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泰迪：

    收到你七月十五日的来信，我很高兴，这有许多原因：首先是由于你还友好地记着我的生日，其次是因为你所说的话充满了对我的深切理解。不过，对我来说写信真的并非易事。我曾跟凡里西塔丝说过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里我发现我对自己的作品特别担心（尽管我对拱廊街计划的札记和论文的担心绝不少于对其他材料的担心）。但是你知道，就我本人而言，现在的状况看起来并不适于我从事自己的工作。九月里突然降临的事件[19]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但是现在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前景。近几个月里，我看见许许多多的中产阶级几乎在一夜之间从他们的稳定生活里一下子被揪了出来；因此任何一种保证，不管是内在的援助还是外在的救济都一样地问题重重。在这种意义上，我深深地感激收到的这份印着“à ceux qu’il appartient”的文件[20]。不难想象，而且令我惊喜的是，信头上面的文字[21]能有力地增强这份文件可能具有的效果。

    下一天，甚至下一小时都是完全不确定的，好几周来我就生活在这种不确定感之中，整个地受它支配。为了听到全国各地电台广播里重要消息的声音，我被罚读每一张报纸（这里现在只出版独份）——它似乎是对我的一张特别传票。为了把我的箱子放在那里的领事馆，我试图到马赛去，结果却是白费工夫。当下这个时期，外国人要想改变住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只有听凭你们在国外为我奔走了。尤其是从马赛领事馆听到某些消息使我重新看到了希望之光。这封来自领事馆的信可能会允许我去马赛。（事实上，我还不能决定是否应该和已沦陷领土的任何领事馆取得联系。在德国未占领波尔多之前，我寄到了那里一封信，得到的答复虽很诚恳但未做任何表态：所需文件还在巴黎。）

    我已得知你和哈瓦那的商谈以及关于圣·多明我的努力。我深信你正在从人道的角度做你所能做到的一切来帮我，甚至像凡里西塔丝所说的“已超过了人道的可能”。我的大恐惧使我所能支配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少得多。但是，两周前我根本就想不到这种可能性。已收到的新信息促使我向凡维丝夫人请教，在卡尔·布克哈特的介入下，但愿她能允许我临时访问瑞士。我意识到要反对尝试这条出路得有许多话说，但有一条有力的依据：那就是时间。但愿这条出路是可能的！——我已给布克哈特写信求助了。

    你将会通过日内瓦收到我的履历——我写的这封信也可能要通过日内瓦。因为这里没有精确组织材料的资源，我只能把我著作的书目组成一份传记的信息（它总共约四百五十项）。如果还需要一个比较精密的书目，研究所的正式章程[22]中还有一份，你可以选用。现在我不能给你提供更好的书目了。

    得知你还留在纽约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并且从最深的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我的长期渴望。迈瑞·摩尔先生住在波士顿联邦大街384号。如今《生活与书信》出版商布赖尔夫人常向他提到我。关于我的境遇他很可能会有好主意以及出手相助的意向。我认为你跟他联系一下是很值得的。

    至于别的，你可以相信我已经得知凡维丝夫人正为我付出的努力，以及她那一贯的可靠性。

    听说凡里西塔丝的身心状态不稳，以至于不能从这次假期中获得放松，这让我觉得十分难过。请代我向她表达衷心的问候。

    请代我向波洛克先生表达我对他的诚挚而亲切的问候。

    爱心纷纷。来自你的

    瓦尔特·本雅明

    附言：请原谅这令人痛苦的全名：这是官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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