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望故乡

    在我对电影厂的眺望中，最先出现的总是我从未进去过的摄影棚，它像一个穿着灰色衣服的人，携带着大朵大朵的蜘蛛网，面容模糊地从我眼前走过，犹如一个穿着前卫时装的秃头模特，旁若无人。

    厂里只有一个摄影棚，我从未见到这个摄影棚启用过。通往那里的小径荒草丛生，像森林一样繁茂。我刚调到厂里的时候，经常在黄昏时分独自前去探望这座神秘的巨大建筑物。

    它没有窗，密不透风，有五层楼那么高，顶上有一道像舷梯那么窄的过道，有灰色的铁扶手，让我觉得那是专门留给放哨的士兵的，这座巨大的黑牢囚禁了什么样的鬼魂呢？在我失眠的夜晚，这样的奇怪问题就会一咕噜一咕噜地冒出来，把我的头脑变成一口不停冒水的泉眼，但冒出来的不是清水，而是一种浅灰色的沾手的丝状物质，当然，这就是蜘蛛网，它们布满了整个闲置的摄影棚，从这头到那头，飘飘荡荡，自由自在，你真的不会在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大这么完整的蜘蛛网了，即使在真正的原始森林，那些户外的蛛网被风一吹就会破几个洞，在我看来，一只破了洞的蛛网真是奇丑无比。要见识最美的蛛网就来吧，这里连窗都没有，十年都不会开一次门，空气是绝对静止的。这里真是蜘蛛的天堂啊！我都愿意变成一只大蜘蛛了。

    除蜘蛛外就是灰尘。谁要想写一本《灰尘大观》一定要来这里考察，灰尘的条件跟蜘蛛一样好，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它们长成各种样子。你要戴上一只口罩，戴上一顶布帽子，还要穿一双护住裤脚口的雨鞋，再戴上两只袖套，然后就轻轻地走进来吧，动作不要太大，以免眼睛里掉进灰尘。

    最漂亮的是又圆又轻的绒线状灰尘，空灵、飘逸、富有弹跳力，如果说她们是一群小女孩，我是完全同意的。但若她们不跳舞，我就要去观看那些厚得成了砣的灰尘，它们结硬在角落里，如同一些沉默的岩石，千年不动。最普遍的是粉状灰尘，它们最广大、最日常，像群众一样遍布上下八方，那首名为《小草》的歌唱的就是它们，只不过它们比小草还要卑贱，如果不是我来书写它们，它们就会隐入黑暗之中，万劫不复了。

    看过团状、砣状、粉状的灰尘，我就要抬起头来，最壮观的时刻来到了，从五层楼高的天棚上一泻千里地垂挂下来的是成片成片的帘状灰尘！就像飞流直下的瀑布，突然间被一道魔法封住了，一封封了一千年，水都变灰了，它就等着一个人，这个人轻轻地说一声：飞。这大片凝固的瀑布就会脱身飞出，并且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当然，这个人就是我。在这个蜘蛛和灰尘的摄影棚里，我觉得有三类电影可以在此拍摄内景。

    第一类是《西游记》里盘丝大仙的盘丝洞，这个山洞比任何真正的山洞都更适合跳舞，让舞美把蜘蛛精的翅膀（蜘蛛是没有翅膀的，这里指的是类似的东西，是一种叙述上的翅膀）做到一丈长吧，两个翅膀加起来就是两丈，艺术上的东西就是要夸张才好看，在我们广影的摄影棚里，再长的翅膀都能舞得开，舞起来天昏地暗，日月失色，这才不辜负了那伟大的神话传奇。除了蜘蛛精之外，还可以同时容纳一群蝙蝠精，蝙蝠比起蜘蛛可是活泼得多，但也不要紧，就让它们疯狂飞舞吧，有多疯就飞多疯，有多快就飞多快，像一道一道黑色的闪电，把孩子们看得瞪大眼睛，尖声大叫。

    第二部电影发生在一个中世纪古堡，既是古堡，想来就是欧洲了，我觉得欧洲的蜘蛛和灰尘跟咱们的不会有质的区别，远看（特别是在电影上远看）都是一样的。这是一部爱情片，有一个男主角，是一个王子，有一个女主角，是倾城的美女，故事说到这里，我就不想往下说了，这种脱离时代和社会的爱情其实是很苍白的，跟纸做的一样，吹都吹不厚，把我的血都输给它都不会长肉，虚构这样的故事是得不偿失的，我再写下去就会把自己写死。

    不如说《孤星血泪》，这是适合在这里拍的第三部片子。

    这部片子跟我有某种缘份，我总是在不同的时候碰到它，即使在不看电影的90年代，我也会在开电视的时候看到它熟悉的身影，我暗暗发誓，有朝一日，遇见高人，我一定要问问我与这部影片在前世是什么关系。

    我眼前经常出现一位白发鹤颜的老太太，她瞪着眼睛，发出神经质的动作，她在一间布满了灰尘的房间里走来走去，这是她几十年前的新房，她的婚纱、嫁妆保存完好，但是已经布满了灰尘。这个场面使我黯然神伤。如果在这里重拍《孤星血泪》，我一定要竞演那个老处女，我要写一份血书，写成之后我才会醒悟到这是一种过时的做法，凝固的血迹是最丑陋的恶心东西，现在的导演是不会被它打动的。那么我就去跟导演睡觉？不过我已经太老了，导演会觉得他是在倒贴。我多想不择手段啊，我多想不惜一切啊，即便如此，我也没有什么机会了，这是我的悲哀。这都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如果我是一个男人，在我这样的年龄，正是最走俏的黄金时代，哪会有什么想献身都怕人家不要的道理。

    三部电影拍过，我应该没有什么想法了。但蜘蛛的意象太强大，使我不由得想起《蜘蛛女之吻》，这是一部沉积在我内心深处的电影，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说它，但它实在是太繁茂了，那个海岛阳光灿烂，长着许多缠绕着野藤的棕榈树，到了夜里，一切都是银白色的，这时强烈的灯光亮起，一个奇妙的女人出现了，蜘蛛女身穿一件镶着银线的闪闪发光的长袍，她脸上带一副面具，也是镶银的。但她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她自己身上张着蜘蛛网，她的腰部、臀部、腋下长出一条条线，这些毛茸茸的线全都是她躯体的一部分。她在哭，面具下面流出一滴滴眼泪，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她的目光越来越悲哀，眼泪越流越多，她的形象布满了整个画面。

    我是1988年7月在北京香山卧佛寺看到的这部片子，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它的结尾还是如此鲜明、清晰，只要我注视一只蜘蛛半分钟以上，那个海岛、那个身穿银线长袍的女人就会从香山一路飘来，在瞬间到达我的面前，她那些钻石般的眼泪叮咚作响，参差落到我的手心，圆润、冰凉，使我心疼万分。

    我不记得这是一部法国片还是一部美国片了，我当时还没有看过曼努艾尔·普伊格的原著译本，我甚至一点都没听说过这位阿根延的天才作家。馅饼从天上砸到我的怀里，我就这么到香山参加这第五期国际电影讲习班了。我记得前十天是美国班，后十天是法国班，另外我记得翻译在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那个扮演男同性恋者莫利纳的演员是法国大明星，《最后一班地铁》的男主演，由于他扮演了同性恋者，遭到了他的崇拜者们的强烈反对。这些都是我刚刚想起来的。我不明白那些法国观众为什么会反感他演一个同性恋者，难道在法国也存在普遍的偏见吗？真是不可思议。

    在我看来，演莫利纳的演员美极了，比在《最后一班地铁》里动人得多。他的全部动作都十分女性化，他的眼睛充满深情。电影一开始，就是莫利纳对同关在一个囚室里的政治犯讲述一个女人，他边说边表演，他学她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他的整条腿是裸着的，囚室里光线很暗，显得他的腿像月光一样洁白，他把脚面绷直，形体十分优雅。他又形容她的镂空的高跟鞋和涂成黑色的脚趾甲，在说到丝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穿丝袜的动作，他的手指优雅轻盈地从脚尖一直掠到腿部，然后他又形容她的手，她的指甲，他的手形在囚室的黑暗中像花一样美好。

    政治犯瓦伦第是一个富有男性魅力的人，在同居一室的生活中莫利纳爱上了瓦伦第，向瓦讲述了他当“女人”的感受和心理。瓦伦第没有爱上他（瓦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出于同情（也许更多的是利用）终于和莫利纳作爱。获得了爱情的莫利纳愿意为瓦伦第做任何事情，在他被释放之后就来到了广场上，跟瓦伦第的同志们接头。正如瓦伦第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一样，莫利纳也不是一个革命者，他知道，一旦与他们有牵连，不是跟他们一起走就是被他们消灭，他事先把自己银行里的全部存款都取了出来。莫利纳是一个把爱情看作生命的人，他提前30分钟就到了广场上，最后，瓦伦第的同志们开着一辆白色的轿车来了，革命者发现了警察，接头没有成功，莫利纳向着汽车拼命奔跑，但汽车并没有停下来等他，反而从车里射出了一串子弹，直接射中了他的胸膛。据警察局的分析，极端分子是要杀人灭口，免得他招供。

    我永远也忘不了莫利纳拼命奔跑的镜头，他的长发飘扬，蓝色的眼睛里燃烧着痛苦和爱情，但是一串子弹从正面击中了他，他干净的白色衬衣涌出了鲜血。这一刻是如此惊心动魄，让人心碎。对莫利纳来说，爱情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共媒体上听到同性恋这个词，它来自异乡，带着温暖的神情，就像那个法国男演员本人一样美（我至今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在我看来，它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而是黑暗囚室里的一抹月光。

    有朝一日如果我重返旧地，我一定要去看看我住过的那幢灰房子。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仇恨它，因为厂里不给我分房子，让我住在这个临时招待所，十几个武打演员在我的客厅里打得天昏地暗；有一段时间我又特别热爱它，它长年累月无人居住，成为我和我的恋人无所顾忌的天堂。

    灰房子跟前的木瓜香蕉苦楝树在我的想念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一、二、三，吹一口气，再吹一口气，灰色的楼房就出现了。它是多么安详啊，我站在四楼的阳台上，一只青色的木瓜就在我的眼前，雨点落到木瓜宽大的叶子上，木瓜一点都没有被淋湿，而芭蕉叶泛着水光，不停地发出美好的雨声。

    现在我要再一次从南宁的闹市回到电影厂，我从广西艺术学院出发，穿越整个南宁市区。

    天桃路、桃源路、七星路、星湖路、七一广场、朝阳路、火车站，这些路名一一苏醒了，它们奔涌着来到我的脚下，与我的车轮发生摩擦，街道两旁的浓绿终年不化，灿烂而艳丽，如果有长风浩荡，把它们全都吹上天该有多好！如果吹上天又落下来有多好！如果全都吹到邕江去多好！如果把我埋起来多好！或者，它们就这样永远挂在树上，每年都在长大，长得比十层楼还高，比游泳池还大，这样的大叶子是多么神奇啊！对环境保护尤其有好处，等于凭空多了无数只氧气发生器，它们铺天盖地，一万亿个毛细孔呼呼放送着氧气，每一个走在南宁街上的人都等于进行着有氧锻炼，女孩子则会皮肤含水（南宁的女孩都是很干瘦的，有人说南宁无美女，这我有点同意），老女人的皱纹肯定就张开了。

    如此看来，我已经一不小心就置身于一部电影之中，一部夸张的、虚假的、毫无诚意的庸俗浪漫主义电影，难道我内心深处就充满了这样腐朽的意象吗？我为什么不向安东尼奥尼学习，拍一部像《中国》那样的《南宁》呢？

    这是一个问题。但一切问题我都要置之脑后，我要回到南宁火车站，我从火车站往右拐，就到了中华路，在十字路口再往左拐，就到了衡阳路，衡阳路这个地名我已经忘记十年了，在前面我还没想起来，现在它却忽然蹦出来，跟孙悟空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神。衡阳路最漂亮的门面是南宁棉纺厂，简称南棉，那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工厂，它到底拥有一万人，还是两万人，抑或是十万人，我一直没有弄清楚，我始终就是一个不够精确的、永远搞不清数字的人。但是南棉是最大的企业这一点我早在1975年就知道了。

    我从1975年就开始热烈向往南宁棉纺厂，当时我是一名高中生，在离南宁几百公里的一个县城上学，这个县叫作北流县，要先坐汽车到玉林，再坐七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南宁。省会、高大的厂房、自动化的机器、纺织女工洁白的帽子、把腰系得更细胸挺得更高的围裙，一部崭新的电影就降临了，这是一部跟灰色陈旧的小镇截然不同的电影，是灰色小镇上空的幻影，带着金属的光泽、被无限美化了的机器声、现代化工业的诱惑（工业对一个农业小镇的诱惑就如同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诱惑），该电影在我们教室的天花板闪闪发光，在小镇的天上摇来荡去。

    我们多想凭空出现一条通天的梯子啊！我们将抓住这把梯子，像最惊险的电影镜头那样，英勇无畏，一步一步地攀上去。有一天，我们忽然被告知，这把梯子是有的，不过它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虽然在地上，却又与天有关，它的名字叫广阔天地，来自毛主席的语录。

    这时我们全都知道了，毕业之后我们只要到农村去锻炼两年，只要表现好，就会被推荐到南棉当工人。为了到南棉去我们踊跃报名去农村，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种真实的幻觉，好像去农村就是去南棉，只要去了农村，就一定能到达南棉，农村和南棉之间的距离完全被我们取消了，中学生的头脑从来就是最好的头脑，一厢情愿地篡改现实，想自己愿意想的好事情，坏事则统统不想。

    事情就是这样，等到我后来真的到了衡阳路，我才明白南棉是万万不能去的，去了就会被机器震聋耳朵，90年代还可能下岗。

    过了衡阳路，险处不须看。（注：这句话的出处来自著名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需看。”）衡阳路一过，就到友爱路了，友爱路在我19岁的时候叫大寨路，当时我只差一点点就要调进电影厂当编剧，几乎当上全国最年轻的在职编剧，这是我值得大大炫耀一番的事情，有关这件事，我统统写在我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里了，如果这件事是真的，经过了《一个人的战争》，它就会变得更真，如果是虚构，经过了《一个人的战争》，它就会从假的变成真的，这样看来，说《一个人的战争》是炼丹炉也有一定道理。

    所以你要看看这只炼丹炉，它是很好看的。作为一部小说，它跟本文有一定的互文性。但是它的版本杂乱，是一个烂泥潭，这是因为当时有人认为这本书比较惊世骇俗，出于不同的目的，有的版本被加上了一些杂碎，有的版本又被删去了一些杂碎，这样你会看到一只七零八落的炼丹炉，如果你不想欣赏残缺美，你可以去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版本。

    （有这么推荐自己的书的吗？）

    友爱路或大寨路是一条郊区的路，这从路名就看出来了。当年它一定尘土飞扬，奔跑着不息的拖拉机、马车、骡车，有时候还会有水牛和大白鹅蹒跚跑过，如果它是在北方，一定跟《金光大道》（好像没有拍成电影，好像拍了，是王馥荔演的什么嫂）或《艳阳天》里的道路一样，但我19岁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一切，我只看到有一辆拖拉机轰隆隆地开过，车上运着一车斗的绿色的香蕉，一长挂一长挂的，像炮弹一样庄严而坚实。我在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大寨路尾下了车，怯生生地往前走，越走越荒凉，暮色苍茫，人烟稀少。

    不过，我现在要说的是我29岁时候的事情。十年过去，我已经大学毕业，在省会南宁居住了五年，我已经是老油子一个了！我到广西艺术学院看画展，之后就一路骑车，穿越整个南宁城，来到了友爱路尾。

    我们厂的大门是淡黄色的，是两根长方柱上面一道横梁，毫无特点。门口竖着一长牌子，上面写着厂名。（听说这些字是赵丹写的，赵丹在七几年的时候和黄宗英在柳州劳动改造）。电影制片厂在80年代的边远省份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虽然大门平淡无奇，这样一个厂名还是能把我这样的人吓住，在我彻底习惯这个大门之前，它总是把我吓得心里怦怦跳。

    越过惊心动魄的铁栅栏门，就来到一个大圆圈跟前，这个圆圈是一个水池，里面有长满青苔的假山，有水，有金鱼，绕池摆了三层花，红的绿的黄的，组成一个巨型花坛，我觉得这个花坛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庆节要到了（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暗示就是这样的，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一看见花马上就会想到国庆节，后来到了北京，这一毛病又得到了强化），二是这里是全厂的中心地带，就像天安门是北京的中心一样。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第二个想法是对的。

    站在这个花圃广场上，我有一种四面受敌的感觉，事实上四面一个人也没有，但由于此处太空旷，任何一个方向出现任何一个人，都会一眼就看到我，我很希望这里马上出现一些树，只要有树荫遮住我就会有安全感，不过所有的树都在围墙那边，这里光秃秃的。

    现在我要回宿舍，有两个门可以通向宿舍区，一是厂区和宿舍区连接的边门，一是正对着马路的大门。如果不是上下班，我一般不会穿过厂区再从边门进去，当然我现在也不会这样走。

    我从米黄色的厂门口骑过去，赵丹的字一闪就过去了，铁栅栏门一闪就过去了，围墙就长一些，要闪好几闪，围墙内外都有树，我一直不知道这些树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叶子特别长特别大，很像芒果的叶子，树荫特别浓，闪多少闪我都不腻。

    宿舍区里楼房林立，全是清一色的六层红砖楼房，我们厂的房子真是太多了！据说人均住房面积是三十平米，跟西德的水准持平（这么多房子也不分给我，我至今心怀怨恨），可见我厂地皮辽阔。说到地皮我马上想到卖地皮，这是90年代的事，当时电影厂开始发不出工资，有钱的大老板就看中了我们的地皮，我们全体职工第一感谢买（也许是租，因为地皮是国家的，但从头至尾都听说是卖，我不是很清楚）地皮的有钱老板，第二感谢当年选厂址的前辈，幸亏圈了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幸亏圈了大寨路尾。

    据说当年厂址的首选是南湖，理由是南湖风景秀丽，适合来人参观，可见前辈们跟国内时尚是接轨的，也许跟国际时尚也同样接轨，听说美国的好莱坞就是可以买票参观的。我没有去过美国，但我去过长春，1992年春，我参加了中国残联组织的首都新闻记者采访团赴东北采访，第一站沈阳，第二站就是长春，所到之处热烈隆重，省委五套班子一齐出来接待，各种材料都是现成的。这使我们有时间逛东逛西。

    长春方面安排我们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是我小时候特别向往的地方，我同时向往的地方还有北影、八一、上影、珠影。

    我小时候生长在广西北流。我的家乡离北京上海长春有十万八千里，要有孙悟空的本领才能去得了，众所周知，孙悟空是一神话人物，所以北京长春也是神话里的地方，是根本不可能去的。这就是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因此我在阁楼上翻看旧电影画报就像看《西游记》一样，我久久端详着上面的秦怡、上官云珠、白杨、张瑞芳、谢芳、田华、祝希娟、王晓棠、王丹凤、舒秀文、黄宗英、阮玲玉、胡蝶、赵丹、周璇、王心刚（我是多么热爱他们啊！），我坚信他们都是在电影厂那样的天堂里诞生和居住的，每天吃的都是天上的甘露仙丹，根本就不是真人，而是一片仙草，它们在天上的河岸随风起舞，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变成人形。

    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持这样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她当时就知道电影都是人演的，她就很有可能是一个外星人或者一个妖怪。我宁可她当一个傻丫头。

    现在虽然已经是90年代，但童年的烙印是深刻的，不管我受过多少教育和冲击（冲击这个词让我想到被河水冲下来的滔滔泥沙，它巨大的力量完全能轻而易举地把一个人淹没，当然，这样的泥沙就是大量的电影垃圾，它们像沙子充塞银幕，又像泥汤，流进数以亿计的电视机里），我对电影的热爱仍然停留在童年时的强度上。

    只要电影这条狗从黑暗中把它的长须触到我的脸，这时我就会感到心里拥有一团视死如归的念头，脚底心顷刻就热了。

    我们在长影看了40年代的吉普车，看了大炮，在仿古街上照了很多相，又上楼听了怎样发出打雷的声音，之后就来到了最后一个景点，这里的布局很奇怪，有一只秋千，隔了两步远又立着一只两人高的大瓷花瓶，又隔了几步是一面大墙，上面黄底黑字，刷了“长春电影制片厂”七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两张桌子那么大，此外再无其他。

    这种傻呼呼的地方比较适合我。我像箭一样一头冲向秋千，与此同时，只觉得心里灵光一闪，我顿时悟到这是《末代皇后》里的秋千，是扮演婉容的潘虹坐的。

    潘虹是我心仪多年的明星，我跟大多数80年代青年一样，喜欢忧郁的美，在所有演员中，潘虹最符合这一点，她的眼睛特别大，把全世界的忧郁尽装其中，不用看她的戏，只需看一眼她的照片，忧郁就会顿时笼罩黑夜，并且从黑夜蔓延到白天，好像她的忧郁是特别浓缩的东西，要用很长时间才能化得开。

    在80年代的很多时候我是一个忧郁的人，青春、爱情、才华，统统化成无边的忧郁，如果我当时就写一部《电影记》（开始的时候我打算写一部《电影记》，但最后写成了这部《玻璃虫》），一定不会具备这种舒展的笔调，肯定是忧郁-挣扎-再忧郁-再挣扎——-直至灭亡。时代的痕迹是深刻的，现在我虽然不忧郁了，但审美趣味也没跳跃到热爱90年代的“酷”，我对酷一点都不理解，谁要是装出一副酷的样子我就更不理解了。但如果有人告诉我“愤青”就是酷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好玩，我喜欢“愤青”这个词。

    我的潘虹，我的忧郁皇后，在90年代初她开始过气的时候出现在长影的秋千上，当然她本人不在，是她的气息停留在那里。于是忧郁变成了喜悦，我双手紧紧抓住秋千的铁链，双脚使劲一蹬，整个人就荡起来了！

    春天里阳光明媚，微风拂过我的身体，我在飞动中舒服得尖叫起来。在这一刻我感到，做一个能尖叫的人是多么好啊！从这一刻开始，我内心的80年代轰然落幕，而潘虹，也带着她的忧郁远去了。

    在有些日子，我喜欢臆想我的小说被拍成电影。

    由谁来拍《子弹穿过苹果》最好呢？这样的问题一旦回荡在我心里，我马上就会想到布努艾尔。

    我觉得由布努艾尔来拍《子弹穿过苹果》比较好。在这个念头中我看到一些新鲜多汁的苹果像泡沫一样从墙角的四周冒出来，它们一边飘一边变大，空气中马上充满香甜的气味，子弹则在很远的地方，扭来扭去的，在整个愉快的下午我都不让它发出响声。

    如此看来，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画面，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但是《子弹穿过苹果》里有一些怪诞和暴力的场面，有透明的皮肤里像珊瑚一样的白色骨骼，有腥红的鲜血洒到墙上，有刀片，刀片在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划破了眼球，所有这些，都是来自布努艾尔，他当然轻车熟路，即使在他死去十六年后的今天，即使他在坟墓里，这样的场面他都会轻而易举，一挥而就。假如他不想炒剩饭，我就要告诉他，西班牙的眼珠子和中国的并不一样。

    就是这样。如果Doll是马来人种，她演蓼最合适。她将扛着一大捆家织的白布穿过闷热的丛林，她要裸着上身，身体上涂一层油（橄榄油或蓖麻油）以代替出汗，她将在河岸上疾走，一直走到我家的后门，在我家宽阔的厨房里和我的父亲拥抱。她要有一点巫气，她的眼睛要像猫一样在黑夜里发出光。她的手指甲很长，长得翻着卷，她的手掌散发出湿漉漉的雾气，说话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那个演《黑炮事件》里男主角的人叫什么了？我一时想不起来。

    好像是叫刘子枫，我觉得由他来演我的父亲最合适。不过这是我虚构的小说中的父亲，据我的叔叔说，我的生身父亲身高一米八零，是一个英俊男人。我小说中的父亲就是刘子枫那样的，他1957年下放到县里，在中学里当美术教师，他既爱我又爱蓼，更爱画画，这三种爱绞在一起，把他搞得精疲力尽。

    小时候的我则由我的女儿马林果扮演，马林果这个名字是迟子建取的。这是一个小范围通用的名字，在户口本上则用了另一个名字。

    马林果长得越来越像我了，她将不用化妆，不用调教，她天生就是橄榄色的皮肤，她的眼睛大大的，额头高高圆圆的，这样一个女孩出现在银幕上是多好啊！

    最后（好了，其他次要人物就不管了），我要提到两种植物：蓖麻和木棉树，在《子弹穿过苹果》这样一部电影里，它们是另外的主角，像人一样重要，它们巨大的叶子将布满整个画面，细小的筋络放大数倍，它陌生的样子使所有的人大吃一惊，它们饱满的液汁沿着筋络快速奔流，发出摇滚般震耳的声音，蓖麻叶子浓绿的阴影覆盖在蓼的身体上，发出清凉的光芒。

    我喜欢暴力的某种形式。但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暴力，而是暴力在电影上的慢镜头，是暴力的一个影子。

    在瓦格纳或贝多芬的音乐下，他们挥舞着拳头和单腿飞起，这些动作慢到没有任何攻击力，成为了超越自身惯常体态的高难舞蹈，这种舞蹈因为奇怪而美，又因为奇怪而产生一种震慑之力。力与美在这里都脱离了具体的暴虐，升华到空中，并与大师的音乐融为一体，使我久久迷醉。

    像我这样胆小的人竟然敢说自己喜欢暴力（哪怕不是真正的），追根溯源，这都是因为库布里克和他的杰作《发条橘子》。

    《发条橘子》，1971年的美国片，我在1988年的香山看到了它，它是当年八十多部片子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到目前为止，也是我最喜欢的片子之一。我隐约听说它改编自一部文学作品，但我一直不知道原著者是谁，也从未在书店看到过，奇怪的是，在漫长的十年中，我没有听到任何人提到过它。直到1997年，在《世界文学》杂志的一次会上，我才在申慧辉女士的发言中第一次听到《发条橘子》的名字，听到这四个字我心里一震，好像一个失踪十年的至交突然来到了我的面前，使我百感交集。申慧辉说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像《发子橘子》这样的优秀作品就还没有中译本（大意如此）。《发条橘子》就像一种温暖的颜色，从申的嘴唇漫延到她的全身，我顿时觉得她分外亲切，《世界文学》也分外亲切，我知道，将来的一天，我就能看到《发条橘子》的中译文了。

    很多年来，我心目中的《发条橘子》只有一部，那就是库布里克的《发条橘子》。我总觉得，有没有原著的中文译本并不是特别重要，有电影就够了。（这真是特没文化的一种想法）这部片子对我视觉冲击比一切文字都强大，这是我永远无法抗拒的。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音乐声中，几个街头不良少年在深夜的薄雾中穿城而过，他们时而像英雄，时而像木偶。我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真人立时变得像动画一样，觉得真是新鲜极了。凡是有做爱的镜头（有时是一对一，有一次是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女的可能是妓女）他们立即变成木偶、或动画、或机器人，但请不要以为是真正的木偶动画和机器人，而是那种僵硬的快速动作使你不能不想起木偶，没有正常时速，没有过程，再复杂的做爱也在两秒之内完成，晃几晃就过去了，连眼睛都来不及眨（这种手法可以大量引进，而电影审查也会比较好过关的吧？一点都不黄色）。然后他们被收容到监狱里接受改造。

    监狱里发明了一种奇怪的新方法，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来改造少年犯，一边放贝九，一边强迫少年观看最残暴最肮脏的电视镜头（或是现场？），工作人员揪着少年的头发，不让他们低下头，用力扒开少年的眼皮，不让闭着眼睛。深度的刺激，深度的精神摧残，让少年在最刺激感官神经的事物和贝多芬音乐之间产生牢固的联想，像条件反射一样，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只要一听到贝九，就会产生强烈的感官不适，恶心头痛，难受得满地打滚，这样就能制止任何不良行为。

    经过长时间的折磨，实验终于成功了。监狱把这当成一项伟大的成果，在各种媒体广为宣传，一名官员给监狱的一名胖子挂了一枚勋章。大功告成，少年们被放回了社会。

    有一个深夜，这几个不良少年潜入了一名作家在山上的别墅，作家是一个老人，七八十岁，满头白发，残疾，坐在轮椅上，他的妻子十分年轻美丽，看上去二三十岁的样子。不良少年把妻子双手反绑住，嘴里塞了毛巾，并且找出剪刀，在她的睡衣前胸上剪了两个大洞，让她的两只乳房从洞里露出来。作家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但他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

    终于，作家想起了传媒有关改造不良少年的新成果的报道，他推动轮椅，拿到了制胜法宝贝九，黑暗的别墅里响起了强劲的贝多芬音乐。在最后，一名不良少年在别墅的屋顶被贝九弄得痛不欲生，他终于大叫一声，从屋顶跳下来，在《欢乐颂》的乐声中摔死在屋外的草地上。

    我是一个特别不爱思考的人，但是我感官敏锐，感情强烈，我被以上画面极大地震撼，久久地沉浸在细节中，直到第二天傍晚，一个拨开迷雾的人才使我明白此片的深意。

    这个人就是我的班友（国际电影讲习班），当时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伍晓明博士，十年来，我跟伍晓明没有任何联系，我想他肯定已经漂洋过海、远走高飞了。当时伍是我们班最有学问的人，他对课堂上大讲结构主义、符号学深为不满，他对我说，这些东西在文学界早就过时了，这里才刚刚开始讲，电影界总是比文学界落后。于是，在晚饭后我们就一块散步到了樱桃沟。

    樱桃沟荒草丛生，举目不见樱桃。我大谈《发条橘子》，伍大谈尼采。到最后，关于《发条橘子》达成了一个共识：暴力固然可恨，但通过国家机器对人进行精神摧残，把人变成机器则更可怕。

    伍晓明不知今在何方？

    十年来，《发条橘子》从未像现在这样连成完整一片回到我的记忆中，这是因为叙述的需要，因为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片子，我需要讲述这个故事。

    事实上，在我想到《发条橘子》的时候跳出来的总是某个细节，慢镜头中飘浮在深夜街头的不良少年，从屋顶上摔下来，美丽女人的睡裙前襟被剪开两个洞，乳房从洞里露出来。这些细节就代表了整部《发条橘子》，是这部片子的最高处，也是库布里克模糊不清的脸。

    在我眼前出现最多的就是女人睡衣前面的两个洞，以及从洞里探出的乳房，美丽的乳房和令人惊异的洞，这种组合令人心碎。正因为如此，这个场面脱离了《发条橘子》，单独飞翔在黑暗中，它化作了一个露着乳房的女人，潜入我的梦境，有时猝不及防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我的《猫的激情时代》中就有这样一个场面，而我一点都不知道她通过什么途径到达那里的。

    我对库布里克所知甚少，至今也没见到过他的相片。我知道他是一名遁世者，从不接受采访，他一生中只拍过一部好莱坞片，那就是《斯巴达克斯》，好莱坞使他痛苦不堪，《斯巴达克斯》是他最糟糕的一部片子，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跟好莱坞合作过。在《发条橘子》之前，我看过《斯巴达克斯》，好像就是在星湖电影院看的，当时我不知道有一个库布里克，所以我从不把这部片子看成是他拍的。

    听说库布里克有一部电影叫《全金属外壳》，这一片名使我不寒而*(，多么寒冷的名字，简直可以用来做冰箱的广告了，冰冷的雾气从这几个字的孔道呼呼喷出，全无人间气息。

    我不知道这片子是讲什么的。我没有机会看到它。我想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库布里克的其他电影了。

    《致命的飞翔》和库布里克，这种联系也许并不突兀。

    那么，由谁来演北诺呢？如果这是一部旧上海的片子，可以请台港演员。但《致命的飞翔》必须由大陆演员来演。

    李风绪，我忽然想到了这个名字。我没有看过她演的任何一部电影，她主演的最有名的《青春祭》是80年代的一面旗帜，关心电影的人没有看过真是太荒唐了，这只能说是缘份未到。

    但我看到过《青春祭》的剧照，那上面的李风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眼神阴郁，脸部线条富有力度，气质独特。让我们给她戴上耳饰，涂上合适的口红，一个北诺就会应声而起。

    李莴，小说的叙述者，也是电影中的并列一号，我马上想到了娜仁花，我在南宁的女友南丹坚持认为她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在那以后，我看到了娜仁花主演的《湘女潇潇》，但若按潇潇的路子来演李莴显然是不行的，需要变一个戏路，听说优秀演员都是喜欢挑战的，我觉得按娜仁花的潜质完全能够成功。

    男一号是登陆，年龄在55岁到60岁之间均可，身形和气质都要很好，要有学者风度，年轻的时候像30年代的电影演员。这样的人在北京还是不少的，只是在电影界不多见，这都是被丑星抢了风头的缘故。但最后总是能找到的，不会特别难。男二号是那位秃头官员，虽然戏不多，但十分重要，是关键的场合，他最后被北诺用菜刀砍死。这个角色有一点外形和演技的要求，既道貌岸然骨子里又十分好色的那种。

    电影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小说中大段的文字描述只用一个镜头就可以解决，北诺身体的每一个弯度、每一处亮泽、每一个暗处，她的乳白色真丝内衣上的那朵丝绣菊花，柔软轻盈，带着皱褶堆积在一只陈年的红木圆凳上。凳罩用一种碎花棉布做成，深红浓绿，细细碎碎的一片，中间镶着本色白的菱形图案，风格有点像秀水东街出售给外国人的那种拼接图案的床罩。这一切，都在一个镜头里，我希望这个镜头长一点，让一些人沉浸其中。

    然后，最高难度的地方就要出现了，这种难度世所罕见，需要同时表现出两个女人在不同的地方感受到的性体验。无论什么样的导演都将放弃以下的描写：“有一种潮涌在我们身体的中间漫洇。我看到北诺的衣服和男人的衣服重迭在一起……他们的声音在床铺和圆凳的上方撞击，她发出的叫唤被一种强大而结实的东西堵住，血液奔流的声音在画外隆隆作响，像瀑布、林涛，又像火车行进的声音，我们体内的汁液就是这声音的源泉，飞湍的激流在我们的身体内，我们的身体在飞湍的激流中，肉体就是激流，我们从高处往低处流淌，超出常规的速度使我们骤然失重，体内被抽空又被充塞，身体一次又一次顺流而下，水花飞溅，我们发出一声声欢快的叫喊。北诺和我，我们体内的汁液使我们闪闪发亮。”这种写法还有多处，它们分布在小说的各处，在最显眼的地方，像有毒的罂粟花，在暗处发出微光，在阳光下则因明亮而燃烧，鲜艳夺目。但它们不仅是美丽的装饰，更是作品的要害之处，犹如一个人的双眼。

    已经逝去的库布里克是不会放弃它们的。

    哪怕它们是天上的星星，他也要把它们抓到手上，让它们按照他的方式，在他的电影中旋转。他是否会运用动画手法，两个人一转就变成一个人呢？他是否让画面上出现一个浴室，喷头水花飞奔而下，“水花溅到女性的躯体上，如同一棵树优美的躯干上迅速地长出许多透明的花朵，它们飞快地变幻，一秒钟也不停留，它们在一秒钟之内生长和消失，另一秒钟诞生的又是一些新的花朵，它们从不重复，自天而降（天就是高处的喷头），携带着激情和力量，它们是一种向下流淌的火焰，所到之处，唤醒了我们的血液。我们总是敞开我们的躯体迎接这奔流而下的——水”。这个镜头将会长久而细腻，停留五分钟之久。然后，浴室里的女人不见了，水流的声音像瀑布一样轰鸣，两个女人叫喊的声音将从不同的角度响起。

    还有那把刀，刀刃寒光闪闪，像雪山上的月亮那样高洁。女人拿着刀，就从男人身上一道微微跳动着的细管切了下去。鲜血呼啸着冲向天花板，它们像红色的雨点打在天花板上，又像焰火般落下来，落得满屋都是。这个过程将在我对慢镜头的期待中出现，它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慢，慢到那些黏稠的液体都连成了一条细细的线，犹如满树繁花，灼灼其华。

    这部不存在的电影令我无限神往。关于伯格曼，他是我心仪的大导演，但他的片子我只看过《芬妮与亚历山大》，他的晚年作品，并不能真正代表他的风格。此外我还看过由他编剧的《美好的愿望》，这部电影讲述他父母的故事，感人至深，但不是他导演的。

    我多次听人说起《哭泣与耳语》、《野草莓》、《第七封印》，但我一部都没看过。现在我只能从台湾远流出版社的《柏格曼论电影》里吸吮它们的气息，但那只是少量的剧照、工作日志、在拍摄之前和拍摄之中的思绪以及对某一个演员的夸奖，离那真正使我激动的影片还很遥远。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说吧，房间》适合伯格曼。

    在赤尾村的一个房间里（不是瑞典的某个红色的房间），两个穿着睡衣的女人走来走去，她们哭泣、耳语，跟伯格曼的那部电影一样。但她们只有两个人，不是四个。然后，南红（不是安妮）快要死了，她的血从下体流出来，渐渐变得像纸一样薄，老黑（不是玛丽亚、凯琳、安娜）在等待她死去。老黑躺在南红腾出来的半边床上，握着她的手。

    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我幻想由一个80年代出生的女孩来拍《一个人的战争》，一个90年代出生的女孩拍《同心爱者不能分手》、《瓶中之水》、《回廊之椅》，当然这个女孩不会是我的女儿马林果。我希望我的女儿能成为一名9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等到有一天，当我看到报纸出现《9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闪亮登场》的大字标题时，我就真正得救了。我不能让我的女儿当导演，那是一个累死大水牛的活儿。

    把现在的小放映厅看作是通往故乡的路是我所不愿意的。

    它们虽然功能良好设备齐全，但却封闭得像一只铁桶，密不透风，空调的气味使人头昏。这样的地方还常常没有人，因而显得阴森诡秘，好像墙上随时都会走下奇怪的东西。今年夏天我带女儿上东四的一家电影院看《宝莲灯》，这使我见识了90年代的放映厅，那是一处需要路标指引，七拐八弯，柳暗花明才能寻到的地方，里面空无一人，似乎我们误闯了秘穴，暗器已经四伏，只要我们往前跨一步，刀枪剑戟就会嗖嗖飞出。在开映前的一分钟，我们壮着胆走了进去，在开映前一秒钟，又闪进来一对恋人，他们坐在我们的身后，发出一些暧昧的声音。

    我不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看电影。回故乡之路应该是一条宽阔的大道，像足球场那样辽阔，脚下是浓密的草地，青草的芬芳一阵又一阵，使我们没看电影就感到陶醉。四周要有树，最好是高大的柚加利树，这种树发出的气味可以驱散夏夜的蚊子，柚加利树一定要多多的，以便形成屏障。这时候，清凉的空气从树叶间鱼贯而入，在人脸上轻轻摩娑，使我们的心变得柔软，在柔软中不由得仰头深深吸一口气，一仰头我们就看到了头顶的星空。

    还要有许多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小孩，他们吃过晚饭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三五成群，呼朋唤友，手里拎着小板凳，肩上扛着条凳，也可以带一块塑料布，也可以什么都不带，来了就一屁股坐在草地上，草地天生就是让人坐的，就像电影天生就是让人看的。电影喜欢人民这个词。

    在远处，有好些水田，水是一汪一汪的，蛙鸣传过来，还带来了有一点腥味的湿气，水稻在星光下，无限安静。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电影放映场了。这当然不是别的地方，而是我小时候经常看电影的县体育场。我在那上面看了无数遍《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此外还有《新闻简报》、《万紫千红》、《侦察兵》、《无限风光在险峰》、《工艺美术》、《庆祝五一》、《东海小哨兵》、《小号手》、《对原子武器的防护》、《战洪图》、《闪闪的红星》、《成昆铁路》、《让友谊之歌代代相传》、《代用木材》、《家鱼人工繁殖》。

    青草和电影的气息混和在一起，成为我梦想的来源。

    另有一些秘密的地方，是另一种通往故乡的路。那是一条只对少数人开启的路。在某个夜晚，这样的路上会出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发型衣服都有一点古怪，好像跟大街上的人过的不是同一种日子。女孩子秃着头，秃了头的女孩个个都很漂亮，反倒留着长发的女孩显得一般。披长发的男孩有许多，他们有的在后面扎一个鬏，有的不扎，扎与不扎都很洒脱。这时你就会明白，这些男孩和女孩，都是年轻的艺术家，他们是未来的导演、演员，未来的画家、摄影家、诗人、作家，他们怀着热情和对艺术的憧憬，从外省来到北京，在京城的边缘，租住着农民的房子，他们吃着方便面，制作出自己的作品，然后到处寻找成功的机会。居然真的有人成功了，一夜之间获了国际的奖，一个很不起眼的人顷刻变得光芒四射，并且升到了天空，成为了年轻的明星。

    现在，这个幸运的人请大家看他的作品，一部纪实风格的电影。

    朋友之间口口相传，这边刚接了电话，那边赶紧又打过去。电话邀请电话，在电话里已经是热气腾腾，再冷的天都不怕。然后，他们汇集在某一处，由一个人带路，在黑暗中七拐八拐，到达一个秘密的地方。

    1998年12月，我就是这些人中间的一个。我和我的女友陈鱼穿着长及脚踝的大衣，在晚上七点半赶到左安门宾馆集合，然后跟随人群，走进寒冷的黑夜中。我们上台阶下台阶，拐了几个弯，来到一幢白色的四层楼跟前。听说这是一处私人住宅，但毫无住家气息，在半明的灯光下，狰狞怪诞的图腾柱在拐弯处森然伫立。

    我们要在这里看贾樟柯的电影《小武》。贾樟柯和他的《小武》是1998年电影界的奇迹，在这一年里，这部片子获得了来自柏林、釜山、温哥华等六处国际电影节的大奖。这样的片子只有在奇怪的地方才能看到。

    在寒冷的黑夜我们在电影里取暖。银幕上的火流泻到我们身上，人人的脸上都闪着微光。贾樟柯把电影里的山西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日常生活中的小偷、警察、三陪小姐、婚礼、公共汽车、噪音、澡堂、水龙头，统统成为了另一种永恒的美。

    对我来说，有什么比电影更像我真实的故乡呢？

    1999年4月—6月，9月—10月28日

    初稿策划·组稿：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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