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

    我一人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文稿就不得不是急就事了。计自1935年春至次年夏这一年半里，我共写了近四十万字的文章。其中只有《洪大泉考》，此文发表于1936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太平天国史丛考》内（正中书局出版），解决了太平天国一件大疑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此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一期），校出了缪荃孙氏的错误，那两篇文章仍一本师教，是我的精心苦作，为适之师所称许。

    此外，别的文章都是为生活而出卖的，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适之师对我文章第一次严切的教训，是1935年春天，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七十二期上发表的那篇《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的书评。这篇书评，不用说自是为卖稿而写的急就章了。其中有几句批评《聊斋文集》的话说：说到《聊斋文集》的价值，就这部新编的二百十九篇本来看，其中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刘氏就是蒲松龄之妻。松龄在这篇文章中，写大家庭的丑恶。写刘氏的辅夫教子，刻苦成家，以及写他自己的热中功名与刘氏的漠视富贵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描写；在中国传记文学中，算是一篇上乘的作品。此外各篇都是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所以我们拿文学的眼光来批评（《聊斋文集》，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适之师见了，教训我说：“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好的文章还有不少哩，你概括的说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我回到家中，立刻把适之师的教训记在副刊我那篇文章上面。几年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播迁，那张副刊，我总好好的保存着，为的是要珍重师教。

    到1936年复，我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上发表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做我论断的根据说：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务利，其用意有两点：一.鉴于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图以利禄消磨汉族士大夫的气节，使他们对故国的依恋改为对新朝的效顺。关于后者，清代士大夫有所顾忌，自不敢加以论列。关于前者，管同曾痛论道：“天下风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矫之则治，不善矫之则危且乱。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奉行文书而已。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科道不敢大有论列。明之时，多讲学，今则结社聚徒杳然无闻。明之时，尚清议，今则场屋策士涉时政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骄士横。知其弊而一切矫之，矫之诚是也。然百数十年来，其难乃起于田野之奸，闾闸之侠，朝堂学校之间安且静也。臣以为明俗敝矣，某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鉴前代者鉴其末流，必观其初意。故三代圣王有因有革，必举而尽变之，则更起他祸。，’革明代人好名流弊而起的弊端是什么呢？管氏接着说道：“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余卿至庶人惟利是趋。”郭嵩焘也论道：“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Et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于无忌掸，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

    是说也，吾于数年前及见之，智以告胡文忠公，自谓笃论。故明人气胜，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任之，无敢议其非。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亦无敢议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士大夫到了“利之趋”，到了“倚势营私而终归不知耻”的地步，清廷豢养顺民走狗的目的固然达到，而政治贪污的风气也从此造成了。

    我这一段话，给适之师见了，他非常生气，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来责备我，说：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椅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夫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适之师看了我这篇短文为什么”冲动”起来，我一直不解，到近年读余英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才知道。余英时论梁漱溟要胡适对改变世界的争论说：“如果我们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代表胡适的基本态度，那么要他立刻提出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全面黼来以为行动的指南，便等于要他只保留‘大胆的假设’，而取消‘小心的求证’，这在他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思想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1936年罗尔纲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看了，非常生气。……试看胡适连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fion）都不肯随便下，他怎么会轻易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呢？……而且从他的观点来说，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便根本不能成立。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他的‘科学方法’

    一一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一他的‘评判的态度’，……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这在实验主义者而言，尤其如此。”余英时这段话，说明了适之师为什么对我这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这样生气。

    我读了适之师此信，叫我十分感激他如此严厉的督责我，爱护我。我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的表白我的感激，报告我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经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算要研究清代军制，因并将我那个“研究清代军制计划”寄呈适之师，请他指导。当我的信寄到适之师时，他方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得了我的信，在一天里面，回了两封信给我，说：

    尔纲：

    我那封短信竟使你写那么长的回信，我很不安。

    你的回信使我很高兴。我猜想“幼梧”是你，果然不错。

    你的轻视武亿、王昶诸人，却是，应该的。要知你所凭借的，不是看碑的眼光，乃是一份拓的最精的拓本，和一个许你专力做此事的机关。我读你已发表诸条只觉得条条都使我深刻的赏识艺风堂此份拓本之精工，远过于武亿、王昶诸人所见的本子。王昶、缪荃孙诸人都不能以全力作整理金石之事，他们的校录收了绝大的数目，其中有一些错误，是不能免的，是可以宽恕的。

    我劝你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余英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论胡适能进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是靠考据文字注说：“据胡适晚年回亿，蔡元培要聘他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看到《诗三百篇言字解》。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91编注。后来他在1936年6月29日给罗尔纲的信中劝罗氏用真姓名发表“金石补订之最工者”，并且说：“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地位。”这大概是从他自己早年的经验得来的。余英时这段话，指出适之师对我深厚的栽培。故应用真姓名。又你的职务，在北大是整理此项拓本故也应用真姓名。

    我劝你以后应该减轻编辑《史学》的职务。一个人编两个学术的周刊，是很辛苦的。

    《洪大泉考》我很爱读，因为不曾带到医院中来，故今日不能评论此文。出医院后，当再写信。

    《研究清代军制计划》，我是外行，恐不配批评。但我读你的计划，微嫌它条理太好，系统太分明。此系统的中心是“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前函所论“西汉重利，东汉重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等等，与此同例。

    最好的手续是不要先编《湘军志》，且把湘军一段放下来，先去看看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兵为将有”的情形。我可以大胆告诉你：一定有的。你试看《罗壮勇公年谱》，便知打白莲教时已是如此了。至于湘军以前，是否“兵为国有”，也须研讨，不可仅仅依据制度条文即下结论。今日在医院中检查身体，早起写此信。即问。安好适之二五‘六·二九。

    尔纲：

    今天写了一信，想已收到。

    关于清代军制事，鄙意研究制度应当排除主观的见解，尽力去搜求材料来把制度重行构造起来，此与考古学家从一个牙齿构造起一个原人一样，这可称为再造Reconstruct工作。

    研究制度的目的是要知道那个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平时如何组成，用时如何行使；其上承袭什么，其中含有何种新的成分，其后发生什么，如此才是制度史。

    你的《新湘军志计划》，乃是湘军小史，而不是湘军军制的研究。依此计划做去，只是一篇通俗的杂志丈章而已。其中第二、三、四章尤为近于通俗报章文字。

    你劝你把这个计划暂时搁起，先搜集材料，严格的注重湘军的本身，尤其是关于：

    一.湘军制度的来历（例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

    二.乡勇团练时期的制度。

    三.逐渐演变与分化。

    四.水师。

    五.饷源与筹饷方法。

    六.将领的来源与选拔升迁的方法。“幕府”可归入此章或另立一章。

    七.纪律（纸上的与实际的）。

    八.军队的联络、交通、斥候等等。（曾国藩日记中记他每日在军中上午下午都卜一二卦，以推测前方消息？）

    九.战时的组织与运用。

    十.遣散的方法。

    我是门外汉，所见如此，不知有可供你的考虑的吗？

    适之二五·六·二九夜（协和医院）

    适之师在这两封信中，教训我、鼓励我、指导我。他教我知道承认前人的功绩，教我不得有半点自满。他又鼓励我向金石学上努力，以取得学术的地位。

    他更谆谆的指导我研究清代军制的方法、步骤和应注意的地方。后来我做清代军制的研究，从适之师这个指示去追寻出清代“兵为将有”的起源，早由于“兵由自招”，“饷归自筹”两个因素所造成。这两种情形是“勇营”所特有的，那个作为国家经制军队的绿营却不如此。绿营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将皆选调，兵皆土著”。将皆选调，故将领的升转操自中央；兵皆土著，故兵丁不随将领的去留以为去留，而全国兵籍都握于兵部。至于兵饷则由户部每年指拨，而不是归将领就地自筹。因此，在绿营制度下则“兵归国有”，在勇营制度下则“兵归将有”。当嘉庆打白莲教时，绿营已经在腐化了，将领自招的“乡勇”业已抬头，罗思举（《罗壮勇公年谱》是他的自传）带的是乡勇，所以便已经露出了一点兵为将有的萌芽，适之师的指示是不错的。不过，那时候，绿营虽然打仗不得力，但仍然是国家经制的军队，故“兵归国有”之局，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在《罗壮勇公年谱》中记有一个四川绿营兵抗拒新任提督的故事，便可给我们做证明。这个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打白莲教时，四川绿营兵跟提督七十五久了，大家出生入死，后来七十五无辜被参革职，兵士不平，新提督丰伸来营接统，兵士便起来持旗抗拒。但经过一下子的义愤，他们给罗思举的几句话的劝告，便俯首帖耳听丰伸的命令。因为他们明白他们是国家的兵，他们吃的是国家的粮饷，他们不是七十五私人招募的，要想抗拒新任提督是不可能的，所以终归不能不听丰伸来接统。这个故事，给我们描写出绿营时代“兵归国有”的情形，这种情形，到湘军时代便完全改变了。湘军里面，发生过一件霆营抗拒新统领娄云庆接统的事件。其情形颇和从前绿营时代川兵抗拒丰伸相似，而其结果则绝不相同。霆营抗据娄云庆，云庆不敢前往接统，后来曾国藩只得把他们解散去。因为湘军是兵由将领自招的，饷是由将领自筹的，所以兵士只知有他们的将领，国家也派不得人来接统他们。咸、同之间，绿营完全崩溃了，由湘军起来代替了绿营，因此，才造成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局面。而考其演变的起点，实始于嘉庆白莲教之役的招募乡勇，我把我的考证写了一篇《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的联社会经济史集刊》上发表。适之师的指示，更根本的改变了我的粗浅的见解，使我懂得如何去研究制度史。后来写的《湘军新志》，美国学者拉尔夫·尔·鲍威尔在所著的《1895——1912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一书中论为“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认为其结论“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便是由于开步走时就给适之师纠正了步伐的。我是这样的一个违教的学生，适之师竟然不惜苦口婆心来教训我，况且，他写这两封信的那一天，正当炎炎酷暑在协和医院里检查身体的时候，他忘不了要教训他的一个不成器的学生。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说得出我的感激哩！

    1937年春天，我那部《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了。这部小书，是我在1935年年底至次年四月中的晚上拖着疲乏的身体匆促的写成的。我写此书的对象是中学生，因此许多材料都没有用到，一些有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没有收入里面去。

    到了印出来，我送一本给适之师，他看了，责备我说：“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

    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适之师的话，叫我毛骨悚然！太平天国之役，十九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昵？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法国历史家凡德尔（Vandal）在开讲法国大革命的演讲时说过：“我们的演讲，不要越出两端之外；一端是教人革命，一端是不教人革命。演讲家只能自处于历史家的地位，讨论历史，不要存什么成见，也不要预存结论，也不要发表什么融通的议论。”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他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见《太炎文录·说林下》），也就是违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我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昕他的教训，在那一瞬间，教人闪电一般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夏天，陈仲甫（独秀）先生关在南京狱，他也打算做太平天国史研究。汪原放先生是仲甫先生的年家子（原放先生的尊人和仲甫先生是清末在江南读书时的同学，故有此年家的交谊），常送衣物去给他。仲甫先生就叫原放先生找几本太平天国史给他看，原放先生给他买了几部坊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连我那部放在亚东图书馆的《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也送去了。仲甫先生却特别的谬赏我那部粗疏的稿本，问了原放先生，才知道我是一个跟适之师做学问的人。他同原放先生说：“请你对适之说，可以请罗先生来南京和我谈谈太平天国吗？”原放先生写信告知适之师。那时候，亚东图书馆编辑章希吕先生也住在适之师家，适之师笑对希吕先生和我说：“仲甫也要研究太平天国，他对原放说想尔纲去南京和他谈谈。仲甫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尔纲努力研究吧。”那时候，适之师对我的希望是如何的恳切呢！我而今却写出这样荒唐的东西，使他又是如何失望啊！我想起了这一件往事，教我满面羞惭抬不起头来。后来这部小书给《大公报》誉为～部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

    当时惟一书评刊物一一《书人杂志》评为中国最新十部佳著之一。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把它列在唐宋以来的私修史内。直到最近出版的《剑桥中国史》还评论说：“罗尔钢的《太平天国史纲》，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那真教我惭愧无地了！

    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舂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

    我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还是助理。因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升迁，向例是少有的。所中同事们往往做了六、七年未迁一阶，所以我自然也同样的待遇。但朋友们在别个机关，却年年升转，他们都为我着急，汤象龙、梁方仲两先生在南京把我的情况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所长孟和先生说了，孟和先生便托罗莘田（常培）先生北归时，代请适之师提高我的待遇。孟和先生和朋友们对我的好意，我是十分感激的；然而适之师的困难，我却是知道的。他在北大一向不用一个私人，他把我安置到考古室去，已经是破例的了，他做文科研究所的主管人，别的同事不升迁，能把我升迁吗！我将这种情况向朋友解释，但他们却仍不以为然。先是我于1935年秋在《益世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淮军的兴起》，指出淮军为曾国潘济湘军之穷，弥缝他本人无限之缺憾而假李鸿章之手来创立的。清华文学史学系主任教授蒋廷黻先生看了，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的真相。对吴晗先生说要约我谈谈。适史学研究会举行郊游西山，我就在那天留住清华园，晚餐后，华灯初起就由吴晗、谷霁光两先生陪我去见廷黻先生，一直纵谈到次晨一时多，十分畅快。第二年春，廷黻先生出任驻苏联大使，他教授的中国近代史功课，就推荐我接任。清华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先生到北大文学院适之师处，请我去清华教这门功课。适之师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一个无名的学生，已经给著名教授重视了，但他却替我辞谢了清华聘请。这个消息，给朋友们知道，除了吴晗先生叹气不说话外，都不免愤激起来。他们以为适之师在北大既不升我的级，又不放我到清华去，是看不起我。其中有一位激烈的朋友，他几乎要去质问适之师。那时候，妻儿已经回了家乡，我住在一个朋友的宿合里。那儿是我们史学研究会会友聚集的场所。我平常每到星期日早上，就到适之师家去看看思杜弟的功课。自从适之师给我辞谢清华聘请的事后，朋友说：“适之先生既然看不起你，你还有面子上他家吗？”朋友是少年气盛的，不由我分解，一到了星期日上午，他们就拉我游公园，不许我到适之师家去。如是有两月之久。朋友们替我活动，谷霁光先生把我向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推荐，汤象龙、梁方仲两位先生把我向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推荐。到了五月底，两处同时聘请我。朋友才放我到适之师家去告知适之师。我怀着一种踌躇趑趄的心情走进了适之师家。师家的人，以为我害病了，许久没有来，但适之师心里明白。他等我把要说的话说了，就说：“尔纲你生气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让你到清华去，为的是替你着想，中国近代史包括的部分很广，你现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国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况蒋廷黻先生是个名教授，你初出教书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华站不住，你还回得北大来吗？”他停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为你着想，还是留北大好，两处都不要去。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我听了适之师的话，一腔热泪，涌上眉睫，他不以我的愚顽而遗弃我，仍然一样的为我的前途打算。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适之师对我的爱护。我要用我的泪珠洗涤我的罪过。等到辞别了适之师，一跳上洋车，眼泪就忍不住流出来了。后来适之师给我决定：北大把我升为助教，加薪二十元，考古室添助理一人，书记一人，帮助我工作。另外每月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津贴五十元，研究清代军制。到第二年夏天，考古室助理工作上了轨道，北大才准我辞职转入中央研究院。

    这一年秋天，妻儿再从家乡来北平。那时候，我每月一百三十元的薪津，我仍然过着九十元一月的生活，每月有四十元剩余。本来我到了北平就养成访书的爱好，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既囊有余钱，我到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各种书店、地摊、担子去访书的工作更走得勤了。那几本珍贵的曾国藩手批萧盛远所呈《粤匪纪略》，王韬手钞本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左宗棠《致张曜书真迹》，明刻《今古奇观》残本，乾隆帝殊批《异域琐谈》，都是在这一年内访得的。此外，并专收清代军制的书。我历年陆续收得许多光绪、宣统年问创办新式军队的史料，后来我在中央研究院便得利用这些史料来写《晚清兵志》一书。

    因为生活不再紧张了，所以我便得有心情来常常反省自己，和静观各方面人事的变化。我认识到适之师那句：“你到别个机关去，恐怕人家很难赏识你”的话，好似暮鼓晨钟一般警告我。我这个人，性鲁行方，不会应付人事，不是适之师，谁能同他这样爱护我、体谅我，宽恕我，弃我之短而录我之长呢？我还是再跟适之师在北大吧。北大升迁虽然不易，我还是安贫守拙的好。我经过一年长长的考虑，到了1937年五月底，看看快要接受中央研究院的聘约的时候，我毅然把我愿留北大的决定告知适之师。适之师十分欢喜，因为他那个顽鲁的学生现在看清楚自己了。他安慰，并且鼓励我说：“你愿留北大，我十分欢喜。

    北大是能够让你好好的发展的。你从下半年起，半天做整理艺风堂金石拓本，半天做研究工作，随你自己的意，做研究金石学也好，做研究清史也好。至于中央研究院方面，我替你向孟和先生商量，仍领津贴研究清代军制。”事情决定了，我眼前充满光明，一种恬静的愉快的心境教我安心立命的留在北大，怎知道不到两个月，芦沟桥的烽火就把我这个决定打破了，使我不得不离开北大。

    韶光如水般过去，离别师门，快要六年了。寂寂的中年倏忽的已经到来。

    想起我往日受过的那煦煦春阳般的师教，我应该如何的努力将来，然后方才不致始终成为一个有辱师教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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