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十点钟刚过，无线电网络传出呼叫声：“注意！注意！所有海军陆战队员，一号位集合。”发出呼叫的是大使馆的安保主管阿尔·戈拉辛斯基。这一刻，大量“激进学生”冲破大门，涌入美国大使馆。
大使馆的新闻处就位于正门附近的停车场一侧。有人切断了门上的环形锚链，大批游行示威者蜂拥而入，其中大多数是女性，她们举着上面写有“不要害怕，我们只是想进来”的标示牌。
约翰·格雷夫斯是最先看到激进分子冲进使馆区的人之一。他是美国大使馆的公共事务官。靠近窗户朝外望去，他看到一名激进分子走向一名负责保护使馆的警察，然后两个人拥抱在了一起。对于这一幕，格雷夫斯并不感到惊讶。
随着涌入使馆区的激进分子越来越多，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开始慢慢反应过来。在当时的伊朗，游行示威活动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美国去死”、“打到沙赫[1]”等口号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喊，所以在使馆内部工作的美国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外面的“背景噪音”。
现在，只需几分钟的时间，激进分子便可包围整个办公楼。工作人员和使馆外交人员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有的站在椅子上朝窗外望去，有的则聚集在警卫室，通过那里的闭路监控器了解外面的情况。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使馆区挤满了激进分子，他们挥舞着标语并高喊：“我们只是想进来！”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闭路监控器出现空白画面，因为摄像头已经被示威者从墙上拽下来了。
大多数使馆工作人员都显得很平静，有的甚至还表现出了厌烦的情绪。他们似乎认为，这些学生只是闯入大使馆喊喊口号而已，到时候他们自然会离开。闯入者大喊着：“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进来！”在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拿着扩音器，声浪一次高过一次。
美国人有所不知的是，这并不是一次狂热的抗议游行，而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袭击行动。这些自称为“伊玛目[2]的门徒”的学生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对大使馆踩点，并绘制了详细的地图。他们裁剪布条，为可能抓获的人质准备了近一百条蒙眼布；他们甚至还为这些人质准备了食品。
他们精心将发动袭击的时间选在“国家学生日”。国家学生日是为了纪念一年前在德黑兰大学游行示威时被沙赫武装力量杀害的学生而设立的，那次游行活动吸引了数百万名学生参加，而真正的策划者则在庞大人群的掩护下发动攻击。在第一波冲入大使馆的人群中，女性占有绝对多数，这显然也是有意而为，因为在激进分子看来，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应该不会对女性示威者开火。
部分激进分子还持有自行车锁链、木板乃至铁锤等简易武器。另有少数人持有手枪，这与后来宣称此次袭击完全是非暴力行动的说法相左。
他们的计划是占领大使馆三天，以此来表达他们对沙赫和美国的种种不满。就主要目的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攻击行动把温和的巴扎尔甘政府[3]拖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进而削弱它的地位。如果巴扎尔甘派人营救这些美国人，那么伊朗人就会把他及其政府中的温和派人物视为“西方的傀儡”。
戈拉辛斯基发出呼叫后，海军陆战队迅速集结。在进驻使馆办公楼之后，他们迅速进入战备状态，装好子弹并占据有利位置，肾上腺素不断上升，有的人似乎还渴望一战。其中有一名队员就趴在办公室的地板上，身边摆满了弹药。他紧盯着窗外，手中的霰弹枪已经做好了发射的准备。
此时，前去伊朗外交部举行会谈的兰根、汤姆塞斯和豪兰正乘车返回大使馆，但途中遭遇了大堵车。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呼叫并告诉他们不要回来。“使馆区一下子涌入了数百人。”他说。这三名外交官意识到，即便赶回使馆，他们可能也无法进去。于是，他们迅速作出了重返外交部的决定，因为在他们看来，在那里准备营救工作是最有效的。
在结束通话前，兰根向戈拉辛斯基交代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让海军陆战队员开枪。即便有一个人开枪，也可能会引发一场血洗事件。
“那么催泪弹呢？”戈拉辛斯基问。
“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能使用。”兰根回答说。
至此，办公楼二层的职员开始意识到这次攻击要比他们最初想象的严重得多。部分海军陆战队员和其他一些美国人——其中也包括在外围办公区工作的约翰·格雷夫斯——已经被激进分子抓获。透过窗户，办公楼二层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同事被蒙眼捆绑押往使馆区后面的大使官邸的场景。
唐·霍曼是一名军医，住在与使馆后门隔街相对的比琼公寓。此时，他通过无线电呼叫戈拉辛斯基，告诉他这边也有一群伊朗人已经冲了进来。住在四楼的他可以清楚地听到楼下踢门的声音。戈拉辛斯基意识到他已无力相助，他告诉霍曼让他自己想办法（霍曼后来试图沿着建筑物的外墙滑下逃跑，但最终被抓获）。
当时，戈拉辛斯基所面临的问题要比霍曼严重得多。通过无线电，他得知办公楼已经被侵入。尽管最近刚刚花费了数百万美元来加固这栋建筑物，但激进分子还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一个作为逃生出口的、未安装栅栏的地下室窗户。事前，闯入者似乎已经掌握了这一突破口的准确位置。
激进分子闯入办公楼的地下室后，戈拉辛斯基要求所有人——包括在一楼待命的伊朗籍雇员——前往二楼（正常来讲，二楼是不允许当地雇员进入的）。不知是一时逞能还是一时愚蠢，戈拉辛斯基通过无线电征询兰根的意见，问他能不能出去“质问”一下这些闯入者。面对超过一千名的人群，兰根表示他只有在能确保自己安全的情况下才会去，所以目前他做不到。于是，戈拉辛斯基自己走了出去，很快，他便被抓获，并被人用枪指着押往办公楼。
在办公楼的二层，海军陆战队员和使馆工作人员开始用家具堵住通道入口处的铁门。现在，中央通道已经人满为患，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忧郁，有的伊朗雇员甚至已经哭了起来。海军陆战队员在人群中分发防毒面具，另有部分队员的霰弹枪已经准备就绪。气氛瞬时紧张起来。
在楼内另一区域，多名美国人正忙于销毁文件和拆除敏感的通信设备，以免它们落到激进分子的手中。由于兰根最初认为这次游行示威不会引发意外事件，所以直到很晚他才下达这一命令。在此之前，部分有主见的职员已经开始在大使馆最安全的通讯室内销毁文件。之所以说最安全，是因为这个通讯室就像是一个“保险库”，外面装有巨型铁门，外人难以进入。在这个144平方英尺的保险库内，不仅有通信设备，还有一台用来粉碎文件的桶式装置。但由于这台机器经常会被卡住，所以有人带来了一台商业碎纸机。但这台碎纸机工作起来非常缓慢，而且无法将文件完全销毁，只能将纸张切成长条。
每一秒钟，形势都在迅速恶化。激进分子押着戈拉辛斯基进入办公楼的地下室，然后顺楼梯而上，到达二层。躲在里面的美国人已经将门加固，楼道中充满了催泪瓦斯的味道。戈拉辛斯基双眼灼痛，有人拿着一本点燃的杂志在他面前摇晃，他惊惧地后退并大声喊道：“不要烧我！”然后，一根枪管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并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让里面的人开门，要么你就死。
戈拉辛斯基隔着铁门告诉他的同事，现在抵抗已经失去意义了。他说激进分子已经抓获了八名美国人（这是他自己的估计），而他们来这里只是要宣读一份声明，然后就会离去。“这就像2月14日一样。”他说。
约翰·利伯特是一名政治事务官员，讲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他说他愿意出去，看看能否说服他们释放戈拉辛斯基。对于这位会讲波斯语的美国人，激进分子最初感到非常惊讶。利伯特先是劝诫，然后又告诉他们说革命卫队已经开往大使馆。但他们知道他是在虚张声势。几分钟之后，他被抓获，并面临着与戈拉辛斯基一样的选择：要么让你的朋友开门，要么我们打死你。
至此，兰根意识到进一步抵抗已是无望。尽管在伊朗外交部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他和汤姆塞斯还是未能获得伊朗政府的帮助。通过外交部办公室的电话，他接通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告诉当时使馆内部级别最高的官员——高级政治事务官安·斯威夫特放弃抵抗。
放弃抵抗之后，办公楼里的美国人也只能听天由命了。铁门最终被打开，气喘吁吁的人群一拥而入。而那些在保险库里销毁文件的工作人员又坚持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最终也被迫放弃了。
早在九个月前的1979年2月14日，也就是在伊朗沙赫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刚刚逃离该国一个月后，这座大使馆曾经遭到过一次袭击。在这次袭击中，一群游击队员携枪冲进大使馆，扣押工作人员作为人质达四小时之久。
当时的伊朗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流亡在外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已经从巴黎胜利归来，沙赫政府很快便宣告垮台，而军队也随之陷入混乱。由于出现权力真空，先前那些为推翻沙赫而联合在一起的不同派系开始走向分裂，并相互展开争斗。武装人员在大街上游荡，而仇杀事件也极为猖獗。
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团成立了临时政府，管理这个国家。大使馆遇袭后，临时政府组织了一批乌合之众，将大使馆的占领者赶了出去。之后，大使馆的保护工作被交给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他们驻扎在大使馆前面的一栋小型建筑物内，并负责该区域的巡逻工作。当年夏天，一支常规安全力量接替了先前的革命委员会，担负起大使馆的警戒工作。但即便是最乐观的评估，这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保护而已。
然而，这一系列接管行动却对后续事件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遇袭事件使得大使馆工作人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在最多的时候，大使馆的雇员有近一千人）。其次，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使得美国方面错误地认为，伊朗政府会恪守承诺，全力保护美国大使馆及其外交人员。
11月4日最初遭遇袭击时，安·斯威夫特就联系了美国国务院行动中心，并与三名高级官员通了电话，而这其中就包括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尔·桑德斯。一个小时后，当兰根告诉斯威夫特放弃抵抗时，桑德斯仍守在电话机旁。“我们打算让他们进来了。”斯威夫特在电话中对桑德斯说。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桑德斯立即将这一消息转达给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后者于凌晨四点拨打了总统的电话。对此，卡特显得“异常焦虑但又信心十足”。在他看来，伊朗政府会像2月14日一样，很快将激进分子驱逐出大使馆。
世界上任何一座大使馆的外围安保工作都是由东道国政府负责的，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内虽然驻守了十余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但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提供内部安保服务。德黑兰的美国使馆区位于市中心，占地面积近27英亩，里面建有数十座建筑和仓库，周边紧邻该市最繁忙的几条交通要道，一旦遭到袭击，就很难保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戈拉辛斯基才要求所有安保人员都赶往使馆办公楼。这座三层高的大型建筑物安装有窗户栅栏、防爆屏障和定时锁等防护装置，二楼还装有密闭而厚实的铁门，足以让使馆工作人员坚守两个小时，以等待伊朗政府的救助。从结果来看，这个计划是完美的，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伊朗政府并未施以援手。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伊朗时局动荡，美国大使馆的安保又十分薄弱，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袭击后直接关闭大使馆，以策安全？
这是因为伊朗对美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有着庞大的石油储备，而且也是因为在过去的超过二十五年里，它一直是美国的坚定盟友，也是美国对抗苏联的缓冲国——要知道，伊朗和苏联之间有着长达1600英里的边境线。苏联一直渴望获得一个温水港，并希望增加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这并不是什么秘密。所以，卡特政府并未切断与伊朗的关系，而是谨慎地寻求与临时政府的合作。由此，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仍保持正常运转。
今天来看，你或许会为伊朗和美国曾经是盟友而感到惊讶，但当把这一切置于苏联和美国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时，你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早先，对于伊朗，美国似乎只满足于做一个局外人。当时这个被称为波斯（直到1935年它才改称伊朗）的国家就像是英俄拔河比赛中间的绳结，以其高超的技巧游走于两国之间。之后，“二战”爆发，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发生了巨大转变。突然之间，莫斯科和伦敦成了盟友，而为保护石油和通往俄罗斯的陆路运输线，两国决定共同占领这个国家。由于担心当时的伊朗沙赫会倒向纳粹德国一边，英俄两国联手将其罢黜，并扶持他2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登上王位。
“二战”结束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大规模投资伊朗。1946年，苏联方面很不情愿地从伊朗北部地区撤军，而在华盛顿看来，他们还会以各种借口再次涉足伊朗。此外，美国还担心苏联人会通过秘密手段破坏伊朗的沙赫政府。因为伊朗的群众党正日渐强大，并公开支持莫斯科的目标。
正如美国担心的，在1951年，沙赫的权力逐渐被伊朗律师穆罕默德·摩萨台所剥夺。摩萨台在对英国所属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实施国有化的运动中崭露头角。伊朗人觉得自己长期以来一直都受英国的剥削，在这次国有化浪潮中，摩萨台成为一个英雄，并最终被任命为总理。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为应对伊朗对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的国有化，英国很快就挑起了一场针对伊朗石油的抵制运动，使得当地经济陷入混乱。在随之而来的骚乱中，原先支持摩萨台的联盟开始瓦解。
当摩萨台与群众党结成联盟时，美国的担忧开始增加。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讲，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情报部门发现苏联人准备给摩萨台提供2000万美元的援助。
考虑到这些威胁，白宫给中情局下令，要求局长艾伦·杜勒斯与英国合作，一起推翻摩萨台。
事后来看，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反应的确是过度了。然而，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美国领导人看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苏联四处扩张，威胁美国的战略利益。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当时美国正在朝鲜进行一场血腥战争，而这场战争自杜鲁门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在美国看来，伊朗很容易成为另外一个前线战场。
1953年春，中情局计划部近东部门的负责人克米特·金·罗斯福拿到了100万美元的拨款，着手开展代号为“TPAJAX”的旨在推翻摩萨台的行动。该行动又被称为“阿贾克斯行动”。
该计划要求运用宣传和政治行动等手段来瓦解摩萨台的支持者，但事情并未按计划顺利进行。摩萨台已经收到了有关反政变行动的消息，而在此次行动开始之前，部分密谋者就已经被逮捕。不过，借助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其中很多都是由罗斯福组织的），摩萨台被迫辞职，沙赫重掌政权。
华盛顿认为，从“冷战”的遏制战略来看，这是一次巨大的外交成功，而克米特·罗斯福也被视为英雄。在接见他时，沙赫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的王位，要归功于神、我的人民、军队，以及你！”
在此次行动之后，沙赫迅速与石油巨头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达成协议，伊朗也由此成为一个稳定的、亲西方的盟友。它不仅为美国提供稳定的石油，而且还在与苏联的边境线上建立了一系列侦听站，以窃取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情报。
尽管存在这些战略优势，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1953年的反政变行动对美伊之间的长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历史记载所显示，反政变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相当大比例的伊朗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因为确保沙赫的权力同样也会让他们获益巨大。然而，很多反对者认为，“阿贾克斯行动”是美国出于私利而采取的一项行动，它伤害了伊朗及其人民的利益。到了1979年，那些向来对外国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伊朗人更是认为美国中情局一手策划并驱逐了他们的民主领袖，然后扶持了一位暴君登位。虽然这一流行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很多伊朗人还是愿意相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重新夺回权力的沙赫与西方结成联盟，并立即着手解决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他实行了一系列西方化改革，并加大开支，着力创建一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军队。这两方面的努力让他走到了伊朗人民的对立面，因为在后者看来，他破坏了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而且还挥霍国家财富取悦华盛顿。
随着时间的推移，沙赫变得越来越专制和独裁，并通过残暴的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来打击和铲除异己。
然而，在大博弈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历届政府对此也都采取了好坏并收的策略，一方面公开支持沙赫，但另一方面，也私下里鼓励他打击政权体制的腐败，并控制对“萨瓦克”力量的滥用。
对此，沙赫似乎不愿意去做，抑或是无力去做。
由于表达政治异见的大多数渠道都已经被堵死，于是公众转向毛拉[4]寻求支持，而这些神职人员也利用这种新力量来指责沙赫充当西方的工具。在这些批评人士中，最直言不讳的是一位就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霍梅尼出生于1902年，因撰写过大量反对伊朗世俗统治——这其中也包括反对沙赫的父亲——的文章而在宗教界声名鹊起。然后，在1961年，他将矛头直接对准沙赫，指责他的亲西方政策——具体来说，就是赋予女性和非穆斯林选举权——这与真正的伊斯兰精神是相悖的。
由于霍梅尼的影响力太大，沙赫既不能逮捕他也不能谋杀他。于是，在1964年，他被流放到土耳其，后来又流亡至伊拉克南部的纳杰夫地区。在那里，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操控能力。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一直都在说教布道，严厉抨击沙赫和美国的罪恶，而这些作品则被偷偷运回伊朗，并以磁带的形式在市场上售卖。
到1978年秋，这个国家已经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接连不断的暴动和罢工导致沙赫的安全部队和霍梅尼的支持者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一系列孤注一掷的措施——这其中也包括成立军政府——并未摆脱失败的命运，沙赫最终被迫于1979年1月16日逃离伊朗。在他离开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仅仅十天之后，国内的政府和军队就土崩瓦解了。
尽管有很多迹象表明沙赫政权已经处于即将崩溃的边缘，但这种突然垮台还是完全出乎了白宫和情报界的预料。在1978年8月底，《国家情报评估》报告还曾指出，伊朗并未处于“革命或即将发生革命的状态”。至于为什么中情局和白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沙赫以铁腕手段统治伊朗近二十五年；按常识来看，尽管国内局势动荡，但他还是能够应对的。事后显示，华盛顿很多人都认为沙赫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他的政权，但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当时，即便是美国驻伊朗大使比尔·沙利文也认为沙赫政府不会垮台。而在1978年11月9日，当他改变自己的看法时，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在1978年一整年的斗争中，美国并没有明确的、与反对派团体接触的策略，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这可能会破坏沙赫的政权。然而，就最终结果而言，情报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因为美国政府在沙赫个人身上的投资太多，而在伊朗人民身上的投资太少。所以，当政权开始出现崩溃迹象时，华盛顿的决策者拒绝承认，因为他们除了支持沙赫之外，别无其他任何选择。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据说沙赫对吉米·卡特当选总统多少有一些担忧。沙赫主要担心的，或许就是卡特所阐述的一个目标，即在其总统任职期间会将人权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信条。对民意极为敏感的沙赫显然会对此产生忧虑，担心卡特会将他视为一个暴君。而实际上，他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在1978年的新年前夕，也就是在引发革命的一系列暴力冲突发生的前一周，卡特总统还访问了德黑兰，并向沙赫重申了美国的坚定承诺，称伊朗是“世界动荡地区的一个稳定岛”。卡特支持沙赫，或许有很多的理由，也或许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这是在“冷战”形势下建立的一种战略盟友关系，但这种伪善并未逃过伊朗公众的眼睛。美国总统已被视为是沙赫的亲密朋友，而不久之后，愤怒的游行示威者就开始把卡特和沙赫的名字列在一起，公开指责。
尽管伊朗人措辞严厉，但两国之间似乎还是有一些共同基础的。比如说，沙赫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期间曾向美国购买了大量武器装备，而有的仍未交付。此外，伊朗在美国的银行中还有数十亿美元的存款，而对当时的革命政府来说，这些资金正是它维持统治所亟需的。
在1979年秋，霍梅尼还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个国家处于一种松散状态，而统治它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政府，总理为迈赫迪·巴扎尔甘。1979年6月，布鲁斯·兰根获准出任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临时代办，两国关系似乎开始朝着正常化方向发展。
逃离伊朗之后，沙赫以国际“逃亡者”的身份度过了数个月的时间，最后卡特总统被说服，并以人道主义原因接纳了这位被罢黜的统治者，因为当时他已经被查出患有淋巴瘤，需要紧急治疗。虽然接纳了沙赫，但卡特知道这是一次冒险行为。霍梅尼要求沙赫回国接受“罪行”审判，卡特因此担心美国会遭到伊朗的报复。在与白宫工作人员的一次早餐会上，卡特再次表示了他的担忧，并问道：“如果美国人在伊朗被抓或被杀，你们建议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对此，没有一个人给出答案。
不出所料，沙赫抵达美国的消息立即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愤怒和猜疑，他们担心美国会重新扶持他上台。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伊朗报纸一直在杜撰新闻，宣称美国是伊朗遭挫的幕后黑手。为强化自己的控制权，霍梅尼不忘火上浇油，呼吁学生扩大对美国的攻击，希望以此迫使美国送返被罢黜的统治者。很自然的，伊朗人将他们目光瞄向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明显的目标——美国驻伊朗大使馆。
我是在周日上午收到大使馆遭袭消息的，当时我正站在厨房餐柜旁喝我的第一杯咖啡。对我来说，这是周末最好的一段时光——我的家人仍在睡觉，整个屋子里一片安宁。我打开晶体管收音机，一边听国家公共电台的节目，一边翻看周日的报纸。窗外，薄薄的一层雪覆盖着大地，天空阴冷而灰暗。我当时在想，我要劈多少柴火才能去我的工作室作画。我们的房子前面是一个很大的暖房，就在我想走过去看看外面的雪景时，国家公共电台插播了这条大使馆遭袭的消息。
虽然事件仍在不断进展，但整个画面已经非常明朗。一群暴徒袭击了大使馆，近七十名美国外交官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我的记忆被迅速带回到1979年4月，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进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时候。作为中情局技术服务办公室一名拥有十四年经验的技术官员，我接到一份指令，要求我在伊朗革命期间潜入该国，拯救一个代号为“猛禽”的高级伊朗特工。作为伪装部门的负责人，我的任务是拿出一个可靠的伪装方案，以便这名特工——伊朗军方的一名前上校军官——能够通过梅赫拉巴德机场的安检，并顺利登上商业航班。
在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我执行过很多类似的任务，但这一次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充斥着暴力的伊朗，革命者正在大肆搜捕沙赫政权的前成员。对于这名上校来说，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整个冬天，他都躲在祖母的锡皮屋顶阁楼里，而当革命卫队成员在下面居室中搜索时，晃动的积雪就会落到他的身上。在我最终联系上他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我曾在大使馆的图书馆内研究过他的伪装方案。然后，我花费了大约一周的时间为他做准备工作，并提供相关培训，以期用我在职业生涯中所学到的全部技能将他活着带出这个国家……
在听了几分钟的新闻之后，我踮起脚走回卧室，轻轻地拿起汽车钥匙和中情局的徽章，然后走进厨房，给凯伦留下一张便条，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做完这些之后，我拿起电话，给我们部门的值勤官打了一个电话。在周末的时候，他会负责监控所有的电报来往，并通知我是否需要亲自到场。虽然关于大使馆遭袭的情况尚不明朗，但电报却接连不断地传了过来。作为中情局的工作人员，我们非常清楚使馆人员在伊朗这样变幻无常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在这些美国人中，有三人为中情局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身份被识破，那么他们将会遭受特殊对待——但愿使馆的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销毁那些敏感文件。在最终接通值勤官的电话后，我发现先前所有的猜测都被证实。事已至此，该是我们工作的时候了。
[1]旧时伊朗国王的称号，此处指的是逃往美国的、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位君主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2]原意是做礼拜时的领拜人，引申为领袖、表率、楷模等。
[3]1979年沙赫政权垮台后的伊朗临时政府，巴扎尔甘任总理。
[4]伊斯兰教中的一种教职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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