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思

    我喜欢书店，尤喜欢二手书店。喜欢泛黄书页散发出来的陈旧气味，喜欢木地板、木窗台的老式布置，喜欢扉页上前任书主留下的浅浅字迹，也喜欢摩挲旧书封面时的沧桑手感。

    独立音乐，独立设计，独立摄影，独立书店，好像冠上了“独立”这个称呼，就变得特别美好、特别文艺一样。事实上呢？在中国香港，“独立”往往承担着更多不与人说的辛酸与艰苦，因为它意味着：没有后台，没有支撑，没有大量受众，却要顶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被主流淘汰的命运。

    中国香港被称为“文化沙漠”，这不是假的。在中国香港，喜爱阅读的人与日俱减，不是因为电子书的出现，也不是因为其他客观原因，只是因为，中国香港人不爱阅读。这些年来，老的餐厅食肆一家一家地结业了，独立书店也一家一家地消失了。

    在读森记的故事之前，我们先听听这个故事。

    书阁（The Book Attic）

    爱书之人Jennifer，2008年毅然放弃工作，在湾仔厦门街的小巷开了一家小书店，取名为“书阁”，出售自己收藏的600余本英文书。每一本店内的二手书都是经过她精心挑选，更亲自为每一本书做清洁消毒工作。她说：“觉得内心最满足的时刻是，当客人对她说，你的书是有挑选过的，不似其他书店，什么书都收。”

    在湾仔开了三年，终于因为高额的租金，而不得不搬迁。后来便来到了中环的伊利近街，不料三年后，又要告别，这一次她说：离开不是因为租金，而是因为读书的人实在太少了……

    书阁绝对是一家十分用心的书店，书架上的书井井有条，店内的布置宽敞舒服，自己录制店铺音乐，还定期举办书籍分享会。是的，在中国香港很少有一家独立书店可以做到如此。因此它的地位也非一般书店能及，CNN Go曾在2010年将“书阁”评为中国香港最佳独立书店之一。Jennifer曾说：“没想过开旧书店一件这样普通的事情，竟然会触动这么多人的心灵。”

    可是这样的光辉只能留在过去了吧，六年后它终于要光荣结业了，在这六年间，书店有难，客人都会帮手，在准备结业期间，便有老顾客借出私人仓库给书店存放书籍，是这样浓浓的人情味，给书店画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又或者是逗号？

    （二）森记图书公司

    听完上面这个故事，你大概能知道中国香港的独立书店是一个多么卑微的存在了。“独立书店”对老一辈人来说，是传承；对新一代来说，是坚持。

    好了，现在来说说森记吧。森记在中国香港也算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1978年，陈琁初来中国香港，就应聘到开业不久的森记图书公司工作。在内地时，陈家住在厦门，陈琁的父母亲都是集美航海学院的教师。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母亲则被派到图书馆做管理员。小陈琁于是有机会在图书馆里度过童年，因祸得福，发现了阅读的快乐。

    所以，在书店工作的她，虽然收入不高，但是乐在其中。1980年代初期，森记的老板准备移民海外。有一天，他把陈琁叫到跟前说：“以后这家店就由你来做老板吧。”

    陈琁说：“我是很想做老板，可是我不够钱盘下来。”

    老板拿出一张存折，对陈琁说：“不用你现在给钱，从今往后赚了钱，就存到这张存折里，慢慢把钱给我。”陈旋就这样成为了老板。

    大概是因为这个承诺，这些年来，虽然业主也加租一倍，但她仍说：“我一直有个信念，从来没想过有一日会不做，再辛苦也会挨下去。虽然经营困难，但我好想告诉别人读书好重要，不可以一日无书。”就这样，她坚持了34年。

    森记应该算是所有书店中藏书量颇大的一家，有1.5万本旧书，一直堆到天花板。除此以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里收养了30多只流浪猫。

    书店开在很偏僻的北角，位于一栋很破旧的大厦底层。第一次探访时，书店还未开门，在门口等了又等。书店一开门，店里的猫便走出来寻找可以安睡的地方。瞬间，整个地下道已经满满都是猫。

    虽然书店里的猫猫很多，但大家却和谐地相处着，因为店主在书店的各个角落都安放了猫猫睡觉的枕头、棉窝等，还细心地写上友情提醒：请不要打扰猫咪睡觉。比较凶的猫猫，则在脖子上挂上了“我是恶猫”的牌子。所以，猫猫可以自由地睡在地上、睡在书上、睡在书架上。

    这里不文艺、不宽敞，甚至条件有那么一点不堪，但只要你开口，店主便会耐心地为你推荐，天文地理都可以无话不谈。这样有人情味的铺头也只有森记这样开了三十多载的老店才有，它比任何东西都要美得多。

    老书店，需要我们更多人的支持。

    森记图书公司：北角英皇道193号英皇中心地库19 号

    (友情提示：探访请保持安静，不要打扰猫猫，并且带走几本书吧。 )

    Books ＆ Co.

    要说中国香港的独立书店，Books &； Co.绝对是我最爱的一家。

    当第一次知道它时，地址中的“半山”两字让我大为惊讶，什么？半山竟然有一家书店？尔后看到书店的相片，只一张，那种久违的“就是它了”的感觉竟浮上心头。这时，心中的疑惑更大了。什么？半山竟然有一家这样艺文氛围浓郁的书店？！

    那天雨后初晴，我踏着兴奋的脚步走上了去书店的路途。我坐在双层巴士的上层，看着阳光一缕一缕穿过叶缝洒到地面，港岛的山路很窄，老外牵着狗儿散步，三三两两的学生穿着校服走过，隐于闹市区一角的日式餐厅、西餐厅都在安静地营业着，那一刻，心里是久违的宁静。

    我喜欢书店，尤喜欢二手书店。喜欢泛黄书页散发出来的陈旧气味，喜欢木地板、木窗台的老式布置，喜欢扉页上前任书主留下的浅浅字迹，也喜欢摩挲旧书封面时的沧桑手感。想到要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午后，去一家旧书店打发一下午的时光，便忍不住地会心一笑。

    巴士在书店附近的道路上停下，我左右张望，拐上一条僻静的山道，路上没什么人，一眼望去，葱葱郁郁的大树遮挡住炎热的阳光，巴士站前，零星居民边翻着报纸边等车。哦，这里多美。

    走着走着，竟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书店门口，一回头，才看到。很奇妙的，它并没有把自己藏在巷弄之中，你却随时会错过它。这就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感觉吧。

    红砖外墙、旧式格子窗门髹上墨绿油漆，高挂起来的黑色铁皮小招牌写着“Books &； Co.”，一切都很简洁。这里是传统半山区，附近都是住宅和学校，没有游客，路过的都是附近居民和学生，书店就好像是融进了这环境里一般，让你觉得那么舒服。

    而站在它的面前，我已经在心里说了很多次的“太棒了”。

    推开门走进书店，舒服的民谣已经传到耳边。店员微笑着招呼我进来，书的气味已然飘荡在空气中，很多很多的书，整齐地堆放在走廊间，几个咖啡座椅，心目中理想的独立书店不就是这般模样吗？

    这是一家书店，所以窗台上自然堆满了书。阳光正好，路人在门口的公车站等车，而一窗之隔的我，竟走进了另一个美妙的世界。

    虽然书店坐落于半山，但这里的书一点都不贵，英文书比中文书多一些，而且看得出也是经过挑选的。书架上的书整整齐齐地摆着，没有故作姿态，只有店主用心的分类。它没有像其他书店一样标上历史、政治、文学等，当你仔细看，会看得到店主的用意。

    喜欢这里宽阔的楼底、柔和淡黄的光线以及高挑的黑桃木书架，书本或置于柜子里，或于窗台上，或就地堆栈成山，还以为是走进了别人的书房。“希望进来的人感觉像被书堆包围一样。”店主James曾经说过，他还说“其实每本书好看与否、畅销与否、新与旧，作者也花了很多心思去写，每本书都有生命，当它们走在一起时，会有种氛围，是个很有智慧的环境。”

    在这里，你绝对可以感受得到。

    我点了一杯热巧克力，挑了个有阳光的位置坐下。用手掌紧紧包裹着微笑递来的瓷杯，感受文字和咖啡的温热。

    你会很甘愿坐在这里，她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你在仓促的步伐间，慢下来，再慢下来，看看手中的文字，看看高高的书架，看看宽敞的开放式厨房，看看路上的行人，那一刻好像会忘记了自己在快节奏的中国香港，那一刻只觉得是坐在朋友靠窗的书桌前而已。

    3点时，一位客人走进来，店员微笑地问要吃些什么吗？客人说要意大利面。过了一会，店员端着做好的意大利面说：“给你加了一些分量，肚子饿了吧。”

    听到这段对话，我也跟着笑了。

    供应咖啡的书店，在中国香港其实并不算多。但Books &； Co.做得很好，它的桌椅就在书架边，伸手就可以拿到，“喝杯咖啡看本书”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滋味，而不是文艺青年用来装模作样的手段。

    在这里除了书，售卖的只有自家制作的简易食物。所以，没有商业化，它只是一个街坊式的后书房。

    James说过：“希望这里是舒适、平易近人的，有食物、轻音乐，并非学术性。阅读需要时间消化，你要挑选、要仔细看，不自觉便享受一个下午。”

    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你不觉得，这才是生活在一个城市该有的风景吗？

    半山柏道10号

    (友情提示：如要拍照者，请先征求店员许可。）

    乌兹别克的盛夏

    胡成

    老旧的塔什干地铁，可以抚慰一切。进入一座塔什干地铁站台，就仿佛瞬间坠入苏联时代。没有仿佛，没有好像，就是苏联时代。

    塔什干

    我是被透过窗帘的如同正午般明亮的阳光吵醒的。

    那时候，才是塔什干的清晨6点。夜仿佛未曾发生，阳光无休无止地喧嚣着。还好，我有耳塞，在嘈杂的阳光声中，足足睡了8个小时。世上没有多少事情能够比在熬过一个通宵以后饱睡一觉更令人愉快的了，床垫很柔软，空调很安静。

    透过窗棂，我看见房东先生正准备出门，他套上了一件宽松的牛仔裤，就像是所有老派的苏联人那样。他眯缝着眼，站在葡萄架下。

    我沿着Nukus大街向西南方向走，在与Abudulla Qahhor街之间相距短短的一段路上，满种着叶片宽大的无花果树。无花果还是新绿，却已经有了淡淡的果香。是夏天的味道，让我愉快的夏天的味道。在无花果香里，开在街边的老旧的赫鲁晓夫楼里的诊所白漆的门窗被打开，同样白色的大夫与护士们，坐在楼后的水泥长椅上，看着风穿堂而过。

    直到Abudulla Qahhor街，所有白漆的木窗都半开着，白漆的菱形交错的窗棂，还有白色旧布的窗帘。每走过一扇窗，都有一股毛毯总在阴凉处时的轻忽的霉味。然后一阵阳光，一阵无花果香，一阵树荫，一阵新刷的油漆香，一阵风，一阵焙烤的麦香，一阵扑簌簌鸟飞来的声音，一阵汽车马达声，一阵不知道匿身在何处的鸟的啼鸣……各种气味与声音交杂着，弥漫在燥热的空气里。

    汽车静静地尾随在行人的身后，只待行人们发现，没有司机按响喇叭去搅扰寂静，无论俄罗斯人，还是乌兹别克人。

    除了，又一阵嘈杂的阳光。

    转到Shota Rustaveli大街，49号楼上镶嵌着的铭牌，铭刻着最初构筑这一片宁静的时间：

    Сооружено в 1958 году

    所以，大约某个人坐在55年前，开始记叙55年后的某天，某个无花果树结果的夏天，某个人在这里无足轻重的一天。

    以色列大使馆，就在Abudulla Qahhor街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安保措施，甚至不是择地新建的馆舍，所以只是在与咫尺之遥的住宅楼间，竖起一面水泥墙，以免被阳台上的人窥见尴尬。使馆门外一道若有若无的铁栏，两位警察聚在阴凉处闲聊，戴着礼拜帽的乌兹别克穆斯林从门前走过，还是咫尺之遥。

    在Bubur路南口的街心公园路旁，坐上了一辆私人运营的出租车，其实就是所谓的黑车。开车的乌兹别克人听不懂一句英语，从Google Maps里看清楚我的目的地后，招呼我上车。我本想先询价，但是他却很不耐烦。坐在车里我想，如果他像中国的黑车司机那样宰我，我一定要据理力争。嗯，然后再按他要的数目给他。

    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赖以交通的Google Maps，在塔什干无法给出任何一条公交路线，而事实上塔什干公交路线如阳光般密布在每个角落。3公里以内，我可以步行，但是圆顶巴扎与我北南相隔几乎整座塔什干城，其间离我最近的地铁站已有3公里，出租车实在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在我完全不知道基准价格的前提下，有引颈求一戮的慷慨。

    乌兹别克人学会了俄罗斯人的一切，比如对行人的温文尔雅，也比如在道路上的疯狂驾驶。当然，这也是察合台人后裔们的共性，无师也可自通。车不大，脾气却很大，这实在没有什么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好在体格魁梧的乌兹别克司机开得再疯狂，也没有从色力布亚回巴楚的那位瘦小的维吾尔司机疯狂，泰山屡屡崩于我眼前，再塌个把楼房实在不会惊惧。唯一让我惊惧的是，我一路在盘算他会问我要多少车费。

    车停在可以看见圆顶巴扎绿色圆顶的路旁，我怯生生地掏出厚厚一沓苏姆，想着据理可以，力争还是算了。不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伸出四根手指。4000苏姆，折合人民币8元钱。

    我简直都想再多给他几张。

    圆顶巴扎仿佛是一顶巨大的蒙古帐篷，内部有足球场半场大小。二层之上，抬头便是穹顶，只能说是大而无当，甚至有鹰在飞，也许是鸽子。

    二层是肉类市场，乌兹别克的巴扎里牛肉也是大宗，毕竟牛肉才是俄罗斯人的真爱。出售方法也更文雅，分割好的肉块，用草纸包好。勤俭的人，站在近处观摩个把钟头，回去脱下外套，能拣出三五只烤包子馅料来。

    奶制品数量也是不少，还有在只是环形依外墙而建的三层上出售的干果，都属于本地传统的食物。外侵食物物种，是朝鲜泡菜。托斯大林的福，乌兹别克的朝鲜族人数众多，在塔什干最大的巴扎里都有连片的朝鲜人出售自制的朝鲜泡菜，也莫怪每个乌兹别克人都会首先错认我来自Korea。

    圆顶巴扎外主要出售水果蔬菜，以及种类繁多的各种香料。香料市场里有所有市场中最为迷人的味道，虽然太过浓烈。这都还是正规整齐的市场，游商散落在各个角落，居然也有城管之类的管理人员，时常把他们吓得四散奔逃。

    还有在离开伊尔库茨克后，再也没有见到的散装格瓦斯。依然还是被涂成鲜艳的橘黄色的桶，同样颜色的桶里装着的还有散装啤酒，有意无意地彼此错开，人们各自围着自己的心头好。

    我的心头好，却在圆顶巴扎外。

    圆顶巴扎西门外，有一间名为Buyurtma Somsa的烤包子铺。对于撰写各种旅行指南的西方人而言，塔什干的美食是制作方法与任何西方饮食迥异的手抓饭，可是对于新近周游中国新疆的我而言，手抓饭实在是最难分辨高下的食物之一。只要羊肉足够新鲜肥美，手抓饭便总不会差到哪儿去。反倒是之前一家的烤包子，实在令人大失所望。烤包子馅别无二致的肥腻，不明就里的一口咬下去，简直就是一口咬在了羊尾上。我很难相信，烤包子的肉馅难道向来如此偷工减料？

    答案果然并非如此。只是以资证明的，却是乌兹别克人的烤包子。塔什干的烤包子形状大体分为四种，听不懂主人的解释，不明就里，大体感觉是馅料的品质与口味有所不同。一只传统的三角形的烤包子加一只纺锤形的烤包子，售价2800苏姆，约合每只人民币3元不到。

    Buyurtma Somsa的烤包子铺生意极好，也许是临近圆顶巴扎的缘故，食客众多。在塔什干，有些杂货铺也兼售烤包子，如同售卖面包一般，是普通的主食，所以也无须一定新鲜酥脆。那样的杂货铺里，总免不了置备一台微波炉，为客人加热，否则冷凝的羊油太过腥膻。

    三角形的烤包子，显然比我曾经吃过那家的烤包子更为大腹便便，内里有更多的馅料。而且，是大块的纯瘦的羊肉，更多的洋葱丁，羊尾油只有细碎的一两粒。纺锤形的烤包子里，则是绝无羊尾油。包子皮儿更厚，烤制起来更为酥脆，不至于干硬。这大约才是烤包子本来的面目，我曾经吃过那家的烤包子，也许太过于主食的身份，受制于价格，只得偷工减料，一如兰州的牛肉面，眼见得面碗里牛肉片成了牛肉屑。

    佐餐的免费的茶，也是品质更好的袋装红茶，没有廉价且味道古怪的砖茶。特别的是，会有一盏调配着迷迭香的番茄酱，这大概又是苏联化生活方式的直接入侵。同桌的乌兹别克老人，按照他的习惯，第一口咬开烤包子后，会用调羹把番茄酱注入馅料内，类似关中咬开包子灌辣椒油的吃法，看起来似乎会更加美味。只是我对形似香菜的植物敬谢不敏，没有如法炮制。

    去圆顶巴扎，是为了可以去步行距离之内的Hazrati Imom Jome Masjidi清真寺。清真寺后的Hazrati Imom图书博物馆，收藏着那本著名的据称是世界上最早的7世纪鹿皮写本《奥斯曼古兰经》。我以为我可以看见些什么，而事实上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被帖木儿带到撒马尔罕，再被俄国人带到莫斯科，最后由列宁归还给塔什干的伊斯兰圣迹，拱璧般置于玻璃展柜之中，展开着，果然巨幅，每页几乎有我一臂之长。可是能看见的，却也只有这么多。

    我有些为我阵亡在守卫警官办公桌里的6000苏姆门票钱感到痛心。换作三个烤包子，我可以吃上一个中午。而看《古兰经》的时间，还没有脱鞋子与穿鞋子的时间长。

    Hazrati Imom建筑群中，唯一让我感觉到人性而非神性的，就是外窗台的高度，都是适合人们坐下的。这也确是为方便人们坐下而设计的，窗台上无一不覆盖着一层红铜片，保护砖构，也爱惜裤子。

    塔什干的正午，42摄氏度。但是坐在背阴的窗台上，依然凉爽，不时有免费的风。

    直到想起办公桌里那六张1000面额的苏姆时不再感觉到剜心的痛，我才起身，决定回返。

    在转角的O'zbek Liboslari Galereyasi商场前，我以为万能的真主会赐予我一场艳遇以弥补我的损失，而实际上，与我搭讪的两个姑娘，是在为她们的同学制作一部Happy Birthday Video。

    友邦人士，自然被要求友情客串。她们和她们的朋友都是乌兹别克人，却都有着一个标准的俄语名字。

    她们的同学名字听起来像是安德拉·米拉，但是其中的“dr”是令我感觉恐怖的颤音，姑娘反复教我，我甚至可以看见她喉头颤若桃花的声带，但是我知道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会的。于是我的Say Happy Birthday，安德颤音拉米拉同学听见，一定会笑话我。

    于是，我的情绪又低落几张苏姆。

    老旧的塔什干地铁，可以抚慰一切。

    进入一座塔什干地铁站台，就仿佛瞬间坠入苏联时代。没有仿佛，没有好像，就是苏联时代。

    一切还停留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代的塔什干。

    全苏联的地铁都以莫斯科地铁为蓝本修筑，只是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地铁能够从气魄与美观上超越莫斯科地铁。塔什干地铁虽然老旧，但塔什干却是在苏联时代中亚五国中唯一拥有地铁的城市——提起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有本国自建的新地铁，总是会令每个塔什干人懊丧起来。没有莫斯科地铁那样深，地铁站也没有莫斯科地铁站那样华美，甚至因为昏暗的灯光，显得破败，但却如铸铁般。虽然看起来晦涩暗淡，却是坚不可摧的。正如那些1958年建成的楼房，安如磐石。

    塔什干地铁站几乎全部由大理石构筑，甚至在换乘通道内，铺地的也是打碎的大理石边角料。大理石碎块与将其凝固在一起的水泥，已经被乌兹别克人的脚步打磨得光可鉴人。只有寂静地敞开并且贴附在墙上的厚重的看起来可以防止核武器攻击的铁门，才能看出塔什干地铁修筑之初气势张扬的用意。

    但是，一切都沉寂下去了。

    苏联已经不在了。虽然从苏联不在的那一天起，乌兹别克便在卡里莫夫一人的专断统治下直到现在，但毕竟苏联已经过去了。

    将房东先生经营成旅行社与民宿的Olga送给我的Beeline UZ电话卡，可以自由地连接Twitter、Facebook，甚至每一处Wi-Fi，以至于我不得不关闭一道又一道我处心积虑设置好用以打开他们的软件。

    我是有心理准备适应任何管制场合的。进入塔什干地铁需要开包检查，在Milliy Bog’地铁站被要求出示护照，地铁站内有保安巡逻并且禁止拍照，这些微不足道的限制，我接受得无比坦然。

    从Ming O'rik地铁站回来是我最熟悉的道路。

    地铁站边的Рефе餐厅正是午饭时间，推门进去才发现是标准的俄式快餐。俄式快餐大约是我对俄罗斯的第一印象，是在伊尔库茨克的先入为主。在俄罗斯，俄式快餐是我最廉价的选择。而在乌兹别克，俄式快餐似乎却很奢侈。

    半碟还有些夹生的炒米饭，2500苏姆；主菜是浇在米饭上的洋葱烧牛肉，9000苏姆，牛肉实实在在的真是没有少给；一瓶苏打水1000苏姆，在俄罗斯免费的黑面包，在乌兹别克也是收费的，一片100苏姆，总价12900苏姆。这并不是一份完整的俄式快餐，没有汤，没有水果，没有甜点，甚至没有土豆泥，所以如果完整的一份的话，大约需要25000苏姆。

    可惜，烤包子铺不是无处不在。

    塔什干时间晚上9点的火车。

    当我开始写今天的日记时，听见房东先生回来开门的声音。几乎悄无声息的，我甚至没有听见他锁门以及走回他的小屋的声音。

    当我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决定与房东先生道别。他光着膀子，坐在他的小屋里。厨房台阶的地上，散放着几只塑料袋。豆子，几朵菜花，不知道他从哪里买回来的这些零碎的蔬菜，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从哪里捡来的。

    我示意我想与他合影，他让我稍等，然后从小屋的衣橱里，翻出一件红色的T恤。他的不通风的小屋和厨房里都没有空调，在塔什干的夏天没有彻底黑透之前，闷热难耐。

    红色T恤只为合影存在片刻。

    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我递给他纸与笔。他坐在厨房的桌前，一盏白炽灯让空气变得更加烦躁。

    他却似乎想了很久，戴上眼镜，似乎又写了很久。

    递给我的纸上，他用圆珠笔反复描画着他自己的名字：Андрей。

    布哈拉

    燥热像是那些已经无能为力的察合台人，在如同帖木儿般强悍的夜晚来临的时候，四散溃逃，瞬间消散于无。

    塔什干火车站的五号站台上，聚满了乘客与列车员，车厢里闷热得像是谁家余火未烬的馕炕，卧铺车厢里赭石色织锦的床单枕巾像是烤焦的包子皮儿，人们肉馅一样躺在其中，片刻便会熟透。

    所以人们都在站台上，有凉爽的夜风，一轮明月，几枚朗星。

    苏联标准的宽轨列车，与俄罗斯别无二致的软卧车厢，虽然苏联人向来以粗犷与漫不经心闻名于世，但是就客运列车而言，舒适程度还不错。隔断门上的储物空间是专为上铺乘客使用的，下铺床铺下有仓斗式的储物空间，开口向上，抬起床铺取放行李，实在是再安全没有的设计。铺位侧面上部，并列有存放杂物的两格空间，空间的盖板兼作人坐在铺位时的头枕。每位乘客上车后，列车员都会奉上全新的床单、枕巾、被罩与毛巾，哪怕之前的旅客只搭乘一站，同样会换新的，绝无混用的卫生之虞。虽然以乌兹别克的经济实力，在这些细节上做得没有俄罗斯好，但依然让习惯了中国铁路的我感觉愉悦。列车上的枕头宽大而松软，空调始终难以将车厢内的温度降下来，可我还是一觉睡到清晨，像是在西伯利亚铁路的那些夜晚，完全无须为在列车上无法安睡而焦虑。

    所以直到醒来，我才注意到对面下铺不知从哪里上车的乌兹别克年轻人，还有加长加宽的桌面上，不知道怎么忽然堆叠起五只硕大的乌兹别克烤馕——类似加宽的新疆圆馕，或者放大的平底甜甜圈。毫无疑问，肯定又是对面上铺那位乌兹别克俄罗斯人昨夜从哪个站台上买来的。事实上，他在塔什干上车的时候，行李中已经有一袋烤馕了。

    从他的乌兹别克护照上瞥见他出生于1962年，看起来也恰如其分得像是一位62岁的俄罗斯老人，秃顶而肥胖，热情而友好。他用俄语告诉我每件他觉得需要让我知道的事情，比如需要自己把列车员递过来的床单铺在铺位上，套上枕巾，以及拿着毛巾去盥洗间擦擦身上的汗。

    相对而言，他的外高加索旅伴则显得沉稳许多，穿着考究，清晨早早换上笔挺的衬衫西装与锃亮的手工缝制的皮鞋，站在过道里，抬眼眺望清晨乌兹别克的旷野。完全不像昨夜将入睡前，和他分食一袋油腻的巧克力甜甜圈的那位同样馋嘴的老人。还有昨夜与今晨，躺在上铺的两个人不知道在说着什么可乐的事情，笑得像是做了坏事又庆幸没有被发觉的孩子。他们简直笑得要背过气去。

    列车准时准点到达布哈拉。

    乌兹别克人盛装任何食物，用的也都是黑色塑料袋。前夜在塔什干，当我打算打包剩下的肉串与烤馕的时候，看见服务员从厨房翻出来的黑色塑料袋，以为拿的是垃圾筒，忙不迭地推辞。看到他拿出来的同样的黑色塑料袋，我才明白向来如此。他抓起最上面的一只烤馕，递给我，指着我的背包，意思是要送给我。

    我自然同样要推辞的，其实我更想吃他的巧克力甜甜圈。

    布哈拉新火车站距离布哈拉老城有遥远的13公里，与一位揽活的俄罗斯老人以12000苏姆成交，搭他的面包车进城。我几乎没有怎么还价，从他的态度能够判断出10000苏姆即可成交——可是当由布哈拉老城回火车站时，同旅馆的挪威人相信旅馆老板会为我们找一辆cheaper的出租车，欧美人还是单纯，完全不了解老板们的热情。没有办法，已经答应的事情也不能反悔，我只好放弃自己找车的打算，任由旅馆老板安排。下车的时候，司机毫不犹豫地要价13000苏姆。而事实上，因为选择更多，从城内去城外的车站机场的价格本可以更低的。

    布哈拉是一座拥有众多翻新古建筑的历史名城，布哈拉汗国都城的模样很容易迷惑猎奇的游客，但是事实上，大约与平遥并无二致。

    大多数古建筑被翻新到令人起疑的程度，除却清真寺与经学院，其余的古建筑里充斥着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铺，而本来用途的宗教场所，也不能放弃营利的目的，对游客的参观收费绝不手软。而且在建筑之外，并没有明确醒目的收费标记，只是在你以敬畏与虔诚之心踏入的时候，忽然有人会用英语招呼你：Ticket。

    除非你是Mr.Ticket，否则你很难会喜欢上这样的招呼。

    相较而言，希瓦的计时通票制更适合这样的古城，尤其是与希瓦类似的古建筑集中的布哈拉。但是这两座城都不会是我所喜欢的，布哈拉遍布收费的陷阱，而希瓦在迁出所有的居民之后，形如动物园中的标本。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建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与之息息相关的人才是余下的大部分。对于古城的保护，迁出所有居民诚然是不错的保护方法，但也是最懒惰或者只有在集权国家才可能有的保护方法。能够保护一座有生命的、人与建筑和谐共存的古城，恐怕才是真正的保护。能够多少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圣彼得堡。

    所以，我也无意于去记述布哈拉的那些建筑，对于他们的记述可以参看任何一位曾去布哈拉的游人笔记。

    Lyabi Hauz，一处水塘，虽然不是布哈拉老城的地理中心，但却是布哈拉老城事实上的中心。

    长期流通的最大面额只合人民币2元钱的1000苏姆纸币，让每个乌兹别克人都有快速点钞的绝技。或者说，不能够快速准确地点钞，在乌兹别克几乎无法生存，点错导致枉费钱钞不说，还要忍受不知道多少焦躁等待时的白眼。

    所以，我早早在镶着金牙的俄罗斯老人的面包车后座上点清了12张千元大钞，这样不至于耽误彼此的时间。那时候是早晨8点，对于中亚的夏天而言，虽然阳光已经炙热，但是时间还早，布哈拉一片寂静。

    我懒得再细细地去找旅馆，因为我担心大多数的私人旅馆还没有开门，主人也许还没有起床，吵醒别人万一不满意再不住的话，我又会不好意思。事实上，我多虑了，在清晨的阳光如此嘈杂的中亚，人们实在很难赖床。人们在夜晚更喜欢开窗，因为需要凉爽的风，所以阳光会在第一时间跳进房间在你的耳边大声把你吵醒。

    水塘南边的一排窄巷，即所谓的犹太人区，是布哈拉老城旅馆集中之地。我住在我看见的第一张招牌的旅馆里，Sarrafon巷的Sarrafon旅馆，25美元一人的双床房很贵，比巷内略深处的旅馆要贵上10美元左右，而且没有网络，但是我懒得再找了。

    我看上了他们的早餐。女主人的煎蛋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美味的煎蛋，蛋黄在若化未化之间，蛋清均匀着焦脆与软嫩，空口吃略微有一点点的咸，但煎蛋本来是用来配烤馕的。清晨离开的时候，为我们找到那辆cheaper的出租车，英语熟练负责接待客人形如旅馆真正老板的她的儿子，煎蛋做得实在差强人意。我甚至想把同桌那位伦敦人吃剩下的蛋黄也给拿过来，可我不好意思再要煎蛋，因为我付的房费中包含的早餐在隔天早晨，而不是当天早晨。

    伦敦人吃完早餐，背包去了希瓦；我吃完早餐，在布哈拉看那些翻新的如同仿古建筑的古建筑。片刻，我便觉得厌倦。

    布哈拉在苏联建国初期，据载有将近百分之7的犹太人口，主要居住在旅馆所在的一片区域，故而也称犹太人区。以色列立国，直到苏联各国犹太人可以自由迁徙以后，布哈拉的犹太人口也日渐减少，走到现在的区区几百人。

    无论本地居民，还是游客，都聚在水塘四周乌兹别克人的餐馆就餐。但是乌兹别克侍者也希望我能坐在水塘北侧的一区。并非是因为我的种族与信仰，而是因为北侧一区的侍者可以说英语，使用的也是英文菜单。

    可我还是坚持坐在东侧，坚持使用俄文菜单。这纯粹是我的私心，我只是担心布哈拉与许多旅游城市一样，英文菜单的标价是最昂贵的。

    于是我指着我完全不认识的俄文菜单，用英语点了他们的名菜，一种用长达两尺的铁钎串上肉泥丸烤制的肉串。四枚一指长的肉丸之间，串一枚西红柿一同烤出，兼作点缀，也可开胃。一串14000苏姆，合人民币28元，并不便宜，而且账单上显示还需再加12%的小费。可是分量足够，我也只是很勉强地才能完全吃下，胃口小的，足够两人食用。

    肉丸的味道被调制得很好，再配一篮烤馕，吃得我早把那些仿古建筑抛在九霄云外，宁可回旅馆反刍美味，也不想在最酷热的午后去看什么布哈拉。

    是的，我只是这样说说而已。

    我总还是要去看布哈拉的，毕竟万里迢迢来此，但是我只为Mir-i-Arab经学院付了6000苏姆的门票。清晨去时，不明就里，门内坐在卧榻上的手中握着一大沓苏姆的守门人似乎也没有打算向我要门票，可却不知道从哪里闪身而出一个孩子，英语熟练地招呼我：“Ticket.”

    我并不觉得一处空荡荡的院落值得我花6000苏姆，所以便借口去吃早饭，闪身离开。只是答应回头再来，不料我自己却纠结于这句“回头再来”，觉得不能向一个孩子撒谎，于是下午又悻悻然回来，老老实实奉上6张千元大钞。

    我交过门票后，显然孩子并不打算放过我，举着两盒明信片追上来，说因为我们是good friends，所以打算卖给我一个cheaper的价格。大盒的明信片售价2美元，小盒的明信片售价1美元。一来我正打算要买明信片，二来我也正好有3美元零钞，所以照单全收。这似乎更激发了他的商业潜质，他把我领进他在售票处的小屋，给我展示堆积在屋里的各种明信片。

    他写了一张送给我：To my best friend， Mitaziz.

    我终于发现，我有一万个理由对不起这个自称有乌兹别克、塔吉克、俄罗斯、伊朗还有哪国的五国血统的米特阿齐兹。这实在是一个天生的商人，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从每个游客身上赚到所有能赚的钱。他向我展示明信片上的景点，希望带我去看没去过的地方，自然那是需要收费的导游服务；他“好奇”我是中国人，希望能得到一些中国货币做纪念；问我的相机的价格，并且说他非常希望拥有一台相机但是却没有，他似乎知道这样的说辞会让游客出于安慰的心理给自己的相机报一个更低的价格，我也确实如此，结果他马上表示希望能够出钱购买我显然真正cheaper的相机。

    于是，我在布哈拉，落入了我最不喜欢的旅行方式，就是被景点的无休无止的商贩无休无止地纠缠。

    感谢40摄氏度的高温，让布哈拉的游人零落，商贩也因此懒于生意，我总还有时间能在哪里，静静地坐上片刻。虽然我坐在经学院外的石阶上看着乌兹别克姑娘用钩针织毛衣的时候，有酡红着脸的乌兹别克人走过来，真诚地邀请我去他们家的餐馆午餐；虽然我坐在经学院深处的角落，静静地张望着空无一人的庭院与院墙外高大的Kalon宣礼塔里，红衣服的米特阿齐兹不停地闪现在门廊里，希望我回去继续洽谈生意。

    但唯一让我喜悦的是，一名经学院的学生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右手抚胸躬身致意：Ans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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