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委决定宣布之前，明达集团和郑小光事件的调查处理也有了结论。明达集团属于内部管理不严，规章制度松弛，以致财务主管可以随便挪用巨额公款，险些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有鉴于此，市政府决定退出在明达集团的国有股份，由邝明达个人出资收购，他也因此而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王大海挪用公款一事，由于挪用时间不长，归还赃款及时，认罪态度较好，法院判决免于刑事处分，建议公司给予开除处理。王大海因此以有罪之身，重新回到下岗失业状态。虽然邝明达曾经许诺，以后还会重新聘用王大海，可那毕竟只是许诺，而且即使再回到公司，也不再可能有那么优厚的待遇。眼前的现实是，黄一平姐姐家的小康生活戛然而止，王大海在阳城的清白声誉一败涂地。
对于郑小光工程上的问题，城建局马副局长、交通局何副局长等人，在工程招标、合同监管、资金结算等方面把关不严，且多次私自接受对方宴请、馈赠，所幸工程质量基本合格，没有造成明显不良后果，情节、数额、后果都够不上刑事处理，加之他们均已接近退居二线年龄，因此，建议由单位党组织内部处理。至于黄一平的问题，最后定性为利用秘书的职务便利，假借市长名义，帮助朋友到下边乱打招呼，又有轻微收受贿赂行为，损害了领导机关的形象，建议调离现岗位。对于这件事，据说冯市长在市委常委和政府党组会上，分别作了深刻检讨，他对自己没有认真管好身边人，自身清廉却没能使身边人一起清廉，心情沉痛到几近落泪的程度。
黄一平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调到市委党校后勤处，仍然享受正科级待遇。那时，大家都还不知道冯市长要调走，很多人安慰黄一平说，这个处理只是暂时的，等冯市长到位了，一切都会得到纠正。就连代表组织找黄一平谈话的副秘书长也表示，出去一下也好，先避避这个风头吧。
在离开政府办到党校报到之前，冯市长夫妇请黄一平一家吃了饭。吃饭地点就在阳城宾馆的一个小包间，很多在那儿应酬的领导和秘书都看见了。不停有人进来敬酒，因此饭桌上就无法有更多语言上的交流，只是一味敬酒让菜。饭吃得很沉闷，酒也喝得寡淡如水，席间黄一平几乎没敢正视冯市长。一向准确的第六感觉告诉他，此时冯市长的目光里，一定写满了恨铁不成钢的痛惜。离开宾馆往回走时，遇到很多熟人、同事，其中一些人上来和黄一平握手，说冯市长真是很重旧谊很有人情味儿呀，话中意思是你都这样了，市长还照样请你吃饭。喝了不少酒的黄一平就有要哭的感觉，心里却在反复问自己：我都怎么样了？回到家，他吐了个一塌糊涂，也哭了个一塌糊涂。
知道冯市长调动的消息，黄一平已经在党校上了半个月的班。那天，正好党校有一期学员结业，黄一平和后勤处一帮人忙着搬椅子，准备为学员拍结业照。听说冯市长调走，黄一平感觉有片刻的眩晕，脑子里立即陷入一片空白，原本往外搬的椅子居然又搬了回去。怎么会这样？原来是这样！他不停地反复念叨着这两句话，赶紧找了个没人的角落，静静地呆了足有半个小时。
黄一平打消了为冯市长送行的念头。他知道，这些天会有很多人在为冯市长饯行，敬很多酒，说很多恭维话，对他的高升和无限光明的前途表示最热烈最衷心的祝贺。可是，那个冯市长现在已经不属于他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他。电视报纸上仍然有冯开岭的名字、镜头，甚至比过去更加密集，那是冯市长在以这样的方式向阳城告别，同时展示他的最终胜利者姿态。在某个场合，当记者请冯市长发表一些临别感言时，冯市长一如既往侃侃而谈，其中有一段话，说作为领导干部就是要做廉洁的表率，不仅管住自己，而且要管好身边的人。刚开始听到这段话，黄一平感觉不舒服，难受，甚至为此而流泪，可电视上总是在播那个专访，看到后来，黄一平就不再难过，而是禁不住要笑，由微笑发展到笑出声来，最后居然大笑得止不住声，弯下了腰，把旁边的汪若虹和小萌都弄愣住了。
离开阳城赴阳江上任时，冯市长还是给前秘书黄一平留下一封短信，是由邝明达转交的。开头先说了些客套话，无非对黄一平过去五年的秘书工作表示肯定、感谢云云，中心意图是希望犯了错误的黄一平，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不要怨天尤人，而是要认真吸取教训，积极依靠组织，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再爬起来。黄一平读着这份由冯市长亲笔撰写的文字，反复咀嚼着最后那两句话，内心里一再检讨、追问自己：我怨天尤人了吗？我是在哪里跌倒、又应当从哪里再爬起来呢？
按照邝明达的意思，黄一平当面撕掉了冯市长的信。回家后，他开始清理自己的物品，打算彻底告别过去的秘书生活，死心塌地做一个党校的后勤工作者。他把那些与秘书工作有关的书籍、杂志、笔记、日记，统统捆扎起来卖给收废品的山东老汉，同时把有关电话号码、短信从手机里删除掉。
在果断摁下了删除键的时候，黄一平连片刻犹豫也不曾有。手指频频揿动之际，他忽然想起冯市长的那个比喻，是关于领导和秘书之间的，说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牙齿和嘴唇，唇齿相依，唇亡齿寒。黄一平想不明白的是，就算这个比喻很贴切，可谁是嘴唇，谁是牙齿呢？
原载《清明》2009年第3期
原刊责编 陈晓农
本刊责编 吴晓辉
创作谈：中国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
丁邦文
秘书群体里的众生相，秘书与领导之间的纷繁情态，是中国官场的一道独特景观。从事现在的记者职业前，我曾经在部队军级机关和地方省、县级机关工作多年，所做事务大抵与秘书相当，或者说对秘书行当算是近距离接触。在新闻职场，因为采访的需要，打交道最多者，除了领导，便是秘书，由此而认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秘书。
就社会分工而言，秘书是一种职业，与其他所有行当一样，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如果单纯考量其职业特点，似乎也并不复杂，无论服务的对象是一级机关，还是某个首长，总有明确而具体的职责分工。好的秘书，应当与一位称职的工人、农民、士兵、老师无异，做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而已。秘书与首长，纯属工作关系，服务与被服务而已。
事实上，现状并非如此简单。复杂诡异的官场，催生出走味变异了的秘书职业。近些年，领导因秘书相互牵连或领导与秘书一道落网的例子不少。在我认识的一些秘书里，原本质朴聪明、才智过人的纯真青年，在领导身边当了几年秘书，从头到脚就再也找不出一点纯和真的影子了。这些人，或是坚定地跟在某个领导后边，充当其私人的御用工具，鞍前马后，不辞辛苦，以“苦劳”换来“功劳”；或是整天热衷于投靠某个“山头”，加入某个“圈子”，随着某一波政治行情而“水涨船高”；或者善于见风使舵，在政治争斗间看准锦上添花、落井下石种种时机，最终侥幸分得一杯羹……这些人，如今无一例外都已官运亨通，成为对别人颐指气使者，也成为最懂得“使用”和“驾驭”秘书的官员。据说，这批人也是腐败的“高危人群”。
当然，也有运气不佳者，要么是被领导拆穿了投机取巧、偷鸡摸狗的“西洋镜”，要么是随着某一波“熊市”行情跌入了低谷，要么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被人利用……于是，我写了这部小说，写了黄一平这样一位秘书，写了他和副市长冯开岭之间曲折离奇的关系。平心而论，我对黄一平这样的秘书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众多热心于追随某个“靠山”并借此飞黄腾达的秘书们的一个缩影。他的忠诚，他的投入，他的聪明才智，如果一切都能置于阳光之下，用其所当，本可以成就一番不错的事业。可是，因为秘书这个特殊的职业，因为他和冯开岭那样一种畸形的关系，使他的忠诚、投入、聪明更多地活跃在阴暗之中，也最终造就了他悲惨的结局。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黄一平只是少数甚至个别，但其存在却是一种客观的真实，其折射的恰恰是官场生态的某些不健康乃至污浊。从本质上讲，黄一平是无辜的，也是无奈的。因此，我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同情与可怜，而不是厌恶。也因此，我是以某种悲悯的心情在描述他，而不是讽刺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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