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镇有很多的树，高过屋檐高过炊烟的是那些树，挽高房檐挽高炊烟的也是那些树。就像一只瓢虫把玉米秸秆当成依靠，我把木镇的那些无论是椿、楝、桑、槐，还是皂荚、白蜡、棠梨当成乡土的依靠。有时我从外面回到木镇，走累了，也会靠一棵树休憩，如靠在祖父的膝盖上，感到接到了乡土的脉管。但这树上有一种鸟，那是唤作黑嘴岔子的鸟。我知道鸟们也有争吵和大打出手，为了秋天的一粒玉米、一穗谷子，为了春天头上的一朵花戴。我一靠近树，那黑嘴岔子就如鲁迅夫子笔下的杨二嫂，口齿伶俐地诈唬开了，看我在提醒下还是没有走离的意思，于是就提高了分贝扯起嗓子什么脏话难听话都倾倒出来，直到我规矩臣服离开它的领地。
得胜回朝的是黑嘴岔子，满树林子的鸟开始嘲笑我。离开家几年，木镇的鸟也开始欺生。
我想，如果没有了树，也就没有了树上成立的蚂蚁共和制的国家。就像炊烟高过麦垛，牛羊高过鸡鸭大鹅，乡村也是有秩序的，白蜡、榆树和插杨高过荆条、杞柳。乡村对树是仰视的。父亲说树是站着睡的，就像马。马到了暮年，就躺下睡，然后腿抽筋立不起来了，牙齿脱落，马毛无光，连狗也敢对着卧在草堆的老马发狠狺狺切齿。
我不知道树们有没有同姓和外姓的隔膜，比如姓李的李树与另一棵姓杨的杨树，在夜间是否对话，但树在乡村也是有身份和户口的，有的低贱，有的骄纵。
在我家的老院，空闲地随意地栽种着各式各样的树，花椒、榆树、槐树、椿树、枣树、梨树、杏树。这些树每个季节早晚都不一样，有脾性有语言，父母能听得懂。这些树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父母对树有敬畏也有宠爱。这些树曾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
我七岁那年，父亲把割下的一捆芝麻秆放到树杈上，放在地上会被猪糟蹋鸡刨。有时把玉米棒子也放到树杈上，那树就高举着。到了雪天，黄黄的玉米的皮已经发灰。记得下雪了，玉米就顶着雪，母亲让我爬树够下几个玉米棒子，要做糁子稀粥，谁知，层层的玉米棒子如塔，里面竟有了几只老鼠肉肉地从雪里滚下，玉米棒子早被老鼠掏空，母亲也不恼。
母亲相信共处，老鼠和人都要活，树也要活，无论植物动物还是人，都在土里刨食，活着都不易。母亲说1942年的大旱来临的时候，人们还没感觉，老鼠就从房屋的缝隙、从地边、从树上下来。它们成群结队，一只接一只，互相咬着尾巴，穿过大路，渡过河流，人们用车轧死，猪的食物是老鼠。无论怎样，老鼠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逃。母亲说过老鼠，这件事在曹濮平原上的记忆很深，我童年就知道过老鼠的事，后来知道是1942年的大旱。那次大旱一连持续了两年，人随着老鼠出逃的活了下来，后来的连出门也晚了，几千里的大旱，河南山东饿死上千万的人。
我知道，那些年，树没有逃，树往哪逃呢？树从来都不胡乱动。后来逃难的人回来了，看见那些树还在院子里，在村头站着，还是老地方。树替离家的人看家，它看见了一队一队的老鼠，也看见逃荒的独轮车走着走着，推车的人仆地了，张着嘴抻脖子喘粗气，最后被子一裹，往沟边一滚。谁也不知道树怎么想，它留下了。
树不抛弃它立根的土地。人们回来了，那些树还在老地方站着。但有些人没有回来，回来的是一把骨殖，埋在这片土地里，旁边栽种一棵树，那灵魂就开始在树下生活。
我知道父亲有一个遗传爷爷的习惯，好背靠树干剔牙。刚吃过饭，还要喝碗水喘口气，母亲要用泔水喂羊，儿女们有的蹲在砖头上，有的屁股下垫着鞋底。
“树枝是树扎在天上的根吧！”
冷不丁父亲说出了这没头没尾的话。我们看不见树扎在泥下的根，但看到越过房檐的树枝。是啊，树是由两部分组成，那些地下的躲藏在土里的根，那些划拉在空白中的枝梢。我们猜想地下的根，它们呼吸地气，采集养分，我有时胡乱想，树根该是木镇最敏感的神经吧，它把细部、把触角伸到泥土的深处，它们最理解泥土，它们抱着泥土。有时泥土累了，它们胳肢泥土的腋窝，直到泥土咯咯笑出声，笑得抽筋，父亲说那是惊蛰了。父亲的手也像皴皮斑驳的树根，他也在泥土里摸索，这手指也吸收泥土里的养分，什么时候，手指不能接受泥土的养分，那人也该成了泥土的养分，回归到泥土里。
但我们能知道多少树的秘密？在我们不知道的夜里，整个树都躲藏在我们的察觉之外，那时候的树是什么模样？即使高过房檐的树枝，我们知道多少呢？有些事是神秘的，树也是如此。长成一棵树不易，就如我家老院里的杏树。邻居家盖房打夯，虽然离我家的老院还有几十米的距离，隔着几家的屋檐、几处土墙，但没多少时间，那花也开晚了，果也挂少了，你说奇怪不？第二年还是如此，惊蛰三天了，这棵杏树，才迟迟疑疑地打了点花苞，勉强地露出了笑，像春天也蹒蹒跚珊、迟迟疑疑，不想亲近木镇了。连续几年那棵老杏都高踞在我家的老院，不再繁花似锦，好像是坚守朴素，只几朵素素的花，像一个个翘凸的嘴唇，但说的什么我没听懂。
父亲是听懂了，父亲说这树被惊吓了，得几年才能缓过劲来。是的，在我们看不见的地带，树有树的生存方式。父亲说柳树不怕杀头，你头年秋天把它头部以上的枝梢砍掉，第二年照样一见风、一见阳光雨水就像被人用手提溜着，呼呼地往上蹿，一天一个模样。父亲说梧桐树质地软，如西瓜瓤子，用手指一抠，就能见凹，但用它做曹濮平原上独有的筝，那音就特别的有韵味。是的，在乡下的夜间，听说唱人抓筝说书，才上小学的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木镇街头满是星星，还有点潮湿的树桩上，在琴曲中想：梧桐变成了曲子，梧桐是死了，还是托生另外的一种物质呢？它腐朽了，还会不会再发芽？当时还是早春，木镇的树大都还没长出叶子。木镇的人坐在皂荚树下听说书，树杈上有个鸟窝。其实要不了几天，几场东南风一吹，那在屋角的树，原先还乌眉灶眼、半死不活的树枝头上，就像一下长出了角，有红的，有绿的，好像是斗牛场上的牛的犄角。其实木镇的人看到那树枝，就说：发青了。那代表春天来了，对杏树也说：发青了。他们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就是木镇人常说的，一斧头砍到脉。他们不像诗人说春意在闹，这是完全不同的对春天的看法。当木镇的人看到一个女人，他们看到的是两只如大白兔一样浑圆的妈妈（方言：乳房），只有诗人的眼睛才会看不见女人的妈妈，诗人会说那是生命的源泉。
有的树，是被人砍下死去的，那是木匠相中了或者有人想拿树来换钱了，确实很多的树不是它想活多久就活多久的。有一年，就是春分那天，一个响雷，把我家老院的杏树劈开了一半，神奇的是那劈开的树干的中间，竟然有几枚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是怎么长到树中去的，还是有人曾把树某个部位掏空放进去的？这是一个永远的密藏了。
父亲以为这棵老杏要死呢，看它的半边身子要瘫痪了。第二年的惊蛰前两天，父亲看这棵老杏还没有动静，就琢磨这棵老杏怕要寿终正寝。就在惊蛰的夜里，没有炸雷，没有鸡叫，只是我家的狗突然汪汪对着父亲睡的屋子狂吠，正是半夜，父亲正想披衣解手。他打开房门，狗温驯地依偎着父亲的膝盖，父亲迈下门槛，他吃了一惊，满满的星光下，那枝头的杏花像商量好了，一下子都张开了小嘴，是它们一起对着屋门喊父亲了么？小嘴吹出：“唔……唔……”兴许那时父亲睡得沉，父亲没听到，那狗子看不下去了，就狂吠。父亲看到杏花开了，用手抚摸一下还剩半拉身子的老杏，回到屋里对我说：“咱家的老杏没死。”
我感到我的枕上有泪，不知是父亲的还是我的。
但木镇的树有时也会老死的，树在那里站着站着，有时候就空了，谁要踢上一脚，那树干就轰然仆地。是啊，树老会死，但父亲说木镇的树很少能老死，像人一辈子经历七灾八难，能活成个老头可不容易。
后来，我在填写履历时，在亲戚社会关系一栏，真想填上：“老杏；年龄：八十；户口住址：木镇；党派：无；与本人关系：老杏比我高一个辈分，是我的父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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