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是加入革命队伍，没有党的几十年引领培育，幼年即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的我，也许早就因冻馁困厄，不知丧生于哪一爿旷野荒郊了。
说到这儿，我不油然想起自己早年那不堪回首的身世，和刚刚走进革命部队那厮杀在枪林弹雨的岁月。
我出生于1927年，出生地在山西省忻州专区的神池县。依我后来知道的情况看，我当时的家庭成分，应该算是个乡村贫民的水平。
据说我们邬姓族人的祖籍是河南的偃师县，大约在明末清初，向北边迁徙，到了山西省河曲县五花城一带，多数邬姓人都定居在这里。后来，有两个邬姓兄弟，离开了河曲的族人，辗转到了东边四五百里的神池县。老大定居在神池县的铁老娃，老二则跑到了神池县东七里的荣庄村落脚。
这位在荣庄村落脚的老二，就是我们这一支邬姓家族的祖先。他被荣庄村的一家招赘为婿，生了七个儿子。据说在这七个儿子中，最小的老七力大无比，曾从五里外的温岭村，把两只石狮子拎回了本村。还听说他曾打死了一只凶猛的老虎。但不知是犯了什么家规，这位打虎英雄死后，没能葬在邬家的坟地中。
我的直系祖先是七兄弟中的老四。我的曾祖父叫邬生云，除了名讳和他生下的老二邬福林是我亲祖父之外，我对他的一切均不知晓。我后来听家乡的亲戚说，祖父曾在西安考取过举人或秀才，后回到县里以教书为生。
我的父亲叫邬德仁，主要以经营小生意和种地为生。因为他有点文化，所以能帮人家写写打官司的状子，在法院兼作作书记什么的。应该说生活尚可吧。但后来他因闹肠胃病，抽起了大烟，三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
我的生母姓周，但我对她毫无印象，因为她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父亲又娶了一位妻子，即我的继母。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和父亲几乎前后脚撒手人寰，从此我恃怙皆逝。
继母带着她亲生的女儿改嫁，我的亲姐姐被送到人家作童养媳，我则被父亲的两个堂兄接去轮流抚养。当时情景的凄惨，正像老话说的“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也是后来听说，我父亲临终前曾对我的堂伯父说，要把我送到宁武县的“延庆寺”出家当和尚，堂伯父说我是父亲一支的独苗，要保香火不能出家。在他的坚持下，我才免去了终日与青灯木鱼相伴的生涯。
在堂伯父和堂叔叔轮流收养我的日子里，年小力薄的我就开始学干农活，如打打土坷拉，站在牲畜拉的钉耙上整地，放牛、放羊，给牲口打草等等。我印象中在堂叔叔家时，过得还是不错的，活计比较轻，吃得也比较好些；但在堂伯父家情况就差许多。
堂伯父家孩子多，负担重，家境不如堂叔叔家宽裕，我想大概就是因此导致了他的脾气很坏。别说奢望从他那里得到像生身父母那样体恤温存了，每逢他稍有不顺心的事，我便成了他的撒气筒。开口就骂，动辄就打，此刻的他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恶魔。
有好几次，我因忍受不了他的虐待，逃到其他亲戚家躲避。但在这些亲戚中，关于我的事情只有堂伯父说话算数，最终都得由他做主，所以我最后还得回到他那里。
1937年12月的一天，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堂伯父大发雷霆，把我痛打了一顿，我的脸部身上多处出血。我逃了出去，决心从此再也不回他的家了。神池县属于雁北高寒地带，隆冬的夜晚，温度在零下二十多度，滴水成冰。我冻得不行，就钻到一个姓郝的人家的草垛子里挨了一夜。
第二天，姓郝的人家发现了草垛子里的我时，我已经被冻僵了。他们把我领到他们家，给我吃了热饭，喝了热汤，我才缓过来。前一天晚上，郝家恰好住进了两个当兵的，他们问了一些我的情况后，就说跟我们当兵去吧，不要在家受罪了。我已决心不回堂伯父家，当日上午，就随他们一起离开荣庄村，当时的我只有十一岁。
两个当兵的带着我到了神池县的一个大镇——义井，这里驻扎着国民党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麾下的第三十五军，他们在太原弃守后撤到此地，两个当兵的就是三十五军的下层军官。因为我年纪太小，没法扛枪打仗，就暂时给我了个勤务兵的差事。
不久，三十五军调往绥远，部队觉得带着我这么个干不了什么的勤务兵，实在是个累赘，就打发我回家。此刻，我那里还有什么家呀！就在神池城郊漫无目的的流浪，几天都没有吃上一口饭。
一天，我流浪到县城西南的大阎别寨村，由于饥寒交迫，又困又累，就倒在一个叫李培根的人家门洞里昏睡过去。李培根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十九团的一个连长，此刻正探亲在家，并捎带着在家乡招募一些新兵扩军。
李培根经过询问，得知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孩子，本打算将我收留在他家，因为他也觉得我太小，当兵不合适。然而，我从李培根那里得知，他所在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不同，军队里不打人不骂人，和在自己家里一样。
我觉得若能在这样的军队里多好呀，就坚决要求参军。他经不住我死缠，只好把十一岁的我，带到了他所在的部队。那是1938年的2月，从此我正式开始了军人的生涯。因为年纪太小，我还是当了一段勤务兵。三个月后，团里组建司号排，我继而成为一名司号员。
第四纵队十九团，是1937年10月由晋北几个地区自卫队合并组成，几经扩展后编为游击七团。游击七团的许多营、连干部，来自共产党的部队八路军一二〇师，如参谋长刘忠，营长蒋占奎、王金文，政工干部于之、梁金龙等等。游击七团后来划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的建制，改称二〇三旅十九团。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表面上挂着阎锡山的牌子，实际上是基本为共产党掌握的、由广大抗日群众和进步青年组成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但是其军事指挥员中，旧军人的成份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人旧军队的意识相当浓厚。像体罚和打骂士兵的现象还比较普遍，甚至对逃跑的士兵施以杀头的刑罚。
在部队移防岢岚县时，我在沿途就亲眼看见几具被施刑的逃兵尸体。我们团里有一位士兵，因外出看朋友，被怀疑为开小差，被他所在的连长砍了数刀。他没被砍死，纯属侥幸，后来一查清他根本不是开小差，但砍人的连长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后来，这个叫占真的连长自己却离队投敌。
在经历了1939年底的“晋西十二月事变”后，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二〇三旅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又恢复第四纵队番号。我所在的十九团团长，就是由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担任的，政委是后来任化工部副部长的杨叶彭。在这以后，我们部队就属于了共产党领导的晋西北军区了。
恢复第四纵队番号后，我们和前来攻打我们的阎锡山顽军几度激战。在1940年1月，我们和八路军三五八旅配合作战，将阎锡山的骑兵一军和三十三军压缩在临县一带，敌军怕被我歼灭，乘夜逃遁。至此，八路军在山西境内的反顽斗争基本结束，随即开始进行整军运动。
我在此期间一直担任连队的司号员。在那个时期，战场上和平时军队训练、生活中的许多命令，部队之间的协同联络，都是靠司号员吹号传达的，所以从师、旅到团、营、连，都有司号员的设置。
每个部队，从起床、出操、吃饭到晚上熄灯，都有一套号谱。每次作战前，还会新制一套暗语号谱，把常规的号谱打乱。例如让部队行进时吹起床号，让部队停止前进时吹开饭号等等，只有我们的指挥员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也有从不变更的号谱，那就是发起冲锋时的冲锋号，永远是“嘀！哒哒！嘀嘀嘀！嘀哒哒嘀嘀！”这激昂的号音，总是那样地鼓舞振奋起我们战胜敌人的士气。
就在整军期间的1940年二三月间，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亲临在临县整军的四纵队视察。在盛大的欢迎仪式上，纵队的近百名司号员组成了两个方阵。当骑马检阅部队的贺龙来到我们方阵前时，我和全体司号员们，齐奏悠扬悦耳的《迎宾曲》。
贺龙高兴地向我们全体指战员们挥手致意，并高声问候：“同志们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也是第一次听到“同志”这些词儿，我当时感到很新鲜。
就在贺龙检阅部队后不久，四纵队就在临县的白文镇一带，和深入晋西根据地腹地扫荡的日军，展开了一场激战。
在那次战斗中，我们纵队十九团守在正面主阵地。敌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轮番攻击。我们团三个营的营长，一个牺牲，两个负伤。我所在的一营二连，为了争夺一个生死攸关的咽喉要道，保障全团转移，向敌人的阵地发起了六七次冲锋。
战斗结束后，全团的官兵渴得把山间一条小溪流喝得断了流，掩埋几百名烈士遗骸的新坟，占了十多亩地。那是我有生遭遇的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们连队有一百三十人左右，最后的生还者只有三十余人，我是一个幸存者。
入秋之际，我们十九团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的壮举。我们团奉命在山西文水县的山区平川打击日寇，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
战事是紧张的，同时生活又异常的艰苦。我们长时间吃不到肉、油、菜，有时连食盐也沾不到。全体战士都因此体质下降，而体质下降就容易染上疾病，许多人患上夜盲症等疾病。
冬季来临，霍乱、疥疮等疾病又在部队流行起来，最可怕的是伤寒病。因为部队缺医少药，许多病人发高烧时只能靠大量地喝凉水降温，体质好的人勉强扛过了病灾，年老体弱者，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部队因此大大减员。
我就在那时患上了急性“羊毛丁”肚子疼痛，还是我们连的一位老炊事班长，用他的土办法救了我。他就是凭着一根三棱银针，通过扎破病人的手腕放血来治病。除了我之外，还有许多人是他用这种土办法救治过来的。可惜因为时间久远，我又调离了原来的部队，把救命恩人的名字给忘记了。
“百团大战”的枪林弹雨、冻馁疾病，我都闯了过来。可是将我从饥寒交迫中收留回家，又把我带到部队的连长李培根，却在大战期间一天拂晓的遭遇战中，被敌人俘虏了。
得知恩人的不幸音讯，我的心情沉郁万分。从那以后，我曾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打听，但始终没有再听到李培根的消息，这成为我心灵中永久的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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