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一切艺术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形象同典型两件事。鲁迅的小说给了我们许多形象，给了我们许多典型，大家所最熟悉的有孔乙己，闰土，阿Q，祥林嫂，爱姑等，除了阿Q我们已经作过分析外，其余的现在都不能谈。我们现在特别对杂文作一番介绍。鲁迅的杂文，以形象性同典型性达到议论的效果，是作战时锋利的武器，是短兵相接时的匕首。鲁迅在杂文的创作上有极大的成就。我们已有了“鲁迅的杂文是诗史”一章，那里面所举的例子都在说明着鲁迅杂文的形象性，典型性，它不仅是一桩一桩的史料而是一件一件的艺术品。然而在那些杂文里我们注意的还是历史。现在让我们认识，鲁迅杂文到底好在哪一点。
要认识一件美术品，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眼前。我们要认识鲁迅的杂文的特点，也不能有别的更好的方法，除了看原文。下面我们从《花边文学》里选出两篇杂文来看。
“此生或彼生”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
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文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这真是一枝精兵，这枝精兵又只是一幅漫画，把敌人全部缴械了。文言不及白话的道理，谁也没有鲁迅说得明白，谁的话也不及鲁迅的道理叫人喜欢听，因为鲁迅的文章是艺术品。鲁迅当然有一肚子拥护白话文的议论在，但他都不用，他从报纸上抓住了一个敌人，（他经常保卫阵地不放松任何敌人的！）他只给我们指点出来，说：“你们看，纸老虎，一戳就穿了！”我们胜利了，鲁迅的任务完成了，至今留下了一篇美文。
知了世界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鲁迅的这篇短文章所发挥的该是多么伟大的议论，他要告诉我们剥削阶级的世界是怎样的不合理，而他写得太短了，太好了，我们读了之后懂得的事情又太多了。首先他的题目就有形象性，吸引人。他所用的辞句，都是典型性的，足以代表上海，代表全中国，代表“知了世界”，代表劳苦人民，也代表了旧社会的不稳定，什么“受教育”“毕业即失业”等，还拿出了圣经贤传的话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代表。“水位大涨”，“旱象已成”，都是中国人民的生命所关，见之于当时的报载，鲁迅文章里引用了这八个字，加了两个引号，画了一幅内地水旱图。而上海是“知了世界”！四个字鲁迅把有闲阶级写得一文不值。我们就这样认识鲁迅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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