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立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
随着微博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用微博看待历史、思考历史、分析历史的现象，正在形成一种“微博史观”。这种“微博史观”正在消解唯物史观的思想阵地，试图使历史变得极端随意化。在这里举两个我所看到的例子：
一是颠覆历史，美化清廷和军阀，认为从义和团运动后到1937年抗战前都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黄金时代。某微博称：“清末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痛改前非决定接受市场经济制度，决定要实行教育革命、司法和法律体系的革命，这两个革命很了不起，而且都成功了，同时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没有成功，关键时刻失败）。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一直是高速发展，特别是民国建立后10年间，那时候的经济发展以10%到20%的速度增长，到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但总体上中国经济是上升的，一直到抗日战争。”这种观点背后的潜台词，就是不应该推翻清王朝，而应该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二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某微博博主撰文称：“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应当把唯物史观的教育作为重要内容。离开了唯物史观，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自觉自愿地为群众服务。要划分清楚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资本史观的区别。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战役之一。战役胜利后，陈毅元帅曾满怀豪情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人的唯物史观：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为一代名将，拿破仑运筹帷幄，跃马疆场，身经百战，其作战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统帅艺术为许多兵家所称道，其军事思想也在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黑格尔称拿破仑是“坐在马背上的神”。可我们更不应忘记鲁迅的一句名言：“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
（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实践群众路线奠定信仰基础
我们信仰什么？信仰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民当作上帝。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中指出，人民大众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帝。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会见法国总统特使、文化部长马尔罗时，马尔罗问道：“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毛泽东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毛泽东的回答，就是中国共产党赢得政权、获取民心的真谛所在。
邓小平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他又讲：“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三）正确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构建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机制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最早出现于世界银行2006年发布的《东亚经济报告》，是指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特别是达到6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结构转型、政治体制转化，经济增长出现乏力，人均GDP长期甚至几十年徘徊在6000美元左右，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2010年世界银行又在《强劲复苏与风险积累》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一些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由于工资成本不断攀升，技术缺乏创新，产业升级进展缓慢，因而不得不在产业链的较低水平处竞争，跌入经济发展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难以避免。该报告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描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造成畸形发展等。
中央领导始终很关注这一现象。2010年11月15日李克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章，提出人均GDP3000美元到10000美元是爬坡过坎的阶段。文章讲：“2009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700美元，2010年有望超过4000美元，‘十二五’期间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000美元向10000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表于《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对中国而言，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10000美元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会持续提高，内需量级会不断提升，消费结构将不断升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也将有大的变化。同时，在快速的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的约束增多，发展方式转变的风险累加，社会结构调整的难度加大，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随着GDP的不断增长，我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源源不断地惠及广大百姓。这些年，民生之利多谋，民生之忧多解，解决了一系列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了新进展，党与人民群众之间同甘的机制越来越完善。但经济发展不是永动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不增长或者增长十分缓慢的状况。如果经济缓慢增长的时间比较长，人民群众愿不愿意与党共苦？在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期、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比较多的时期，我们要看到困难时期可能面临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建构，确立党与人民群众既能同甘又可共苦的机制，使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能够保持。
第一，构建政治廉洁机制，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很多国家的情况看，国家经济较长时期不增长或者增长较为缓慢，只要政治是廉洁的，一般而言，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还是能够保持的。要针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制定更加完善、更加系统、更加有操作性的制度，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作为带电的高压线，令行禁止，不搞特殊、不搞例外，坚决整治对中央规定变着法子进行规避的各种行为，绝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绝不允许打擦边球。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建设，形成一种信念、一种信仰：共产党是真正清廉、清明的党，跟着这样的党走，才有辉煌的未来。
第二，重建政府公信力，使民众无论是在凯歌行进时期还是在困难的时候，都相信党和政府有能力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更加坚信党能带领人民走出困境。有人认为，当下的中国遇到了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到的困境：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公信力危机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当从中央做起。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会议认为，中央政治局发挥领导作用的一项基本要求，就在于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绝对不做。要把这样的政治要求变成制度要求，从制度上落实有关精神，从制度上让群众看到领导干部的榜样力量。
（四）正确面对卢梭陷阱，切实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思想家，卢梭的思想中隐含着对于利益集团政治的坚决反对：“当人民在充分了解情况下进行讨论时，公民之间就不会互相勾结，即使有许许多多小分歧，那也会产生公意，而且讨论的结果也总是好的。但是，如果有人玩弄阴谋，形成了牺牲大众利益的小集团，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其成员来说就成了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了个别意志，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不再是有多少人就投多少票，而只能是有多少小集团就投多少票了。分歧固然是减少了，但结果却不是公意了。而且，只要这些小集团中有一个是强大到胜过所有的其他小集团，则你所得到的结果就不是小分歧的总和，而是唯一的分歧；这样一来，公意没有了，占上风的意见，是个别意见。”在卢梭看来，为了使公意能更好地得到表达，不能允许国家之中存在小集团，应让每个公民按照自己的想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页。）利益集团政治带来的结果就是：公众的利益被小集团利益吞噬，公意往往会陷入小集团的陷阱。
卢梭陷阱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就已经出现，历史相当悠久。古希腊著名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分析民主体制存在的消极效果时，注意到了富人团政治问题。“富人团”是由官方组建起来的纳税人团体，由他们来支付规定金额的税收。起初，富人团在政治决策中不起什么作用，只是执行命令而已。后来，随着公民大会对富人团里的纳税人课以越来越重的税赋，富人团里的纳税人开始起来抗争。他们组织游说团，对做出危及他们利益的决策层进行施压。这样一来，他们就参与到政治中去了。他们是作为富人团的成员参政的，所以他们代表的是这一团体的利益，不是全体公民的利益。德摩斯梯尼指出：“雅典人，从前你们以富人团的形式来纳税，如今你们作为富人团来参政；每个富人团都有领头的演讲者，当副手的谋士，每个派别均有自己的吹鼓手。”（[法]菲利普·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古希腊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富人团的成员收买了议事会的成员和“媒体人士”（即吹鼓手），再与其他的团体进行协商，辩论和投票表决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正如法国政治学教授菲利普·内莫所言：“在这样的环境中，最终出台的决策根本就不会照顾到全体利益。组织有序的团体通过施加影响出台的决策顾及的是自身的财政利益，损害的是集体和其他纳税人阶层。”（[法]菲利普·内莫：《民主与城邦的衰落——古希腊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0页。）
第二，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政治愈演愈烈，政党正在变成有限公司。由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所决定，当代西方国家积聚了众多高度关注自身特殊利益的游说集团。2012年初美国学者斯蒂夫·科尔出版了一本名叫《私人帝国：埃克森美孚公司和美国力量》的著作。书中描述了埃克森美孚公司富可敌国的财富势力，以及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院外游说活动规模在华盛顿名列前茅，不仅在K街设有一个人员众多的办事处，而且还与大约20名前参议员、众议员、议员助手和其他一些人签有合同。说到K街，它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街区，又称为“游说一条街”，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民间组织、公关公司、国际总部等机构。在华盛顿注册、在K街工作的人员超过35000人。这些说客利用各种方式就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和执行等，与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作口头或书面的交流，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默多克新闻集团也是K街上的骨干，它也是通过游说以及大规模捐款等手段极力影响美国联邦政府的决策。2001年到2011年，新闻集团花了5000万美元游说议员、政府组织，不让美国的媒体监管机构以反垄断为名阻止他的媒体帝国在美国扩张。不仅如此，在西方国家，政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限公司。2006年，英国议会政党资金特别委员会对政党的变化发出了如下警告：“维持了过去一个世纪之久的政党体系已经崩溃。党员资格不再有任何意义，政党越来越依赖私人捐款进行竞选。”（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页。）因此，全球著名财经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在2011年明确指出：“政党群众性的降低使政党日趋衰弱，最终变成富人和拥有超凡魅力的政治家的玩物。”“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而董事会的成员除了获得贵族的称号外，还借此得到有利于自己的条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20—221页。）
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利益分化和利益分层，也存在着利益集团化的趋势，但由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构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越性，是使我们党不被利益集团所影响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更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在200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0页。）
我们的党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建的科学化，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超越资本的逻辑。不要被资本逻辑驾驭，而是驾驭资本逻辑，使资本的力量为我所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要注重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有了这样一种信念，才能有驾驭资本的精神力量。
（五）正确面对葛兰西陷阱，解决党长期执政面临的矛盾
这个问题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来的。1926年10月14日，葛兰西为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起草了致联共（布）中央的一封信。葛兰西在这封信中精辟地分析了新生工人国家面临的困难和危险，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面临的突出矛盾：“在历史上从未见过一个统治阶级整体上生活条件低于被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某些分子和阶层。历史把这种前所未闻的矛盾留给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危险恰恰在于这种矛盾。”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其一，超越行会的利益，始终使党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想问题、找出路。其二，不赞成、不倡导、不实行所谓的“高薪养廉”制度，广大干部的收入始终与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的提高联系在一起。
（六）避免决策不虞效应造成的决策失误，减少对群众利益的损害
“不虞效应”是指没有料到意外出现的结果，也就是决策结果的副效应问题，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美国经济学家罗塞尔·罗伯茨在其《看不见的心》一书中讲过一个不虞效应的故事：从1900年左右起，美国联邦政府试图消灭国家黄石公园内的狼群，这让当地的牧场主欢喜异常，因为再也没有狼群从公园中溜达出来偷吃他们的牲畜，而且公园中的海狸也将受到有效保护。到了20世纪30年代，黄石公园中的狼绝迹了。狼少了，麋鹿的数量一再增加，这使公园的管理者和游人十分高兴。但是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我们所无法预料的。一个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随着麋鹿越来越多，他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多。麋鹿吃光了小溪旁的所有植物——荆棘、灌木和低矮的树木，生长在水边的柳树和白杨。海狸要靠柳树和白杨生存。所以黄石公园中狼绝迹的一个最让人意料不到的影响就是海狸的数量急剧减少。罗塞尔·罗伯茨说，“这很有点儿讽刺，狼是吃海狸的。所以你会认为狼没有了对海狸好才对，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很多经济政策的作用就是如此，看不见的损失往往就是那些努力想做好事的人造成的。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是要寻找那些无法预见的东西。”美国人遇到的“不虞效应”不仅体现在黄石公园对狼群的措施上，还体现在其反贫困的政策上。从1965年起，美国宣布向贫困开战。30年中，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共投入了54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反贫困。54000亿美元，意味着可以购买财富500强公司的所有资产以及美国的所有农田。投入了这么多的钱，但结果怎样呢？从1965年到1993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口的比重从12.5%上升到15%，而福利开支从每年不到500亿美元增加到3240亿美元。为什么会如此呢？原因在于福利刺激了依赖性，而依赖性加深了贫困。这种状况在援助抚养儿童的家庭的福利项目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一计划最初是为了帮助寡居母亲的手段，但它实施后造成的主要效果却是鼓励未婚女性生育，大量的非婚生儿童成了政府的监护对象。1965年出生的人口中只有不到8%是婚外生育的，而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8%。政府的负担当然会大大增加。
避免决策信息失真。失真又分两种：一种是基础信息失真，一种是传递失真。基础信息失真，是指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复杂，基础信息的获得、信息真实性的甄别越来越困难，很多真实的情况被诸多繁杂的理论观点所掩盖。这里分两种情况：（1）基础数据的虚假。有些数据是残缺的，有些数据由于政治原因被扭曲，有些数据由于保密无法获得，有些数据没有被统计过。（2）被学术界虚假传播，被人们认定是无须证明的“公理”。信息传递失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这里分三种情况：（1）没有理解信息的真实含义就进行传递，我们的调研不能成为这种信息传播的环节；（2）传递的环节太多，信息不断被遗漏和扭曲、添加；（3）为了自身利益，放大由于自己的信息，过滤掉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七）创新基层群众工作方法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要做好基层群众工作，我们的视野既应有广度，也要有深度，看问题要有立体感，不能平面看问题，要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群众工作方法。
一是要创新思维方式，切实把握矛盾分析的方法。在社会基层，各种情况千差万别，各种矛盾无处不在。我们要积极创新思维方式，善于把矛盾分析的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首先，要抓住那些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事实，如群众的住房、出行、教育、医疗等问题。抓住这些问题，就抓住了基层群众工作的主流，就能做到“心中有底”。其次，要抓住那些最反常的、甚至不可理喻的事实，这类事实往往反映了基层社会生活的病根和问题。如突发性的集会、上访等。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基层群众工作的“重点”，能做到“忙而不乱”。最后，要抓住那些最新出现的、而且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这类事实往往蕴含着新事物的萌芽。抓住了这些事实，就抓住了基层群众工作的努力方向，就能做到“未雨绸缪”。总之，矛盾分析的方法，是做好基层群众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
二是要注重工作技巧，努力深化节点控制。在基层群众工作中，我们要找到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爆发的“节点”，进而控制这些节点，以达到维护社会和谐的目的。第一，敏感时期的重点人群聚集。在一些重大会议、重大节庆期间，一些对社会存在不满心理或者屡屡上访的人员，往往会利用这个时间串联起来，要挟有关部门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节点。第二，关系民生问题的重大政策出台。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如果出台了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大政策，必然会对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利益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人看来是不同的，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利益将要受到损害，是可能会做出危害社会的极端行为的，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节点。第三，群众切身利益发生人为的重大损害。如在城市拆迁问题上，有很多基层群众的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这很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节点。第四，突发社会事件或自然灾害的发生。这些事件的发生尽管是突然的，但是影响却十分巨大。自然灾害有些属于不可预见的，有些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工作减少损害的，除了国家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和预测加大投入外，基层部门在提高人民群众的减灾防灾意识、培养基层群众的自救意识等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三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基层群众工作要积极发挥现代科技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作用，在给基层群众提供方便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基层社会管理的成本。
四是要积极引入元决策理念。元决策的英文是“Meta-decision”，指根据决策者和决策环境以及决策任务的特点，对决策全过程中的决策风范、决策方式、决策步骤所做的选择。元决策是对如何进行决策的筹划与抉择，是对决策进行的决策。运用元决策的理念开展群众工作，就是要认清楚群众工作中问题的症结或主要困难是什么，要确定这一问题是否真正需要解决，要确定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要搞清解决了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问题的解决，同时还要了解过去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等等。我们做群众工作就必须具有这样的元决策意识，把问题搞透彻，想清楚，然后再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八）善于把握群众工作的规律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和运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把握和运用规律中去创新、创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特征。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都要求我们去研究和把握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中的“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中，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可以说，无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都应把认识、把握、运用群众工作的客观规律作为重要的要求。
有的学者讲群众工作中有“四大现象”：第一，发展程度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一些地方发展总量成倍增长，群众意见和上访甚至是群体性事件也在成倍增加；第二，获得实惠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这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第三，服务群众与群众支持不完全成正比；第四，一味让步与群众支持不成正比。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出现“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情况，会示范出“闹而优则仕、闹而得实惠”的负效应。
这些现象是存在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这些现象中把握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些基本规律。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发展从以GDP为核心转向以人为本，要在发展方式中融入群众工作的机制。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在1996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应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发展要避免“五个无”：无工作增长（job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就业增长；无声的增长（voic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没有公众参与；无情的增长（ruth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大多数公众收入的增加；无根的增长（root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毁灭民族文化；无未来的增长（futureless growth），指经济增长致使环境破坏，生态恶化。这些增长形式的共同点都是忽视人的发展，是低质量的增长，而这些增长形式都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发展要实现“五个有”，避免“五个无”。
有工作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
有声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有情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有根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有未来的增长，也就是十八大讲的“建设美丽中国，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九）要会讲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会讲群众的话语
有一首诗歌这样写道：“陆地上到处都是古人和星星和国境线/国境线上到处是核武器和教堂和祖国/每一个祖国都长着一颗金色的大树/满树挂着历史和文学/满树狗和狗东西/满树鲜活的小狗。”还有一首诗则采用了一堆拟声词：“马伊哩呜噜松/二三四五毛/六啊七啊八啊九啊一啊。”这是他们追求的话语灾变，无可厚非。但我们走群众路线不能搞成后现代主义，一定要用群众的语言，群众的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长期深入工人运动分不开的。正是在参加、指导和研究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基础上，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话语体系，包括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历史使命，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等等。1845年3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撰文写道：“我谨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想向我的德国同胞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前景。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境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页。）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曾有种种同情人民群众的思潮、理论或学说，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说话，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创造性，真正能反映和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与他们感情相通。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讲过一个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真实故事。小汉斯的童年在德国巴伐利亚度过，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的父亲是在科堡工人生活区工作的一名医生，经常在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带着小汉斯。作为一名医生，小汉斯的父亲对于挽救自己病人的生命能做的事情很少，但是他可以提供帮助使工人更有尊严地死去。当小汉斯的父亲问病人有什么最后要求时，许多工人都说他们希望去世时有一本《共产党宣言》陪着他们。他们对小汉斯的父亲提出请求，不要让牧师溜进来把《圣经》放在他们身上以代替《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和创造历史，就在于它始终和一个伟大的阶级——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运动血脉相连。马克思主义的底蕴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话语体系，因而其历史必定与工人阶级的解放（其特征是“人类解放”）历程同在，必定与工人阶级同呼吸、共命运，必定与劳动大众的利益、要求、情感融为一体。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科学社会主义就绝不可能深入他们的血肉。什么是理论感？就是基层党员理论兴趣、理论素养、理论信仰、理论思维、理论积累的整体反映。恩格斯在1886年初指出，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毛泽东同志用愚公移山、白求恩与张思德的故事阐明了为人民服务等思想。他还用姜子牙的故事阐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1939年7月9日，在对陕北公学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时，毛主席号召同志们“深人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他引用古典小说《封神榜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法宝论”成为我们党的建设中重要的话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江泽民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胡锦涛指出：“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必须聚焦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正能量。”这种话语生动活泼，容易为群众所掌握，在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任职时严厉地批评过某些干部“不会说话”：“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样一种状态，是脱离群众的一种表现。造成这样一种状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些人的头脑中装的是西方的话语体系，不是群众的话语：他们用的是公民社会、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等话语。
“希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抓到底，不要一阵风；希望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这是河南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一名普通老人的话语，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有期限的，而人民群众对包括党的作风在内的党的建设工作总是有着不断的新期待。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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