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

    1900年阴历正月11日，我诞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温州有谢池巷，巷有春草池，相传大南朝谢灵运住宅，名谢池坊。六岁时即随大哥就学蒙馆，课余时间曾到布店学习商业。十四岁那年，我报考孙治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当时签名报考共二千余人，体格淘汰后尚有千余人，考额只四十名。我以第七名的资格进入了温师。记得当时的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这个题目我觉得做得比较满意，因而这也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勤奋学习的种子。

    温师的课目甚多，有读经、修身、博物、教育、国文、历史、人文地理、几何学、矿物学、化学、图画、音乐，体育以及英文、西洋史等十几门课程。

    我因为一开始就潜心于古籍之中，对于英、算等学科，常常是临时抱佛脚，采取应付的态度，绝大部分自修时间，都用于读经、读诗文集子。那几午，每一书到手，不论难易，必先计何日可完功，非迅速看完不可。我是一个天资很低的人，但我想，必须勤奋。因此，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一卷一卷地背过。记得有一次；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扑向地面。那时，我每天看书，从未间断。

    1916年6月11日，在我的日记本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载：晚饭过与家人坐庭下，闲谈予家昔年事。父亲谓当十余年前，金选卿公设帐，予时方二、三岁，头上生异疮，昼夜号啕，唯金公抱之外庭，见庭联即破涕为笑，且目注联上字，不少瞬。因大奇之，尝嘱告家人日：是子未离乳臭，即知如此，他日必善读书云云。噫！予生性驽钝，年已弱冠，而尚屑琐自牵，虚度韶光，视诸古人，即不能如终军之称缨，为国家建勋立业，又不能如李长吉之赋高轩，王子安之赋滕王，以文章见重公卿，乃上蒙先人虚许如此，实所不解。谨述之于斯，其亦以之当座右铭，勤励来日，虽不敢望必达金公之言，希幸不致无闻于世与草木同腐焉也可。

    前辈的赞许，家人的期望，不断鞭策着我发奋攻读。

    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为常常觉得天资不高，就更加促使自己发奋苦学，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

    在温师五年时间，我从图书馆和同学朋友处借阅了大量古书。学习过程中，常与师友磋商，获益不浅。在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国文教师张震轩（榈）

    先生和高班同学李仲骞（骧），他俩人堪称为我的良师益友。当我刚进师校，童心未除，懵不知为学，由于李促骞的启发，才引起我对于古籍和诗学的兴趣。

    他借我袁枚的《随园诗话》和黄仲则的《两当轩诗集》等。几年当中，我沉潜于旧书堆中，自《四书》而《毛诗》、而《左传》，各相继读完。而且，我也开始了旧体诗词创作。有一次，我在一位同学处见到一本《词谱》，试作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张震轩先生看到颇为赞赏，在句旁加了密密的朱圈。这几个朱圈，至今，我仍有深刻印象，好象还是耀在我的眼前。我之所以能够走上治词的道路，与这两位师友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918年，我以第十名卒业于温州师范学校，张震轩先生l临别赠诗日：诗亡迹熄道沦胥，风雅欣君能起予。

    一发千钧惟教育，三年同调乐相于。

    空灵未许嗤黄九，奔竞由来笑子虚。

    听尔夏声知必大，忍弹长铗赋归欤。张老先生的勉励，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我从温师毕业之后，即分配到任桥第四高小任教职。从此，六十年来，我就一直在教育战线上工作。

    所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礼记·学记》中这两句话，看来很有道理。当我离开温师，就更加觉得学生生涯的短促和宝贵。我多么渴望能有机会继续深造啊！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开力暑假学校，我和几位同学前往旁听。教师如胡适之、郭秉文等，皆新学巨子，当时都亲自为暑假学校开课。一个多月里，听了胡适《古代哲学史》、《白活文法》、梅光迪（《近世欧美文学趋势》以及其它许多新课程。本来，我想于七月间乘机投考高等师范，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加上自己平时不注重科学，英算甚生疏，临渴掘井，恐无把握，便决定在教师岗位上边工作边自学。

    返回温州后，苦于失去进修机会，无名师指点，时时感到困惑。但在自学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许多老师，其中包括不会说话的老师。比如，我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就以李氏为榜样，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意志力；又比如读《龙川文集》，便为陈亮平生抱天下志的大丈夫气概所感动。以为“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同时，经常与同学朋友一起探讨，也大受其益。在温州任教期间，我参加了当时的诗社组织一一慎（欧）社，社友中如刘景晨、刘次饶、杜鹃翔、梅雨清、李仲骞等，于诗学都有甚高造诣，经常与他们一起谈论诗词，论辨阴阳，收获很大。我的诗词习作也开始在《慎社》杂志上刊载。

    温州是许多诗人活动过的地方，东晋开始就见诗人踪迹。住温师时，我就喜欢访求名胜，登临山水。十五岁游平阳的南雁荡，十六岁秋登乐清的北雁荡。

    “游踪虽未半天下，已胜当年谢客儿”。这是我当时写下的诗句。十九岁时，游西湖惠山，游上海、无锡、南通，心胸知识为之一展。我想：安得他日再探五岳，登天台、峨媚、武夷、巴蜀诸胜以及世界最繁华之区，“以一饱我眼福哉。”

    我把游历和读书一样看待。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正是希望自己的诗词文章，能够得到江山之助。

    1921年秋，我应友人之招，到北京任《民意报》副刊编辑，得到了北游的机会。当时，我曾写下了一首《登长城》诗，日：

    不知临绝顶，回顾忽茫然。

    地受长河曲，天围大漠圆。

    一丸吞海日，九吴数齐烟。

    归拭龙泉剑，相看几少年。

    此后，我又转向西北，在西安中学、西北大学任教。在西安期间，有机会实地考察古代长安诗人行踪，更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知识。

    二十岁至三十岁是我治学多方面探索的阶段。温师毕业后，在北京和西安住过五、六年，那时我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写过《唐铸万学考》。我的设想很多，计划十分庞大。

    我一度曾发愿研究《宋史》，妄想重新写一部宋代历史，并且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有关资料，后来知道这个巨大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方才放弃。但是，我又想编撰《宋史别录》、《宋史考异》，想著《中国学术大事表》等等。

    二十五岁时，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黄仲荃先生“参绥阁”的藏书移藏在温州籀园图书馆里，我将家移至图书馆旁边，天天去借书看，几乎参绥阁藏书本本都翻过，每天晚上把它记入《日记》。

    1925年至1929年间，我在严州第九中学任教。这里是一个美丽的景区，严子陵钓台就在这个地方。严州第九中学原来是严州府书院，里头有州府的藏书楼。我到学校，校长带我到各处走走。我拿了钥匙，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打开看，结果发现一个藏书间，里头尽是古书，真是喜出望外。尤其是，其中有涵芬楼影印廿四史、浙局啸园丛书等，在严州得此，如获一宝藏！校长交代把这些古书整理出来。我就在此扎扎实实地看了几年书。这期间，许多有关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小说以及有关方志，我全都看了。

    但是，对于如何做学问，我还经常处于矛盾当中，早晚枕上，思绪千万。

    有时候欲为宋史，为《述林清话》，为（《宋理学年表》，有时候欲专心治词，不旁骛，常苦无人为予一决。经过反复思索，我发现了自己“贪多不精”的毛病。

    根据平时的兴趣爱好和积累，决定专攻词学。因此，我的《唐宋词人年谱》以及姜白石研究资料，基本上就在三十岁之前写成。

    词学对我来说，先是感到兴趣。我在十多岁就已经试着填词，但研究工作，还是三十岁前后的事。研究词学，我是从校勘和考订人手的。当时，我所做的工作，似乎有点“不入时”，但我想：“人生在世，能各发挥其一己之才性，何必阿附流俗，强所不能，我国文学待掘发垦植之地尚多，只看其方法当否耳，不入时何足病哉”。我已认定目标，决心向词学高峰攀登。

    为了争取名师指点，1929年冬，由龙榆生介绍，我开始与近代词学大师朱疆村老人通信。12月11日，我接到了疆村老人的亲笔信，云：瞿禅道兄：

    榆生兄转贲惠笺，十年影事，约略眼中，而我兄修学之猛，索古之精，不朽盛业，跛足可待，佩仰曷极。梦窗生卒考订，凿凿可信，益惭谫说之莽卤矣。

    梦窗与翁时可、际可二人为亲伯仲，草窗之说也。疑本为翁氏出为吴后，今四明鄞慈诸邑，翁性甚繁，倘有宋时家牒可考，则梦窗世系，亦可了然，弟曩曾丐人广求翁谱，未之得也。我兄于彼郡人士有相洽而好事者，或竞求得佳证，梦窗系属八百年未发之疑，自我兄而昭晰，岂非词林美谭？阁下其有意乎？弟衰慵之质，无可举似。宏著有写定者，尚盼先睹也。率复，即颂撰安不一一。

    疆村老人谦恭下逮，使我深受感动。我把疆村老人的复信恭录在日记本上。

    疆村老人住在上海东有恒路德裕里。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仍对后进尽心栽培。我寄去的论词文稿，他细心审阅，给我的鼓励极大。我的第一本专著《白石道人歌曲考证》，疆村老人亲为题签。疆村老人并约我“过沪相访”。

    能有机会得到疆老人的教诲，这对于我这个由自学入门的词学爱好者说来，实在难得。那期间，直到疆村老人病逝为止，我们通了八、九回信，见了三、四次面。每次求教，老人都十分诚恳地给予开导。老人博大、虚心、态度和蔼，这对于培养年青人做学问的兴趣关系极大。几十年来，这位老人始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词学研究过程中，我除了利用书信的形式，各处求教，还曾特地外出访师问友。我著《白石歌曲考证》，曾与吴梅（瞿安）商讨，得到了许多启示。吴梅与我谈词书信，至今还存下六七件。1934年11月，我曾特地到南京寻访吴梅，但吴梅已离开南京到苏州，为了解决研究中碰到的疑难问题，我又特地赶到苏州。我和吴梅先生虽早有书信来往，但这还是初次见面。当时吴梅五十一岁，微须瘦颊，和易近人。吴梅读了我的著作《石帚辨》，谈了他对宋词歌谱的看法，同时也谈了许多词坛掌故。这次当面请教，收益甚著。那期间，我还走访了夏敬观、蔡嵩云、陈匪石、马一浮等文坛先辈。当我闻知江都任二北南京唐圭璋于词学素有研究，就马上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求教。

    师友间经常探讨，对于个人研究工作帮助极大。有一次，龙榆生来信说，我作词专从气象方面落笔，琢句稍欠婉丽，或习性使然，建议多读清真词以药之。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省。记得我二十岁时，作诗苦无元龙气概，那时，我曾作六绝句以自警，其一日：

    落笔长鲸跋浪开，生无豪意岂高才。

    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

    三十岁时，我认为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词风卑靡尘下，只有东坡之大，白石之高，稼轩之豪，才是词中胜境。平时作诗词，专喜豪亢一派。经过一番探索，自审才性，觉得自己似乎宜于七古诗而不宜于词。

    我想，如驱使豪语，断不能效苏辛，纵有成就亦不过中下之才，如龙洲、竹山而已。但是，列于清真词，风云月露，甚觉厌入。因而，我觉得，此后为词，不可不另辟新境，即合稼轩、白石、草窗、竹山为一炉。这就成为我几十年来治词的努力方向。

    我二十岁前后开始进行诗词创作，三十岁以后专门从事词学研究，六十年来，我的全部心神都用在词学上，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我应做的工作还很多，还是时时感到不满足。

    三十岁时，我到之江大学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期间。这当中，除去抗战八年，我的大半生都在西子湖畔度过。

    西子湖幽美宁静，但生活仍然充满着风雨。

    刚到之江大学，我住在钱塘江边秦望山的月轮峰上，与六和塔为邻。小楼一角，俯临大江，江声帆影，常在心目。当时，我写了四首《望江南》（自题月轮楼），其中第三首云：

    秦山好，面面面江窗。千万里帆过矮枕，十三层塔管斜阳，诗思比江长。

    这首词正反映了我当时的美好的心境，我的治词生涯，也就从此跨出了深入的一步。

    我在之江所授课程主要有《词选》、《唐宋诗选》、《文心雕龙》、《文学史》、（《普通文选》五门，每周共十六小时。虽纷繁不得专心，但是，做学问的条件总比以往优越。此时，我所作《石帚辨》、《姜白石词考证叙例》、《白石词斗律》以及《温飞卿系年》、《韦端己年谱》、《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张子野年谱》、《二晏年谱》、《贺方回年谱》、《周草窗年谱》、《姜白石系年》、《吴梦窗系年》等十余种词人年谱，大都陆续地在《词学季刊》上发表。此后，我所做研究工作，主要是札《词例》。

    正当我认定目标、走上全力治词的道路时，“九·一八”事件爆发了。时局十分紧张。此时，我一方面尽心力于故纸，一方面却深感陆沉之痛。9月20日，闻知日本兵突于昨早六时占据沈阳及长春、营口，惊讶无已。9月24日，学生外出宣传，停课，我也参加教职员组织的“抗日会”。9月27日，我在日记中写道：“予发誓今日始不买外货”。当时，我很想放弃词学，想改习政法经济拯世之学。11月19日，我从报纸上闻知“嫩江捷讯”，十分振奋，随即写了一首《贺新郎》词，云

    沉陆今何说？看神州，衣冠夷甫，应时辈出。一夜荒郊鹅鸭乱，坚垒如云虚设。这奇耻，定须人雪。空半谁翻天山旆，比伏波，铜柱尤奇绝。还一击，敌魂夺。边声陇水同呜咽。念龙荒，头颅余几，阵云回结。梦踏巫闾听战鼓，万里瓦飞沙立。正作作，天狼吐舌。待奋形天干戚舞，恐诸公先复楸坪劫。歌出塞，剑花裂。

    国家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我还夜作《词例》，为此无益之务，回顾世局，屡欲辍笔，但又想，“非如此心身无安顿处”，真是欲罢不能。

    1938年7月16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日本开发华北志在必行，黄河泛滥将至苏北，长江灾象亦近年所无。内忧外患如此，而予犹坐读无益于世之词书，问心甚疚。颇欲一切弃去，读顾孙颜黄诸家书，以俚言著一书，期于世道人心得裨补万一，而结习已深，又不忍决然合去。日来为此踌躇甚苦。

    抗战爆发后，我随之江搬迁到了上海。当时，政治腐败，通货膨胀，学校里经常发不出薪水，知识分子处境十分艰难。南京汪精卫卖国的伪政权不惜用封官许愿或威胁利诱等手段拉拢知识分子投靠南京，以为其张目。我当时也曾受到了这种所谓招邀，但民族的大义、国家的存亡，使我毫未受其所惑，而严辞予以拒绝。记得当时我为抒发爱国之志，曾经写了一首《水龙吟》（皂泡词），指出投南京事“乍明灭，看来去”，片时即破，如同皂泡，而我们中华民族，终将如东升皎月，“一轮端正”，永远照耀祖国山河大地。

    “南辛北党休轻拟，雁荡匡庐合共归”。这是我《鹧鸪天》送友人词中的两句话。当时，我已作了归计。因此，上海快沦陷时，我便回到家乡，上雁荡山，在雁荡师范和浙大龙泉分校，继续过我清苦的教书生活。抗战胜利后，我始出山，重返西子湖畔。

    1949年，杭州解放，我也获得了新生。当时，我对于共产党、新中国，充满着信心和希望。我曾写了一首《杭州解放歌》，日：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国兵。醉里哀歌悉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

    1950年12月，与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前往嘉兴、皖北等地参加土改。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我的诗词创作和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新的境界。

    我在解放以前一、二十年所作校勘、考订的基础上，开始写评论文章。诸如（《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评李清照的词论）》、《论陆游词》、《辛词论纲》、《论陈亮的（龙川词》等等，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同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我也着手进行词学研究的普及工作。直到“文革”开始，我先后以《唐宋词欣赏》、《湖畔词谈》、《西溪词话》、《月轮楼说词》为底子，写了数十篇有关唐宋词的欣赏文章，在各报刊上连载。

    由于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关怀重视，1952年，我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我先后在浙江师院和杭州大学任教授，1961年还兼语言文学研究室主任。

    浙江省作协分会成立，我被选为理事，并曾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聘我为特约研究员和《文学研究》编委。

    1964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我的一些词学研究著述，也在解放后相继出版。比如《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等。

    拙著《唐宋词人年谱》正式出版后，海内外学人见此书者，有的惠寄信件，有的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评介，予以热忱的支持。日本著名汉学家、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幸次郎来信询问：“词人总谱何时出书”。清水茂教授在日刊《中国文学报》第五册，撰文评介（此文译载于1957年lO月6日《光明日报》）。清水茂教授说：“自各谱刊出于《词学季刊》以来，二十年来，由于学者所发表之学术论文（如陈寅恪《读（秦妇吟》等）以及夏氏本人研究之成果，使此著作益臻完善。虽不能谓其一无缺欠，然今日研究词学，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清水茂教授并对拙著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1958年杭州大学举办全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将此书作为一大成果向全校师生展出。

    我感激党和政府给我的优厚待遇，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以后，我开始承担指导研究生、进修生的任务。十几年来，亲眼看到学生一批一批地毕业，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我更是感到无比快慰。但是，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一夜之间，我的所有工作，马上变为“罪行”。大字报、漫画，打倒声、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因此，我在牛棚内外，触灵魂，受审查，度过了整整十年。

    我在牛棚里没有词书可看，但我还能思想。我的《瞿髯论词绝句》八十首，绝大多数是在牛棚里写成的。

    “四人帮”覆灭，我再次获得了新生。消息传来，无比兴奋。当时，我写了《筇边和周（谷城）、苏（步青）两教授》诗，日：

    筇边昨夜地天旋，比户银灯各放妍。快意乍闻收雉锥，论功岂但勒燕然。

    冰消灼灼花生树，霞起彤彤日耀天。筋力就衰豪兴在，谁同万里着吟鞭。

    三、四年来，我又有机会重操旧业。于是，我把旧时书稿、日记重新摆到案上。我的《月轮山词论集》（1979年，中华书局），《瞿髯论词绝句》（1979年，中华书局），《夏承焘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天风阁诗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唐宋词欣赏》（1980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韦庄诃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域外词选》（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唐宋词选》（再版）等等，这些所谓“大毒草”，也才见了天日，恢复了名誉。同时1978年11月月26日，《浙江日报》登载题为《把事实作为落实政策的根本依据》的报导中，公开为我平反，称：“夏承焘在全国解放后，热爱党和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找不到他有什么‘勾结帝修反’的言行。为此，党委专门作了决定：推倒原来强加在夏承焘教授头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恢复名誉，彻底平反。”十三年来，压在我头上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也摘掉了。

    1979年，我八十岁。10月，我十分高兴地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我先后还担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词学》主编、《文献》顾问等。

    回顾六十年生涯，觉得自己能有今日，是经历了几番风雨的。而今，虽已垂垂老矣，但在有生之年，我愿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在词学研究方面，做出最后一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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