西走廊。

    东汉时，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道路有关陇道与略阳（今甘肃秦安县东北）道两条，略阳道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来歙征讨隗嚣在陇山中开出的一条从陇关直通略阳的通道。由略阳道到金城县，需要渡过黄河，渡河地点在现在的西固地区，具体大约有三处，一是位于今西固区西沙黄河大桥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于今西固区河口一带的新城津，三是位于今西固区八盘峡一带的八盘渡。

    到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处于内乱状态。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下牧马，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游牧民族政权，导致了丝绸之路三绝三通的出现。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这一时期，丝绸之路进入比较箫条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经过兰州的路段基本走向为出洛阳或者长安，经雍州、秦州、陇西等地进入兰州，然后在兰州渡过黄河西去。

    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王朝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了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是中国境内连通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之一。在古代中国，经营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制西域各国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后，不仅对整个新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且在中亚地区直到波斯的东境，也设立了16个都督府，进行名义上控制。当时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线路，交通组织，又都是最完备的，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阶段，因而使丝绸之路更为畅通。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从而使丝绸之路在唐代再度进入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交流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不仅有经济交流，文化交流也兴盛起来，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不仅有商人和士兵，也有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于是，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传到其他国家，其他国家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也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到中国，极大地满足了唐朝人在文化方面的需要。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左右退出了新疆，丝绸之路开始慢慢衰落。至唐末五代时，海上丝绸之路出现，陆路上的丝绸之路逐渐被取代。

    唐代，兰州已由秦汉时期的边塞重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交替争夺的军事战略要地变为国家的腹地城市，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一是丝路东段关陇南道，这条道路从长安或洛阳起，越陇山至临州治所狄道，出狄道西北行，越沃干岭，沿阿干河谷至兰州治所金城（今兰州市城关区），从金城关一带渡过黄河，西北行至逆水（今庄浪河），沿逆水河谷去河西走廊。

    二是丝路东段关陇中道，这条路自长安或洛阳西行，越六盘山至会州治所会宁，自会州西行至兰州，经兰州西去。三是唐蕃古道，也称吐蕃道。唐蕃古道是指丝绸之路东段的吐蕃道，其部分路段同丝绸之路河西道基本平行。这条道路是唐贞观八年（634年）开通的，自关陇南道经河州，至鄯州治所湟水县（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或由关陇中道经兰州至鄯州，再西南至吐蕃、尼波罗（今尼泊尔）、印度的道路。全线分为东段河湟道，中段吐蕃道和西段尼波罗道。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都经过兰州，在兰州交汇，从而使兰州地区成为东西交通枢纽和重镇，其战略地位与民族特色更为突出。

    宋代的兰州地区先后被金、西夏部分或全部控制，成为几个政权对峙、争夺的地区。由于当时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全线在辽、金、西夏的控制之下，宋王朝所需的军用战马全靠吐蕃地区供给，于是出现了茶马互市形式的丝绸之路贸易。宋代经过兰州地区的丝绸之路路段，由于控制这一地区的政权的变换而有所变化，大体是由东京开封经西京洛阳至长安，沿传统道路经西安至会州，至兰州，经兰州至宗哥城（今青海乐都大小古城），转东北至西凉府西去。

    蒙元时期，陆路丝绸之路重新开通，且比较发达，不过这种发达只是落日余辉罢了，随着蒙元帝国的灭亡，也就失去了作用。元代的丝绸之路的起点延至大都（今北京），线路也有所变化。经过兰州的道路为丝绸之路南道。由大都至奉元（今西安），至凤翔，西北行，过陇关，越六盘山，经定西至金城（今兰州市榆中），再经定远镇至兰泉驿（今兰州市武都路与永昌路交叉处的原永昌路百货大楼一带），然后渡黄河，经庄浪（今永登）西行。

    兰州丝绸之路重镇的确立

    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为进一步加强边境防守力度，分段从令居（今兰州市永登县南）筑长城，一直延伸到敦煌，并在长城内修筑有道路。修筑的长城是防御羌胡的军事屏障。而沿长城修筑的道路，因长城带上驻有重兵，这些士兵除守卫边防外，还有保卫长城带上道路畅通的责任，因而这条道路行走起来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既是一条重要的军事交通线路，又是一条较为安全的商贸、文化交流的线路。此时的丝绸之路虽已粗具雏形，但全线并未开通，故兰州仍然只是一个军事重镇，还没有成为丝绸之路重镇。

    在汉“断匈奴右臂”后，丝绸之路虽已初步打通，但西汉赴西域各国的使者，西域各国赴西汉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乌孙、匈奴的刁难，直至杀害。其中，大宛劫杀汉使，直接引发了一场战争。李广利降服大宛后，中亚、西亚的交通孔道全线开通。此时，兰州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有所加强。

    东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时通时断，艰难发展。此时，在西北地区河西一带由于五凉等政权的相继经营，相对比较安定。兰州地区经过前凉、前秦、后凉、南凉、后秦、西秦等几代的开拓和经营，丝绸之路东段河南道相对比较畅通，金城正是处于河南道中，而且是一座比较关键的城市，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尽管如此，此时的兰州仍然是一个兵家必争的军事重镇，军事战略价值要大大高于交通价值。

    兰州真正形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是在唐朝。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也是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时期。同时，唐代大一统疆域的西扩，使兰州成为唐帝国的腹心城市，军事重镇的地位相对下降，而交通枢纽的地位则相对上升。这一时期，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去西域，有三条道路都经过兰州，兰州成为丝绸之路东段中线中三条支路和唐蕃古道的交汇地区，地位空前提高，这一时期的兰州虽不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但丝绸之路从长安西行，到兰州附近后，不论从哪一条支路西去，都必须渡过黄河才能进入河西走廊，而黄河兰州段上的几个渡口，都是当时重要的渡口，所以，不论从兰州附近的哪一条支路上西来，都要经兰州渡过黄河西去，就这样，兰州的丝绸之路重镇地位正式形成并被确定下来。此后的宋元时期，除宋、金、西夏对峙的一段时间外，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兰州一直是西北地区联系中原与西域的交通枢纽。

    丝绸之路对兰州地区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

    兰州作为丝绸之路重镇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与集散地之一，对丝绸之路的各种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集散交流的过程中，必然对兰州原有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从而促进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既是一条路、一条交通线，也是一条纽带、一个大舞台，是沿线各国、各个民族进行各种交流的一个载体，其内涵非常丰富。丝绸之路把古代主要大国和主要的文明地区都连接在一起，通过这个纽带，给沿线诸国和各地各族提供了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互相影响、交流文化艺术和科技、不断增进了解和建立友谊的条件和展示各国和各地各族风采的舞台。同时，这条路也是各国进行政治交流的使节之路，各国使节大多是经过这条路进行交流的。另外，这条路也是一条神灵之路，一条游牧民族的迁徙之路，如佛教及基督教的分支教派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后来的伊斯兰教都是沿着这条线传播进入中国的。

    丝绸之路对兰州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西方宗教文化的东来，从而创造了兰州地区灿烂的宗教文化。

    东汉以后，南匈奴、乌丸、鲜卑、氐、羌、突厥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至包括兰州在内的今甘肃、宁夏等地，并逐步汉化，致使汉族传统文化地域进一步扩展。与此同时，源于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经丝绸之路缓慢地东进，在敦煌、兰州等地与汉文化交汇后，传入整个西北地区，继而至于全国各地。佛教文化在兰州地区与汉文化以及原有的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的过程中，对兰州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士人文化的孕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佛教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沿着丝绸之路传入包括兰州在内的西北地区，为很多人所信仰，使西北地区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和影响。而本土文化为了应付这种冲击和挑战，也开始用本土文化来改造外来的佛教文化，从而使西方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开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结果最终使兰州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同时也给孕育中的兰州士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由于佛教文化逐渐渗透于兰州原有的文化之中，因而使兰州文化逐渐形成为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

    受西方佛教东传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已有相当规模的佛寺，而高僧法显也是经兰州过黄河西行求法。法显等到兰州时，正值四月，按佛家传统惯例，于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在西秦国都苑川城（今榆中县苑川河流域）佛寺中夏坐。所谓夏坐，即在雨季坐禅修行。西秦则在其国都苑川大兴佛教，并供养与法显同来的玄高、昙弘、玄绍等为国师，同时供养的佛教弟子三百多人。后来高僧智猛等15名僧人，再次沿法显所走路线去天竺求学，20年后东归，往返都经过兰州。

    在佛教影响逐步扩大的同时，兰州地区也出现了佛寺和本土僧人，其中释宝志是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兰州本土僧人。据有关记载，释宝志是宋齐梁间金城人，佛教高僧。先在红泥沟修行，后至江东道林寺，齐武帝迎入华林园。好为谶记，人称“志公符”。著有《文字训释》三十卷。

    关于释宝志在红泥沟修行的事，至今在兰州还流传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据说志公当年修道时，每天晚上蛙声阵阵，打扰得他很难静下心来修行，于是他念动咒语，把青蛙全都驱赶到沟外，从此，红泥沟里再也没有了青蛙，至今也听不到青蛙的叫声。还有一个传说是说他修行的时候，口里老是含着一个珠子，每到晚上修行时，他就把珠子从窗口抛到红泥沟的石堆里，然后再出洞去摸黑把珠子找回来。

    找回后再把珠子从窗口抛到红泥沟的石堆里，然后再找回来，就这样抛了找，找了再抛，夜夜如此，风雨无阻。过了几年后，有天夜里他抛出的珠子竟然发起了光来，他知道修炼即将成功，非常高兴。有一天夜里他梦见出外去化缘，有一个老太婆赠给了他两个油饼，他把油饼放在袖子里拿了回来。醒来一摸袖口，果然有两个油饼，从那以后他就飞升到天上去了。

    清代邓隆所撰的红泥岩门联提到释宝志在红泥岩修行的事，门联写道：

    真灵虽还虚，偶过此蛙谷鹰巢，当忆朱家旧事；

    三教原一贯，何妨邀儒流道侣，来与弥勒同龛。

    联语中的“朱家”就是指主祀宝志和尚的红泥岩志公洞，“旧事”是指宝志和尚曾在红泥岩修行的事。民国时期的慕寿祺也为红泥岩志公洞提过一副对联，联中提到志公修行时念咒禁止蛙鸣的事。对联写道：

    岗占独龙，遗像我曾敬仰；

    神能伏虎，咒蛙人又奚疑？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周边地区的古金城郡范围内，也已出现了大量佛教建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今兰州地区在魏晋南北朝受佛教影响之大。曾建都于今兰州市榆中县的西秦乞伏氏十分崇信佛教，当时的僧人如玄绍、玄高、昙弘等都相继来到西秦境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今兰州市南部接壤、古代属金城郡范围的永靖县炳灵寺石窟即开凿于西秦时期。为西秦乞伏炽盘于建弘前后所开凿。最有代表性的第169窟就是乞伏炽盘所开，并在佛像上方有“建弘元年（420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题记。据郭方忠、张克复、吕靖华主编的《甘肃大辞典》介绍，该石窟位于县城西南35公里处黄河北岸小积石山中。小积石山相传为大禹治水时积石之处，千峰壁立，如万笏朝天，黄河飞流，似巨龙奔海。“炳灵”是藏语十万佛音译的简称，原称唐述窟，唐代改称灵岩寺，宋代始称炳灵。现存窟龛200余个，造像有佛、菩萨、弟子、天王等，高者达28米，小者仅25厘米。壁画有说法图、千佛、观音、供养人等。造像因时代不同而不同，西秦时期造像高鼻大眼，颇具西域民族特征；唐代的则丰满健美，精湛逼真，特别是菩萨像，薄裙飘带，满身缨络，腰身曲斜，娥眉凤眼，口唇微启，面含羞涩，是典型的少女形象。壁画构图古朴，线条流畅，着色艳丽。元明时代以密宗为内容的壁画，线条严谨圆润，色彩浓重热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窟中还保存有许多当时的游人题记，其中崔琳题记，记述开元中唐蕃议和，崔琳受命西使途经灵岩寺一事，尾署正、副使以下官员姓名72人，可见使团规模之大。炳灵寺石窟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隋唐时期，兰州成为丝绸之路重镇之一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更趋频繁，加之西方各国使节往来不断在兰州停留，对兰州地区佛教和佛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佛教影响进一步扩大和加深。

    唐初玄奘西行取经，往返都经过兰州。玄奘（600—664年），今河南偃师县人，俗姓陈，名袆，法号玄奘，在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被称为唐僧。

    玄奘西行过陇山后，沿渭河西行，经渭源，过狄道，越沃干岭，沿阿干河谷到达兰州。由兰州城北金城关对面的白马浪一带渡过黄河，向西沿庄浪河谷西去。至今兰州还留有白马浪的传说，兰州市根据这一传说，在白马浪黄河南岸塑了唐僧西天取经的雕塑。

    这一时期，兰州城区出现了大量佛寺，最著名的有三大寺院，即庄严寺、嘉福寺（亦名木塔寺）、普照寺（又名大佛寺）。从现有史料看，这些寺院建筑都是僧人与士人、宗教文化与士人文化结合的产物。

    庄严寺原址位于兰州市张掖路北侧今“兰州晚报社”院内，是旧金城名刹之一，也为兰州市现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古建筑。据《重修皋兰县志》记载：“庄严寺相传为薛举故宅，在城中鼓楼西，唐初建，元至元年间重修，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兰州都指挥刘瑛再修。”现存大殿三座，1963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庄严寺原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有山门、朝房、过殿、大殿、后殿，并建有东、西陪殿、厢房、钟鼓楼及跨院，构成完整的三进院落及官园等四组建筑，为兰州珍贵的文化遗产。庄严寺以“塑绝”、“写绝”、“画绝”三绝名动金城。

    塑绝指寺内佛教造像。庄严寺造像有过殿内的韦陀及布袋和尚，殿两侧天王四大金刚；大雄殿（正殿）内塑的三佛二弟子四菩萨；后殿所塑五佛。据《兰州市志·文物志》记载，大雄殿内的三佛从其手印和持物上看，应为法、报、应三身佛，三佛均前额宽广，两颊丰满，颜面方圆，双目微闭，作沉思状，神态庄严。头盘螺髻，肩宽背挺，结跏跌坐于仰覆莲束腰佛座上，神采异常。此三佛塑坐于大殿内明、次间金槽内。明间中佛前左、右两侧侍立迦叶、阿难二弟子，其中迦叶身驱前倾，静中欲动，表情深沉，脉络曲张，刻划了迦叶为一苦行僧的表像；阿难则双手合什，面容清秀，刻划了一个少年僧人的典型形象。三佛两侧分立四菩萨，均戴花冠、着披带、秀发垂肩、胸腹袒露、缨络缠身、飘带飞舞、裙折衣绉，形象完美。佛像身后均浮雕背光，纹饰为火焰纹、瑞草纹、几何纹，每幅背光顶部都塑一金翅鸟，两侧蹲有瑞兽，体现了藏传密宗的成分。后殿内的五佛，雕塑也非常精美，据清道光三年（1823年）《补修五佛殿记》碑载：“夫后殿塑像，神妙倾覆六州真无匹，莲衣细叠直超九府少有双。”关于佛妆，据《补修五佛殿记》碑载，清嘉庆间曾“金妆正殿法身”，这是重修庄严寺时对佛像妆金，后代均保持下来。其他各尊造像均绘彩，菩萨肢体涂白色，衣裙则为红、褐、青、绿等色。众像高2米至2．5米不等。“塑绝”是庄严寺的骄傲。

    写绝，也谓“书绝”。是指悬挂于大雄殿明间檐下“大雄殿”横匾之后的庄严寺额“敕大庄严禅院”六个大字。为元代至元年间重修时所书。竖额高约1．5米，宽约1米，四周镶木雕纹饰额边，额心镂刻“敕大庄严禅院”六字，竖排两行，每行三字。竖额字体工整，笔划厚重，饱满有力，醒目庄重。额旁有兰州金翼乾书写之考证木牌一块，上书：“考此敕大庄严禅院六字为元代李浦光所书，字体遒劲，直逼鲁公，邑乘称其写绝，汹非虚也。特悬之以供艺术家欣赏云。”画绝，是指大雄殿内明间佛像后壁整壁所画之观音像。像高约2米，据介绍观音画像的一横幅纸条云：“观音形体高妙，有吴道子画风。”又据《甘肃新通志稿·金石志·壁画》载：“庄严寺壁观音像，在兰州城内，即俗所称三绝者也。盖寺中榜书仿颜鲁公笔意者为书绝。佛像庄严端好为塑绝。观音为画绝，云壁高丈余，像作安禅状，首覆纱壳，如迎风欲举，洵宋元高手所作。”画像身材比例适度，体态端庄大方，丰颊宽额，造型特点与殿内塑像一致。头饰繁华，头巾下花朵簪钗密而不乱，既着意局部妆饰，也经意整体效果。

    所绘衣饰用色淡雅，并以工整的线条刻画衣带飘逸，静中有动。绝无多余之线条，极具工笔之风，故被世人称为画绝。

    普照寺又名大佛寺，故址在今兰园（少年宫），据史书记载，为唐初敕建，历经宋、元、明、清数代重修、扩建，其规模已是兰州佛寺之首。又据《兰州市志·文物志》记载，普照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有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大雄殿、法轮殿、藏经楼、观音堂、灶君殿、钟鼓楼等。各殿均有塑像，其中大雄殿三尊佛像，塑工极佳。明间后壁所绘大悲观音佛像，计有十一个头，四十二只手臂，每只手各持法器一件，金碧辉煌，绚丽多彩。大雄殿后为法轮殿，是一座具喇嘛教特征的佛殿。该殿建于元代。“喇嘛”为藏语语音，译意为“上师”。普照寺法轮殿内有一嘛呢法轮，木制，高约10米，八面六层，每面每层各塑佛像一尊，计四十八尊法像，巨大法轮固定于大梁与地面间，即推即转，轮上写“法轮恒转”、“雨花金界”八字轮额。轮旁有柱，柱上攀龙四条。法轮殿后为七楹藏经阁，阁内正中供奉文殊、观音、普贤三菩萨塑像，两侧分立药师、释迦、弥陀、韦驮等木雕佛像及铜接引佛，后壁绘千佛。阁内东、西壁各镶木橱四个，橱内存放明万历太后所赐《大藏经》640部，计6346卷。木橱外绘菩萨立像八尊，高约丈余。藏经阁内塑、雕、绘均极工致，深为瞻仰者赞赏。普照寺钟楼内悬铁钟一座，钟高3米，口径2米，重达万斤，为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侍鉴郭镐监造。铁钟铸造精良，声音宏远，并铸铭：“仙闻生喜，鬼闻停凶，击破地狱，救苦无穷”十六字，昔日“金城八景”之一“古刹晨钟”即指普照寺内悠远的钟声。

    民国十七年（1928年）普照寺内部分殿堂被国民军辟为“中山市场”。1939年2月23日，日本飞机空袭兰州，普照寺被夷为平地，只有“泰和铁钟”幸存于残垣瓦砾之中。

    嘉福寺旧名宝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内西北隅，即今“木塔巷”北端。为唐贞观四年（630年）冬，高昌国王麴文泰长安朝拜太宗李世民，在返回途中路过金城时捐资修建。嘉福寺木塔是兰州建造最早、最有名望的佛塔。据《重修皋兰县志》载：“嘉福寺，旧名宝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内西北隅，唐贞观九年（635年）高昌王建，元至元年间重修，赐名嘉福，明永乐中重建，宣德六年，成化三年，嘉靖三十五年肃藩屡修”。“国朝（清）康熙二十五年巡抚叶穆济、道光十三年总督杨遇春再修”。“寺有木塔，十三层，高入云霄，康熙初毁于火，重建之后较旧制卑小矣，同治十三年复毁于火”。

    麴文泰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唐贞观年间，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途经高昌国，麴文泰将玄奘奉为上宾，拜为国师，结为兄弟，并经常带着嫔妃、大臣一起听玄奘讲经说法，麴文泰欲留玄奘辅佐国事，但玄奘坚辞西行，并以绝食明志，无奈，麴文泰敬赠玄奘大笔盘缠，送行百里，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侧）挥泪相别。唐贞观四年（630年），麴文泰到唐都长安晋见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认麴文泰之妻为宗亲“诏赐李氏、封常乐公主”。回国途中，麴文泰慷慨解囊，在故乡金城造佛塔一座，此塔即为嘉福寺木塔。木塔建筑制式为十三层楼阁式，高50余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小，该塔每层每面均雕佛像及以民间传说为内容的图画，塔刹为宝珠形，生铁铸成，直径约1．7米，上铸“宝塔建于唐贞观九年（635年）”9个字。

    塔内各层均设楼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顶层塔室，塔室直径约3米，周围设平座栏杆，登临者可凭栏远眺。木塔规模可与我国现存最高木塔——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媲美。清康熙年间，嘉福寺木塔毁于火灾，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原址上重新建了一座木塔，但规模较小，这座木塔又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焚为灰烬，木塔自此名存实亡，塔下九楹殿宇也易为民居。但《兰州市志·文物志》载：“据学者王素考证：嘉福寺木塔是贞观八年（634年）高昌国所遣使者，于贞观九年（635年）返国时，以麴文泰名义建造的。木塔为十三层楼阁式，高50余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层缩小，每层每面均雕佛像，塔刹为宝珠形，生铁铸成，直径约1．7米，上铸‘宝塔建于唐贞观九年’9个字。塔内各层均设楼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顶层塔室，塔室直径约3米，周围设平座栏杆，登临者可凭栏远眺。”除西方佛教沿丝绸之路经兰州东传和中国僧人经兰州西去求经，有效地推进了兰州地区佛教文化的发展外，唐蕃联姻也是促进兰州佛教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

    兰州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和亲与民族间通婚的影响，宗教文化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隋唐时期，以和亲形式带动起来的宗教交流，在繁荣了兰州地区丝绸之路运输的同时，也繁荣了佛教文化。

    隋末唐初，吐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唐太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将文成公主嫁给远在青藏高原的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在文成公主和亲70年后，在吐蕃的一再请婚下，唐中宗于景云元年（710年），又将金城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五世孙赞普赤德祖赞。在两位公主出嫁时，唐王朝不仅赔嫁了许多珍宝器物、锦绮服饰、饮食器皿、佛像佛经等，还带去了谷物、果品、蔬菜的种子，药材、蚕种，以及大批的医药、种树、工程技术、天文历法方面的书籍。

    当时的兰州已经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之一，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前往青藏高原的首选之路。据《新唐书·地理志》载，文成公主、金成公主从长安出发，经秦州、河州、鄯州入藩，但据《甘肃公路交通史》等史书记载，文成公主从长安城出发后，沿丝绸之路中线西行，经陇山、成纪、天水、口（今定西）、榆中到兰州，再从兰州河口一带过黄河到青海。金城公主联姻吐蕃也是走的这条路。吐蕃为了迎接大唐公主，在其境内沿线建造了很多寺庙、驿馆，而唐朝为了给前来迎接大唐公主的吐蕃使者提供方便，也在唐境内沿线建造了很多寺庙，以供使者居住和公主休息。据说榆中来紫堡、金崖一带古寺庙如黄家庄的弥勒院、寺背后的妙乐院，李家庄的长寿寺等，都是为文成公主嫁往西藏临时修建的禅院，供公主路过和吐蕃迎亲者住宿。当时在榆中修建寺庙的本意虽不是为了宏扬佛教，但它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兰州和吐蕃的佛学交流，推动了兰州佛教的发展。榆中县清水驿还流传着一个民间传说，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地方住宿过一夜。由于远离亲人，公主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侍女端来饭菜和水后，公主只将水留下。

    公主看到水后，觉得这水非常清澈，于是端起来喝了一口，觉得这水甜美异常，便将一碗水全部喝了，不由说道：“只有此地清水甜美”，从此以后，这里就被人们称之为清水驿。

    公元9世纪初吐蕃王朝瓦解后，佛教再次弘传于青藏高原，形成带有藏族色彩的藏传佛教。元世祖忽必烈还尊藏族佛教萨迦派八思巴为帝师，统天下释教。而迁入兰州地区的蒙古部落也逐渐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在兰州地区，经与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中国国教道教相互碰撞、融合、改造后形成的具有汉文化色彩的佛教，与藏族、蒙古族等原有的文化再次融合后，逐渐形成为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多元化佛教文化。如现在的永登鲁土司衙门的土司家祠妙因寺、兰州五泉山的嘛呢寺、白塔山的白塔、白衣寺的白衣寺塔等，或是纯粹的藏传佛教建筑，或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的佛教建筑。

    除佛教外，祆教、伊斯兰教等也是经丝绸之路传入兰州地区的。

    祆教，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1世纪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入西域。据有关史料记载，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琐罗亚斯德教。在南北朝时受到中国北方各国皇帝的支持，唐朝时建有许多祆教祠宇以备“胡商祈福”，地方政权为控制其发展，曾设立萨薄一职，试图将宗教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中。但该教于宋代以后就基本在中原地区消失了。

    回族人信仰的伊斯兰教是元代传入兰州地区的。随着回族人口的不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也逐步扩大，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伊斯兰民族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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