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层面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最早始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90年发表的《第一次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了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

    1992年5月22日，IPCC就气候变化问题起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同年6月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通过了UNFCCC，并于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中国于1992年6月11日签署该公约，1993年1月5日交存加入书。截至2009年8月，已有192个国家批准了UNFCCC。UNFCCC由序言及26条正文组成，常设秘书处设在德国波恩。

    UNFCCC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第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旨在控制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其浓度稳定在使气候系统免遭破坏的水平上。这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方案。UNFCCC敦促人们转变发展观念，并逐步对生产和生活方式作出调整，促使人们增加对共同利益的考虑。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工业、土地利用、森林等重要基础经济资源密切相关，因此它也促进了全球气候问题与国际能源、贸易、投资等重大问题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

    UNFCCC所有缔约方都有义务编定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源和汇的清单。它们同时承诺制定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中考虑到气候变化。它们还必须促进可持续管理、节能、增强温室气体汇的功能，包括森林和其他所有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

    大气中现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70%~80%是由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造成的，而且它们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度成熟的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没有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不可能在必要期限内使排放量达到目标甚至开始下降。而且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自身发展的需要仍在不断上升。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及其履行程序，UNFCCC的规定有所区别。要求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它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的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

    UNFCCC指定全球环境基金作为它的临时资金机制，并在1996年第二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同GEF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各自的职责和义务。1998年第四次缔约方大会委任GEF为其永久资金机制机构，每四年进行一次评审。资金机制向缔约方大会负责，后者决定气候变化政策、规划的优先领域和获取资助的标准，因此缔约方大会定期向资金机制提供政策指导。

    1995年3月28日首次缔约方大会在柏林举行以来，缔约方每年都召开会议。其中，1997年在京都、2000年在海牙、2002年在新德里、2003在米兰、2007年在巴厘岛和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几次缔约方大会，是几个关键的里程碑，尤其是京都、巴厘岛和哥本哈根这三站，更是决定了这份拯救地球的解决方案的核心架构。

    二、《京都议定书》的得与失

    1997年12月11日，第3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此前，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1995》提交给了第2次缔约方大会，为京都谈判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最终，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这里通过了里程碑式的《京都议定书》，它规定从2008-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跨国范围内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额度，它和市场交易机制的结合，成为《京都议定书》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开启了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时代。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作为UNFCCC的补充协议正式生效。

    《京都议定书》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把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在第一阶段须各自承担一定的减排承诺：与1990年排放水平相比，欧盟15国减少8%，美国减排7%，日本、加拿大各减排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必削减，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同时，议定书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1%。

    非附件一国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处于人均排放和总排放量激增的阶段，尽管现阶段作出某种明确的量化承诺较为困难，但也应该循序渐进，做出与各减排阶段相适应的努力。这是全球统一碳市场建立的重要条件。

    为了降低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成本，同时把非附件一国家也吸引到减排行动中来，《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补充性的市场机制：国际排放权交易、联合履行机制以及清洁发展机制。IET是附件一国家之间针对配额排放单位的交易，各国可以将分配到的AAUs指标根据自身排放情况买入或卖出。JI主要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减排单位交易，各国通过技术改造和植树造林等项目实现的减排量，超出自己承担的减排限额的部分，可以进行交易。CDM与JI类似，只是交易双方换成了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附件一国家可以通过向非附件一国家进行项目投资或直接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证减排单位。京都三机制把温室气体减排量成功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附件一国家及其企业，可以通过买入减排指标来缓解减排约束，或者降低自己的减排成本，这实际上为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其中的CDM项目交易，作为一条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转移的渠道，也在日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无疑是人类社会迎接全球变暖挑战的重大进展。旦这个重大进展的背后，也存在着重大的缺憾，这使它的历史效果大打斤扣。

    最大的缺憾，是美国的退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也是最大的排放国家，排放总量占全球的1/4，人均排放量20吨/年左右，是英国人均排放量的2倍，中国的4倍和莫桑比克的20多倍。《京都议定书》谈判之际，正值克林顿总统执政后期，在戈尔副总统等的推动下，尽管国会态度消极，美国政府仍然积极参与了京都谈判，不过，克林顿还没来得及将议定书提交给国会审议就已经到任了。随后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布什全盘推翻了前任达成的协议，表面的理由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美国的减排没有意义，真实的理由则是其最大的支持者能源企业不愿受到减排责任的束缚。美国的退出，在京都精心设计的减排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巨大的缺口，几乎要了《京都议定书》半条命。牛仔布什消极抵制之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两个铁杆盟友也借势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其阶段限制。目前，议定书只规定了第一阶段的减排目标，2012年之后的目标还悬在半空，“后京都时代”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全球减排框架将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都还是一个谜。这也是迄今历次气候谈判的核心课题，由于涉及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各国围绕2012年后的博弈也就分外激烈。

    三、气候明星：斯特恩与戈尔

    在动员世界舆论关注气候变化方面，尼古拉斯·斯特恩和阿尔·戈尔是两把最嘹亮的号角，真正唤醒了公众的气候意识，并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这两位表情严肃、语调平和、讲话字斟句酌、一丝不苟的学者型政治人物，在全球气候领域却具有摇滚巨星般的影响力。

    斯特恩是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2005年7月，时任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朗要求斯特恩提交一份研究报告，分析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代价，以及减排的花费和收益。2006年10月30日，英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斯特恩主持完成的600页评估报告《斯特恩回顾：从经济角度看气候变化》，这就是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报告很快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爆炸性的反响。

    一开篇，报告就用克制和冷静的语言写到：气候变化将影响到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包括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随着世界变暖，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受饥荒、缺水和沿海洪水的威胁。“科学证据现在不容置疑：气候变化是对全球的严重威胁，急需做出全球反应。”

    在和IPCC的专家们沟通后，斯特恩相信，如果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稳定在450~550ppm碳当量，气候变化产生最坏影响的风险就可以大大降低，而当前的水平是430ppm，同时每年还在上升2ppm。因此，要实现稳定，最终必须把每年排放量降低到现有水平的80%以内。在经过计算之后，斯特恩给出的经济学结论很简单：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益处远远超过不采取行动的经济代价。“如果我们现在就开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水平稳定在500到550个碳当量，每年的代价大概是全球GDP的1%。”斯特恩写到，“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和风险将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年年如此。如果考虑到更广泛的风险和影响，估计损失将上升到GDP的20%或者更多。”他认为，这些损失的规模，只有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差堪比拟，而且这些变化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逆转。

    由于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以需要所有国家的参与。斯特恩说：“这种反应必须建立在共识之上，既有共同的长期目标愿景，也有在今后十年中加快行动的框架；而且必须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之间继续采取相互支持的做法。”

    在灰暗的调子之外，斯特恩也给全球公众带来了令人鼓舞的信息。他安慰说，世界并不需要在避免气候变化和促进增长和发展之间作出选择，应对气候变化是有利增长的长期战略，而且不会限制富国和穷国的发展愿望。虽然忽略气候变化将最终损害经济增长，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则将带来可观的商业机会，因为低碳能源技术和其他低碳商品和服务将形成新的市场，每年价值数千亿美元，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也将相应扩大。

    《斯特恩报告》非同寻常的历史性意义，用英国《独立报》环境版编辑迈克·麦卡锡的话来说，就是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数据和逻辑“击碎了所有用来拒绝采取行动的借口”，无论这些借口是科学的、政治的、经济的还是道德的。相反，报告简单有力、不容置疑的结论，使得任何对气候变化紧迫性的反对之声在道德上都变得可疑了。麦卡锡说：“反对者原来唯一还能找到的托词就是有关经济发展会受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现在还反对立即采取行动，那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斯特恩用严谨的报告占领了人们的大脑，阿尔·戈尔则是用同样严谨但却更直观生动的电影方式震动了人们的心灵。

    戈尔在哈佛大学的老师罗杰·内维尔是第一个在环境中测量碳含量的科学家，是他激发起了戈尔对全球变暖问题的兴趣。进入美国国会后，戈尔成为第一位关注全球变暖的议员，他在1992年推出的《濒危的地球》一书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成为克林顿总统的副手后，戈尔开始力推美国政府征收碳税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但因为参议院反对而未果。在2000年参选美国总统时，戈尔表示当选后将致力推动签订《京都议定书》，最后却惜败于小布什之手。

    失之东隅，收于桑榆。没能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却在环保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天地。败选后他把主要精力投注到气候变化领域，亲自研究制作了全球变暖的多媒体资料，并在全球各地巡回演讲，呼吁人们关注这一迫在眉睫的风险，数年下来已经不下千场。电影导演戴维斯·古根海姆看了戈尔的演示后感到“极为震撼”，他说：“一个半小时之后我离开，想着全球变暖就是最重要的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拍这部电影，但我想要试试看。”随后就有了戈尔亲自主演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在影片中，戈尔引用了大量图片、冰芯样本过去60万年间的温度和碳含量检测数值等一手资料，让公众明了气候变化的真相：格陵兰和南极冰床溶解可能使全球海平面升高近6米，沿海地区将被淹没，一亿人将成为难民，冰雪融化后大洋盐分含量降低可能会中断墨西哥湾流并造成北欧地区气温骤降。影片的最后，平静深沉的戈尔呼吁公众，每个人都能有所作为，尽快采取适当行动阻止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比如减少日常生活的碳排放，种植更多植物。

    《难以忽视的真相》把戈尔的学术兴趣、政治生活、家庭经历、个人信念和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巧妙地融化在了一起，在谨严的事实分析之外，散发出一种无法言传的道义感染力，令人很难无动于衷，不论“左派”还是右派对此片的评价都极为正面。看过电影的19位顶尖气候学者都表示，戈尔在片中表达的科学观念是正确的。知名的气候科学家博客“真实气候”认为，片中的科学观点非常新颖，并引用了许多最新的研究。一直对全球变暖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史学家迈克尔·夏默说，《难以忽视的真相》“让我震惊到不再抱持怀疑”。影评人罗杰·艾伯特写到：“你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如果你没看，而你又有孙子的话，你必须向他们解释你为什么不去看。”

    在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难以忽视的真相》获得最佳纪录片奖，片中的主题曲，INeedTo WakeUp获得最佳歌曲奖。由戈尔编写的同名书籍，也在2006年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更大的肯定来自挪威，在奥斯陆，诺贝尔委员会将2007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IPCC和戈尔。

    四、巴厘岛路线图

    京都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之旅的下一个枢纽站是印尼的巴厘岛。2007年12月3日到15日召开的巴厘岛会议，吸引了来自UNFCCC192个缔约方以及《京都议定书》176个缔约方的1.1万名代表，这也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气候变化大会。

    会议原定14日结束，但美国与欧盟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立场上的重大差异展开了激烈交锋，在美国的反对下，会期被迫延长1天。饱受各国炮轰后，美国的态度软化了下来，在大会的最后一刻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欧盟及发展中国家向美国让步，接受折中方案，放弃要求议定书正文内订明减排目标，改行路线图方案，各国将于未来两年内举行会谈，并于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下一轮气候变化大会，届时制订新的减排目标取代《京都议定书》，并于2012年生效。15日，所有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厘岛议定书》，为期13天的会议最终闭幕。

    “巴厘岛路线图”的最终绘制成功，得益于国际大气候的变化。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使气候变化在全球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愿意为保护气候系统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将科学发展观作为执政理念，根据UNFCCC的规定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在美国，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纷纷自愿采取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政策与措施，美国国会也开始对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多种方案进行深入的探讨。

    “巴厘岛路线图”包含了13项内容和1个附录，为2009年前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关键议题设定了明确议程。它明确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实际上否定了美国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不切实际的要求。除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外，路线图还强调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极为关心的三个问题。但十几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行动很少，技术转让方面成绩几乎为零，一直令发展中国家强烈不满。路线图还设定了时间表，要求有关的特别工作组在2009年完成工作，并向UNFCCC第15次缔约方大会递交工作报告，这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完成时间一致，实现了双轨并进。

    这份让不少与会代表激动落泪、拥抱庆祝的路线图，最大的成就是把一直游离在全球减排框架之外的“最大一根烟囱”拉入了伙。协议明确规定，UNFCCC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没有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美国这次妥协了，使它变成了一份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的全球协议。

    为此，其他各方也妥协了。前言内文中没有对工业化国家的减排任务作出具体规定，也没有建议哪些国家应当减排或者减排多少，而是在注释中援引学术著作中的建议减排目标：到205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要比2000年减少一半；到2020年，富裕国家必须减排25%~40%。因此，环保主义者对此非常失望，甚至认为它是废纸一张。

    尽管“巴厘岛路线图”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国际协议，但它是一个指导今后气候变化谈判的纲领和计划，是一个表示大家都愿意参加后一阶段谈判的“意向书”，确定了谈判的时间表。为了安慰大家，印尼代表希望人们把眼光放到远方的胡萝卜上：“我们希望这次大会像是约会，大家同意聚到一起，而明年在波兰召开的大会是结婚，后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大会则生出小孩。”美国代表哈伦·沃森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大会好比初次约会，我们还没有想过在结婚证上签字呢。虽然最终是什么样子尚难预料，但不管怎样，有总好过没有。”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行动的开端，“巴厘岛路线图”留给绝大多数人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人们同时预期，这个希望的实现之地，就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2009年12月7-18日，第15届缔约方大会将在那里举行。

    五、一场关于CAP的全球博弈

    围绕哥本哈根的一系列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北方国家之间和北南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和分配地球村村民们各自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的责任。2℃的临界点实际上划定了大自然给我们的排放总量（CAP）与行动边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则确立了这个总量在各国之间分配的基本原则，据此把所有缔约方分为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并给出了附件一国家的减排总量目标。

    从原则到行动的距离，就像理想和现实的距离那样似近实远。京都第一承诺期的实际执行效果，迄今并不理想，自从1990年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不降反升，没有一个达到了自己在京都承诺的减排目标，各国成绩单如下：澳大利亚增加了28.8%，加拿大增长了21.7%，美国增加了14.4%，日本增加了5.3%，欧盟降低了2.2%。即使是表现最好的德国和英国，距离自定的减排目标都有不小的差距，最近3年欧洲国家整体排放量才止住上升势头，大体稳定下来。这样一份成绩单，显然并不令人鼓舞。

    虽然坐在同一条船上，但各位村民的盘算显然不同。即使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根本原则，大家的理解也各取所需、南辕北辙，发达国家看到的是“共同”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强调的则是“有区别”的责任。在北方国家中，美国表现最极端，一直以中印等发展中大国没有承担量化减排义务为由拒绝承担起自己那份责任。为了鼓励和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京都议定书》还要求发达国家对其给予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多年来也是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至关重要的技术转让方面更是鲜少行动。

    奥巴马上台后，在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奥巴马的善意姿态和明星效应，一下子把各国对美国的敌意化去了大半。随着中国开始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头号排放大国的趋势，加上中国在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中增长势头不减，各国开始把更多的减排期望和压力，投向了中国。

    在历次谈判中，中国和印度一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京都原则和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巴厘岛路线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理由有三：现有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多年的历史排放积累下来的，它们应对此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现在还在发展过程之中，很多排放是必不可少的生存排放，而且人均排放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距离；目前记到中国名下的排放，很大部分来自跨国公司在华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商品的生产，这实际上属于发达国家排放向中国的转移。为此，发达国家应该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同时把GDP的1%用于扶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事宜。

    这是一场阵线变幻不定、复杂混乱、令人精疲力竭的争吵，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国与77国集团，构成了谈判桌上立场泾渭分明的三方。各方都不敢否认自己的责任，因为这在道德上站不住脚，但同时都希望别人作出最大的让步，因为可以让自己损失最小。为此，各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是数一数二的排放大国，财力和技术实力也最雄厚，面对着最大的减排压力，一些即将被淹没的小岛国更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排放大户，认为它不负责任的政策令自己难免灭国之祸。奥巴马也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以重建美国受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面对着国内农业、能源等利益集团的反弹，同时医疗改革也耗去了奥巴马的大部分政治资本，为此他必须想法子让中国做出更大更明确的减排承诺。美国11月25日最新减排承诺是，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l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这使环保主义者大失所望，一些人甚至认为布什唱的红脸为美国争取了8年免排时间，占了各国的大便宜。

    欧盟独特的绿党政治，和在战后国际外交领域首次发挥领导作用的机会，使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一直很积极。不过，美国和中国这两个排放大国的减排行动一直让它不甚满意，因此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待价而沽：欧盟承诺到2020年将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量化减排责任，欧盟还可以减排到30%，既便如此，这离中印等国一直期待的40%的减排下限还有很大距离。日本则承诺，到2050年比2005年的排放水平减少60%~80%，建立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

    由于对中印在谈判中的三条理由无可辩驳，欧盟和日本开始寻找让中印量化减排的渐进式办法。斯特恩爵士认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虽然中西部地区还处于落后状态，但沿海一些省市的人均排放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地区应该和欧洲一样承担量化减排义务。日本人想出的办法是行业减排，只要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减排下去，加到一起整个国家的总量帽子就可以戴上了。

    有人说：在气候问题上，我们希望奥巴马“做的有他说的好”，胡锦涛“说的有他做的好”。中国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的行动派，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这比欧盟迄今为止的整体减排量还要多。

    2009年9月23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发表的讲话，实际上是如今最权威和最完整的中国气候政策声明，声明包含了四点强有力的行动计划：加强节能、提高能效，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010左右；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站在联合国讲坛上的胡锦涛必须保持一个艰难的平衡：既要把握20年的战略机遇期带领13亿人民脱贫致富，又要减少排放降低对地球的损耗。他的四点政策声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逼近维持这种平衡所需张力的极限。当然，这种自我加压的高难度平衡，本身也可以为中国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

    为了给哥本哈根气候谈判注入最后的政治动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敦促各国首脑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失败不是选择。没有候选计划。我们必须在哥本哈根把协议达成。”这位一向不喜欢以强势姿态示人的韩国籍外交家以简短有力的语句说，“如果不能在哥本哈根达成广泛协议，那将在道德上不可原谅，在经济上目光短浅，在政治上也极不明智。”

    不过，在两周后的曼谷，激烈的争吵还是爆发了。在哥本哈根前的最后两场关键谈判中，欧盟节外生枝，主张彻底抛弃《京都议定书》，把UNFCCC和《议定书》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在UNFCCC下重新谈判制定一项单一法律文件，这实际上是在临近终点时突然改变整个游戏规则，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认为“这严重背离了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基础”。他坚持，谈判要取得进展，必须回到“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坚持UNFCCC和《京都议定书》双轨谈判的原则。苏伟说：“如果放弃其中一条轨道，气候谈判这列车就无法顺利开往哥本哈根。”

    美国白宫11月25日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据专家推算，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白宫还表示，美国的减排目标还包括到2025年减排30%，2030年减排42%，2050年减排83%。

    11月25日，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会议强调，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分展的重要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我国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实现上述行动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气候变化已经时不我待，它已经不单是一个环境问题，很快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和安全问题。如果《哥本哈根认定书》能在今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并获得通过，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如果不能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签署新的协议，全球将没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将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受到重挫。也因为这个原因，本次会议被喻为“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六、欧洲的典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理念基础

    在传统的工业化道路上，也即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无限排放二氧化碳的高碳经济模式中，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成熟，没有新的增长点。因此，欧盟认为，低碳不再是限制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而是机会，是发达国家重新获得国际竞争力，领先于发展中国家的机会。

    许多国家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本国经济看做是“二者择一”的关系，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会阻碍本国经济的发展，扼杀本国的产业，并且会降低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和欧盟则坚持把应对气候变化看做是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机会。在它们看来，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不矛盾。

    在向低碳经济转型方面，欧洲堪称典范。欧盟的低碳经济转型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在2006年发表的“气候变化的经济学”。该学术报告是英国首相与财政大臣委托世界银行前高级副总裁斯坦恩博士写成的，所以又称《斯坦恩报告》。《斯坦恩报告》形成了欧盟从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高度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政策基础。

    《斯坦恩报告》面对气候变化这一严峻的现实指出，气候变化必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如果坐视气候变化的话，21世纪末或22世纪初，人类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将面临引发大规模混乱的危险，这个危险的规模将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性大恐慌。因此，气候变化是对经济学的前所未有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该报告从长期发展战略的大视野展望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大胆地指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终将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要保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社会，就必须向低碳经济转型。

    《斯坦恩报告》在前半部分针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经济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并且讨论了要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所必需的成本。该报告在后半部分，提出了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历史性命题，并且首次阐述了低碳经济的主要特征。同时还具体地研究探讨了如何向低碳经济转型，以及构建低碳经济所需的一系列政策性课题。本章将着重介绍并分析《斯坦恩报告》的后半部分，也即如何构建低碳经济的政策性课题。

    （1）温室气体的减排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并不矛盾。

    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产业革命以来，为了实现工业化，欧洲和北美的发达I国家伴随着能源生产而排放了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约70%。而发展中国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部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4。但是，今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部分可以说几乎都是由发展中国家所排放出来的。因为这些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大规模地增加依存于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的能源集约型的社会基础设施，只能够依靠发展能源集约型的产业来增加本国的GDP。

    实际上，随着能源技术的创新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在完成工业化的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的增加不再会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能够果断地选择“低碳化，脱碳化”的政策，就可以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维持和发展本国的经济。

    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有以下四大对策。

    (1)抑制并且减少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机器（高碳机器）以及服务（高碳服务）的需求：降低对高碳机器以及高碳服务的需求，不但可以实现减排的目的，而且可以创造对低碳机器、低碳服务的巨大需求，产生新的商业机会。

    (2)提高能源效率，力求实现抑制能源成本与削减排放量的双赢：通过技术创新削减排放量并且降低成本的优势非常大。发达国家的能源效率已经提高了10倍以上，但是仍然存在着继续提高能源效率的巨大空间。能源效率的提高将会给环境与经济的奴方带来好处。提高能源效率不但可以减少浪费而且可以节省费用。

    (3)防止森林的减少，采取非能源起源的排放对策：温室气体大约有1/3是由非能源产生的。所以，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防止森林的减少。

    (4)促进电力、供热、交通运输等领域向低碳技术转换：为了中长期的温室气体的减排，有必要在电力、空调、交通运输的领域大规模地导入低碳技术。要把二氧化碳稳定在550ppm以下，全世界的电力部门到2050年至少必须实现60%~70%的脱碳化。今后，发达国家在电力、空调、交通运输领域所拥有的减排技术必须降低成本，以便现有减排技术增强相对于高碳技术的成本竞争力。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减排的成本，有必要对现有的技术进行战略组合。另一方面，技术革新越快，效率性越高，减排的成本就会越低。这些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因此，必须尽早地制定低碳经济的相关政策。

    （2）向低碳经济转型是竞争力的一大挑战，是新的经济增长的良机。

    要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需要成本。到2050年，要把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按二氧化碳换算）500~550ppm的水准所需的成本大约相当于全世界GDP的1%。这也是使得世界经济的结构从目前的高碳型经济转换到低碳型经济所需的成本。只顾眼前利益者往往会担心应对温室气体所需的成本会给自己在国际交易中的商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带来不利的影响，有些人还刻意夸大这种影响。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可以通过创新得到减轻或是解消。任何经济体都会时常面临着结构变化的局面，走在最前列的经济体往往是具有灵活性和柔软性而且善于应对变化者。而且，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对许多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来说，会出现相当大的新的商业机会。到2050年，仅低碳能源产品的市场就至少会形成5000亿美元以上的市场需求。从现在起，走在前列的国家和企业就应该为把握这一巨大的商机而为自己抢占优势的地位。

    温室气体的对策可以为根绝现有的非效率性提供机会。在企业的层次，导入应对温室气体的对策，可以带来节约经费，并且改革经营结构的良机。而在整个经济体的层次，气候变化对策将成为改善非效率的能源系统的绝好机会。总之，向低碳经济转型是可行的。

    （3）经济手段和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改策的基本。

    为了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课题。在研究制定政策性框架时，有必要考虑到长期的展望和市场的非完全性以及动态变化。有关减排的长期目标，在决定相关政策时至关重要。为了‘控制减排的成本，有必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政策，以便决定何时何处削减多大程度的温室气体。当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国情、政策立案与实施程序的差异。在制定政策时，有必要强调现有的行动与长期目标之间的强有力的衔接。

    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政策，也即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有两大要素：其一是碳价格；其二是技术创新。

    (1)碳价格：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第一要素是碳价格。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温室气体的排放主体不但引发了气候变化，把气候变化对策所需的费用推给世界和自己将来的一代，而且不去面对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确切地设定碳价格，不仅可以通过碳税和排放权交易的直接形式，而且可以通过排放量管制等间接的形式让排放主体负担自己的行动所产生的社会性的费用。更为重要的是，碳价格的设定会促使企业和个人以及金融机构在对商品和服务所做的投资，从碳集约型的商品和服务转向低碳型的商品和服务上来。换句话说，就是利用价格的杠杆促使人们投资低碳型的商品和服务，促使高碳型的商品和服务退出市场。

    碳税的优点是可以确保稳定的财源。在排放权交易中，扩大竞标方式，可以提高交易的效率性和流动性，也可以确保政府的财源。各个经济体是采取以排放权交易为中心的政策，还是重视碳税与排放量管制的政策，或是采取这些政策的组合，可以因行政而异。

    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使国家间、部门间的碳价格平均化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欧盟区域内排放权交易制度（EUETS）：是欧洲以排放权交易为中心的政策手法。EU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欧盟必须抓住时机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使得EUETS成为未来的国际碳市场的中心。

    为了促使消费者的行动和投资计划向低碳型的商品与服务转移，今后，有关碳价格的可靠性高的制度设计对消费者和投资家来说显得十分重要。

    (2)低碳技术创新：气候变化政策中的第：二个要素是低碳技术创新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研究开发、示范项目，以及大规模的普及应用等。只有在所有的领域都进行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才可能期待实现大规模减排的效果。民间部门在低碳技术的普及中将担负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和民间部门应该紧密合作，协调行动，从而加快低碳技术的研究开发并且降低这些技术普及应用的成本。

    现在，低碳技术与高碳技术（使用化石燃料的传统性技术）相比，成本会高许多。但是，低碳技术的成本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普及规模的扩大将会迅速地降低。

    碳价格将会成为鼓励向低碳技术研究开发投资的一种激励机制，对低碳技术的创新投资也会带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政府的直接投资在经济学上非常重要。今后10~20年是对低碳技术创新投资的高峰时期。在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方面，产业部门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对低碳技术的投资将以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推进，低碳技术的战略组合会随之得到最佳配置。在低碳技术投入市场的初期阶段，政府的政策性支援十分重要。为技术应用提供激励所需的投资额在全世界将比2005年（每年340亿美元）扩大2~5倍。激励得到强化以后，民间部门向低碳技术的创新投资会进一步增多。以低碳、高效率的商品与服务为对象的竞争性市场也将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

    七、美国的蜕变：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不再是“零和博弈”

    2001年3月，布什总统发表了他给共和党参议员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称，作为联邦政府不应该强制性地要求美国企业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因为这种做法的经济代价太高，会阻碍美国的经济增长。几天后，美国政府堂而皇之地宣布退出“京都协议”。民主党人奥巴马在他的竞选纲领中猛烈地批判了共和党布什政府的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

    美国民主党的智库“美国进步中心”早在2007年11月，为新一届政府提出了题为《渐进增长，促使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报告书。

    美国进步中心作为民主党的智囊而崭露头角已有近20年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该中心不但为克林顿入主白宫立下汗马功劳，而且为克林顿政府输送了许多人才。在共和党布什政府时代，美国进步中心自然是变得“黯然失色”。随着新的一届总统选战时期的到来，从2007年开始，美国进步中心再度活跃起来，《渐进增长，促使美国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报告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炉的。可以说，奥巴马胜选之后，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表态和一系列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以该报告书的政策建议为基础的。现将该报告的主要精神分析介绍如下。

    我们的经济面临着明显的危险，地球面临来自全球变暖的压力。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和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拉津德·帕卓里最近所指出的：“如果不在2012年前采取措施，那就晚了。我们在今后2~3年所做的事情将决定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气候变化到底会给经济带来哪些确切的影响谁也说不清楚，但如果我们继续抓住当前的发展模式不放，毫无疑问，我们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只要瞄一眼保险行业，我们便会从全球变化的影响之一极端恶劣气候中依稀看到这种破坏性影响有上升的趋势。

    在2001年联合国摩洛哥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会议上，许多分保公司（向其他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的企业）比如斯威斯和穆尼希告诫大家，极端恶劣气候有上升的趋势。穆尼希称：“如果我们将最近10年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大规模气候灾害发生的数量已上升了4倍。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增加了7倍，保险行业损失增加了11倍。”2004年，斯威斯在报告中指出，因气候变化加剧导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将会在未来10年内每年翻一番，达到1500亿美元。

    （1）美国“要以领导者的姿态参加低碳革命”。

    美国进步中心在报告中指出，“美国应制定战略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在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并将其转化成我们最大的机会。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逐渐耗尽我们的资源，抑制我们增长。但是，低碳技术和清洁、可再生能源能让我们抓住新的全球市场，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给美国劳动者带来绿色工作机会，为职业生涯的发展、改变自身经济地位提供新的技能和收入机会。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必须转变由高碳能源维持的经济--将处于高度危险之中的国家安全和地球环境转变成一个基于低碳、可持续能源的环境。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而潜力是巨大的”。

    “能源转型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把低碳能源作为白宫工作的重点，不仅要把它作为能源政策的中心，而且还要把它作为经济计划的中心，以便推动经济广泛增长和维持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领导地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充满了机遇和风险，而时间却在一点点消逝。”

    “我们对能源安全的传统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提供足够多的能源以保证我们的经济顺利运行上。今后它仍将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当然，光有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了解到能源安全不仅仅在于保证供应，还包括我们使用的能源的碳含量”。

    该报告书建议美国新政府实行以下五大措施促进美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1)在经济系统范围内实施温室气体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

    (2)将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收入用于低碳技术创新投资和向低碳经济转型。

    (3)实施配套政策，以减少运输部门和电力部门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并提高能源效率。

    (4)在白宫设立全国能源委员会负责向低碳经济转型，确保联邦政府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

    (5)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要做低碳经济的领袖。

    “对于美国来说，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将以领导者的身份参与全球的低碳革命”。

    （2）气候变化与美国的舆论。

    美国进步中心警告说“美国丧失了在低碳技术方面的优势”。“我们的国外竞争对手目前在主要环境技术和能源技术方面走在了我们前面，例如欧盟企业控制了全球风力涡轮发动机产量的70%。日本和德国在太阳能电池生产上居世界领导地位”。

    “悲观主义者总是抱怨我们不会成功，经济将会下滑，就业机会将会减少，美国的竞争优势将会减弱。事实证明每次这些爱唱反调的人都错了。当我们准备迎接新的能源挑战时，这种现象还会再次发生”。

    公众无疑十分明白这一点。在2007年，美国进步中心委托一家调查公司开展了一项民意调查，在调查中要求被调查者在两种观点中选择其一：“虽然加强污染管制需要企业付出更高的成本，但是美国必须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和“我们不应该通过加强对企业的管制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工作和提高价格”。有32%~65%的人赞成第一个观点。同样，有17%~79%的人赞成“向新型、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其说会让美国人失去工作和削弱经济实力，不如说有助于美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提及的是华盛顿在抓住能源机会、强制实施一系列严格的交通规则、政府专项拨款投资和开展经济转型工作方面的政治意图。除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外部因素’以外，解决环境问题的老办法不再适用。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对于保沪我们的环境和对于我们制度的可持续性来说极其重要的问魉，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并且是我们渴望步入经济增长和繁荣的新时代的根本”。

    尽管一部分政治家和批评家反对，美国舆论还是支持清洁能源提案，在由美国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所于2008年3月20日在全美展开的一项调查中，有71%的被调查者表示赞成“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的个人和生产替代能源的企业减免税收，以便促进对这些新能源的应用”。而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会“最终加重向美国人征收的赋税”。有65%的被调查者表示赞成“要求到2025年美国25%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而有32%的被调查者认为“这会提高电价”。有58%的被调查者赞成“规定发电厂和行业碳排放量的上限，以便使碳排放量每年减少2%”，而有37%的被调查者认为“这将阻碍美国经济增长，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美国准备重估作为燃料来源的石油和煤炭的作用。有74%的被调查者赞成“美国应该用可再生燃料代替石油，将其作为我们车辆的燃料，因为这样会减少污染、防止全球变暖和减少对能源的依赖”，而有23%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该继续将石油作为汽车的主要燃料，因为其他燃料不可靠、效率低并且花钱多”。有71%的被调查者赞成“美国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转向扩大清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减少对石油和煤炭的使用”，而有2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扩大石油和煤炭生产”。

    “从国际角度看问题是必不可少的”。该报告的重点在于要改革美国经济的能源基础，同时还要求“所有碳排放大国，包括中国和印度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将被纳入这一解决办法”。事实上，大多数将来增加的碳排放都是由将在2030年其排放总额占到全球排放总额75%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但是，美国必须首先采取行动，否则将无法争取其他国家参与其中。

    该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建立“全国能源委员会”带领美国走向低碳经济。“抓住能源机会和迅速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政府首脑全力支持和重新确定经济、国家安全和环境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任务和职责”。

    为此，新任总统应成立由各相关政府机构负责人组成的全国能源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国家能源顾问领导，直接对总统负责。委员会的任务是通过协调联邦各政府机构的相关政策，向州、地区和私营部门的延伸，以及美国领导地位和在国际事务的合作关系，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

    委员会的首要任务应是协助总统制定能源法规以便在就职的60天内提交给国会。委员会应与能源创新委员会协商，在120天内向总统提交关于加强研究与开发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制定在全球范围内减少碳排放的国际日程的建议。总统应在就职日承诺在第一年每个季度亲自召开委员会会议，以便确保总统内阁的所有人都能理解总统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视。每个政府机构都应承担起制定和报告自身计划的任务，以便有助于达到国家目标。

    （3）有关美国发展低碳经济的10大措施。

    就美国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提出了10项政策性措施。这些措施将可以把温度限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3.6°F（2℃）的水平，科学家们认为这是人类能够承受的全球变暖的温度。这些措施将会给美国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刺激技术创新，从而提高生产率、鼓励创新，恢复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领导地位。

    (1)制定经济系统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方案。依照市场规则买卖定价合理的碳排放许可证，这将会促使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将排放温室气体的成本计人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将美国与已经出现的全球碳信用额市场连接起来。建议全部拍卖这些信用额，将所得收入的10%分配给能源密集型企业。将剩余90%的一半分配给中低收入的美国人，以抵消与能源有关的价格上涨。将剩余的一半投入到研发项目、税收刺激和其他本文描述的倡议上，以刺激各部门的科技创新和推动美国经济向低碳方向发展。

    (2)取消联邦政府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税收减免和补贴。

    (3)发展汽车燃油经济。要建设美国的低碳交通运输系统，建议迅速发展汽车燃油经济。

    (4)加强替代低碳燃料的生产和供应。减少美国对化石：然料的依赖，大力加强生物质燃料的生产和使用，以及迅速转向更清洁的纤维素生物燃料和电力生产。要实现这些目标，建议到2025年低碳可再生燃料供应要占到美国交通运输燃料供应的25%。应采取两项措施以确保这些可再生燃料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生命周期内产生较少的温室气体和能够可持续生产。第一项措施是制定标准，以便到2020年将交通运输燃料在整个生命周期期间排放的温室气体减少10%；第二项措施是制定可再生燃料认证制度，推行公开透明的可持续标签。

    (5)投资低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燃料密集型交通运输方式越少，温室气体就越少。为促进低碳替代交通运输方式的使用，建议投资更加多样化和联合运输型的交通运输网，比如地方公共交通运输网、地区和州际长途高速轨道系统，并建议推行绿色城市方案，以便鼓励城市地区的再发展和减少长距离通勤和郊区无计划扩展。

    (6)提高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的效率。提高能源效率：是减少经济的碳密集性的最实惠、最有效的方法。现在，美国每产生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要消耗掉近两倍于其他发达国家的能源，所以，在降低能源生产、传输和消费的无效性方面美国可以大有作为。为此，建议制定美国能源效率标准，要求电力与天然气经销商提高能源效率，到2020年达到节省能源10%的目标。并建议大力改造美国电网，加强能源安全和国家安全，鼓励分布式发电和提高输电效率。

    (7)加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减少发电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发电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美国碳排放总量的36%，而且将随着电力需求的增长而大幅增加，必须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煤生产技术改变发电方式。尤其建议制定全国可再生电力标准，要求到2025年，在美国生产的能源中，有25%来自可再生能源；加强分布式可再生电力生产；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减免税收和发放低利率贷款促进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

    (8)开发利用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美国的煤炭储存量占世界煤炭储存量的27%，足够美国使用200多年，但燃煤发电厂现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发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的80%。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推行碳回收与储藏技术，使发电厂能够在燃煤的同时将排放出的二氧化碳截存到地层当中。报告建议制定排放绩效标准，要求所有新建燃煤发电厂必须达到采用最新回收与储藏技术所能达到的绩效，并建议联邦政府对采用碳回收与储藏技术的企业给予补贴。

    (9)成立白宫全国能源委员会，由联邦政府带头推行低碳经济。联邦政府必须首先成立白宫全国能源委员会，以领导其他政府机构开展能源与全球温室效应方面的政府工作。委员会将确保美国政府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不仅通过采纳这些提案，还包括运用联邦政府的购买力促进低碳技术开发、实施新税收政策和设立专门处理全球变暖事务的联邦政府机构。联邦政府必须确保来源于税收的投资能够减少和抑制全球变暖。联邦政府还必须成立能源创新委员会以刺激与替代能源有关的机构间研发活动、成立能源技术总公司以展示这些新清洁技术的效率、成立清洁能源投资署以确保这些技术进入市场，成立清洁能源就业公司以促进“绿领”职业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出现。联邦政府还必须提高对低碳能源研发的投入，使其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

    (10)带头应对全球变暖。全球变暖显然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所有国家协商解决。美国在联合国际力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前，要首先制定自己的减排政策，从而在防止气候变化上取得全球领导地位。这意味着要成立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专门解决全球生态和资源问题。而且美国必须重返“京都协议”，再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起带头作用。

    （4）绿色新政的核心就是发展低碳经济。

    美国进步中心政治经济研究所在2009年1月发表报告书，向奥巴马政府提出“在未来两年内振兴美国经济并使美国经济更能够走向可持续繁荣与发展的绿色经济复苏方案”。该报告书明确指出，“绿色新政的核心就是发展低碳经济”。

    美国通过加快实施这些政策解决在当前刺激经济增长、启动低碳经济转型的急迫需求。实施绿色经济复苏方案需要花费1000亿美元，历时两年，涉及六大绿色基础设施领域。这些领域全都是美国进步中心在报告中提到的过渡到低碳经济、以创造新的绿色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目前形势严峻的建筑和制造业部门的关键性领域。它们还是确保美国能源安全和解决全球变暖的根本。这个需要拨款1000亿美元的方案是综合低碳能源战略的一部分，可以从实施温室气体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权方案、出售碳排放权中获得收益。它将通过投资以下六个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战略创造200万个工作机会：

    (1)翻新建筑物，以提高能源效率。

    (2)扩展公共交通和铁路货运。

    (3)建设“智能电网”输电系统。

    (4)风力发电。

    (5)太阳能。

    (6)新一代生物质燃料。

    美国进步中心指出，即使美国在2009年经济开始复苏，住房和金融市场恢复或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多到足以使就业水平恢复到正确状态的可能性也极小。要最大限度地恢复美国的经济，绿色经济恢复方案是必不可少的。

    八、日本的战略：“构建低碳经济宣言”

    2008年6月，福由康夫首相以“低碳社会与日本”为题发表了日本的低碳革命宣言，又称“福田前景”。福田首相指出，我们应该感谢200年前产业革命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功绩，但是，产业革命以及其后的经济发展和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所依存的是煤炭和石油之类的化石能源。因为这种大量消费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从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所以，当今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只顾眼前的经济发展而把应对地球变暖的对策看做是“束缚”自己经济发展的负担。对此，“在应对地球变暖的对策上，日本必须有新的价值观”。

    福田首相强调指出，日本将把“向低碳社会的转型当做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他指出，“应对地球变暖的政策将会为日本带来新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会带来新的就业，同时又会产生新的收入。所以，应该把应对地球变暖的政策看做是机会，所谓低碳社会可以说是保护地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活动为日本带来巨大机会的社会”。日本应该“把二氧化碳的排放当做是一种‘负债’，确立这种新的观点可以保证日本的创新会带来最高的国际竞争力”。

    福田首相在他的“低碳社会与日本”的宣言中提出，到2050年全世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减半，日本在到2050年的长期目标方面承诺比现状减排60%~80%，并且完全实现领先于世界的低碳社会。

    在中期目标方面，福田首相说，欧盟宣布了到2020年比1990年减排20%的目标，日本是节能先进国家，能源效率也远远超过欧盟各成员国，所以，日本到2020年也可以实现与欧盟同等程度的减排目标。

    在应对地球变暖的具体政策方面，福田首相提出了日本的四大核心政策，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在日本全国构建低碳经济的基础框架；三是促进日本各地方的低碳社会建设；四是实现国民的低碳化。

    技术创新是“福田前景”核心政策之首。福田指出，要在205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减排60%~80%的目标，仅仅依靠现有的节能与环保技术是难以胜任的，日本必须全力推进技术创新，开发出“这个世界上还不存在的，不会产生温室气体的革新技术”。换句话说，福田首相把应对地球变暖所需的技术分为两大类，一是现有技术；另一种是今后通过创新所研发的技术。

    在今后的创新研发技术方面，福田首相宣布在今后5年投入300亿美元实施所谓的日本“环境能源革新技术开发计划”。通过技术创新开发今后10年、20年或是50年实用的尖端技术，为此，日本政府有关机构专门设计了“技术创新路线图”。

    在现有尖端技术，特别是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应用方面，福田宣布，到2020年将日本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生物质等）所生产的电源”比重提升到50%以上，同时，每销售2台汽车，其中的1台必须是新一代节能汽车。在太阳发电的普及率方面，日本必须超过德国夺回太阳能发电世界第一的宝座，为此的目标是太阳能发电的普及到2020年必须是2008年的10倍，到2030年上升到40倍。

    日本还将建设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亿兆级太阳能发电站”，今后70%的新建住宅必须采用太阳能发电。为了促进太阳能发电在民用设施的普及，日本政府将导入新的电费制度并且对每一个导人太阳能发电的家庭提供财政补贴。

    日本还将推进家电的低碳化革新，对民用住宅、办公大楼进行低碳化的革新改造。

    福田首相宣布，在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的制度建设方面，日本在2008年秋试行“排放量交易国内市场的统合试验”，力求创建适合日本国情的排放量交易制度，同时，在制度的设计上考虑到与排放量交易国际市场相链接的必要性，争取在排放量交易的国际规则和相关的游戏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取得日本的发言权。

    福田宣称，日本将实施“税制绿化改革”的计划，从促进低碳化的视点全面的重新评估现在的税制，从而实现“绿化税制”。

    在消费领域推进“二氧化碳可视化”进程。为了测定产品和食品从生产制造、运输、消费，到废弃的一系列过程中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英国首先采用了所谓的“碳足迹制度”和“食物运送里程制度”，从而为消费者选用低碳产品和低碳食品提供参考依据，在消费领域促进低碳化进程。福田宣布日本将从2009年开始进行“碳足迹制度”和“食物运送里程制度”的试验，并且积极参与“碳足迹制度”的国际规则的制定，

    福田认为，构建低碳经济，实现低碳社会，国民是主角。为此，日本将在针对国民的“低碳化教育”方面加大投资，要让每一位国民知道什么是气候变化，懂得构建低碳社会的意义，理解要实现低碳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和实现低碳社会的好处。要让日本国民知道什么是低碳社会，如何描绘低碳社会，以及为了在日本实现低碳社会，每一个国民应该如何行动。

    总之，福田通过自己的“低碳社会与日本”的宣言，呼吁日本进行“低碳革命”，在中央政府、地方、产业、国民四大领域认真推进低碳革命，从而加强日本的国际竞争力，确立日本在世界的低碳经济进程中的领导地位。

    为了具体落实“福田前景”，福田指示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日本构建低碳社会行动纲领”。

    九、中国在行动，前景依然看好

    虽然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失望而告终，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得到了一致认同，这也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会因为一次峰会的成败而偃旗息鼓，各国政府反而将会更加迫切地去思考更有建设性的应对之策。

    无论从政治、经济、环保、国际责任等角度出发，全球碳交易市场都不会泯灭，前景依然美好。规模已经超过千亿美元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目前仍在继续膨胀，各国都在寻探2012年之后的碳市场机制“路向何方”--升级或是演变。当然，全球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的残酷争夺也不会就此免战，只会愈演愈烈。

    可以说，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中国的行动要来得更猛烈些、更犀利些。

    客观地评价，处于市场前沿的我国各家环境交易所是最敏感和反应最为迅速的。如前所述，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北京环境交易所借鉴美国杜克法则，面向全球推出首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愿碳减排标准--“熊猫标准”。

    作为自愿减排领域的又一大动作，2010年1月8日北京环境交易所启动了中国首个碳中和联盟组织--中国碳中和联盟，不仅要求企业“减排”，还要实现“碳中和”，即“不产生正的碳排放”。碳中和联盟与熊猫标准二者相结合，起到了倡导企业参与碳减排的作用。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则打起了“世博牌”。以“世博会万科馆自愿减排项目”为起点的世博自愿减排平台，已于2010年1月21日开始试运行。这也是世博会历史上首个专门以服务于世博为目的的自愿减排活动平台。

    而去年年底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推出的“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也值得世人关注。该项联合行动共分为三个阶段：募集期、设计期和执行期，目前则正处于第一阶段。虽然它不如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中和联盟的要求严格，但其有代表性的37家企业涵盖了各类经济成分，包括像中石油集团、华电集团，中铝集团、天津航空公司等中央企业，以及拜耳、松下等跨国公司，同时也不乏像远大空调这样的民营企业。

    我国的金融机构虽然有些慢热，不过还是不乏抢眼的亮点。

    已经跻身为“赤道银行”的兴业银行在碳金融融资、碳交易衍生产品研发以及与环境交易所合作等方面已经走在行业的前列，同时于近期推出了国内首张低碳主题认同信用卡--中国低碳信用卡。另外，截至2009年末，兴业银行已累计发放节能减排贷款222笔，金额165.8亿元，支持的项目预计可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3177.8万吨。

    浦发银行也是国内最早试水碳金融领域的商业银行之一，于去年促成了国内银行业首份碳金融协议的签署，以“CDM财务顾问”的身份参与碳市场交易，并发起成立了国内首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截至2009年6月末，浦发银行发放绿色信贷余额达220多亿元，近三年来累计发放绿色信贷1000亿元以上。2010年，浦发银行正式把打造“低碳银行”纳入发展规划。

    就整个碳交易市场体系来讲，总量限制与交易机制是其基本特征。因此，政府在完善政策法规的同时，还应掌握国内碳排放市场的总控权，采取中央和各省政府分级管理的模式，把握市场规则、总量的制定，排放量分配与检测和核证。在允许多个交易平台共存的前提下，建立国家级交易管理平台，承担排放权划转、交易备案、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汇总年度总量指标完成情况等任务。就现有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政府还应运用行政手段鼓励企业参与减排，帮助企业积累技术、资金和人才。

    只有设计碳交易市场体系的监管者、运行者、参与者三方齐头并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摆脱目前国际上的被动局面，也才有中国在世界碳交易市场上真正说“不”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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