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领域都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书侯先生的书法作品、革命业绩连同他的名声都成了过往时代的老古董，而失去了光泽，渐渐地就被人们忘却了。只有鸿安还深深地思念着书侯先生，但他也成了不受时代欢迎的人，在茅仙道观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清苦生活，默默地守护着《革命军》书墙。
鸿安未能像书侯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再活五十年，他在《革命军》书墙被毁的那一天死于非命，享年62岁。
那是1967岁5月，寿州城内的红卫兵第三次对茅仙道观采取大规模的革命行动。他们打着红旗，举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气势汹汹地开进道观，不容分说，先将鸿安捆绑起来，吊在道观门口的大白果树上，树下燃起一丛火，开始烤打审讯。与此同时，大队人马则在道观里开始了掘地三尺式的搜寻。鸿安再次经受住了考验，他咬紧牙关始终没有开口，但那面埋藏了二十八年之久的《革命军》书墙还是很快就被发现了。“特大四旧！特大四旧！一个叫邹容的乌龟王八蛋，未经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意，居然也敢叫什么“革命军”。当这种叫喊从道观里传出的时候，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鸿安，突然用打雷一样的声音吼道：“天哪！你睁睁眼吧——”然后竟挣断绳索，从树上掉下来，发疯似地向里猛冲。刚冲到门口，被把门的红卫兵迎头打了两杠子，当时就昏死过去。
不知什么时候，鸿安又醒了过来。他觉得火烧火燎，口渴难奈。于是，他挣扎着朝厨房爬去，身后留下一条斑斑的血痕。可是，就在已爬到厨房门口，再爬几步就可以喝到水的时候，鸿安却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调过头，更加艰难地朝大殿后边，书侯先生的书房爬去，爬去。可以肯定，每爬一步，他的血就要流出一线，他的生命便要消耗一分。但鸿安的心里一定焚烧着一团巨大的火焰，在温热着他的头脑和四肢，给他不屈的意志给他向前的力量。鸿安终于爬到了书侯先生的书房跟前，但书房已经不存在了，他堀起的头颅前只有一片狼藉的废墟。《革命军》书墙已被推倒砸烂，房子也坍塌了一半。鸿安就这样高昂着头颅，无言地望了一会，然后又奋起双臂，爬到离他最近的一块砖头跟前，并伸手将砖头翻了过来，看到砖头上还残留着一块白灰，白灰上现有半个“书”字。“张书侯的书”，鸿安念叨了一句，用尽身上最后一丝力气，将下巴搁在这块砖头上。然后，就那样默默地望着眼前的废墟，大睁着眼睛，就那样望着，望着……
第二天，有人进道观里来打秋风，发现一条长长的拐了一个弯的血痕，这个人循着血痕来到废墟跟前，发现了鸿安已经僵硬的尸体。
又过了二十个年头，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淮河西岸的时候，一个名叫胡家瑾的寿州人打新疆腹地的劳改营回到了家乡。一年后，胡家瑾拿出一幅题名《革命军》的楷书方阵去参加全国书法大展，被一位日本人看中，以20万美金买去。消息传来，寿州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张书侯以及《革命军》书墙再次成为淮上文艺界议论的话题。关于胡家瑾与《革命军》书墙的关系，也传出种种说法。有人说胡家瑾就是当年砸毁书墙的罪魁祸首，也有人说他当年因为挺身捍卫书墙而被红卫兵打了个半死。至于他后来又因为什么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从北京载誉归来，胡家瑾再作惊人之举。他宣布要捐巨资，在茅仙道观立一块“赎罪书碑”，背面嵌上他的《革命军》楷书方阵，正面则历数子孙后代破坏历史文化的种种罪行。这一举动再次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却应者寥寥，地方政府和茅仙道观的道士均明确反对，胡家瑾孤掌难鸣，只好作罢。
胡家瑾转而决定要为书侯先生写一部传记。于是，他一门心思泡在图书馆里，查阅历史资料；同时又往乡下跑，四处查访书侯先生的遗作，采访书侯先生的遗闻佚事。可是半年之后胡家瑾又长叹一声，放弃了努力。他发现，不但书侯先生的作品已很难见到，就是辛亥革命的各种文史资料里，对书侯先生也鲜有记载。作为一个革命家，书侯先生其实早已经死了；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艺术个性的书法家，书侯先生还在神州大地某个地方活着。通过口碑和传说，其个性的光辉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传来。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用世俗的文字去惊扰书侯先生的安宁呢？胡家瑾这样一想，就埋头忙自己的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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