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我是白班，上午的班。我们这一组是四个护士，我、韩建莉、冯晶晶和刘蕾。穿着那么多层隔离衣，戴着防目镜，太热了，很快防目镜上就全是雾。要扎的点滴太多，韩建莉一着急，把自己的手给扎破了。左手的中指。扎得太深了，流了好多血。
她用手掐着，可血还是从五层手套里流出来，滴滴答答的，流了一地。因为不知道非典会不会通过血液传染，我们就很为她担心，让她赶快出去。她不，她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她怕少一个人，那么多活儿我们干不完。我就给病房外面打电话，外面的护士长也让她赶紧出去，她还是不出去，我们硬是把她推了出去。
一出去，她就被隔离了。给她开了七天的药。到了第三天，她没发烧，就又要求上班了。人手不够，她怕增加别人的工作强度。
也是在那个班上。韩建莉刚被推出病房，冯晶晶突然发现自己没戴防目镜。她平时戴着眼镜，这次不知怎么，穿隔离衣的时候就忘了戴防目镜。都在病房里面干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没戴防目镜。这可把人吓坏了。她的眼睛、还有眼睛周围的皮肤都和病房里的空气接触了，她还近距离地给病人打针、抽血、扎点滴。
可能是心理作用，她感到头疼，身上发热。加上害怕，心跳得特别快。让她赶紧出去，一出去就和韩建莉一起，被隔离了。三天后，她和韩建莉又一起来上班了。虚惊一场。
那个班上，本来是四个人，现在剩下我和刘蕾了。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四个人的工作，要由两个人来完成了。我和刘蕾互相鼓励，在病房里击了一下掌，又伸出手指，做了一个象征胜利的“V”字，便立刻投入了战斗。
用“战斗”这个词是很恰当的，当时我的心情就像投入了战斗那样悲壮。
这个病房还没忙完，那个病房又叫上了。楼上楼下、这里那里地跑着，累，憋气，热，胸口那儿就要炸开了似的，就想躺在地上。要不是病人都在后面等着，叫着，我们早就躺在地上了。当时真是觉得，还不如一下子就死了的好。
刘蕾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我不行了，我现在就躺在地上。”就要躺下的时候，一个病人在病房里叫：“护士，快来！”她一下子就把弯下去的腰直了起来，跑了过去。
等到从这个班上下来，一出病房，我们就都瘫在地上了。
护士刘红波，四十多岁了，高血压，身体不好，可还是报名上了前线。坚持了四天，虚弱的身体便再也承受不住了，只好被送了回去。
护士刘更，一个二十出头儿的小姑娘，还没结婚，特别能干。第五天，开始发烧，送回去一检查，感染了。和她同屋的两个同事，也被送了回去，隔离了。防护措施这么严格，本来以为万无一失了，还是有人感染，当时我们都非常紧张。后来刘更终于挺了过来，战胜了疾病，她同屋的两个同事也万幸地没有染上。
第七天，一个叫刘振东的大夫，特别瘦，身体单薄，穿隔离衣时特别在意，不敢出一点闪失，可还是发烧了。送回去一检查，不是非典，是陈旧性肺结核。把他自己吓了一跳，我们也都被吓了一跳。
护士周克薇，二十二岁，上夜班的时候，突然感到胃里难受，吐了出来。戴着那么多层口罩，不敢摘，就吐在了口罩上，把嘴和鼻子全都糊住了。班上的人让她出去，她不。里面的人就给外面打电话。
护士长了解她，这孩子不容易，父亲去世，母亲在美国，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一听说要上前线，她就报了名。平时身边就没有亲人，现在又受这么大的苦，心里还不知道有多委屈呢。护士长觉得这孩子太可怜，心疼呀，让她出去，她也不出去，非要把活儿干完了，到下班的时候才出去。
护士长急了，对别的人喊：“你们一定要把她给我弄出来！”她的同事这才把她推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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