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呼啸而来推波叠浪的钱江大潮，怀抱强国大梦的孙中山禁不住仰天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一经拉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整个珠江三角洲沸腾了，犹如春笋要破土、种子要发芽、农夫要耕耘、大地要回春。
自古珠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已逐渐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墟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的崛起，进而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就凭手摇桨橹的小船航行，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还不懂使用风帆，就凭着大海赋予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斯里兰卡——应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的出土文物里，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印证了那个年代岭南人丈量大海的步履何等广阔。
宋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开辟了一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整个岭南地区遂享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初、清初实施海禁，广州则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的独大局面，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其时，一个以广州一佛山一陈村一石龙（俗称广东四大镇）为横轴，以广州一澳门为纵轴的“T”字型商贸网络，便逐渐延伸、拓展成整个珠江三角洲商贸网络。
“诸奇卉果，流俎天下”，商民绸缪，奇货可居。明朝新会举人李子世曾赋诗咏赞：“千船如蚁集江门，却喜不声效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足见当时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人声熙攘、财源茂盛的升平景象。
显然，对外贸易既动摇了大清王朝因循守旧的社会秩序，更刺激人们急于去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
今天，当人们徜徉于广州仁济路、衫木栏路等极为普通的街道，再向南直达珠江岸边，很难想象这就是300多年前声名显赫、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洋行，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1684年，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大英帝国正式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作好了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并且开始放手征服世界（到1914年，英国领地达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是英国本土面积的137倍）。而此刻，清朝的乾隆皇帝却选择对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并规定到中国朝贡的船队只准泊于广州。这种一口通商的措施，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十三洋行”。十三洋行分为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十三家“夷馆”，是专门租给外国商客居住的地方。洋行的本质，其实只是清政府为了限制洋人与内地贸易往来设置的关卡，但是客观上却给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从此，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大黄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飘洋出海，流布天下。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洋行，转卖进中国内地，密如蛛网的珠江水道为其提供了天然的交通便利。这就在广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圈”。十三洋行整整延续了170多年，直到1856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
起初，中国凭借自己的特色商品，向西方大量出口丝绸、茶叶，一度赚足了洋人的真金白银。英国人惊觉白银危机之后，开始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箱箱鸦片贩运至中国赚取白银。正是这样一种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最终导致爆发了一场“鸦片战争”。中国从此步入了百年动荡的近代史门槛。
改革开放，中国迎揽八面来风，又一次接受世界新经济大潮的挑战。国门刚刚打开，资本就来敲门了。1979年的1月，与中共高层人脉深厚的香港爱国富商霍英东，已经跨过罗湖桥，向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广州投资建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宾馆，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白天鹅宾馆的奢华，的确让广州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像白天鹅宾馆这样的高档外资项目，离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十分遥远。
建国后，广东作为“前线”，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1956年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到改革开放前，广东已经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游。1979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636元，广东只有523元。1981年，广州的居民生活需要46种票证，每人每月发五角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时移境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挟裹而来，珠江三角洲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交锋的主战场。
从广州向南、向东，有两条高速公路可分別直达珠海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沿途经过的南海、顺德、中山以及东莞，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主战场上声名赫赫的“广东四小虎”。
珠三角人敢为天下先，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于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进”与“太平”的创业奇观。
1978年8月，顺德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300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20万美元。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东莞二轻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也签下了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书，9月15日，“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该手袋厂第一年获取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万港元。
1978年的初秋，香港的一位谢女士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经过村干部半年时间讨论同意，她正式把上屋大队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编织厂，投资改建成了一家企业——怡高电业厂。
1978年8月31日，澳门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建起了当地第一家外贸项目——香洲毛纺厂，并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毛纺来料加工协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由于原始资料难寻，究竟哪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了一件难以裁决的公案。但毫无疑问，它们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声鸽哨，点燃了珠江三角洲人们致富的希望火种。日后，由经济学家们总结为“三来一补”（来资金、来原料、来技术和补偿贸易）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产品市场在外）的“珠江经济模式”，在全国率先打响了“外资牌”。这是一种勇气的象征，更是一种创造财富的象征。
缺口一旦打开，香港资本大举入粤。地处香港至广州之间珠江两岸的经济走廊尽得地利之便，成为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与之实现“前店后厂”的产业格局，并成功承接了香港、台湾，以及后来的日本、韩国、欧美的产业转移，顺利融入全球产业链，从而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三来一补”企业遍地开花，如火如荼，风生水起。珠江东岸的东莞和西岸的南海、顺德、中山，很快便形成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东莞模式”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迅速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和产业现代化；“顺德模式”和“中山模式”则着重发展乡镇企业，经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占主导地位；“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六个轮子一起转”，转出一派红红火火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的景象。
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地方国营企业协同发展、齐头并进，以IT、服装、家俱、灯饰、皮革、五金等产品组成的“产业族群”，犹如满天星斗般散落在珠江两岸成百上千个村镇。有外商戏称：“如果东莞至深圳的高速公路上塞车15分钟，则全世界的电脑价格都将发生波动。”“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可以在珠三角制造提货。”
这是一则传为美谈的真实故事：1984年1月19日，邓小平从珠海往广州途经顺德小憩。农民出身、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的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用粤语向邓小平汇报说，顺德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就靠了四个字“摇头摆尾”。邓小平听了一愣，欧广源连说带比划，“摇头”就是电风扇，“摆尾”就是养鱼。邓小平听后会心地笑了。
早在粉碎“四人帮”时，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奇谈怪论，邓小平就曾预言：“如果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庄稼，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珠三角地区短短几年超乎寻常的快速发展，不仅让贫穷了几十年的老百姓开始有机会品尝初步富裕的滋味，也让珠三角成为全国瞩目的“风暴眼”。此时，广东省的领导正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广东人喜欢吃鱼，已经到了无鱼不成席的程度。这除了是饮食习惯，还渗透着浓浓的精神寄托——希望生活能够“年年有余”。1982年春，在千百年来人称“鱼米之乡”的广州，为了满足群众能够有鱼吃这样一个并不过分的愿望，广州市委决定，全面放开塘鱼价格，希望通过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扩大市场供应。
但是，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常常并不成全人们的美意。价格刚放开，在人们还没有感受到供应丰富之前，塘鱼的价格却上涨了好几倍。一下子，政府的好意转化成了群众的愤怒，有人甚至直接向中央告状。
所幸，在中央的理解和省委的支持下，广州市对这一新政策并没有马上“喊停”，并坚持认为这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眼前的涨价只是暂时的“阵痛”。果然，放开价格的政策让鱼农的积极性得到极大的调动，生产大量增加。三年之后，全国18个大中城市，广州活鱼的消费量最大，但价格却最便宜。
这一次局部的价格放开试验，证明了市场驱动力量往往比任何行政命令的威力都要更加强大、更加有效，也为广东、为全国在更大范围放开市场管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经验。
然而，改革开放进程的错综复杂往往让人们始料不及。1982年，广东沿海一带普遍出现走私现象，受到有关部门的髙度重视。当时的走私，主要是渔民用渔船偷运一些尼龙布、塑料手表、收录音机等。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別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据说，当时在北方的一个火车站，凡是从广东来的乘客，都要接受单独的搜身检查，好像人人都成了走私犯。
形势逼人，国务院各部门先后发了28个文件，收回了对广东的很多特殊政策。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专程赴京作了两次检查，有人甚至提出要开除任仲夷的党籍。当时的陆丰县委书记王仲因为参与走私，涉案5万元，被执行枪决。
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广东在坚决整治市场秩序、严厉打击走私犯罪的同时，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不动摇，任仲夷更提出了著名的“排污不排外”的观点。他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
因为此事件，广东在全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广东的干部也自嘲地说：“广东是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当然，这样一些发展中的曲折，绝不能阻遏珠江三角洲浩荡向前的改革洪流。
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广东四小虎”的发展模式，很快被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总括为“珠江模式”，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合称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典范。
从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黄土地上萌生出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勃兴于中国的一场伴随城镇化浪潮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乡村的“第二工业”，在中国这样的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无异于把世界上最广大的劳动人口吸纳入了自己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
遥想300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曾野蛮地将农民们驱赶出家园。而今日之中国，亿万农民却豪迈地、义无反顾地从乡间汇入了工业化的洪流。
中国的改革开放，珠三角的勇闯新路，既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也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劳动、创造的蓬勃生机。正是这种创造与活力，造就了神州大地上一个活跃起来的风光无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学者称，1984年是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顺应潮流者，审时度势，乃为俊杰；中流击水者，勇于拼搏，则是弄潮儿。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商大厦的楼顶俯瞰全景。倒卖玉米起家的王石正好骑着自行车从下面经过，楼下拥挤、喧闹而激动的人群忽然使王石心里喊出一个声音：“干大事业的时候到了！”5月份，“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万科的前身，王石当上了经理。随着业务空间的拓展，理想主义的王石又做起了打造“贸易王国”的梦想。
而2008年抗震救灾中，王石一番“捐款”言论，却又引发网络上一场关于企业家回报社会的大讨论。
也正是这一年，一家日后叱咤风云的珠江本土饮料加工厂应运而生。广东三水县，是珠江三条重要干流汇合之处。三水县酒厂的厂长李经纬喝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这种饮料。一个念头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他要搞一种运动型饮料。他第一次提出用易拉罐进行饮料包装，设计了非常另类的产品商标，并给这种饮料起了个很响亮的名字，叫“健力宝”。一阵忙乱的准备之后，健力宝出现在亚足联的广州会议上；6月，又成为了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因为辅助中国女排勇夺三连冠，健力宝又被媒体冠以“中国魔水”的称号。此后15年里，它都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健力宝的历史功勋在于，它昭告了中国饮料市场春天的降临。珠三角冒出了无数饮料、食品、保健品厂，“珠江水”和“广东粮”占领全国市场的时代到来了。
毫不夸张地说，1984年是属于珠三角的。一大批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从珠江登上全国的舞台。
关键词
万科
1984年5月，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这就是今天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其创办人王石当年以倒卖玉米起家，经历颇富传奇性。万科1988年进入住宅行业，1991年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家上市公司。如今万科有员工16000余人，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
关键词
健力宝
1%4年，受可口可乐启发，中国本土的运动型饮料品牌“健力宝”问世。健力宝因支持中国体育事业、重视塑造品牌而获得高速成长，成为中国本土饮料工业的标志性企业，被视为中国本土饮料第一品牌，引领中国饮料市场快速发展。“健力宝”一度成为饮料的代名词，1996年，它的销量达70万吨，而这一年百事可乐在中国只销售50万吨。但此后随着国内外市场格局的变化，健力宝逐渐从辉煌步入了黯淡。
在惠州，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自己的工厂，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家电公司TCL。在顺德荣桂镇，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用手锤、手锉等低级工具，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打造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1984年10月，珠江冰箱厂成立，冰箱品牌是“容声”，潘宁任总经理。
改革犹如大浪淘沙，筛选、磨砺、缔造一批又一批创业者。他们无一不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共同去撞开新时代的大门。
2004年11月，中山市小榄镇隆重举办了一场“甲申菊花文化艺术欣赏会”，遍地金黄，万人空巷，普天同庆。最大的一棵单株立菊围成45圈多达6211朵菊花，以及楼髙达23.26米的赏菊楼和单株嫁接达247个品种的大立菊，同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轰动全球。这是小榄人以其独特的乡情民俗，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劳动、创造、智慧、财富，以及迈入“工业革命”门槛的喜悦和对改革开放大时代的感恩情怀。
小榄镇，这个位于珠江西岸、南海古海湾的岛屿，因小山丘形似橄榄而得名，又以延续了800多年历史而久负盛名的菊花被誉为“菊城”。明代礼部尚书李孙裒曾赋诗云：“岁岁菊花看不尽，诗坛酌酒尝花村。”自清嘉庆甲戍年（1814年）举办首届菊花大会，乡亲们便相约每隔60年举办一届大型菊花会展。
然而，让小榄人津津乐道而永志难忘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破例举办的“1979年菊花会”。这次菊花会既衔接起小榄断裂的历史，又引领时代新风。海内外众乡贤跨海踏浪而来，凝聚民心，献计献策，摩拳擦掌，小榄开始迈上了大办乡镇企业之坦途。
浙江温州人曾靠一台补鞋机开创出一个“温州模式”，广东小榄人则凭借一把锁起家，开启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手工业革命”，快速将小榄镇打造成“中国五金制品产业基地”；继而又带动电子电器音响、食品饮料、服装制鞋、化工胶粘、印刷包装等各行业产品升级换代，创国家级、省级名牌名标93个，一跃成为“全国明星乡镇”。
今日之小榄镇，人均GDP超1万美元，人均纳税1.3万元，人均储蓄存款8.2万元，平均两家农户即拥有一辆汽车，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2.5万元，各项综合指标在全国乡镇排名第七位。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社会融和，其乐融融。
放眼珠江三角洲大地，昔日河汊纵横的阡陌村舍，绿荫掩映中屋宇连成片、工厂连成片、小城镇连成片。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前店后厂，到“一^镇一^品，一镇数品”的专业经济形态，再到“园镇互动，滚动式发展”的园区经济形态，世世代代躬耕陇亩的农民们怀着一股从未有过的穷人致富的强烈冲动，从黄土地上挣脱出来，汇入商品经济滚滚洪流。农业快速向工业化转型，农村快速向城镇化转型，农民快速向社区居民转型，这是一波何等强劲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洪流！这是一股何等汹涌澎湃创造未来的社会变革大潮头！
1985年1月25日至31日，国务院专门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座谈会，对改革开放大局审时度势，明确提出将这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要求逐步形成贸一工一农型的产业结构，建立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使之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
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呈现跨越式立体型全方位展开的大格局。
农村层面——发轫于“三来一补”、以吸引外资为主要手段快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乡镇工业，通过不断地调整、合并、重组、改制、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形成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格局，积极融入跨国大公司的供应链，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
仅顺德这样一个县级行政区，所生产的电冰箱、空调器、微波炉、电风扇、电饭煲、电子消毒柜、热水器等十几个家电产品产销量均居全国第一，家用电器工业产值占全国同行业15%左右。顺德大道从南到北约10公里的车程内，就云集了五个中国驰名商标——科龙、容声、美的、万家乐、格兰仕。
到2001年底止，南海市以民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工商企业已发展到7万多户。按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16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
关键词
中国平安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平安”，是中国第一家以保险为核心，融证券、信托、银行、资产管理、企业年金等金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它也是中国金融保险业中第一家引入外资的企业。中国平安成立于1988年，总部位于深圳，2004年6月和2007年3月，先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2007年12月31日，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UFRS)，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6912.98乙元，杈益总额为人民币1138.51亿元。2007年4月，《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Forbes Global 2000)排行榜公布，中国平安首次进入全球500强，名列第440位。
特区层面——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肩负改革开放试验场、排头兵使命，敢为天下先，通过不断地探索、突破、进取、开拓，获取成功经验。“蛇口模式”最早诞生的三个开创性企业：诞生于蛇口一间财务室的招商银行、起家于蛇口退休基金的平安保险、崛起于蛇口一家焊铁栅栏小作坊的南山开发（集团），它们的创业经验催生了日后全国一大批大型骨干企业集团。
城市层面——以中心城市广州为依托，搞活国有经济辐射周边地区，激励民营经济围绕城市生活拓展相关服务产业；同时以商贸流通业为契机，逐步迈入加工型、科技型等第二产业。
港澳层面——因地利之便，散布在九龙的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迅速搬迁到了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地区。凭借香港、门资本、技术、管理的带动，沿着珠江、珠三角地区聚集起两大高科技产业带：珠江东岸以广州、深圳、东莞为龙头形成“电子信息产业走廊”；珠江西岸则由顺德、广州、南海、中山等组成“电子机械产业带”。两大产业走廊当之无愧地被称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迈向世界的“火车头”。而香港则依托中国大陆腹地的自持，也变得愈加繁华、富裕起来。
关键词
深圳口岸
口岸是由国家指定的对外往来的门户，是国际旅游和货物运输的枢纽。按出入境的交通运输方式划分，可分为港口口岸、陆地口岸和空港口岸。改革开放前，深圳仅有罗湖和文锦渡两个陆路口岸连接深圳与香港。随着内地与香港交往日益增多，深圳口岸不断发展，现在已开通包括罗湖口岸（中国目前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入出境陆路口岸）、深圳湾口岸（目前亚洲最大的客货综合性公路口岸）及宝安国际机场空港口岸等在内的18个口岸。“十一五”计划期间还将新开放莲塘口岸、大铲湾海港口岸等五个口岸。
在珠江三角洲的400多个建制镇中，以产业集群为特征的专业镇占了1/4，有些市县所属的建制镇几乎全部发展成为专业镇。这些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专业镇，经济规模从几个亿到几百亿不等，但就是这些涓涓细流，汇合成了珠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宽阔水面。
由此为发端，以广州、深圳和“四小虎”为代表的“广货”，像有些可笑的广东普通话一样，像由广东而唱遍大江南北的邓丽君甜美的歌声一样，像引领全国潮流的南粵流行音乐一样，像广东人模仿香港人、全国人又模仿广东人的穿着打扮一样，开始风行全国，成为时尚的标志，新生活的象征。
“广货”不论从外观到工艺，从功能到质量，都大大超越了“国货”过去“傻、大、黑、粗”的形象。因为从1979年到1986年，珠江三角洲从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引进各种设备达94万台（套），其中71.7%属国际或国内先进水平。
今天，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家用电器的第一生产大国，珠三角先行一步，功不可没。
到1988年，广东的经济总量首次跃居全国各省市的首位；2001年，成为全国首个突破万亿大关的省份，并一直领先至今。2007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国经济总量的八分之一。1998年，广东GDP超过新加坡；2003年，广东GDP超过香港；2007年，广东GDP超过台湾。邓小平曾希望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至此，赶超“四小龙”，广东经济总量已超其三，紧追韩国，并且年均增量从2005年起已明显超出韩国。
关键词
京九铁路
北京至香港九龙的一级双线铁路，纵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西、广东等9省市的98个市县，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加上两条联络线，总长2553公里。1993年2月京九铁路建设工程全面展开，1995年全线铺通，1996年9月1日通车。京九铁路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线路最长、投资最多、进度最快的战略通道，对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和加强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有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广东的外贸出口，实现了“月超百亿、年超千亿”的历史性突破，长期占到全国外贸出口总额40%以上。
珠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当年，从广州前往珠海不足100公里路程，须摆渡五六个渡口，耗费上七八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了。改革发展时不我待。广东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提出“地方办路，集资修桥”、“以桥养桥，借款还贷”等口号，率先打破了公路建设由国家投资的一统体制。在珠三角大地上，一条条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蜿蜒伸展，一座座巍峨长桥凌空飞架。仅1984年短短一年，即有三洪奇大桥、细滘大桥、沙口大桥和容奇大桥先后落成通车。
创新的模式，使广东特別是珠三角地区，成为全国基础设施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也使珠三角的发展优势获得质的飞跃。昼夜奔驰在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上、巍峨长桥上的，是一列列集装箱车群、货柜车群、大卡车车群。这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大动脉涌流的乐章，这是南中国城镇崛起时吞吐时代气息的节奏。
邓小平殷切嘱托：能快就快，不要等。不发展，什么都不行！中华要腾飞，这里是试验场、出发地。万古珠江率先觉醒，率先起跑，她所期待的，她正经历的，以及她将要展示的，是“曙光漫上天际时大地的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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