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文 / 邹韬奋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

    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锁。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修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修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 女红：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

    ]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

    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

    老哥哥

    文 / 臧克家

    秋是怀人的季候。深宵里，床头上叫着蟋蟀，凉风吹一缕明光穿过纸窗来。在我没法合紧双眼的当儿，一个意态龙钟的老人的影像便朦胧在我眼前了。

    可以说，我的心无论什么时候都给老哥哥牵着的，在青岛住过了五年，可是除了友情没有什么使我在回忆里怅惘，有那便是老哥哥了。青岛离家很近，起早也不过天把的路程呢。记得在中山路左角一家破旧的低级的交易场中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前来的乡人多半是贩卖鸡子回头带一点洋货，老哥哥的孙子，也每年无定时地来跑几趟，他来我总能够知道，临走，我提一个小包亲自跑到嘈杂的交易所里从人丛中从忙乱中唤他出来交到他的手里。

    “这是带给老哥哥的一点礼物。”

    “这还使得呢！”口在推让着小包却早已接过去了。我知道这点礼物不比鸿毛有分量，然而一想老哥哥用残破的牙齿咀嚼着饼干时的微笑，自己的心又是酸又是甜的。

    老哥哥离开我家，算来已经足足十年了。在这个长的期间里，我是一只乱飞的鸟，也偶尔的投奔一下故乡的园林。照例，在未到家以前，心先来一阵怕，怕人家说我变了，更怕有些人我已不认识有些人已见不到了。到了家一定还没坐好，就开始问短问长了。心急急想探一下老哥哥的存亡，可是话头却有些不敢往外吐，早晚用话头的偏锋敲出了老哥哥健在的消息心这才放下了。

    前年旧年是在家里过的。正月的日子是无底幽闲，便把老哥哥约到我家来了。见了面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他，他却大声喊着说：“你瘦了！小时候那样的又胖又白！”从他刚劲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的康健了。

    “老哥哥，你拖在背上的小辫也秃尖了。”他没有听见，便在我的扶持下爬到我的炕头上了。

    我们开始了短短长长的谈话，话头随意乱摆是没有一定的方向的。他的耳朵重听，说话的声音很高，好似他觉得别人的听觉也和他一样似的。用手势，用高腔，不容易把一句话递进他的耳朵里去，他说，他常常挂念着我，他的身子虽然在家里，可是心还在我的家呢。

    语丝还缠在嘴角上，可是他已经虎虎的打起鼾声来了，我心里悲伤的说“老哥哥老了”。

    呼吸像拉风箱，一霎又咳嗽醒了，楞怔起来吐一口黄痰。他自己仿佛有点不好意思，要我扶他趋搭地到耳房里去，在那儿也许他觉得舒心一点，五十个年头身下的土炕会印上个血的影子吧？于今用了一把残骨他又重温别过十年的旧梦去了。

    傍晚了。来留他住一宿，他一面摇头一面高声说：“老了，夜里还得人服侍！日后再见吧！”我用眼泪留他，他像没有看见，起来紧了紧腰踉跄着向外面移步了。我扶着他，走下了西坡，老哥哥的村庄已在炊烟中显出影子来了。

    我回步的时候晚霞正灼在西天，回头望望老哥哥，已经有些模糊了，在冷风里只一个黑影在闪。

    “日后再见吧！”我一边走着一边回味着老哥哥这句话。但是一个熟透了的果子谁料定它刹那会落呢？

    回到家来更念念着老哥哥了。老哥哥真是老哥哥，他来到我家时曾祖父还不过十几岁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长大，父亲是在他背上长大的，我呢，还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亲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听老人们讲。他到我家来那不过才二十岁呢。身子铜帮铁底的，一个人可以单拱八百斤重的小车，可是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的暮气人了。那时他的活是赶集，喂牲口，农忙了担着饭往坡里送。晒场的时节有时拿一张木叉翻一翻。扬场，他也拾起张锨来扬它几下，别人一面扬一面称赞他说：“好手艺，扬出个花来，果真老将出马一个赶俩。”

    从我记事以来，祖父没曾叫过他一声老哥哥，都是直呼他老李。曾祖父也是一样。

    曾祖父的脾气很暴，好骂人“王八蛋”。他老人家一生起气来，老哥哥就变成“王八蛋”了。

    祖父虽然不大骂人，然而那张不大说话的脸子一望见就得叫人害怕。老哥哥赶集少买了一样东西，或是祖父说话他耳聋听不见，那一张冷脸，半天一句的冷话他便伸着头吃上了。我在—边替老哥哥心跳，替老哥哥不平。心里想：“祖父不也是老哥哥手下长大了的吗？”

    老哥哥对我没有那么好的。我都是牵着他的小辫玩。他说故事给我听。他说他才到我家来，我家正是旺时；六曾祖父做大京官，门前那迎风要倒的两对旗杆是他亲手加入竖起来的，那时候人口也多，真是热闹。语气间流露着“繁华歇”的感叹。我小时候最是迷赌，到了输得老鼠洞里也挖不出一个铜钱来的困窘时，我便想到老哥哥的那个小破钱袋来了。钱袋放在他枕头底下，顺手就可以偷到的，早晚他用钱时去摸钱袋，才发现里面已经空空了。他知道这个地道的贼，他一点也不生气。我后来向他自首时是这样说的：“老哥哥，这时我还小呢，等我大了做了官，一定给你银子养老。”

    他听了当真的高兴。然而这话曾祖父小时曾说过，祖父小时也曾说过了！

    在黄昏，在雨夜，在月明的树下，他的老话便开始了。我侧着耳朵听他说长毛作反，听他说天下掉下彗星来。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这一次了。那年我八岁，母亲躺在床上，脸上蒙一张白纸，我放声哭了，老哥哥对我说母亲有病，他到吕标去取药吃上就好了。后来给母亲上坟也老是他担着菜盒我跟在后头，一路上他不住地说母亲是叫父亲气死的。“当年大相公，剪了发当革命党，还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你小时穿一件时样的衣裳，姑们问一声‘又是外边那个娘做来的’，这话叫你娘听见，你想心里是什么味？而后，皇帝又一劲地杀革命党，你爷戴上假发到处亡命。这两桩事便把你娘致死了。”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没用了。日夜蜷缩在他那一角炕头上，像吐尽了丝的蚕一样，疲惫抓住了他的心。背屈得像张弓。小辫越显得细了。他的身子简直成了个季候表，一到秋风起来便咯咯地咳嗽起来。

    “老李老了！老李老了！”

    大家都一齐这么说。年老的人最不易叫人喜欢。于是老哥哥的坏话塞满了祖父的耳朵。大家都讨厌他。讨厌他耳聋，讨厌他咯咯闹得人睡不好觉，讨厌他冬天把炕烧得太热，他一身都是讨厌骨头，好似从来就没有过不讨厌的时候！祖父最会打算，日子太累，废物是得铲除的，于是寻了一点小事便把五十年来的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我当时的心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脸，心又冷了。

    老哥哥临走泪零零的，口里半诅咒账半咕噜着说：“不行了，老了。”每年十二吊钱的工价算清了账，肩一个小包（五十年来劳力的代价）走出了我的大门。我牵着他的衣角，不放松的跟在后面。

    老哥哥儿花女花是没有一点的。他要去找的是一个嗣子。说家是对自己的一个可怜的安慰罢了。但是，不是自己养的儿子，又没有许多东西带去，人家能好好养他的老吗？我在替他担心着呢！

    十年过去了，可喜老哥哥还在人间。暑假在家住了一天，没能够见到他。但从三机匠口里听到了老哥哥的消息，他说在西河树行子里碰到老哥哥在背着手看夕照，见了他还亲亲热热地问这问那，他还说老哥哥一心挂念我庄里的人，还待要鼓鼓劲来耍一趟，因为不过二里地的远近，老哥哥自己说脚力还能来得及呢。

    又是秋天了。秋风最能吹倒老年人！我已经能赚银子了，老哥哥可还能等得及接受吗？

    阿河

    文 / 朱自清

    我这一回寒假，因为养病，住到一家亲戚的别墅里去。那别墅是在乡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蓝的湖水，对岸环拥着不尽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越显得清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镜子一般。风起时，微有皱痕，像少女们皱她们的眉头，过一会子就好了。湖的余势束成一条小港，缓缓地不声不响地流过别墅的门前。门前有一条小石桥，桥那边尽是田亩。这边沿岸一带，相间地栽着桃树和柳树，春来当有一番热闹的梦。别墅外面缭绕着短短的竹篱，篱外是小小的路。里边一座向南的楼，背后便倚着山。西边是三间平屋，我便住在这里。院子里有两块草地，上面随便放着两三块石头。另外的隙地上，或罗列着盆栽，或种莳着花草。篱边还有几株枝干蟠曲的大树，有一株几乎要伸到水里去了。

    我的亲戚韦君只有夫妇二人和一个女儿。她在外边念书，这时也刚回到家里。她邀来三位同学，同到她家过这个寒假。两位是亲戚，一位是朋友。她们住着楼上的两间屋子。韦君夫妇也住在楼上。楼下正中是客厅，常是闲着，西间是吃饭的地方；东间便是韦君的书房，我们谈天，喝茶，看报，都在这里。我吃了饭，便是一个人，也要到这里来闲坐一回。我来的第二天，韦小姐告诉我，她母亲要给她们找一个好好的女用人；长工阿齐说有一个表妹，母亲叫他明天就带来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兴的样子，我只是不经意地答应。

    平屋与楼屋之间，是一个小小的厨房。我住的是东面的屋子，从窗子里可以看见厨房里人的来往。这一天午饭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见一个面生的女用人，两手提着两把白铁壶，正往厨房里走；韦家的李妈在她前面领着，不知在和她说什么话。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样。身上穿着镶边的黑布棉袄和夹裤，黑里已泛出黄色；棉袄长与膝齐，夹裤也直拖到脚背上。脚倒是双天足，穿着尖头的黑布鞋，后跟还带着两片同色的“叶拔儿”。想这就是阿齐带来的女佣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书。晚饭后，韦小姐告诉我，女佣人来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说，“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还能做么？”她说，“别看她土，很聪明呢。”我说，“哦。”便接着看手中的报了。

    以后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见阿河挈着水壶来往，她的眼似乎总是望前看的。两个礼拜匆匆地过去了。韦小姐忽然和我说，你别看阿河土，她的志气很好，她是个可怜的人。我和娘说，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袄裤给了她吧。我嫌那两件衣服太花，给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说她来了没有几天，后来也肯了。今天拿出来让她穿，正合式呢。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她真聪明，一学就会了。她说拿到工钱，也要打一双穿呢。我等几天再和娘说去。

    “她这样爱好！怪不得头发光得多了，原来都是你们教她的。好！你们尽教她讲究，她将来怕不愿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旧新年是过去了。因为江浙的兵事，我们的学校一时还不能开学。我们大家都乐得在别墅里多住些日子。这时阿河如换了一个人。她穿着宝蓝色挑着小花儿的布棉袄裤；脚下是嫩蓝色毛绳鞋，鞋口还缀着两个半蓝半白的小绒球儿。我想这一定是她的小姐们给帮忙的。古语说得好，“人要衣裳马要鞍”，阿河这一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怜了。她的头发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额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帖。一张小小的圆脸，如正开的桃李花；脸上并没有笑，却隐隐地含着春日的光辉，像花房里充了蜜一般。这在我几乎是一个奇迹，我现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觉得在深山里发见了一粒猫儿眼，这样精纯的猫儿眼，是我生平所仅见！我觉得我们相识已太长久，极愿和她说一句话——极平淡的话，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谈呢？这样郁郁了一礼拜。

    这是元宵节的前一晚上。我吃了饭，在屋里坐了一会，觉得有些无聊，便信步走到那书房里。拿起报来，想再细看一回。忽然门钮一响，阿河进来了。她手里拿着三四支颜色铅笔。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她站在我面前了，静静地微笑着说：“白先生，你知道铅笔刨在哪里？”一面将拿着的铅笔给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来，匆忙地应道，“在这里，”我用手指着南边柱子。但我立刻觉得这是不够的。我领她走近了柱子。这时我像闪电似地踌躇了一下，便说，“我……我……”她一声不响地已将一支铅笔交给我。我放进刨子里刨给她看。刨了两下，便想交给她；但终于刨完了一支，交还了她。她接了笔略看一看，仍仰着脸向我。我窘极了。刹那间念头转了好几个圈子，到底硬着头皮搭讪着说，“就这样刨好了。”我赶紧向门外一瞥，就走回原处看报去。但我的头刚低下，我的眼已抬起来了。于是远远地从容地问道，“你会么？”她不曾掉过头来，只“嘤”了一声，也不说话。我看了她背影一会。觉得应该低下头了。等我再抬起头来时，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总是望前看的；我想再问她一句话，但终于不曾出口。我撇下了报，站起来走了一会，便回到自己屋里。

    我一直想着些什么，但什么也没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见她往厨房里走时，我发愿我的眼将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几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匀称，又苗条，正如一只可爱的小猫。她两手各提着一只水壶，又令我想到在一条细细的索儿上抖擞精神走着的女子。这全由于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软了，用白水的话说，真是软到使我如吃苏州的牛皮糖一样。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记里说得好：“她有一套和云霞比美，水月争灵的曲线，织成大大的一张迷惑的网！”而那两颊的曲线，尤其甜蜜可人。她两颊是白中透着微红，润泽如玉。她的皮肤，嫩得可以掐出水来；我的日记里说，“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双小燕子，老是在滟滟的春水上打着圈儿。她的笑最使我记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是说过，她的小圆脸像正开的桃花么？那么，她微笑的时候，便是盛开的时候了：花房里充满了蜜，真如要流出来的样子。她的发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软而滑，如纯丝一般。只可惜我不曾闻着一些儿香。唉！从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见，——虽只几分钟——我真太对不起这样一个人儿了。

    午饭后，韦君照例地睡午觉去了，只有我，韦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书房里。我有意无意地谈起阿河的事。我说：“你们怎知道她的志气好呢？”

    “那天我们教给她打绒绳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聪明，就问她为什么不念书？她被我们一问，就伤心起来了。……”

    “是的，”韦小姐笑着抢了说，“后来还哭了呢；还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泪呢。”

    那边黄小姐可急了，走过来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拦住道，“人家说正经话，你们尽闹着玩儿！让我说完了呀——”“我代你说啵，”韦小姐仍抢着说，“——她说她只有一个爹，没有娘。嫁了一个男人，倒有三十多岁，土头土脑的，脸上满是疱！他是李妈的邻舍，我还看见过呢。……”“好了，底下我说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人又不要好，尽爱赌钱；她一气，就住到娘家来，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几岁？”我问。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几个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说。

    “不，十八，我知道。”韦小姐改正道。

    “哦。你们可曾劝她离婚？”

    “怎么不劝。”韦小姐应道，“她说十八回去吃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的爹去说呢。”

    “你们教她的好事，该当何罪！”我笑了。

    她们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里看书，听见外面有嚷嚷的声音；这是从来没有的。我立刻走出来看，只见门外有两个乡下人要走进来，却给阿齐拦住。他们只是央告，阿齐只是不肯。这时韦君已走出院中，向他们道，“你们回去吧。人在我这里，不要紧的。快回去，不要瞎吵！”两个人面面相觑，说不出一句话；俄延了一会儿，只好走了。我问韦君什么事？他说，“阿河啰！还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于男女的事向来是懒得说的，还是回头问他小姐的好，我们便谈到别的事情上去。

    吃了饭，我赶紧问韦小姐，她说，“她是告诉娘的，你问娘去。”

    我想这件事有些尴尬，便到西间里问韦太太；她正看着李妈收拾碗碟呢。她见我问，便笑着说，“你要问这些事做什么？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娇滴滴的，也难怪，被她男人看见了，便约了些不相干的人，将她抢回去过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骗她男人，说要到此地来拿行李。她男人就会信她，派了两个人跟着。那知她到了这里，便叫阿齐拦着那跟来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诉，说死也不愿回她男人家去。你说我有什么法子。只好让那跟来的人先回去再说。好在没有几天，她们要上学了，我将来交给她的爹吧。唉，现在的人，心眼儿真是越过越大了；一个乡下女人，也会闹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妈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儿来，我还听他说呢。我本不该说的，阿弥陀佛！太太，你想她不愿意回婆家，老愿意住在娘家，是什么道理？家里只有一个单身的老子；你想那该死的老畜生！他舍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么？”韦太太惊诧地问。

    “他们说得千真万确的。我早就想告诉太太了，总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样子，真有几分对呢。太太，你想现在还成什么世界！”

    “这该不至于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爷，你那里知道！”韦太太叹了一口气，“——好在没有几天了，让她快些走吧；别将我们的运气带坏了。她的事，我们以后也别谈吧。”

    开学的通告来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厨房里挈水了。韦小姐跑来低低地告诉我，“娘叫阿齐将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楼上，都不知道呢。”我应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正如每日有三顿饱饭吃的人，忽然绝了粮，却又不能告诉一个人！而且我觉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么好歹！那一夜我是没有好好地睡，只翻来覆去地做梦，醒来却又一例茫然。这样昏昏沉沉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懒懒地向韦君夫妇和韦小姐告别而行，韦君夫妇坚约春假再来住，我只得含糊答应着。出门时，我很想回望厨房几眼，但许多人都站在门口送我，我怎好回头呢？

    到校一打听，老友陆已来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将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他。他本是个好事的人，听我说时，时而皱眉，时而叹气，时而擦掌。听到她只十八岁时，他突然将舌头一伸，跳起来道，“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现在不知鹿死谁手呢？”

    我俩默默相对了一会，陆忽然拍着桌子道，“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恋么？他现在还没有主儿，何不给他俩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说，他已出去了。过了一会子，他和汪来了，进门就嚷着说，“我和他说，他不信，要问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错。只是人家的事，我们凭什么去管！”我说。

    “想法子呀！”陆嚷着。

    “什么法子？你说！”

    “好，你们尽和我开玩笑，我才不理会你们呢！”汪笑了。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谈到阿河，但谁也不曾认真去“想法子。”

    一转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韦君别墅的时候，水是绿绿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我却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么样了。那时韦小姐已回来两天。我背地里问她，她说，“奇得很！阿齐告诉我，说她二月间来求娘来了。她说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块钱来，人就是她的爹的了；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说她的爹那有这些钱？她求娘可怜可怜她！娘的脾气你知道。她是个古板的人。她数说了阿河一顿，一个钱也不给！我现在和阿齐说，让他上镇去时，带个信儿给她，我可以给她五块钱。我想你也可以帮她些，我教阿齐一块儿告诉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们这儿来啰！”

    “我拿十块钱吧，你告诉阿齐就是。”我看阿齐空闲了，便又去问阿河的事。他说，“她的爹正给她东找西找地找主儿呢。只怕难吧，八十块大洋呢！”

    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不愿再问下去。

    过了两天，阿齐从镇上回来，说，“今天见着阿河了。娘的，齐整起来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娘了！据说是自己拣中的。这种年头！”

    我立刻觉得，这一来全完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齐，似乎想在他脸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说什么好呢？愿命运之神长远庇护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托故离开了那别墅，我不愿再见那湖光山色，更不愿再见那间小小的厨房！

    芭蕉花

    文 / 郭沫若

    这是我五六岁时的事情了。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

    我的母亲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岁的四姨，在公堂上自尽了。外祖母和七岁的三姨跳进州署的池子里殉了节，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一岁，刘奶妈把我们的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但又逃了出来。在途中遇着过两次匪难，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义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仍然背着母亲逃难。逃到后来遇着赴援的官军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贵州省城，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倚人庐下，受了种种的虐待，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是保护着我们的母亲。直到母亲满了四岁，大舅赴黄平收尸，便道往云南，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

    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受过这样不幸的人。

    母亲在十五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母亲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赘。

    白日里家务奔忙，到晚来背着弟弟在菜油灯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我至今也还记得。

    母亲因为这样过于劳苦的原故，身子是异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在旧时称为“晕病”，但在现在想来，这怕是在产褥中，因为摄养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

    晕病发了的时候，母亲倒睡在床上，终日只是呻吟呕吐，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又才渐渐回复起来，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连着的。

    在我们四川的乡下，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母亲发了病时，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不肯轻易摘卖。好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呢。

    芭蕉花买来了，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蕉子。蕉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几乎还是雌蕊的阶段。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的这样的蕉子来。

    这样的蕉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那蕉子怕会和吃香蕉一样，那是大错而特错了。有一回母亲吃蕉子的时候，在床边上挟过一箸给我，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连着的。

    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

    四川人有句话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便是极小的乡镇也都是有的。

    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宁化县，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圣母”。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岁，同到天后宫去。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里面有一座散馆，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后了。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朵大黄花，就像尖瓣的莲花一样。我们是欢喜极了。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处都找不出。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是我二哥擎我过去的。我们两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来，二哥怕人看见，把来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里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我母亲听了便大大地生气，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只是连连叹气地说：“啊，娘生下了你们这样不争气的孩子，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们都哭了，但我也下知为什么事情要哭。不一会父亲晓得了，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我挨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我至今也还记得。

    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的气。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别处园子里掏了一朵回来，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

    芭蕉花没有用，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

    这样的一段故事，我现在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涌上了心来。我现在离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天涯羁客不胜落寞的情怀，思念着母亲，我一阵阵鼻酸眼胀。

    啊，母亲，我慈爱的母亲哟！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这难道是进步吗？

    桑树

    文 / 茅盾

    跟“香市”里的把戏班子一同来的是“桑秧客人”。

    为什么叫做“客人”呢？孩子们自伙淘里私下议论。睁大了小眼睛躲在大人身背后，孩子们像看把戏似的望着这些“客人”。说话听不懂，他们全是外路口音。装束也有点不顺眼：他们大半穿一件土蓝布的，说它是长衫就太短，说是马褂又太长，镇上没人穿的褂子；他们又有满身全是袋的，又长又大，看上去又挺厚的土蓝布做的背心；年纪大一点的，脚上是一双土布鞋，浅浅的鞋帮面，双梁，配着白布的袜子，裤管塞在袜统里。镇上只有几个老和尚是这么打扮的。

    他们卖“桑秧”。什么叫“桑秧”，孩子们有点懂。这是小小的桑树，大桑树有桑果。孩子们大都爬上过大桑树，他们不稀罕这么魔[ 么魔：湖、嘉一带方言，小而丑的意思。

    ]的小家伙，可是他们依然欢迎这些外路的“桑秧客人”，为的是“桑秧客人”来了，“香市"也就快到，戏班子船跟桑秧船停在一处。

    就同变把戏的先要看定场子一样，“桑秧客人”也租定了镇上人家的一两间空屋，摆出货来了。他们那桑秧的种类真多！一人高，两叉儿的，通常是一棵一棵散放着，直挺挺靠在墙壁上，好比是已经能够自立的小伙子。差不多同样高，然而头上没有两叉儿的，那就四棵或者六棵并成一组，并且是躺在地上了，它们头碰脚的一组一组叠起来高到廊檐口。它们是桑秧一家子里边的老二。还有老三，老四，老五……自然也只有躺在泥地上叠“人”堆的份儿了，通常是二十棵，三十棵乃至五十棵扎成一组。

    最末了的“老么”们竟有百来棵挤成一把儿的。你远看去总以为是一把扫帚。“桑秧客人”也当它们扫帚似的随随便便在门槛边一放。

    有时候，门槛边挤的人多了，什么草鞋脚，赤脚或者竟是“桑秧客人”他们自己的土布双梁鞋，也许会踹在“老么”们那一部大胡子似的细根上。有时碰到好晴天，太阳光晒进屋子里来了，“桑秧客人”得给“老大”它们的根上洒点水或者拿芦席盖在它们身上，可是门槛边的“老么”们就没有那份福来享。顶巴结的“客人”至多隔一天拿它们到河里去浸一浸，就算了。

    因为百来棵一把的“老么”们的代价还赶不上它们“大哥”一棵的小半儿啊！

    逛“香市”的乡下人就是“桑秧客人”作买卖的对象。

    乡下人总要先看那些疏疏落落靠在墙壁上的一人高两叉儿的“老大”。他们好像“看媳妇”似的相了又相，问价钱，扪一下自己的荷包，还了价钱，再扪一下自己的荷包。

    两叉儿的“老大”它们都是已经“接过”的，就好比发育完全的大姑娘，种到地里，顶多两年工夫就给你很好的桑叶了。“老二”以下那一班小兄弟，即使个儿跟“老大”差不多，天分却差得远了。它们种到地里，第二年还得“接”；不“接”么，大片来就是野桑，叶儿又小又瘦，不能作蚕宝宝的食粮。“接过”后，也还得三年四年，——有时要这么五年，才能生叶，才像一棵桑树。

    然而乡下人还了价钱，扪着自己的荷包，算来算去不够交结“老大”的时候，也只好买“老二”，“老三”它们了。这好比“领”一个八九十来岁的女孩子作“童养媳”，几时可以生儿子，扳指头算得到。只有那门槛边的“老么”们，谁的眼光不会特地去看一下。乡下人把“老二”，“老三”它们都看过，问价而且还价以后，也许有意无意地拿起扫帚样的“老么”们看一眼，但是只看一眼，就又放下了。可不是，要把这些“老么”调理到能够派正用，少说也得十年呀！谁有这么一份耐心呢？便算有耐心，谁又有那么一块空地搁上十年再收利呢！

    有时候，讨价还价闹了半天，交易看看要不成了，“桑秧客人”抓抓头皮，就会拿起门槛边那些扫帚样的“老么”们掷在乡下人面前说：“算了罢，这一把当做饶头罢！”乡下人也摸着下巴，用他的草鞋脚去拨动“老么”们那一部大胡子似的细根。交易成功了。乡下人掮着两三组“老二”或是“老三”，手里拎着扫帚似的“老么”。

    “老么”就常常这样“赔嫁丫头”似的跟着到了乡下。

    特地去买“老么”来种的，恐怕就只有黄财发。

    他是个会打“远算盘”的人。他的老婆养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到镇上育婴堂里“抱”了个八个月大的女孩子来给他三岁大的儿子作老婆。他买那些“老么”辈份的桑秧，也跟“抱”八个月大的童养媳同样的“政策”。他有一块地，据说是用得半枯，非要让它醒一醒不可了；他花三毛钱买了两把"老么"桑秧来，就种在那块地上。

    这就密密麻麻种得满满的了，总数有两百四十多。当年冬天冻死了一小半。第二年春，他也得了“赔嫁”的一把，就又补足了上年的数目。到第四年上，他请了人来“接”，那时他的童养媳也会挑野菜了。小桑树“接”过后，只剩下一百多棵像个样儿，然而黄财发已经满足。他这块地至多也不过挤下百来棵大桑树。

    可是这是十年前的旧事。现在呢，黄财发的新桑地已经出过两次叶了。够吃一张“蚕种”。黄财发的童养媳也长成个大姑娘，说不定肚子里已经有儿子。

    八个月大的女孩子长成了人，倒还不知不觉并没操多少心。么细的桑秧也种得那么大，可就不同。黄财发会背给你听：这十来年里头，他在那些小桑树身上灌了多少心血；不但是心血，还花了钱呢！他有两次买了河泥来壅肥这块用枯了的地。十年来，他和两个儿子轮换着到镇上去给人家挑水换来的灰，也几乎全都用在这块桑地。

    现在好了，新桑地就像一个壮健的女人似的，去年已经给了他三四十担叶，就可惜茧价太贱，叶价更贱得不成话儿。

    这是日本兵打上海那一年的事。

    这一年，黄财发的邻舍李老四养蚕亏本，发狠把十来棵老桑树都砍掉了，空出地面来改种烟片。虽则是别人的桑树，黄财发看着也很心痛。他自然知道烟片一担卖得好时就有二三十块，这跟一块钱三担的叶价真是不能比。然而他看见好好的桑树砍做柴烧，忍不住要连声说：“罪过！罪过！”

    接连又是一年“蚕熟”，那时候，黄财发的新桑地却变成了他的“命根”：人家买贵叶给蚕吃，黄家是自吃自。但是茧子卖不起钱，黄财发只扯了个够本。

    “早晓得这样，自家不养蚕，卖卖叶，多么好呢！”黄财发懊悔得什么似的，这笔损失账，算来算去算不清。

    下一年就发狠不养蚕了，专想卖叶。然而作怪，叶价开头就贱到不成话儿。四五十人家的一个村坊，只有五六家养蚕，而且都是自己有叶的。邻村也是如此。镇上的“叶行”是周圆二三百里范围内桑叶“买”“卖”的总机关，但这一年叫做"有秤无市"。最初一元两担的时候，黄财发舍不得卖，后来跌到一元四担，黄财发想卖也卖不脱手。

    十多年来的“如意算盘”一朝打翻了！

    要是拿这块桑地改种了烟叶，一年该有多少好处呢？四担的收成是有的罢？一担只算二十块钱，也有这些……黄财发时常转着这样的念头。一空下来，他就去巡视他的新桑地。他像一个顶可恶的收租人似的，居心挑剔那些新桑树。他摇动每一棵桑树的矮身子，他仔细看那些皱皮上有没有虫蛀，末了他只有摇头叹气。这些正在壮年的新桑树一点“败相”也没有！要是它们有点“败相”，黄财发那改种烟叶的念头就会决定。

    他又恨这些新桑树，又爱这些新桑树。他看着这些变不出钱来的新桑树，真比逃走了一个养大到十八九岁的童养媳还要生气！

    而况他现在的光景也比不上十年前了。十年前他还能够“白搁着”这块地，等它过了十年再生利。现在他却等不及。他负了债，他要钱来完粮缴捐呢！

    但是烟叶在村坊里的地盘却一天一天扩大了。等到黄财发一旦下了决心，那烟片的价钱也会贱到不像话儿罢？不过黄财发是想不到那么远的。如果他能想到那么远，他就会知道，现在是无论什么巧法儿，都不能将他的生活再“绷补”（勉能维持的意思）下去了。

    最后还得交代一句：像黄财发那样的“身家”，在村里是数一数二的。

    村里的戏班子

    文 / 周作人

    “去不去到里赵看戏文？”七斤老捏住了照例的那四尺长的毛竹旱烟管站起来说。

    “好吧。”我踌躇了一会才回答，晚饭后舅母叫表姐妹们都去做什么事去了，反正搓不成麻将。”

    我们出门往东走，面前的石板路蒙眬得发白，河水黑黝黝的，隔河小屋里“哦”地叹了一声，知道劣秀才家的黄牛正在休息。再走上去就是外赵，走过外赵才是里赵，从名字上可以知道这是赵氏聚族而居的两个村子。

    戏台搭在五十叔的稻地上，台屁股在半河里，泊着班船，让戏子可以上下，台前站着五六十个看客，左边有两间露天看台，是赵氏搭了请客人坐的。我因了五十婶的招待坐了上去，台上都是些堂客，老是嗑着瓜子，鼻子里闻着猛烈的头油气，戏台上点了两盏乌默默的发烟的洋油灯，傍傍地打着破锣，不一会儿有人出台来了，大家举眼一看，乃是多福纲司，镇塘殿的疍船里的一位老大，头戴一顶灶司帽，大约是扮着什么朝代的皇帝。他在正面半桌背后坐了一分钟之后，出来踱了一趟，随即有一个赤背赤脚，单系一条牛头水裤的汉子，手拿两张破旧的令旗，夹住了皇帝的腰胯，把他一直送进后台去了。接着出来两三个一样赤着背、挽着纽纠头的人，起首乱跌，将他们的背脊向台板乱撞乱磕，碰得板都发跳，烟尘陡乱，据说是在“跌鲫鱼爆”，后来知道在旧戏的术语里叫作摔壳子。这一摔花了不少工夫，我渐渐有点忧虑，假如不是谁的脊梁或是台板摔断一块，大约这场跌打不会中止。好容易这两三个人都平安地进了台房，破锣又侉侉地开始敲打起来，加上了斗鼓的咯答咯答的声响，仿佛表示要有重要的事件出现了。忽然从后台唱起“呀”的一声，一位穿黄袍、手拿象鼻刀的人站在台口，台下起了喊声，似乎以小孩的呼笑为多：

    “弯老，猪头多少钱一斤？……”

    “阿九阿九，桥头吊酒……”

    我认识这是桥头卖猪肉的阿九。他拿了象鼻刀在台上摆出好些架势，把眼睛轮来轮去的，可是在小孩们看了似乎很是好玩，呼号得更起劲了，其中夹着一两个大人的声音道：“阿九，多卖点力气。”

    一个穿白袍的撅着一枝两头枪奔出来，和阿九遇见就打，大家知道这是打更的长明，不过谁也和他不打招呼。

    女客嗑着瓜子，头油气一阵阵地熏过来。七斤老靠了看台站着，打了两个呵欠，抬起头来对我说道，到那边去看看吧。

    我也不知道那边是什么，就爬下台来，跟着他走。到神桌跟前，看见桌上供着五个纸牌位，其中一张绿的知道照例是火神菩萨。再往前走进了两扇大板门，即是五十叔的家里。堂前一顶八仙桌，四角点了洋蜡烛，在搓麻将，四个人差不多都是认识的。我受了“麦镬烧”的供应，七斤老在抽他的旱烟——“湾奇”，站在人家背后看得有点入迷。

    糊里糊涂地过了好些时光，很有点儿倦怠，我催道，再到戏文台下溜一溜吧。

    嗡，七斤老含着旱烟管的咬嘴答应。眼睛仍望着人家的牌，用力地吸了几口，把烟蒂头磕在地上，别转头往外走，我拉着他的烟必子，一起走到稻地上来。

    戏台上乌黪黪的台亮还是发着烟，堂客和野小孩都已不见了，台下还有些看客，零零落落地大约有十来个人。一个穿黑衣的人在台上踱着。原来这还是他阿九，头戴毗卢帽，手执仙帚，小丑似的把脚一伸一伸地走路，恐怕是《合钵》里的法海和尚吧。

    站了一会儿，阿九老是踱着，拂着仙帚。我觉得烟必子在动，便也跟了移动，渐渐往外赵方面去，戏台留在后边了。

    忽然听得远远地破锣侉侉地响，心想阿九这一出戏大约已做完了吧。路上记起儿童的一首俗歌来，觉得写得很好：

    台上紫云班，台下都走散。

    连连关庙门，东边墙壁都爬坍。

    连连扯得住，只剩一担馄饨担。

    插田

    文 / 叶紫

    失业，生病，将我第一次从嚣张的都市驱逐到那幽静的农村。我想，总该能安安闲闲地休养几日吧。

    时候，是阴历四月的初旬─—农忙的插田的节气。

    我披着破大衣踱出我的房门来，田原上早经充满劳作的歌声了。通红的肿胀的太阳，映出那些弯腰的斜长的阴影，轻轻地移动着。碧绿的秧禾，在粗黑的农人们的手中微微地战抖。一把一把地连根拔起来，用稻草将中端扎着，堆进那高大的秧箩，挑到田原中分散了。

    我的心中，充满着一种轻松的，幽雅而闲静的欢愉，贪婪地听取他们悠扬的歌曲。我在他们的那乌黑的脸膛上，隐约的，可以看出一种不可言喻的，高兴的心情来。我想：“是呀！小人望过年，大人望插田！……这原是他们一年巨大的希望的开头呢。……”

    我轻轻地走过去。在秧田里第一个看见和我点头招呼的，便是那雪白胡须的四公公，他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还肯那么高兴地跟着儿孙们扎草挑秧，这是多么伟大的农人的劳力啊！

    “四公公，还能弯腰吗？”我半玩笑半关心地问他。

    “怎么不能呀！‘农夫不下力，饿死帝王君’呢。先生！”他骄傲地笑着，用一对小眼珠子在我的身上打望了一遍，“好些了？……”

    “是的，好些了。不过腰还是有些……”

    “那总会好的罗！”他又弯腰拔他的秧去了。

    我站着看了一会，在他们那种高兴的，辛勤的劳动中，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家年来生活的卑微和厌倦了。东浮西荡，什么东西部毫无长进的，而身体，又是那样的受到许多沉重的创伤；不能按照自家的心思做事，又不会立业安家，有时甚至连一个人的衣食都难于温饱，有什么东西能值得向他们夸耀呢？……而他们，一天到晚，田中，山上，微漪的，淡绿的湖水，疏云的，辽阔的天际！唱自家爱唱的歌儿，谈自家开心的故事。忧？愁？……夜间的，酣甜的呓梦！……

    我开始羡慕他们起来。我觉得，我连年都市的飘流，完全错了；我不应该在那样的骷髅群中去寻求生路的，我应该回到这恬静的农村中来。我应该同他们一样，用自家的辛勤劳力，争取自家的应得的生存；我应该不闻世事，我应该……田中的秧已经慢慢地拔完了，我还更加着力地在想着我的心思。当他们各别抬头休息的时候，小康──四公公的那个精明的小孙子，向我偷偷地将舌头伸出着，顽皮地指了一下那散满了秧扎的田中，笑了：“去吗？……高兴吗？……”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兴趣，使我突然忘记了腰肢的痛楚，脱下了鞋袜和大衣，想同他们插起田来。我的白嫩的脚掌踏着那坚牢的田塍，感到针刺般的酸痛。然而，我却竭力地忍耐着，艰难地跟着他们下到了那水混的田中。

    四公公几乎笑出眼泪来了。他拿给我一把秧，教会我一个插田的脚步和姿势，就把我送到那最外边的一层，顺着他们里边的行列，倒退着，插起秧来。

    “当心坐到水上呀！……”

    “不要同我们插‘烟壶脑壳’呢！……”

    “好了！好了，脚插到阴泥中拔不出来了！”

    我忍住着他们的嘲笑，站稳了架子，细心地考察一遍他们的手法，似乎觉得自家所插的列子也还不差。这一下就觉得心中非常高兴了。插田，我的动作虽然慢，却还并不见得是怎样艰难的事情啊！

    四公公越到我的前头来了─—他已经比我快过了一个长行。他抬头站了一站，我便趁这个机会像夸张自家的能干般地和他扳谈起来。

    “我插的行吗？四公公！”

    “行！”四公公笑了一笑，但即刻又皱着眉头说：“读书人，干这些事情总不大合适呀！对吗？……”

    “不，四公公，我是想试试看呢，我看我能不能插秧！我想……唔，四公公，我想回到乡下来种田呀！”

    “种田？……王先生，你别开玩笑呢！”

    “真的呀！还是种田的好些，……我想。”

    四公公的脸上阴郁起来了，他呆呆地站在田中，用小眼珠子惊异地朝我侦察着我的话是否真实。我艰难地移近着他的身边，就开始说起我那高兴农人生活的理由来，我大声地骂了一通都市人们的罪恶，又说了许多读书人的卑鄙，下流，……然后，正当欲颂赞他们生活的清高的时候，四公公便突然地打断了我的话头：“得啦！先生，你为什么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他朝儿孙们打望了一下，摸着胡子，凄然地撒掉手中的残秧。“在我们，原没有办法的，明知种田是死路，但也只得种！有什么旁的生涯给我们做得呢？‘命中注定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而先生，你……读书人，高升的门路几多啊！你还真的说这种话，……你以为，唉！先生，这田中的收成都能归我们自家？……”

    他咽住了一口气，用手揉揉那湿润的小眼睛，摇头没有再说下去了。他的胡子悲哀地随风飘动着，有一粒晶莹的泪珠子顺着他那眼角的深深的皱纹爬将下来。

    儿孙们都停了手中的工作，朝我们怔住了：

    “怎么啦？公公。”

    “没有怎么！”他叹一声气。忽然，似乎觉到了今天原是头一次插田，应该忌讳不吉利的话似的，又朝我打望了一下，顺手揩掉那晶莹的泪珠子，勉强装成一副难堪的笑容，弯腰拾起着秧禾，将话头岔到旁的地方去：

    “等等，先生，请你到我们家中吃早饭去，……人，生在世上，总应该勤劳，……”

    我没有再听出他底下说的是什么话来，痴呆地，羞惭地站在那里，但着他祖孙们手中的秧禾和那矫捷的插田的动作。……“死路”。“高升的门路！”……我觉得有一道冰凉的流电，从水里通过我的脚干，而曲曲折折地传到我的全身！……

    我的腰肢，开始痛得更加厉害了。

    巴掌厚的腊肉和巴掌大的蚊子

    文 / 郁达夫

    什么地方先不管它。炉火烧得正旺，清香的青杠木不断往炉膛里扔，撩得满满一锅青杠菌不停在滚水里翻腾，泛出一股张扬的奶香。奶娃子闻见，叫了一声，当娘的就抱歉地对客人说，不好意思啊，您得等等。说着，毫不避嫌，一把掏出肥白的大奶子，恨不能喷泉似的塞到娃娃嘴里。当家的男人在屋外劈柴。斧子雪亮，映出坪上几户人家很健壮的灯火，还有周围那几片翠绿得很不计后果的松林。这空山剔透的灵气，便张牙舞爪扑来，让人躲都躲不开。

    山很远，又很近。就是说，面前是，远方也是山。山叠着山，宽广，辽阔，路却很细，很隐秘，也不知道这家子人出不出得去这个地方。莫关系。当家的放下斧子，披上一件辨不出颜色的衣服，踌躇满志地点上锅辛辣的叶子烟。这才看见，手很像四周那些在暮色中起伏的大山，都像，颜色，质地，筋络，还有形状。顺着两条古铜色的，强健的手臂，长出两座山，长在一个人身上，那是什么光景？

    又黑又亮的山狗跑过来，眉宇之间真诚得好笑，跟外面的很是不同。当然，也许是猜测和主观。这似静非静的山间，什么都给净化了，都蒙上一层俯拾皆是的纯洁氛围。却愿意这样，愿意被它搞得莫名其妙，亦真亦幻，淡入也是那么顺畅，淡出也是那么意趣盎然。

    进进出出间，火炉烧得更猛，青杠菌的异香扑鼻而来，让人熏然欲醉。米酒有点酸，还就得这么酸；饭很糙，还就得这么糙。不知名的人影在窗棂上，木屋顶棚上夸张地摆动，分不清谁是客人，谁又是主人。突然，一阵浓郁的肉香当头袭来，左看右看，不知道来源。当娘的妩媚一笑，烧得翻天掌的青杠菌旁边，一扇漆黑油亮的锅盖呼啦揭起来，大块大块红亮晶莹的转筋儿腊肉，厚实得就像当家的手掌，也就像山，像亲切的，闹热的山岭，马上就要起锅，盛满一个个粗瓷大土碗，端到浓烈的，别的记忆里。

    洪椿坪绵雨淫淫，像同行两姐妹湿润的眼珠。猴子捣蛋得差不多，就不再没命地闹，而是找地方过年了。深秋了，都冷。花花彩彩的树林酷似些精致的照片，活了一样，在前后上下的山峦窜来窜去。峨眉天下秀，这话实在准确。

    玩了两三天了，姐累，妹也累，都想找地方休息。但风景实在美、奇，就有点收不住这双眼。蕨叶一铺开，就像一群四仰八叉的暗褐色小大人儿，又肥厚又甜美；随便钻出条蛇，吓一大跳，细看，却只是根大蚯蚓。听说这山以前与世隔绝，环境护着，所以保下许多东西。但这些也太怪了，姐姐对妹妹说。妹妹说，吓死我了耶。旁边男孩就笑：这么小的胆子，幸好有我。好，你行！妹妹就卸下旅行包，猛地压他肩上。男孩看姐姐，姐姐偷笑。男孩脸就红，没说什么，紧紧身手，快步朝前走。

    前边有个旅店，看来干净。男孩冲进去，问：还有房间么？说有，男孩急急冲出，把姐妹迎进，却是只有一间小房，一张小床，支着个又黄又朽的破旧蚊帐。男孩为难，说：不方便吧？姐姐就飞快白他一眼：你老实点不就行了？

    三个人讪讪地歇下来。好舒服啊！妹妹扑到床上，欢叫。姐姐坐她边上，男孩站着，一看，开水也没有，茶也没有，就去要。还是没有，只有吃饭才有这些。男孩回来，说：算了，去别的地方吧。姐妹俩嚷嚷：我们都没说什么，你心怀鬼胎啊你？睡觉怎么办？男孩苦恼地说。有什么关系？挤一下就行，又不脱衣服，妹妹说。不脱衣服睡得不舒服，男孩说。你还真会享受，少爷，妹妹说：就这么追我姐姐？姐姐，我们不理他了！姐姐瞅男孩一眼，脸红了。妹妹一看，脸也红了。

    吃饭，找水洗脸，洗脚。三个人突然话很少，像隔了层东西。灯光很暗。就开窗户，还好，月亮淡红淡红地升起来，总算有点看的了。三个人两个坐床，一个还是站着，愣愣地看，不说话。不能这样熬下去，男孩忧愁地想。突然响起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怪声。

    你们在脱衣服？男孩唐突地问，问完就后悔。但是奇怪，姐妹俩都没吱声，而是四下里张望，很紧张，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也张望，只觉一些大蛾子飞来飞去，翅膀呼啦啦扇着，扇得灯光像蜡，摇摇晃晃起来。男孩看见俩姐妹慌张地支起蚊帐，往里面畏缩，就说：我打死它们。男孩找报纸，没有。正好，一个蛾子飞到他跟前。男孩一把抓住，还挣。男孩使劲一捏，不由叫了一下：皮肤像给什么尖锐的东西刺破了，生痛。

    好大的一只蚊子。

    我们计划分手时，季节很美好，跟事态鲜明地对比着。真要分了，当然，是姐妹中一个。我从城门洞那边去了北方，我去了就不想回来。她却定要留在家乡。另一个，是个好孩子，还想撮合，就哄我们，还想方设法把大家弄到山上。

    没作用。她们回去了，结束了，但我的旅途并没完成。我从峨眉出发，去黄龙，就是那个有更多山和腊肉的地方。两种心情都很浓，峨嵋，她们在身边，我神魂颠倒，不知所措；黄龙，没这些了，有什么空了，什么就试图填补，都是好东西，云山雾罩，一如很久以后，总有什么，不停地让我成长下去。

    关于她，她们，不再说别的。一种东西一旦不能忘记，也就再不会被我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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