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荣誉

    中国新诗在文革结束之后，开始了新诗潮的涌动。在新诗潮的冲激下，原先的诗歌体系解体了，由此形成了新诗史上的又一个艺术变革的时代。对于这一时代诗歌内涵的较为全面的表达，是确认其由两个基本诗歌事实所构成：一是以艾青等为代表的一批归来的诗人，一是以舒婷等为代表的一批朦胧诗人。他们的创作构成了这一变革时代的全部丰富性。前一批诗人带着心灵的累累创伤，率先揭示了中国新时代文学的伤痕主题，并且带动了当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进行深层反思；后一批诗人以怀疑的目光向着扭曲的现实发出了抗议与质问，作为既有文学秩序和传统诗歌的挑战者，他们充满锐气的创作实践，对文学新时期起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们都是新时期文学的先行者。

    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将近二十年的诗歌实践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诗歌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与承认。诗歌在这种对于苦难和悲情的表现中不仅调整与完美了自身，而且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公众因为诗歌传达了他们的憎爱而亲近并肯定了诗歌。

    当艺术表达与接受者间的障碍逐渐消除之后，诗歌自然地加入了社会，并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其实，社会对诗歌的热情，恰恰是因为诗歌发挥和展示了社会代言者的职能，是社会给予诗歌的一个回报。80年代后期因为强调诗人的个体意识而不加分析地排斥并反对代言，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中国新时期诗歌有它生长的深厚土壤，它植根于灾难岁月痛切的记忆，它从这些记忆中提炼和营造出独特的意象，典型而生动地概括了当代悲剧意义。人们从这些诗歌中看到久违的人性和人道思想的闪光，以及中国文学历史中长久空缺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特别是它们通过历史反思所传达的共同的感受，唤起了广泛的共鸣。50年代以来，诗歌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联结着社会的脉博和公众的情感，诗歌以它的真实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诗歌因传导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念而成为社会生活的血肉组成部分。

    艾青的《鱼化石》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意象，一条本来拥有活泼生命的鱼，被不知来自何方的地震或火山爆发所掩埋。当人们从土层中把它发掘出来，它依然有着完整的鳍和游动的姿态。艾青在这里表达了被莫名的灾难所袭击的悲哀，又传达了生命顽强的信念。许多诗人都通过各自创造的诗的意象，表达了这种被掩埋的悲哀和重新被发现的喜悦。当年在山东某地常林大队发现了一枚特大钻石。这颗被农民发掘出来的钻石被认为是一种喜瑞。艾青《互相被发现》、蔡其矫等诗人的《常林钻石》，都借此传达时代转变、苦尽甘来、光明战胜黑暗的悲喜交集的情绪。如《鱼化石》一样，这也是一颗时代化石。

    在青年一代的诗人中，舒婷诗中的温情和忧伤最为感人。她通过女性的温柔所表达的对自由的追求和人性的尊重都在优美的审美中得到细致的表达。还有的诗歌以网暗示生活的纠缠和无可逃脱；以迷途的蒲公英来表达前路的迷惘；以古寺象征历史的滞重和麻木。

    这些富有历史感和使命感的诗，有相当沉重的社会性内涵，但又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得到传达。它们并不因理念而轻忽情感，也没有因思想而牺牲审美。也就是说，这些承载了社会历史内容的诗，并不因为代言而失去诗的品质。诗不仅没有因在完成它的使命中成为非诗，相反，群众却因诗对社会历史的关切不由自主地亲近了诗。诗人因成为时代的代言者而获得承认。

    彗星的光痕

    这是中国新诗史的狂欢节。中国诗人以空前的热情参与了自有新诗历史以来极有想象力、也极有使命感的创造。然而，潮汐有起有落，这是规律。新诗潮大约在80年代的后半期便开始式微。整个中国诗歌界被一种漠视秩序和规范的流派竞起的局面所代替。这是一个充满创新热情和挑战精神的诗歌阶段。出现了很多的自以为是的诗歌主张和宣告，也有一些表面喧腾的展出，但总的看来，这阶段的诗歌创作言说多而实效少，得到公众肯定并且能够保留下来的诗作并不多。它留给我们一个反思性的启悟：诗人的劳作是严肃的，浮华与喧嚣是不能导致繁荣的。

    但80年代后半期的诗创作，却也并非空无，一批又一批追求各异的人，竞相出现，他们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并引为自豪的诗篇。海子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并且他的短暂的一生犹如划过天际的彗星，虽是转瞬即逝，却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光痕。海子是农家子弟，后来进了北京大学。他是一位既对土地充满深情、又接受了现代学术洗礼的年轻一代知识者。在他身上，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和面向世界的精英意识有着良好的结合，应该说，他具备了成为优秀诗人的良好条件。海子在80年代充满更新诗歌的总体气氛中，以充满神奇的创造力，以数百首短诗和几首长诗如喷泉般装扮了他实在太过匆匆的诗歌生命。

    海子的重要作品《亚洲铜》、《五月的麦地》中交织着他对中国悠久历史文化的怀想和现实的焦虑，他以废墟般的零乱和破碎来呈现诗意的整体辉煌。他燃烧的诗情灼痛了生命本身，他的悲剧般的生命也在这种燃烧中结束。彗星殒落了，他的充满热情的光却照耀着中国世纪末的诗歌风景。

    ―说过：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杆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海子是一位诗的理想主义者，为了伟大的诗，他宁可牺牲个性而服膺于集体的行动。他毕生呼唤伟大的诗，他心目中的诗的神圣是和一些神圣的名字相联系的。但丁将中世纪经院体系和民间信仰、传说和文献、祖国与个人的优患以及新时代的曙光将这些原始材料化为诗歌。歌德将个人自传类型上升到一种文明类型与神话宏观背景的原始材料化为诗歌，都在于有一种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诗歌行为25。他据此断言：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目标与成功的伟大的诗歌。

    激情时代的终结

    对比80年代的充满热情的试验与创造，90年代更像是诗的收获季节。面对着自朦胧诗开始结下的累累果实，90年代的创造力显得相对的贫弱了。整个诗歌界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激动人心的事件——当然偶而也有一些可供谈论的话题。

    没有事件未必不好，诗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诗在某些时期的轰动，多少总由于现实中的某种匮乏。于是，人们便把异常的热情倾倒在这个原不应轰动的事物上面。诗人更多的时候总是独自咀嚼着一枚人生的苦果，而无法离开诗本身去做一些力不能及的事。轰动很少是由于艺术创新所带来的激情。

    但诗的进步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80年代新诗潮带来的冲激促使了诗歌观念的解放。诗歌内涵的扩展和丰富，造成诗广泛涉足于从社会到内心、从实有到幻想，以及意识深层的所有领域。至于诗的审美追求，以意象化对于文革模式的挑战为发端，全方位地艺术探险，早已促成了中国当今诗歌艺术的多元化格局。现阶段中国诗人所拥有的创作自由可说是空前的。当前诗歌写什么和怎么写已经很少存在障碍，这就是90年代中国诗歌发展的良好环境。

    个人化倾向

    对于社会或时代代言身份的扬弃，促使中国新诗迅速地走向个人化。有一个时期，诗人们开始拒绝诗对意义和价值的承载，认为人类的教育、愿望无一不是在与事物的利害关系上展开的，诗歌的真实就在于它脱离了这种利害。这种主张说明中国新诗摆脱了在特定年代受到的非诗的困扰。那种使新诗不得不在诗美之外承受负荷的局面，现在已基本结束。在90年代，诗歌的确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诗中的豪情壮志。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处境。这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欠缺。在以往漫长的时空中，诗中充溢着时代的烟云而唯独缺失作为个体的鲜活的存在。现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们是读者的朋友。平常人和平常心迅速地使诗恢复了常态，弥漫于诗行中的是一种让人感到亲切的普通和平凡。日常生活，即所谓凡人琐事大幅度地进入诗中，这极大地改变了以往普遍的大题材占领的局面。

    诗歌的出发点本来即在个人，所有涉及外界的大的关怀或钟爱，无不生发于诗人的内心。从最初的动心到表达，诗的营造过程都是个性的。当然，不管诗的动机如何的个人化，它最后总作用于他人，但这种引起他人激动的作用，依然归根于诗人融化内心情志的个人性的劳作。从这点上看，诗的生产的群体化是违背其本性的。中国诗行进到了本世纪90年代，使游离的诗心复归于诗人的个性，显然是历史性的辩证，其重大意义不容怀疑。例如，90年代的新诗大幅度地展现出中国诗人内心的从容与舒展，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以往缺少的享受生活的情趣和姿态。过去被严峻环境所催逼的紧张得到松驰。这大大增加了诗歌扦写个人情态的份量。

    由于个人化写作的进展，诗歌迅速地把原先远远伸向外界的触角收了回来，如同蛙人的劳作，诗人们把感觉和体验潜深到内在世界的无限丰富之中。前面谈到的诗人从社会的群体回到单纯上的个体还只是问题的初始，诗人把以往对外部世界的无保留也无节制的才华的抛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们开始把关注停留并凝注于个体生命的细观默察上，心理的和潜意识的细末微妙之处的体察和把握上，诗歌创作发生了由外向内的移置。

    这也成了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兴起的切实而巨大的背景。笔者始终认为，在文革结束之后的诗歌成就中，除去朦犹诗在反思历史和艺术革新方面的贡献是别的成就无可替代之夕卜，唯一可与之相比的艺术成就，则是女性诗歌创作。这是仅次于朦胧诗（当然，女性诗人中有些人也是朦胧诗的参与者）而加入了中国新时期诗歌实绩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

    中国新时期女性诗歌的写作在中貝新诗的历史中并非罕见。早在五四新诗革命之初，便有女性诗人加入了新诗最初的创造。冰心的《繁星》、《春水》便是女性诗人对草创期中国新诗的贡献。从林徽因到陈敬容和郑敏，尽管为数并不多，但中国女诗人都在各自的时代产生过突出的影响。但在文革以前的长时间，中国女性诗歌的表现形态及其实质，大体只是表现在女人写诗的层面上，即她们和男诗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她们是女诗人。这话的意思是，要是撇开性别差异这一点，则她们所写的和男诗人所写的是同样的无差别的内容。这样的表述也许有点绝对，事实上男女诗人在表现同一事物时在感觉和表现上会有差别而中国女诗人的创作除去诗歌社会性的完全一致之外，女诗人基于中国社会长期封建压迫的事实，而在女性自立，男女平等，以及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等方面也表现了她们特殊的关注，也就是说，男女诗人在创作的风格和题材的选择上也并非完全相同。

    但事实上中国长时期的女性写作大体总处于无性别差异的状态。战火连天的年代，动荡不安的环境，女性应有的一切被剥夺，女人承担了和男人同样沉重的命运的负荷。整个时代要求于女人的，是做一个和男人一样的人，而不是女人。这样，中国女诗人笔下的风景就是无差别的风景。尤其在倡导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女人细腻、委婉、善感多情、温柔缱绻，这些性别给予的特点，在艺术上均得不到施展的机会。文革结束后整个文学处于开放的态势，以及騰耽诗引发的一场大的艺术变革的机遇，再加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和平状态，这些诗歌内外的条件促成了中国新诗史上罕见的女性诗创作的全面繁荣。

    从女性写的诗到写女性的诗

    这种繁荣用最简括的表述就是，诗回到了女性自身。这种女性诗不再是女性写的诗，而转进为写女性的诗。这样看似简易的词语倒换，却表达了诗歌在一个新的时代里的巨大的进步。过去受到忽视或被驱逐的一切，如今都回到了女诗人的创作中来，而不仅仅是女性的自尊和价值重新肯定。诗歌的发展很快地使舒婷的《致橡树》或《惠安女子》成为古典的话题，一般认为，这位女诗人所传达的美丽的感伤尽管震撼人心，却也并不是单单属于女人的那些感受。

    中国文学中女性的自我抚摸或进入私语状态发端于诗歌，而后才进入小说，再而后才进人散文及其它。诗在新时期文学运动中始终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年青的和更为年青的女性诗人大踏步地超过朦胧诗造就的成果，她们无拘无束地一径向前而去。她们进军的方向不是向着外界而是向着自身，向着女性自身丰富而隐秘的内在世界。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从诞生起就面对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带着自己的情绪和知觉，事实上，每个女人面对着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这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这就是当前女性诗歌的指向，正如翟永明所说，这不是拯救的过程而是彻悟的过程。

    中国女性诗歌就在这样状态下彻悟过来。在中国年轻的女诗人面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她们如同发现新大陆一般地发现了自己的身体、身体内部的感觉和那些仅仅屑于女人的一切体验——生理的和心理的。也就是说诗歌一下找到了过去未曾深掘甚至是没有真正发现的一个巨大主题：女性的精神性别。

    依然闪耀着理想的星火

    告别80年代的诗歌其主导的流向，是全面推向诗的个人化和增强诗的私秘性，大量的诗歌表现了对历史的隔膜和对现世的疏离。诗在过去的惯性决裂方面投人了巨大的热情，却也因而陷入了丰富之中的贫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80年代后期幵始的理想主义的提倡和学院诗人关于知识分子精神的辑倡，以及近期由一些诗人发出的关于新的文化复兴的呼吁，依然是滔滔洪流中不曾湮没的一脉清泉。它微弱的声音虽不足以抗拒那举世滔滔的巨响，但无疑是一种坚忍的执着。

    （原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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