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维森格朗德先生：

    我刚刚让人给你打印了一份精彩讲座[18]的文本，此刻我还处在这种兴奋情绪中。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商讨，这是令人感到非常幸福的。

    但是首先，我必须感谢你的伦敦来信。关于我和作家协会的关系问题自然并不那么重要，它只不过代表了一个机遇而已。因此，一旦我们对赖斯出版社的所有其他要求都得以澄清之后，我就想和这些人取得联系。不幸的是，现在的情况似乎还不是这样。因为我没有直接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凡里西塔丝那里收到更新的相关消息。但是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肖勒姆，如果有什么有利的进展，在问及该书情况时他准备向出版社表达他的见解。

    同时，阿诺德·利维到了这儿。我觉得我已经熟悉了他：一个极其聪明而乐善好施的人，真得谢谢你呀。我们详细交谈了当前的情况。于是，他已经就此设想出了一种比诺因基兴所做的更佳安排，只是各种事情还不曾组织。但是我不知道他所感觉的这个组织的前景是否真的有利。

    由于他在起程前只能和贺士伯格夫人进行很简短的交谈，因而他也弄不清她在此事中的位置。所以他问我是否还继续希望来自诺因基兴的援助。在你倒数第二封信的基础上，我觉得就这个问题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是公正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几乎不敢面对自己的未来。

    谢谢你，我们已经几乎习惯了用这种方式讨论事情。对我来说，在反映我们之间的这种相互牵扯的新关系时，要想通过书信来表达我心中的感受，并使处于讨论中的问题呈现出其客观性，这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也是我渴望能在巴黎见到你的另一个原因。

    假如现在你在这里的话，我认为我在这封信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演讲就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讨论材料。这个演讲的题目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将在这里的“法西斯研究所”对一小撮高素质的人进行讲演；它给同行们分析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尝试，就像我在论“史诗剧”那篇文章中所做的那样。

    你将是第一个得知我的新笔名的人，想在国外使用：O.E.Tal=一个拉丁文lateo——“我隐藏我自己”——的变位字。

    关于你的克尔凯戈尔一书，我当即给法兰克福报写了信，向他们询问采用核准，自然我是强烈怂恿的。我不必告诉你我是多么想写这篇评论。

    克拉考尔的地址是：Paris（6e），Madison Hotel，Boulevard St Germain。萧恩的地址很可能过期了，因为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了。Ernst Schoen c/o Lea Steps，Vale of Health，Hampstead（Hampstead3410）。

    我希望能尽快收到你的好消息，以及你学业的进步。请你一有时间就给我写信。

    你诚挚的，

    瓦尔特·本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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