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描绘的这些东西是那么熟悉，同时又显得有些陌生。
年前我曾经回乡一次，回到哺育我最初全部生命与情感的村子，我发觉我开始不认识这个村子了。村子很普通。
那表面的静谧像是被外面喧嚣的世界遗忘了一样。村子四周的山峦几乎完全光秃秃了。山坡上裸露出灰黄的泥土与灰白的岩石，四处是泥石流冲刷过的痕迹。那里，记忆中的森林，以及众多的溪流都消失了，故乡童话般的气氛歌摇般的色彩已经消失。现在，我下定决心不把故乡村子的名字写进小说，只用村子这个泛称来称谓这个村子。这也并不意味着我是用这种方法来获取作品的典型性意义，虽然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接合部上的大渡河、岷江、嘉陵江发源的地区多的是这样的村子。上述几条有名的大江大河都将其丰盈的水流不断注人长江，不断奔向大海，亘古迄今。过去，这些江河两岸的崇山峻岭满被森林，洁净的水来自每一片树叶与深藏地下的每一条根须。不管春夏秋冬，水流恒定而清澈。我后来获得的知识告诉我：长江那时也是恒定而清澈的。而现在，电视、杂志、报纸或者传闻都在说长江正在成为第二条黄河，浑浊，充满泥砂，暴涨暴落。而我亲眼目睹长江上游的森林地带渐渐消失，众多支流上绿色的湿润的河谷变成褐色，干燥的风卷动无边的尘土，比记忆中北风卷动飞雪还要猛烈。那些深陷河谷冲积台地上出产丰饶的庄稼地、果园或被突发的洪水冲毁，或被久旱所苦，玉米、小麦、青稞奄奄一息，在龟裂的田土中发出最后的喘息。
手指缓缓地在地图上滑动，我叹息一声，看到一片广大的地区终于变成了和地图上表示这一片地区的深褐的色彩一模一样的颜色。这已经是我梦境中常有的情景。
村子之所以变成这种颜色，最初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一场山火。我们从这场山火开始叙述。
这天下雨。
雨水不很猛烈，在幼年的记忆中，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暴烈的雨水。雨水到来之前，人们不是从什么东西被摇晃，而是从村子四周的森林中传来的林涛声中知道起风了。林涛的轰隆声中天色渐渐晦暗下来，就像黄昏降临一般。之后，雨水就降落下来了，一根根雨丝轻盈而且明亮。
这种时候，女人们多半在家里。孩子们在小学校门前，男人们在村子里惟一的代销店门前。人们望着雨水降落下来，雨水带着从天上下来的光亮，照亮孩子们和男人们的脸，雨水驱走了比较不洁净的、令人呼吸短促的气味，带来清新空气，不久被森林环抱的村子就充满了幽幽的花草与苔藓的气息。
小学校和代销店是村子的中心，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在没有小学校和代销店以前就有了，却恰恰像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后才开辟的一样。广场刚好一个篮球场大小，小学校建起后，就在一头树起了一个简易的球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嘭嘭地投掷篮球，即使下雨也不例外。那时候，已经有了一种充气方便的粉红色的橡皮篮球，为了防滑，上面布满乒乓球拍上那样凸出的胶粒。细而无声，只有粉红色篮球砸在篮板上的嘭嘭声响，响起又消失，消失又响起。
下雨往往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夏季的白昼漫长，召唤我们上课下课的铃声清脆明亮。
雨到下午四五点钟就止住了。
这天是星期天。
小学生们无处可去，聚集在广场上投掷篮球。小学教师是拿国家工资的，七天一个星期天。人民公社社员是十天一个星期天。这天，两个星期天合在一起。
我们和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一起在代销店门口，等待雨水下来。大人们都显出有心事的样子。柜台深处更显得幽暗，但那里也有发光的东西，酒坛上釉子的光芒吸引着男人们的目光，棒棒糖上的光芒吸引孩子们的目光。长着一小绺灰黑色山羊胡子的刘世清，用那张污黑的油腻的毛巾不厌其烦地擦拭柜台。柜台是上等柏木制成的，经过长年累月地反复擦拭，深红的木质上显现出象牙色的木纹。
他说：“蜘蛛。”
立即就有几个孩子蜂拥而上，打死了从墙缝里爬出的一只硕大的黑蜘蛛。他返身在幽暗中窸窸窣窣摸索一阵，给几个孩子一人一枚奖品。这几个孩子中有他的儿子，有我。我们举着糖发出欢呼。当生产队长的大表哥觉巴用严厉的眼光瞪我，但我还是把糖接到手上，并和同伴们一道欢呼起来。他叹口气，在腰间漂亮的镶着银泡的红色牛皮钱袋里摸索一阵，终于掏出了一个一分的硬币，一言不发地从光滑的柜台上推到刘世清面前。刘世清又一言不发地把钱推到大表哥面前。推来推去，那枚硬币掉到地板上嘀溜溜旋转起来，沉默的人们猛然大笑起来。
这时，雨水下来了。
明亮的雨丝和欢笑使人们晦暗的脸变得明亮起来。有人买了酒。一只粗瓷大碗就在男人们中间传递起来。村子四周经过雨水冲洗的山林顷刻间变得清新可喜。一缕笛声仿佛从村里取水的那片柏树林中的泉眼传来。曲子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北京的金山上》。大家摇晃着身子轻声应和，用各自最谙熟的汉语和藏语。吹笛子的人叫做罗布，是个孤儿，刚从县农业中学毕业回来。他说他不叫罗布了，叫程卫东。他带回来一盒十二枝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笛，下面缀有红色的穗子，还带回一个新名字，以及一顶崭新的军帽。现在，那顶帽子戴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子勒珍的头上。我们看到勒珍戴着那顶帽子穿过雨水，穿过广场，循着笛声去了。大人们又爆发出一阵开怀大笑。勒珍在笑声中啪啪哒哒奔跑起来。我们吃完了糖，抱着篮球冲进雨里。球砸向篮板的嘭嘭声比大人们的笑声还要响亮。投掷结束时，温暖洁净的雨水完全浸透了头发和衣衫。下雨的星期天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结束投掷时大人们的酒碗已经空了。天顶开始明亮起来，山林里传来松鸡和画眉响亮的啼声。松鸡的啼声：嘎！嘎嘎！短促响亮。画眉的啼声：嚯——，嚯——，嚯——，婉转悠长。雨水慢慢止住，太阳重新露脸，把更为洁净的光芒洒向更为洁净的山崖、森林和村子。无风，各家的寨楼上，炊烟笔直上升，在阳光照耀下，像一匹匹悬空而下的蓝色绸缎。
夕阳衔山。
往常，大家就要散去，各自回家了。这天，村子对面的那片白桦和箭竹林中传来的猎犬叫声把大家吸引住了。那时，从学校的窗户上就可以常常看到獐子、麂子到林边的小溪饮水。林子里传来一高一低的两条猎犬的声音。歪嘴的歪嘴巴一哆嗦，先流出一泓口水，然后才发出声音来：
“我，我的阿黑，还——有阿黄。”
歪嘴和我家沾点亲，年龄比大表哥小，而按辈分大表哥该叫他表爷。但这亲亲得远，大表哥又是生产队长，仍叫他歪嘴，我也跟着叫歪嘴。
我说：“是歪嘴的阿黑和阿黄。”
歪嘴恶狠狠地瞪我一眼。我做个鬼脸，他又一咧歪嘴笑了。那年我七岁，大表哥快三十了，该叫表爷的歪嘴也是二十三四的光景吧。
有阵子听不到猎犬的叫声了。显然是失去了猎物的踪迹。
我的伙伴们开始起哄了，说歪嘴的狗不中用。孩子们敢这样，也是因为知道歪嘴从不对人发火。歪嘴就是靠这两条猎犬挣点钱供弟弟呷格上学的。呷格从城里写信回来，说城里造反了，不上课了，想要回家。歪嘴请人写信不要弟弟回来。信是刘世清在代销店柜台上用毛笔写的。歪嘴在信里说：毛主席叫造反，那么造反就是有出息的事情，你就在城里造反，造完反继续念书。后来，我翻检资料，才知道这封信作为藏族翻身农奴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生动例证在自治州委机关报上发表了，时间是1967年4月23日。信经过了一些加工，加了红框，刊发在一版的左下角。署名当然不是歪嘴，而是xx县xx公社xx大队一小队全体藏汉贫下中农。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报社时，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时间泡了近三个月，这段时间只好一头扎进积尘很厚的资料库里，几乎翻遍了该报从1952年创刊以来的所有报纸。陈年报纸的气味弄得我常常咳嗽，并流下一些不咸不淡的泪水。报纸上很多长篇通讯都是有关筑路工人和伐木工人事迹的。而且还有森林工人向党中央、毛主席，州政府，州革委报告提前跨人xx年，完成采伐，流送xx万立方米木材的喜报。这样，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一片片原始森林逐渐消失的过程。
当然，我的眼泪并不是那时的雨水。
那时的雨水不是冲刷泥土，冲刷那些千万年积聚下来的肥沃而又珍贵的黑色泥土，使土地变得贫瘠不堪。
那时的雨水滋润万物，使森林青碧如洗。
那天在青碧如洗的白桦与箭竹林中，猎犬又吠叫起来，声音短促而又响亮。
“阿黑。”
歪嘴说是阿黑的声音。
刘世清已经给柜门落上了几块铺板，一把藏式的大铜锁被他弄得当啷作响。大表哥觉巴说：“等等，刘老头，我看你还得卖酒，我们有菜了。”
“菜？”
“你自己看吧。”
果然，林间的空地上闪出猎犬，和一只被它们追逐的灰黑色獐子的身影。距离已经相当近了。有办法脱逃的獐子是不会下山的。只有陷人穷途的猎物才会下山或者上树，而这就等于走向了死亡。我们一齐跑到村头，獐子从茂密的箭竹丛中没命地扑下来，差点撞到人群里来了。它急忙驻足，呆立片刻，返身从取水的小路蹿进了簇拥泉水的那团柏树林。
人们大呼小叫冲进了树林。
树林里传来猎犬的声音。短促猛烈的狗叫变得舒缓、从容。獐子被逼上树了，无路可逃了。人们欢呼起来。我们还看见程卫东和勒珍勾肩搭背坐在林子里最老的那株柏树下面。柏树能遮雨，他们坐的地方很干燥。但他们还是做出避雨的模样，把一件衣服顶在两个人的头上。旁边的地上放着程卫东的竹笛和一本歌曲。猎犬的叫声，人群欢叫着从他们身前身后跑过的声音，他们像是一点也没有听到。
歪嘴说：“呸！”
大家笑起来。
他的嘴更歪了，歪到左边耳朵下方去了。歪嘴跺踩脚，说：呸！呸胚！”
觉巴却走到那株歪脖子树下，挽着绳套。歪嘴赶紧夺过大表哥手中的绳子。绳子呼呼地抡圆了，歪嘴的嘴这时好像也要端正些了。
随着一声断喝：“呔！”绳子笔直地带着风声直奔树上，势头尽时，活套张开，下落，刚好套住獐子的脖颈。
“砰”一声响，獐子被提拉到地上。
獐子垂死的声音就像是羊的叫声：咩，咩，咩……这是一头雄獐。也就是说，它的肚脐眼是名贵的药材：麝香。歪嘴手脚利索，手中刀尖轻轻一旋，就取下了麝香，揣进怀里。麝的香气立即像泉眼上的氤氲雾气一样弥漫开来。
那天，猎犬得到了獐子的头、肚肠和四个蹄子。
男人们用热乎乎的新鲜獐子肉和肝子蘸了盐，在代销店门前下酒。我又在回味那略带盐味的生拌獐肝的鲜味了。
刘世清老头除了代销一点烟、酒、盐、茶外，还替公社供销社收购各种药材和皮毛。皮毛和药材都由他擅自作价。
歪嘴的麝香作价二十二元，皮子作价八角。歪嘴共得二十二元八角。二十元他要汇给弟弟，二元八角打了三碗酒，买了一包经济牌香烟，一包飞马牌香烟。酒和烟当场报销。
刘世清在村里人眼中不是正经人。
这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汉族人，也不是因为他会打算盘、记账而独揽了代销店掌握的销售与收购大权。村里人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
“在刘世清那里挣钱，在刘世清那里去用钱。”
他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你得把所有能弄到手的土特产品卖给他，否则就是投机倒把。
刘世清具有这样权威的身份，仍然被村里人认定为不正经的人。
村子于1951年解放。他是解放前一年携了一妻两儿来到我们村子的。刚解放时，他还住在一个山洞里，是解放军把他抓来，说他有特务嫌疑，刘世清就和那一排解放军住在村里的公房里。公房过去是村里有头脸的人和头人一起议事的地方，原先只有屋顶，由六根粗壮的木柱支撑。解放军用柳条编了墙，便成了住人的房子。冬天，又在柳条墙上面抹了层黄泥，做了开关自如的窗户。
解放军把刘世清押住在一起。
刘世清耐心很好，只说自己是小生意人，避战乱来到这里，积聚的一点财产已经荡然无存。他并不特别为自己开脱什么。那女人每天给他送来饭食。依当地标准不算好也不算孬的饭食。女人很丑，很结实，穿底子很厚的布鞋，一身自家缝制的青布短衣服，上面套一件当地藏民背柴时用的不镶布面的羊皮坎肩。看上去是能忍辱负重的那种老实女人。这种女人叫人放心。女人来送饭时还用梳子蘸上清泉水抿过了头发，发髻圆整而光亮，叫人生出好感，还叫远离故土深人异族地方出生人死的钢铁汉子们生出一点思乡之情。
终于有一天，村里人看到刘世清到泉边挑水、淘米、洗菜。部队任务紧张。刘世清成了部队的炊事员。间或，住在山洞里的妻儿也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了。女人把米煮在下面，上面蒸了满山都有却从未有人吃过的箭竹笋子，熟了，加点盐、野芫荽、家种的蒜，再放油，其香无比。至少吃过这种东西的上点岁数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当时，他们是第一次吃那样的东西。
部队撤走了。
头人打倒了。
刘世清把妻子和两个儿子接出山洞，自自然然地，当初的公房成了他的家。村里人用平淡无奇的口吻说，这个人就是这样，每次都因祸得福。经过若干次有惊无险的变故，他总是不急不躁，终于达到现在的位置，不劳动而可以维持生计。
这个不正经的人一团和气，生活俭朴，从不吸烟喝酒，任何人都说不出他有什么不正经的地方。
不管大人小孩，聋子哑巴走进店里，他都只有一句简单的话：“来了？”走出店里，不管买没买东西，他也是平平淡淡的两个字：“走了？”甚至连多望你一眼也不肯。
这种情形直到以前叫罗布，以后叫程卫东的人回乡才有所改变。可能刘世清预先有过什么特别的感觉吧，程卫东一进店门，刘世清就问：“来了？”语气显得比往常殷勤了点。程卫东左右端详一阵，把手插进裤袋，说：“来了。”语气颇为倨傲。
两人对望一阵，刘世清低下头，抄起那块永远污黑的抹布擦拭那永远纤尘不染的柜台。程卫东横着踱步，竖着踱步。
刘世清又问：“买点什么？”
“你知道我没有钱！”程卫东愤愤然地说。
“你可以赊账。”
“我永远没有钱也赊……”
“……你，会有钱的。”
程卫东抓住勒珍的手说：“哈，你听，他说我会有钱的。我告诉你们，我是无产阶级！我不稀罕！”勒珍漂亮的脸涨红了，挣脱他的手跑了出去，人们友善地哄笑起来。几个姑娘在大家止住了笑声以后仍然笑个没完没了。也许是被这笑声感染的缘故吧，刘世清那张不露喜怒哀乐的脸上渐渐绽出了一点笑容。然后，他坐下来，打开厚重的账簿，从挂在胸口贴肉处的一个小小布套里拔出一枝黑色的钢笔，旋开笔帽，用舌头舔一下笔尖记一笔账，再舔一下笔尖，再记一笔账。那天，他似乎有记不完的账。同时他还瞟见程卫东越来越露出焦躁不安的样子。这个中学毕业生，这个孤儿摆一副见过世面的派头，说些谁也不懂的话，还说他不稀罕钱。这个偏僻村子里朴实的人们谁见过这样举止怪诞的人呢？
程卫东终于走了。
刘世清收好账本，见人们话多了起来，脸上神情也松动了许多，便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勒珍可真是个漂亮姑娘啊！”于是，大家都看见程卫东在广场中央和勒珍站在一起。勒珍顺从地站在那里听他手舞足蹈地说话。
觉巴的脸立即绷紧了。
只有歪嘴，心地简单善良的歪嘴笑了。口水也顺着嘴角流下来。
大表哥觉巴说：“关门！”
刘世清就关了店门。跟着天就黑下来了。不久，月亮又出来了。村子四周的山林把月光染成淡蓝色，幽深而宁静。程卫东就在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赢得了村里最漂亮的勒珍姑娘的心。这是他从中学回乡的第二个晚上。传说天黑他和姑娘在广场上分手的时候说：“我要为你吹奏笛子，你不会相信那只是笛子的声音，在月亮升起以后。”
他还说他有十二枝不同的笛子。
那天晚上，村子沐浴在皎洁的月光下，第一次被美妙动听的笛音震撼了。程卫东这个学校宣传队的笛手用遍了十二枝竹笛，吹破了好几张笛膜。有人感到月光被笛声像水一样震荡起来。勒珍感到笛声吹得像手抚摸遍了她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她哭了。
第二天，她就进了村子里最简陋的那所房子，要看那十二枝笛子。看了，又要再听一次这十二枝笛子吹出的美妙音乐。程卫东说笛膜破了，不能吹了。勒珍的眼圈又红了。程卫东说：“那我们上山采笛膜去吧。”她就随他上山。他们选取最美丽青碧的箭竹，带露伐下，剖开，就取到了笛膜，夹进书里。程卫东还告诉她，他回来要办的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揭穿刘世清的真正面目，捣毁他的黑店；一件是要改良村里的畜群，要搞杂交。
“杂交是什么？”
“牦牛配黄牛。”
勒珍有点脸红，同时又咯略地笑了。
“就是搞人工授精嘛。”
姑娘不懂，他就把夹笛膜的书打开，向她仔细讲解了其中几幅插图。于是，箭竹林中，厚厚的，湿润的，清芬的苔藓上就发生了男女之间的那种事情。那时，美丽少女勒珍十九岁，早熟的孤儿程卫东，以前的罗布十七岁。事后，像生活中和小说中都无数次搬演过的那样，勒珍整理好衣裙，望着那一点鲜红的血迹哭了。
程卫东用笛子能发出引人愉悦的声音和那些脆薄易破的笛膜打了一个比方。
勒珍的哭声反而高亢起来，婉转起来了，越劝越哭。程卫东叹息一声，不劝了。她也就跟着不哭了。
她说：“你会不要我的。”
“我要你的。”忧郁的神情雾气一样笼罩了程卫东的双眼，使他的眼睛空洞而茫然，他喃喃问道：“哪里会要我呢？能给我一个立锥之地呢？”
勒珍破涕为笑，说：“我们的村子呀！你不是我们村子的人呀。你……没有爹妈，我的爹妈就是你的爹妈了嘛。”
“村子”，他低下头，弄乱了自己一头整齐的黑发，“你知道村子多么原始落后吗？你知道刘世清怎样压榨人们的血汗吗？”
“我不知道，我爱你。”
勒珍脸上又漾起粉色桃花般的红润。程卫东眼中又跳荡出灼热的光亮，急促地说：“你太漂亮了，你是仙女，我爱你。”
程卫东的帽子就从这天戴到了美女勒珍的头上。
程卫东从山上吹着笛子下来。笛声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房，就像那不是笛声，而是无法躲避的幽冷锋利的针芒一样。读者们记得，到现在为止，故事的背景还固定在夏天，绿色的、生意盎然的、沉静的、明亮的夏天，有森林哺育流水与清新湿润空气的夏天。那年夏天，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很好。这天，村里在小广场上召开社员大会评估收成，人们心情愉悦而又平静。以后的许多许多年头里，人们都回忆那些天气孕育出的丰收年成。人们围坐在小广场上。
生产队长觉巴向刘世清点点头，刘世清立即抱来一小坛酒，并给每个女人和小孩散发两枚棒糖，男人们两支经济牌香烟。觉巴看到每个人都露出满意的笑容，他的脸上也出现了志满意得的神情。刘世清记了账，把厚厚的、蒙着蓝布封面的账簿递到他面前。觉巴就着刘世清手里的印尼盒摁那么一两下，举到嘴前，长哈一口气，这才摁到账簿上面。这笔欠款秋收后将从公粮款中扣除。
都说世界越变越好，但我们为什么如此缅怀那些过去的日子？
就是这个时候，程卫东吹着笛子从山上的白桦林中下来。广场上的人们都看到了勒珍牵着他的衣角沿着溪边的草地蹦蹦跳跳，小鹿一样优美地行走。笛声明亮欢畅，却刺痛了许多人的心房。觉巴的脸绷紧了。平时，这张脸上有这个年纪的人少有的宽宏大量的平和表情。他的严厉的目光、指责的目光投向勒珍的父母。那两口子的头立即低下去了。更多的带着谴责的目光投向那两个低垂的无辜的脑袋。
只有刘世清冷静地倾听那笛声。
好像听懂了笛声。
他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后来，他对程卫东说：“你笛子的声音怎么那么高亢了。吹破那么多的笛膜，伤你的身伤你的气呀！人一生一世，啥子样的梦没做过，啥子样的事情没见过，哈子样强过自家的人物没见过啊。”
那一刻，说得程卫东微微颔首。
村子里，还只有刘世清向他讲过这样一番人生的道理啊。他暗暗希望老头能往下谈，一直谈到勒珍。他很想有人来分享一下自己得到一个漂亮姑娘的欢乐。
但刘世清却说：“听说你还会画画，给我的铺面画点革命的画吧。我给你钱，给你烟。”说完，就转身走开了。扔下心高气盛的程卫东愣在那里，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第二天，程卫东去了。
他带去的是几张宣传画。他在画下衬了复写纸，把图案轮廓复写到光滑的云杉木铺板上，然后再分别涂抹一些颜料。这种画法是在农业中学的美术课上学来的。
刘世清给他一块钱，两盒烟，照例一包经济，一包飞马。程卫东接了烟，一块钱又回到刘世清手中。他这回亲自端出一碗酒来。
“用笔挣钱的人请乡亲们喝酒，来呀！”
大表哥觉巴觉得他这话说得含糊，因为刘世清也是用笔挣钱的人，就说：“以前的罗布，如今的程卫东用笔挣钱了，大家喝吧。”并喝了第一口，说：“好酒！”
程卫东喝了，问刘世清：“我的酒，你是不敢掺水吧？”
刘世清俯身擦拭柜台，并不搭话。
果然是好酒，七八个人喝酒，一碗干完，醉了三个。程卫东、觉巴、歪嘴。三个醉酒的人怒目而视。
程卫东嘻嘻一笑说：“歪嘴，你不要恨我，你弟弟比我有出息，他是红卫兵军团的参谋了”。歪嘴竟然乖乖地点头。程卫东又说：“觉巴队长，你不要恨我，我命苦，从小没爹没妈，在城里宣传队造反又犯了男女错误。勒珍也是可怜我。”觉巴血红着双眼慢慢点头。歪嘴歪着脑袋端详程卫东的图画上的人物，突然站起身来，指着刘世清说：“嘻嘻，这人像你。”
大家都来仔细端详，人群中一阵轰然的笑声。
刘世清并不气恼，端出三碗酒来，在三个醉汉面前一人一碗。三人喝完，倒又清醒过来。
程卫东说：“你们知道吗，供销站的李采购已经被抓了？”
“什么事情？”
“他贪污，还和各大队的一些购销员串通，压价收购。”
歪嘴问：“什么叫压价收购？”
“比如你那个麝香，按国家规定该四十元，他说是二十二元。当然，也不止是麝香了，别的东西也是一样。熊皮、熊胆、鹿茸、贝母，多了。”
李采购员也常来村里，把刘世清收购的东西运走。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刘世清身上。刘世清一如往常，给小钱柜落锁，给柜台落锁，给大门落锁。一大串有用无用的钥匙在他手中哗哗作响。
不久，村里就传遍了刘世清伙同国家采购员坑骗乡亲们的传言，虽然大多数人都是信疑参半。
二十三年后，也就是1990年8月的一天，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是法院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你好，你是x村人吧？”“我是”，我说。“你认识觉巴吗？”“认识，他是我表兄，是生产队长。”“你知道生产队撤销了。他现在是犯人，盗伐木材，三个人共同盗伐。他说在城里只认识你，要你替他找一个律师。”“那两个呢？”“他们不请人，他们说听天由命，但我们还是给他们指派了。法律程序嘛。”
“谢谢”，我说。
那边用比我还客气的腔调说：“谢谢你。”然后，“咔嗒”一声，电话搁了。
找到律师，我们一起去监狱。
厚重的铁门开了。
隔着铁栏杆，我看到了大表哥，以前的生产队长，现在的盗伐木材犯觉巴。要不是他叫我，我是认不出他来了。
“表弟。”他叫我。
律师上中学时是我妻子的学生，对我说：“你们谈谈吧。”自己踱到一边抽烟去了。
算一算，大表哥已是五十一二岁的人了吧。过去那么刚毅自信的一个人，现在不但苍老，而且有些委琐。
大表哥说：“帮帮我，帮我判个有期徒刑的缓期。”
执行吧。妈妈七十多岁了，我被逮捕的事都还瞒着她，我真被判几年，她会气死的。我们家，没有坐过监狱的人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好律师。”
“你知道我一心一意想当好队长，婚结得晚，娃娃都还没有成人啊。明天开一个大会，我们还要出去游街啊。”
和律师谈完，大表哥又对我喊：“救我，就是救你的亲大娘啊！”
回来的道上，律师跟我谈了大致情况。当然是他们在案卷里交代的情况。现在，村子经过二十多年前那场森林大火，又经过国家、集体一年年无休止的采伐。剩下很少一点树林，分成国有林和集体林两部分。村民们盖房用料要申请，批准后〖先交纳每立方米三十元钱的育林费，然后才取得准伐证，到集体林中去采伐。采伐时，还应有护林员在场监督。护林员是林业部门在村民中指派的，每月领一小笔津贴。
村子的护林员是至今还是单身汉的程卫东，因为他没有什么太近的亲戚，无牵无挂，对人不大讲情面。
恰恰是这个护林员和觉巴以及后来娶得美女勒珍做妻子的歪嘴一起盗伐国有林上等云杉十六棵，四十一立方米。每人平均十三立方米还多。
我不止一次听说村子和周围的村子里有些人家，利用前几年经济形势的混乱，发了木头财。他们大量盗伐木材，以每立方米八十到一百二十元的价钱卖给过路的卡车司机。司机们拉到三四百公里外的省城及省城四周，那里正大兴土木、大造家具，能卖到六七百元钱一立方米。后来，这些人家也买了东风牌卡车，自己不再做那种犯法的事，只管运输，盗伐木材的事就交给村里那些想钱又缺钱用的人去做了。
我又看到这些变得干旱的河谷间的公路上，卡车奔驰，上面载满国家、集体、个人采伐下来的木头。合法采伐的木头，非法采伐的木头，采伐得合法不合理的木头，合理不合法的木头。卡车在碧蓝深远的宁静天空下掀起阵阵不绝的黄色的尘土。
我问律师，他们盗的木头卖了多少。
律师说：“你放心，他们口供里没说这个，只咬定是采伐盖房料的。说是穷，盗伐到国有林里是为了逃交育林税。”
“现在，人人都知道一点法律知识了。报纸上老说犯法是不懂法律的缘故，我看犯法的人倒未必是法盲。”
我点头。
他又说：“只怕那个护林员要判得重了。”
我也点头。
还是回到二十三年前吧。
那年夏末秋初，多年有规律的天气开始叫人把握不定了。
传说国家要开采这一地区的森林。在这之前，人们还传说那些已经开采森林多年的地区气候变坏了。刮风，每年下霜很早，减低了小麦和玉米的收成。许多溪流干涸，或者暴雨，或者干旱。连猎物因无处栖身也几乎绝迹了。现在，每天早晨一次，傍晚一次，村子里都能听到隆隆的开山炮声。已经有上千人在修筑公路。公路正一天天逼近我们的村子，炮声也越来越响亮了。
在那些阴雨的天气里，村子四周的森林聚集着雾气，空中停满积雨的云团。饱含雨水的云团并不把雨水全部洒在一个地方。它们缓缓飘动，还要把雨水带到好多需要雨水的地方。这些云团由山林间的雾气生成，从未经受过开山炮这样强大声浪的震动。现在，这种强劲的声浪冲击震动它们，云中的雨点在村子上空被全部震落。雨水仿佛被激怒了的神灵的鞭子，肆意抽打着村子、河床、庄稼、森林、岩石。
习惯了早上在晴朗天气里出门的人们，被暴雨堵在屋里，看玉米的红缨被雨水击落，牛羊在畜栏里哞咩叫唤，人们心情不好。
于是，觉巴把村民们召集到一起开会。由程卫东念一个星期以前的报纸上的社论。小学校的老师停了课进城造反去了，学校自然停了课。每次开会，大表哥都把我带上，去翻翻报纸，常常和认过的一点字见见面，将来或许比别人有出息一些。有时，程卫东念完报纸，向望着他发痴发呆的勒珍递去眼色，在人们聊天打趣的嘈杂声中教给我几个生字。这时，大表哥都要重重地拍打几下程卫东的肩膀。
那一天，程卫东带来一本他以前上学用的初级小学课本。他把书送给我。那里面有许多插图，比我们上课用的简装本《毛主席语录》漂亮多了。配上图案的生字也好认多了。课本中的一页上尽是人民币图案，不用教，我也把“圆”、“角”、“分”三个字猜出并牢记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念错过一次，也没有写错过一次。
散了会，一些人散去，一些人留下，看谁会掏钱买酒。刘世清已经不耐烦地拨弄得腰间那串钥匙哗啷啷响，仍然没人掏钱。
天放晴了，勒珍慢慢往去泉边的路口上挪动。许多双眼睛把热辣辣的目光投到她的背上。这些眼光可能蜇痛了她，她的背和腰肢都慢慢扭动起来。
程卫东拔脚要走，却被我拉住了。在我的示意下，他蹲下身子。我问他：“这些钱可以买到东西吗？”
他眼睛盯也不盯我手中的东西，说：“是钱都能。”说完他就追赶勒珍去了。
那些钱是我从课本上裁下来的，不是真钱，是画在书上的钱，用来教小学生知道钱的面额单位的“钱”。既然程卫东说了可以，我就要用它们买酒，给村里的男人们，给表哥觉巴，再给自己买一枝带彩色图案还带一块橡皮的铅笔，或许还有余钱买几支棒棒糖。平常我用的都是不带橡皮而且外表只有一个颜色的一分钱一枝的铅笔。
人们开始议论起勒珍的美貌来了。
歪嘴说：“她的脸腮，越来越像粉红色的桃花了。”
表哥的脸绷得很紧。
刘世清说：“我只怕她是过于地漂亮了哇。”
“是病？哪一种病？”
刘世清叹口气：“但愿我是错了。”
这时，我把钱塞到了他手上。他诧异地说：“这娃娃，塞些纸片在我手里做哈？”
我说：“不是纸，是钱。”
他把那些皱巴巴的纸打开，看了正面，又看背面。背面和真钱就不一样了，是一个炼钢工人的上半截身子和半截拼音字母。
他突然笑了。
“是钱”，他附在我耳边悄声说，“就是钱，娃娃。你买什么？有橡皮的铅笔，糖，还有酒”。
“当然，漂亮的铅笔，糖，棒糖，只要1个，不，给我十个。当然，十个。”
说到酒，他很坚决地摇头。但又拍拍我的脑勺说：“以后吧，以后大了，这个脑壳会弄到钱，请人喝酒的。”
就这样，我已经很高兴了。况且，他给我的不是一枝铅笔，是五枝，外加十个棒糖。这时，人们已经慢慢散尽，准备下地去了。
刘世清叮嘱我这事谁也不要告诉，尤其不要告诉大表哥。可我不到晚上，就忍不住告诉了大表哥。
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抓住我的小手就走。他的大手重重叩响了刘世清家的门。
门“吱呀”一声开了。刘世清的脸比大表哥的脸还要阴沉。他的两个儿子跪在火塘边的几块劈柴上面。刘世清的老婆一面擦泪一面就对大表哥露出了笑容。
大表哥恶狠狠地问：“闹的什么鬼名堂？这个娃娃骗你，你给他糖。自己娃娃老老实实，要这样跪着？”刘世清第一次在上级面前不作驯顺状：“就恨个他们老实，你表弟是聪明娃娃，要是我娃娃这样机灵，他要星星我也搭梯子去摘！”
五角钱的人民币随着大表哥的手一直伸到了他的鼻尖跟前，他仍然眼也不眨地说：“你实在要给，我当着你的面把它烧了。”
女人颤声说：“你不要给了，队长。就为这两个儿太老实，他跟我生了三个女儿，还想生个聪明儿子。这不是，我又有了。”
钱又回到了大表哥那硕大的可以装下好几千元的钱包。
刘世清笑了：“队长，那钱包太大了。”
大表哥也笑了：“为钱不要把娃娃的良心坏了。如今能吃饱饭，能穿暖身子，不是就行了吗？”
老头挥挥手，两个儿子就站起来。十四岁的久娃揩去掉得老长的鼻涕。
“村里人真是太好了，我刘某人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了，从没见过这么好的人。瑞英，是吗？”
瑞英说：“是啊。”眼里又涌起晶莹的泪。
“你们也该想法预先挣些钱给这个娃娃留着，以后上中学、大学，不然埋没了。”
“以后也可以挣嘛。”
“我看报纸，只怕往后，只怕往后不是好挣钱的时候啊。”
“不说这个了。”
“唉……不说了。”
“你说勒珍，是怀疑那个了。”
“她家以前有人害过那种病吗？”
“她奶奶。”
“那就是了。”
那个夜晚，从刘世清家出来，大表哥频频叹息。天上星河灿烂。
夜深人静，森林悄然，山涧里的水响亮地喧哗。“明天是晴天。”大表哥说。
果然是晴天。
那个晴天一到，整个秋季里天再也没有阴过。好像前一阵子那些倾盆大雨，下得不分时候，没头没脑的大雨就像是天上的全部雨水，下完了就再也没有了。在灌浆期遭受接连不断暴雨的麦子没有很好灌浆，好多玉米包穗皮里面空空如也。
庄稼转眼又被烈日烤黄了。远远望去，沿着河谷铺展的庄稼地在阳光下闪耀着黄金般的色彩，周围的森林一派碧绿，美丽得如同天堂。而人们忧心忡忡，在被干旱催得早熟的庄稼地里，快乐的是各种翩飞鸣唱的鸟雀，它们在阳光下起起落落，闪闪发光，像是金属制成的一样。
它们飞到天上，又落地，又飞到天上。
它们的鸣叫也闪烁着明亮的光泽。
鸟雀们尽情炫耀欢乐，直到那场大火在秋末燃烧起来。那场大火在我的记忆中，使故乡的村子带上了欢乐的色彩。我的村子在那场大火中经历了一场欢乐、混乱、狂热的庆典。经过了那类似狂欢的放纵后，村子的真气随着森林的绿色一起消失了。
那天，早晨下了很厚的霜，脚踩上去像踩在薄冰上嚓嚓作响。霜结在屋顶，结在窗棂，结在畜栏，结在牛羊的背上，结在小河边裸露的石头上，结在麦芒上，结在正在开成一片绯红色轻云的荞麦上，结在被秋风染成红黄蓝绿各种美丽色彩的森林之上。
这是村子最后一次呈现深远动人的灿烂美景。太阳出来了，各种秋天的色彩放射着晶莹璀灿的光芒。
霜化了。那些晶莹的天堂般的光芒也渐渐消失了。村子里响起牛羊出栏的声音，鸡鸣的声音，人们互相召唤上工的声音。那天的田野里也充满了欢乐的声音。男人们弯腰收割麦子，女人们一边歌唱那些肯定是流传了千年的祝祷丰收、感谢神灵的歌摇，一边捆好割倒的麦子，金色的麦捆在她们手中飞快旋转。她们后面是孩子们。孩子们挎着竹篮拾起那些散落的麦穗。孩子们身后就是翩飞的鸟雀了。
中午时分，沉浸在劳作欢乐中的人们突然觉得天地一下幽暗了。抬头时，一片巨大的柱状的乌云从东方天际拔地而起，以人们想像不出的凶猛姿态翻腾，上升，在晴空中像洪水一样迅疾地弥漫，遮住了当顶的太阳。太阳在云团后变成像泪眼一样腥红的光团。那光团轻轻地颤抖，把恐怖传导到人们的心头。
人们看到传说中曾渲染过的那种景象。人类因为不可饶恕的罪过遭到天罚的景象，天上神灵互相争斗而涂炭人民的可怖景象。
女人们跪倒在地上。
程卫东说那是大火喷出的黑烟。
刘世清支持他的看法。
跪倒的女人们站起身来。勒珍骄傲地注视着自己的男友。程卫东说：“听！”
人们立即把一只耳朵朝向东方，凝神谛听，果然就听到轰轰作响的火焰像风、像波涛、像千军万马奔腾。声音越来越响。后来，大地也开始微微抖动起来。
黑云严严实实地遮住了天空。
人们不再唱歌了，弯下腰来默默地收割庄稼。刘世清套上村里的马车到公社出货去了。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丢了捡麦穗的竹篮，爬到山的高处了望远处的大火。
果然，火苗蹿得越来越高，像一头巨狼的舌头。阵阵上蹿的火焰激起我们阵阵的欢呼。
大火使白天阴暗，夜晚明亮。火越来越近，村子被一片彤红的光芒所照亮。下半夜，刘世清的马车回来了。他拉回来一整车香烟、酒、饼干，还有毛巾、香皂、手电筒、电池、扑克，甚至还有几捆连环画。货刚卸完，第一批救火的人就到来了。走得疲乏了的人坐满了村中的广场。远处大火的轰轰声中又响起了那些人交谈的声音，咳嗽的声音，唱歌的声音，金属工具与器皿互相撞击的声音。一整夜，嗔到这么多陌生人气息的狗们狂吠不已。婴儿们一夜啼声清脆响亮。刘世清大开店门，从来都冷落幽暗的店堂里高悬两盏马灯，明亮辉。许多飞蛾绕着马灯一圈又一圈飞旋，并把灯罩撞得丁丁作响。那些人无事可做，一拨又一拨拥进代销店里，几乎每人都掏钱买了一点儿东西。最先买光的是扑克。
刘世清搓搓双手，对那些后来的人说：“完了，纸牌完了。”然后灭掉马灯。
天大亮了。
那些人上了山。那些穿着一式蓝色工作服、戴着绿色头盔的森林工人躺在山坡上睡觉。晚上回到村中小广场上燃起一堆堆大火，到天明又上山去了。
到第三天，站在村里也能看到触天的火焰了。所有声音都在呼呼的火苗中像绸布一样颤动。又一批人马开进了村子。代销店门前挂起一块救火指挥部的牌子。一大群拖拉机循着马车道开进了村里，后来，小汽车也来了。当夜救火工作就正式铺开了。一架架小型汽油发电机像电影里的机关枪那样哒哒作响，带动电锯把谷中小河两岸的树木伐倒。那些红色的拖拉机一用力就突突地喷出黑烟，每架拖拉机都把那些伐倒的树木整株整株地顺河拖向下游。坎坷不平的河道被碾得平平展展。大火无法直接扑灭，只能在很远的地方开出一个没有燃烧物的隔离带，阻止山火从南岸扑向北岸。小汽车从远处的地方川流不息地送来一筐筐加糖的馒头、牛肉罐头、苹果、梨、帆布手套、胶鞋、雨衣，这些东西都由村里人分头送往伐木工地。庄稼掉落在地里无人收割。麦地成了最好的宿营地。村里的人、狗、鸡、猪肚子里塞满了那些平时难以到口的美味食品。那次饕餮把许多勤快机警的猎犬变成了懒狗。歪嘴心疼地看到他的阿黑、阿黄肚子撑得溜圆，仰躺在大路中间，任再多的生人从鼻尖前走过也是不瞅不睬。他伸脚去踢，饱满的狗肚子被踢得嘭嘭作响。狗呻唤一下，仍是不想起来。歪嘴哭了，扔掉手中半盒罐头，把口中的一团东西也掏出来，掼到地上。走不多远，又从背上的口袋里掏出一截香肠，有仇似的狠狠咀嚼起来。
程卫东和勒珍吃得最为“奢华”。每样东西都只吃一口就扔掉了。大路上布满了贪吃的乌鸦，来了人也不肯飞开。第二天，突然有人传说刘世清的老婆苟瑞英把一些东西背进了自己家里，于是，许多人在路上转了弯，把东西背进自己家里，只剩下大表哥觉巴背着两箱猪肉罐头呆在路上。最后，他也把那些东西背回了家。每天，人们都把一些东西送到山上，也把一些东西偷偷运进家里。先是食品，后来是手套、雨衣，再后来是一整套一整套的伐木工具、帐篷，甚至还有汽油、整台的水泵、泡沬灭火器。
防火道刚刚清好，火焰就逼近了村子。河边的水泵二台台起动了，水龙柱高高扬起，冲向房顶、畜栏，冲向经不起火焰烤灼的人们。火在村子对岸燃烧。飞鸟在空中被火焰轻轻一舔就消失了踪迹。谁也不曾料想森林里藏匿着那么多动物：兔子、獐子、麂子、羚牛、鹿，还有狼、狍子等等，它们被烟火驱赶着奔逃出林子，冲到河边，遇见那么多人，又返身逃进森林，两三个往返，就再也不见它们的身影了。只有熊一往无前，对众多的人视而不见，耸动一身肥肉横冲直撞，但人是那么多，熊们终于被铁棍打翻，被利斧劈开了脑袋和胸膛。
大火烧过村子，烧到远处去了。我们头顶上重现蓝天。村子周围最大的一片森林消失了。大火仍然无休止地燃烧。人们纷纷传说中央也知道了这场大火。要派飞机来轰炸，把大火炸灭。
觉巴说：“电影里不是用炸弹把山林炸燃了吗？”程卫东撇撇嘴：“人家又不是来丢燃烧弹。”
刘世清一言不发，自从大宗食品供应到村子，他几乎没做成一笔生意。然而空军终于没来，这使想看到飞机的人们多么失望啊。扑灭余火的人们却给刘世清带来了新的生意。人们在那些溪涧边上找到许多因窒息而死的獐子、熊，刘世清又用相当低的价钱收购了许多麝香和熊胆。弄得女人们都不敢上他的代销店里去了，说是闻那么浓的麝香味会怀不上娃娃。
大火终于扑灭了。
县里派来红卫兵组成的宣传队慰问演出。领头的红卫兵司令是程卫东的同学，人们看到他和程卫东一起到河边散步。有人说程卫东掏出一个本子向他汇报，也有人说没有汇报，是程卫东在司令面前哭了。反正节目演到中间时，我们有十二枝笛子的笛手被叫上了台，一曲《北京的金山上》吹得欢快奔放，台下掌声像一阵狂风刮过。他又吹了一支曲子。这时，司令上台来了，说就是这个苦大仇深的孤儿在这个村子里挖出了一个暗藏的特务，在押的贪污犯的爪牙。
“刘——世——清！”
司令说，不抓出这些暗藏的阶级敌人，这样的大火还会发生。
刘世清被红卫兵推到台前。
刘世清依然是那副不惊不诧、逆来顺受的样子，只是有时望程卫东一眼。程卫东在台上有点站立不住的样子。
刘世清的名字钻人每一个人的耳朵。
刘世清，男，解放前在成都是一个特务头子的爪牙。特务头子被镇压后，他带上特务头子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潜逃来到这里。刘世清善于伪装，骗取信任。控制了xx村的经济大权，拉拢干部，盘剥群众，腐蚀青少年。刘世清处心积虑等待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变天成功。打倒刘世清！打倒刘世清！
会上宣布程卫东接管刘世清的代销店。
会散了。再没人理会刘世清，还是程卫东折回身来，说，“回家去吧！”刘世清就摘下腰间那串钥匙，交给他的后任，说：“年轻人，我有一句话。”
“讲！”
“勒珍有病啊！”
“放屁！”
“她掉头发吗？”
“掉又怎样？不掉又怎样？”
“掉就是害了麻风了。”
“啪！”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了老头瘦削的脸上，血从嘴角流下，他只是抬手揩揩，笑一笑，抄了手回家去了。
那天晚上，村子里刚刚安静下来，就响起两个女人凄厉的哭声，一个是勒珍；一个是刘世清的老婆苟瑞英。苟瑞英哭得肚子里的胎儿早产了。一清早，刘世清腋下挟着破布包着的雨衣，提一把锄头，上山刨个坑，把早产的死胎儿埋掉了，脸色还是那样不卑不亢。他从山上下来时，太阳已经很高了，照亮那些被烧成一片乌黑的森林里的土地，地上不时还缭绕着升起淡淡的青烟。那些粗大的杉树特别耐烧，余火未尽。
刘世清在阳光下穿过林子中的广场，看到代销店的门关着。就说：“该开门了，年轻人瞌睡好，该开门了。”
“你们去叫程卫东一声吧。”他又说。
几天后，勒珍被送往皮肤病医院，确诊为麻风病，早期，要隔离两年才能痊愈。医生们又赶到我们村子里，给勒珍家的人，给程卫东检査，给他们打针、吃药。医生们走了。程卫东也不来代销店开门。救火大军也撤走了，只有村中广场上四散着他们留下的垃圾：篝火的余烬、罐头盒、酒瓶、破布、五颜六色的纸片、缺口的斧子、断齿的锯子、干瘪了的空汽油桶，以及很多帽子和胶鞋。村子重新变得安静了，可那安静里却有了一种凄凉的味道，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程卫东几乎吹了一夜笛子的那个晚上，下起了这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笛声像大雪一样纷纷扬扬，美丽而又冰凉。早上，大表哥打开大门，长舒一口久积心中的郁闷之气，看到大雪覆盖下的山峦、田野、村子重新变得美丽了，村前的小河前所未有地清澈。他还看到一串脚印踩过初雪，上了通往山外的道路。
他的口中喷出一团白气，自言自语地问：
“谁昵？”
“程卫东吧。”
答话的是刘世清。他的口中也喷出白色雾气。“年轻人，真是可怜。我看他这一走是不会回来了。”两人踩着积雪来到代销店门口，那串钥匙还挂在门上。程卫东确实走了。生产队长想想，摘下钥匙塞到刘世清手上。刘世清就接过来，挂到腰上。
已经是深秋了。
我所居住的这个偏僻山城正在下雨。我坐在窗前。八楼的窗户正对着即将召开公判大会的体育场。现在体育场的混凝土看台在雨水中闪闪发光。这天是星期天。鸽子在蒙蒙的细雨中飞翔，搅动了静谧和料峭的寒意。举目仰望，山腰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喇嘛寺恰好被云缝中透出的一抹强光所照亮。同时被照亮的还有一簇卫星地面站的锅底状的天线，市电视台那高高的发射塔。
将近中午的时候，雨停了。广场上响起了音乐声：《拉德斯基进行曲》、《闪电与雷鸣波尔卡》、《叽叽喳喳波尔卡》等。城里的人们都听到了音乐的召唤，云集广场。人们还举着好多红布横幅。一派喧器不已的热烈气氛。那首《皇帝圆舞曲》结束时，公判大会开始了。警车的长鸣声穿过沿河而建的山城。这天，广场中央站了三十多个刑事犯罪分子，上万群众知道了这些罪犯的罪行，又聆听了领导的讲话。讲话里讲到了社会治安，生态平衡，资源，亚运会等好多问题。
这是1990年8月底的星期天。
大会结束了，犯人们被押上停在街上的一长溜卡车。前面摩托开道，后面吉普车押阵，警报器呜呜作响。我下了楼，正好遇到拉犯人游街的车队迎面过来。
在第三辆车上我看到了这篇故事中的人物：觉巴、歪嘴、程卫东、刘世清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刘世清很老了。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那绺山羊胡子全部变白了，而且是那种脏兮兮的白色。歪嘴的歪嘴巴张开了，颇有几分好奇地注视着街上的人流。程卫东在笑。觉巴仰头望着天空。警车慢慢开过。围观的人群就慢慢散开了。
我站在正午强烈的日光下，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村子周围已经消失的森林在我眼前晃动。载着盗伐森林犯的那辆卡车车厢上的两条标语还在我眼前晃动：
地球只有一个！
坚决保护森林资源！
我又看到了那场大火。看到两年后，一个近千人的国营林场在村子附近建立。油锯轰响，利斧翻飞，集材的拖拉机喷吐黑烟。就这样，不到三年时光，在大火中幸存的一点森林也完全消失了。山坡上，只有这里一簇那里一簇的林木……
这时，有人触触我的手臂。
我没在意。
那迟迟疑疑的触动又来了一下。转身我看到一位穿着公安制服长得非常结实的家伙。
“我怎么了？”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长娃呀！”
果然是刘世清的二儿子长娃。他抓住我的手，把我拉进身后那家叫做“一元饱”的小饭馆，拉到一张摆好酒菜的桌子跟前。桌子边已经坐了一个穿检察院制服的人。
长娃对那人说：“果然是他！”
那个满面愁容的人摘下帽子，对我笑笑。我就知道了他是我从未见过的歪嘴的弟弟。果然，他说：“我是歪嘴的弟弟。”
喝着酒，大家都互道阔别，开始，都小心地不提那件事情。
经过摆谈我得知，刘世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久娃、长娃果然是他以前的东家的。解放时，那个姓鄢的店东是死于乱兵之中，而不是被人民政府所镇压。落实政策刚开始，刘世清去了成都找到当年的房子，到派出所一查，老婆和两个儿子的户籍尚未注销。一番打点，久娃和长娃又回了城，分到了房子。久娃进厂当了坎事员，长娃参军，在侦察连干过，复员后进公安局当了刑警。刘世清老两口仍然留在村子里。
“为什么不接他们出去？”我问。
“房子住不下呀！当年给我们分一套一房子，我结了婚，带个娃娃。久娃找不到老婆，和我们住在一起。五十多岁的人了，脾气很不好啊！”
我信了。也不由我不信。
“我那阿爸七十多岁了，挣钱有瘾啊，”他还是说到那事上了，“八十来岁的人了，家里几万块钱是有了吧？还要挣。这下是要老死在监狱里了。”他告诉我，他家以前开代销店下来，有几千元的积蓄，为久娃和长娃回城打点光了。后来贩运生猪、药材，摆过测字算命的摊子，甚至上西北做过汽油生意，居然还弄到了整节整节的车皮。这几年，又弄开了木头。年纪大了，没有气力，再说他也从来没有真正下过体力，就到外县请了一个壮小伙子伐木，每天管饭还付他五元工钱。公安局几次集中打击，他都逢凶化吉，连罚款也没挨过一次。那个小伙子后来就和他晚生的女儿成了家。这次严打斗争中，他被抓获了。七十多立方米的木头。还从家里抄出现金差不多两万元。
长娃说：“我去活动过了。太多了。妹夫把以前的事全部供了。我是没有办法了，他只有死在监狱里了。只有争取妹夫能轻判一点嘛！”
“把你阿妈接走吧。”
他说：“当然了。”眼睛已全部湿了。
歪嘴的弟弟突然哭出声来：“我心中难过，心中难过啊！”
“事已至此，没有办法了嘛。”我说。
“本来我是可以帮忙的呀。办这个案子的同学给我打电话，我说依照法律办吧。我是共产党员，是xXX县的检察长呀！村里谁不知道我是XXX县的检察长呀！”他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脑袋。“我可怜的哥哥呀，我对不起你了。”
分手的时候，他又说：“我是没有脸面去见村子里的乡亲们了。”
大火过后，村子就只有那一片晶莹的积雪是美丽的了。
可是，春天，积雪融化时，一切又变得丑陋不堪。融雪水把大火过后的灰烬与焦炭冲刷下来，斑驳的残雪污浊了，山涧、小河都充满乌黑混浊的水流。等到残雪融尽，春雨下来时，雨水裹着焦炭与灰烬冲下山坡，冲进刚刚长出作物的田土。满含碱分的水流烧死了禾苗，使肥沃的土地板结。人们站在雨水中，看着世代种植的土地默默流泪。雨雾中飘荡着硝石燃烧的气息。几年之后，那些未被烧倒的大树脱尽了烧成焦炭的皮肤，朽腐了，倒下了。山上重新生长起来的只是一些耐旱的多刺的灌丛。
村子变穷了。
许多时候，变懒了的人们聚集在村口，等待马车运来国家返销的粮食。粮食来了，没有钱。从不欠债的人们被钱“打断”了脊梁，开始认命，开始欠债了。当时的会计账目上有这么一项“超支款”，村民们自己叫它“倒找”。“倒找”的越来越多，有些人家几年间“倒找”就达到了两三千元。人们反而不似刚开始欠债时那么忐忑不安、愁苦万状了，他们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现在，男人们到手的几个钱也不急于还债了，而是吸烟、喝酒。刘世清萧条了几年的生意又兴隆起来。传说程卫东重新参加了红卫兵。那派红卫兵倒了霉，他又参加了一个什么兵团，背着冲锋枪，打过仗，自己受过伤，也叫别人受过伤。
刘世清感叹说：“不是一般的人哪！”
也是那年，歪嘴从没回过村子的弟弟造了几年反，同时也高中毕业了，成了邻近某县拿国家工资的农业机械化试验站的拖拉机手。歪嘴供养出了弟弟，一年之内还清了因新买两条猎狗从刘世清那里借的欠款。村里都说歪嘴是能干人，好人，一个能干的好人。于是，有人来提亲了，却万不料他说他已经有了。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面镜子，镜面是他弟弟站在东方红拖拉机旁戴鸭舌帽、穿油污工作服，围着雪白毛巾、戴着雪白手套的照片，翻过来，是一张勒珍的照片。
“她给你的？”
“我以前偷的。”他讷讷地说。
“她害了那病了呀！”
“我问过医生，好了，吃药就不会传染了。再过几年还可以要娃娃呢？”
“那她答应你了。”
“我托人写信了。叫她好好医病，我等她。”
“她回信了吗？”
“反正我等她。”
歪嘴把煮好的玉米糊糊分成三小盆，自己一盆，两只猎犬一只一盆。猎狗的眼睛看着他时，露出被怜爱的孩子那种幸福的神情。
也有人给生产队长提亲。他的脸色铁青：“我不结婚。”以前，乡上一直动员他人党，他不干。有人提亲那天，他找到大队支书：“我要人党。”于是，他人了党。这年春天，山上大火留下的余烬冲刷干净了。小河重新变得清澈。布谷鸟叫声清越悠长。只是那些碱分太重的地依然板结，麦苗稀疏而瘦小。大表哥整天在那些瘦弱的麦苗中徜徉。他要领着村子里的人使这些土地重新变成丰收的土地。要人们还清欠债，向国家交售公粮。但是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
大表哥突然像怀念至亲骨肉一样怀念起程卫东来。他想程卫东若在，就可以帮他出出主意了。他上过农业中学，肯定知道怎样去掉土壤中的碱性。当天，他借了队上20块钱，备好干粮就进城去了。
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程卫东的下落。程卫东又找错了靠山。他们那一派全部犯了保卫资产阶级的错误，头头脑脑和一些打手都被抓起来了，程卫东也在其中。觉巴终于在一间小学校里见到了程卫东。他和一些人的手被铐着，在长起了茸茸青草的学校操场上散步。好多人身上留着伤痕。门外，守卫森严，正对大门的楼顶上架着机枪。觉巴觉得自己走进了一部电影里。
他听见自己说：“我来接你来了。”
许多人都好奇地看着他。
程卫东坚决地说：“我是不回去的，我要造反！”
“那你帮我出出主意吧！”
就在那个小学校改成的临时监狱里，在那个几近荒芜的操场上，程卫东给大表哥出了两个主意。一是修引水渠，水浇了地，既解旱，还可以洗碱；二是用粪。程卫东说，背点林子里的腐殖土撒上就可以种庄稼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要把人粪、马粪、牛粪、猪粪都弄到地里。人粪猪粪可以直接用。牛马粪要挖了池子割些青草枢上两年。然后你的地就会肥起来了。
大表哥又说：“我去跟那些人说说。他们对我还和气，跟我回去吧。”
程卫东默然不语，望着远山。大表哥看到他已经长了不太浓密的络腮胡子。“中央会给我们平反的，”他突然冷笑着说，“再说我在这里天天吃酒吃肉，大米白面！村子里有吗？”
“勒珍病好了，快出院了。”
程卫东笑了。他说：“觉巴，你看，我不能把睡过的女人都娶了。共产党不兴这个呀！”
临走，大表哥还得到他送的二十元路费和几盒牡丹牌香烟。
大表哥觉巴回到村里。在他离开这里的十多天里，新建伐木场的第一批二百人开进来了。村子外搭起一片帆布帐篷。刘世清代销店的生意做得很红火。大表哥把几盒牡丹牌香烟拿去寄卖，不到一天就全部脱手。刘世清给了他八元钱。
勒珍也回来了，出了一点老相，风韵依旧不减当年。但是，人们都避着她，她也很少在人群中露面。村子里召开社员大会那天，她却早早地去了，头巾遮了大半个脸。后来歪嘴来了，愤怒地轰走几个向勒珍扔脏东西的娃娃。人们磨磨蹭蹭，将近中午才到齐。觉巴宣布了他修渠与施肥的计划。有人问他是哪里来的怪主意。当他说明是他进城从上过农业中学的程卫东那里讨来的主意时，人们哄笑起来了。
觉巴咬咬牙说：“别笑了，你们不干我先干给你们看！我是共产党员了！”
“共产党员也不要跟老天爷过不去呀！”
“叫程卫东回来和你干吧！”
觉巴大声喊：“他本来要回来的，但他回不来，他当了司令了！手下几千人马，几千条枪啊！”
说完，他一把掀翻从小学校借来的课桌，提起准备好的锄头、铁锹下地去了。当时，只有一个人跟着他下地，那就是勒珍。那时，山坡上到处都有流水，一条浅浅的小沟就把水引进麦地了，仅仅一个下午，两个人就把一段水渠挖成了。
觉巴这才问勒珍：“你是要打听他的事吧？他没有当司令，他被关起来了。”
勒珍平静地说：“我知道。我是来修水渠的，我是社员。我医病时也劳动。那里庄稼种得好。就是像你说的那样种的。”
“歪嘴是个好人，他在等你。”
勒珍眼里差点溢出了泪水。很快，她又平静下来，对大表哥笑笑，回家去了。
第二天一早，觉巴一个人在地头挖怄粪的大坑，勒珍又来了。两人的汗气随着早上的大雾一起升腾。大雾散尽时，老师带着我们几十个学生去了。我们听老师的话，拼命干活，用我们的小手。一个大坑挖成了。我们在坑边排好队，老师说：“以后，草长起来了，把那些叶片肥实宽大的野草采来扔到这坑里。”老师说：“请觉巴队长给我们讲话。”觉巴队长好半天没有讲出话来。后来，他终于说出来了：
“还是有文化好哇！你们跟着老师好好念书，多懂些正经道理吧！”
老师带头使劲鼓掌。我们也跟着使劲鼓掌。这时，村子里的人也来了。他们站在稍远的地方默默地看着这一切。然后，又都转身回家去了。歪嘴留下来了。刘世清又带来了伐木场的场长。
场长大步上前，紧紧握住觉巴的手，使劲摇晃。第二天，正在修建住房的森林工人开来了。他们帮助把水渠加宽加长。并运来水泥，加固了粪池、水渠。到中耕锄草的时候，经常灌水和施了人畜肥的麦地里，麦苗肥得发黑，禾秆苗壮。于是，全村人都动起来了。修了好多条水渠，好多个粪池。第二年秋收，村里又有余粮交售给一家了。伐木场派了三台解放牌汽车，一直把余粮交到县上。冬天，伐木场又把一些林区的新修公路承包给村里。几年下来，村里好多人家还清了大部分倒找款。与此同时，那场大火过后剩下的部分森林也以惊人的速度消失。采伐下来的木头堆满了河床。工人们白天上山采伐，晚上加班修筑一个个水堰，将流向山外的小河关断了水。一天，那些水堰一齐打开了。我们站在高高的山坡，高声欢呼，奔泻而下的水轰轰作响将我们的声音淹没了。那场人工制造的洪水也和那场大火一样深深印在我脑海深处。立即，山谷里浊浪滔天，洪水奔腾而下，终于拱动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木头，卷起了那些木头。木头和浑浊的水像两头角斗的猛兽互不相让，向高处耸立。终于，撼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中，两头巨兽倒下了。木头让开了道路，漂向了水面。洪水载着满身伤痕的木头咆哮着远去了，留下飘飞的彩旗，留下欢呼累了的人群，留下一片光秃的山岭。
我翻阅过那一时期的州报。两年里，至少每月一次，报上有我们村子的名字，觉巴的名字，那个伐木场场长的名字。被冠以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是工农联合，民族团结的标兵。
这些都是他们用真诚用汗水换来的，并且正和一个时代一起被人们渐渐淡忘。连那些现在和我同事、以前无数次到村子采访的记者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一切。
还是那个觉巴，从工人老大哥那里得到炸药、导火索、雷管。报纸上还有一张伐木场场长手把手教他爆破的照片。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方兴未艾。觉巴带人开山取石，把那些斜挂在山坡上的土地改造成梯田。那时，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年年寒假，都参加改土造田。这时，森林已经采伐完。伐木场开始撤走了。人们冒着从未见过的大风和满天飞舞的沙土干得热火朝天。
那时，关于觉巴有很多传说。说他要和勒珍结婚了，说他要提升到公社当副书记，当脱产干部了；又说，他不会和勒珍好，就要和公社那个死了男人的妇女主任结婚了。
妇女主任益西卓玛确实是在村子里蹲点。
妇女主任常找队长谈工作，一谈就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送走队长，她听见村里的狗吠声四起。狗吠停止了，村里人又听到她漱口时很响的喷水的声音，唱歌的声音，泼洗脚水的声音。于是，好心人悄悄为勒珍叹息。程卫东造了几年反，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先在公社放映队放电影，被人挤出来，到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加工厂当木匠去了。他也不回来看望旧日的女友。倒是妇女主任肯找勒珍谈话，只是谈话时，她斜倚在门上，身子就把门封住了。勒珍规规矩矩站在门外。那几年，勒珍年年当“五好”社员，歪嘴却成了落后社员。上山打猎，都传说他攒下了不少钱。一部分自己藏着，一部分刘世清给他存在了银行。
1974年元旦，觉巴在改土工地上砸伤了脚，一块石头砸断了他左手的拇指，勒珍惊叫一声，站在那里呆了。她一下子又扑了上去，扯了自己的头巾包扎觉巴血流不止的伤口。这么多年了，她从未扯下过自己的头巾。人们这才知道，经过那场病，她的头变得那么难看，斑斑驳驳，就像现在村子四周的群山一样。妇女主任闻讯赶到了，把勒珍推开，扯下那条总是干干净净的鲜艳头巾，风把头巾卷起来，吹到河边一株裸露出粗大根子的白桦树上挂住了。后来那头巾几乎一个冬天都在寒风中飘扬。妇女主任益西卓玛说：“走开！你那样的病就是从伤口传染的。”勒珍脸红了，身子慢慢在风中摇摆。妇女主任掏出碘酒，给觉巴的伤口消毒。那时，歪嘴扑了上来，一下掐住了妇女主任的脖子。几个小伙子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开。妇女主任喘过气来，本想发作，但看看沉默的人群，就不以为然的嘿嘿地冷笑起来。还是刘世清熟练地给觉巴包好伤口，叫人把他抱上马车，进城去了。
等他伤好回来，妇女主任走了。勒珍搬去和歪嘴成一家人了。不久又传来妇女主任和远处一个什么人结婚后从公社调走的消息。藏历新年，刘世清请觉巴喝酒，歪嘴送去了一些风干的鹿肉。
那年，年年藏历新年该下的一场大雪没有下来。天阴着，风吹着，就是没有见到一片雪花。
觉巴觉得截去了的拇指很冷，冷得隐隐作痛。
次年是个少有的丰收年头。
下年也是。
再下年也是一个丰收年。
村子里逐渐积累了一笔款子。觉巴也是有见识的人，给队里买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机。他要程卫东回来当拖拉机手。程卫东这时已大变了，不再追逐女人，而是贪上了酒，看的也不是农业中学那些技术课本了。程卫东造反时曾看守过一个仓库，里边堆满没收査禁的书籍。他从那里找到许多小说，装了满满的几大箱子。从木工房下了班，他就看小说，懂与不懂都拿在手里仔细端详。早上醒来，他把枕边那些纸张泛黄的书推开，或者远远抛到墙角，从床下摸出酒瓶，一口二两。起床后，烧火做饭，就撕了书做引火的材料，两三年下来，这几箱书就慢慢烧光了。有人说：“那也不是一个真爱书的人哪！”
同他造反的人有发达了的，也有的真正被政法机关逮捕，进了监狱。有时，木工厂开会，读报，还会读到村子里的事情、觉巴的事迹。他不说当年自己怎样给这个红人出主意修渠用粪改良土质的事情了，只是借着酒兴说：“那个笨蛋！报纸上说没说他还没尝过女人的味道？再不找个女人，我想他已经老了！”
“哈！”他说，“他真是个笨蛋，当年多么漂亮的姑娘爱他，他不知道！”
没过几天，那个“笨蛋”觉巴就找他来了。叫他回去当拖拉机手。当时，他正在做一只公社专门用来存放档案的柜子。大表哥看到程卫东脸上那种生动的骄傲的神情已经消失了。那是他和勒珍恋爱时，横吹那十二枝竹笛的时候，甚至是在城里被关在临时监狱里时都有的神情。他停下手中的活计，解下帆布围裙扔到地上，把觉巴带进他的屋子。屋子里一股干燥浮尘的味道。两人喝着酒，他又撕了旧小说引火做饭。火光使他的脸有了生气。
觉巴说：“你现在老了。”
“你也是啊。”
“回去，给我当个拖拉机手吧。我们买了拖拉机了。”
程卫东看着觉巴，慢慢摇头：“你买辆拖拉机干什么？你出去开会好坐？他们要你开会就叫他们派车来接。给刘世清的代销店拉东西吗？我不会干的。”
“干吧。”觉巴恳求地说。
“你能给我每月三十五元五角的工资吗？你能保证你那大寨田年年丰收？你能把刘世清的问题翻弄出来？这三件事办成一件，我都跟你回去，还能帮你做别的事情。你能办成一件吗？”
大表哥一件也不能答应。但多年来，他也渐渐猜测刘世清是有点什么问题的，不然为什么他们一家人总有新衣服穿，又总是把新衣服穿在里面，旧衣服穿在外面？村里人慢慢还发现，刘世清一家人是没有带补丁的衣服的，尽管外面的衣服再烂也不打补丁，那些破洞里露出的是里面的新衣服。苟瑞英很少下地劳动，天气好时就坐在太阳下裁剪缝制新衣，一家人的衣服都出在她手下。永远是对襟的上衣，大腰的裤子，永远是一件蓝卡其布；永远不分内衣外衣，从里面穿到外面。他家还收买村里穷困人家的布票，二角钱一尺。刘世清不沾烟酒，但家里总有买来的上好蜂蜜和冰糖，外人是吃不到的，觉巴和小学校的老师去了可以吃到，因为他们是队长和老师。我也可以吃到，因为刘世清喜欢我。他还常常考我认字，也教我认过一些字。这些字老师从来没有教过我。比如“芪”字，“麝”字，“芍”字，都是村子周围山上出产的药材的名字。
现在，在一间狭窄而光线充足，没有家具，空荡荡的飘浮着干燥浮尘的木工房间里，大表哥想起那一切，觉得程卫东比自己精明，想起勒珍已经嫁给了歪嘴，想起妇女主任曾钟情于自己，终于也远走高飞，自己也没当上脱产的国家干部。陈永贵不是当了国家干部了吗？他有点愤愤然地想。继而又想：刘世清不过每次在酒碗里放一点蜂蜜，茶里放一块冰塘，把自己当一个娃娃，自己就当了娃娃。
觉巴又喝了一口酒，说：“狗日的，我们到公社去告他！”
程卫东摆手：“这两年不是前两年了，你要找到证据啊！”
觉巴已经听不清了，他紧紧攥住程卫东的手，把他拖进了公社书记的家里。书记把觉巴拉到自己的椅子上坐下。问程卫东：“听说你当了红卫兵，又当了好多年造反派？我这腰就是被你们这样的人打残了哇！”
程卫东脸红了，额上青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
书记转了身去问觉巴，口气和蔼多了：“找我有什么事？”
一向冷静的表哥觉巴的脸也红了，额上也一样暴起了青筋：“刘世清有问题！”
“不着急，慢慢说嘛。有什么问题？”
“他肯定贪污了！”
“证据呢？是你亲自掌握，还是别人提供的？”
证据……”他忍不住望了程卫东一眼，说，“他们家尽穿新衣服，没有人下地劳动！”这天天气不好，刮点北风，风中有点滋润的味道，潮湿的味道，像是要落场小雪。书记的腰阵阵作痛，腰给红卫兵打断过。现在，他阴沉着脸，把变凉的热水袋解下来，换上滚烫的开水，又贴到腰上。书记盯一眼程卫东，对觉巴说：“是他说的吧？”
“是我说的。我是造反派，但刘世清的问题是刘世清的。”
“你有证据吗？”
“我会有的。”
“我知道你们是怎样找证据的，把人抓起来，一打就有了。”书记这一向腰时时作痛，并且还有人说他是“走资派”重新当权，是“还乡团”。他火气很足，不讲刘世清的事情而讲起了自己：“我就不怕，没有招的打了也不招，要我咬人我也不干！有人想来第二次打倒，来就是了！”
“……我们不是……”
“……我们不是……”
“我知道你不是的书记拉住觉巴的手，叹口气，“但你也要注意啊。”他又转过身来对程卫东说，“当然了，有问题也可以反映的嘛。找供销社主任去吧。他的事情我管不了，他是红卫兵出身。你们可以找他。”
于是，觉巴又和程卫东去找供销社主任。
觉巴叩门时，程卫东他冷笑。
门开了。
主任的房里坐着刘世清。两人围炉喝酒。主任端个杯子，刘世清也端个杯子。炉上的锅中是两只熊掌。
“有事吗？”半醉的主任不快地问。
“没事。”程卫东说，“没事。觉巴队长是来找刘世清，搭马车回去。”
觉巴的脸色不大好看，紧盯着端一只玻璃杯子的刘世清：“你会喝酒了？”
“不会，不会。主任高兴了，要我陪，我以水当酒。”刘世清不急不躁地说。倒过筷子从炉中夹出一块通红的火炭，杯子中水一倾，那火炭就熄了。
主任大笑起来。
刘世清又给两个不速之客添了杯子、筷子，于是一起喝酒。酒意一浓，主任和程卫东聊起当年造反的红火场面，一起仰脸大笑。
觉巴却只是闷头喝酒。上了刘世清的马车摇摇晃晃往村子里走的时候，酒慢慢醒来，想起刚才他们讲的事情。想起供销社主任要村里以后买些化肥。程卫东也说尿素是好东西，现在他就坐在从日本运来的尿素口袋上面。说日本卖给中国这种东西价钱便宜，因为曰本到中国，开航时一条空船，万吨轮，造肥料的机器就在船上。这种机器抽海上的空气制这种肥料。船到中国就已经满了。一条条船就这样从日本到中国。所以，这肥料要用，便宜。
“难道有猪粪人粪便宜？”
觉巴自言自语地说。
“将来，”刘世清说：“我们国家建了尿素厂就更便宜了。”
“今天那熊掌是前几天歪嘴弄的吧？”觉巴又说。“是。”刘世清摇摇鞭子，“是主任要买，我就卖了”。他不慌不忙腾出一只手，在怀里摸索一阵，摸出一叠票子，说：“不是，这是交药的钱。”又摸一阵，才摸出一叠小的，“这不是，钱在这儿了”
天阴了几天，雪终于下来了，纷纷扬扬。
“队长，听说，你还要修个水电站？”
“……”
“你真行。我想，以后买水泥，电线那些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背后仍旧没人答话。大雪纷纷扬扬。
村子里的小水电站并未能立即开工，因为缺少资金。
信用社愿意支持农村电气化建设，给水电站工程提供一笔贷款。觉巴说：“将来不是要还的吗？”他拒绝了，因而得罪了信用社的人。最后，还是公社书记跑了几趟县政府。给村里弄来了木材采伐许可证。村里组织的采伐队上山了，把采伐下来的杉木以每立方米二十元的价格卖给国家。村子后面那几百亩尚未完全成材的杉木是惟一一片像样的森林了，也在两年之内全部消失，换来的所有收人建一座电站还有节余。
春天，水电站终于开工修建。我们一批当年的小学生已经中学毕业，回乡务农了。春寒料峭的1976年，排炮从将来的引水渠上腾空而起。
开工不久，就传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消息是程卫东带来的。觉巴把物资供应的事交给他。但他仍没有搬回村来，只是每次随运货的拖拉机回来一次。那天，他脸色难看，自己把一车水泥和炸药卸完。有人问他：“是不是看到以前的情人成了歪嘴的老婆，心头不好受？”
“去你妈的！”他说，“周总理死了！”他又慢慢走到了歪嘴跟前，拉住他的手说：“周总理死了！”这么多年，他和歪嘴连招呼都不曾打过一个，他这一拉手，弄得歪嘴手足无措，张大了歪嘴发呆，程卫东却放声哭了起来。
许多人跟着哭了，勒珍尤其哭得凄厉悠长，像在唱歌一样。哭声中，工程开工时树起的彩旗在风中噼啪作响。这段时间里，刘世清要求队长清理他的账目，因为传说他贪污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只得交出代销店的钥匙上工地来了。这时，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了，他也从来没有干过重体力活，就做些分发炸药、雷管一类的事情。他干了不久，就让一枚雷管炸飞了三个手指，还伤了一只眼睛。医好伤回来，生产队又把代销店钥匙交给了他。他坐在代销店门口，一脸傲然自负的神情。他对程卫东说：“我这是义务劳动。”
程卫东现在脾气变好了，笑笑。
“不守这个店，队上也要给我工分。我是因公残废的，工伤。”
“打点酒来，不要掺水。”
“你买酒，我啥时候掺过水。”
两个人像有什么默契，像互相都能窥探到对方秘密似的笑了起来。村里人都说，程卫东变好了，他经常给歪嘴家捎去东西。他从来不和勒珍说话。却和歪嘴成了朋友。他和生产队长就更是朋友了。
那一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谁也不曾料想往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无论是整个中国，还是这个小小的山村。因为那是1976年。这一年秋天，阴雨连绵，庄稼倒伏在地里，渐渐霉烂了。人们在阴天里心绪茫然。到了往年雨水应该停止的时候，雨水反而更加猛烈了。气候这样反常，被看成是地震的前兆。那一年，村子里的许多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地震，并在短时期内，就和它十分稔熟了。队长觉巴说：地震来了山崩地陷，房倒人亡，之后还要流行瘟疫。电站还是等地震完了再修吧。于是，电站停了工。
在我的记忆中，那段日子里，男人们又聚集在代销店门前，喝酒吸烟。刘世清的生意又红火起来。现在，他当着人们的面就把一壶壶水掺进酒桶里。他说，国家允许一百斤酒掺多少斤水，不信你们去问吧。大表哥却一下子变得萎顿了，坐在哪里就在哪里睡觉，就像前半辈子从来未曾睡过一个好觉。他能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睡觉。程卫东带来消息，说公社说他革命意志松懈了，电站停了工，要解除他的队长职务，他仍然打他的瞌睡。外面依然阴雨连绵。
程卫东说：“你也该成个家了。”
觉巴依然充耳不闻，只叫程卫东少运点东西来，别在雨里都淋坏了。觉巴不喝酒了，但抽烟厉害了。不瞌睡了就抽烟。多半只抽一种牌子：朝阳桥。算算他的年龄，也是三十大几走向四十的人了。
问他累了吧。他说，不，瞌睡。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瞌睡。还说，兴许这场雨下过，瞌睡就醒来了吧。自己都显出一副很没信心的样子。
开好的引水渠没有立即浇筑混凝土，阴雨中，多处塌方，有些地段已经完全堵塞了。
秋雨连绵。
昨天晚上，我又做梦了。
梦见数也数不清的钱从开了的“天眼”中飘落下来。那些抢钱的人都被钱埋葬了。梦见大表哥依然打着瞌睡。
我以前做过这样奇怪的梦。
早上起来，头痛欲裂。每当这种时候，就有什么把我和村子联系起来的事情要发生了。我把一个预定的采访推迟了一天，到办公室守着电话机坐了下来。刚抽完两支烟，电话就响了。
电话是律师打来的。
大概是我的声音像我难看的脸色一样吧。
律师问：“怎么了？”
“头痛啊。”
“老兄，你怎么那么心事重重啊”，几次接触下来，我和律师已是比较近乎的朋友了。“当事人也没有你心情沉重啊！”
“我要是当事人也就不会那么沉重了。”
“看了材料，我想力争个监外执行还是有把握的。农民嘛，没有什么影响的。”
“是啊，也不能再怎么样了，农民嘛。红也罢，黑也罢，都是种地吃饭。”
“你太沉重了。”
“哪个来告诉我一个不沉重的办法吧“来当律师，当三年，你就觉得过于沉重也没多大意思，于事于世无补的呀！”
放下电话，我想梦中预兆的事完了，头痛也轻一些了。其实我也不是个事事处处都显得那么沉重的人，只是这么多年来，故乡村子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叫人轻松的事情。
想到街上逛逛去了。想到文化宫去打打桥牌，或者找几盘录像带回家放一放。一句话，轻松一下。
正穿外套，办公室的门响了。好像是被敲响了。敲门声很轻，很犹疑。我叫进来，却没人进来。
“哪家的孩子吧。”同事说。
“不是小孩。”拉开门果然不是小孩。我虽有所预料，但怎么也没有想到是勒珍。“老乡来了。”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同事说。
勒珍一进门，就用头巾捂住嘴哭起来了。同事回避了，她才哭出声来。
“听说你把你大表哥救出来了。”
我说我怎么能救他，法律无情。她说村里人人都知道了你给他弄了个判了刑却不坐监狱。“给我家歪嘴也弄个一样的吧。我求你了。他的亲弟弟也不管他了。当年歪嘴是怎么样供他上学你是知道的。”
“他弟弟就是办这种事的，你叫他怎么去管啊！”“你救救他。”
勒珍“咚”一下就跪在我面前了。我赶紧把她扶起来，坐下。她老了，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可能是歪嘴进了监狱的缘故吧，她的脸色憔悴，眼袋下垂，像那些老年妇女松弛得一塌湖涂的乳房，脸上再也找不到一点点当年那个美好的影子了。
“试试看吧。”
这个女人，和同一个案子中的三个男人都有过感情纠葛。生活的新的创痛与困苦使旧有的伤痕很快平复了，和她的美貌与真情一齐变成了过眼云烟。她唠唠叨叨向我哭诉了许多。五个娃娃，两个是黑的，年年得交好几百元的罚款；歪嘴打猎，又因猎杀保护动物，罚款；家家都修新房，都占了地，偏偏他晚修，占了地，罚款，买了一台拖拉机，漏交养路费，又被罚款。
我问：“他以前盗伐过木头吗？”
“有过，还被抓过一次，拘留了半个月。”她说，“他态度好，啥子事情都交代了。国家政策也懂，坦白从宽。”
我想说：“这下完了。惯犯。”但终于忍住没说出来。
我给她一条烟，要她探监时捎去。她千恩万谢收下。我问：“觉巴这几年还那么多瞌睡吗？”
她的神情却更加凄楚了：“可不是吗？瞌睡刚醒，就给抓了。”
就是在大表哥开始无法抑制自己瞌睡的时候，他的名字就从我现在供职的这家报纸上消失了，和我们那个曾经在小范围内作过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村子的名字一起消失了。虽然以后他曾醒来过一次，却也未能把自己的名字再变成铅字。
就在1976年秋天，空泛而又庄重激昂的各种头号字的通栏标题充斥报纸的各个版面，全中国沉浸在大悲伤大惊喜之中的时候，村里那场连绵不绝的秋雨终于变成了一次特大的山洪。半夜，像多年前那场大火时一样，在洪水的轰轰隆隆的啦哮声里，村子又一次在地面上轻轻摇晃。所不同的是，这时没有明亮的光芒。大雨如注，夜漆黑一团。人们惊恐万状，都以为传说中的地震来了。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了小广场上。只有刘世清一家，在多年不用的那架旧马车车辕上架起雨布，蜷缩在下面不受雨淋之苦。歪嘴从学校门上取了木板，高擎着，叫勒珍和头一个娃娃躲在门板下面。
大表哥打了几十天的瞌睡醒了。
高举一盏马灯，他跳上了那架旧马车。脸上松弛成面团的肌肉又绷紧成了铁块，昏浊的眼睛又放出了光芒。雨点打在玻璃灯罩上，“嘭”一声爆响后，灯灭了。
勒珍叫歪嘴扔了门板，用手电筒给觉巴照亮，几支手电筒都亮了，射到觉巴身上。大表哥却说：“歪嘴！把学校的门板上回去！”电筒的光芒转向歪嘴，直到他把门板送回去上好了。这时，山上的泥石流正奔腾咆哮，从好几个地方往河谷狂奔。电筒光芒又集中到了表哥身上。他只挥了挥手：“乡亲们，回家吧！男人们早点起床，有事干了。”灯罩炸裂的玻璃碎片划伤了他的脸颊，血从他脸上缓缓流下一段，就被雨水冲刷干净了。
山洪冲毁了近百亩的梯田和配套的灌溉渠道。兴建中的水电站的引水渠道也几乎给完全冲毁。一夜之间，那些原先有土层和灌木覆盖的山坡现在大片大片地露出了纵横交叠的岩层。天放晴了。空气中充满强烈的土腥味。阳光使那些刚刚裸露的岩石放射出银子般华贵的光芒。冲积物在村前不远的谷口堵塞起来，村子周围从此有了一个越变越漂亮的湖泊。后来，湖泊周围率先生长起一些树木，杨树、白桦，不几年就成了一条环湖的林带。以后的这么多年，为了各种原因，急于弄钱而又没有别的方式弄钱的人们滥砍乱伐残存的林木，却没有人在环湖的新生树林中动过一刀一斧。除此之外，未被人动过的，就是佑护村里那眼泉水的那丛古老的柏树了。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这些当成最后的良心和希望加以描写。那篇文章被总编大加删削，我就从排字房自动撤下了。多出的版面很恰当地放了三张党政机关在植树节植树的照片。一张在新建的工业学校、一张在公园、还有一张是公路旁边。背景一律都是灰蒙蒙的没有一株高大挺拔乔木的荒凉山坡。
早上，男人们果然早起。大表哥高挽裤腿，一手一脸的泥浆回来了。他把自己的村子巡视了一番。他淡淡地说：“我叫他不要运回来这么多东西，他偏要运，都给洪水冲走了。”
这是人们听到的他惟一一句抱怨的话。当天，他就带领村里人修复被洪水冲毁的梯田和灌溉渠道。工地上干得正热火朝天的时候，程卫东报来了被洪水冲走的物资的数目。那数目大大超出觉巴的预料。觉巴脸上出现了不信任的神色。但他还是画了押盖了章。他问程卫东：“和当年比，你是学好了还是学坏了。”
程卫东讪讪地笑了。人们还传说，一次歪嘴打了勒珍，她找到大表哥哭了。大表哥对勒珍说：“你找了歪嘴，是你的福气啊。”也不知是真是假。刘世清找到觉巴，要一点活路做。人们说他是想抢程卫东有油水的差事，但他没这样说。觉巴就给了他跑公社加工厂，修理钢钎、锄头的活路。刘世清又套起了马车，三五天一次，送走用坏的工具，运来修好的工具。风雨无阻，整整两年任劳任怨。
春天到了，北京要修建毛主席纪念堂了。报纸上说建筑材料从全国四面八方征集，并且不时有哪里哪里献上了珍贵石头或木头或花草的消息。谁也没想到村子会摊到这份荣耀：生产队接到了通知，要二十立方米上等落叶松献给毛主席纪念堂。落叶松长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地方。在那样的高度上，有我们这个山区惟一的高大乔木。从来没人用这种木头做过什么东西。但树木却真是美轮美奂。四月中旬了，这种树木还耸立在高山上的晶莹积雪中间，绽出嫩绿的针叶，颜色仿佛翡翠碧玉，仿佛一痕若有若无的淡淡轻烟。只在短暂的夏天，积雪消失了，这种树木才融人其他树木的一片绿色。秋天，一场初雪下来，高山上就积了雪，落叶松的树叶就黄了，在秋日明朗的阳光中，闪烁着黄金般的光芒。据说，这种木头在秋天里伐下来，最美丽也最耐腐。但是等不到秋天了，初春时节，村子里就组织人上山了，把为数不多的珍贵树木采伐下来了。以后，村子周围的山上就永远没有这种美轮美奂的落叶松了。
砍伐这些树木并运下山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给毛主席纪念堂献礼是不要报酬的，但县上仍然拨给了几吨水泥，弥补那场水灾中的损失。等到农田修复，水电站建好，已经重新包产到户。生产队撤销了。
人们提出要觉巴再当村长。
大表哥说：“我累了。另外选人吧。”于是，就选了别人当村长。一个和气的人。都说不要谁领导谁了，选个和气的人吧。于是选了一个精打细算的人。这人成分是上中农。当然，现在中国农民都是一个成分了。
这年春天，人们特别勤奋地在属于自己的地里耕作。相遇时，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兴奋而又尴尬的神情。只有大表哥一副疲惫之极的模样，躺在地头上，在温暖的阳光之下。种完了自己庄稼的歪嘴两口子来给他帮忙。刘世清的两个儿子已经去了成都，家里没人下地。耕地由于没有翻耕，已经有一片浅浅的嫩绿了，不过那不是禾苗而是野草罢了。
大表哥觉巴安然入睡了。
身后是他领着人们苦战几年改造出来的几百亩良田。人们在耕作，播下欢乐与希望的种子。
黄昏，水电站的电灯亮了，水闸打开，水顺着渠道哗然而下，我跟着欢笑的水头奔跑，进人机房，水正好从池中漫了过来。水冲击水轮泵的叶片。叶片震颤一阵，终于旋转起来。皮带轮嗡嗡旋转，带动了发电机。我轻轻推上闸刀，村子里家家户户的灯就全部亮了。我的手给暗夜送去光明，我自得而又高兴。我在灯下，在发电机的嗡嗡声中，在流水的喧哗声中复习功课，要在这年夏天考上大学。
这天，我却坐不住了。我反正要走的，我要把这个差使让给觉巴。刘世清的代销店里不再像过去那样幽暗了。他点了一盏全村瓦数最大的灯泡，尽情展览他的全部货物。这些年来，货物日益丰富，包装也越渐鲜艳，把货架装饰得琳琅满目。店堂中央还摆了两张桌子。人们渐渐爱钱，说钱，也有钱了。刘世清卖酒同时也卖菜。这天晚上，他请大表哥在那里喝酒，同饮的还有程卫东。
大表哥看看我：“坐下喝吧。他们会给钱的。”
“我给。”店主人说。
“还是我给吧，”程卫东大大咧咧地说，“你小本生意。”
程卫东现在在乡上开了一个银木厂，用两架电平锯把原木加工成各种型材，并雇了两个木匠做各种家具出售。听人说，这个玩世不恭的人路子很广，承揽到许多活路，家具销路也很不错。都说他建锯木厂的本钱是给水电站采购建筑材料时攒下的，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人深究过什么。
酒过几巡，刘世清说起我小时用旧课本上的钞票图案骗他糖吃的事情。他对程卫东说：“他会比你更能挣钱的。”
程卫东笑了：“可能吧，不过那样爱书是挣不到钱的。”
“我要考大学，”我说：“我要把电站的事情让给我表哥。”
“发电站一年挣五百块钱不到，”程卫东笑了，“我叫他给我守一守锯木厂那几个工人，一年三千元他还不千呢”！
大表哥慢慢喝酒，吸烟。好像我们谈论的是一件与他无干的事情。谈到后来，他喝了一大口酒，摇摇头：“我想睡觉，那样不是每天都要把眼瞪着了吗？”
说完，就耸耸肩头回家了。
剩下我们三个人对着他孤独的背影，又是摇头，又是叹气。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他竟赶着村里的一群耕牛上高山牧场去了。原来放牛的人要回家侍弄自己的土地了。地分了，牛也分到了各家各户。于是当年的生产队长赶着集中起来的牛群上牧场去了。歪嘴执意要把多出的猎枪给他一枝带上山去，他也拒绝了。当年，我考上大学，欢喜之中，也忘了上山去看他一次。
承包了村里拖拉机的同学送我，说已经贷到一笔款子，马上要买一部旧汽车了。路上，不时看到村里人在砍伐山坡上东一棵西一棵当年不便用机械采伐的树木。树木伐下来，以百把元一立方米的价格卖出去。收购木头的又运到程卫东的锯木厂加工后贩运到省城，甚至外省的一些地方。
不能再砍了，我想。但也只是想想而已。人人都想发财致富，在这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的深山之中，树木就是惟一的财源了。何况，那时我心情是多么欢快啊。欢乐的人什么都能理解，什么都可以原谅。很快，到了北京，我几乎把什么都忘记了，只想赶快去天安门广场。一切都好像在梦中，不知道这个繁华美丽的都市和那个遥远荒凉的故乡村子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存在。就这样，恍恍惚惚，跟着人流旋转。就这样排着队进了毛主席纪念堂。在一间展览厅里，我的目光被一种木纹漂亮、泛着一点殷红色的护墙板吸引住了，走出展厅，也没看一张墙上的照片。这时，我想起家乡山上美丽的落叶松。也许，这些墙板就是那些松木制成的吧。这时，我们来到那具水晶棺前，看到伟大的老人，安详地睡去了的老人，泪水哗啦就淌下来了。
几年的学院生涯中，我惟一的热望是当一名记者。我不如年纪大的同学老练，更不如年纪小的同学油滑。我希望做一个记者四出采访，调査，写很多不宜公开披露但真实的东西层层上报，然后问题就解决了。当然，首先要写的就是家乡以及周围地区森林的问题，甚至还想出了好几个最为惊心动魄的题目。
不想，分配到州报社，主编却说：“先翻翻资料，熟悉熟悉情况吧。”就在那间尘封的仓库里，从泛黄的报纸上，我无数次看到村子和觉巴的名字。打听一阵，就连当年那些写稿的人对他们都不大有清晰印象了。
我真正干起了记者这个行当后，多数时候是在办公室里消磨掉的。而森林兀自以很快的速度消失，原先在森林护佑下生存，如今正失去森林，同时也失去自己许多东西的人们在对森林做最后的掠夺。因为他们需要过富裕生活，需要钱，需要这种弄到手又会水一样流走的东西，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给法院打了一个电话，找到了刑事庭的人。他又帮我找到具体经办觉巴等三人盗伐木材案的审判员。我说我是XXX报社的。
审判员说好吧，他说现在这类事件太多，有宣传部门配合一下，总会有些效果吧，并约我谈谈。
在法院三楼的办公室里，我和吴审判员见了面。这是一个大办公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一共有五组这样的桌子。人来人往，忙碌紧张又有条不紊。我搓搓手，说：“倒好似来接受审判一样。”
吴审判员笑笑说：“第一次来都这样，因为人人都有过失，都可能犯罪。”我想想，点头称是。他带我找了个清静地方。这是一间有两百个观众席的审判室，一些不需公判的案子就在此了结。我们在观众席前排坐下。前面台上高悬庄严的国徽，下面是审判席、公诉人席、辩护席、被告席、椅子，宽大的桌子一尘不染，光可鉴人。尽管光线明亮，但一切仍给人一种威慑的感觉。我们两个坐在观众席，准确地说是旁听席上。仿佛一出戏落幕之后，两个深受震撼的观众在那里陷人久久的沉思。吴审判员摘下大檐帽，说：“我不是搞政法出身的，以前干了多年区乡干部。我清楚这一类农村刑事案背后的许多东西。从纯粹犯罪学的理论出发，也可以探讨发案的社会原因，同种案件中每个案犯的不同动机，但是量刑上还是不好考虑这一问题的。虽然也不是一点也不予考虑。”
我没有说话。
“其实”，他说：“你就是想给你表哥减点刑？”“我是想写点东西，因为有切身感受，可能更客观一些，真切一些。”
“平心而论，我也希望能那样。”
“你真是一个厉害的审判员。”
吴审判员笑了。我把这篇小说的前十一章交给他，他把有关案卷移交给我，就分手了。
其实，案子非常简单。直接由三个人的口供整理而成，没有多少旁证材料。因为三人交代没有多少出人。三个人在案卷中只有名字、职业、年龄、族别、家庭住址，没有其他背景材料。也不需要这种背景材料。
三个人，即歪嘴、程卫东、觉巴三人于19卯年3月5日至3月15日上山砍伐木材。事先未取得有关部门同意，当然也未交育林税及其他应缴费用。共盗伐木材xx立方，每人平均xx立方。犯人一致供述是家中房屋年久失修，又无钱交纳育林税，所以进入国有林区盗伐。木材未盗卖，已全部没收。三案犯在“严打”斗争中，立即向当地林业部门及乡公安员自首。
三天后，我和吴审判员交换材料。这次是他来我的办公室。看我一副如此清闲的模样，如此安静的办公室，他说：“我知道很多职业是清闲的，却不知记者也是这么清闲的。”
“你的东西太简单了。”我说。
“你的又太复杂了。”他说，“我们是在公诉材料基础上与被告核实无出入来结案的。等几天就要宣判了。我们未尝不知道深究下去可以挖出很多东西，很多违法的人。这些问题，我们也在反复考虑。现在是要突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了，要搞商品经济。这些偏僻的人口稀少的地方搞加工，或者在其他地方能迅速致富的路子行不通。俗话说，靠山吃山，就只有砍树打猎了。这哪一样不犯法呢？再说，人家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存，把这么多森林保存下来，你国营企业把大部分砍掉了，剩下这么一点，他要认为他也该随意支配一下，从情理上也不是说不过去的。”他笑笑，喝一口水，又说，“把这些都写进去，就不会简单了。在我以前当过书记的一个乡，也有过这样的案子。先抓了两个人，审，再审，审出来了，全村的青壮年几乎都参与了，甚至还有女的。派了十几个人组成的工作组下去，县委、政府、公安、林业局、监察局、检察院、法院的都有。开始老百姓抵触很大，工作组住了几个月，后来有人交待了，所有人都交待了，有村干部、党员、团员。很简单，除了这个，他找不到其他门路致富。再说，到处都想发财，到处都想致富，都是砍树，私人是这样，国家就不是了吗？这周围几个县的一点财政收人都是靠木头。你总不能把那五六十号人抓起来全部判刑吧？这不像有些犯罪有主犯、从犯、有主谋，有受蒙蔽的群众。只好罚款。人家当时就说了，罚多了以后也只好再去砍。事情就那样不了了之了。因为不独这个村子是这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我无话可说。送走吴审判员，我坐下来翻检一些书籍。过去，我的家乡，以及家乡周围孕育了四川几条主要大河：大渡河、岷江、嘉陵江的广大地区，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森林中栖息繁衍众多的世界级、国家级的珍稀动物：大熊猫、金丝猴、苏门羚、蓝翅鸡、猎豹、鹿……现在，森林的绝大部分已在短短几十年中消失了。在相关的书籍中有了一个专门名词：“半干旱河谷”。最为典型的这种河谷景象往往是河水在峡谷中白白奔流，两岸山坡上，水源枯竭，肥沃土壤早已被雨水，被风弄得一干二净了。这样的山坡上仍然有一点补丁一样的耕地，有毫无生气的山羊，出没在石缝之间。这样的景象往往绵延不绝，持续上百公里。阳光是那么明亮，岩石，最后一些和岩石一样坚硬的贫瘠泥土像城堡或别的什么东西一样耸立，在阳光下闪烁金属般的光芒。偶尔陡起一柱孤独而愤怒的旋风，把尘土搅到天上，然后向四方挥洒。
到了雨天，由明亮阳光构成的美景也消失了。泥石流四处泛滥，冲毁田地、果园、房舍、桥梁、公路……并给下游那些饱受灌溉之利的稻米的平原、果树的平原、平原上的繁华都市带去洪水的威胁。把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
雨过天晴，阻塞的道路被疏通。一辆卡车、又一辆卡车迎面开来，载的是木头，木头，总是木头，开始是木头，最后还是木头。木部分是国家、集体合法采伐的木头，少量的是个人盗伐倒卖的木头。
那些高峻山岩上，有用红色油漆刷上了保护森林，打击乱砍乱伐犯罪行为的大字标语。标语翻开了大山深重的创口，流出难以凝固的热血。
现在，一行五辆车就在这样的峡谷中飞驰，威风瘭凛地一路掀起滚滚的尘土。j前一后是公安局的车子，中间是一辆囚车，一辆法院的车，一辆司法局的车。经过一些村子时，公安局的车就拉响尖厉的警报。人们都出来观望。
遇到一些肩扛利斧上山砍树的人，他们向车队挥手。远远还看到在山上砍树的人，他们看见警车就四散逃匿了。囚车上押着村子里的刘世清、觉巴、程卫东、歪嘴。停车撒尿的时候，刘世清蹲下那干巴得只剩一把骨头的身子呕吐，我担心他吐不出什么东西，只能把身体内那些老骨头吐出来了。吐了，警察递过水壶，他也懒得伸手去接，半闭着眼睛就在那个年轻警察手中喝了。警察做了个滑稽的鬼脸。觉巴阴沉着脸，谁也不看，也不从车上下来。程卫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弯腰，屈腿，戴着亮闪闪的手铐在那里活动筋骨。歪嘴一脸茫然的神情，终于，看到人家撒尿，他也解开裤扣撒尿，撒到后来，他浑身打起哆嗦。许多人轰然一下笑了，他也张大歪嘴跟着笑了。
车队黄昏时抵达了目的地。
四个犯人、一个记者回到家乡的乡政府所在地。明天，就在这里，将举行一个公判大会。我还将写一条盗伐国家林木被严厉惩处的消息，供报纸发表。四个犯人和我们一起吃饭，都喝了一点白酒。完了，他们被看守起来，我去散步。小镇上已经刷起了红红绿绿的标语。都是“打击违法犯罪，维持长治久安”；“保护森林，遵守森林法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标语大概在我们来时刚刚刷上，浆糊还没有干。镇口，两头母牛正从粗大的白杨树上撕吃那些标语。
远处天际，霞光绚烂。
镇外，有一处灯火明亮的地方，我想那就是程卫东的锯木厂了。走拢一问，果然是。两台电锯都开动着，几个雇工上下奔忙。这里看不到经济滑坡的迹象。
我说我找老板。
雇工们笑了，说：“你到监狱去找吧。”我问：“你们程老板犯了什么法？”
“他犯法。他犯不上去犯法。他就是加工木头。管你是合法砍来的，非法砍来的。他心好才犯的法。”
“那你们还这么卖力给他干？”
“他给我们工钱高。再说，他又不是进去了就不出来了。”
“那他去砍木头干什么？”
“他是老板，他怎么会砍木头？他是给人家帮忙。”
“歪嘴？”
“不是，帮觉巴。”
原来，这些年好多人家搞木头发财致富了。先是修房子，后来是买汽车和小四轮拖拉机。运输的活不好揽，拖拉机就用来耕地。特别是我们村子，农业学大寨修了平整的梯田，适合机械作业。有拖拉机的人家都把耕牛卖了，可供觉巴放牧的耕牛越来越少了。
今年，最后几户没有机器的人家也给他打了招呼，说要卖牛或者自家杀了吃肉，与其付他放牧的工钱，不如请拖拉机来犁地。这么些年，觉巴都住在山上的帐篷里，他母亲死后，那幢旧房子先是在冬天塌了一堵墙，到了雨季，屋顶也开始下陷了。于是，他下了山，要修房子了。
歪嘴早几年修了房子。买了一台拖拉机，还有一千多元的欠款没有归还。两人商量好上山去砍树。不过，这一段时间风声紧，有些偷伐者给抓了，很久都不见木头贩子来了。这天歪嘴去镇上找程卫东，要把木头卖给程卫车。因为他是一个有办法的人，程卫东先是不要，但听歪嘴说是觉巴要修房子，就答应了。还带了两千元钱去看觉巴。
刘世清这几年做其他生意，代销店由女儿经营。前几个月，他女儿拿了一笔钱和一个木头贩子跑了。这天，歪嘴上山弄了几只野鸡。刘世清开了店门，把野鸡弄好，几个人就在小店里喝酒。
酒到半酣，程卫东慨叹：“我们都老了。”
觉巴点点头。刘世清笑了：“那我老头呢？”
“你是老不死的老狗。”程卫东吐泡口水在地下，“女儿叫人拐了你还笑得出来！”
老头又张开没牙的嘴，“嚯嚯”地笑着说：“我女儿才不像那两个儿呢！不是那么个人拐得走她么？那狗日的家伙聪明，是要发大财的人嘞。女儿是到大地方享福去了嘞！我老头没人要，不然我也肯定跑了。”
“要钱不要脸！”
程卫东骂了。把怀中地二千元掏出来，推到大表哥觉巴跟前：“那些年我倒霉，你帮了我。现在我也该报答一下你了。”
大表哥撩眼看，淡淡地说：“我不要，我一身气力，想挣是挣得到的。我要开始挣钱了。我挣得到。当年勒珍对你也好，这钱你帮帮歪嘴吧。”
程卫东就把钱推到歪嘴手边，歪嘴的歪嘴巴哆嗦了好一阵子。刘世清把两大叠钱塞到他怀中。歪嘴说：“那，那就谢谢了。”
程卫东挥挥手，说：“不说了，明天我们两个帮觉巴上山砍树吧。我多年不干体力活了，但我要亲手帮觉巴把房子修起来。”
程卫东显得很愉快。多年不唱歌了。现在又唱起了年轻时候唱过的歌曲。只是声音已不复当年悦耳嘹亮了。
春天砍下木料，放一个冬天，明年这个季节就可以造房子了。
不久，刘世清雇工盗伐倒卖木头被逮捕。歪嘴胆小，率先自首，程卫东也只好拉着觉巴一道去自首了。
宣判大会开了。
判处的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刘世清有期徒刑七年，其余三人有期徒刑三年，但都判了监外执行。
宣判完毕，犯人们又被押上了囚车。吴审判员来叫我。我说不走了，我在这里听听反应吧。
“好啊，但不用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什么反应？”
“就是没有反应。”
“因为实际上把人放了。”
“从宣判之日到判决书下达还要十天，那时才释放。我们还要把他们带回监狱。”
“你们没有理由把所有人都放了啊！”
吴审判员放缓了口气：“你看，你的意思是除了觉巴之外，都该关。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些情况。刘世清该关，但他七十多岁了，监狱是劳动改造的地方，可不是养老的地方。程卫东，谁都怀疑他有问题，但谁都不能提供证据。再说，他还是个政府树的企业家。歪嘴呢？他首先自首。他超生、偷猎，都被处理过。但总不能把他一人关起来。他那一家人怎么办？”
“你这宣判还有多少威慑作用？”
“多少还有一点吧？真要有效，就得人人都有正当致富的门路和机会，这类事情就少了。”
我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留下的兴致就降低了，就跟车回去了。上车的时候，程卫东锯木厂的雇工又送来了香烟。程卫东笑笑，掰开一条，说：“大家抽吧。”
有的人拒绝了，有的人接过去抽了起来。
刑警队的人说：“现在，有什么话，你可以跟他们谈了。”
刘世清对我说：“真是，我想了又想，我娃娃有你这么出息，我就再挣些钱给娃娃。我老了，不想挣了。”他又问程卫东，“以前你说我是特务，有我这样的特务吗？”
“去你妈的，老狗！”程卫东骂了一句，转身说，“记者兄弟什么时候结婚，我送一套家具给你，最新样式的。”
歪嘴对我嘿嘿笑着，原先那憨厚的笑容中如今隐隐透出一点狡黯的味道，怨愤的味道。只有大表哥觉巴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后来，他侧过脸，望着远山，咬着牙低声说：“你走开，别跟着我们丢脸！”
眼里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落在锃亮的手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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