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维森格朗德先生：

    诚挚地感谢你明智的来信，在各方面都是那么周到。它让我做了一回充满希望的深呼吸——我所处的困境本身似乎有无穷的价值。同样的希望也停泊在不远的将来的前景里，我们将最终能够探讨那么多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很高兴你在伦敦的机会，它能真正促进这种前景的实现。

    伦敦仍然是通向世界的大门，正如某人刚从那里回来向我断言的那样。如果一个人也能通过英语这一关，那么，展现在他面前的大门要比那些在巴黎的人面前的门宽阔得多，无论他对那个地方有多么熟悉。你会见到斯考恩的，顺便说说，我没有得到他的任何消息。他还和家人住在一起的事实对于可靠的英国大地来说是一个不坏的证词。

    上一封信我曾对你的朋友们快速而有益的干预表示感谢，但是我还想加一句——也是对你特别的询问所做的答复——让他们的帮助形成某种规律要比那些不知名的赞助人所能想象的更有价值。为此将促使我至少能提前尝试和计划并做出预期。在最近几个月来我过的这种生活中，也许已经一无所有了，即使在最适度的时间间隔中，再也没有比完全绝望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了。

    我的希望之门又被你的朋友们的手打开了，接着是你的信使我重新开始了工作——要真正触及它的核心了——我用前所未有的凝神专注驱逐了此前的沮丧之情。一想到不久就要见到你，向你倾诉这一切，我感到轻松了许多。有朝一日，我希望能带你看看这个图书馆中我喜爱办公的地方。至于献词问题，我觉得下面的建议和你的想法是很相符的：写完这部作品真的得从“此时此刻”——它属于我，也属于促使我完成这部著作的人——努力工作。这部著作的完成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即使从这个词较好的意义来说。就较好的方面来说，因为它不能激发过去，而有希望预期有价值的人类未来。这是我在这部著作的题词中想要表达的。对此，我有自己的未来观。

    至于别的，我想对这种感情的精确表达以及对接受献词的人的回报应在个人与未来遭际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这是否觉得这是个可行的办法？

    同时，我已经见到了施瓦兹先生，像你所说的，他是一个既活跃又慎重的人，我和他的简短对话是很热诚的。他给我留下了独特而鲜明的印象，我愿意再从他那里获得更多消息。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你给我说你正在坚持不懈的写作。我无须一一详述我的热切兴趣，我等着读你那篇谈哥奥尔格的文章。请你一写好就把它寄给我；我还想请你把那篇谈音乐批评的文章[17]也这样做。我这里有一份泛论考莫雷尔《让·保罗》的手稿，尽管它很可能找不到出版商。

    你的作品在波特和波克的遭遇使我相信，随着不间断的创作产生的是作品越来越不受欢迎以至显得过剩的困境，但是我们能命定要受假冒的影响吗？如你所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总是喜欢用自己的作品来解释公众的遭遇；不管是我的学位论文版本的焚毁问题，还是像你信中提到的拉沃特出版社的协议问题：在工作中我承认同样的法律，结果却是我如此高兴地发现这儿也有十册这两种著作。

    你还提到艾里克·赖斯；我还很难断定那儿的可能性，但是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可以提供“柏林童年”的手稿复印件。赫尔曼·黑塞写信给我说这本书极其精美，易于理解，但是却有一种忧郁色调。他自己的影响范围当然已经缩小，而他看问题的眼光似乎也并未提高。

    你到法兰克福前还给我写信吗？另外，等你安排好以后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达巴黎的准确日期？

    衷心的问候，

    你的，

    瓦尔特·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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