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与西方伦理文化

    王永浩

    王永浩，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与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摘要】有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出国留过学，没有喝过什么洋墨水，根本就不了解西方文化。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早在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期间，毛泽东就已经了解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国外人物及其事迹。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毛泽东又阅读了大量反映西方历史文化的书籍，包括约翰·穆勒的伦理学著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毛泽东不仅深受留学归国的伦理学教员杨昌济的熏陶和影响，而且认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著名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后来，毛泽东又受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和在日本青年中盛行的“新村运动”的影响，提出了在湖南长沙附近的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时候，并没有采取简单盲从的态度，他在早年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对于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绝不能全盘西化。

    【关键词】毛泽东西方思想伦理文化

    有人认为毛泽东没有出国留过学，没有喝过什么洋墨水，根本就不了解西方文化。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片面和错误的。

    1936年深入中国陕北采访的、与毛泽东进行过多次长谈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对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描述：“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257]毛泽东对西方历史文化和哲学思想的了解和掌握，从斯诺的这些描述中就可以略见一斑。

    一 在韶山和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初步接触和学习了西方文化

    早在韶山生活期间，毛泽东就曾阅读过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中还反复提到这本书。他说：“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258]《盛世危言》一书是我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的重要著作。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259]郑观应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又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担任过高级职务。他既精通工商业，又学习过西方的语言文字，熟悉西方国家的情况。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围绕“富强救国”的主题，主张要“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260]，提出了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方面对中国社会进行改造的方案，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阅读郑观应的这本书，使毛泽东接触和了解了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学校教育、报刊舆论、风俗习惯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知识。在这本书的影响和启发下，毛泽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应该抓紧时间学习更多的新知识。所以，他曾对斯诺说：“《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261]

    在上东山高等小学堂之前，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向他谈起这所学校的情况和“新法教育”的改革，说那里不那么注重经书，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毛泽东听后很动心，便请八舅文正莹、堂叔毛麓钟和表兄王季范劝说父亲。毛顺生听后，觉得儿子进洋学堂也许是有利的事，就同意了。与传统的私塾相比，东山小学堂除了传统的经籍外，还有自然科学和地理、英语等新科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这所新学堂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学的新学科。”[262]此外，东山小学堂还有个藏书楼，收藏有大量的中外书刊，毛泽东也是这里的常客，尤其爱读以前未曾读过的外国历史和地理书籍。在这里，毛泽东还阅读了许多有关维新思想的文章与书籍，对梁启超创办的、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的《新民丛报》他更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毛泽东对外国的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不但喜欢听一个被人称为“假洋鬼子”的日本留学生谈日本的事情，而且还从同学萧三那里借来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国外人物及其事迹。他后来对斯诺总结自己在东山小学堂的学习时曾说：“我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进步。”[263]

    二 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和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不仅广泛涉猎了西方文化，而且认真学习和研读了西方的伦理学著作

    毛泽东到长沙后，曾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学生活。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借了书，就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看，一直到图书馆关门才出来，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像牛进了菜园子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的中外书籍。后来他在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264]

    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之间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当时的革新运动者，大力翻译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上起到了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就学习和阅读到了大量的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教育。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在回顾和总结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的同时，也回忆起自己青年时期学习西方文化时的情形。他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265]

    毛泽东在广泛涉猎和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也学习和钻研了西方的伦理文化，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先生在这方面对他的影响和熏陶尤为突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开始实行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等“新政”，饬令各省设立专款奖励留学。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杨昌济开始走出国门，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他后来自己曾回忆说：“余自弱冠，即有志于教育。值世局大变，万国交通，国内人士，争倡变法自强之议，采用东西洋各国成法，创兴学校，以图教育之普及。余以为处此时势，非有世界之智识，不足以任指导社会之责，于是出洋求学，留于日本者六年，复至英国留居三年有余，又往德国留居九月。”[266]杨昌济于1903年东渡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学习，1909年他离开日本，转赴英国留学，在阿伯丁大学攻读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系统地研读了西方哲学史、伦理学史以及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对伦理学上之禁欲、快乐、功利、利己、利他种种主义，更是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1912年，杨昌济从阿伯丁大学毕业，接着又前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于1913年回国。归国后，杨昌济曾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也刚好在1913年春考入该校。不久后，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也转入合并后的第一师范继续学习，深受杨昌济的熏陶和影响。

    杨昌济先生不仅学贯中西、知识渊博，同时又诲人不倦、品格高尚。湖南教育界知名人士曹典球曾称赞他：“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267]作为毛泽东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对毛泽东在伦理道德思想方面的影响和熏陶是很大的。杨昌济长期留学海外，接受过西方国家的专业教育，具有系统的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知识，是引导毛泽东学习和了解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领路人。美国学者R. 特里尔指出：“毛在第一师范所受的教益主要来自道德哲学和报纸——这是他持续终生的两个爱好。和绝大多数青年一样，毛也从他的榜样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从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于吸收门徒的人物，这就是杨昌济，他是一根往旧中国的躯体中输入新鲜血液的导管。”[268]他还说：“没有哪位良师——三、四十年代遥远的斯大林除外——能比这位在爱丁堡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对毛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毛对杨先生的伦理学课程有浓厚的兴趣，他读新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著的仅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后，竟然写了一万二千字的批注。一到星期天，毛和其他几位得宠的学生就带着敬畏的心情拜访杨寓，并在杨寓吃午饭。作为老师、朋友、岳父，杨对毛的影响是别人无法相比的。”[269]受杨昌济的熏陶和影响，毛泽东对西方伦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促进西方伦理学的学习和研究，杨昌济在教学之余还翻译了《西洋伦理学史》，对希腊及罗马之伦理学、基督教之伦理、近世伦理学和19世纪以后之伦理说进行了系统地描述和介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习期间，曾下大工夫，把它十分工整地抄录了下来，加以研读，可见他学习的认真和刻苦。

    同时，毛泽东还认真学习和研读了从国外翻译来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进一步丰富了西方伦理学知识，加深了对西方伦理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这本《伦理学原理》是德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弗里德里希·泡尔生（亦译为保尔逊、包尔生等）的《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伦理学体系》一书既是泡尔生的重要代表作，也是学习和研究西方伦理学的一部经典著作。我国当代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国杰先生曾评价指出：“包尔生的这本书，正像他的这一巨著的名字一样，建立了相当完整的伦理学体系，是西方传统伦理学体系化、实践化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标本。该书是当时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它不仅在德国、欧美发生过重要影响，至今在伦理学史上仍然是不失其经典意义的一部重要著作。”[270]可见，此书在西方伦理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深远影响。泡尔生的《伦理学体系》全书共分四编。第一编论述了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历史纲要；第二编论述了伦理学体系的基本概念与原则；第三编论述了德性与义务论；第四编论述了国家和社会理论纲要。书前还有一个导论，介绍了他对伦理学的概念、对象、职能、方法等问题的看法。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翻译成日文。后来，蔡元培又将此书译成中文，并将他的中文版命名为《伦理学原理》。[271]

    从1917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学期，杨昌济在湖南第一师范讲授修身课时，采用的教科书就是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除了上课用心听讲外，还认真、仔细地研读了该书。《伦理学原理》全书约10万字，而毛泽东在学习和阅读的过程中，不仅用红黑两色画了大量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叉等符号，而且还在书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处及字行间，写下了12000多字的批语。这些批语的内容，有的是章节提要，有的是表达对书中观点的赞同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的观点或相关论述，抒发了自己的哲学观、道德观、人生观和历史观。

    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谈到自己读这本书所受到的启发和帮助。1936年他同斯诺谈话时，曾回忆起自己在杨昌济的影响下阅读此书时的情景：“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272]毛泽东批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后被其在湖南一师时的同学杨韶华借去。新中国成立初期，杨韶华托付前去北京的周世钊将此书归还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看到这本书后曾对周世钊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

    三 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受国外新村主义等思想的影响，提出了建设新村的计划

    1919年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全国各地的先进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传播新思想的刊物有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想观点中，除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俄国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美国的工读主义，等等。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湖南大学筹备处，他们在这里自学，相互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自己挑水拾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并设想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1919年12月，毛泽东又指出：“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273]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在湖南长沙附近的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划。

    毛泽东的新村建设计划就是要通过创办半工半读的新学校，施行新教育来培养新学生；再由这些新学生创造新家庭；然后把若干个新家庭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社会。“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274]从上述计划可以看出，毛泽东所设计的新村具有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特点。这些特点与日本武者小路实笃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人人从事劳动、人们亲如兄弟姐妹、平等友爱、互相帮助的新村主义等特点相比，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后来，毛泽东也曾多次谈到自己这段时期的思想状况。1920年3月，他在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就曾坦诚地指出：“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275]1936年，他在陕北同斯诺谈话时又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276]这些回忆和论述，既说明了毛泽东在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一段时期的思想变化轨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社会思潮对毛泽东的影响和冲击。

    四 毛泽东反对以简单盲从的态度去对待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

    早年时期毛泽东虽然学习和阅读了大量有关西方文化的书籍，但对书中的观点和主张，毛泽东并没有采取简单盲从的态度，而是经过自己的鉴别和比较，有着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就拿毛泽东曾经认真研读和批注过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来说，他就没有完全同意和赞同书中所说的全部观点。从他当年留下的批语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少地方，他对书中的观点是持怀疑、反思、不赞同，甚至是批判态度的。例如，他在书中写下的“此处吾有疑问”“此处吾尚有疑”“此处又使予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节不甚当”“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等批语。还有一些批语，是毛泽东从书中的相关观点和论述引申开来，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的。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学习和借鉴西方伦理文化的过程中，对书中的观点和作者的主张并不是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与此相反，毛泽东而是把西方伦理文化当做思想的资料，力求通过自己的学习和独立思考，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同时，在学习和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不足和弊端也有了明确认识。1917年8月，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曾指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277]这就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缺陷和弊端，并提出了对其进行改造的必要性。

    在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更是坚决反对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反对全盘西化。他告诫指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278]1956年4月，他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79]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正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所应该坚持的科学态度。

    论毛泽东的妇女解放思想

    王宜秋

    王宜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现任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

    【摘要】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思想，中国妇女在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获得了历史性解放。毛泽东所成就的妇女解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他为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婚姻、教育、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各个层面获得平等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是我们应予珍视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80]“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81]这为我们评价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遭受压迫和奴役，饱受屈辱和摧残。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是立足中国国情，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妇女解放思想，并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占全世界妇女1/4的中国妇女获得历史性的解放，妇女与男子一样，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广大妇女享有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从未达到、许多发达国家历时数百年方才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平等权利。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应予珍视和继承的宝贵遗产。

    一 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代表了中国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妇女的四条极大绳索

    妇女受压迫是文明时代的全球问题，其根源已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但妇女受压迫的程度和表现形式，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中则不尽相同。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程度，世所罕见。妇女和男子同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更比男子多受一重夫权的压迫。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妇女所受的深重压迫形象地比喻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条绳索的束缚，指出妇女受压迫的多重性，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它不仅是私有制产生的结果，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现，而且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父权、夫权思想的统治结果。毛泽东在深入考察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基础上，辩证分析了四种权力之间的关系，精辟地指出政权是其他统治权的基干，族权、神权和夫权是政权的重要支柱。地主阶级的政权一旦被打翻，其他权力“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毛泽东提出的这个理论，把握了中国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这个基本国情，抓住了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总根源，揭示了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民族特性，奠定了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的基石。

    二 只有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无产阶级的解放才有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

    近代以来，中国妇女为谋求自身解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太平天国制定颁布一系列男女平等政策到戊戌维新倡导并一度引发的戒缠足和兴女学，再到辛亥革命兴起的以实现男女平权、争取女子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女权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觉醒，但都没能根本改变妇女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究其原因，是没有找到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282]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的辩证关系，指出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28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是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紧密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划清了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界限，使妇女们走出同男权斗争的狭隘天地，投身民族民主革命的广阔舞台，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强大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广大劳动妇女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但妇女解放的进程并没有完结。毛泽东认为，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284]妇女运动要和党的中心任务即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是实现妇女解放和平等发展的根本基础，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也是妇女的利益所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始终同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心任务紧密相连，始终前进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三 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伟大力量，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反对轻视妇女力量和作用的错误观念

    毛泽东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真理，重视妇女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他提出的妇女是决定革命胜败重要力量的一系列论断，是对马克思关于妇女是社会革命“酵素”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他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285]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千千万万的妻子、母亲把亲人送上前线；有千千万万的妇女成为人民武装中的战士，拿起武器，奋勇杀敌；有千千万万的妇女在前线和后方支援人民战争；还有在白色恐怖下的女工、农妇、女知识分子、女爱国民主人士，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同敌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286]“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287]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纠正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一切歧视和轻视妇女的错误思想，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288]，妇女能顶半边天。这是对妇女伟大力量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妇女伟大作用的最形象的赞誉。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使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第一个女飞行员、第一个女子测量队，等等，是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挑战，是新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拥有和男子一样权利的新时代烙印。

    四 发挥国家政权的作用，确立男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保障妇女的各项平等权利

    妇女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必须顺应妇女群众的愿望，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出促进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地位、推动妇女解放的目标要求，并以法律形式对妇女的特殊利益和应有的社会权利予以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依托红色政权的力量，尽最大可能来保障妇女权利。各根据地都在土地法中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一样拥有土地的权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就提出赋予妇女与男子同等的政治权利；革命政权在解除妇女的封建婚姻束缚、妇婴保健、禁止妇女缠足等有关妇女特殊利益的保护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发挥国家政权的力量，从法律上保障妇女的各项平等权利，为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做好各方面工作。在经济方面，《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妇女在出嫁、改嫁时有权处理自己的土地，使中国农村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国家大力实施推动妇女就业、基本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等政策，促进妇女的经济解放。在政治方面，第一部宪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一部选举法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使妇女参政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在文化教育方面，宪法确立了男女平等的教育权利，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大力提高女童入学率，开展扫盲运动，增加妇女的学习机会，提高妇女群众的文化素质。国家还运用法律、行政和教育等手段，消除对妇女的各种歧视，保障妇女在婚姻家庭、人身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卖淫嫖娼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新中国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全国性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妇女解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

    五 妇女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实现经济独立，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经济建设，解除对妇女生产力的各种束缚

    毛泽东始终把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经济建设看得非常重要。他认为，妇女不参加生产劳动，就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其他一切方面的平等地位都是空话。他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定”指出：“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亦须从经济丰裕与经济独立入手。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的生活都过得好，这不仅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起重大的作用，而且依此物质条件，她们也就能逐渐挣脱封建的压迫了，这就是在整个群众工作中广大农村妇女的特殊利益的中心所在，也就是各抗日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新方向。”[289]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妇女就必须更广泛地参加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290]

    要使广大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和经济建设，就要解除妇女的各种束缚、解放和保护妇女生产力。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毛泽东曾经把妇女放脚问题提到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放到《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去强调，他指出：“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应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今后无论何人，不许再为幼女包脚。”[291]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妇女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的保护及对女工的各种劳动保护。在动员妇女大规模参加经济建设的同时，强调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努力发展儿童保育事业，提倡节制生育，这些法规、政策和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妇女生产力。我国妇女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走出家门，走上生产劳动第一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六 破除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

    毛泽东认为，“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292]他指出，在封建婚姻制度下，女子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婚姻和家庭问题是社会问题，婚姻和家庭中的男女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旧中国的婚姻制度尤其野蛮无人性，是使女子最感到痛苦的封建压迫。妇女在争取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的同时，也要争取婚姻自由。

    妇女对封建压迫的反抗大多数也首先是从婚姻家庭开始的，许多妇女正是从反抗封建婚姻走上了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把解除旧的婚姻束缚，建立新的婚姻制度作为妇女解放的一项紧迫任务。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1934年）[293]。抗战时期，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四项基本原则，从法律上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和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毛泽东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广泛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294]在中国这样一个曾受长期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婚姻法的执行是一项艰巨的社会改革工作，必须经过长期的有系统的思想斗争和法律斗争。党和政府积极推动大规模的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群众运动，使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蔚然成风。

    七 保障妇女参政权利，促进妇女全面参与社会，不断提高妇女能力与素质

    妇女的解放不仅是经济的解放，还是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解放，是妇女对于社会的全面参与，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毛泽东十分关注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层次特别是妇女的政治参与。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就努力探索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妇女参政权利，提出确保妇女最低参政比例，力争使红色政权中的妇女代表比例达到25%，使妇女进入各类机关中工作，不少根据地都实现了这一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在提高妇女参政水平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制定第一部选举法时，党中央特别提出，“尤其要注意到妇女的代表名额。”“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必须选出适当数目的妇女代表。不能设想，没有适当数目的妇女代表的人民代表大会，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295]1956年，毛泽东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谈话时表示：“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296]“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297]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实现了县县都有女县长，乡乡都有女乡长的发展目标，受到国际妇女组织的高度关注。

    动员妇女全面参与社会，提高参与社会的层次，必须提高妇女素质。不断增强妇女的能力素质是妇女获得解放的关键。新中国成立时，妇女文盲比例达90%。毛泽东指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298]在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开展的扫盲运动中，妇女识字班、妇女夜校甚至夜大学的举办，吸引了城乡劳动妇女识字脱盲，初步改变了中国妇女愚昧落后的状况，为进一步提高妇女素质奠定了基础。

    八 妇女是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体力量，把妇女组织起来，培养大批妇女干部，为妇女解放创造必要条件

    妇女是决定自身命运的主体力量，也是决定妇女运动发展的主体力量。党和国家为妇女解放创造了各方面条件，但妇女的最终解放离不开自身的觉醒和艰苦奋斗。毛泽东一贯主张要让群众起来解放自己。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那些烈女祠、节孝坊要由妇女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唤起妇女的觉醒和力量，要想把广大妇女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最充分地调动起来，把广大妇女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来，就必须把妇女组织起来，必须培养大批妇女干部，这是妇女运动发生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毛泽东说，“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299]妇女光有组织还不够，还要有妇女干部，毛泽东指出，“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300]党要大力培养和使用妇女干部。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干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倡导在延安创办了中国女子大学，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妇女干部，为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党的八大提出女干部是党的干部最大来源之一，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哪里建立政权，就在哪里帮助妇女群众建立自己的组织，培养妇女干部，开展妇女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建立了党领导或影响下的妇女团体。毛泽东积极主张建立妇女统一战线，实行妇女界大联合。新中国成立前夕，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后来更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它是我国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我国从中央到基层建成了比较完备的妇女组织系统，将妇女最大限度地组织起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妇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贡献给国际妇女运动的一条宝贵经验。

    九 全党重视和支持妇女工作，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强调全党重视、支持妇女工作与坚持妇女的主体地位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妇女的自身觉醒，妇女解放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妇女解放又不能单靠妇女自己，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和人类彻底解放的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妇女事业始终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批评党内外歧视和轻视妇女的错误思想，强调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要求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和支持妇女工作。刘少奇也曾指出：“妇女工作是党的和群众工作的重要的一部分，必须注意去做。经验证明，单靠女同志把妇女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应当由全党来做。”[301]

    纵观党的历史可以看到，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都有关于妇女问题的议题议案，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都有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参加指导，党和政府机构中都有妇女工作机关。党要求党员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身体力行，带头贯彻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法律政策，并采用法律、行政和宣传教育手段，坚决维护妇女的平等权利。全党全社会都要支持和重视妇女工作，这一重要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思想内涵。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与实践，使他成为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实际指导者和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毛泽东所成就的妇女解放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他为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婚姻、教育、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获得平等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运动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赞誉。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产生的“解放话语”，如“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在国际上广为传播，已经成为妇女解放的经典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的解放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恩赐”。当我们审视和检讨中国妇女运动存在的问题时，应当承认，女性自觉和主体意识的欠缺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因此把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说成是国家的“恩赐”，这是不符合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的。因为新中国妇女的平等地位是广大妇女积极投身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斗争，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才取得的，妇女有作为才有地位。不过，这种“恩赐说”也恰恰从另一面证明，毛泽东为妇女解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巨大优势，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不少西方女权主义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劳动妇女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权主义，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国家仍然对消灭男女不平等、改善妇女的生存状况起决定性作用。有学者指出，西方和中国的妇女解放在20世纪50～70年代走了一条相似的道路，即走出家门就业。但是因为国家的性质和功能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当时中国妇女的解放程度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前列，并且在城市妇女的就业率、生产领域的性别分工、同工同酬、为妇女提供育儿、产假和病假方面，比有些发达国家做得还好。[302]这个比较和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当然，任何理论和实践都难免历史的局限性。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法律上的平等到事实上的平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也是毛泽东早就指出过的。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与发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更加宽广的道路。

    科学地研究毛泽东

    龚云[303]

    龚云，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毛学”。不可否认，目前在对毛泽东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边缘化趋势和一些混乱现象。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历程说明：在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时，只有超越神化和丑化，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才能做到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

    【关键词】毛泽东研究科学性政治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毛学”。不可否认，在新时期对毛泽东的研究中，存在着种种不足。目前毛泽东研究存在边缘化趋势和一些混乱现象。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历程说明：在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时，只有超越神化和丑化，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才能做到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特以此文缅怀这位逝去多年的人民领袖。

    一 新时期毛泽东研究的发展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随，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个阶段是毛泽东研究理论上正本清源、政治上进行科学定位阶段。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既克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毛泽东神化的问题，又克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上存在的对毛泽东简单否定的错误倾向，从理论上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和基本体系，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诚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304]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事关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历史决议”的形成中，党的4000名高级干部参与讨论。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重要讲话，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的文章，都立足全局，站在政治的高度，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科学定位，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准绳。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科学性和政治性相统一的文件。3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个文件对今天研究毛泽东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基本结论上，都是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指南。那种认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错误的。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态度，应该像邓小平同志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的那样：“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305]

    第二个阶段：从1981年下半年宣传学习“历史决议”到1983年底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这是广泛宣传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对“历史决议”的阐释，同时理论界开始围绕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体系和灵魂进行了初步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展开了深入探讨，以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为标志。

    以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为契机，许多老同志发表了回忆毛泽东生平的文章，各地也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性资料，为毛泽东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党中央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大会，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进入学者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客观地研究毛泽东，是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第三个阶段：从1983年底到1989年政治风波，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各类学会、刊物和学术活动开始涌现。1986年10月，全国性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学会”在众多的专业组织基础上成立。

    国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动态、信息和观点大量传入国内。学术界对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进行了探讨。1988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毛泽东晚期思想课题组”，召开了“毛泽东晚期思想学术研讨会”。1989年1月，萧延中主编的《晚年毛泽东》论文集出版，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受“文化热”的影响，一些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早年毛泽东和晚年毛泽东进行了研究，使人耳目一新；也有学者简单套用西方的一些分析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心理和行为，导致毛泽东研究走上歧途。

    第四个阶段：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3年底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是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高潮的时期。

    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后，理论界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前一个阶段少数学者对毛泽东评价的偏颇。以1991年建党70周年、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全国出现了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高潮。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修订出版发行达700多万套，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当年年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了“毛泽东研究述评研讨会”，总结了前一段时间的研究成果；1993年，中央和全国各地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同时出版了大量资料，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达6000多篇（部）。

    这个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会上出现“毛泽东热”，有关毛泽东的通俗书（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歌曲、纪念品大量热销。同时，丑化、否定毛泽东的声音在内地开始出现，以李志绥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非法输入内地为代表。

    第五个阶段：从1994年到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对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学术性越来越强，政治性日趋淡化。

    平稳发展表现在各类原始文献的大量出版，如《毛泽东文集》 （8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本）、《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年谱（1893～1949）》；研究成果的出版，以《毛泽东传》（1996年和2003年出齐）为代表，该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学者在占有大量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苦心研究而撰写的一部最权威的毛泽东传记。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召开大会进行了隆重纪念，胡锦涛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再次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重申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这个阶段学术界越来越把毛泽东作为一个科学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按照学术的规范进行研究。

    第六个阶段：从2004年到现在，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了某种边缘化趋势，民间怀念毛泽东成为突出现象，少数人主张重新评价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的声音越来越嚣张。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研究热点。在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和2009年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各类研讨中，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30年关系的学术争论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贡献和错误成为争论的焦点。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呈现分化趋势。在这个阶段中，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的旧著，如美国学者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在中国多次再版，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学术现象。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正确看待前后两个30年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这为正确评价晚年毛泽东提供了依据。借着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学术界再次掀起了研究毛泽东的新热潮。

    这个阶段，由于毛泽东研究已经是一个高地，不易取得大的突破，更主要的是在一些人眼里，毛泽东已经是一个历史人物，离现实越来越远，学术界急功近利心态比较重，不愿意沉下去，研究视角比较窄，所以研究成果出现低水平重复，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毛泽东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现某种边缘化趋势。

    由于社会结构的大变动，社会上特别是弱势群体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之情越来越强烈，少数地方出现把毛泽东神化的现象，还有人提出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主张，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行为辩护，不愿正视晚年毛泽东的错误。

    同时，一些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运动伤害过的人和一些对毛泽东怀有偏见、敌视的人，为了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利用回忆录，借社会思潮，以重新评价党的历史为名，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集中否定毛泽东，特别是在极个别离退休老干部中和极少数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中，攻击毛泽东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政治理念的重要突破口，这种现象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集中代表。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毛泽东生平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毋庸讳言，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毛泽东的研究，呈现一种边缘化的倾向，一些研究存在混乱现象。当前，重视毛泽东的研究，科学地研究毛泽东，显得非常迫切。

    二 科学研究毛泽东的原则和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历史人物。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蕴的政治符号。对毛泽东的研究，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因此，对毛泽东的研究，要超越神化和丑化，实事求是、科学地进行。

    （一）科学研究毛泽东所要遵循的首要原则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地研究毛泽东具体体现在，首先，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虽然毛泽东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但毛泽东思想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毛泽东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毛泽东研究永远不会过时。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受到世界的关注。2009年6月19～20日，希腊总统卡罗洛斯·帕普利亚斯在会见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时表示：“毛泽东是你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很崇敬，他和他的思想对我的人生经历具有重要影响。”[306]因此，需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改变目前毛泽东研究的边缘化趋势，集中一批力量加强毛泽东研究。

    其次，要高度重视毛泽东研究的特殊性。与一般历史人物研究不同，毛泽东研究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它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正确理解，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关系到对中华民族的一段重要历史的评价，关系到中国人民的感情，关系到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因此，研究毛泽东，要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讲政治，要超越个人恩怨，要以史为鉴，服务中心、围绕大局、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

    再次，要增强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要对毛泽东的生平进行科学的、准确的叙述和解释，并用它来教育全党、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所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历史的真相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敌对势力硬要抹杀、歪曲、诬蔑过去党和人民革命斗争的真相，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有关我们党的历史的各种根本的问题。”[307]只有增强毛泽东研究的科学性，才能回应社会上对毛泽东的错误和歪曲的认识，正确地教育人民，引导各种社会思潮。

    （二）科学研究毛泽东所要遵循的重要方法

    首先，科学研究毛泽东的一条重要方法是必须抓住毛泽东一生中的主流而不是支流。从方法论来看，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都要求抓住本质、主流，而不应抓住支流、现象就妄下结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还是历史人物的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的联系和矛盾斗争中进行的。将其抽象起来，孤立地进行描述，不但不利于认识其本质，反而会导致对历史的歪曲。对这种方法，列宁早就尖锐地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308]

    尽管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曾经伤害了不少中国人，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不讲毛泽东的这个主流，只是一味地热衷于暴露他的缺点和错误，那么，即使所讲的缺点、错误是事实，它所提供的关于毛泽东的整个图景在根本上仍然是不真实的，是对毛泽东的整个历史的遮蔽。

    因此，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宣传毛泽东的功绩，既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历史原则，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也是对中国人民的负责，是对世界进步事业的肯定。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毛泽东，恰恰是把支流当主流，把现象当本质，把毛泽东的某些失误抽象化，并加以孤立地、片面地放大、渲染，这样做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是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

    其次，科学地研究毛泽东的另一重要方法是必须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全新而艰巨的事业。因此，在探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犯各种错误。对于毛泽东在探索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必须结合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从暴露、控诉、攻击的目的出发，把毛泽东的一生描绘成是错误的堆积。这是十分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09]。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这个原则，今天仍然必须坚持。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明确指出：“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310]

    历史地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造成的，更不是权力斗争的结果。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311]对于毛泽东在一定时期所犯的错误，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把毛泽东所进行的艰苦探索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是反历史、反科学的。更何况错误和挫折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东西，其中也可能孕育着成功的因素。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12]

    对待毛泽东的失误，正确的态度就应该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313]

    三 以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为指导，推进毛泽东研究的科学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人一直高度评价毛泽东。这些评价应该成为科学研究毛泽东的基本准绳。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关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就明确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314]

    1993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315]

    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早年投身革命，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振兴、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代发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316]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17]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318]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是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是推进毛泽东研究科学化的重要指导原则。

    科学研究毛泽东，应该具备大历史的视野，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人类追求进步事业的高度，这样才能实现科学性和政治性的统一，既做到实事求是，又能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让我们以中央对毛泽东的评价为指导，掀起科学研究毛泽东的新高潮，以此纪念这位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毕生的历史伟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私有制改造的基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彭海红

    彭海红，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小农经济是分散、落后和必然灭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曾提出土地私有制改造的不同思路和设想。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特别关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土地制度的设想。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私有制改造的光辉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小农经济土地私有制合作社

    马克思、恩格斯既关心小农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也关心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但是，他们分析这一问题的出发点是小农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所有农民当中，一般来说，小农不仅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搞清楚了对小农应有的态度，便有了确定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一 小农是分散、落后和必然灭亡的

    关于小农的定义和本质，恩格斯曾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319]后来，恩格斯将小农分为封建的农民、佃农、在自己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的农民、农业短工等几种类型。

    小土地所有制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无可挽救地要被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消灭；而小农最终会因为竞争而成为无产者。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怀疑过。1850年，他们严厉地批评了德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的主张，指出这是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注定要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马克思精辟地分析了小农的分散性、落后性、阶级局限性以及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他看来，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广大小农“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20]。正是小农的这种分散性造成了其阶级局限性：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和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这样的后果就是，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他们的代表一定要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从根本上说，造成小农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马克思指出，如果不从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而是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去探求农民破产的原因，那么这种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更是尖锐地指出了农民小生产者必然被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所吞没的历史命运：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对小农的历史命运，恩格斯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321]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断地证明了小农经济的衰落。恩格斯反对通过向小农许诺保全他们的个体经济和个人财产的方法来争取小农，因为，一方面这种许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另一方面会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

    二 关于土地公有制的设想

    基于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和灭亡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放农民就必须消灭农民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的公共占有。在不同场合下，马克思、恩格斯设想过土地公共占有的不同形式。

    他们设想，没收封建地产，通过工人移民区的方式使其变为国家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针对资产阶级民主派保留小土地私有制的意图，强调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并且要求工人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也指出，在存在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经营的大规模经济，而且这种大地产上存在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的这样的国家，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变成共同的、国家的财产。

    他们设想，通过土地国有化来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的生产。他们认为，土地国有化是消灭阶级和剥削，进入未来社会的基础。马克思针对当时主张土地私有的那些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的全部论据指出，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的。马克思分析了土地国有化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的原因，并强调农民所有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322]此后，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批评了蒲鲁东将德国大地产分割为小农户的办法，指出这简直就是一种反动的东西，强调当时存在的大地产为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提供了良好机会。

    他们还设想，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即合作社，实现土地私有制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马克思在曾设想过无产阶级以政府的身份采取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因为，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10年之后的1886年，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强调必须将合作社作为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但恩格斯也特别指出这样做的前提是“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323]，因为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使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共占有的方法是多样化的，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的方法，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反对脱离历史条件的空想。“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324]他们指出，根据对以往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的认识，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以往社会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时存在的情况；这些措施在小地产国家里和在大地产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通过多种方式使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思想，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一贯坚持的历史辩证法。

    三 土地私有制改造的原则和方法

    在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时，应该如何对待小农所有制？如何实现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场合下对土地私有制改造的对象、原则和方法都曾有过论述。

    第一，在对待小农的态度上，要通过示范和帮助的方法将小农所有制变为公共占有。无产阶级不能采取直接消灭小农的手段，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他们指出，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我们绝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无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如果农民不能下决心变小农所有制为公共占有，那就“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325]

    第二，通过合作社来实现对小农的改造。18世纪中后期，西欧合作运动开始出现。19世纪中后期，各国的合作运动有了很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给予很高的关注和评价。他们认为，合作运动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并且认为“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326]在1863～1865年完成的《资本论》第3卷新稿本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合作工厂作了系统的考察。他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这种生产方式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并且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并且是“积极地扬弃的”。

    在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些社会主义者根据当时的情况，组织起了农业合作生产。恩格斯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动向，并及时给予高度评价。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合作社是解放小农的唯一途径。同时，恩格斯强调，改造小农也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直接利益和要求。“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327]

    第三，如何将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要依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1894年，恩格斯根据法德农民状况，明确提出了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形式的设想：在解决合作社的大规模经营产生的多余劳动力的那两种情况下，农民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这就有利于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关于实现这一转变的具体情况，恩格斯指出，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

    恩格斯系统地阐明了对小农、中农、大土地所有制改造的基本思想。恩格斯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农和中农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提出要通过“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改造。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大农属于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对待大农的原则和方法与对待中农、小农根本不同。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恩格斯明确了对大土地占有者实行剥夺的方法。在对大土地所有者进行剥夺之后，同样在社会监督下要通过合作社将这些大地产转归社会占有。恩格斯强调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剥夺的方式，并不排除通过赎买的方式。他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328]

    四 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关注

    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概括地论述了俄国问题。其中，作为《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的第五篇，《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也是恩格斯概括论述俄国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特别提出并分析了俄国农民公社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问题。恩格斯批评了赫尔岑、巴枯宁、彼·尼·特卡乔夫等人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做法，他指出，劳动组合作为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证明了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认为，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存在很不发达的阶段。恩格斯并没有否定这一古老的社会形式无须经过小土地私有制的中间阶段而直接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可能性。但是，恩格斯指出了实现这种转变的前提条件，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高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

    为了能够对当时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学习了俄文，并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为了避免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马克思准备“直截了当地”说明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这里马克思实际强调了，在不经历各种破坏性影响并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的前提下，俄国农村公社可以直接过渡到未来社会。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及其草稿是能够更全面地体现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等问题的看法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回信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回信同这四个草稿内容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基本观点。在回信的初稿、二稿、三稿中，马克思都对俄国农业公社没有像过去西欧到处存在的不同程度上的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那样消失的原因、它不同于古代类型的公社的特征及其二重性作了分析，并且强调要根据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来认识其历史命运。他指出，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通过分析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明确指出公社能够直接成为未来社会的出发点。如马克思在回信的第三稿中指出，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马克思同时也强调，要使这种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联系信件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是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在几篇文章中研究的这样一个问题，即“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329]的回答。

    后来，在新出版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与俄国迅速盛行的资本主义狂热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并存的“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的俄国公社能否直接成为未来社会的起点给予了明确回答。他们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330]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发展还是农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大工业的发展使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公社还能否像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同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恩格斯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回答。但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的跋中，他指出，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革命不仅会把农民从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使他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恩格斯认为，“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331]

    从以上种种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否认过俄国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未来社会的可能性。但是，他们也一再强调，只有在俄国革命的胜利切断了俄国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对这种农村公社的日益破坏，同时俄国革命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能够相互补充的前提下，俄国公社才能够直接成为未来社会的出发点。

    五 几点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造的理论仍然没有过时。它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闪光智慧对我们今天的农业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一）我国当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属于小农经济范畴，但是遗留着小农经济的残余

    小农经济从根本上说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且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从当前来看，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公有制即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并且农民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之一，因而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定义的小农经济。但是，从经营方式上看，尤其是当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该“统”的不“统”、该“统”的没“统”情况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实呈现出一些小农经济的特征。这些小农经济的遗留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规模化，而且阻碍了农民与集体以及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使原本组织起来的农民重新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当前，在保证农民生产自主权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不断加强农民相互之间的联系，显得尤为必要。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应注重劳动者的劳动联合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未来社会的农业生产组织不仅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这种组织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实行协作生产和集体劳动。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推崇农业合作社在土地私有制改造中的作用。他们甚至把合作运动看做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取得的“一个更大的胜利”。[332]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给予农业合作社很高的评价和期望，是因为他们把农业合作社看做是生产资料公有条件下农民进行协作生产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克服了小农分散、落后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户同市场的联系，注重运用资本的力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在公有制前提下发挥农民自身的力量，加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这样，才能更好地使农民成为利益共同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对农民合作社的领导和引导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克服了土地私有制而成立的农民合作社不仅是农民摆脱贫困命运的经济组织，而且承担着改造农民、教育农民以实现农民解放和农民自我发展的功能。要达到这一目的，合作社就不能囿于少数人的努力范围，必须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发展。这一点，马克思早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他认为，“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33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广大农民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市场的对接，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分散性，提高了组织化程度。但是，要使这些合作经济组织真正成为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加强领导和引导，以克服这些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自发性，加强农民组织起来的自觉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有文化的农民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民。

    （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农业合作社的优点时，也指出了这种大规模经营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他们预见到，将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也就是说，随着合作社农业的发展，必然会产生农业剩余劳动力。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334]这提示我们，在我国耕地资源紧张的前提下，给农民以资金、政策支持，引导农民延长产业链，就地发展二、三产业，是一条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五）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方向并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深刻分析和批判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社会土地社会所有、土地国有、土地集体所有等土地公有的种种设想。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他们设想过土地公有的不同形式，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始终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土地公有制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在今天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学者从加快土地资源流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等角度提出了土地私有化的改革思路。土地私有化可能会凸显土地的生产要素功能和土地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却违背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改革的初衷，因而不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私有制改造的理论是系统而丰富的。它为我们正确认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和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改造的理论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且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西欧以及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展开且同时残留着农村公社制度的俄国，围绕着资本主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在当今历史条件下，我们更应该掌握其活的理论灵魂和精神实质，而避免不顾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的生搬硬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