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

    香港因为它的特殊地位以及经济的奇迹般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香港的艺术、文学和诗在以平静的甚至是低姿态的方式悄悄地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架构和格局。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因此香港有着特殊的文化形态，香港文化是与金融社会的经济形态相联系的，香港的经济实力也藉文化的实力显示出来。有一种自以为是的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时髦说法，不是由于无知，就是由于偏见。对此，许多人已有论证加以辩驳，黄维梁有专文《香港绝非文化沙漠》对此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论述。黄国彬在《香港的新诗》概论中对此也有阐释。这里的论述是在赞成上述学者意见的前提下，而且是在确认香港的不仅有文化而且有着它的历史与繁荣层面的基础上进行的。

    首先涉及的是艺术的有关方面，特别是通俗唱法的流行歌曲。邓丽君在香港和台湾的演唱一时风靡大陆，她的圆润清脆的纯情演唱，轻丽之中又有淡淡的哀愁的情韵，的确令大陆听众为之耳目一新。特别是在当日那种生硬、冰冷而且寡情的音乐的统治下，邓丽君的一曲清歌让人感到真实自然的声音是多么的可贵。接着是时装艺术、广告艺术、书籍和商品包装，乃至影视和舞台的演出艺术，从着装、台风到语言表达，都表现出香港风情无所不在的潜在影响。过去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有害因素，如今却在转换它的价值观念。这不能不是转型期的中国对于世界的一种积极和灵活的姿态。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负面的影响。这责任在于模仿以及引进的无选择和盲目性。

    至于诗歌，香港的诗歌目前的确没有在外界获得更多的关注。原因还在于隔膜，外界对香港诗的注意不及对台湾诗界的关注。但香港的新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一支脉流却是从20年代开始形成，而且直到今天也在商品世界的挤压中艰难地发展着。处身于香港的这种特殊文学环境中，一般非通俗的文学生存本就极难，何况是读者本来就很少的新诗？

    溯源及发展

    正因为外界对香港的所知有限，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特殊地区被掩盖的诗的特殊历史及现状，做一个简要的描述。

    这里对香港诗的历史及现状的叙述，参阅了诸多有关资料，特别是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卢玮銮的《香港文纵》和黄国彬的《文学的欣赏》以及《诗双月刊》的有关专文。

    香港的新诗活动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新诗的创作、出版、传播显然要晚于内地。20年代，香港由于与上海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故上海的新文艺的风气总是通过香港并由此传人广州。20年代中期，香港新文艺开始萌发。《大同日报》、《南华日报》等报副刊开始刊登新文艺作品。1928年以后《星花》、《伴侣》创刊；1929年《铁马》及《岛上》创刊，岛上社成为刊物主力，其中刊有新诗。侣伦在《岛上的一群》中说到岛上社当日的处境：那时候的香港的确是寂寞的：古老的封建文化笼罩住整个社会，透不出一丝新鲜气息。而这一群人所尝试的新文艺工作就像孤军突起似地挣扎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之中。《铁马》《发刊词》说它的主旨在于倡导慰抚灵魂和震撼灵魂的纯文艺。

    30年代香港出现了两种诗刊《诗页》和《今日诗歌》。有一批香港本地的诗人参加筹办和撰稿。李育中发表在《今日诗歌》创刊号的《都市的五月》。

    皮革的鞋，

    沥青路温柔地承着，

    艰辛跋涉的行脚，

    火热的太阳，

    照在孤露的人巢，

    又落在白巴拿马帽笠，

    烘热的风包围着，

    倦怠了的电动扇。

    这诗风与30年代内地流行的左翼派诗情调颇为近似，大体上反映了当日香港与内地诗歌同步发展的态势。但香港诗的大面积繁荣，还是抗战开始以后的事。战时香港地位很重要，大批内地作家南下在这里时间或长或短地从事新文学的活动，其中萧红、许地山、戴望舒在港时间较长。尤其是戴望舒，作为现代诗人，他在香港的活动，对香港新诗的推进起了深远的影响。

    1938年戴望舒主持《星岛日报》的星座，他希望星座能与社会同尽一点光明之责。1939年他除了主编《星座》，还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等。他在香港为繁荣新诗不遗余力地做着贡献，以他的那些具有思想转变历程的代表作品如《萧红墓畔口占》、《元日祝福》等，也以他对香港新诗运动的有效组织工作。

    从30年代到40年代，香港诗的运动，持续有力地受到内地进步文学的影响，幵始是普罗文学，后来是抗日救亡，到了40年代后期，则是迎接新时代的震撼。这一时期香港诗最普遍的内容，是揭示市民的生活真实状态的诗篇。这些诗，大体奠定了30年代至40年代香港诗的基本形态。众多的诗人从内地来到香港，又从香港转向各地。由于他们的到来，使香港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一直处于后方的文化运动中心的重要地位，而与重庆、昆明、桂林和延安相互呼应。除了戴望舒之外，抗战胜利之后，在内战烽烟中来到香港的还有袁水拍、陈芦荻、邹荻帆、黄宁婴等。

    40年代结束，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文学也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大的分野。被隔离的中国，以大陆、台湾、香港的三分法，开始了它们各自形态的发展。其间中国大陆的变化最激烈，由于各项政治运动和批判运动的幵展，文学和诗的发展也最畸形。相反，倒是台、港两地的文学大体上延续了五四开始的新文学的基本形态，平静地发展和变化着。

    大陆虽大，但却与世隔绝，数十年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相形之下，台港则处于开放的和交流的世界中。台港两地，因为社会性质相近，人员和作品的交流很频繁，黄国彬对此有过评述：50年代和60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盛极一时，许多诗人都设法把西方现代诗歌的技巧移植到中国来。这种风气，当年也是香港新诗的一个特色。昆南、王无邪、叶维廉、马朗等人在《文艺新潮》上发表的作品，都有很浓的现代色彩。这种特色也可以见诸《好望角》和《中国学生周报》的《诗之页》。在50、60年代的现代浪潮中，香港和台湾的诗歌是互相影响，互相冲突的。此外，由于香港有些诗人（如叶维廉、戴天、蔡炎培、温健骝）在台湾受过教育，与台湾的诗人有来往，因此在风格上两地自然有相近之处。（黄国彬《香港的新诗》）

    50年代以后力匡、黄思骋等的《人人文学》、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刘以鬯为《香港时报》主编的《浅水湾》，都以显著的位置发表新诗，对新诗的现代化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洛枫在《香港早期现代主义的发端》（载《诗双月刊》第8期）文中高度评价了马朗以《文艺新潮》为阵地对倡导新诗现代主义的贡献。1956年创刊的《文艺新潮》，共计出版了15期。它在香港新诗向着现代主义进展中的重大作用，得到学界的公认。刘以鬯和梁秉钧都肯定《文艺新潮》在促进香港早期现代诗发展所具有的引进和启蒙的意义和作用。在它的影响下，1955年出版了《诗朵》，1959年出版了《新思潮》，1963年出版了《好望角》，这些工作都对香港新诗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马朗回忆说：想办《文艺新潮》是1959年秋天的事。当时，海外烽火四起，世乱日亟，香港的人心和现在一起动荡……我们出版这本杂志，从头就是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一个新的潮流一这个潮流就是现代主义……在这个时期以前，受到政治势力的影响，我们的视听都被蒙蔽多时。回到香港，破除蒙蔽的屏障重新观看里外的世界，我们觉得处身于一个史无前例的悲剧阶段，面临新的黑暗时代，彷徨迷失，于是感到需要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学上追求真、善、美的道路，要在艺术上建立理想的乐园。这便是朋友们后来所说的推动新的浪潮的历史任务，也就是我们最初要在革命的狂流中开始一个新的革命。这个新的潮流，就是现代主义。（马博良《（文艺新潮）杂志的回顾》，香港《文艺》第7期）

    对现实的困惑和失望转而在文艺和诗中实现理想的真、善、美境界，现代主义在香港的移植也披上了东方文为世用的色彩。马朗为《文艺新潮》写的发刊词的题目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到我们的乡下来》。该文宣称理性和良知是我们的旗帜和主流，缅怀、追寻、创造是我们的使命，这里的现代思潮浸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人世精神。他们要在一种新的艺术精神下面发扬传统的道德力量。可以看出，香港的现代诗的作品比台湾纪弦一班人的宗旨更接近中国的传统精神。从它的宣布来看，作为一种艺术思潮，它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切近，它是应心灵的召唤和对现实的寄托而选择了现代主义的。它受中国传统诗人的人世精神的驱使，而使现代主义在这里得到某种相应的改造。

    现在看来，香港的中国新诗在20年代，尽管五四的新诗革命精神从内陆转到此地是一种迟到现象，但是由于当日前驱者的传播，使这里也直接受了五四的薪传。很快进入了30年代，直至40年代，左翼提供的现实诗风对这里的创作有较大的涵盖。可以说，大体在40年代之前，由于也感受到中国的艰难，香港的诗风同样介入了社会和民生困苦。到了60年代，则如上所述，香港与台湾相对地与大陆产生疏远，因此时台、港诗艺交流多。当时正是现实主义潮流涌现的时期，而在这里成为主导现象的却是现代主义诗风的披靡。现代主义潮流为香港诗坛带来了活泼生机，但也使部分诗风转向晦涩，甚至在某些人那里成为一种流行现象。对此，黄国彬有过较为冷静的评论：成功的作品，浓缩凝练，摆脱了三四十年代的不少陈腔。语言、意象、主题都十分新颖；失败的作品，主题含混、焦点模糊、结构松散、语言凌乱、意象杂糅，连作者本身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香港的新诗》）这种诗风趋附时尚的现象，持续了整个60年代，进入70年代始有较为冷静的调适。

    现代风的吹刮，促使人们生发出对于理想化的艺术殿堂的景仰和膜拜，于是往往迷恋于那种刻意造出的现代氛围。相反，如三四十年代那种对于现实的锲人反而淡漠了。因此，有的评论家认为在60年代，许多诗人即使生活在香港，也不大写日常的生活，而是写比较遥远的题材，写想象中的世界，笔触比较出世黄国彬《香港的新诗》）。概括地说，60年代的香港新诗比较浪漫——它与现代主义的移植及改造有了奇异的结合；进入70年代则是一种反浪漫的趋向，写实倾向有了新的兴起。香港的地方生活氛围和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况开始得到更多的注意。可以说，香港重新进人了诗人的视野，香港也受到更多更切实的关注。

    进人70年代，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长大的诗人都已进入诗坛，他们有可能获得比前辈那种流动性、即兴式更为固定和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写作条件，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环境，风情或人情的思考。例如羁魂笔下的旺角和也斯笔下的北角或鰂鱼涌，都是这种追求的成果。在也斯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中出现了大都市繁忙紧张且又有些清冷的场面：

    情感节省电力，

    我们歌唱的白日——熄去，

    亲近海的肌肤，

    油污上有彩虹，

    高楼投影在上面，

    巍蛾晃荡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迹，

    走一段冷阳的路来到这里，

    路阶指向钛色的空油罐，

    只有烟和焦胶的气味，

    看不见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桥庇荫下，

    来自各方的车子在这里待渡。

    在看似冷静的画面中无声地传递着诗人对于生活的专注与凝视，这当然不是对于周围世界无动于衷，而是一种切实的关注。

    同样写于70年代的黄国彬的《天堂》，也表现了诗人对这个都市真实生活的更为深人的剖析：

    天堂的街道生长期便秘的大肠，

    早上，中午，黄昏，

    都塞着一团团的汽车，

    （里面坐着生活安定的Executives和靠股票生活的男女）

    痛苦地，半寸，半寸，蠕动。

    打呵欠的黄昏，

    被的嗒亮度够了的写字楼职员，

    患神经衰弱的写字楼的职员，

    西装里的一条公式，

    打天星码头一星期奏六日单调的，

    大钟下跄踉走过；

    ……

    钢筋水泥是梦魇，

    自灰暗的天空向下狰狞，

    千万双盲瞳空空窥射满街阴森，

    自四面八方扑下来扑下来，

    欲噬你吃罐头长大的百多磅，

    要逃，你会逃入不同牌子的虎群。

    这里有对真实生活的锲人，也有传统的对于城市的压迫感，以及对这种压迫感的初始而潜在的反抗的激情。长期便秘的大肠，具有现代风，其中融汇着现代主义对于城市的批判，但却明晓通畅，它代表了典型的70年代的思考。黄国彬还有一首《逼近》是写地产公司的兀鹰眈眈逼视，人们居住受到压迫的困境。

    70年代以后，香港地区诗刊诗社勃兴，胡国贤在专文《从文社到诗社》中曾说：70年代开始，文社风潮，日渐消退，但不少文社成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努力创作。本来成就不大的新诗，反而由此开拓了新的蹊径那些文社过来人，于文社潮的滔滔浩浩中溯洄涵脉，进而专注于新诗的创作和提倡，更直接间接地导致80年代诗社及诗刊的勃兴。《诗风双月刊》总20期）这段文字透露了文学社团和刊物的盛衰进退对于文运诗运的关系，香港的诗人总在这种浮沉交替之间得到某种鼓励和切蹉。可以说，70年代至今，香港诗界的创作出版大体趋于稳定，诗人的创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政治局面的改观，台湾与大陆来往趋于频繁，各地诗的交流也有了加强，隔膜与偏见逐渐得到消解，大陆自朦耽诗开展以后，三地两岸之间的诗观也逐渐接近，彼此隔离和对立的情况有了改善。各地诗刊开始互登作品。逐渐地趋于沟通和对于大中国新诗构局的体认，这是中国新诗从创始到今日历时70余年间出现的最好的互通和交汇的历史时机。

    生存环境

    香港新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一部分，当然与五四的新诗传统同一源头。作为与中国古典诗词相对应的中国新诗，不论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生长，它总带有中国新诗的共同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不仅影响到经济，而且影响到文化以及文学。中国的各个部分在长达数十年的彼此间离中，在同质之中产生各具特色的异质，这是它们彼此区别的基础，研究者对此自然不能回避甚而忽视。就香港地区的诗而言，它是有别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首先在香港是一个长期被割裂的殖民地。从行政隶属来看，在1997年7月1日以前，它是英联邦成员是英国的一块海外辖区。但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居民却是中国人，讲粤方言，其文化形态、家庭组成、民族习性都与中国本土的居民相同。但它又是华洋杂处的地方，英国的属地，加上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它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相当深刻。教育制度、社会形态、风俗礼仪自然也受西风的深刻影响。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流动，以及两种文化差异带给居民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感，当然是香港以外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如下一首诗，它通过城市街道的纷繁，所传达的意绪则是典型的香港人那种飘浮不定的无根诗意：

    方向是东，

    方向是南，

    方向是西，

    方向是北，

    有人从街口的地方走出，

    面对大群的人和飞驰的街车，

    忽然被嘈杂的声音击倒在地上，

    看见四方八面而来的车辆和人群，

    不停地运行，

    他发觉自己，

    站的井字形的路口上，

    和众多交通灯的颜色指示，

    混乱的方向，

    我们的脑海里，

    找不到固定的路向。

    （迅清：《方向》）

    这是典型的香港街头的、也是香港人心灵的诗意。香港的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它有相当的优越性获得世界性的艺术方法、意象系统和语言传达，因为它与世界息息相通。香港了解世界，世界也了解香港，在国际交往中，它不存在障碍。因而香港的诗与世界潮流没有隔阂，它的地位和处境使它在接受最前卫的诗观和诗式时，显得是顺理成章的自然。

    香港身处世界的漩涡之中，因此诗观上也是开放而自由的。香港世界性的地位，使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来自各个国度的人都平等而和睦地相处。它的文化多元形态首肯了文学和诗的多元性。在一个资本发达的自由地区，文学和诗的民主性几乎就是先天的，它绝对不能容忍单一模式的专横和强加。就诗而言，多种艺术思潮在这里的存在犹如商品在香港市场上一样，它们平等，但它们又在平等的前提下优胜劣败，自由竞争。

    所以香港诗的多向度的选择是它的基本生态。但在这优点的背面，即它在对于中国的文化母体的了解和汲取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陌生感。加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种陌生感甚至还包含了某些警惕和提防。香港人的民族根意识是强烈的，它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最稳定的部分，例如作为社会的细胞的家庭以及社会意识，但它又对未来的生活感到隐优和不安。

    香港的文化和文学目前大体保持了此种两难的处境，这也成为当前香港诗内容及形式风貌方面的一大特征。如下一首诗所写，就充分表达了香港诗人的这种失衡而不宁的心态：

    这就是我所谈的悲哀，

    这就是我们的背景，

    桌上堆满废纸、烟灰缸和黄色刊物，

    这一年依旧属于镜花水月，

    无爱无云，

    没有汉魏，

    没有唐宋元明，

    还没有回醒……

    造诗读哲学，

    耳旁响起，

    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

    外面还加上音乐，

    通向邻家厨房的门还没有关好，

    西方空气依然可以，

    放进来，

    忽然想起甘乃迪，

    也许看一看艾略特，

    也许看一看李商隐、曹雪芹，

    他们依然在，

    在我的梦魂。

    （马觉：《香港，一九七零》）

    对前途的怀想，某种民族自强的兴奋又夹杂着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对强大而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历史性的飘零产生的无根感，又使之怀有自卑心理。加上香港日常用语以粤语和英语为主要语言，这样对于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陌生甚而畏惧，使他们在文化上既认同又疏远，这也影响到香港诗的创作和繁荣。公平地说，一些香港诗人的作品中的语言并不规范，中文和英文夹杂，粤方言的人诗，加上一些只有粤、港人才能理解的字词，都损害了香港诗的质量。如人们演讲咸湿的故事/并且加一些粗口。这里的咸湿和粗口，在普通话里并不流行。

    香港地面不大，一岛，一半岛，加上新界，居民六百余万。它是个港口，与大陆近在咫尺，与台湾遥望可及，因此在地理位置上，是个桥梁或跳板一类的性质。这里人员来往频繁，注定了它的流动性。根据黄维梁的分析，香港作家诗人大体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土生土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第二，外地生本土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以上二类，如舒巷城、羁魂、胡燕青、陈德锦、钟晓阳、也斯等。第三，外地生外地长，在本港写作并成名的，如倪匡、戴天、徐速、司马长风等。第四类：外地生外地长，在外地已经写作甚至已成名，然后旅居或定居香港，进行写作的，这类作家为数不少，如刘以鬯、余光中、何达、蒋芸、钟玲、徐于等（以上分析见黄著《香港文学初探》）。

    流动性的好处是交流的机会多，技艺的切磋，友谊的增长，情感的融汇，信息流通快，对于各地的优长之处能够得到采集和消化。这样，香港地区狭小活动空间有限的缺点，也得到弥补。无形间为香港拓展了时空。香港的这种繁忙，匆促，紧张，也使香港的诗渗透了这种大都会的节奏。而缺点也在于这种流动性影响了稳定发展和固定的格局。总是来去匆匆，总是行云流水，少有沉下来的功夫做扎实的建设。这样，最终也影响到香港作品的厚重感。

    定位

    地位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尽管这样的认识在当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的确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性。当开头，我们评价香港从流行音乐到流行服饰对广大的大陆从沿海

    到内陆腹地，从东南河网地区到西北黄土高原一样，人们只看到它的不积极和不健康的因素，而很少能够改变一下视角和视点，例如，对于俚硬的，大一统的，后来是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强行一致的文化格局来看，香港的轻松、灵动、不拘一格对它的冲击，就是积极有益的。

    从冰山的一角消融那千年的积雪，而后化为一脉溶溶春水。数十年一体化思想指令下的中国新诗以一种自封的最好的方法和思维习惯笼罩，它的职能就是排斥异端，对一切与规范化意图不同的统统予以禁止。而如今，从香港和台湾辗转锲人的这些文化潮流，对于改变文化大一统的凝固状态，对于建立一种多方位、多向度的综合而多彩的大中国文化和文学形态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开端。

    中国大陆新诗因为置身内陆，内地幅员广大而地理面貌复杂多变，虽有水乡江南的柔和风物，但高山大河、戈壁荒原多半呈现一种博大沉雄的气势。香港在中国诗的总格局中，它当然不属于这一类风格。它以身处资本世界、而又是贸易中心的世界大都会，能够传达出一种国际性的多种文化融汇交流，既矛盾又和谐的特殊风格。这个开放的自由港所提供给中国传统的，是更多的现代艺术潮流的信息。此外，香港也还有在不同文化冲撞中，中国文化既为主体又有对于异质文化大幅度的吸收和改造，以及重新熔铸的能力。一种改造和丰富中国传统、又具有世界性的诗风的形成，对于中国长期封闭的诗界无疑是一股新的空气的加人。

    另外，中国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国家。因为农业是社会的主体，因而中国的都市并不发达，表现大都市的意识的诗尤其缺乏。近年来社会开放，城市意识虽有增进，但在诗中的表现仍不普遍，特别是正面涉及城市生活情态及市民日常心态的现代都市意识的诗很少。香港诗在中国新诗的出现，无疑是这方面的光辉。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其它城市包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都无以取代的。从香港的诗来看，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充分的，香港诗人写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北角，以及沙田、九龙塘，写有轨电车、缆车，写尖沙嘴轮渡，写九广铁路，也都相当普遍和深人，这在中国其它城市是很难与之相比也难以赶上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在选材涉及上看，而是就它的深人看，写都市繁荣的同时，也写它的积重；写它的现状的同时，也写它的历史；还涉及生态保护、社会福利等等，在这些方面，香港诗的重要地位当然是无可争议的。

    1993年6月至7月初稿于香港湾仔

    1997年12月改于北京大学

    （原载《香港文学》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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