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 应永之战：事关对马岛倭寇

    1419年（己亥年，日本应永二十六年），朝鲜王朝进攻日本对马岛（位于朝鲜海峡与对马海峡之间）。日本称此战事为应永外寇；朝鲜则称之为己亥东征或对马岛征伐。

    自高丽王朝末期开始，朝鲜沿岸地区经常受到来自日本的倭寇袭击。朝鲜多次要求室町幕府在九州的官员（九州探提）下力镇压倭寇，并以允许对马岛事实上的统治者宗贞茂的商人和朝贸易作为交换。

    1418年，宗贞茂去世，其子宗贞盛继位，但权力被当地的倭寇头目左卫门大郞所掌控。这些倭寇在1419年抢掠中国明朝，且途经朝鲜时顺带袭击了朝鲜八道的忠清道和黃海道。

    这个消息传到朝鲜宮廷之后，群臣震动，纷纷要求出兵攻打对马岛。当时的朝鲜世宗大王不倾向于出兵，已经逊位但仍在军队当中有影响力的太宗则力主出征对马。

    此年6月9日，太宗下旨，命令李从茂将军带领朝鲜水军，进攻对马以清剿倭寇，并称对马岛是朝鲜的领土。

    6月19日，李从茂率领17000余名将兵，乘227艘战船从巨济岛出发，次日在对马岛浅茅湾尾崎浦（《朝鲜王朝实录》上说是豆知浦）登陆。李从茂先派此前捉获的倭寇俘虏劝降。在被拒绝之后，派出先遣队出发，沿途杀死岛民和倭寇、掠夺船只、烧毁庄稼。他们还找到并释放了被倭寇掳掠来的131名中国俘虏和21名别国奴隶。李从茂一共找到129艘船，烧掉了109艘，留下最好的20艘。经过几次小型的遭遇战，朝鲜军队俘虏了600人，杀死了200人。

    6月26日，朝鲜军队遭遇埋伏。他们本来以为对方是倭寇，后来才发现是正规日军，结果损兵200余人。此役被当地人称作“糠岳之战”。

    宗贞盛失败，请求停火。朝鲜军队于7月3日退回巨济岛。

    9月29日，宗氏向朝鲜投降。之后宗氏和朝鲜达成协定：宗氏的商人可以在3个指定的地点与朝鲜贸易，同时宗氏要控制与制止倭寇对朝鲜的袭击。1422年，对马向朝鲜进贡黃铜与硫黄，换回日本战俘。1443年，双方签订《癸亥条约》，朝鲜给予宗氏贸易垄断，宗氏则要向朝鲜进贡。

    贸易中朝鲜输出大米、漆器、大麻和儒家典籍，对马则出口自产和来自日本的铜、锡、硫黄和草药。双方的长期贸易互利互惠，除了1510年对马商人在朝鲜暴动以至1512年朝鲜对对马加强限制之外，双方一直和平相处。

    日本方面的说法：

    1419年6月，朝鲜即将入侵日本的传言，使得日本国內人心惶惶，令人想起“元寇”（元军侵日战争）。旧历八月初七，对马宗氏向室町幕府报告袭退朝鲜军队。然而，被俘的朝鲜士兵说中国明朝即将入侵日本，使得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十分紧张。

    7月15日，宗贞盛收到朝鲜方面的通牒，声称对马岛属于朝鲜，要求他离开：或者回到日本，或者迁到朝鲜。9月，一个人自称是宗氏的特使到了汉城。10月，太宗对他重复了对对马的领土要求。次年闰1月10日，该特使口头上同意对马岛归朝鲜庆尚道管辖，23日朝鲜朝廷批准这个协定。但后来发现，此人并非对马岛的特使。

    1419年底，日本幕府的特使到汉城，次年初朝鲜特使出使日本。由于他了解了宗氏是日本幕府的藩属，于是表示朝鲜对对马没有领土要求，并且朝鲜不会被明朝派遣攻打日本。双方和解，但态度仍然敌对。对马和朝鲜互派使团，但一直没有达成和约。直到1423年强硬的太宗去世，和平路线的世宗终于和对马达成通商、剿寇协议。

    故事二 东海枭雄：中国历史上的海盗代表

    海盗“祖师”孙恩、卢循

    东晋末年，孙恩和卢循领导的海上大起义，从公元398年至411年，前后历时长达13年，有近百万人的海盗大军，转战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纵横东海、南海两大海洋。如此波澜壮阔的海上武装起义，是中国海盗史上所罕见的，在世界海盗史上也并不多见。

    孙恩，浙江人，字灵秀。世奉五斗米道。东晋孝武帝时，其叔父孙泰为五斗米道教主，在民众中有威信，敬之如神，教徒分布于南方各地。至孙泰遇害，孙恩逃到海上，聚合众多亡命之徒，志欲复仇。公元399年，他自海岛率其党，杀上虞令，乘胜攻取会稽，队伍迅速扩大，壮大至数十万人。孙恩转战绍兴、宁波、舟山、台州、温州、南京、扬州等地。

    卢循，字于先，“神采清秀，雅有才艺”，善草隶、弈棋，是个文雅之士。公元402年，孙恩作战失败后投海自杀，余部由卢循为主，转战广州、长沙、南昌、南京和广东各地，于公元411年失败。孙恩、卢循领导的海上反乱被称为“中原海寇之始”，为后世海盗活动提供了经验。

    中国后世常称海盗为孙恩，孙恩成了海盗的代名词。这就是海盗祖师孙恩的由来。

    浙东“海精”方国珍

    方国珍是浙东台州黄岩县洋山澳人，出身贫苦。史书说他“身长七尺，貌魁梧，面黑体白，坚毅沉勇，力逐奔马”，有歌谣“杨屿青，出海精”，为方国珍起义作舆论准备。

    元朝末年（1348年），方国珍海上起兵，转战浙苏，20年间分居浙东三郡，威行海上阻抢粮运，在推翻元王朝的武装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方国珍后来归顺朱元璋，被朱洪武称为威行海上的英雄豪杰，为明朝重要开国元勋之一。

    “海盗王”陈祖义

    明朝初年洪武永乐年间著名海盗，后为郑和船队所剿灭。

    详细内容见下文。

    东南私商领袖——净海王王直

    王直，徽州歙县人，少任侠，及壮多智谋。他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便奔海滨，卖货浙闽，南下广东，觅利海外。

    双屿港位于浙江宁波东面海上，为商船南来北往及对外交通贸易必经之地和民间自由贸易港口，港市繁荣。王直此后在双屿港为许二（即许栋）当管库，提拔为管哨（掌管船队）。许氏兄弟逃亡，王直“素有沉机勇略，人多服之”，收其余众，移巢烈屿，重整旗鼓，组织武装船队，进行亦商亦盗活动。

    王直早与葡萄牙商人有交往，后东渡日本，受到敬重与信任。倭商运货到中国，委托他为经纪人。王直帮助明王朝靖海有功，叩关献捷，乞通互市。官府不许，并以舟师围攻。王直以火箭突围去日本，积蓄力量，率众打回浙江海洋。

    嘉靖年间（1552年），王直纠集“岛倭”及海盗，犯松江、上海与温州，破黄岩。次年，王直“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南、江南北、海滨数千里同时告警。其船队如入无人之境，官兵莫敢撄其锋，威震海洋，王直怨恨与蔑视明王朝，占据舟山称净海王”。他在沿海商民的支持下，屡败官兵，“浙、直、闽、广几不可支”。1556年，王直派人传话给明朝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闽浙总督胡宗宪到徽州拘捕王直母亲和妻女，派员去日本，欺骗王直同意解除海禁开市通商。王直归降后，被捕杀。

    当时有人说，王直以威信雄于海上，无他罪状，杀之无理。徐光启也为他鸣不平说：“王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十分明显，捕杀王直是不得人心的。王直临死前预言：“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是明嘉靖时期徽州商人和东南海商的代表人物，东海枭雄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China Captain”李旦

    李旦（？－1625年），福建泉州人，17世纪中国东南沿海知名的海盜商人，系华侨侨领。他原本在菲律宾经商，因与西班牙统治者不合，转至日本九州定居，借由日本海盗集团的帮助，筹组武裝船队。拥有大型武裝船队的他，于中国、日本、东南亚及中国台湾地区等辐辏航线同时进行商业贸易（包括荷兰人、英国人）与船只抢劫。德川家康统一日本海外贸易，也是靠他的维持资助。他因海上作风强悍，被西方人称为“China Captain”。其子李国助继承父业，也是当时著名大海商。

    因为他与颜思齐背景极为相似，部分史书与历史学者曾一度以为他就是颜思齐。不过后来已证实，两者为不同人。另外，传闻郑芝龙曾投效他麾下，并成为其义子。1623年，明朝派兵驱逐荷兰人离开澎湖，荷兰人因此转至台湾，即是与中荷双方都熟悉的李旦亲至澎湖协调，郑芝龙担任居中语言翻译。一般人认为，郑芝龙之势力范围与资财，皆系继承自李旦。

    明末“海上大王”郑芝龙

    郑芝龙（1604－1661年），小名一官，号飞虹、飞黃，字日甲，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乡人，明末著名海盗兼大海商，著名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父亲。在海上拼搏几十年，演出独具特色的三部曲：早年离乡背井闯世界；继而当海盗，兼营海商，亦商亦盗；最后由盗而官，亦商亦官。像他这样一身兼商、盗、官三种名分与经历的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实不多见。

    郑芝龙多才多艺，通日文、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多种外语，且能演奏乐器西班牙吉他等。其父郑绍祖（一说叫郑士表）为泉州知府蔡善继的库吏。其弟有三：郑芝虎、郑芝凤（郑鸿逵）、郑芝豹。其子郑成功，后受封南明延平郡王，以金门、厦门及台湾为根据地，谋求明朝复国。

    郑芝龙18岁时，到澳门的舅父黃程处学习经商，并于澳门接受天主教洗礼。之后往来东南亚各地与日本，并一开始就追随于日本九州岛的华侨李旦门下。娶福建华侨翁翊皇的义女、日人田川氏为妻。李旦过世后，郑芝龙逐渐接收其势力。1623年接收李旦的船队后，又吸收了李旦旗下最重要的武裝勢力。

    郑芝龙从事海商活动的范围广泛，从海上到陆地，从国内到国外，同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有过接触，与日本朝野关系密切。在海外商业竞争中，他善于经商，大获其利，成为富可敌国的大海商。当海盗时，拥有1000余艘舰船与10万部众。入仕明王朝后，控制各种海船万艘，能号集大海船3000艘，可称为世界史上第一个国际大船王。

    明末，郑芝龙率领武装船队纵横海上，冲击闭关锁国的明王朝，屡败官兵，击退荷兰殖民者几次入侵福建沿海，消灭其他海盗集团，统一海洋，威震东南海上；后入仕任海疆将官，“坐论海王，奄有数郡”，专制海滨，垄断海外贸易。

    1624年，郑芝龙将基地从日本迁到台湾笨港（今北港附近），归附海盗日本甲螺颜思齐。此后不久，荷兰人登岛，驱逐了以台湾为基地的其他势力。郑芝龙遂偕妻子定居于中国大陆，拥有当时福建沿海实力最强大的一支武裝势力及商业团队，橫行于台湾海峽。

    明朝崇祯初年，福建总督招安海盗，郑芝龙欲投降明朝政府。1628年，他接受福建巡抚招安，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和荷人进攻，官至都督总兵官。不久便返回福建南安老家，成为当地首富，也是少数迎娶了日本人却仍能正式返回大陆的海盜。

    郑芝龙假意投降明朝，其实是为消灭其他海盗团伙，称霸中国沿海。1633年，郑芝龙于福建金门沿海击溃荷军舰队，为明朝控制海路各国商船舶靠费用，郑芝龙也因此迅速富可倾国。其手下最多时达到10万人，是当时世界海盗中的“巨无霸”。后来郑成功从荷兰人手里夺取台湾岛作为反清基地的主力，就是郑芝龙的海盗集团。

    不久，郑芝龙应明政府要求，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的海盗力量，包括李魁奇、钟斌、刘香等人，大获全胜，名震福建。不久福建省內发生大灾，郑芝龙遂以巨船载饥民数万移民台湾，并给予移民十分优惠的资助条件，令他们自行拓殖。

    当时的台湾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据史料记载，那些拓殖的难民不久便能够衣锦还乡，因此而引发向台湾岛移民的浪潮。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地由大陆向台湾移民。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南部，在今台南市修筑热遮城、普罗民遮城两城，驻防近2000人。但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荷兰人无力治理全岛，城外便成为郑芝龙的天下，移民的中国人均须向郑氏纳税。郑家也因此聚敛了大量财富，富可敌国。

    而且，在日本锁国后，郑芝龙却与荷兰一样，仍然持有日本幕府的贸易特许权。郑家跟德川幕府关系不错，日后的南明时代，郑家还曾数度租给日本兵力。

    顺治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冊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闽省的抗清军务。

    1645年，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在福州奉明唐王朱聿键为帝，年号隆武。郑芝龙被冊封为南安候，负责南明所有军务，一时间权倾朝野，短短几个月时光是郑芝龙政治生涯的最顶峰。

    但实际上郑芝龙只是个商人，他并无匡扶明朝复国的雄心，1646年遂与清朝接触，仅带心腹从人北上洽谈。

    同年不久后，清军攻克福建，擒隆武帝朱聿键。其子郑成功曾苦劝郑芝龙未果，遂至孔庙焚儒服哭庙；后率部出海，继续抗清。而投降清军的郑芝龙，却遭到南征主帅贝勒博洛的背约，挟持其到北京。

    在北京时，郑芝龙先是被编入汉军正黃旗，再转镶红旗，1648年赐三等子爵，1653年晋封同安伯。为安抚郑成功，清朝对投降的郑芝龙优待有加。郑芝龙数次奉皇帝令，命郑芝龙投降，郑芝龙均坚辞不受。

    1655年，有人弹劾郑芝龙纵子叛国，郑芝龙即被削爵下狱。两年后，黃梧上疏，力主叛将家族当逐出北京，郑芝龙乃被命充军吉林宁古塔，但当时并未成行。

    1660年，福建巡抚佟国器奏报截获郑芝龙与郑成功私信，议政王大臣会议遂以“通海（敌）”罪名，奏请将郑氏全家斩首，后改为流徙宁古塔。

    1661年顺治帝去世，年幼的康熙帝继位，由索尼、鳌拜、遏必隆、苏克萨哈等四辅臣辅政。同年10月，苏克萨哈矫颁诏斩郑芝龙于宁古塔。

    嘉庆年间纵横东南海上的蔡牵

    蔡牵，福建同安县（今厦门）西浦乡人，出身贫苦，被迫出海为盗。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蔡牵聚众出海为盗。至嘉庆时，部众发展至2万余人，大海船200余艘。蔡牵纵横海上15年，曾攻略台湾，称“镇海威武王”。

    从17世纪来说，台湾最活跃的时代是郑芝龙及郑成功父子的时代。当时中国是闭关状态，而闭关的原因是由于心态问题，因为中国不愿意对外沟通，自郑和下西洋后，中国即不愿意对外开放。

    但民间仍不断向外活动。明朝封国的时候，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活动是徽商许家三兄弟，他们与浙江海边的人合作，形成海商集团，这批人以浙江为基础，向外扩展。

    第二批继起的海商，是在泉州、漳州、潮州。最晚的是蔡牵，他曾经进入到苏澳。海商都是突破官方禁忌，勾结日本海商，形成历史上的倭寇活动。

    这些人虽然到处劫船也抢岸，但大部分转运工作是他们完成的；不太平的时代，是需要一个没有有人管束的地带来当作中继站，台湾当时也是这样一个中继站。

    台湾是个很好的地点，北到江苏浙江，南至福建广东，辐射范围很大；但是台湾都是河港，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高桅船不能直接进入台湾，要在其他地方停泊，再用东方的船转运到台。这一次转变之后，宋朝泉州辉煌时代就不复存在了。

    “侠盗”张保仔

    张保仔（1786－1822年），原名张保，广东新会江门人，1810年以前广东沿海著名海盗，到现在仍为人所熟识的香港历史人物。

    取名“张保”，是因为父母希望他平平安安；而广东人喜爱把“仔”放在姓名后面，所以叫“张保仔”。他本是新会渔民的儿子，15岁时跟随父亲出海捕鱼，但遭海盗郑一掳走，年轻时即成为其部属。因为郑一是同性恋者，竟然喜欢英俊的张保。而郑一嫂（石氏）也喜欢张保，竟搞出“三角关系”，也令张保仔在海盗內的地位大大提升。有一次，郑一遇上台风溺死。此后，其妻石氏被属下拥立，继领红旗派为首领。当时女性地位低，为巩固自己势力，郑一嫂便用张保为助手。后来，张保干脆与郑一嫂结为正式夫妇，从此红旗派所有领导权遂交由张保继承。

    红旗海盗团全盛时期，他拥领三、四万多海盜及600艘战船，堪称南中国海最大的武裝势力之一，并以沿海岛屿为基地。他经常横行广东沿岸，主要劫掠沿海的运盐官船或外国货船。其他商船要经过他控制的地区，也要先交纳“行水”（保护费）。相传张保仔骁勇多计谋，讲义气。他虽然橫行南中国海域，但因其本人出身贫苦，所以特别爱护平民。他们在向乡民购买粮食时，往往加倍给钱。并保证不滋扰平民和渔户，严禁部下在驻扎地区掠夺。因而得到穷人支持，百姓视他为劫富济贫的侠盗。

    清军多次剿捕红旗海盗。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是张保在赤鱲角遭清水军封锁围剿，双方各有约3万海军，数百艘船，炮2000门。据葡萄牙文献记载，葡清联军的舰队与红旗派海盗的主力舰队曾经在大屿山海面进行一场激战。

    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澳葡舰队在大屿山海面与红旗派主力300多艘武裝船相遇。张保所派出的两支先锋船队被澳葡舰队击败，于是亲自率领水师驶抵战场。海盗团分成6个小队，每队围攻一艘葡萄牙战船，试图利用人数上的优势，用登船肉搏的白刃战术來击败葡萄牙人。而葡萄牙人则以密集式炮火攻击对方，成功阻截海盗船逼近。众小队阵脚大乱，海盜无心恋战，纷纷逃离战场。张保乘大雾撤离赤鱲角，继续与清军对峙。

    经过赤鱲角海战后，张保的红旗派势力锐減。加上两广总督百龄借招安瓦解了海盗间互不侵犯的均势，令黑旗、蓝旗两派攻打红旗派。后来，澳门名医周熊飞作出调停，郑一嫂率领10多名妇孺到广州，代表红旗派与百龄谈判。加上前辈大哥蔡牵集团失败，张失去合作依靠；而越南政争趋于稳定，不再需借助华南海盗（所谓安南艇匪）助战，于是，1810年2月，张保接受清朝政府招安。根据招安条件，清政府授命张保为三品武官，派驻澎湖剿海盗。

    此后，张氏家眷亦跟随张保到宝岛（台湾）澎湖定居，育有一子张玉麟及一女。

    至今，香港还有许多与张保有关的遗迹。在长洲、塔门、南丫岛和舂坎角等地，都有张保藏金的传说。最为人所知的，是长洲张保仔洞。不过也有人认为，张保仔洞极为狹窄，无法埋藏宝物。所以张保仔洞其实只是躲避清兵追捕或放火药的地方。

    此外，据许地山教授考查，现今香港岛上的西营盘，就是当年张保营寨的旧名。在港岛歌赋山山腰，有张保旧时据守海岛、以青砖和蛮石镶砌而成的堑壕遗迹。而且，相传今日荷李活道的庙也是张保修建的。

    故事三 郑和下西洋：剿灭世界最大海盗集团

    中国人都知道郑和下西洋在古代航海史上的意义，却还不知道，当年郑和舰队曾剿灭过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维护了东南亚海域的安全。

    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国力蒸蒸日上，经济实力、造船技术、航海经验都足以保证开展大规模的航海活动。

    永乐皇帝朱棣也有着雄心壮志，他很不满意明朝初期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想向别的国家宣扬国威，展示明朝的实力。所以，他一当上皇帝，就多次派人要求周边国家来朝见。为此，他决定组织一支阵容强大的海上舰队“下西洋”。

    郑和，本姓马，回族人，生于云南，在朱棣还是燕王时就净身入王府侍候，并因跟随朱棣起兵有功而受赐姓郑。他本名三保，所以也有人称他为“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明成祖对他的忠心和才干非常信任，所以派他带队执行这项规模庞大、行程艰巨的任务。

    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认为，朱棣主要是想借机找到下落不明的侄子、建文帝朱允炆。朱棣从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很担心朱允炆有朝一日羽毛丰满，即归华复辟。

    1405年7月11日，钦差正使、总兵太监郑和奉明成祖朱棣诏书，组织船队出使西洋，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首航日600周年。

    当时的明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造船和航海技术等方面，不仅遥遥领先于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而且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所描述的：“在15世纪上半叶，在地球的东方，从波涛万顷的中国海面，直到非洲东岸的辽阔海域，呈现出一幅中国人在海上称雄的图景。”

    郑和率领208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包括官兵27800人，从南京龙江港起航，在江苏太仓的刘家湾编队集结，驶向福建长乐的太平港驻泊，以等候东北季风。冬天，东北季风来临，郑和船队便从福建闽江口五虎门正式扬帆远航；经过南中国海西部沿海海域，首先到达越南的占城（今归仁），然后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达爪哇（今爪哇岛）、马来西亚的满剌加（今马六甲）、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旧港（今巨港）、阿鲁、苏门答腊、南巫里。再从南巫里出发，横越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到达锡兰山（今斯里兰卡）。然后绕过印度半岛，先后到达印度的小葛兰（今奎隆）、柯枝（今科钦）、古里（今卡利卡特，位于印度半岛西南端）。

    郑和在古里修整待航数日，并在该地立碑纪念。碑文说：“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皓同风，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这是郑和在国外最早建立的纪念碑。

    郑和巨型“宝船”中，至少有40多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航海仪器和武器装备。像这样大规模的船队、如此精良的装备配置，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在世界航海史上也是前所未有。

    船队的军事装备如此精良，事出有因。当时东南亚地区海盗盛行，他们横行不法，劫掠民间财物，连当地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

    绰号“海盗王”的陈祖义祖籍广东潮州。明洪武年间，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从此盘踞马六甲十几年，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海盗集团头子，其成员最多时超过1万人，战船近百艘，活动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中国南海、印度洋等地，总计超过1万艘以上的过往船只遭其掠夺；明朝有50多座沿海城镇被其攻陷过，南洋一些国家甚至向其纳贡。

    为此，明太祖朱元璋曾悬赏50万两白银要陈祖义的首级。永乐年间，赏金更是高达750万两。要知道，当时明朝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1100万两。所以，陈祖义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悬赏金最高的通缉犯。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朱元璋时期闭关锁国，主要就是因为海盗过于猖獗。

    “海盗王”陈祖义后来跑到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一带）的渤林邦国，在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当上了大将。国王死后，他干脆自立为王，成了渤林邦国王。他也到明朝永乐皇帝那里进贡，可很多贡品并不是在本国港口准备好的，而是空船出发，一路抢，抢到什么送什么。回国的时候，他也不落空，又是一路抢回去。最让永乐皇帝受不了的是，他不但抢西洋诸小国的船，连明朝的使船也抢。而且，他还是实行残忍的“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

    郑和下西洋，经过多次交战，最后将陈祖义这个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海盗集团剿灭了。

    1、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

    所谓“倭寇”一词的由来，是从古代朝鲜“高句丽广开土王碑”（公元414年，中国是东晋十六国时期末年）碑文上所记载“日寇××（某地名）”而来。在这里“寇”当动词，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之后“倭寇”2字作为名词独立，用以称呼来自日本的侵略者。

    而据日本学者田中健夫考证（《倭寇——海上历史》），“倭寇”一词的最早见于文献，更早在高句丽好太王十四年（公元404年）碑文，此碑在今吉林省集安县。该碑文于条目载“倭寇溃败，斩杀无数”。在这里，倭寇就已经是名词了。

    另一方面，在16世纪（中国是明朝后期）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对朝鲜半岛出兵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里，两国的人民都称呼侵略的日本军为倭寇。而在往后的排日风潮中，倭寇更成为敌视日本人的用语。

    在倭寇最强盛的时候，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在东海为祸，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因此，虽然大家同被称为“倭寇”，但两者的成分其实差别很大。根据年代，以中国明朝嘉靖时期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倭寇与后期倭寇。

    日本古称“倭（矮小之意）奴国”（最初见于《山海经》、《后汉书》等古籍），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13至16世纪），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300年之久。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是以日本海盗为中心，主要攻击范围为当时臣服于元朝的高丽。由于先前臣服于元军的高丽军，在元世祖忽必烈2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对日本的对马、壹岐、松浦、五岛列岛等地的居民进行屠杀，因此前期倭寇以这些地区的残存者为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对朝鲜沿海进行含有报复式的海盗行为，目的一方面在于夺回被俘的岛民，另一方面则在于掠夺粮食以弥补因遭虐杀而下降的农业生产力。

    朝鲜史书取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三地之名，称其为“三岛倭寇”。清朝的徐继畭所著《瀛环志略》，以及朝鲜的安鼎福所著《东史纲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于朝鲜人（高丽人）配合蒙古侵日行为所引发的报复。

    后来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动乱状态，倭寇的活动也由于政府的管制力减弱而加剧。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趁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使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的侵扰外，他们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

    由于前期倭寇对日本与明朝、高丽贸易均造成破坏，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对日本南朝发出讨伐倭寇的要求。随后，敕封讨寇有功的南朝将军“日本国王”的称号。继而，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后，由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再度进行讨伐，随后受封为新的“日本国王”。李氏朝鲜的开国君主李成桂因为讨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声望和势力，后来进行政变，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之后，随着明朝与日本之间勘合贸易的盛行，以及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开放，前期倭寇也逐渐式微。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人为主体，故被称为“真倭”（以平户藩松浦家为核心）。

    为避开他们的骚扰，中国当权者实施了禁止国民贸易的政策。但与设想正好相反，中国商人更趋向与和日本人贸易，甚至加入他们，屈从他们。

    后期倭寇

    明成祖发动叛乱，夺取政权，迁都北京后，据说建文帝在南方的残余势力与日本海贼合作，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报复性侵扰。由于这些南方人体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这名词来称呼由日本人与南方中国人所组成的海盗集团。

    明成祖晚年，由于陆上的北方威胁已除，南方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激增的海陆来往也带来了渐盛的倭寇侵扰，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官方贸易）。

    但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直到嘉靖二年（1523年）爆发了宁波之乱；加上稍早时的葡萄牙人入侵，发生屯门海战与西草湾之战，此后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机，明朝遂宣布中断一切贸易，期望以围堵的政策来减轻倭寇的威胁，但也断绝了许多自唐朝以来整个贸易产业链相关从业人员（渔业、手工业、造船业、商贸业）的生计，致使对外贸易下化，商业纠纷无从解决，遂转成武力报复，倭寇之乱不减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乱。

    更重要的是，自此以后，明清两朝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缺乏国际交往与合作，也没有了汉唐盛世“万邦来朝，道路络绎”的气象，于是在科技、经济、体制、文化、军事各个方面逐渐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国曾经许多年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却屡屡被人家的洋枪洋炮打败，最后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后来的发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书朝廷请求开海禁，被拒绝后，把基地设在日本的平户藩，以反对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国人为基础，与日本人、佛朗机人合作进行走私，在后期倭寇中很为知名。胡宗宪与戚继光、俞大猷曾参与讨伐倭寇的军事行动。

    所以，后期的倭寇——也就是戚继光他们抗的倭，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倭寇，而是“假倭”。

    那么，到底何谓“假倭”？

    15世纪半至16世纪，这些人的活动舞台为中国沿岸、东南亚方面，成员以中国人及朝鲜人为主，被称为“假倭”。此时期倭寇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国的生产力增加，但施行海禁政策。史书所见的最后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祸始，乃由闽、浙沿海奸民与倭为市；而闽浙大姓没其利，阴为主持，牵连以成俗。当时抚臣朱纨欲绝祸本，严海禁；大家不利，连为蜚语中之，而纨惊死矣。纨死而海禁益弛，于是宋素卿、王直、陈东、徐海、曾一本、许恩之流争挟倭为难。自淮扬以南至广海万余里，无地不被其残灭，而闽祸始惨矣”。

    之后，由于丰臣秀吉发布八幡船禁止令（即禁止海盗行为）的影响，倭寇的活动开始减少，东亚的海上贸易也因此平静不少；而类似支持反清复明运动的郑芝龙与郑成功之类的武装海商集团也是存在的，但是已经不称其为倭寇了。

    2、中国海盗简要

    海盗名称的由来和定义

    “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冠于朝”。

    人类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强权和用暴力抢夺他人财物成了道德规范，海盗行为被视为一种有利可图、值得夸耀的事业，西方人称之为海盗业。海盗被称为捕敌私船船主、劫敌船船主、海上走私者等。在中国历史上，沿海地区居民多倚靠海洋谋生，他们在经营海洋生产和从事抢劫活动的同时，也反抗官府和土豪，因此被称为海贼、海盗、海寇、洋匪、岛寇、绿客等等。

    怎样看待中国历史上的海盗

    中国是个农业文明古国，历来封建王朝都重农抑商，曾长期对外垄断“贡市”，禁止商民出海活动。明清王朝厉行海禁，严禁商民出洋贸易，下海出洋者被视为奸徒、海盗。纵观中国历史，许多所谓海盗，其实并非残忍好杀的海盗匪类，应该肯定他们是海上英雄豪杰之士。近年来，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海盗活动问题，这反映中国学者和文学家对过去的海盗有了新的认识。

    当海禁放宽时，海盗就变成海商；当海禁加重时，海商就变成海盗。因为明朝的海禁很严，中国海上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所以就只能去做海盗。他们的势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明朝的政治、军事局势。而所谓的“倭寇”，其实就是在中国海盗集团指挥下的日本海盗。

    清代袁昶诗云：“篙工柁师卧江沙，海禁久弛吞声哭。”意思是说：若非海禁久弛，哪有郑芝龙以及郑成功父子的成功？

    明朝中叶的中国海盗和现在的海盗不一样，他们代表着商业的新兴力量，或者说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的萌芽。很可惜，这些商业力量并不成熟，郑氏集团到达台湾之后并没有继续发展商业，而是把金钱换成了土地，错过了建立海上商贸帝国的时机。

    研究中国海盗史的意义

    中国历史实际上是陆地的历史。二十四史所记录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内陆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偶尔涉及海洋，也只是视为海外诸国朝贡的贡道。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忽视海洋，致使海中岛屿经济、文化发展缓慢。

    世界历史表明，一个海洋国家不重视海洋开发与经营，势必影响到本国的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被认为是“保存胎儿的酒精瓶”，成为“停滞的典型”，其原因就在于此。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研究海洋发展史，研究以海洋为舞台的海盗的活动历史，是必要和有意义的。

    中国的海盗史，从一定程度讲，就是中国的海洋史，涉及海洋渔耕、海上交通和贸易、海洋军事、造船史、国际关系史、华侨史等等。研究中国海盗史，可以推动多门专史的学术研究，一举多得。

    中国海盗活动的范围

    山东胶州湾至渤海：东汉至宋元时期，属早期海盗活动的主要海域。由于商业经济与海上贸易没有持续发展，海盗活动只得南移到东南沿海。

    东南沿海浙闽广地区：浙江富足。福建——“海者，闽人之用。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为盗，啸聚亡命，富者则以海商为业。”广东——海域广大，远离政治和军事中心。

    日本和南洋各国。

    3、一些关于倭寇的资料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的小说《喻世明言》中所描写的倭寇

    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掳得妇女，恣意奸淫，弄得不耐烦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赠。只是这妇女虽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话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是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挨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

    昔人有诗单道着倭寇行兵之法，诗云：“倭阵不喧哗，纷纷正带斜。螺声飞蛱蝶，鱼贯走长蛇。扇散全无影，刀来一片花。更兼真伪混，驾祸扰中华。”

    杨八老和一群百姓们，都被倭奴擒了，好似瓮中之鳖，釜中之鱼，没处躲闪，只得随顺，以图苟活。随童已不见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顾他人？

    莫说八老心中愁闷，且说众倭奴在乡村劫掠得许多金宝，心满意足。闻得元朝大军将到，抢了许多船只，驱了所掳人口下船，一齐开洋，欢欢喜喜，径回日本国去了。

    原来倭奴入寇，国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岛穷民，合伙泛海，如中国贼盗之类，彼处只如做买卖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统，自称大王之号。到回去，仍复隐讳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将十分中一二分，献与本岛头目，互相容忍。如被中国人杀了，只作做买卖折本一般。所掳得壮健男子，留作奴仆使唤，剃了头，赤了两脚，与本国一般模样，给予刀仗，教他跳战之法。中国人惧怕，不敢不从。过了一年半载，水土习服，学起倭话来，竟与真倭无异了。

    倭寇的影响

    明朝与高丽、李氏朝鲜都曾经对室町幕府要求取缔海盗行为。明朝甚至于与日本发展了勘合贸易。而高丽王朝的灭亡，与李氏朝鲜以倭寇根据地名义进攻对马岛，也是受到倭寇的影响。

    八幡船

    日本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海盗船通称为“八幡船”，这是由于倭寇以“八幡大菩萨”作为旗帜。

    活动地区

    倭寇的根据地，包括日本的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五岛列岛，以及中国、朝鲜半岛及其沿海岛屿、台湾岛、海南岛。荷兰人未到台湾之前，台岛也是倭寇的活动据点。学者研究亦证明，在台湾活动的倭寇，亦是漳泉一带与日本方面有贸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盗，不是日本人。

    在倭寇最强盛时，其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

    知名人物

    孙恩、卢循、方国珍、陈祖义、王直、许栋、徐海、陈东、萧显、李旦、颜思齐、郑芝龙、蔡牵、张保仔；以及道可（松浦隆信）、曾一本、毛烈、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

    部分史料

    在韩国正史《世宗实录》（（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中，叙述“前朝之际，倭寇兴行，民不聊生。然其间倭人不过一二，而本国之民，假著倭服，成党作乱”。《太宗实录》又写“或时，假倭为寇”。明史《日本传》也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盗大概只占三成。

    纪录寇边的倭寇，其组成实以韩国人为主，以及一些中国人，他们冒名或混杂其间作乱。

    近年学者观点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4、嘉靖朝倭患

    明朝中期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

    （1）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

    （2）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

    （3）日本室町幕府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

    （4）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则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王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林仁川教授认为，16～17世纪明朝中叶时期，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就是一个海盗的世界。这里有中国海盗、日本海盗、朝韩海盗、葡萄牙海盗、西班牙海盗、荷兰海盗等。那时商、盗没有明确划分，有生意做的时候就是商（走私），没生意做的时候就是盗。他们有时候互相抢，有时候就上岸抢。

    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的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使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年）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厮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

    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许栋、王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

    在福建巡抚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2000人。嘉靖四十年（1561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

    5、王直其人及其后世评价

    眼下，对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有人撰文《倭寇罪行始末辩——兼驳为王直翻案风》以正。

    倭寇的出现

    ——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疯狂侵略的非常情势下被迫提出来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保护国家安全和民众利益的防范性政策。不是海禁引来倭患，而是倭患导致了海禁。

    倭寇的发生，以明代为最盛。“倭寇”一词出现于中国，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一书，记载了洪武二年（1369年）倭寇劫掠山东、苏州、崇明的情况。但是，倭寇对于中国沿海的掠夺，绝非始于明朝。《元史·兵制二》记载：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这才是倭寇对中国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其规模已经很大了。

    基于以上史实，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先生在其《关于明代倭寇性质问题的思考》中指出：“……所谓海禁是有条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对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闭关，官方市舶贸易非但没有禁止，有时还很活跃，并于正德年间出现了由市舶贸易向海外市场贸易转变的趋势。只是为了防范‘奸民’（也就是王直这样的人）与倭寇相结合，防范倭寇乘虚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说，海外贸易是由官方来控制，而不是绝对禁止。用‘闭关锁国’来概括明太祖以来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确的，所谓‘闭关锁国’引来倭寇更没有根据。”

    倭寇的出现，是与日本的武士阶层的特性分不开的。日本学者井上清著《日本历史》一书中说：“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而在日本，自13世纪起的2次变乱（南北朝对立、战国时代）之中失去知行领地的武士成为浪人后，率先向海外寻求出路而形成海盗。此后，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内、细川）见有利可图，便加以支持，于是形成有组织的侵略行径。及至王直等汉奸败类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废弛、国内土地兼并严重等情况，遂导致了嘉靖时代的倭寇大规模入侵。

    由此看出，倭寇之祸是家贼引外鬼的结果，而非什么民族内部矛盾。明倭寇为患尤烈，不仅仅是来自日本海盗的凶残本性，更是因为有像王直这样熟知东南兵力部署、地理环境、物产风物的所谓“杰出”人士为伥、为向导、为助力，才会真正形成明际三大祸患之一，最终动摇了明朝的基业。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王直之流不仅仅是作伥，更主要的是他主动投入到这一“事业”中，还把中国尚处于萌芽的海洋之花变成了毒芽，最终成为守旧士大夫们葬送一个大陆海洋梦的口实。

    倭寇的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国的目的

    ——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

    关于倭寇的成因，我们先看看日本学者是如何解释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与勘合贸易》一文里写道：“因经济拮据，无法依靠国内（这个国内当然是指日本）的产物生活，所以铤而走险到海外去。”

    这个海外是指哪里呢？毋庸置疑，是当时的中国和高丽。

    其实，田中的这个说法，还是照顾本国面子的。台湾学者郑梁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结队地从事劫掠时，非有许多船只不可。”

    这一句说得不错。造船是要钱的，何况是制造可以跨越东海的大海船，没钱造得起吗？因此，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使然。同理可见，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利益驱动下附逆作恶，为了自己的贪欲而甘心成为汉奸。以下就是他们作为海盗的掠夺破坏行径：

    嘉靖三十二年，萧显攻上海，“焚治所，掳掠子女财帛不可胜数”（《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贼深入内地，杀掠甚惨，数百里内，人皆窜亡，困苦极矣”。四月，“掠袁花镇，焚劫甚惨……随处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缫丝苦役，夜晚轮奸。五月，攻韩撖浦不下，杀男女千人泄愤。“此党贼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杀害数千人，荡民产数万家”。六月，贼退石条街，抢劫放火，烧毁数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贼袭击夹石口镇，放火3天，死者无数。后攻崇德，将当地丝绵工场抢劫一空。五月犯长安镇，平民死伤者堵塞路途，繁华乐土一夜之间化做荒野。又犯湖州街市，大肆毁坏掠夺，杀人无算，城边流血数十里……（《倭变事略》）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奸淫烧杀、抢劫掠夺的例子，不胜枚举。汉奸们勾引倭寇，将江南富庶之地当作他们发财致富、杀人泄欲、欲取欲求的乐土，化繁华为白地，变殷实为贫穷，使商贾云集之所一夜之间尽成瓦砾。倭寇所过之处，人民大量死亡、被掳、逃亡，农业与工商业遭到严重破坏。

    但是，王直等辈在掠夺到财富后，可曾将其转化为资本，进行过任何增值性的投资与建设吗？没有！他们只是完全彻底地进行破坏，然后将掠夺所得饱肥私囊，挥霍一空。对此，那些大喊着“把东南百姓生计放在第一位”的人，为何视而不见呢？还是昧着良心装作看不见？

    资本的萌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来吸引投资，招徕客商繁荣交易。站在北京皇帝的龙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极地寒冰；那么，当我们向东、向南张开风帆的时候，王直带着鬼子进村了！他们进犯的沿海地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萌芽的主要地区，也是中国经济最繁华的地区。他们的烧杀抢劫，正是摧毁、扼杀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凶残魔手！试问，世界上有哪个繁荣的资本主义不是建立在不断地被掠夺和被摧残的废墟之上的？

    自我中华百年兵连祸结以来，自虐情节就不断困扰着我们寻找真理、破开坚冰的脚步。那些为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脊梁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们不断上升的复兴道路上，再次把我们拖向愚昧与甘愿受虐的绳索么？警惕啊，“美丽罂粟的结晶叫鸦片！”

    倭寇的构成

    ——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

    有些人认为，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百姓。认为真倭不过占30%，假倭也就是中国人站70%。甚至认为，那30%的真倭也是雇佣兵性质。王直、徐海、陈东、叶麻，萧显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领。

    但是，看一支武装队伍的主流要看什么？要看其在为谁服务，看其武装的性质。否则，封建时代的军队主体是农民，却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包括日本侵华时期在华北、东北组织的伪军，也会因其主体为农民而成为农民武装了吗？而无论哪个时代，都是以少数领导者来支配大多数百姓。

    至于投入倭寇的中国人中，其中多数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挟进去的；还有是元末起兵的张士诚、方国珍残部逃亡海外，再其余便是如王直这样的地痞无赖。且并非占绝大多数。倭寇“随处劫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先驱”；“贼以掳民为先锋，使敌我兵而自脱去”。（采九德《倭变事略》）

    再看战绩：嘉靖四十二年平海卫大捷“真倭首功2200余名颗”；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军“冲倭寇船4只，生擒真倭27名，斩首级20颗”（《谭襄敏公奏议》，谭襄敏公即抗倭名将谭纶）。这些战斗当中均无“从贼”者，即无中国人。四十三年的仙游之战，围攻之贼“几二万”（戚继光《戚少保奏议》），其中“真倭实有万余”（《谭襄敏公奏议》）。可见，真倭绝非所谓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的主力。

    大量史实证明，是先有倭寇，而后王直引以为援，却为祸国家民族，一逞个人私欲。没有王直，倭寇还会来；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应手。倭寇在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祸，不是王直给倭寇做了指路明灯又是什么？王直不是汉奸又是什么？

    王直等人的真实嘴脸

    ——汉奸。

    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封建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代表，是开拓海外市场的先驱者。他们与明朝的对立，是民间自由贸易的诉求和闭关锁国政策之间的对立，并因此将倭寇之祸归类为国内矛盾。

    对于真倭与王直等人之间的关系，明朝兵部尚书杨博如是说：“倭奴非内逆无以逞其贪狼之志，内逆非倭奴无以遂其鼠窃之谋。”这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论，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间是相互利用、狼狈为奸的关系。正是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民族败类的指引，倭寇才会在300年间愈演愈烈，形成中国的大患。

    也有人说，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领。这又是一种谬论。

    王直在接受胡宗宪招抚的时候，说日本三十六岛都听他的指挥。这纯属是为了获得谈判筹码而自吹自擂。别说是真倭，便是称为其部下的陈东、徐海等人，也未必听从他的指挥。如果他真的拥有那样大的权威，在他表示归附明朝时，陈东攻打桐乡，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制止，又何劳胡宗宪再使离间计来对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写给胡宗宪的书信里说出了实情：日本战国纷争，沿海诸大名各自派遣海盗，需要“便历晓谕”和“抚谕各国”，才能“杜绝诸夷”（《倭变事略》）。

    可见，他不过是那些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并非倭寇之首领。

    其实，王直能居留平户，也是通过“倾赀勾引”的手段，即向当地日本领主进献大笔钱财来换取居留权的。所谓的“夷人大信服”，不过是花钱买来的。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过是获取财富的工具而已。什么日本人的恩人之说，不能成立。

    还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岛倭寇的真正领袖，那么在他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狱后，倭寇之祸便应当减轻或者杜绝了。但此后的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年），倭寇又先后入侵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其规模之大，多至数万之众，丝毫不逊于王直等人的时代。

    再看看与王直同时期的其他汉奸的面目：

    徐海本来是佛门弟子，却被他的叔父徐惟学骗到日本，作为借款抵押大偶国夷。徐惟学利用这笔钱组织倭寇侵犯广东，被明守备墨孟阳杀死，于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过劫掠来还债（《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见，他的主子还是日本人。

    陈东是“萨摩州君（应该是大名岛津氏）之弟掌书记（秘书）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宪说服徐海归降时，让他捉陈东作为进见礼。于是，徐海出千金贿赂萨摩州君之弟，使他将陈东交到自己手中，然后献给胡宗宪。（《筹海图编》、《虔台倭纂》）可见，陈东这个所谓的“掌书记”，也不过是一个被日本主子抛弃的可怜奴才而已。

    在《西园闻见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被掠的中国人在倭寇内部的见闻，见闻的主角是“多谋善战，王直亦惮而让”（《筹海图编》）的厉害角色萧显。这个被掠的中国人是华亭泾（今属上海）人杨元祥。他在遭到审问后，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后，杨元祥乞求得到释放，萧显却先要带他去见日本船主。“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萧）显见叩首，陈（杨元）祥之功”。此后，杨元祥才被放回。可见，这个连王直都忌惮的萧显，连释放一名俘虏的权利都没有，还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报，求得同意。如此可怜模样，也算是倭寇首领吗？

    在一篇题为《论王直的倒掉——中华的大陆坚定和海洋迷失》的文章中，错误地将封建主义的自身缺陷与外来侵略混为一谈。譬如，一人得病期间，却又被另一人拔刀砍伤，难道砍他的人是在为他治疗吗？这病人便是明朝，而凶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实在是闻所未闻，更加难以自圆其说。难道如戚继光、谭纶、俞大猷等保卫海疆、保卫民众、反击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挠中国进步的反动力吗？

    故此，王直的倒掉，实是为国家去一毒瘤，为百姓斩一凶手，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纵将此人剖肉烹食，分飨江南万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偿其对天下苍生所犯下的无边罪孽。

    结语

    ——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

    倭寇的目的是掠夺与破坏。无论真倭、假倭，都是以抢劫中国内地的财富为目的，其中还存在着日本各地方政府的指使与组织，他们才是倭寇的真正指挥者。而倭寇的行为，则是有计划的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略。至于王直等人，只不过是为倭寇引路的走狗，是出卖本国百姓利益以肥自身的海盗，是倭寇侵略中国的帮凶，是不折不扣的背叛祖国与民族的汉奸。正是因为有了以他为首的这样一伙出卖灵魂的奸佞之辈，才在中国本已举步维艰的海洋路上又设置了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藩篱。

    究竟是谁阻止了中国的海洋路，已经是不辩自清的事实了！他们的罪恶行径，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任何为其翻案、辩护的理论，都是荒谬的曲解和悖论。

    但是，在一篇小文《东南倭寇乱因》中又有另一说法：

    东南倭寇的乱因不在于王直一人，而在于腐朽的明朝禁海体制。将东南倭寇乱因归于王直一人，而忽视了腐朽的明朝禁海体制，背离了唯物史观，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直派人传话给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胡宗宪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将王直诱捕。由于当时沿海形势紧张，胡宗宪不敢贸然杀掉王直，许其活命，把他软禁在杭州2年多，本希望流寇因为失去首领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明廷处死。

    东南倭寇的真正原因，是王直等东南沿海人民为了生计而对明朝腐朽禁海体制的反抗，同封建时代农民反抗腐朽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样的反抗。王直是杀人如麻，但是，张献忠、黄巢等农民起义领导者不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一样杀人如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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