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队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正规的消毒液，清洗伤口，就用盐水，杀得伤口生疼。每次给我换药或疗伤时，我就靠咬紧牙关，忍受巨痛。
说起这次负伤，我又要庆幸自己的幸运，子弹穿肉而过，没有留在大腿内。而另一位和我同时负伤的战友，子弹只有入孔，没有出孔。支队医院设备简陋，无法确定子弹嵌在何处，只能做了些外部的处理，包扎起来。可四五天后，他便开始浮肿，不到半个月全身腐烂，最后不治身亡。
都是同样的伤，我一天天好起来，却眼看着战友痛苦地死去，我的心里非常难过。然而当我痊愈一回到原来的连队，听到的又是噩耗：我的同乡好友武密柱，在我养伤期间的一次战斗中，也光荣牺牲了，我又痛失一位好战友，更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如今的和平生活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啊！
本来，武密柱已经和另一位党员商量好，等我伤愈归队，就一起介绍我入党的，可因为武密柱的突然牺牲，我入党的事也就被搁置了下来，而且被搁置了很久。
没多久，我就在又一次作战中负伤。这次是一颗“三八大盖”的子弹，从左膝盖侧面穿过。那次战斗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敌伪军被我们全部歼灭，当时我陷入作战的亢奋中，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有人问我：“你的裤腿上怎么有那么多血？”我撸起裤腿一看，才知道自己又挂花了。
除了几次挂花以外，对那段艰苦卓绝战斗生活的记忆比较深的，就是缺衣少穿。日本鬼子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扫荡”，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是一片焦土。我们经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在整个冬季吃不到一口蔬菜。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是以喂牲口的黑豆或豌豆和野菜一起煮了充饥。
偶尔，部队能搞到几只山羊，熬出羊油，在里面加一些盐，冻结后每人发一小块。吃干粮或喝杂粮糊糊时，就用刀子刮下一点点放在里面，既当油又当菜。还有的时候，部队能弄到一点辣椒粉，我们就算有好的下饭菜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连的两个排，从交城县到方山县执行任务。宿营的房东是一家豆腐作坊的掌柜。我们就把身上的钱凑在一起，让掌柜给我们煮了一锅鲜豆腐。那一顿，我们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而且经久难忘。此后，每当我们“精神会餐”时，就用那顿煮豆腐来“嚼舌头”。
1944年，我们的部队仍是在与日寇、伪军的作战中度过的。不间断地战斗，对活跃在犬牙交错的敌我边缘的部队来说，已经习以为常。而在我印象里比较深的，是在这一年我和战友们曾执行了一次特殊任务。
那是在夏秋之交，我所在的七连，突然接到支队的命令，立即赶到同蒲铁路以东，与晋察冀军区的另外一支部队接头，从那里领受具体任务。我们连随即漏夜兼程，急行军一百多里，通过敌人占据的轩岗、大营两道封锁线，跨过了同蒲铁路，和晋察冀军区的某部会了面。
到这里，我们才知道，这神秘的任务原来是把二十多个美国军人护送到晋绥根据地的司令部所在地，再由那里的部队送他们去延安。这二十多个美国军人，是美国援华空军的机组人员，在对日军目标实施轰炸时，他们驾驶的“空中堡垒”轰炸机被日军炮火击中，弃机跳伞后，被我晋察冀军民救起，现在要我们把他们从这不十分安全的地区带走。
等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我们连便带上这些美国军人，从原路回返。不料在轩岗过同蒲铁路时，和日军的巡逻队遭遇。因为这里是敌占区，我们不能恋战，必须且战且走，迅速摆脱敌人。
谁知那二十多个美国军人，一见双方交火，便爬在地上不动了。我们和美国兵之间语言也不通，没法做解释。无奈之际，只好分出一些人生拉硬拽起美国兵，拖着他们离开了交火地带。和敌人脱离接触走了一会儿，美国兵们就累得一个个坐在地上，不肯动弹了。但这里岂是久留之地，我们又连拉带扯地拖着美国兵上路。
我们连的指战员，几乎都来自内地的乡村，这是第一次和这些金发碧眼的美国兵打交道。这些美国老爷兵的战场形态，让我们感到离奇，事后忍不住七嘴八舌地大发议论：“美国兵怎么这么怕死，这么熊？这样的兵能打赢战争？”
而就在执行这次特殊任务时，我第三次负了伤，一块手榴弹弹片击中了我的头部。也许，这是为了让我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成为“外宾”护卫队的一员了。
也许，这就是缘分，新中国成立后，警卫外宾竟然占了我生涯中很主要的一部分。从此次不期然的护送开始计算，我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还负责着外宾的警卫工作，可以说是在这一战线坚守历史最悠久的老兵了。
在这次“外宾”护送任务之后大约半年左右，我被从前线战斗岗位，调到了党中央所在的后方延安，从战斗员转而为警卫员。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大转变，我以后的人生走向、一系列不平凡的经历，都系于这个大转变。
我人生的这个大转变，都是党和历史决定的，半点也不由我个人。站在今天，回顾从那以后我走过的历程，我觉得我没有辜负党和历史赋予我的使命，所以我对自己度过的大半生，没有什么抱憾的，只感到幸福和骄傲。
我从十二岁到部队，当了一辈子的兵，我愿永远作一名合格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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