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谈治学-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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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五年前后,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两次从上海回到北京,交游就渐渐地广了。朋友当中有几位是对鉴赏、收藏古物有兴趣的,我在业余的时候,常常和他们来往。看到他们收藏的古今书画,山水人物,翎毛花卉,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从这些画里,我感觉到色彩的调和,布局的完密,对于戏曲艺术有声息相通的地方;因为中国戏剧在服装、道具、化妆、表演上综合起来可以说是一幅活动的彩墨画。我很想从绘画中吸取一些对戏剧有帮助的养料。我对绘画越来越发生兴趣了,空闲时候,我就把家里存着的一些画稿、画谱寻出来(我祖父和父亲都能画几笔,所以有这些东西),不时地加以临摹。但我对用墨调色以及布局章法等,并没有获得门径,只是随意涂抹而已。

    有一天,罗瘿公先生到我家里来,看见我正在书房里学画,他对我说:“你对于画画的兴致那么高,何不请一位先生来指点指点?”我说:“请您给介绍一位吧!”后来,他就特地为我介绍了王梦白先生来教我学画。王梦白先生的画取法新罗山人,他笔下生动,机趣百出,最有天籁”。据他说,在南方,他与名画师程瑶笙是画友,两人常常一起关门对坐挥毫,一画就是一天。他每星期一、三、五来教,我在学戏之外,又添了这一门业余功课。王先生的教法是当着我的面画给我看,叫我注意他下笔的方法和如何使用腕力,画好了一张就拿图钉按在墙上,让我对l临,他再从旁指点。他认为:学画要留心揣摩别人作画,如何布局、下笔、用墨、调色,日子一长,对自己作画也会有帮助。王梦白先生讲的揣摩别人的布局、下笔、用墨、调色的道理,指的虽是绘画,但对戏曲演员来讲也很有启发。我们演员,既从自己的勤学苦练中来锻炼自己,又常常通过相互观摩,从别人的表演中,去观察、借鉴别人如何在舞台上刻画人物。

    从很多画家观察生活现象进行艺术创造的经验中,也使我受益不少。王梦白先生作画,并不完全依靠临摹,由于他最爱画翎毛,所以在家里用大笼子养了许多不同样儿的小鸟,时常琢磨它们的神态;有时拿一块土疙疽往笼子里一打,趁着鸟儿一惊,去看它起飞、回翔、并翅、张翼的种种姿势,作为他写生的资料。画昆虫之类,他也一定要提了活的螳螂、蟋蟀、蜜蜂……来看,而且看得很仔细,一毫一发,从不马虎。记得有一次我们许多人去游香山,我们只是游山玩景而已,而王先生却不然,他每到一处,不论近览远眺’,山水草木,都要凝神流连,有时捉住一只螳螂或是蝈蝈,在一旁反复端详。这种对生活现象的仔细观察,不断通过生活的观察,来积累创作素材,我想是值得戏曲演员参考的。记得有些演孙悟空的演员,他们就曾观察了猴子的生活,运用到《闹天宫》、《闹龙官》这些戏里。当然,有些演员过分在追求孙悟空像猴,这样只注意生活的逼真,而不根据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夸张、再创造,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与戏曲传统的表现手法不适应的,何况孙悟空是“灵猴”,是神通广大的齐天大圣。湖南常德湘剧的演员丘吉彩同志,就观察了封建时代举人的生活,集中概括地用在《祭头巾》的表演里。盖叫天先生不仅对生物做详细的观察,而且还从佛像甚至青烟里去寻找舞台动作的塑形、舞姿。

    在随王梦白先生学画时期,前后我又认识了许多名画家,如陈师曾、金拱北、姚茫父、汪蔼士、陈半丁、齐白石等。从与画家的交往中,使我增加了不少绘画方面的知识。他们有时在我家里聚在一起,几个人合作画一张画,我在一边看,他们一边画一边商量,这种机会确是对我有益。一九二四年,我三十岁生日,我的这几位老师就合作了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纪念。这张画是在我家的书房里合画的。第一个下笔的是凌植支先生,他画的一株批杷,占去了相当大的篇幅,姚茫父先生接着画了蔷薇、樱桃,陈师曾先生画上了竹子、山石,梦白先生就在山石上画了一只八哥。最后,轮到了齐白石先生。这张画基本完成,似乎没有什么添补的必要了,他想了一下,就拿起笔对着那只张开嘴的八哥,画了一只小蜜蜂,大家都喝彩称赞。这只蜜蜂,真有画龙点睛之妙。它使这幅画更显得生气栩栩。画好之后,使这幅画的布局、意境都变化了。白石先生虽然只画上了一只小小的蜜蜂,却对我研究舞台画面的对称很有参考价值。

    我学画佛兴趣最浓的时候,老友许伯明要我画一张佛像送他做生日礼。这是一九二一年(辛酉)的秋天,那时我的佛像画得并不太好。一天下午,我把家藏明代以画佛著名的丁南羽(云鹏)的一幅罗汉像作为参考。这张画上画着罗汉倚松,坐在石上,刚画了一半,陈师曾、罗瘿公、姚茫父、金拱北……都来了,我说:“诸位来得正好,请来指点指点。”我凝神敛气地画完了这张佛像,几位老师都说我画佛有进步。金拱北说:“我要挑一个眼,这张画上的罗汉,应该穿草鞋。”我说:“您挑得对,但是罗汉已经画成,无法修改了,那可怎么办?”金先生说:“我来替你补上草鞋。”他拿起笔来,在罗汉身后添了一根禅杖,一双草鞋挂在禅杖上,还补了一束经卷。大家都说补得好,金先生画完了还在画上写了几句跋语:

    畹华画佛,忘却草鞋,余为补之,并添经杖,免得方外诸公饶舌。

    许伯明那天也在我家,看我画完就拿走了,裱好后,还请大家题咏一番,师曾先生题日:

    挂却草鞋,游行自在。不听筝琶,但听松籁,朽者说偈,诸君莫怪。

    茫父先生题了一首五言绝句:

    芒鞋何处去。踏破只寻常。此心如此脚,本来两光光。

    樊山老人的题跋,最有意思,假这张罗汉讽刺当时的议员,他说:今参众两院议郎凡八百,人遂目为罗汉,兰芳此画,西方之罗汉欤?中国之罗汉欤?脑满肠肥,其酒肉和尚欤?面日狞恶,其地狱变相欤?北楼添画草鞋,岂欲促其行欤?耳大如此,作偈者谓其不听筝琶,彼将何以娱情欤?罗汉日如有筝琶可听,即永废议事日程,如促吾行,则二十圆之出席费谁肯牺牲?纵使詈我有民,殴我有兵,我神圣不可侵犯之罗汉,但觉宠辱不惊,并不觉坐卧不宁。

    兰芳此画诚所谓画鸡画毛难画鸡内金,画人画面难画不可测度之人心者也。

    樊山没有署名,后来罗瘿公在旁边加了两句跋语:

    吾为伯明丐樊山翁题此帧,以玩世语多,故不署名,伯明复嘱吾加跋证明之。

    樊山题跋里连当时所谓欧洲文明国家的议员,也借题发挥,一起骂了个淋漓尽致,可谓大快人心。事隔三十佘年,一九五八年的岁暮,我应外文出版社的邀请,在国会街二十六号为他们演出《宇宙锋》,我知道这个礼堂当年就是国会议场,当我在台上大骂秦二世的时候,忽然想起议员们曾在这里表演过墨匣横飞、老拳奉敬的丑剧,又想到了我画的这张罗汉和樊山的跋语,真是感慨系之。

    有一次,王梦白、金拱北两位谈到作画的风格,王先生对金说:“你的画画,好比一个裁缝,三尺三就是三尺三,怎么裁嘛,你就怎么做。”因为金先生对于临摹古人名迹、宋元院本、楼台界画、工细人物,最为擅长,所以王梦白先生这样讲,他又拿自己作譬喻说:“我的画画,好像是个铁匠,假如我要打个钉子,要长就长,要短就短,不合适回炉再重来。我是用脑子来画的。”金先生听了,笑着回答他说:“画画不能只靠天才,学力也应该并重的,我们几千年来前人留下多少有名的作品,这已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你说我是裁缝,不错,就算我是裁缝,可是我做的衣服是称体合身的。”他们这样开门见山地批评,有说有笑,真是有意思。

    过一天,陈师曾先生对我讲:“拿梦白的天才,拱北的学力,把他们两方面的特长融合在一起,彼此的成就更有可观了。”陈先生的话,确是说明他对王、金两位是很了解的。绘画艺术与戏曲艺术一样,都共同有一个继承传统、发展创造的问题,既要继承又要发展,既要认真向前人学习,又要大胆进行创造革新。

    陈师曾先生的父亲是散原老人,他自己诗、书、画都很高明,我画佛像和仕女,就得过他和姚茫父先生的指点。

    师曾先生的北京风俗画是很有名的,他画的都是日常所见的生活情景,如跑早船、唱话匣子、骡车进香、鼓书、拉骆驼、水果挑、卖切糕、卖绒线、扛肩儿、拉洋车、红白执事、打鼓的、剃头挑……像这些行业的人物,是当时士大夫所不屑为伍的。他在画里面,用警世讽时的笔触,写实的手法,替他们写照。陈先生告诉我,他画这些画的时候,先要同他们接近,听到他们一吆喝,就走出大门去看他们的工具、服装、举止神情,细加揣摩,而后下笔。我很喜欢他的这些画,例如水果挑,卖水果的挑子上插着一根笔直的鸡毛掸子,小贩手拿的烟袋荷包,这些小地方画得都非常细致,凡是老北京看见这一张画,都不觉要会心一笑。这幅画上题着:“大个钱,一子俩,当年酸味京曹享,而今一颗值十钱,贫家那获尝新鲜,朱门豪贵金盘里,风味每得街市先,吁嗟乎,风味每得街市先。”一种不平之鸣,跃于纸上。骡车进香的画上则题着:“有庙且随喜,不必有所图,看家小女儿,犒以糖葫芦。”“不必有所图”一句,正写出了当年逛庙人的心情。最突出的是画里长长的两串糖葫芦和梳着“两把头”的旗装妇人,把当时的风俗情景,描绘得生动逼真。鼓书一幅画着拉的唱的,写出了当年串胡同的街头艺人,为了胡口,不得不在傍晚的时候挟着弦子、大鼓,冒着寒风沿门卖唱的悲惨情境,哪里会有人来同情他们被旧社会埋没、过着困顿的生活呢!陈先生还画了一些描写天桥杂技艺人表演的画,也都是身Ⅰ临其境去观察体验后才下笔的。陈师曾先生对当时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做了观察,在他的风俗画里反映出来,他的目光是敏锐的,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是流于纸上的。

    从陈先生的画里,我们也看到观察生活对艺术家的重要作用,任何艺术都不能脱离生活,陈先生的风俗画继承了国画的传统技法,又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而且有他自己的风格。观察生活是艺术工作者重要的习惯,我记得余叔岩就谈过他是怎么观察生活的,他和朋友逛公园,就对来往游人一个一个地打量,他能从游人的神情、气质中认出哪是军人,哪是商人,哪是读书人等。

    齐白石先生常说他的画得力于徐青藤、石涛、吴昌硕,其实他也还是从生活中去广泛接触真人真境、鸟虫花草以及其他美术作品如雕塑等等,吸取了鲜明形象,尽归腕底,有这样丰富的知识和天才,所以他的作品,疏密繁简,无不合宜,章法奇妙,意在笔先。

    我虽然早就认识白石先生,但跟他学画却在一九二。年的秋天。记得有一天我邀他到家里来闲谈,白石先生一见面就说:“听说你近来习画很用功,我看见你画的佛像,比以前进步了。”我说:“我是笨人,虽然有许多好老师,还是画不好。我喜欢您的草虫、游鱼、虾米就像活的一样,但比活的更美,今天要请您画给我看,我要学您下笔的方法,我来替您磨墨。”白石先生笑着说:“我给你画草虫,你回头唱一段给我听就成了。”我说:“那现成,一会儿我的琴师来了,我准唱。”

    这时候,白石先生坐在画案正面的座位上,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手里磨墨,口里和他谈话。等到磨墨已浓,我找出一张旧纸,裁成几开册页,铺在他面前,他眼睛对着白纸沉思了一下,就从笔海内挑出两支画笔,在笔洗里轻轻一涮,蘸上墨,就开始画草虫。他的小虫画得那样细致生动,仿佛蠕蠕士也要爬出纸外的样子。但是,他下笔准确的程度是惊人的,速度也是惊人的。他作画还有一点特殊的是惜墨如金,不肯浪费笔墨。那天画了半日,笔洗里的水,始终是清的。我记得另一次看他画一张重彩的花卉,他当时受了吴昌硕的影响,重用西洋红,大红大绿布满了纸上,但画完了,洗子的水,还是不混浊的。

    和我有往还的名画家,在作画的时候,各人有各人的习惯。有几位照例先拿起笔来放在嘴里大嚼一番,接着就在碟里舔颜色,一会儿又在洗子里涮几下,有时还没有下笔,洗子就成五彩染缸了,这就和白石先生的习惯不同。据说,如果不这样?就画不好。我想,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他们在嚼了又涮,涮了又嚼的时候,是正在对着白纸聚精会神,想章法,打腹稿。这和演员在出台之前,先试试嗓音,或者活动活动身体的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一天齐老师给我画了几开册页,草虫鱼虾都有,在落笔的时候,还把一些心得和窍门讲给我听,我很得到益处。等到琴师来了,我就唱了一段《刺汤》,齐老师听完了点头说:“你把雪艳娘满腔怨愤的心情唱出来了。”

    第二天,白石先生寄来两首诗送给我,是用画纸写的,诗是纪事的性质,令人感动。

    飞尘十丈暗燕京,缀玉轩中气独清。难得善才看作画,殷勤磨就墨三升。

    西风飕飕袅荒烟,正是京华秋暮天。今日相逢闻此曲,他年君是李龟年。

    又一天,在有一处堂会上看见白石先生走进来,没人招待他,我迎上去把他搀到前排坐下,大家看见我招呼一位老头子,衣服又穿得那么朴素,不知是什么来头,都注意着我们,有人问:“这是准?”我故意把嗓子提高一点说:“这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是我的老师。”老先生为这件事又做了一首绝句,题在画上。有朋友抄下来给我看。事隔三十多年,这首诗的句子已经记不清楚了。一九五七年秋,我到兰州演出,邓宝珊邓宝珊(I 896—1968),同盟会会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甘一军团军团长,1949年初起义。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庸,省长,伞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先生备了精致的园蔬和特产的瓜果欢迎我们,席间谈起这件事,邓老把这首诗朗诵了一遍,引起我的回忆,更使我难忘和白石先生的友谊。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

    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

    自石先生善于对花写生,在我家里见了一些牵牛花名种才开始画的,所以他的题画诗有“百本牵牛花梳大,三年无梦到梅家。”

    我绘画的兴致越来越浓,兴之所至,看见什么都想动笔。那时,我正养了许多鸽子,捡好的名种,我打算把它们都写照下来。我开始画了两三幅的时候,有一位老朋友对我提出警告说:“你学画的目的,不过是想从绘画里给演剧找些帮助,是你演剧事业之外的一种业余课程,应当有一个限度才对,像你这样终日伏案调朱弄粉,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上面,是会影响你演戏的进步的。”我听了他说的这一番话,不觉悚然有悟。从此,对于绘画,只拿来作为研究戏剧上的一种帮助,或是调剂精神作为消遣,不像以前那样废寝忘食地着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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